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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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之常:诗意的存在

陈 卫

研究诗歌,最容易被问到的是一个千古难题:什么是诗?特别面向当代诗歌的多向度发展,诗歌在读者眼里成了难以把捉的东西。面对这些,我的答案是:诗有诗道,诗有诗意。 物皆有“道”,精神自由与形式创新是艺术创造之道。何为诗道?严羽将诗道譬比禅道,他从接受者的角度说“诗道亦在妙悟”。我所认为的诗陈卫道内涵更广,它应是区分散文、小说、戏剧等文类的根本。从诗歌本身来说,诗道包含诗意,也包含诗歌表现独有的形式,比如意象、留白、诗语、节奏等,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借用哲学中的常与变来对应:诗意是诗歌的灵魂,意象是诗歌的核心要素,留白则带来想象,诗语是比拟、趣味、机智所产生的话语形象性、多义性的综合,节奏直接彰显诗歌的气质,这些都可视为诗道之常性。至于运用何种意象或是不用意象来表现情思,采用叙事体还是抒情诗的方式,写景还是抒情,五言、七言或是自由体,这些写作上的选择,应为变性。因为篇幅的原因,以下将着重探讨诗歌灵魂——诗意的内容、生成及作用。

何谓诗意?与我们平日所讲的“诗意人生”不尽相同。作为修饰词的“诗意”是指超脱于现实的一种生活情调,比如品茶、饮酒、赏乐等,都是与谋生无关的日常生活方式,具有休闲性质的高雅生活的代称。诗中之诗意,指通过诗歌文本所表现或体会到的超越现世生活(不排除表现日常生活细节)而获得的精神愉悦,它是一种呈现自由状态的美,是摆脱物质形态束缚或生活欲念之后的精神满足。无论是描写童趣、亲情、爱情,回忆追思或展开遥远的想象,还是表达孤寂、喜悦或揭开内心挣扎,诗歌传达出来的是对自由、理想、美、爱、真、善??的体验与渴望,这就是诗意的内容。

诗意的感受不同于小说与戏剧等文体带来的感受:它不需要通过人物形象对比,或追溯故事脉络;也不大需要解释情感发生背景,甚至作者的说明都讲究节制,它就在景物的暗示或情感的抒发中,见性见情见智。从阅读行为来看。读诗并非是为了印证诗歌与生活关系的真实与否。它可以是非真实非细节性的,也不用去考证事件发生的真伪,只需关注文本本身提供的情感真实和思考深度。在富有诗意的作品中,我们会因诗中的山水、树草、鸟兽、人鬼等物象构成的情境浮想联翩,继而打动,久久凝思;或许我们时而迷惘,时而激动,接着就在迷惘或激动中突然苏醒或更加沉迷、感动。诗意就像一只手,深深地勾住我们的心,让我们感到一种隔世般的熟悉与陌生,刹那间与作者发生灵的沟通与意的相会。可以说,诗意包含着情与智的成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对古典诗歌美学经验的总结,也是诗意的美学风格的概括,如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等都成为我们所能感知到的诗意体会。

诗意何处寻找?自然宇宙、生活、艺术中处处皆存诗意。

在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中,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所说的是中国诗歌中天人合一的和谐。还有的诗歌表现在春夏秋冬的时间更替中所感受到的人生喜怒哀乐,生成伤春悲秋的人生感悟模式。生命体验——岁月流逝、生命短暂,可谓是诗歌中最为永久的母题;生离死别,友情亲情,羁旅乡愁也为诗歌动人的内容。在西方的诗歌中,诗意更多来自人与自然的对抗搏斗,自然与人当成两个极端的个体。在斗争中,体现出自然的伟力或是人的英雄气概。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在儒家为主的教化中,中国人成为等级制和家族制下的存在体,诗歌功能在于对群体愿望或不平之事的兴观群怨。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古代诗人较多地采用托物寄情,借物言志,讽刺比喻方法。西方的诗歌中,个人意志是作为突显的内容。浪漫主义诗歌强调人的主观性,现代主义诗歌则多描写人与人,人与环境的隔阂。

艺术是诗意的另一来源。苏东坡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揭示的就是王维诗歌的诗意从画(语言所表现的线条与色彩、造型、构图)中来;同样,诗中有乐,乐中有诗,说的是诗歌中有音乐所有的节奏和旋律感,而乐中如有诗的话,那么就是诗意的流露。诗化小说、诗化戏剧、诗化散文的得名等都因为此类作品有着不同文体的特色,特别是有浓浓的诗意,形式结构上越轨,写作方式更似诗的风范。

诗意与时代的美学取向有关。在古代诗歌中,意象是诗意的载体,但人们认为诗意通过形式表现:对仗工整、押韵整饬、字句精炼与否是判断诗意的标准。新诗自由化的发展过程中,诗意更与情知有关。五四时期的胡适、郭沫若等人诗歌抒发个性自由的时代思想;抗日时期的艾青、田间则表达民族自由的渴望;卞之琳和冯至等学院派,更注重生存的思考。推崇纯诗的梁宗岱认为新诗音节“简直是新诗底一半生命”。闻一多认为诗歌要具备“三美”,他们则从形式上强调诗意的呈现方式。

