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才

篇一：你是人才还是庸才？

你是人才还是庸才？

人就功用性上可分成两类:卓越之才与庸碌之才`,即人才与庸才。两者皆是“才”，在本质上却有天壤之别。人才，是指那些德才兼备、自信自强、开拓进取的人，是那些能让国家走向强盛的人；而庸才是指那些有德无才、有才无德和无德无才的人，是那些对国家发展无益甚至有害的人。所以，我们在自身价值的定位上，应当摆脱成为庸才的不思进取心理，要向积极向上的人才心理看齐。

衡量人才有三个标准：能力，才干，思想。

实际工作是检验一个人能力优劣的试金石，人才与庸才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泾渭分明，孰优孰劣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真正的人才能把很难办的事情办得更容易一些，能把很复杂的事情办得更简单一些。人才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能体现出自己简洁高效而又不乏创新的办事风格；庸才能把很容易办的事情办得十分难办，能把很简单的事情办得复杂繁琐。庸才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完全暴露出他们繁复低效而又因循守旧的能力缺陷。

才干是在学习积累和工作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而不一样的工作实践就会锻炼出不同的能力。人才是那些极富开拓精神与创新精神，喜欢挑战自我、迎难而上的人；他们肯在实

际情况调研上下功夫，能对自己分内的工作情况了然于胸，不断地接纳和吸收新的知识和思想；肯在如何化解一些难题上多动脑筋，让有效的新思路、新方法脱颖而出。庸才是那些做事只会抱残守缺工作得过且过的人，他们对工作毫无热情却乐于在吹捧奉迎上级上多下功夫，能对领导的喜好了如指掌；乐于在投机钻营跑官要官上花心思，能在历次提升的关键时刻一次不落地得到职务升迁。人才与庸才，就是在两种不同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两种不同能力的人。

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与道德品质可以决定他的价值取向，也可以决定他最终会做什么样的人。古往今来，所有人才的理想观、社会观和事业心都会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们主动投入社会，呕心沥血，致力于兴利除弊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一个把自己的身心都毫无保留的献给国家和人民的人，又怎么会把个人的私立放在心上？庸才则不然,他们满脑子名利立志做大官，心里想的是个人和家人的前途命运，卖命地寻找当大官发大财的捷径。一个自私自利想法完全占据灵魂的人，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身心献给国家和人民？

人才与庸才,一字之差却是云泥之别。在人生的旅途中，人才的道路崎岖不平且布满荆棘，但却通往信仰的天堂；庸才的道路安逸享受或蝇营狗苟，也不过是碌碌一生；而历史

终将会留下谁的风采？

——与君勉之！

篇二：“庸才”治国

内容摘要 苏联当政的八任领袖中，相对而言，勃列日涅夫被公认为是缺乏领袖魅力、喜欢过平静生活的庸才。可是在苏联的74年历史中，勃列日涅夫当政整整18年。除斯大林当政29年之外，就数他为长了。勃列日涅夫之所以能平稳地当政18年，主要是因为他能审时度势，现实地从自身条件出发，使苏联权力结构调整趋向常态化、均衡化、人情化；收获赫鲁晓夫改革的成果，并利用国际市场石油提价之机扩大石油出口，积聚财富，增强综合国力；提升农村社会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别，打造世界霸国地位，高扬国威，以凝聚民心。由于实行这些措施，勃列日涅夫终于能在后革命精英年代，为自己创造新的执政资源，在坚持苏共一党专政、坚守斯大林模式的方针下，平稳地死于任内。

关键词 后革命精英年代 权力结构 政治艺术 执政资源 守业型领袖

作 者 叶书宗，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20世纪的苏联，在坚持苏共一党专政、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八任领袖、74年历史中，除斯大林当政29年之外，就数勃列日涅夫为长了。而在苏联的八任领袖中，相对而言，勃列日涅夫被公认为是不爱学习、懒于思考、基本上不动笔、缺乏领袖魅力、喜欢过平静生活的平庸之辈。尤其是1974年岁末几度中风之后，他几乎丧失了坚持正常工作的身体条件，有时在一些正式场合也发生颠三倒四的表现。但是他仍然是统领全党、全国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并于1977年6月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之职，直至1982年11月逝世，当政整整18年之久。在苏联史的研究中，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的历史，愈来愈被研究者们所重视。勃列日涅夫何以能平稳地当政18年，当然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权力结构调整常态化、均衡化、人情化

