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廉洁传统

中华民族的廉洁传统

传统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存在于社会中的普遍信仰和共同遵守的规范、惯例，对人的行为具有内在驱动力。廉洁传统是人们关于廉洁的知识、信仰、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社会评价。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廉洁传统状况，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廉洁状况和水准。廉洁文化的缺位和弱化必然导致人们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迷茫，腐朽文化乘虚而入，诱导和腐蚀人们的意志，误导人们的行为。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廉洁传统的国家，在中国廉洁传统中，不仅形成了深厚的倡廉反腐文化，而且诞生了无数可供大家学习的廉洁榜样。如宋代廉吏包拯，权势不屈，富贵不淫；明代海瑞一身正气，直言进谏；清代于成龙甘守清贫，一生为民。近现代周恩来毕生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不求索取，但求奉献，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朱自清至死不食美国面粉，守贫贱而不移；王瑛大爱无私，修身养性，体察民情。他们的廉洁故事被千古传唱，成为中国廉洁传统的经典范例。 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思想宝库，为中国廉洁文化提供了充分的思想支持和文化根基。从廉洁思想文化层面来看，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关于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的许多经典表述，已经构成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今仍是激励人们树立高尚情操的思想基础。他们对廉洁、勤政方式方法的理论探索与思考，对腐败所造成国破家亡危害性的深刻剖析，仍对我们今天有着借鉴和警示的意义。从廉洁社会文化层面看，人民群众对清官、勤政者的颂扬和对贪官、碌碌无为者的鄙视，至今

也还是社会大众所认可的评价廉洁与否的基本文化价值观之一。人民群众创造的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反腐倡廉的艺术表达形式，至今仍值得学习和借鉴。

1．俭以养德，廉以立身

中国古代对于为官从政者清正廉明的要求早已载明，从西周初期太师姜子牙所作的为政之学《六韬》，到儒家的五部经典《五经》、《四书》以及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庄子、墨子关于从政治国的原则等，都有关于廉洁文化的内容和要求，形成了传统廉洁文化的丰富内涵。 我国历代王朝的明君都把讲究仁义廉耻作为治国安邦之策，而所谓仁义廉耻，就是指为政在于行仁义之道，要讲究从政道德。《六韬》就描述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夺取)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之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四维不张，国乃灭之。”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条纲绳)，意思是没有了礼义廉耻，国家也就灭亡了。

有仁才有义，知耻才懂廉。而要求廉，则须先求俭。正如清末曾国藩所说：“欲求廉介，必先崇俭朴。”为官者懂得如何保持廉洁很重要，要做到廉洁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得崇尚俭朴、安于清贫。因为能够崇尚并践行俭朴的人就不会因富贵而肆意挥霍无度，因清贫而受到贪婪欲念的困扰，丧失做人的基本准则，走上贪腐的不归之路。

中华民族素来崇尚俭朴，反对奢侈。唐朝李商隐就在《咏史》中

思史而诫后写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历朝历代的开明之士，也无不把俭朴视作美德，倡导俭以养德，以之作为培养道德、砥砺精神之“道”，认为“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转〃庄公二十四年》)墨子则强调“俭节则昌，淫佚则亡”。 (《墨子〃辞过》)诸葛亮也在《训子书》中训导后人要“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古人提倡俭以养德，揭示了求俭与求廉之间的一种因果关系，即一个人在面对权位、金钱、美色等各种诱惑时，如果不能始终保持简朴、清正的本色，就可能在思想上发生蜕变，腐化堕落，一步一步地毁灭自己。俭以养德、自警自励，则是抵御侵蚀、健康成长的有力保障。

大力倡导俭以养德，就意味着培养一种埋头苦干、勤勤恳恳的务实作风，一种常怀忧患、居安思危的清醒态度，一种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高尚情操，一种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要能坚持俭朴就需能够吃苦，“吃苦”自古被认为是成就圣人品格的第一要义，人们往往坚持不了俭朴品德就是因为不能吃苦，不能安于清贫、抵御诱惑。成为贪官酷吏的人并非一定生性就贪，而是生活上不能吃苦，不能克制自己。

清康熙年间，广东出过一位令康熙大帝都感动不已的清官。他名叫陈殡(1656—1719)，广东海康人，中过进士，官至闽浙总督。在任期间惩治贪官，严禁滥用刑法，整顿官仓，兴办书院，政绩卓著而深得皇上赞赏。他主管台湾炮台维修，工程耗资三万两白银，掌管印刷行业时收益巨大，但他一分一厘都没有私吞。他平时布衣素食，住一

弄小屋，这样的生活水准，他却跟皇上说：“贪一分钱与贪千万没有区别。有些人贪污受贿是因为经济困难，我当知县后就没有穷苦过，即使不贪取一分钱，衣食都足够。”到临终时同僚来看他，也只见他穿着一件粗布袍子，盖着一床旧布被单，见者莫不感动流泪。康熙皇帝感叹说：“陈殡居官甚优，操守极清，朕亦见有清官，然如伊者，朕实未见，即从古清臣，亦未必如伊者。”

