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董思想

董仲舒

(一)生平

董仲舒（前179~前104），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汉族，

汉广川郡(今河北省枣强县)人。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

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时的贡献。

(二)政治哲学思想

哲学是关于宇宙观的问题。这是最一般的哲学，也是最高层次的哲学。哲学还可以分为政治哲学、伦理哲学(道德哲学)、文化哲学、艺术哲学、教育哲学、经济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门类。从董仲舒的哲学观点及其应用方法来看，则属于政治哲学范畴。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中探讨的都是政治问题，虽然有时也讲到天、气、阴阳、五行，也都是围绕政治讲的，有的只是用来比喻、类比政治问题。例如在《天人三策》中，说王者想做什么，“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主要是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的阳在夏天，帮助万物生长，天的阴在冬天，起着肃杀的作用。冬天万物都藏起来，所以天的阴在冬天“空虚无用”。 他认为，表明天“任德不任刑”。王者就要效法天，“任德不任刑”；重视道德教化，尽可能不使用刑罚。但是，刑罚还不能没有，也像天不能没有冬天那样。刑罚是德化的辅助。这里讲的是政治而不是气候。又如董仲舒常讲阴阳五行，也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在《五行变救》中说：“五行变至，当救以德，不出三年，天当雨石。”这是总论。具体说，春天下雨多，原因是“徭役众，赋敛重”，如何救呢?“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振长困穷”。这讲的自然，也是为政治而说教的。

董仲舒讲“天人感应”，也是以社会、政治来说的。他在《天人三策》中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在这里，他把《春秋》中所记载的大量自然现象和神话传说，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他认为，人君为政应 “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

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天”，实质上正是秦末农民起义强大武装力量的一个客观投影。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董仲舒认识到农民阶级的政治力量足以决定一个封建王朝的兴亡。他要借用这一象征农民阶级政治力量的“天”，来戒惧最高封建统治者，使之自敛。用 “天”来限制皇帝。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董仲舒所讲的“天”是当时社会最大的政治问题。

董仲舒的政治哲学，为什么要采用“天人感应”的形式呢?首先，当时社会科学水平不高，天命论在人们思想中的影响还是极其深刻的。于是，董仲舒就采用了“天”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制约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把秦始皇无法无天，权力不受制约，为所欲为，以致引发强大的农民起义，而导致迅速亡国的历史教训，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用这种方法来限制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使社会各种矛盾得到某种协调、解决。从这种意议上说，董仲舒的政治哲学限制了皇帝个人的私欲和权力，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董仲舒的三大文教政策思想以及关于教育作用和道德教育的主张。

董仲舒的三大文教政策是：一、兴办学校以广教化、育贤才 二、行选举以拔擢贤才 三、独尊儒术以统一思想。

董仲舒关于教育作用的主张有：教育对人性的教育，他提出了性三品说，把人性划分为三品，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人性中有善德要素，但这善德要素并非即使善，善的要素必须通过人为的教育，才能使它进而为善。教育对社会的作用，董仲舒几乎把一个国家的治乱兴废都归之虞礼乐教化，政治上首先的事情就是德政。王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教化。

董仲舒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三纲五常”。“三纲”的道德教育，灌输着君权、父权和夫权的封建统治思想。他主张“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必仁且智，明道、重志，强勉行道，进善诛恶”。

王充

（一）生平

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徙到会稽。王充年少是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到京城，到太学(中央最高学府)里学习，拜扶风(地名)人班彪为师。喜欢博览群书但是不死记章句。家里穷没有书，经常去逛洛阳集市上的书店，阅读那里所卖的书，看一遍就能够背诵，于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后来回到乡里，住在家里教书。会稽郡征聘他为功曹(官职名)，因为多次和上级争论，和上级不合而辞职离开。

王充擅长辩论，开始的话好像很诡异，最后却又实在的结论。他认为庸俗的读书人做学问，大多都失去儒家了本质，于是闭门思考，谢绝一切庆贺、吊丧等礼节，窗户、墙壁都放着刀和笔。写作了《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解释万物的异同，纠正了当时人们疑惑的地方。

（二）哲学思想

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天自然无为

王充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无为的结果。他认为万物是由于物质性的\气\，自然运动而生成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生物间的相胜是因为各种生物筋力的强弱、气势的优劣和动作的巧便不同，并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么有意志能祸福的人格神。

