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中期政治制度的变迁 - 以选官制度为例 2

论西汉中期政治制度的变迁

——以选官制度为例

赵海燕

[摘要]：西汉中期的选官制度，成为统治者推行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的工具，其实质是以皇帝的意志来决定官吏的任用与否，这样的选官制度只会使西汉中期政治制度陷入闭塞，容易导致统治者形成权力专断，同时西汉中期的选官制度把儒家的理论和道德行为作为选举官员的原则，导致士大夫们越来越多地埋头于研究儒家理论，学习儒经，依靠经学入仕，并逐步成为累世公卿，直至最终形成朋党势力，威胁西汉中期国家政治体制的发展。

[关键字]：西汉中期 政治制度 变迁 选官制度

[Abstract]：Middle Western system of selecting officers to become the ruler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moral thinking tools, and its essence is the will of the emperor to determine the appointment of the officials or not, such a system of selecting officers will only make the the middle Western political system into occlusion, easily leadrulers formation powers arbitrary system of selecting officers of the Western Han mid Confucian theory and moral behavior as the principle of election officials, officials had increasingly immersed i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theory learning Confucian Classics, rely on school-earners, andgradually become lifetimes Gongqing, until the final form cliques forces threaten medium-term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Keywords]：Middle Western Political system changes System of selecting officers

政治制度，顾名思义，即为国家制度，也可以说是国家的管理制度。政治制度包括几方面内容：一、国体；二、政体；三、国家机构的设置及官员的任用、考核等制度；四、军事、法律、监察、财政、礼仪等其他各种制度。[1]变迁，意在事物的变化迁移，类似于哲学上的发展，是事物由单一到全面，由粗陋到完善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迁，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国家的变迁史。本文以西汉中期（公元前140年——前49年）为一个时间段，以选官制度为例来研究西汉中期政治制度的变迁。

1 西汉中期政治制度概况

西汉初期，其政治体制大体沿袭秦制，建立了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西汉王朝在经过汉初七十年的发展后进入了空前繁荣

的时期。汉武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度，诸侯王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得到了很大的权利，诸侯王国的势力也迅速膨胀起来，并且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日益激化。公元前154年，以晁错提议“削藩”为导火线，爆发了“七国之乱”，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接受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可以推恩将王国的部分土地分封给其他子弟建立侯国，按照汉朝制度，侯国隶属于郡。这样做的结果是王国越分越小，力量削弱，列侯们人人喜得所愿，中央的直接辖区也日益扩大。

西汉中期，汉武帝为削弱丞相权利，开始重用内侍人员，又选用一些近臣加侍中、常侍等头衔，出入内廷，与尚书令共议军国大事，组成内朝，从此以后，皇帝与内朝官员组成决策机构，而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组成的行政机构为外朝，一般只处理日常政务。皇帝依靠内朝，加强了君主专制。同时，汉武帝在全国设置了13个监察区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武帝即位后，还建立了新的选官制度，选拔了不少有才能的官吏，充实和加强了封建统治机构。

2 选官制度

“选官制度，是指一个国家或政权选拔官吏的实体和程序规章，又可以称作仕进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也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2]选官制度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同时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从夏、商、周三代到明清，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选官制度体系。 1.1 选官制度的形成

选官制度，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禅让制。从夏朝到春秋，选官主要按爵位；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等地主阶级改革才重视按军功授爵；西汉武帝时开始实行察举制和征辟制等，先重“孝廉”，德才皆备，到东汉时注重门第族望，世家大族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世家大族所垄断，因此选拔官吏主要是九品中正制；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产生了科举制，隋代帝时分科考试，隋炀帝时设进士科，唐太宗时以进士明经为主，武则天时设武举和殿试，唐玄宗时任用高官主持考试；北宋科举制进一步发展，分乡试、省试、殿试三级，实行糊名法，录取名额大增，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不考诗赋，考经义和时务策，设明法科，考试成绩好的可直接授官；到了明清时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严格限制，为君主专制培养了忠顺奴才，但严重制约了中国科技、思想的发展。