实践俭以养德，历代先贤仁者都有许多总结和告诫，而“四慎”就是其中的精要。一是慎权。就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尽职尽责，防止权力的滥用。二是慎欲。就是要不贪吃喝金钱、不贪女色享乐、不贪名利地位，保持良好的品行和高尚的情操，远离一切腐朽的、低级趣味的东西。三是慎微。“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生活上不拘“小节”，思想上就会放松警惕，自觉不自觉地放纵自己，就可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将一失足成千古恨。四是慎独。儒家经典《中庸》和《大学》都强调“君子慎其独”，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也指出君子如能慎其独，就能“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之远也”。(《四书集注〃中庸注》)而“慎独”就是要求无论在公务活动中还是在个人生活中，都应当严于律己，不能把俭以养德当作应付组织和群众的摆设，心存侥幸，一时占了一些便宜，得到一些享受，到头来却害了自己。

俭以养德，德的体现之一就是要有“仁”心，有重民的意识，即爱民、教民、养民，自身生活上求节俭，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六韬》中的《文韬》中说：“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

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诸身；赋敛如取于己物。此爱民之道也。”意即对待老百姓要犹如父母爱护儿子，兄长爱护弟弟一样，视民之饥寒劳苦为己之忧悲。赏罚赋敛等同身受，刮民如同刮己。

自古廉臣必定爱民，这是为官者对“廉”的道德理想的追求，而人民对于廉洁之士也给予了崇高的地位，甚至敬之若神。如明代凤阳府怀远(在今安徽)人年富，他先后在地方和中央部门任职，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五朝。在他的从政生涯中，最为突出之点就是比较关心民间疾苦。宣德年间，他任擢吏科给事中，当时江南百姓佃富人之田，每年要缴纳很重的田租，一遇荒年凶岁，朝廷下诏免税粮，也只是恩及地主富户，而佃农的田租却一仍其旧，负担没有丝毫域轻。所以他请求朝廷下令，凡“被灾之处，富人田租如例可免”。他通过调查又发现，每逢饥年，各地方政府没有现粮赈济贫民，而一些大户往往囤积居奇，抬高粮价以牟取暴利，州县官竞毫无救恤之方，因此他奏准朝廷，今后凡遇荒歉，政府为贫民立券，贷富人粟分给贫民，待丰年偿还，富人不准提价，但官府可以免去富人杂役，以为利息。上述两项建议执行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贫苦百姓的燃眉之急。正统九年(1444年)，年富提为河南右布政使。当时河南正在闹饥荒，饥民流聚数十万，“剽掠乡邑”。年富上任后马上拿出大量粮食赈济饥民，同时劝他们回乡复业，并给予妥善安臵，从而很快安定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秩序，赢得了百姓的称颂。

养德须以俭，立身当以廉。《礼记〃大学》中说道：“身修而后家

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只有提高了自身的品德修养，而后才能整治家庭；只有整治好了家庭，而后才能治理好国家；只有治理好国家，而后才能平定天下。清正廉洁，是为政之要，也是安身立命之本。古人重视“立身”，强调“立身”之道首先要把握大节，不断加强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要珍惜自己的人格，珍惜自己的声誉，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顶得住歪风、耐得住艰苦、抗得住诱惑。其次要完善小节，“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绷紧廉洁自律之弦，从小事做起，把住自己的嘴，清静如水；拴住自己的腿，足不沾灰；管住自己的手，甘愿吃亏；收住自己的心，无私无畏。再次要追求亮节，要“砺操行以修德业，当自重；甘淡泊以守清贫，当自省；谋善举以泽众生，当自励”。无私无畏一身正气，为国为民两袖清风。

俭以养德，廉以立身，不仅是素质要求，也是一种精神境界。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都至为重要。一个自觉实践俭以养德、廉以立身的人，才会是一个不贪恋一时享受，不断追求进步的人；一个大力倡导俭以养德、廉以立身的政党，才会是一个能够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朝着远大目标奋勇前进的先进政党；一个执著崇尚俭以养德、廉以立身的民族，才会是一个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生生不息的优秀民族。

2．有公德大，无私品高

中国古代的公私观念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管子〃形势解》有

述：“行天道，出公理，则远者自亲：废天道，行私为，则子母相怨。”意谓讲求公理，远方的人也会主动来亲近你，如行为出自私心，即使是母子之亲也会彼此埋怨。《吕氏春秋》记述：“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②意谓做到至公，则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正是由于公正得来的。能否分清公与私是检验一个人品行良莠的试金石，也是为官者善政与恶政的分水岭。

通常所说的“公”和“私”在不同情况下，往往具有不同的含义和所指。一般来说，有两种指向：一是两种不同的物质利益关系；二是“公”与“私”专指两种对立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境界。此处所议的“公”与“私”。主要是指第二种含义。所谓“公”，就是以国家和大众的利益为重，就是有公心、公平、公正、公理；所谓“私”，就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具有私心、私欲、私利、私虑。显然，这是与经济利益上的公私关系不同的另一个范畴的公私关系，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利益关系中的“公私兼顾”、“公私结合”代替道德意义上的‘‘大公无私”“克已奉公”。