诗意是情绪化的,它通过比喻和暗示表现出来。如穆旦对生命与爱情的感悟,凝结在《诗八首》中——“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里“火灾”一词就具有强烈的暗示作用;诗意也是一种理智,“相同和相同溶为怠倦,/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格言式的句子中参透了恋爱、人生、事业的秘密。

诗意通过想象才得以呈现。梁宗岱说“宗教家贬黜想象,逃避形相;哲学家蔑视想象,静观形相;诗人却纵任想象,醉心形相,要将宇宙间的千红万紫,渲染出他那把真善美都融作一片的创造来。”(梁宗岱:《谈诗》)农业社会中,自然景象是诞生诗意的源泉,意象叠加是诗意溢出方式;当农业社会成为历史时,诗意更多来自于诗人对人生的机智了解。在观照他人或反省自身时,获得一种在世的经验,把这种经验通过文字表现出来,或调侃,或幽默,或反讽,或戏拟,诗意才焕发精神气。李亚伟的《中文系》、路痕的《消化人生》等皆为此类当代诗歌佳作。

诗意还诞生于互文文本中。八十年代以来一部分诗人进行诗歌实验。诗人们采取与经典诗歌中同样的意象,或是同样的题目来进行创作,这种创作并非改写,而是一种破坏性的写作,具有反讽性质。这类诗,在当代诗歌中是最受争议的,比如韩东的《大雁塔》、伊沙的《饿死诗人》等诗,多数人认为不是诗,但如果对文化演变有所了解,我们就会明白这一类看上去不像诗的诗,仍然有潜存的诗意——诗意就是对传统的反动,它彰显与已有美学原则和思想道德所不一样的全新意义上的自由。当然我们可能一时难以接受这种超前意识(并不一定就代表先锋,或者进化论思想中的先进),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回头观望时,会发现它们表现了时代新症象。

诗行排列会增强或减弱诗意。例如非马在《无性繁殖恋歌》中通过竖排“我爱你”,“你别繁殖得那么快好不好”的方式,让“我”、“爱”逐字缺失,“你”的单独铺开,强化文本与标题的相互作用,产生机智与风趣之味。

诗意与诗歌的节奏相关。节奏快,诗意外露;节奏跳跃,诗意活泼;节奏克制,诗意缓缓流出。郭沫若的《天狗》在快节奏中催生了彻底的毁灭感;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 唱》在欢快中带着喜悦;卞之琳的《断章》在似断实连的画面中令人回味悠长。

诗歌取材同一事件,诗意的挖掘程度是多样的。如在汶川地震中,广为流传的有《妈妈,快抓住我的手》,此诗从惯常的取材人手,抒写灾难中最动人的亲情和面对死亡的慰藉,诗是温情的。在朵渔的诗歌《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中读到“轻浮的祖母,轻浮的,正在分娩的孕妇,轻浮的”时候,我们会从“轻浮”这样一个用来形容轻佻的女性的词语中看到诗人另酿的诗意,听到了他的愤慨。刘洁岷的《最后一课》中不无幽默地写到“校长在摇骰子”时地震到来,由于成年人责任感缺失,孩子们的书包最终都成为“死去的书包”,在诗歌将无生命的物体生命化时,我们感到无力挽救年幼生命的无限悲哀。诗意来源于生活,生存于语言之中。

诗意最终通过语言来实现,诗语是诗歌最为显性的特征。诗语与日常用语有所区别,尽管诗歌语言可用日常用语,但在诗人笔下,所指并非能指。海子诗歌中的“祖国”,远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祖国,“麦地”也与农田关系不大,它们成为诗人的私人话语。一旦进入诗歌世界,语言常常呈多义性特点,与上下文发生奇妙关联;还可能是趣味性的,故意错置。如赵思运的《中国人民很行》中故意借助外国人把“银行”都误认为“很行”,在误认中产生谐趣之意。诗歌世界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现实的镜子,而是另一个似曾相识的诗意世界。因此可以说,诗语是建构诗意世界的砖瓦。

诗意总是在“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中到来。把住诗的常性,我们就能在变幻的文字当中,与诗意悄然邂逅,永久相伴。

(作者: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彭文博)

颠覆客观真实,营造诗性生语言

——北岛诗歌语言艺术探

刘德岗

在当代中国诗坛,朦胧派诗人北岛最受人们的追捧,十年间曾三次荣获诺贝尔奖候选人提名,其中一次还险些儿超过爱尔兰诗人希内。他诗歌的其他艺术成就我们姑且搁置不论,仅驾驭语言的娴熟与老到就不能不让我们叹服,一个普普通通的语词一经运作便能顿时生发出鲜活的语并产生十分生动形象的艺效果。他以生花的妙笔为我创造了一套典雅、蕴藉而又奇崛的诗性语言。可以说北岛是在使用语言,而是在创造言、在