3 西汉中期选官制度变迁的原因、概况、利弊及对这一时期的影响

1.1 西汉中期选官制度变化的原因

孝景帝时期，由于各诸侯王势力不断强大，晁错于是强行削夺诸侯王的势力，“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向”[3]，直至七国之乱被镇压后，汉朝经济才渐渐得以恢复。

武帝时期，为了维护西汉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必须有一大批官吏不断地充实到各个机构中去，这就要求有一套完整的选拔官吏的方法。然而，西汉前期的任官制度较为粗疏，而且存在着武将功臣垄断要津、仕途狭窄等诸多流弊，所以，完善人事制度，也是汉武帝必须直面的问题。建元元年冬十月，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4]察举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得到确立。

武帝即位后，以儒学作为统治国家的正统思想，必然要对官吏结构进行大规模调整，因此，武帝以儒家经典作为选拔官吏的理论基础，大批招揽年轻有为的儒士。武帝时期对选官制度实行的改革，以察举为核心，以儒学为理论依据，制定了各种办法来广开仕途，搜求人才，大批的地主阶级优秀分子被吸收到了封建政权中来，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的选官制度的确立，保证了独尊儒术的推行，进一步扩大了选拔官吏的范围，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2 西汉中期的选官制度概况

国家的统治，必然离不开对人才的任用。国家是否能长治久安，不仅在于统治者是否贤明，还在于国家对于人才的任用上是否得体。古今中外，对于人才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现代汉语词典》上对人才作了如下解释：第一指德才兼备的人；第二指美丽端正的相貌”[5]。而今天，“人才”被更多的认为是在某一方面有才能或本事的人，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

经过汉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社会生产不仅恢复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汉初的选官制度已不能适应此时的发展。汉武帝即为后，为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积极招揽年轻有为的人才。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武帝“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6]，启用公孙弘为相，打破了汉初总是封君为相的惯例，年轻的汉武帝心向儒家经术，大量招集贤良人士。西汉中期选拔人才、任用官吏主要采取征辟和察举两种选拔方式。

征辟，是汉武帝时推行的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征辟又分征召与辟举两种，征召是对特别有名望的人才，由皇帝派专人去聘任。例如：武帝即位后，枚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7]。又如夏侯胜“善说礼服，召为博士、光禄大夫”[8]。辟举是按照一定科目征用所需人才。公元前117年，汉武帝命令丞相设

四科用以辟举“异德名士”。四科分别是：“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功之行。”[9]被征举者经过试用，确有能力，就正式授予官职。

察举，也是汉代选拔人才的一项基本制度，简单说就是朝廷设立科目，规定条件和标准，指定官员向朝廷举荐合格者。察举制在汉初时，只是临时性质的选举制，但后来就逐渐发展成为两汉最基本的选官制度。

“汉朝初年的察举有贤良、孝廉两科，贤良是指杰出人才；而孝廉则是指孝子廉吏。”[10]汉武帝在继承西汉初期选拔官吏制度的基础上，大胆发展、创新，形成了适应多种需要，多途径、多元化的选拔、任用官吏的制度。

茂材异科是汉武帝在元封五年为找到那些适合堪任将相出使别国的高级和外交人才而增加的又一个隶属于察举的选官制度，主要包括知识渊博，勇敢并且懂得兵法，既可以担任大司马，又可以充当博士之职等高级人才。察举贤良是没有时间限制的选举制，孝廉科则刚好相反。察举制中通过贤良和茂材异科等选举出来的人才大多数都能获得很好的职位，直接进入政府为官，而孝廉异科则大多数为郎。

因此，归结起来，在汉武帝时期，察举制总的可分为贤良、孝廉和茂材异三科。

（1）贤良科。是汉代选拔高级统治人才的途径。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曾下诏召集丞相、御史大夫及众列侯一起推举贤良方正之人才；后来在元光元年五月又诏贤良对策，元光五年复诏贤良文学。武帝以后举贤良开始成为定制，历经昭、宣、元、成而不断。贤良科在选举时，先由皇帝下诏施行，由于皇帝关于重大制度而颁布的命令称为制书，选贤良是根据皇帝之命而选举的，所以又被称之为制选。根据皇帝制书的内容，中央有关机构和王国相、郡守等地方官员再结合乡里评议，选拔出符合条件的适当人选，再上报、遣送至丞相府等有关机构。然后再由皇帝亲自策试，题目是由皇帝出的政治、政策方面的问题，被策试的贤良写成文章对答，如果被皇帝所赏识，就可以授以官职，或再经试用而后授以官职。