克己奉公是中华民族的道德灵魂。克，指克制，约束；奉，指奉行、遵守。克己奉公就是约束自身的行为，克制自身的私欲，一心为公。它强调正确处理“己”和“公”的关系，要求“‘己”服务于“公”。当自己私欲抬头时，要严格克制；当自己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发生矛盾时，要先人后己，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要先公后私；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需要时，要勇于牺牲自己的利益以至生命。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中，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克己奉公是一种做人的最高境界和美德。“以公灭私，民其允怀。”(《书〃周官》)一个能用公平、公理来消除私情、私利的人，自然会受到民众的信赖。唐代武则天将有公无私视为天地能覆盖、承载万物，日月能发光普照天下，四季能循环运转的根源。“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烛，四时无私为。”(《臣轨上．公正章》)韩愈提倡“私居众后，责在人先”。(唐代韩愈《送穷文》)而宋代范仲淹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成为流传千古的做人名言。在人们眼中，“至公无私，大同无我，虽渺然一身在天地之间，而与天地无以异也。”(宋代杨时《二程粹言〃论道》)虽然身躯在天地间是那样的渺小，但大公无私、不考虑自我的精神却是伟大的，与天地没有两样。 几千年来，我国不仅形成了大公无私、克己奉公的精神理念与价值追求，也流传着许许多多克己奉公的故事。大禹受命治水前后十三年，风里来雨里去，三过家门而不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终于战胜了洪水，使百姓过上了安宁的生活，禹亦为人民万世传颂。诸葛亮运筹帷幄，五次伐魏、七次擒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抗金英雄岳飞一生为国征战，不讲一己之私，“敌未灭，何以家为”，先国后己、克己奉公。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生为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制国家而呕心沥血、出生人死，“天下为公”成了他一生奋斗的准则和被人敬仰的美德。

我国自古就把有德行、人品的人奉为君子，君子与小人所不同者，

即是“存心光明正大，言论光明正大，行事光明正大”，也就是处事待人出以公心，不畏强权、不徇私情，敢于“犯上”。东汉初年有一官吏叫祭遵，虽然出身豪门，但生活非常俭朴。公元24年，刘秀攻打颍阳一带，祭遵去投奔他，被刘秀收为门下吏。后随军转战河北，当了军中的执法官，负责军营的法令。任职中，他执法严明，不徇私情，为大家所称道。有一次，刘秀身边的一个小侍从犯了罪，祭遵查明真情后，依法把这小侍从处以死刑。刘秀知道后，十分生气，恼怒祭遵竟敢处罚他身边的人，欲降罪于祭遵。但马上有人来劝谏刘秀说：“严明军令，本来就是大王的要求。如今祭遵坚守法令，上下一致做得很对。只有像他这样言行一致，号令三军才有威信啊。”刘秀听了觉得有理。后来，非但没有治罪于祭遵，还封他为征虏将军，颍阳侯。 祭遵为人廉洁、为官清正、处事谨慎、克己奉公，常受到刘秀的赏赐，但他将这些赏赐都拿出来分给手下的人。他生活十分俭朴，家中也没有多少私人财产，即使在安排后事时，他仍嘱咐手下的人，不许铺张浪费，只要用牛车装载自己的尸体和棺木，拉到洛阳草草下葬就可以了。祭遵死后多年，汉光武帝刘秀仍对他的克己奉公精神十分怀念。

大公无私、克己奉公不仅是一种做人的最高境界和美德，也是一种处理国事家事的理念和准则。

国能奉公，则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礼记〃大同章》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也就是把天下为公看作大道。《吕氏春秋》说：“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也矣”。这种大同理想积极提倡和赞

扬以天下为己任，要求人们严格要求自己，一心为公。《管子〃形势解》说：“行天道，出公理。”这六个字把天道、公理的关系交代得清清楚楚，即公理源于天道。公正作为一个道德与政治概念在战国时期大行于世。“公正”与“中正”相近、相通。“公正无私”与“中正无私”成为政治行事和道德的最高准则。“中正者，治之本也。”(《宙合》)“中正而无私”是礼之大经(《五辅》)。社会与政治的准则是“毋以私好恶害公正”(《桓公问》)。“公”是政治的通行证，“一言定而天下听，公之谓也”(《内业》)。反之，“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版法解》)“公正”与“正义”是相近和相通的，不公正就是不正义。《管子〃版法解》说：“听治不公则不尽理。”“公正”与“公理”也是相近和相通的，不公正就没有公理。荀子说：“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正名》)“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臣道》)从以上诸方面看到，“公”是社会普遍化的准则，是社会制度(包括礼、法、俗等)精神准则，是社会交往准则，是道德价值准则。一言蔽之，“公”是人间的公共理性，是人们应遵从的社会公共准则。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不久，在新丰(今陕西临瘤东北)狩猎时，密召姚崇。姚崇原是武则天时期的国相，为人廉洁正直而有谋赂。姚崇接手政权，从整顿吏治人手。任用贤能，淘汰顽劣不肖者，任命后不再频繁调动，使各级官员责任明确，吏治渐渐步入正轨。而姚崇自己向来律己甚严，处理案件从不积压，决断如流，更不徇私情。他把行贿的亲生儿子以律论处，赢得了民心。开元

四年(公元716年)，天下闹蝗灾，官吏百姓只是求神拜佛，不敢捕捉，坐视蝗虫危害庄稼。姚崇请派御史，分赴各地灭蝗，并指出：小虫怕人，人力可胜天。只要每天夜间坚持用火烧蝗，田边挖坑，边烧边埋，蝗灾定能清除。但有些官吏迷信思想严重，拒不灭蝗。姚崇就严厉抨击迷信，组织人力灭蝗并最终战胜天灾，使百姓免受了一场自然浩劫。姚崇为官数十载，家徒四壁，并无余财，堪为众官楷模。

家能奉公，则和睦相处，家和事兴。《诗经〃国风〃幽》说：“言私其狱；献豕于公。”意思是说，狩猎得兽，大者献于“公家”，小者留为己有。《诗经〃小雅〃北山》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意为先公而后私，家能奉公的道德意识，朱熹注释得很清楚：“言农夫之心，先公后私。”韩非子在《韩非子〃饰邪》中说：“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意思是说如果自私自利之风盛行，必将大乱。在韩非子看来，必须“明于公私之分”，并“去私恩”，大公无私，这是“人主之公义”。只有奉公之道推崇，才能实现家庭和睦相处，只有无私之德盛行，才能家和事兴。