权力结构调整趋于常态化、均衡化、人情化，是勃列日涅夫的特殊政治艺术，也是勃列日涅夫能平稳地当政18年的政治基础。

勃列日涅夫是1964年10月，通过宫廷政变式的密谋上台的。勃列日涅夫的自身条件，以及权力交接的这种方式，使他在构建新的权力中心时，特别谨慎地解决原赫鲁晓夫的拥护者，以及杜绝发生自己当政方式重演的可能等两方面问题。解决这两方面问题，勃列日涅夫既不能搞斯大林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也不能挥舞赫鲁晓夫年代的“反党集团”、“阴谋家和野心家”之类棍子；他是采取常态化的方式，逐步地、平静地予以一一调整。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从1964年11月至1966年初，也即至苏共23大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在苏共中央主席团①和书记处的两个班子里，科兹洛夫因病“给予治疗假期”，波利雅科夫、伊利切夫被解除苏共中央书记职务，季托夫调任哈萨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二书记。支持、拥戴勃列日涅夫上台的谢列平、谢列斯特、马祖罗夫等，提升为中央主席团委员；杰米契夫等3人提升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人员调整幅度很小，而且基本上是做加法。这样，勃列日涅夫很快就稳定了局势。解决遗留的问题，勃列日涅夫也是常态化地逐个调整，做到水波不兴。 在拥戴勃列日涅夫上台的密谋中，关键人物是谢列平和波德戈尔内。对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先是抓住1965年12月米高扬引退的机会，提名他接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在苏共23大上，又以“已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为由，将他排除出苏共中央书记处。世人皆和，在苏联政坛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不过是最高荣誉职衔。 安排谢列平的过程，充分显示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艺术。

谢列平不像波德戈尔内。谢列平性格刚烈，锋芒毕露。他多年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要职，并在这两个部门进行过人事调整，可以说是根基深厚。谢列平不凡的地位、身份，在勃列日涅夫的上台过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勃列日涅夫当政后，

立即提升谢列平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分管组织、人事等要害部门。此时，谢列平身兼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等4个党政要职，权倾苏联朝野。

1965年12月6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关于改组党和国家监察机关的报告，提出：应当把党和国家监察机关改组为人民监察机关。勃列日涅夫说：人民监察机关不是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而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工作，它的职能是“帮助党和国家经常调查党和政府的批示实际执行情况，进一步完善对共产主义建设的领导，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面高涨而奋斗。”［1］苏共中央全会一闭会，立即根据勃列日涅夫讲话的精神，将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改组为人民监察委员会。这一改组，不仅是改变了该委员会的职能，更重要的是把谢列平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要职改组掉了；勃列日涅夫信得过的科瓦廖夫被任命为新的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谢列平由于丧失了这一要职，被勃列日涅夫以此为由，指定改为分管轻工业、食品工业等方面的工作。接着，勃列日涅夫又以“让谢列平同志能集中精力从事党中央的工作”为由，解除了他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这样，谢列平在苏联政府领域的一切权力，被削夺得一干二净。对勃列日涅夫的这些做法，谢列平尽管内心明白，也十分不满，但是也只能在私下发牢骚：“我没有固定的职责，有的是固定的实活。”［2］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还将一些掌管要害部门的谢列平的亲信们逐个重新安排，统统分派到国外去任大使：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契夫被调任苏联驻丹麦大使，苏联内务部部长季库诺夫被调任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苏联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梅夏采夫被调任苏联驻澳大利亚大使，塔斯社社长戈留诺夫被调任苏联驻肯尼亚大使。1967年5月19日，谢列平的原副手、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被调任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这样，谢列平在苏联政坛就成了孤家寡人。1967年7月11日，谢列平被选为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谁都明白，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这是一个无名无实的闲职。同年9月26日，勃列日涅夫又以谢列平已担任苏联工会主度为由，解除他的苏共中央书记职务。至此，谢列平已不可能构成对勃列日涅夫的权力中心地位的挑战了。但是，勃列日涅夫仍然觉得谢列平碍眼。1975年4月，谢列平被调任苏联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副主席。这一任命，在苏联政坛对谢列平来说已带有政治嘲弄性了。4月16日，苏共中央全会宣布：根据谢列平同志的请求，解除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把谢列平逐出了苏联政坛。 寻求权力结构的均衡化，是勃列日涅夫审时度势，调整权力结构所把握的又一原则，从而保持权力中心地位的相对稳定。