（2）孝廉科。“孝”与“廉”是两种德行高尚、嘉美的人，举孝子为官，显然让他们作表率、标兵，优化那时的社会风尚与精神文明建设，用当时的话说是为了“广教化，美风俗”。汉武帝十分重视举孝廉，孝廉科经武帝时的倡导与推行，后来也成定制。当然，在此，“廉吏”与“孝廉”是有区别的，差异如下：一、廉吏是为长官报请上级迁补属吏优异者的科目，而孝廉则是郡国向中央“贡士”的科目；二、廉吏只限斗食至六百石的吏员，而孝廉则面向所有吏民；三、廉吏一般

根据本秩直接迁补，而孝廉则一般要入三署为郎中；四、廉吏举主广泛，也包括郡守，而孝廉的举主则仅限于郡守国相。

（3）茂材异科。这是汉武帝在元封五年（前106年）新设置的。此科要求举荐那些有特别的才干和能力的人，例如被世俗所讥议，放荡不羁的人等等也在其中。茂材异科的设置是为了迎合当时形势发展所迫切需要人才。

同时，汉武帝还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由国家在京师创建太学，是国家培养人才的机构。这样做开创了后世将选举与教育结合起来的先河。而最初的通过读书做官的思想可能就是开始于西汉中期的太学。 1.3 西汉中期选官制度的利弊

西汉中期，由于武帝的改革，打破了汉以前以及汉初任用官吏时所遵循的按功授爵，封有功之臣作为官吏的条规。中期的改革，使得入仕的途径不再单一，并且也不再功利化。做好官吏的培养与选拔，既是一种政治制度，同时也涉及教育制度的问题。所以，即使是一个好的选官制度，能否正常、良好的施行，负责选官的官员的德才往往又是至关重要的。

西汉中期，武帝诏曰：“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11]武帝已经开始强调人的德行，为官之人必德，他认为教化民众，引导民众，在于领导者本人德行怎样。同时，武帝时期的举孝廉，充分体现了儒家的以“孝”治天下的理念，通过这个理念，我们还能渗透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变迁。

武帝时期确立的察举制，是在先秦注重对人的实际才能考核的基础上得以形成的，在创立的过程中也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察举与考试相结合，这种选官制度成为汉武帝时期主要的管理选拔形式。应该说在我国，最早通过考试做官是始于西汉中期察举与考试的结合，而这样的先例也为后来科举制度的产生打下基础。

当然，任何制度，在实行的过程中，以及实行时间久后，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汉朝重赏立军功之人，兹有“天下初定，故大成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象，小者五六百户。”[12]然而“子孙骄溢，忘其仙，淫嬖。”[13]诸侯功臣的子孙们对于长辈辛辛苦苦打下基业并不珍惜，而是骄奢挥霍，不予以重视。再有武帝即位后，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14]但是他又下令“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15]武帝的此道诏令，有急于求成，急不可耐之势，这样做，只会让那些贪生怕死的官吏敷衍了事，以求保住自身小命，这对于汉朝后期的发展是很不利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武帝以后，仕途渐渐变得狭窄，由此造成了门第。从当时的人口空间来看，文化发展不平衡，就全社会成员说，能够读书的大部分集中在官宦家族，而诗经又有家法、

师传，学术授受本来就有限，这样读经的面就狭窄了，时间一久，便造成了累世经血，渐渐地，累世经学又造成了累世公卿，门第也就日趋形成。

另外，西汉中期的察举制，察举的标准不统一，也不具体，同时要求也不相同，察举者很难把握住一个客观标准，往往是凭我觉得他可以他就真的可以，我觉得他不行他就真不行的主观臆想来推举人才，这种推举方式对于选出的人才是否真的可行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考证，同时这种方式也会夹杂着选举人的主观感情，例如包庇或是纵容。再有就是察举制推荐权多在丞相、列侯、御史等人手中，这样容易形成自己的党羽，对于皇帝的统治是很不利的。 1.4 选官制度对西汉中期的影响