战国时期齐国人田稷，自幼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他年轻时聪明有为，受到齐宣王的赏识，二十多岁就当上了相国，但日子却一直很清贫。一天，田稷拿着三百两黄金回到家里，恭恭敬敬地捧给母亲，说；“母亲大人，您为抚养孩儿长大，含辛茹苦数十年，为报答您的恩德，今天送上点黄金给您，表表孩儿的心意。”田稷的母亲看到光灿灿的黄金，不觉大惊，便追问黄金从哪里来的。田稷随口答是自己积攒下来的。“胡说!你当了三年相国，能积起这么多黄金吗?”母亲

说道。田稷只好说明真相：“母亲大人，这是下属官员们赠送给我的。”母亲听后大怒，训斥他：“你这个不孝的儿子，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平白无故收受别人这么多黄金，你难道不知道这是贿赂吗?竟然还敢把它带回家来!我一直教导你，平时一定要做到品行高洁，为人诚实，不取不义之财。你当了相国，朝廷的俸禄已经足够你日常生活所需了，你自该尽心尽力为国家效劳，不应再有非分之想。你起来，给我出去!”田稷惭愧地把黄金一一退还给下属官员，然后向齐宣王认罪，请求惩罚。齐宣王听说后，不但赦免了田稷之罪，让他继续担任相国，还大加赞赏田稷母亲的高尚德行，赏赐黄金给田稷之母。田稷之母廉洁奉公，深明大义，责子退金，此事一直受到世人称颂。 有公德大、无私品高是中华民族的一种道德追求，也是一种道德评价标准，还是一种反腐倡廉的思想和行为警示。历史的经验也证明：奉公必能克己不贪，无私自能奉献清廉。而人要做到有公无私，养德修品，首要有公心，这是最基本的道德境界，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次要有公正，这是处事待人的基本要求。要不偏不倚，“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唐代魏征，《全唐书〃卷139》)再要有公平，这是坚持公道正派所应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要本着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办事，不以权势、思想、亲疏、得失而失之公平。还要有公开，这是公道正派的外在表现和办事原则。办事公开一能广开言路，二能广受监督，使之。“毋因群疑而阻独见，毋因己意而废人言，毋因小惠而伤大体，毋借公论以快私情”。如果能做到上述几点，则能清廉立、贪腐消了。

3．功在勤政，威在律己

廉洁，是为官者最重要的品德。古人说：“廉者，仕之本。”对于手中有权的人，能成为廉洁的人已属不易，但即使做到了廉洁二字，能达到的境界却各不相同。古人认为廉仕有三种境界，如明代薛暄在其《从政录》中所说：“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不妄取是发自内心的自觉，是深得“廉”的要领，遵循道德原则，勤政爱民而没有贪求的欲望，是廉洁的最高境界，此为上境。不苟取是出于名声的考虑，是因为崇尚名节，保持清誉而廉洁自律，带有功利的目的，是廉洁的次等境界，此为中境；不敢取是迫于外部的压力，是畏于法律的严厉，为保住官位而不敢有贪，而非出于自愿，是廉洁的最低境界，此为下境。 勤政即恪尽职守，勤于政事，认真负责地为国为民做事。恪尽职守，勤于政事，历来为各朝各代的统治者所提倡，也为儒家思想所肯定，同时也受到百姓的称赞。古人云：“公生明，廉生威。”腐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贪婪和昏庸。勤政廉洁可以造就人才，勤政才能出政绩，廉洁才能陶冶良好的道德情操。有了勤政廉洁，德才兼备的人才就能脱颖而出。

勤政廉洁的典范如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他在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悟出马上打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于是他亲历亲行，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勤政节俭的廉政措施，并

取得了显著效果。宋太祖认为治国只有奖廉肃贪，才可澄清吏治，利国利民。因此，他主张对贪赃枉法的官吏，必须严惩不贷。他将对赃官的处理分为弃市、杖死、流配、除籍为民等四种，对牟取暴利的贪官坚决斩首示众，以示警戒。宋太祖注意官员任免，认为地方官吏的好坏，有关天下危亡。为此，他曾三令五申颁布整顿为官条例，其主要内容有：整顿科举考试风气，其中包括中举士人不得称各举官为恩门、师门以及自称门生，以防止树朋立党；考场不得营私舞弊，主考官员不可以私取士；确立“剃头试”之制，即凡居官者推荐人才(包括自己的子弟)均须具折以闻，报请礼部，另行复试。条例中，宋太祖还试行“省官并俸”制。他认为官吏余会难以管理，“而俸禄鲜薄”也难以要求官员人人廉俭，所以应“省官而益俸”。

宋太祖以身作则，勤政爱民。他出生寒微，即位以后，仍俭朴如前。据史载，他的女儿永庆公主喜好打扮，常穿艳丽的服装，赵匡胤见后，就说：“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枉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帝王将相，贵在并非不能奢侈，而在于有奢侈之力时仍守节持俭，宋太祖便是如此。他正人正己，勤恤百姓，致使廉俭之风遍及朝野，结果宋初出现了比较清明富足的景象。