制造语言神话。

北岛营造诗性语言的艺术手段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其中以颠覆客观真实,改变客观世界的原本面貌是其惯用的策略之一。在他众多的诗篇中,常常通过对客观真实进行颠覆、甚至“歪曲”的艺术处理,从而营造出诡奇的诗境和陌生别致的语言。请看他的《界限》:“我在流动/我的影子站在岸边,像一棵被雷电烧焦的树”。诗句所表达的意思是:诗人(抒情主人公)站在河岸边,身影映印在流动的河水中,河水中的影子随着流水在波动,犹如一棵被雷电击中烧焦的树。显然“我(人)”是不能流动的,流动的只能是河水和河水中的身影。像这种颠覆客观真实的诗句,在北岛的诗作里几乎无处不在:“夜,面对四只眼睛/这是一片晴空/这是等待上升的黎明”(《黄昏·丁家滩——赠一对朋友》)。“夜”是一种光阴,无意识无知觉,它不懂如何面对四只眼睛,而只能是四只眼睛面对它。“芦苇丛驶向战栗的黎明,

渔夫舍弃了船,炊烟般离去”(《随想》)。“芦苇丛”是一种植物,无法走动;“黎明”是时光,时光可以运动流转,诗人不说黎明驶向芦苇丛,而偏偏说“芦苇丛驶向战栗的黎明”。“地下室空守着你,内心的白银,水仙花在暗中灿然开放”(《白日梦》)。“地下室”是无生命的建筑物,没有意识和思想,根本不懂什么是守着,而会守的只能是“你”。“一支乐曲记住我/并卸了它的负担”(《黑盒》)。“乐曲”是一种艺术、一种文化,它不是人、它没有记忆力;只有人,也就是说只有“我”才能记住乐曲。以上种种皆是把主说成客,把客说成主,真是极尽颠倒之能事。还有“仅仅一瞬间/气候习惯了我的呼吸”(《仅仅一瞬间》)。“雨中渐渐透明的,早晨,阅读着我的皱纹”(《雨中纪事》)。“高速公路穿过落日,两座山峰骑垮了骆驼”(《无题》)等。像这种颠倒客观真实的诗句在北岛的诗作里俯拾即是。

诗人为何要如此颠而倒之,故意说

些违背客观常理的“疯话”呢?这完全是由诗歌语言的审美性征决定的。略懂诗歌的人无不晓得诗歌语言与普通语言是两种“异质”的语言,普通语言追求的是对表现对象的准确与明晰,而诗歌语言则追求的是语意的多重与含混。诗歌语言的建构原则不同于普通语言,它对普通语言的语法规范进行了彻底的消解,形成一种独具诗性精神的语言形式。穆卡洛夫斯基说:“对标准语的规范的歪曲正是诗的灵魂。”海外汉诗学者叶维廉讲过这样一个诗坛趣话:“有一次痖弦对刘菲说:‘语言是一种魔术,变化无穷’。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年郑愁予到南部作客,那天有洛夫、张默和我陪他到大贝湖去玩,我们看到湖边上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禁止的鱼”,我说:“这是现代诗的语言呀!”但走近一看,不是“禁止的鱼”而是“禁止钓鱼”。“禁止的鱼”是诗的,“禁止钓鱼”却变成散文了。”’这个故事乍看似诗人问的无聊调侃,但细细琢磨却很是耐人寻味。它表

明:诗歌语言不能按照生活中的事理逻辑去运作,而必须遵循情感逻辑去筹划。诗歌语言由于情感的强力介入,它把生活世界的日常语言进行了彻底的破格和解构,从而建构起了一种极具审美性的语言形式。北岛这种颠覆客观真实的诗歌技巧,正是对普通语言的自觉超越,是创建诗性语言的有效途径。

那么,这种颠覆客观真实的策略能产生什么样的审美效果呢?它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审美享受呢?第一,它能使诗歌造成变形。变形,就是诗人通过想象和联想等心理活动来改变客观物象的原本面貌,以美的原则对客观物象进行重新组合,从而创造新的意象的一种手法。这种因变形所造成的新的意象往往既与客观事实相悖,又在更高层次上与情理相通,从而达到艺术的更高真实。北岛这种颠倒客观真实的艺术手段,很好地实现了诗歌的变形。上文所引的“仅仅一瞬间,气候习惯了我的呼吸”,正是诗人把我的呼吸习惯了气候颠倒变形为

“气候习惯了我的呼吸”。第二,它能造成拟人或拟物的修辞效果。上文中的“地下室空守着你”,“一支乐曲记住我”就是拟人;“我在流动”就是拟物。拟人或拟物的修辞效果人人皆知,毋庸赘言。第三,它能使语言形成张力。美国新批评派评论家阿伦·泰特说:“诗的意义,全在于诗的张力;诗的张力,就是我们在诗中所能找到一切外延力(extension)和内涵力(intension)的完整有机体。”泰特这里所言的张力,就是诗人力图通过艺术的处理,使诗歌语言的内涵变得极大的丰富,外延得到无限的扩大,从而创造出一个具有无限增值性的意义空间。北岛这种颠倒客观真实的艺术处理,使诗歌内部各要素间形成了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情感世界,使诗意能从多个层面得到理解和确认,从而有效地形成了语言的张力。第四,它能充分调动受众者的艺术想象力。颠覆客观真实的艺术处理,建构了一个异于常态生活的审美情感空间,造成了意象间的大幅跳跃和