勃列日涅夫当政后，1965年12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以“年老体弱”为由，提出辞职。勃列日涅夫顺水推舟，安排波德戈尔内接任此职。米高扬的引退，标志着参加十月革命、创建苏维埃国家的老近卫军年代的结束，新的、后革命精英掌权年代的开始。老近卫军年代，苏联领导群体基本上是根据各人在革命过程中的资历，以及他们在革命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和特长来组合和构建的。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在后革命精英年代，怎样架构新的权力结构群体，可以说是勃列日涅夫遇到的新问题。在架构新的权力结构群体时，努力实现权力结构群体的均衡化，则是勃列日涅夫的又一政治艺术。 在勃列日涅夫的干部网络中，有一个以同勃列日涅夫有特殊关系的亲信们所组成的无形的圈子，被称做“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这个无形的圈子是勃列日涅夫架构的权力结构体系中的重要一脉。

勃列日涅夫生于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担任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是勃列日涅夫的故乡，也是他开始在地方一级独当一面的政治生涯圣地。在这里，勃列日涅夫有了一个以他为首、并为他所熟悉和依赖的干部群。这个干部群是一种感情，以及难以用文字表达的诸因素的多元组合，在当代西方政治生活中可能不屑一顾，而在苏联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后革命

精英年代，却有了特殊的作用。

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大力将这批干部提拔、安排到一些关键部门任要职。这样，在苏联庞大的官僚体系中，实际上形成一个特殊的网络。这个特殊网络中的显要人物有：苏联内务部部长晓洛科夫、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巴甫洛夫、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诺维科夫，以及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齐涅夫、茨维贡、切布里科夫等。

但是，勃列日涅夫构建和安排这个无形圈子是有分寸的、适度的，以利于权力结构的均衡。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前期，驾驭苏联的“三套车”是勃列日涅夫、彼德戈尔内、柯西金。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勃列日涅夫的身体条件难以胜任繁重的领导工作时，则形成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等组成的影子“三套车”。像出兵阿富汗，就是由这个影子“三套车”最先、最终作出决定的。

在苏共中央最高决策层中，勃列日涅夫安排苏斯洛夫掌管意识形态工作，让葛罗米柯放手主管外交工作。这样的安排，也是人尽其才。葛罗米柯虽然在赫鲁晓夫当政年代就担任苏联外交部长，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处处受赫鲁晓夫的掣肘，很不顺心。勃列可涅夫信任葛罗米柯是“国际事务问题专家”，和葛罗米柯用“你”相互称呼。在勃列日涅夫的放手下，1967年1月、1968年9月，葛罗米柯向苏共中央提出了《外交政策备忘录》和《对外政策方针及苏美关系状况评价》等两份文件，阐述了苏联外交路线新构思。两份文件强调：国家利益是外交活动的基本原则；严格区分意识形态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不同关系。两份文件的基本主张都被勃列日涅夫采纳，调整了苏联僵硬的外交路线。