律己即克己修身，重视身教，立志从善。《老子》记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意谓执政者不要有自己的欲望，应该以老百姓的希望作为自己的意志。《礼记》也记有：“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好学近乎知(智)，力行近乎仁，知耻止乎勇。知此

三者，则知所以修身。处其位而履其事，则乱也。”这些都说明了克己修身的重要，即不要骄傲自大，不能放纵自己。在其位时要谋其政，不能因有利和危难忘记节操。只有自身做得正，百姓才会追随自己。 廉，讲一种为官之道，廉洁的道德要求就是针对手中握着执行国家法令、处理国家或地方政务大权的人，即官吏阶层。他们一个共同的地方，都是能够处分一些利益或者影响一些利益的处分，能够代表法令、正义判定一些事端或影响一些事端的判断，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有权有势，他们最可能因为私利而不能公正地履行职责。为官有权，有权即有威。但其真正能让公众认同、信服、尊重的人之威信、官之威望不是权和势，而是自觉律己的规范行为和由此而生的勤勉政绩、廉洁操守。对于一个人而言，无论为官为民，都应严格自律。而一个人因迫于外在的强制力而约束自己的行为并不难，难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约束规范自己的言行，这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 元朝时河南省沁阳县有位叫许衡的人，官至大学士。有一次他途经一处叫河阳的地方，正值大热暑天，口渴难耐，路边有些梨树，枝头果熟正好，一群路人争着前去摘，只有许衡端坐树下休息，毫无动心。有人问他要不要也吃一个，他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那人说：“现在兵荒马乱，这些果树都成无主之物了。”许衡却回答说：“梨树无主没人管，难道我的心也跟着无主吗?”这便是廉洁的最高境界，没有外在约束的情况下，仍做到自我约束。

节俭自律，才能正确对待他人和自己，自己不贪，就无需因为贪而宽大放过哪个坏人，自己无私心也无须把找上门的人都看成自私的

动物而严加防备。如曾在明朝万年、天启、崇祯和南明弘光数朝为官的刘宗周，他因生性刚直，大胆弹劾奸臣而屡屡遭排挤，五起五落，但他仍不遗余力匡时救弊，绝不苟且求荣。刘宗周生活节俭，自律甚严。在南京任职期间，他“日给不过四分(银)，每日买菜腐一二十文”，被南京人称之为“刘豆腐”，他做官与离任进出北京，都是行李一担，又被人称为“刘一担”。

明代的张居正四十八岁时当了明神宗皇帝的内阁首辅(即宰相)，当时神宗皇帝朱翊钧才十岁，尚不能主政，全靠一帮文武辅佐。张居正既是皇帝的老师，又是文武百官中首屈一指的大员，称得上是权倾朝野，但他虽身居高位，却能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尽心尽意地辅佐皇上，勤恳谨慎地处理国家大事，他的清廉尤为后人所称道。 张居正在位期间，曾一度发现有些人名为出公差，实为办私事；有些人不按规定乘车马、住驿馆、用客饭；还有些人趁出外办事之机，大肆收受财物。因此，国家差旅费开支大增，百姓怨气很大，影响十分不好。面对这种情况，张居正决心整顿此风，特制定了一个《给驿条例》，主要内容是：

1．官员出门办私事，不得乘坐公家的车马，不得住驿馆； 2．官员出门办公事，不得借故绕道远行去探望亲友，要严格按级别乘车、住房、用餐；

3．官员出门办事，不得私自接受他人的礼物；

4．官员出公差要有主管部门的出差证明，公事办完后应将其交回以备查。

张居正将《给驿条例》在全国颁发，要求无论是中央的大官，还是地方上的小吏，一律要按条例办事，如有违反，一定严办。就在《给驿条例》颁布后的不久，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北江陵过寿日。老人大寿，儿子本应前去庆贺。但张居正公务繁多，实在太忙，无法前往。有人提议备厚礼派手下人代他去贺寿，但他婉言谢绝了，最后只派了一个仆人，带了点薄礼，骑上自己家的毛驴上路了。临行前，他一再嘱咐仆人沿途要住客店，不准住驿馆，不准张扬，更不得接受地方官员的礼物。一次，他弟弟得了病，需回家乡调养。保定巡抚张卤欲巴结张居正兄弟，知道此事后便动了一番心思。他主动登门探病，并亲自为张居正的弟弟送上一张出差证明。有了这张出差证明，张居正的弟弟就可以享受出差待遇。张居正知道后．把弟弟狠狠批评了一顿，并马上派人把证明退了回去，还附信批评张卤。信中写道：“我弟弟南归养病，纯属私事。你也清楚《给驿条例》，要想让条例落到实处，我们这些为官的要以身作则，做出样子给大家看。今后一旦发现我家人有违反条例的，请你依法处臵，不要留丝毫的情面，如不这样，实际上是加重了我的罪过。”张卤读后，深为敬服。

由于张居正严格要求自己，给文武百官做出榜样，借出差为由假公济私的歪风很快得到了遏制，张居正清廉自律的美德也得到了广泛的传颂。

4．贫贱不移，富贵不淫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流传甚广的做人有节的警世之语，意为富贵不能迷乱思想，贫贱不能改变操守，威武

不能压服意志。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人在贫贱、富贵两种环境下的处世之道，有许多理性论述与具体实践，这其中既有通过理想教育提升个人的道德情操以实现其清白做人、清廉为政的目的；言传身教、树立典范来引导、警示后人；还有通过设官分职来加强权力制约、权力监督、防止腐败的具体措施。总的目的就是要提倡做人、做官都应做到贫贱不移，富贵不淫。