语言的深度歧义,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的话说就是一种“陌生化”,这种陌生化的处理能给人们想象力和情感的渗入提供了契机。受众者要理解诗意诗境就必须对这种陌生的语言组合进行认 啥知、想象和联想。受众者正是在这多种心理活动的共同参与下尽享了神游之乐的。当我们走进北岛的诗歌世界,常常会被它语言的朦胧、多义和含混所征服,让你在触摸到语言美质的同时便会产生精神上的跃动与昂奋。

既然这种颠覆客观真实的创构如此美妙,它能给我们带来如此之多的审美享受,那么,诗人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下创构出这样的诗句和诗意的呢?要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从台湾诗人管管的一句诗人手。“也不知是两个风筝放着两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放着两个风筝”(管管:《春歌》),从这句诗看,作为诗人的管管,时而感觉是两个风筝在放着两个孩子,时而又感觉是两个孩子在放着两个风筝。“两个孩子放着两个风筝”

是常态生活,而“两个风筝放着两个孩子”正是“北岛式”的颠覆客观真实的艺术处理。为什么诗人会有“两个风筝放着两个孩子”的非真实、非理性的错觉呢?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人们过度关注某一事物达到出神时,往往会物我两忘,意识里产生一种幻觉,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因而心中便会造成主客颠倒混淆的现象。叶维廉对这一问题也有较透彻的论述:“那就是诗人用以观察世界的出神的意识状态。在这种出神状态中,时和空间的限制不再存在,诗人因此便能将这一刻自作品其他部分及这一刻之前或之后的直线发展的关系抽离出来,使得这一刻在视象上的明彻性具有旧诗的水银灯效果。在这种出神状态中,正如我以前说过的,诗人具有‘另一种听觉,另一种视境。他听到我们寻常听不到的声音。他看到我们寻常所看不见的活动和境界。’诚然,所有真正的抒情诗人无不自这种出神的意识状态出发”

正是在这种“出神的意识状态”的作用下,作为诗人的北岛,“他听到我们寻常人听不到的声音。他看到我们寻常所看不见的活动和境界”他创作出了我们寻常人创作不出的这些颠倒客观真实的优美诗句和动人篇章。

(作者:河南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教授。责任编辑:彭文博)

王蒙小说的反讽艺术

刘成勇

王蒙小说创作的重要特色是反讽。所谓的反讽,原本是一种修辞格,指的是所言和所指相反或矛盾的具有嘲讽意味的修辞手法。到了以瑞恰兹为代表的“新批评派”那里,反讽上升为文学的最为基本的创作原则和结构原则,反讽叙事也成为现代小说创作的一种重要的叙事模式。反讽叙事主体看待生活和人物的眼光是超然的,他可能对生活持有一种看法,但这种看法是在生活与语境的悖论中自动显现出来而不是靠主体的评判或议论传达出来。作者以一种“余裕”的心态进行写作,是对生活的“破执”而不是“执着”。因此反讽叙事既能“入生活之内”又能“出生活之外”,从而能更好地表现生活的悖谬甚至是荒诞之处。

反讽就其意义形态而言,可分为言语反讽、情境反讽和总体反讽三种,这是一个由表层到深层的序列过程,分别在语言形式、叙述方式和哲学思想等方面体现了不同的的反讽形态。

言语反讽是最普遍意义上的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反讽形式。它主要靠文字自身的扭曲和变形以在语言外壳和真实意指之间制造断裂,让二者形成一种矛盾或反向关系,增强语言自身的张力,涨破有限的语言空间,实现意义增值。应该说王蒙的小说语言丰富多变,富有实验性。

词语在字典里的含义基本上是固定的,人们一般也在这个固定的意义上交流信息。但一旦将词语放置在一个与自身不兼容的语境中,使语义内涵夸大或缩小,则会产生反讽效果。如小说《海鸥》中的一段话:“你的恶毒的笑容使我后背冒着凉气。人人犯错误,不是说,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吗?大家轮流,机会均等,自由,平等,博爱!“自

由、平等、博爱”本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庄严肃穆的词语,当它们被用来修饰“犯错误”这一事件时,就缩小或者说抽空了这些词语的语义。在《杂色》中,“这第二碗奶茶已经不是为

了充饥,而是为了享乐了,这也可以叫做为喝奶茶而喝奶茶,为吃馕而吃馕,为艺术而艺术以及什么为活着而活着吧?”其中的“为活着而活着”则是语义的扩大,将一世俗行为提升到与“为艺术而艺术”相等的精神地位。无论是语义的扩大或缩小,都会产生一种滑稽感。但这种滑稽并非是仅仅带来感性的愉悦,不是漫无边际的追求喜剧效果。它总是处于文本理性价值的统摄之下,立在语词背后的仍然是其惯有的文化含义。即使是在不利的语境中,“自由、平等、博爱”、“活着”等词语并没有丧失自身文化品格,仍然显示出其沉甸甸的生命重量。

