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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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

严耕望

汉世,中央太学之规模极大,学生常数千人,或多至三万人;郡县亦置学官,学生亦常数百千人;官办教育可谓极其发达。私家讲学,生徒虽亦常以千百数,然其势终不敌公立学校之发达。而中央太学尤有极大之凝聚力,四方士子欲振名誉者,恒趋太学,论学会友,倾动京师。故就当时情势而言,教育中心在中央太学,地方学官及私家教授实非其比。私家教授亦多在平原乡邑,其在山林川泽如刘琨、魏应者,其例实不甚多,且多在政局方乱之时。《后汉书·儒林传序》云:“王莽、更始之机,天下散乱??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逃遁林薮。”是也。《梁书》四八《儒林传序》称汉时“学与山泽者至或就位列肆”。(《南史·儒林传序》

同)疑此序文乃就南朝情形上推汉世加以想象者。当汉承平之世,似不然也。汉

末丧乱以后,政府不以教育为意,而政治中心之都市又常有变乱,虽有太学,实同虚设,州郡更不待言,故士子多散处四方。当时政治社会皆为世家大族所把持,读书仕宦亦几为世族之特权。南朝承之,又会佛教兴盛,当时第一流学者多僧徒,且兼通经史;贵族平民皆尊仰之。吾人想象当时教育中心故在世家大族,然必亦有不少士子就学于山林巨刹者。《南齐书》五四《高逸传》:明僧绍隐长广郡崂山,聚徒立学。顾欢于剡之天台山开馆,聚徒常近百人。沈驎士隐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者数十百人。徐璠之隐祛蒙山,立精舍讲授。只观此数例,足徵山林讲学之概。而《梁书》五一《处士何点传》云:

后在吴中石佛寺建讲,于讲所昼寝??

又云:

弟胤“居(会稽)若邪山云门寺。……高祖践阼,……乃敕胤曰:……比岁学者殊为寡少,良由无复聚徒,故明经斯废。……当敕后进有意向者就卿受业。……于是遣何子郎、孔寿等六人于东山受学。……胤以若邪处势迫隘,不容生徒,乃还秦望山。山有飞泉,西起学舍,即林成授,因岩为堵,别为小閤室,寝处其中,……山侧营田二顷,讲隙从生徒游之。……胤年登祖(尚之)寿(七十二)乃移还吴,……居虎丘西寺,讲经论学,徒复随之”。

是何氏兄弟二人讲学皆直在佛寺矣。虽此所举,皆为隐逸者流,不能以概其余,然已有此种倾向,殆可知矣;惟其详待考耳。北方情形颇有不同,经学教育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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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不及两汉,然遗风余韵,尚见史传,只观《魏书·儒林传》已可知其大略。及隋统一天下,颇重教育而提倡之。《隋书》七五《儒林传》云:

京邑达乎四方皆能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参之《隋书》及两《唐书》列传,隋世大儒教授生徒或有至数百人,足为此序之证。亦有教授自学于山泽者,如:

《隋书》四一《苏威传》:“威每屏居山寺,以讽读为娱。”

同书五五《尔朱敞传》,年十五,“诈为道士,……隐嵩山,略涉经史。数年之间,人颇异之。”

同书七七《隐逸崔廓传》:“逃入山中,遂博览书籍,多所通涉。” 同书七八《艺术卢太翼传》:“徙居林虑山茱萸涧,请业者自远而至。” 《新唐书》八四《李密传》:“感厉读书。闻包恺在缑山,往从之。” 钱起《归义寺题震上人壁》(《全唐诗》四函五册)原注:“寺即神尧皇帝(唐高祖)读书之所,龙飞后,创为精舍。”(据诗,寺在山中)

按此六例者,或在隋世,或在隋前,且有即读书山寺者。参以前引《齐书》、《梁书》,吾人可以推想此种情形不始于隋,而始于南北朝乱离之世。盖始乱逼人,不能不投身山林,能安心肄业也。

