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城市化进程中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

农村城市化进程中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

——以苏州浒墅关经验为考察个案

赵康 蒋国良 陈豪 林新伟 顾小君

作者简介：赵康（1950 -），男，江苏苏州人，博士，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咨询学、专业社会学；蒋国良（1962 -），男，苏州人，苏州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陈豪、顾小君为浒墅关分区管委会干部；林新伟系苏州大学硕士生。

【摘 要】本文对我国当前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学术界忽视的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课题进行了研讨。通过界定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和转型社区概念，明辨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的目标与内涵，并搞清楚谁来实施及如何实施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构筑起一个用以实证分析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作者梳理了国内外有关社区、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的相关经验，并以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结合起来而形成的参照体系聚焦于探讨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浒墅关分区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个案，从中总结成功经验，发现存在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对现阶段各地城市化进程中正在实施的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实践带来有益的启迪。 【关键词】农村城市化;社区;建设;治理;浒墅关;个案分析

一、引言

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促进了城市化进程。整个世界的城市化是在过去一百多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赵红军，2005）。城市化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此工程/过程中，某一非城市地域范围内逐步发生包括人口及其身份、地域面貌、产业结构、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要素的城市化演变。我国城市化进程发

轫于改革开放，随着户籍制度放开，城乡二元关系结构逐渐被打破，基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对于土地和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农村要素向城市转移，城市化便逐渐兴盛起来。

综合国内外有关城市化的研究，可以发现学者们较多地秉持经济学、地理学、建筑学和规划学等硬件理论视角，较少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等软件理论视角作出统筹兼顾的分析思考。鉴于这方面的缺陷，我国城市化实践中不少执行主体片面地强调发展城市化硬件，掀起一场场“造城运动”，缺乏从培育文化、形成价值观念以及综合治理等角度对城市化秉持一个全面的认识，由此造成了当前不少地区城市化硬件高速发展，软件——社会化和市民化——却停滞不前的状况。

显然，全面促进我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亟待加强城市化软件建设，而这又不能不与城市化运行中的基本单元——社区，尤其是转型社区的建设和治理联系起来。社区（community）研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题目，自从德国人滕尼斯1881年最早提出社区概念以来，国内外学者就开始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环境生态学等不同理论视角对社区问题进行研究，然而，所有研究基本上都按照社区的城市和农村二元分类进行。城市化的发展，对于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分类提出了挑战，因为在这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着一个既不同于城市又不同于农村的“转型社区”，如何实施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显然是一个有关城市化成败得失的新的研究课题。

本文即在上述背景下应运而生。针对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的内涵、实施手段和工具等基本研究问题，本文将先从理论和经验层面进行梳理，构筑起一个分析框架，然后聚焦于考察苏州浒墅关经济开发区阳山街道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个案，从中总结成功经验，发现存在问题和提出改进建议，以期贡献于我国城市化发展中的软件建设，为各地城市化进程中正在实施的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实践带来有益的启迪。

二、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理论分析框架

本节我们将先对社区和转型社区概念作出界定，然后综合运用各相关领域研究成果，聚焦于探讨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的客体、主体，以及如何实施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问题，构筑一个应用于实证分析的理论框架。

（一）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社区和转型社区

社区术语由英文单词community翻译而来，其本意指共同的东西和亲密伙伴，1881年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最早提出和使用了“社区”概念。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者费孝通（1936）等人从community的日语译文中将其转译为中文“社区”，并认为一个村庄、小镇、城市或其部分都构成社区。腾尼斯的社区定义主要强调社区中人们所共有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20世纪3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者帕克（1936）进一步将社区的社会功能和地域空间特征结合起来，重新对社区进行定义，指出：社区就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发生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形成特定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并具有成员归属感的人群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社会实体。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许多学者又对社区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并提出了诸多定义。但从总体来看，大都涵盖了社区的四大基本要素：地域、经济、社会交往和文化心理。

按照不同标准，社区可以被划分成不同类型。单纯按照规模标准，可以被划分为整体社区和局部社区；按照功能标准，可以被划分为中心商务区（CBD）、工业园区/科学公园、居民社区、学区等，其中，居民社区又可依据不同成员聚居类型划分成白领阶层社区、中产阶级社区、低收入阶层社区、华人社区；按照复合（经济结构、人口密度、人口聚居规模等）标准，可以被划分为城市社区、集镇社区、农村社区、转型社区等。本文所探讨的社区即为按复合标准划分而来的转型社区类型。