戏仿是文本语言对某种话语体系的模仿,结果是模仿的话语因和语境的不协调而造成一种戏谑的效果。一般而言,戏仿总是模仿威权话语,是“故作正经”。而作者的目的是要拆解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对象,所以“故作正经”就以“其人之道”消解了“一本正经”身上的神秘面纱,暴露了神圣话语体系的虚伪和虚无。“??一我们要兑换伪币,稳定物价,于是货币兑换了,物价稳定了。我们要整顿治安,维护秩序,于是流氓与小偷绝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们要禁毒禁娼,立刻‘土膏店’与妓院寿终正寝。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不要什么,就没有了什么。”这是《蝴蝶》中张思远的话语,充满了自信和乐观。《圣经》中有这样的句子:“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张思远的话是对上帝的语言的戏仿。上帝拥有创造世界的绝对权力,他创造世界依靠的是语言的力量。张思远不是上帝,那么其宏大话语因为缺少了这么一个前提条件而变得软弱无力。从语义置换和戏仿可以看出,言语反讽就是语义对符码的反叛,所指对能指的挣脱,在近乎游戏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作者对历史、现实的讽刺和批判。

情境反讽是将反讽从语言层次扩大至一个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情节或场景,反讽效果来自于情节发展与主体意识、情节表层意义与作者真实意图、情境透露的价值判断与社会观念和行为准则之间的对立与悖逆。“南辕北辙”也许是对情境反讽的较为形象的概况。长篇小说《青狐》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青狐与她崇拜的、简直可以与毛主席相比的人生偶像杨巨舰观看一部难得一见的内部电影。(就凭这一点,青狐也应该崇拜杨巨舰。)青狐渐渐的就将杨巨舰与电影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杨巨舰每天都沉浸在对中国的与世界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机制、官员作风与士农学商的命运的研究当中,不就与天才的沙俄海军军官李姆斯基·柯萨柯夫的沉浸于音乐一样吗?”正当她陶醉于对杨巨舰的遐想之时,“她听到杨巨舰的愈来愈大的呻吟声”,原来是杨巨舰的疝气此时发作了。阳春白雪的高雅氛围立即就被冲淡消解,杨巨舰的伟大化为委琐。粗鄙丑陋显示了颠覆性的反讽力量,否定了不可冒犯的神圣崇高。杨巨舰也是一凡夫俗子,是青狐自己在心中构建了杨巨舰的高大形象。如果不是全知叙述者适时地让杨巨舰暴露出自身的凡俗,青狐将会永远地膜拜于男权神话之下。在“疝气发作”的具有讽刺性的场景中,杨巨舰高大形象的虚妄和青狐内心的失望同时呈现出来,文本叙事也由此发生逆转。

从反讽的角度看王蒙的小说,大致可分为客观表现的讽喻性小说和主观解剖的自传性小说。前者的反讽力量在于“叙事中讲述声音与事件声音的错离”,也就是在作者的主观意图与事件的客观防述之间存在着对立和反差,突出表现了情理的悖谬性和情境的不合逻辑性。例如《说客盈门》中的一段文字:

他矜持地、无力地和丁一握了一下手,然后踱着步子,并不正眼看丁一一下,开始作指示。??他没有再多说一个字。他认为这种书面批语式的指示已经够丁一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了。他悠悠地踱着步子,撮着牙花子,慢吞吞地吐着每一个字,好像是在掂量每一个字的份量,又像是在砸摸每一个字的滋味。是的,他的话语犹如五香牛肉干,浓缩,醇厚。 叙述者似乎是以欣赏的语调描写“他”的领导水平,而“他”的“矜持”、“无力”、“不正眼”、“撮着牙花子”却与实际意义上的“领导水平”不符,显得矫揉造作、虚张声势。事

件声音表面上看是与叙述声音相对抗,事实上它以否定叙述者声音的方式应和了作者的真实意图,在不动声色中传达出反讽意味。 主观解剖的小说较为复杂一些,因为作者与作为反讽对象的人物距离过近,无法绕过情感上对反讽对象的同情和怜悯,但反讽对象身上又确实存在着文化人格的欠缺或者说文化人格与社会的格格不入。所以这类小说中的反讽不再是冷峻犀利的“冷嘲”,而是温和善意的“热讽”。人物叙述者进入到人物内心世界,在人物的自我否定、自我反思中达到反讽效果。《失态的季节》中,钱文因吃了顿西餐被划为右派。在对其行为的愤怒声讨中,钱文进行了虔诚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他越虔诚,越能让人体会到知识分子生存的悲哀和艰难。他越是严肃、庄重地对待自己的改造,人们越是能体会出其中的滑稽可笑。这样的反讽具有双重指向:既指向知识分子人格的孱弱,又指向造成人性异化的意识形态,同时又不失含蓄幽默的美学风格。

如果情境反讽扩大至整个文本,上升至主题思想层面,与现实生活世界形成对立,就出现了总体反讽。总体反讽是以文本为参照显示出来的现实世界价疽体系的根本性缺陷和裂隙,是对世界本源的悖谬性质的深刻体悟和忧郁观照。总体反讽的运用,是因为“认识到一个事实:世界在本质上是诡论式的,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才能抓住世界的矛盾整体性。”因此总体反讽的力量来自于对世界和人生的荒诞性存在的深邃认识和自信把握,体现出对人类、历史和命运的悲悯式思考和关怀。