人有贫富之分，但志无高低之别，故孔子主张人不论贫贱富贵，都要有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论语〃述而篇》中写道：“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并把俭朴的生活与远大的理想相统一，如他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还说人要有反省自我的意识：“吾日三省吾身。”

孟子倡导清心寡欲，他在《孟子〃尽心下》指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荀子要求人们志节高尚，不贪货利，他在《荀子》中说：“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

春秋时期齐国丞相弦章，是一代名相晏子的学生。有一次渔民进献海鱼，国君齐景公拿出五十车鱼赏赐给弦章，他回家时装鱼的车子把街道都堵塞了，他一路上越想越觉得有问题。以前一些官员老给国君讲好话，都是想在这时候国君赏赐些鱼给自己。过去晏子曾经多次谢绝国君的赏赐以便匡正国君的言行，所以国家的弊端不会被掩饰。

现在一班大臣为了得到利益去阿谀奉承，国君射箭不中靶还齐声叫射得好。我现在身为丞相，政绩未有，而接受这样一批鱼，不是反晏子其道而行，而与那些阿谀奉承的人一样吗?这样一想他决定退回这五十车鱼。大家都称赞弦章先生廉洁，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晏子的影子。 北宋有一位廉臣郑富弼，官至枢密使，宋英宗刚登帝位时，下令嘉奖一批功高德望的老臣，当然也为笼络一些老臣归附自己，于是把宋仁宗皇帝的遗物分赐奖励给他们。当时特别加赐给郑富弼价值一千多贯钱的物品，但郑坚决不接受。皇上派小太监劝郑收下，说这不过是很少的东西，用不着推却，其他人也不会觉得心理不平衡的，继续拒收恐怕会有逆皇上圣意。郑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东西虽然不多，但毕竟是例外多给的。为人臣者随意接受皇上例外赏赐，如果有日皇上做出例外的事情，他们还能阻止他吗?最后坚持不接受。

面对皇上的恩宠和天威，弦章、郑富弼能不因额外的赏赐而忘形，也不因怕违背圣意触犯天威而迷性，保持清醒、坚持的臣节，他们能成为一代廉臣也就不足为奇了。

墨子在《墨子〃修身》中说到：“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其中“贫则见廉”被视为“君子”的标准之一，不因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贱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为金钱和地位所迷惑，这就是“贫贱不能移”的君子。

老子认为欲望本是人的自然之性，但并不主张奢侈腐化、物欲膨胀，故由此提出了“少私寡欲” (《老子》19章)的警劝。在老子看来，人一旦纵情于声色之欲，贪求财货之满足，必然使生命个体走向

堕落，“罪莫大于多私，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46章)因此，人必须以“少私寡欲”为则，在物欲声色面前“去甚，去奢，去泰”，(《老子》29章)把自己的享受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 墨子和老子看到了私欲膨胀对道德的侵蚀，主张节制私欲、清正做人。从人生修养的角度来看，墨家的“贫则见廉”(《墨子闲诂》卷一修身第二P5)，道家老子的“少私寡欲”对于教育世人超越世俗名利的羁绊，抵制外物的诱惑，将价值取向转向精神的升华、道德的精进，都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北宋太宗时期，河北人李沆官拜中书侍郎，在朝廷中是一位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为了安臵家眷，他准备在河南封丘县建造一处住宅。中书侍郎造屋的消息一经传出，马上引起了封丘全城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几个月后，李沆的新屋落成了。不少官员、乡绅抬着礼品，前来祝贺李沆的乔迁。更多的是看热闹的人们，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为的是一睹李沆新居的豪华风采。但当人们远远望见新房低矮的门楼时，不少人产生了几分遗憾。李沆见众人前来祝贺新房落成，当然不好拒绝，就敞开大门，带着大家来到新居之中。人们来到前院，只见庭院普普通通，和周围的民居没有什么不同；又涌到后院，后院同样也没有什么高大的房屋和华美的装饰。参观的人们不免有几分迷茫和失望。这时，当地一位很有名望的乡绅站出来对李沆说：“李大人， 你身为中书侍郎，是朝廷的达官显贵，建造一座华丽的住宅不算过分。你不奢侈也就算了，但把新居造得这样狭小，堂前仅容得一匹马转身，也未免同您的身份太不相符了吧?”李沆这时望了望众人，笑着说：

“从各位的表情上，我看得出大家很不解。造房子的目的是为了遮风避雨，这座房子尽管简陋，但是可以安居。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成就，由于皇上的偏爱，才做了中书侍郎。在这座房子里经常与大臣商讨国事，是显得狭小了些。但是，我在这里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真正在这里长期居住的是我的子孙后代。这样的房子，对于他们的生活起居，应该说还是够宽敞的了。”老乡绅见李沆这样说，还想上前再说几句。李沆一见忙摆手示意说：“我在朝为官多年，要想建造一座舒适的房舍，钱还是有的。但我想到后代假如不通过自己的劳动，住在这豪华舒适的房子里，必然会丧失奋斗的志向，养成奢华而忘节俭的坏习惯，所以感到非常不妥。同样的道理，如果朝廷的命官，一味绞尽脑汁在生活上为自己考虑，那么豪华的住宅盖得越多，能够为老百姓和国家着想的心思也就越少。这样下去，我们做官的，还有什么脸面对皇上和父老乡亲呢?”李沆一席话，说得大家交口称赞，来客之中也有不少人的脸上展出了羞愧之色。