汉武帝即位后制定的选官制度，为西汉中期带来了英才辈出、功业兴盛的局面，对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西汉之所以能在华夏文明史上成为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与其选官制度的有效施行是分不开的。西汉中期的选官制度不仅使统治者更加重视人才的选拔，而且也注意人才观念的改变以及人才标准的更新，也因此而不断健全和完善选官制度。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讲习儒经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的发展。

但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西汉中期的选官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也有很多缺点和遗憾，如走后门、递条子、行贿作弊等丑恶腐败现象始终存在；再如察举制选拔官吏虽标明德才兼备，实则重德轻才。西汉中期的选官制度把儒家的理论和道德行为作为选举官员的原则，导致士大夫们越来越多地埋头于研究儒家理论，学习儒经，依靠经学入仕，并逐步成为累世公卿，直至最终形成朋党势力。

汉武帝实施的选官制度革新其实是扎根于单一僵化的儒学基础之上的，其选拔官吏的制度也是在利用儒学为一系列政治举措寻找支撑。包括完善郡县制、搞中朝预政、派遣刺史等等，都是在力图打造一种强权政治模式，即通过一个庞大的行政系统来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4 从选官制度的变化来看政治制度变迁

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后历代王朝不断强化。西汉中期，国家政治制度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扶上了正统意识形态的地位。从此“百家罢后无奇士”，儒学成为士人进身的阶梯、老百姓为人处世的准则、家天下的法统基础，儒家理论也成为统治者手中的棍棒，汉代的皇帝经常利用政权强行统一经学。

从秦始皇的“以法治国”、到汉初的“无为而治”、到西汉中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治者越来越摈弃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武帝时期的选官制度以儒学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环境作为背景，势必对国家政治制度产生很大的影响。

西汉中期，以儒家经典作为招揽人才为主要科目的选官制度，使得越来越多的士大夫醉心于儒学理论的研究，专治儒学而忽视其余诸子百家，致使士大夫思想越发僵化。武帝的尊儒，妨碍了文人雅士独立思考的创造性，阻碍了文明的发展，剥夺了人们自由思想的权力，到后期演变成为阻碍西汉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使得国民精神日益萎缩，国家政治制度也遭受严峻挑战。

西汉中期的选官制度，成为统治者推行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的工具，其实质是以皇帝的意志来决定官吏的任用与否，这样的选官制度只会使西汉中期政治制度陷入闭塞，容易导致统治者形成权力专断，实际上西汉后期的发展也确实验证了这一恶果；而这种在以尊儒为理论的政治制度下制定的选官制度，其在本质上具有排他性，不可能从其他的意识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壮大自己，从而孤立了自身。

事实上，用人的有限认识去衡量一切事物的是与非，并强迫人们去信奉实行，必然造成主观误判的悲剧。

5 小结

尽管西汉中期的选官制度在后期没有很好的为国家政治体制服务，但在前期确实为国家招纳了很大人才，也为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使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得到空前强化，并且作为一种选拔官吏的初探留给了后代，为后来历代王朝制定选官制度奠定蓝图，同时还为后来科举制的出现和中国全面进入封建专制社会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左言东：《中国政治制度史》[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2]仝晰纲：《汉代选官制度刍议》[J/OL]，《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3]司马迁：《史记·孝景本纪第十》[M]，《史记》第25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4][11][14][15]班固：《汉书·武帝纪第六》[M]，中华书局出版

[5]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6]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M]，《史记》第25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7]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M],《汉书》第2365页，中华书局出版

[8]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M]，《汉书》第3155页，中华书局出版 [9]范晔：《后汉书·百官志一》注引应劭《汉官仪》[M]，《后汉书》第3559页，中华书局出版 [10]罗义俊：《汉代选官制度的演变与得失》[J/OL],《甘肃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12][13]司马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M]，《史记》第43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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