革命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人性远离异化之途的自我回归。但“季节系列”似乎提供了一个反题:人性在革命的激荡中更加萎靡不振、扭曲变形,革命与人性背道而驰。钱文们在革命的名义下为了生存而释放着人性的丑陋,互相揭发、排挤、打击。经过革命洗礼的钱文们得到的竟是人性的荒芜,越真诚地追求革命,越看不清在人性追求上的迷失,这就是历史的荒诞之处,就好像《悠悠寸草心》中人物的想法那样:“八年自己人的监狱也并没有白坐。是个总结的好机会,比住几年党校还强。在监狱里,我回忆我参加革命以来,特别是当地委书记以来的所作所为、所得所失,一天一天,一件一件的,我受了委屈,可我委屈过别人没有?”面对苦难,自我解嘲一番仿佛就卸去了历史对我和我对历史的责任。如果可以将“季节系列”中的荒诞成因归结于灾难从而为人性异化找到了根由的话,《青狐》中的荒诞却在平静俗常中显现出来,就像小说中的王楷模说的:“历史有时候虎头蛇尾,有时候昙花一现,突然变脸,冷锅里冒热气。历史常常患流行感冒、疟疾、便秘,蛮不讲理却又怎么说怎么有理。”看来生活中的荒诞仿佛是从历史深处生发出来的,无处不在而又根深蒂固。面对荒诞,作者又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叙事智慧应对这种人类终极困境呢? 总体反讽并不是以文本世界否定掉现实世界,而是以一种超越的目光、宽容的心态对待笔下的芸芸众生和他们生活的世界。所以倪吾诚、钱文们、青狐、杨巨舰等人都在作者的同情和怜悯之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尖酸刻薄的后面有温情,冷嘲热讽的后面我有谅解,痛心疾首后面仍然满怀热忱地期待着”。王蒙的智慧就在于他不是孤立地看待人性的缺陷,而是将其置于历史和世界的整体语境中为这种缺陷寻找宽宥的理由。面对被理性和权力编织的宏大历史和现实世界,个体除了应和与适应,除了谨小慎微地满足那点可怜的人生欲望,几乎无所作为。这一发现带有一丝悲观主义的色调,但对于被历史潮流裹挟着踉跄前行的个体来说,也许是自我安慰、自我解脱的最好借口。面对存在的根本性的荒诞状态,既然无力反抗,无力改变,并且又不愿沉沦,不愿苟且,那就以超然的心态去看待它,让荒诞在反讽中失去悲剧性色彩;既然无法改变世界,那就改变自己的心态,毕竟“活下去”就昭示着存在的意义所在。

反讽无论是作为修辞手法、叙事方式还是哲学思想,都使王蒙能够更为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智慧和思想。从语言层面来看,王蒙任意地驱遣、粘连现代汉语的组合,让词语的含

义在长句式和短句子铺天盖地的结合中、在大词小用、小词大用、庄词谐用、正词反用的戏仿和错置中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来;从叙述层面来看,王蒙善于将人生中具有悖谬性质的事件或细节夸张、变形、放大,在与一个不容纳自身的语境中含蓄冷静地体现出反讽的力量。从哲学思想层面来看,王蒙看到了世界和人生的缺陷,他没有对之进行启蒙式的批判和责难,而是以大慈悲的胸怀宽容了一切,体现了人道主义式的理性辨证精神。三种反讽形态既各有其功能特色,又交融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王蒙式”的反讽写作。 参考文献:

[1]余向军:《论小说反讽叙事的美学功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l2期。 [2]赵毅衡:《新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86年版,第l83页。

[3]王蒙:《漫话小说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l983年7月版,第26页。 作者: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责任编辑:彭文博)

文学的承诺

王飞

文学宛如永不褪色的旗帜在人类精神殿堂的上空迎风招展,文学仿佛异彩纷呈的画卷在人类追逐幸福的旅途伸缩翻转。面对生活中的诸多痛苦和不幸,文学必须做出承诺并对痛苦与不幸的生活进行创造性地修补或重组,文学家只能以坚韧不拔的态度来校正世俗的偏见和陋习。所以,南唐后主李煜之词“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对于罪犯的同情是无止境的”,冰心之散文“最能‘暴露’和‘揭发’一个人灵魂深处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向往’和‘眷恋?,曹禺的戏剧“只是让人感到腐朽的恶势力必然死去”。文学的承诺的根本实质是为了更好地回应精神生活的期许,坚守文学的承诺会使文学创作不断编织人类的梦想与愿望。