唐初,中央置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及书学、算学、律学、宏文管学,州县亦各置学。《旧唐书》一八九《儒学传序》,述贞观初之盛况云:

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合(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员。??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

度此盛况盖略近于汉世。而私家教授见于史传者则甚少(两《唐书》儒学传中私家教授

者数人,皆在隋世)。至如《新书》一九六《儒学马嘉运传》:“贞观初??退隐白鹿

山,诸方来受业至数千人。”(《册府》七六八略同)山居讲学,此为仅见之例外。此种情形延续数十年之久,盖政治社会安定,公立学校发达,士子群趋学官,故私家教授衰替,更无隐遁山林之必要也。

武侯擅权,薄于儒术,《旧唐书》一八九上《儒学传序》云:

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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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非儒雅之实……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

其后学官日衰,而士子读书山林却日渐众多。中叶以后,中央太学鹢为茂草(参

看《全唐文》五三二《李观请修太学书》及卷七二七《舒元与问国学记》);而读书山林寺院,论学

会友,蔚为风尚,及学成乃出应试以求闻达,而宰相大臣、朝野名师亦多出其中。兹先举比较概括性可据以推想一般盛况之材料,凡得八事,以明之。

《摭言》三《慈恩寺提名杂记》条:

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美给华资,非第勿处;雄藩剧郡,非第勿居。

按此条“鳞差”下疑有躲文。但此处述设科取士使居内外重任,中间插入“迩来林栖谷隐??”一段,自是说士子为求前途发展,乃林栖谷隐,潜心习业以取科第。此其命意至为明显,而以“栉比鳞差”为喻,足见其盛。此其一。

李硕《缓歌行》(《全唐诗》二函九册)云:

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

按“闭户颍水阳”即读书山泽之谓,也许即指嵩山而言。鼓励青年立身自强,不曰入学从师,而曰闭户山谷,足见当时风气矣。王昌龄《上李侍郎书》(《全唐文》

三三一)云:“昌龄岂不解置身青山,俯饮白水,饱于道义,然后谒王公大人以希

大遇哉!”亦正此意。又刘得仁《送车涛罢举归山》(《全唐诗》八函十册)云:

要路知无援,深山必遇师。

是科场失意,则期以山中遇师,盖当时一般青年文士习业山林,学成出就科举,如不得意,乃归山林从师习业。此其二。

《摭言》七《起自苦寒》条,共六事,其中李义琛兄弟及郑朗相公两事述应举,李绛一事与题无关。其他徐尚、韦昭度、王播三事述年少读书情形云:

徐商相公常于中条山万固寺泉入院读书。家庙碑云,随僧洗钵。

韦令公昭度少贫娄,常依左街僧录净光大师,随僧斋粥。净光有人伦之鉴,常器重之。

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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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按此记苦寒读书至宰相者凡三条,而皆在僧寺,且随僧斋餐。当时寺院为寒士聚读之所,亦可想见,此其三。

同书一0《海叙不遇》条:

段维……年及强仕,殊不知书;一旦自悟其非,闻中条山书生渊薮,因往请益。众以年长,犹未发蒙,不与授经。或曰,以律诗百余篇,俾其讽诵。翌日维悉能强记,诸生异之……因授之《孝经》。自是未半载,维博览经籍,下笔成文,于是请下山……。咸通乾符中,声名籍甚。

按此条最足显示士子多读书于山林。中条山既为书生渊薮,有书籍,有教有学;其他名山亦可例推。此其四。

黄滔《司直陈公(峤)墓志》(《全唐文》八二六)云:

闽越江山,莆阳为灵秀之最。贞元中(七年),林端公藻冠东南之科第;十年而许员外稷继翔。其後词人亹亹,若陈厚庆、陈泛、陈黯、林颢、许温、林速、许龟图、黄彦修、许超、林郁,俱……半生随计,没齿衔冤。旷乎百年,而公追二贤之後(光启三年及第),七年而徐正字寅捷(乾宁元年及第,徐考误),八年而愚□(乾宁二年及第),莫不以江山之数耶?