天不能故生人

王充认为天是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产物，\人，物也；物，亦物也\，这样就割断了天人之间的联系。他发扬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他认为社会的政治、道德与自然界的灾异无关，所谓\天人感应\的说法只是人们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拟天的结果。

神灭无鬼

王充认为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由于他有精气血脉，而\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认为人死犹如火灭，火灭为何还能有光?他对于人的精神现象给予了唯物的解释，从而否定鬼的存在，破除了\善恶报应\的迷信。

今胜于古

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论衡

\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

《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27-97年）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现存文章有85篇。

东汉时代，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而其集大成者并作为\国宪\和经典的是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批判。《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

正因为《论衡》一书\诋訾孔子\，\厚辱其先\，反叛于汉代的儒家正统思想，故遭到当时以及后来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遇、攻击和禁锢，将它视之为\异书\。

汉儒思想体系是董仲舒提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其核心是\天人感应\说，由此生发出对其他一切事物的神秘主义的解释和看法。\天人感应\的要旨就是\天帝\有意识的创造了人，并为人生了\五谷万物\；有意识地生下帝王来统治万民，并立下统治的\秩序\。

王充的教育思想

王充（27一约100）字任仲，上虞人（今浙江省上虞县），祖上原魏郡元城人（今河北大名），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出身“细族孤门”，自幼从师受《论语》、《尚书》，好博览而不守章句，终生不与时苟合，充满战斗的批判精神。一生中除做过几年州郡小吏外，其余时间都居家教授，致力著作。他的著作很多，《讥俗》、《政务》、《养性书》等都已失散。现存只有《论衡》一书，用意在于反对虚妄，注重“实论”，“所以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表示出他对儒学正宗的叛逆精神，以他的唯物主义观点，衡量一切，评判一切。清末学者章太炎，评价王充是“汉代一人”，并不为过。

一、对迷信烦琐的经学教育的批判

自西汉以来，董仲舒所创立的神学化儒术与“谶纬”学说结合为新的神学体系，孔子被神化为通天教主，儒学也流入巫师、方士的奇

谈怪论之中，腐蚀了学校教育，僵化了学术思想。王充对这种迷信、烦琐的经学教育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一）反对“信师是古”，主张“极问”

王充认为：“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问难”。这是一种盲目迷信的恶习，为了“证定是非”，他主张“问难”。他说：“苟有不晓解之问，迢（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道于理？”他大胆写了《问孔》、《刺孟》等文章，并具体指出孔丘之徒不能“极问”和孟何某些思想的模糊与混乱。所有这些，不仅对于打破盲目崇拜孔孟的迷信思想，揭露当时儒家神学的虚妄有重大作用，而且他从正面提出“极问”“问难”，反对“信师是古”等积极主张，是对师生关系、古今关系的一种有益探索。

（二）反对“记诵章句”，主张“贵通”

王充对当时教育上但拘一经，或只记诵章句、训校文义的风气，作了深刻批判。他认为这样的教育培养的人“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他还批评当时的文吏教育“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河私为己，勉赴权利”，认为这种急功为己的道路是错误的。同时王充也指出儒生“不览古今”的通病，认为“不览古今，论事不实”，他极力主张要“博览”，认为“人不博览”，就不能“闻古今”、“见事类”、“知然否”，这就犹如目

盲、耳聋、鼻塞一样，不成为人了。他还主张人的知识应该“无所不包”，纵要了解“古今行事”，横要通晓“百家之言”。同时对于所学知识，要能应用，正面提出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要“贵通”，“贵及能用之也”。王充的这种主张，在“师法”、“家法”之严的东汉时代，无疑具有很大的积极、进步意义的。

二、关于教育作用和教育目的 （一）重视教育作用

王充重视教育对于人性发展的作用。他综合先儒关于人性的说法，认为“孟子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而人的性所以有贤愚善恶是由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不是天意的结果。由于人在受胎时，所禀受的天性有厚有薄，“禀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也。”他认为禀气厚薄决定人性的善恶，如像麦药多少决定酒味好坏一样。这是一种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解释人性的观点。虽然他把人性分为天生的三等是不对的，但他强调教育对人性形成发展的作用，却是正确的。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则可通过教育使之定型。他说：“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即使对于人性善或恶之人，他肯定性可以变化，人性善可变恶，恶可变善，重要是教育。他说：“在化不在性”，“在于教不独在性”，“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返恶，（近）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这就是说，性可教而为善，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有适当的教育，天下无不可教