文学的承诺之一:为生活寻找到诗意 文学之所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因为文学为单调琐碎的生活寻找到诸多诗意。鲁迅的小说《故乡》用“回乡之旅”的沉重感受去激发重建诗意生活的信念,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用“纷乱之情”的心路历程去引发诗意生活的憧憬,余光中的诗歌《乡愁》用“亲情离散”去展望诗意生活的遐想,曹禺的戏剧《雷雨》用“家庭罪恶”去唱响诗意生活的颂歌。文学之所以贵为文学,就是因为它为生活增添了无限诗意。 文学高高扬起的艺术律令的鞭子,催促文学家兑现为生活寻找到诗意的承诺。文学家调动艺术智慧和运用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之笔,去建构人世间不曾拥有的精神世界,去寻找人类心仪已久的诗意栖居方式。无论是现实主义的客观复原,也无论是浪漫主义的肆意遐想,也无论是现代主义的夸张变形,也无论是后现代主义的杂然拼凑,这些都是为了兑现为生活寻找到诗意的承诺。

这种诗意的承诺就是为了回应人类心灵深处渴盼已久的精神幸福彼岸的召唤之声。为了更好地回应如此召唤之声,文学家总是在文学的想象世界中不断克制自己的心灵冲突并不断校正自己的心灵,列夫.托尔斯泰不得不修正对家庭叛逆者安娜的描述和评价,巴尔扎克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情感来凸显贵族阶层的堕落和残忍,曹雪芹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怀旧情怀来披露封建家族的危机和崩溃,巴金不得不按捺亲情眷念来批判大家庭的冷酷和阴暗。文学家的根本意图是为了营造诗意生活所具有的真正的美丽,尽管展示在读者眼前的是悲剧命运的种种不幸,但仍然是为了警示提醒读者重新探索超凡脱谷的生活和卓然不群的情趣。诚如钱谷融所言:“世界是我们的,我们要善于经营它,加意修饰它;而最要紧的是要用艺术来美化我们的人生,使我们的世界格外的灿烂,格外的神奇壮观!”简言之,读者之所以如痴如醉般热爱着文学,是因为文学使读者发现生活的确值得拥有和人的确值得活着。

坚守为生活寻找到诗意的承诺,意味着文学家绝不能沉迷于描述阴暗、琐碎的生活,也

意味着文学家绝不能陶醉于勾勒卑劣、残忍的人性。文学家无论描述怎样的生活,文学家无论勾勒怎样的人性,都切莫忘却为生活寻找到诗意的承诺。所以,文学家总是能从阴暗、琐碎的生活表象中发现生活本质的至纯与至真,总是能从卑劣的人性表象中窥见崇高人性的身影。文学家之所以如此对待生活,其根本理由是为了寻觅更加惬意温馨的生活。 坚守为生活寻找到诗意的文学承诺,意味着文学家树立起高尚纯正的生活观、价格观和艺术观。就生活观而言,文学家更应当看重迥异于世俗生活的精神的幸福、愉悦和满足;就价值观而言,文学家更应当看重精神追求的超拔、脱俗和神圣;就艺术观而言,文学家更应注重艺术创造的尊严、价值和使命。夏志清曾说过:“中国新文学的传统即是‘人的文学’,即是‘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中国社会、个人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6]由此观之,“人的文学”必然应当是相信人、尊重人、提高人的文学,文学家笔下的人的生活无论怎样千姿百态、变幻无穷都应当蕴含着遐想不尽的诗意人生,文学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就是为芸芸众生尽力寻找生活蕴含的遐想不尽的诗意人生。为生活寻找到诗意,这就是文学必须做出又必须兑现的承诺。

文学的承诺之二:让灵魂焕发生机

无论是对作品人物,也无论是对读者自身,文学必须坚守和兑现让灵魂焕发生机的承诺。就作品人物而言,让灵魂焕发生机的承诺必然要求文学家把作品人物的灵魂打上人类共通普适的思想感情的印迹,也必须要求文学家用作品人物的灵魂开辟出人类精神家园的新领地。所以,文学家笔下的人物灵魂是那样独具特征、鲜活灵动,无论高尚或卑鄙,一切既陌生而又熟悉。就读者而言,让灵魂焕发生机的承诺必然促使读者从作品人物的灵魂观照中反省自己的内在灵魂,作品人物灵魂就是读者自我灵魂的鞭策、激励和校正,读者自我灵魂渐升渐高摆脱了世俗利害纷争的缠绕。