谈到转型社区不能不论及城市化，城市化蕴涵着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动因，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它表征着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之人口、产业、资本、

市场的集中化程度。根据联合国资料显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正在加速城市化进程。目前，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已达80%以上，城乡差别几近消除，甚至出现了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现象，而我国城市化水平约为30%。鉴于我国各地当前的城市化发展大多是由政绩驱动、依据主政者的偏好和行政指令征收农民土地、在原有基础上扩大城市规模，而非由市场经济发展所臻、经自由选择自然浮现出城市集群，因而体现出一种被动形式的城市化发展路径，本文论及的转型社区即在此过程中产生。

如上所述，转型社区是指在城市化过程中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变过程中形成的过渡性社区，这类社区既在不同程度上存留着农村社区的社会交往和文化心理特征（如血缘/宗族联系、熟人社会、封闭保守、互助自治等），又已在地域和经济生活上渐次融入城市社会，并正朝着城市社区建设和治理的健康目标蜕变。

（二）转型社区建设和治理：目标和内容

有关社区建设和治理的目标，中外学者众说纷纭。美国学者罗特曼（Rothman, 1964：24-26）较早提出了“任务目标”和“过程目标”说，关注解决社区当前问题和培育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英国学者托马斯（D.N.Thomas,侯钧生等，2004：9）倡议“资源分配”和“市民发展”两大类目标，强调公平合理地调配社会资源和培育社区居民政治责任感。继而，我国香港学者莫邦豪提出了“最终目标”和“特定目标”说，其最终目标指“透过社区内居民及团体的参与、合作和互助，促进居民福利，提高社区内生活质量”，而特定目标则有四项：（1）提高社区能力，解决社区问题；（2）发掘社区资源，满足社区需要；（3）协调社区服务，提高工作效率；（4）改进社区环境，改革不良制度（莫邦豪，1994：4-5）。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香港学者甘丙光等（1995：15-16）综合上述作者意见，认为社区建设和治理应该包含六大目标：（1）鼓励和促进社区居民参与解决自己的问题，改善自身生活质量；（2）鼓励社区居民发表自己的意见，使社

会资源和权力公平合理地分配；（3）合理利用社区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社区的需要；（4）加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5）培养社区居民互相关怀、互相照顾的美德；（6）提升社区居民的自主意识和社会意识，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莫邦豪和甘丙光等人提出的目标理念较好地整合了国外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共同见解，可供我国内陆地区在实施社区建设和治理、选择目标体系时作为参照。

我国内陆地区的社区建设和治理是在政府主导下启动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今，从有限的便民利民和民政福利服务开始到提供较为全面的社区公共服务，自明文规定社区建设和治理为各级基层政府重要管理职能的一元化模式到协商共建之多元模式的出现，我国实践中的社区建设和治理呈现出正如有些作者（吴亦明，2001：117）批评的那样，“随着政府工作重心变动而优先次序改变的多功能目标定位”，包括发展社区福利，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社会服务目标；配合社会保障制度和国企改革，建立新的社保体系的社会改革目标；安排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发展地方经济、扩大内需的社会经济目标，而笔者认为，这些目标并未超越上述参照体系，相反，实践显示我们的目标设定或较为狭窄功利、或太过繁琐笼统而难以聚焦，?譹?訛亟需有一个既吸收国外和港澳台地区成功经验、又针对内陆具体国情之统筹兼顾的新的解释。

鉴于国内当前正在倡导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近阶段和将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我们可以将“建设可持续发展和谐社区”设定为总体目标，具体包括“公民社区”、“福利社区”、“健康社区”、“文化社区”、“绿色社区”、“安全社区”六项特征指标，分别指向解决目前国内各类社区面临的发展公民意识、培育社区文化、提供便民、救助和福利服务、维护居民身心健康、丰富居民文娱生活、整治和保护社区环境以及实现社区安全保障等共同问题。

据此我们可归纳出包括转型社区在内、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和治理的六大内容：（1）发展公民意识，培育社区文化。通过提供各类社区服务和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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