即使在某一具体部门，勃列日涅夫也注意到权力架构的均衡化。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担负着特殊的使命。勃列日涅夫安排了无形圈子中的三人任该委员会副主席，而主席一职，却精心挑选了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曾说：安排由谁来担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勃列日涅夫终于认准了时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安德罗波夫：既在党内有相应的地位，又取得勃列日涅夫的信任。安德罗波夫果然不负所托，成功地处理了一些棘手问题，且处处表现出大智若愚，使勃列日涅夫很快和他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人事关系人情化，营造情感氛围，打造富有人情味的公众形象，是勃列日涅夫架构权力结构的又一特点，使他赢得相对稳定的信任度。

勃列日涅夫上台时，距十月革命半个世纪了。当年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创建苏维埃共和国而连续在一起的革命情谊，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去。用什么来充填新权力架构中的这一情感空位，是勃列日涅夫遇到的又一新课题。勃列日涅夫根据自身的条件，营造人情化的情感氛围，在权力架构中为自己积累了当政18年的政治资源。

勃列日涅夫以较为现实的态度对待自己，对待别人。勃列日涅夫承认自己对经济工作“不太熟悉”，对外交事务“也不太了解”，意识形态工作“不是内行”；对帮助他的人，不忘说声：谢谢。勃列日涅夫出行，会见下属，总要带上馈赠的小礼品。至于见面时的拥抱、吻面，成了勃列日涅夫的常规礼节，以致有了“勃列日涅夫式吻”的成说。

授勋也是勃列日涅夫的一种工作方式和情感纽带。勃列日涅夫把接受勋章和授勋都作为乐事。他自己得了各式各样、数不清的勋章，光列宁勋章就有5枚；同时还喜欢亲自给同僚和下属授勋。1982年3月下旬，勃列日涅夫不顾重病缠身，坚持来到塔什干，为乌兹别克共和国颁发列宁勋章。3月23日，计划安排勃列日涅夫参观塔什干飞机制造厂。陪同人员担心他太过疲劳，建议取消参观访问。可是，勃列日涅夫断断续续地说：“我们答应了参观工厂。那里已经准备迎接我们，人都集合好了，在等我们，不太好??会问??会议论，还是去一趟吧。”勃列日涅夫进入飞机装配车间时，因为围观的人太多，将装配飞机的木台压塌。勃列日涅夫被压倒在地，耳朵撕裂，右锁骨骨折。尽管受伤，勃列日涅夫于次日坚持亲自为乌兹

别克共和国颁发列宁勋章，并讲话；宁可回莫斯科后立即住进医院。

“伊诺泽姆采夫事件”，表现了勃列日涅夫的人情味的另一面。

勃列日涅夫架构权力结构的这些基本做法，不仅适合苏联体制的新需要，也为他个人赢得了一定的信任度。

收获赫鲁晓夫的改革成果

收获赫鲁晓夫改革的成果；抓住国际市场上石油提价之机，扩大石油及石油产品的出口量，积聚财富，增强苏联的综合国力，②是勃列日涅夫能当政18年的经济基础。

勃列日涅夫收获赫鲁晓夫改革的成果，从观念、理论层面来说，赫鲁晓夫已经打破了斯大林模式的坚冰，扩大了部分企业的管理权，提高了赢利在评估企业实绩中的地位。特别是从1962年9月到1963年底，历时一年多的“利别尔曼计划”大讨论，给出了比较集中的共识：利润是工作质量的重要指标，是生产发展和利激基金的源泉。“利别尔曼计划”大讨论，实际上成了“新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准备。

勃列日涅夫收获赫鲁晓夫改革的成果，从实践层面来说，在他执政的初期，认同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使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完成得好于以往任何一个五年计划。

勃列日涅夫当政后，1965年9月底，柯西金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报告。根据柯西金的报告，苏共中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要求从领导经济工作的行政方法向经济方法过度，并从提高计划工作的科学水平，扩大企业经营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完善经济核算等三方面采取措施。10月4日，苏联部长会议批准了《社会主义国有生产企业条例》，对企业推行新经济体制的各项政策做了具体、细致的规定，使企业的权利和义务有了法律依据。1966年，在全国的704家企业中，率先推行新经济体制。到1972年，全国有4300家企业实行新经济体制，占全苏工业企业总数的87％，占工业总产值的94％。③