廉洁的人无求于人，贪婪的人常忧不足，并容易泥足深陷。所以有人说“惟公则生明，惟廉则生威”，凡事出于公心就不会糊涂，为人保持清廉就有威望；以国家利益为先，就不会昏庸无能。 一种境界，一种“宠辱不惊，望天上云卷云舒；去留无意，看窗外花开花落”的至上境界。不为金钱之所动，不为恶语之所伤，不为琐事之所累，不为“乌纱”所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一种洒脱的境界。作为一个人首先一点便是必须有贫贱不移的精神，哪怕是处于逆境中，志决不能移。志为目标，连所追求的目标都没有了，又何

来奋发图强去追求的动力。贫贱不移，富贵不淫，是做人必取的人生态度。人生非天生即富而又贵的，必须经后天的不懈努力，劳其肌体，磨其心志，方能成就。

5．廉政强国，腐败毁家

古人云：政清则社稷兴，腐败则国家亡。“清”本是指水的纯净透明，看不到杂质。为官之“清”，在于其收入来源合法，清清白白，没有隐瞒。为官之“廉”，在于其公正无私，将不义之财拒之于外。《广雅〃释话》说：“廉，清也。”作为官德，“清”与“廉”是一个意思。西汉韩婴说：“廉者不求非其有。”清廉之士严于公私之界限，凡是非自家之所有，非自己工作之所得，都属“不义之财”，因而不去追求。所以唐代钱徽谢绝别人的贿金说：“取人之物，在于义与不义。”前面曾述古人把人之清廉分为上、中、下三种境界，清代熊宏备在《宝善堂居官格言》中也将廉政分为三种境界，他认为：“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内事。清非难，不见其清为难，不恃其清而操切凌栋人为尤难。”也即是追求廉政之名是为官的低等境界；不做廉政的样子给人看是为官的次等境界；不因自己廉政而去胁迫干预别人是为官的最高境界。

古人强调为政应廉，因为在历代的先贤眼中，官员廉政于己、于人、于家、于国都有好处。

首先，廉政是强国为民的必由之路。为政清廉，必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国势强盛，如为政贪腐，必纲纪混乱、奸佞横行、民怨沸腾、国势衰败。所以陆赞希望皇帝“训人以尊让，示人以不贪，始于朝廷，

行于郡国，廉节之风渐广，侵渔之害不萌，里间获安，郡国斯义，朝廷益尊。”陆游在《春日杂兴》诗中也说：“但得官清吏不横，即是村中歌舞时。”官吏清正廉洁，不欺压百姓，百姓才能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

其次，廉政是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北宋张方平说：“惟廉而后能平，平则公矣。不廉必有所私，私则法废，民无所措手足矣。”秉公办事是官员的重要品德。只有不收贿赂，才能心安理得地公平办事，表现出公正无私的品格。只有廉洁奉公，处事才能理足气壮，才能问心无愧。而为政清廉，首先要掌权者以身作则，成为廉洁的表率。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掌权者洁身自好、为政清廉，就能起到很好的表率引导作用。反之，则会上行下效，使贪腐之气渐成风气。

再次，廉政是为官的道德基准。人的羞耻感往往会驱使为官者追求“清正廉洁”的美名，而不愿背负“贪官污吏”的恶名。《庄子〃刻意》就指出：“众人重利，廉士重名。”重视名声是廉士与众人相区别之处，南宋理学家真德秀认为：“廉为士之美节，污为士之丑行，士之不廉，犹女之不洁。”他将不能廉洁自律的官员比作不守贞操的女子，“不洁之女，虽功容绝人，不足自赎；不廉之士，纵有他美，何足道哉!”(《西山政训》)在他看来，为官者应该洁身自好、公正廉洁，才能有廉士之美名；倘若不清廉自律、克己奉公，就算有别的长处，仍是枉然。

最后，廉政是官员保身安家的保障。唐太宗说：“见金钱财帛不

惧刑网，径自受纳，乃是不惜性命。”武则天说：“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富财不如义多，高位不如德尊。”官员若贪图钱财而触犯法律，就有可能丢掉自己的性命，只有为官清廉，保持做人、为官之德，才能安身立业。隋代王通说：“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贪婪的人永不知足，终因贪污受贿而被夺去俸禄，甚至生命；廉洁的人知足常乐，因其保住了俸禄，过着幸福的生活。

中国出现过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廉洁事例。宋太祖赵匡胤时，朝廷中有一位以洁廉自守的大臣范质，他“出污泥而不染”，一生保持着节俭清正的美德。范质虽身居高官，却不慕荣华。他平生只有住宅一所且还相当简朴。十几年来，他一直睡在一张非常粗糙的硬板木床上，吃饭、饮水用的碗一律是粗瓷。一天，太祖见范质一连好几天也没来上朝，才知他生了病。赵匡胤一向器重范质，于是便叫上身边几位大臣一同来到范质家中探望。他为范质居室中陈设的过于简陋所震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范质身居高位，竟然俭朴到如此程度。他想起范质贫寒节俭的家室，心里总是过意不去。于是派人送去一张考究的雕花床榻，两床舒适柔软的上等馆被，还特意带上一套精美茶具。几个月以后，赵匡胤又到范质府上，惊奇地看到范质卧室中仍放着粗糙不堪的硬木板床，床上的被褥也依旧是原有的。仆人为他奉上热茶时，发现所用茶具也依旧是原有的那套粗瓷。“我送的东西难道你没有收到吗?怎么还用这些?”赵匡胤一见此种情景疑惑地问范质，范质道：“陛下赐予臣下的东西，臣下早已收到，只是……”“只是什么?”赵匡胤打断范质的话语问道：“丞相难道就甘愿过这样清苦的日子吗?