之性，也无不可教之人。重要的是“教导”、“锻炼”、“渐渍”，只要通过教育或环境的影响便能“反情治性，尽材成德”。

王充认为环境对人的影响极大。他打比喻说：“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沙入缁，不染自黑。”人的本性，也和麻篙、白沙一样，由于渍染的不同，质性就会变异，就有了善恶的区别。

王充肯定教育对于人的发展的决定作用。一方面论证人性可以改变，说明了教育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认为教育可以使善变得更善，恶世可变为善，从而说明教育的必要性。他说：“久居单处，性必交易”；“简练于学，成熟于师”，都说明教育的必要性。

（二）培养目标

王充针对东汉当时文职官员中，文吏与儒生更受重视的情况，把人才划分成四个层次。他说：“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授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由此可见，他的培养目标，最理想的是鸿儒，因为鸿儒能精思著文，连接篇章，又能独立思考。第二是文人，好学勤力，博学强识，掌握古今知识，且能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第三是通人，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划授为人师者”。第四是儒生，只能说一经，犹如鹦鹉学舌背诵经书。王充这种培养目标的思想，是他对当时经学教育不满的反映。他一贯主张的人才不仅应具有

广博的知识，而更为重要是，应具有独立思考的创造精神和学以致用的能力。这种思想是很可贵的，很有见地的。

三、知识论和教学思想

（一）知物由学，反对生知

王充重视知识的力量，他说：“人有知学，则有力矣。”但他反对生知之说，他说：“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知者。”他反对那种认为圣人能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说法，他认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事，是古今所没有的。“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

如何获取知识？王充认为首要依靠耳目去接触客观事物，他说：“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反之“如无闻见，则无所状”；“不目见间，不能尽知也”。又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押也。”他认为不与外界事物相接触，不目见、耳闻、口问、手为就不能学得知识。

但是王充并不主张学习只停留在耳目的感性认识上。如果只凭耳目，人们会得到虚假的知识，“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即“铨订于内”，“以心意议”。这就是要求开动脑筋，进行理性思考，这样才能“知一通二，达左见右”，这样才能分清是非，判定真假，“订其真伪，辨其虚实”。

“订其真伪，辨其虚实”的标准是什么呢？他说：“事莫明于有效，论奠定于有证”，可见“有效”、“有证”，就是检查知识真伪的标准。所以王充认为学习过程应包括以实际效果来检查知识真伪的功夫。他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这就是说，认识和理论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必须通过实际效果来检验，凡是符合事实效果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违背事实效果的思想理论，即使说得再好听动人，也是不能令人相信的。“效验”的方法是“引物事以验其言行”，即引用实际事物来证实他的言论行动，这是他的基本的教学方法论。

（二）关于教学原则与方法 l．距师和问难。

汉代儒生“信师是古”，造成教育空气沉寂，学术枯萎。王充提出反对迷信古人和书本，提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针对“师法”“家法”提出“距师”，他说：“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千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主张破除对教师的迷信，敢于问难求解。他在《论衡》中，大胆写出《问孔》、《刺孟》，以其“失言”、“失实”来证明“贤圣所言皆无非”是荒谬可笑的，并以此表达了距师的意义。王充这种批判和问难的治学主张，是其思想精华之所在。

2．专心一志。

王充认为学习的好坏就是专一与否的结果。他说：“称于将之利，

刺则不能击，击则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方圆画不俱成，左右视不并见，人材有两为，不能成一。”由于他主张学贵专一，所以他对人的评价和要求也不求全责备，他说：“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为也;非拙也，精诚不加也。”人专心致志于一种本领，而其他本领也就相形见绌，因为他没把心思用在这上面。因此王充要求学者在学习过程中，在一定时间内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定对象上，以取得更加显著的效果，这种见解是很有道理的。

3．循序渐进，“勤学不舍”。

王充主张学者要“好学勤力”，强调循序渐进，他以河水结冰，积土成山为例说明学习靠日积月累，不断进取。他说：“河冰结合，非一日之寒；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主张“宿习”，反对“暴习”，认为“学不宿习”、一曝十寒是很难成功的。他以古人成才为例，进一步说明在学业上不能急于求成。他说吕望、百里奚都是到了老年才封侯显贵，任用为相，始表露才华，认为“大器晚成”，“任重，其取进疾速，难矣”，说明学习也必须循序渐进，勤学不舍，才能有所成就。

董仲舒与王充的历史对决

针锋相对

西汉的动中枢与东汉的王充都生活在社会较为稳定的时期，但思想上却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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