考察苏联这段历史，可以如实地把新经济体制改革看作是赫鲁晓夫已经开始的改革的进一步深入。1966年，实行新经济体制的704家企业，劳动生产率、产品销售额等指标，均比全行业高出3个百分点，利润率则高出一倍。由于实行新经济体制，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完成得好于以往任何五年计划。苏联经济发展出现良好的势头。

新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和开始实施时，勃列日涅夫尽管对为什么要推行新经济体制与柯西金存在分歧，但总的来说还是支持的。新经济体制推行两年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甚至超出了柯西金的预料。因为新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就计划经济来改革计划经济，就斯大林模式改革斯大林模式。新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到了斯大林模式的极限，已经到了必须冲出从战时共产主义脱胎、发育起来的斯大林模式，改变把由官僚寡头们层层控制和管理的国家所有制说成是全民财产，革新把服役式地劳动的亿万群众说成是国家的主人之类的陈腐观念，走向市场经济，实现社会转型。而这是勃列日涅夫绝不敢想、绝不敢面对，也是绝不允许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刺激了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武力镇压了“布拉格之春”改革，回过头来也窒息了国内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勃列日涅夫扼杀新经济体制改革不像斯士林那样发动“清党”、“大清洗”运动，而是让理论界批制“市场社会主义”，对改革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使新经济体制改革无声地消亡。这是一种人情化的“安乐死”。无论怎样，勃列日涅夫已收获了赫鲁晓夫改革的成果，使斯大林模式的能量得以最大、最终的释放。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经济发展的颓势越来越明显，几近停滞。但是，自1973年10

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飞涨。1973年，每桶原油的标价是3.01美元，1980年涨到32美元以上。勃列日涅夫抓住这个机遇，大量开采和出口石油，赚取外汇。1981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6大上说：仅西伯利亚北部的秋明油田，石油开采量就从1970年的3100万吨猛增到1980年的31200余万吨；同期的天然气开采量从95亿立方米猛增到1560亿立方米。据统计，1974―1984的10年里，苏联仅出卖石油和石油产品获得的收入，最保守的估算也达1760亿外汇卢布。苏联的这笔意外的“石油美元”，支撑了经济发展停滞后的苏联经济，构成勃列日涅夫当政18年的重要经济基础。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凝聚民心

提升农村社会生活质量，打造世界霸国地位，是勃列日涅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凝聚民心的两大举措，成为他当政18年的国内民心基础。

苏联自20世纪20年代末实现了全盘集体化以后，农民受到国家无孔不入的控制。到了50、60年代，与西欧社会的一般农村相比，苏联农村社会的生活质量显得极其低下。赫鲁晓夫当政时期，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废除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改为合同收购制；撤销机器拖拉机站，将农业机器折价卖给集体农庄；放宽对家庭副业的限制；全部勾销集体农庄对国家连年来的“积欠”。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缓解了农村社会的尖锐矛盾。可是，农村社会体制和农业生产体制却依然保持，赫鲁晓夫的这些改革措施，只有过短时的刺激效应。很多集体农庄为了购买撤销机器拖拉机站后的农业机器，不仅掏空了所有的流动资金，而且旧债刚刚被免除，又背上了新债。20世纪60年代初，赫鲁晓夫又将农业生产出现的困境，归之为“农民忙于家庭副业”，前所未有地收紧对家庭副业的限制。因此，农村社会的矛盾和农业生产的困境，是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原因之一。