你是丞相，能对自己所负责的事情尽职，这已是对朝廷尽忠了。何必一定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过这样穷酸的日子呢?”范质听了宋太祖的话后，非常郑重地回答说：“陛下不能说臣已经尽职，陛下赐子臣许多贵重之物，臣感恩不尽，这就更应该为陛下治理天下尽心效力。可陛下恐有不知，现如今天下奢华靡费之风盛行，臣下没能尽力制止此风，这已是对陛下没有尽职。如果臣今日再带头受用陛下所赐贵重之物，生活奢侈铺排，天下人闻之，奢靡之风岂不愈演愈烈。那样，臣对朝廷，不要说有功，岂不成了有罪?臣下正因为思虑这些，才没敢享用陛下所赐之物，望陛下能体谅臣的一番用意。”赵匡胤听了范质此番话后，内心大为震动。后来，范质因病去世，宋太祖在与侍臣品评范质为人时，非常感慨地说：“范质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宰相啊。” 人们推崇和赞美“廉”，自然也就反对和鄙视“贪”。宋代包拯在《乞不用赃吏疏》中写到：“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意思是说廉洁的官吏，是人民的表率；贪赃的官吏，是人民的盗贼。倘若官员贪婪则会导致身败名裂，性命不保。官场上很多人在黄白之物前不能克制自己，执法乏力，以为自己聪明一世不致会败露，结果在这种心理掩饰下无所畏惧，一发而不可收，终于东窗事发，悔之已晚。 贪官有甚于盗贼，做官的人不知廉洁就有如衣冠禽兽。例如因贪败亡的酷吏来俊臣。武则天当政后，用一批酷吏来打击旧贵族势力，为人凶残的来俊臣官运亨通，升为左台御史中丞。他“专以诛大臣为功”，“前后夷千余族”，名臣狄仁杰等皆被无辜构陷下狱。朝廷上下，文武百官，人人不得自安。他窃取了监察、治狱大权，胃口也就越来

越大。右卫大将军兼羽林卫泉献诚，武则天因其忠，重用在身边。来俊臣向泉献诚“求货”，泉献诚不予理睬，来俊臣立即诬陷泉献诚“谋反”，“缢杀之”。待武则天知道泉的冤案，已不可挽回。

来俊臣在仕途上有三次大跌坡，前两次都跌在贪赃方面。唐朝立法，重治官员贪赃。来俊臣不以为然，仗权收受贿赂，招摇过市，时间一长，民怨沸腾。御史纪履忠上本劾奏，来俊臣被捉拿下狱，依法当处死刑，后由武则天出面保护，来俊臣才“得不诛，免为民”。过了一阵子，来俊臣又被武则天召还，授职殿中丞。他贪性难改，因贪赃又被人告发，被贬黜出京。来俊臣挥舞手中的大权，叠兴大狱，从中贪赃渔利，最后膨胀到政治上企图篡取皇位，“常自比石勒”，试图效法石勒夺取政权。谁知被他的同党卫遂忠揭露，武则天十分愤怒，下诏把他斩于京城西市。来俊臣服刑之日，“人人相庆”，都说：“今日可以安心睡一觉了。”他的家产、奴婢也被全部籍没，落得腐败毁家的应得下场。

腐败小则毁家，大至灭国。从历史看，即使贵为天子，贪婪成性亦可丧国辱祖，使江山移主。就像荒淫丧国的隋炀帝。他即位后，恣意挥霍，役使千百万民夫，大兴土木，建造东都洛阳，每月征调两百万人服役，官吏督工严急，役使残酷，死者十之四五。他为满足其北巡的需要，又征调河北州县民工修筑太行山驰道，并开通四条榆林东到河北蓟州长达三千里的“御道”，征发丁男百余万人，死亡十之四五。他三次巡幸江都每次都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以首次为例，护驾从军二十万，船只五千余艘，挽船夫八万多人，相接两百余里，所过

州县五百里内皆贡献食物，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隋炀帝还不断地发动对外扩张战争。先后发动三次对高丽的战争。数百万民夫日夜不停地运送粮秣武器，奔走千里，走死逃亡，尸横遍野。隋朝丁男约占千余万，隋炀帝每项工程，大者要征调一二百万人，小的要用二三十万人，成年累月地举国就役，扫地为兵，“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农民被逼得没有活路，只有举行起义。暴君隋炀帝在大起义的风暴中被部将宇文化及所杀，隋王朝亦土崩瓦解。

古代思想家对于“廉”的论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其中的经典理念已成为当代廉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应看到，在古代思想家对“廉”的理解和论述中也反映出阶级的局限性，存在着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总把广大的劳动者臵于卑微的位臵，接受教化的对象，如“廉者，民之表也”。对于这些思想，我们应该加以鉴别和批判，在扬弃中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廉洁文化。

民族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诸多优秀思想、价值观念以及包括儒家、佛家等在内的传统文化中的合理资源都应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得以充分地反映。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若能厉行中国廉洁文化中为人处世的精髓，则将身安事遂，事半功倍；对于国家，若能实践中国优秀传统廉洁制度中的正确理念和方法，则将政通人和，国泰民安。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zx8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