按同卷又有黄滔《祭陈侍御峤文》,与此略同。此谓有唐一代(二文作于光化二三年)莆阳进士及第止此五人也。又按林藻黄滔先后读书于莆山之灵岩寺,见黄滔《莆山灵岩寺碑》;陈峤读书于莆之北岩精舍,又读于北平山,见《本志》;许稷深入终南山隐学三年,然后应举及第,见《闽中名士传》;并详后引。是全县数百年进士及第五人中惟徐寅习业情形不可知,其余四人皆在山林寺院也。足见习进士业者多在山林寺院矣。此其五。

颜真卿《泛爱寺重修记》(《全唐文》三三七)云:

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喜与学佛者语。人视之若酷信佛法者然。而实不然也。予未仕时,读书讲学恒在福山;邑之寺有类福山者,无有无予迹也。始僦居,则凡海印、万福、天宁诸寺,无有无予迹者。既仕於昆,时授徒於东寺,待客於西寺……。目予实信其法,……则非知予者矣。

又《云溪友议》一李相公绅条云:

李初贫,游无锡惠山寺,累以佛经为文藳,被主藏僧殴打,故终身所憾焉。后之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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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天宫精舍……有老僧……知此客非常,延归本院,经数年而辞赴举。将行,赠以衣钵之资,因喻之曰:郎君身必贵矣,然勿以僧之尤,贻于祸难。及领会稽,僧有犯者,事无巨细,皆至极刑。

按此两事可合并论之。颜公不信佛法,亦居佛寺肄业讲学,则当时风尚本如此,从可知矣。而观李绅事,历居无锡惠山寺、会稽剡川佛寺读书,又居华山读书(见

后文终南华山节),绅贫士,必亦寺观也。绅屡为寺僧所厌恶,乃至敲打,恨憾铭骨,

而习业屡迁,皆在山寺,不能更改其环境。则读书寺院不但已成风尚,且必寺院有其优良条件,贫士无所不愿,亦不得不寄寓寺院以便习业也。此其六。

《旧唐书》一七七《裴休传》云:

家世奉佛,休尤深于释典。太原、凤翔近名山,多僧寺,视事之隙,游践山林,与义学僧讲求佛理。

据此,则太原、凤翔诸山佛寺多义学,而其师则僧也。又《圆觉经大疏抄》卷一之下云:

宗密家贯果州,因遂州有义学院,大阐儒风,遂投请进业。经二年后,(道圆)和尚

西川游化至此州,遂得相遇。

观此一段文意,参之《裴休传》义学事,则义学院当与佛寺有关,殆可断言。又日人那波利贞作《唐抄本杂抄考》(刊《支那学》第十卷特别号),胪列法国国立图书馆所收藏敦煌寺学者之资料中,其最足证明敦煌诸寺多有寺塾者,凡得十条。惟所引颇有为误,经耿慧玲女士检核《敦煌宝藏》,重录于下:

P2609V 《俗务要名林残卷》纸背署:“丁亥年正月十六日灵图寺学士郎张盈润写记

之而。”

P2633V 《燃灯文习字》:壬午年正月九日净土寺南院学士郎□。

P2712 《贰师泉赋》末署:真明六年庚辰岁次二月十九日龙兴寺学郎张安八写记

之耳。

P3189 《开蒙要训》末署:三界寺学士郎张彦宗写记。

P3381 《秦妇吟》末署:天复五年乙丑岁十二月十五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学仕张龟记。

P3393 《杂抄》署:辛巳年十一月十一日三界寺学士郎梁流庆书记之也。 P3466 十二月《书仪残卷》同号卷残块三:金光明寺学郎显须等。金光明寺学郎□索憨。(此条资料双行书写)

P3649 《杂抄》末署:丁巳年正月十八日净土寺学士郎贺安住自手书写读诵过记而。

P3691 《新集书仪残卷》同号卷:净土寺学士郎氾安德笔记。 P3698V 《孝经》白文同号卷纸背署:灵图寺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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