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虽然原封不动地坚守原来的农村社会体制和农业生产体制，但是凭借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继续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大规模采购粮食和农副产品，降低对农民的收购指标；取消对家庭副业的过多限制。1966年7月1日开始，全国集体农庄庄员实行按不同工种评定工资等级，作为庄员未来收入的预支。由于实行这一政策，农庄庄员也有了固定的、有保障的工资收入；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实行的按劳动日计酬的办法(评工记分)随之成为历史。这些措施都相应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勃列日涅夫还以有力的行政措施、巨大的财政投入，基本上实现了全国农村的硬路面道路网络化、电气化、煤气化，使农村社会在物质生活条件的现代化方面，上升到新的台价。 从1966年至1975年，即第八、第九两个五年计划执行期间的10年里，主要由国家投资，辅以多渠道筹集款项，基本实现了硬路面道路(包括混凝土路面、沥青路面、坚固土路面)网络化；除保障每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用电之外，保证每个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职工的家庭生活用电；家庭燃料燃气化。个别过于偏僻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则实行撤、并。1978年，全苏人口为2亿6千余万，其中1亿2百余万，即占总人口的39％生活在农村。近40％的农村人口生活质量接近城市，使城乡社会生活质量相对和谐，为勃列日涅夫赢得了农村社会的一定的信任度，有助于勃列日涅夫当政年代的社会相对稳定。

突出国家家利益，打造霸国地位，可以说是勃列日涅夫当政年代的总体目标诉求。 勃列日涅夫当政年代的苏联，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差距有所缩小。苏联在电力、原油、原煤、天然气，以及钢等能源和有色金属的产量方面，还超过了美国。勃列日涅夫凭借经济实力，在国内经济发展中，将85％以上的工业投资用于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里，军费从1965年的折合370亿美元，增加到1981年的折合近2000亿美元，前后增加近5.4倍，占全国财政支出近

篇三：把天才变为庸才的几种方法

把天才变为庸才的几种方法

教育的功能就是把人由无知变有知，由愚昧变聪明，由不谙事理到通情达理，学会和自然、和人相处。教育可以把一个野蛮人变为文明人，可以把一个凶残的人变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由教育完成的这些功能，使一个生物人变成了一个社会人。这都是教育正常的、基本的功能。但是还有一种教育，非但不能使人聪明，反而使受教育者越来越愚昧。即使是“天才”，这种教育也能让他们变为“庸才”。 把一个平庸的人变成“天才”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外界条件都具备了——宽松的环境、名校、名师、家学渊源等，但由于受教育者的资质平平，还是难以把他培养成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是把一个“天才”培养成“庸才”却容易得多，它不需要有多高深的水平，在特定的环境下一般人都能做到，而且简单易行。仅以学校教育而论，下面几种方法都卓有成效，而且屡用不爽。

方法一：用“统一标准”要求所有学生。凡是与此不一致的观念、行为，不一致的教材，当然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当然是“异端”；有独立思考的学生，在学校里备受打压，不许当班干部，不得表扬。作业上不许有自己的想法，只准用现成的“标准答案”。凡与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不一致的，哪怕一个标点符号不正确，一律算错。

方法二：一定要让他们读死书，死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两眼不看窗外事，心里不想窗外事。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即使让他们读点书，也要严格筛选，不能任由他们胡读。如果任由他们胡乱读书，他们早晚会觉醒，会知道是非，要像防火、防盗、防当官的一样防着他们读课外书。

方法三：不能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让他们独立思考的基因永远酣睡。比如在解题上，老师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不许有异议；凡是老师的都是正确的，当然校长说的比老师更正确；比校长权力大的，说的又比校长正确。

方法四：加大作业量，使学生没有喘气的工夫。这是一种最有效，最不受人诟病，还让人说你为学生好、工作认真负责的好方法，也是目前最流行的方法。它既不会遭到家长的反对，也不会遭到社会的反对，甚至不会遭到学生本人的反对。如果学生的作业每天做到晚上12点，试问，他还有时间去想别的吗？他还有时间去阅读课外书吗？他即使有心，也已无力。

方法五：三天两头地考试，考完后就排名，给他们加大精神和肉体的压力，使他们整天疲于应付，疲于奔命。谁没有自尊心？谁不想自己的名次靠前？谁愿意让别人在后面戳自己的脊梁骨？那就学吧！

以上方法，不仅可独立地使用，也可以综合运用。一般来说，经过十几年这样的教育，大多数学生已经没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我们就不用再担心他们会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即使是天才，棱角也应该磨平了，灵性也应该泯灭了。这已经被我们几十年的实践所证明并将继续得到证明！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f8a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