坚守让灵魂焕发生机的承诺必然要求文学家在发掘人物灵魂上应独具慧眼,发别人所未曾发,见别人所未曾见,感人所未曾感,作品人物灵魂的往来去归折射出文学家心灵世界的匠心独运。卡夫卡可以用寓言的方式昭示心灵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倾情于现实在个人心理上投下的阴影的分析,加缪有意把人物心灵的荒诞和悖谬放大,鲁迅对人物心灵世界的解剖是一种社会现实的拆解和重建。文学世界里人物灵魂活跃奔腾、栩栩如生,既立足于现在又隐约指向未来,这充分显现出文学家对现世人生的悲悯情怀和对理想生活的赤诚热爱。 文学家把上述的悲悯情怀和赤诚热爱投射到对人物灵魂堕落沉沦的顽强救赎上。鲁迅曾坦言:“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人物灵魂的麻木、残忍、愚腐、沉沦扑面而来是那样触目惊心,是那样暗淡凄凉和莫名感伤。文学家的真正本意不是告诫读者这个世界已经不可救药,而是提示读者这个世界必须尽快改变。文学家笔下的心灵世界仿佛《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镜,读者观照“风月宝鉴”镜反面的丑陋和可怕反而会有助于读者自我灵魂的警醒和提升。所以,文学家越是描述人物灵魂的不可救药,就越是督促读者反省自我灵魂。不是文学家笔下的人物灵魂缺乏生机,而是文学家用貌似缺乏生机的人物灵魂召引着读者自我的灵魂焕发生机。 让灵魂焕发生机这个承诺不回避作品人物灵魂的种种卑劣性,这种种卑劣性有助于读者自我灵魂闪烁出耀眼的光芒。让灵魂焕发生机这个承诺也不回避作品人物灵魂的伟岸和正直,这种伟岸和正直有助于读者自我灵魂融入理想的精神王国。文学家让灵魂焕发生机的承诺落实到塑造圆形人物形象上来,其笔下人物灵魂或正或反或雅或俗或高尚或卑劣都在情理之中而又在读者意料之外。人物灵魂伴随着读者的智慧灵光闪亮登场,一切是那么魅力四射,一切又显得是那样飘逸洒脱,读者情动于中、欲罢不能,痛定思痛萌生出改变自我灵魂的设想与憧憬。所以,让灵魂焕发生机的承诺具有两重的任务,既要求文学家创造出生机勃勃的人物灵魂,也要求文学家隐约启发读者努力营造生机盎然的灵魂。 文学的承诺之三:使信仰扎根生存

灵魂如花,信仰似根。信仰根深,灵魂才能够花茂。柳鸣九认为:“一个作家总有自己最内在最深层次的感受点,最缠绕不解的情绪,只有当他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他这种情感与感受时,他才能给人以最深切的感动,最深刻的启迪,才能进入人类至高无上的精神王国而与历代读者沟通交流”。可以说,作家最内在最深层次的感受点是信仰,作家最缠绕不解的情结就是牢固树立信仰并使信仰扎根生存。卢梭的《爱弥儿》坚守人性本善的终极信仰,司汤达的《红与黑》极其赞赏个人谋求发展的合理信仰,雨果的《悲惨世界》始终响彻着人类弃恶从善、改过自新的信仰之歌??所以,使信仰扎根生存应当是文学的承诺,文学家笔耕不辍就是为了坚守和兑现这个承诺。 坚守和兑现这个承诺,必须营造出使精神信仰扎根生存的文学土壤。这样的文学土壤从小说的故事外形看,那就是文学家无法回避作品人物坎坷命运的描述,那就是文学家必须倾力打造的作品人物不断遭受着困苦折磨和人情冷漠,那就是文学家始终不懈地讲述着作品人物为了信仰而坚韧顽强地活着。这样的文学土壤从文学的内在精神来看,作品人物虽然无法逃脱悲欢离合,但仍然矢志不渝、满怀信心地融入精神信仰的怀抱。不是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所以打动万千读者的心,就是因为读者看到了为人生信仰而奋斗不息的绚丽多姿的精神画卷。王安忆的《长恨歌》之所以招致万千读者的感慨,就是因为读者从故事昭示的精神信仰不断幻灭中聆听到惆怅哀伤的人生悲歌。使信仰扎根生存,文学的参天大树就会盛开奇异美妙的花朵。

使精神信仰扎根生存需要文学家用精神信仰来维系创作和推动创作,只要文学家的精神信仰还在,文学创作就不会走向绝灭。是生活本身的生生不息,是生命历程的不停推进,是生存意义的探索无穷,是精神幸福的期待恒在,文学家才承前启后、变化万端地设计着文学世界的极致状态。任时光匆匆,文学家绝不会放弃对精神信仰的追踪;任时代流转,文学家绝不会放弃使精神信仰扎根生存的承诺。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精神追求,一时代的文学也有一时代的精神信仰。文学的精神信仰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文学家的精神信仰随变化着的文学精神精神信仰而演进。文学家的精神信仰若钟于志,文学描述的人生百态中志向的形态和取向会不断推透;文学家的精神信仰若专注于情,文学描述的艺术具象中情感的呈现和抒发会不停演进;文学家的精神信仰若痴迷于道,文学描述的社会变迁中哲理的发现和阐述会变幻无穷。所以,使精神信仰扎根生存的文学承诺是在时代变化进程中赋予合乎时代精神的精神信仰本色。

综上所述,文学的承诺是为生活寻找到诗意,是让灵魂焕发生机,是使信仰扎根生存。为生活寻找到诗意,回应了精神生活的期许;让灵魂焕发生机,涤荡尽读者灵魂中的污泥;使信仰扎根生存,推动着文学创作的演进。文学之所以做出上述承诺,是因为文学家发现了超拔脱俗的精神生活。

参考文献: [1]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l6页。

[2]【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艺术与文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328页。

[3]冰心:《山中杂记》,京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页。

[4]曹禺:《悲剧的精神》,京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5]钱谷融:《钱谷融论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6]夏志清:《人的文学》,引自雷达、李建军主编《百年经典文学评论》,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 页。

[7]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引自金隐铭校勘《鲁迅小说全编》,漓江出版社l996年版,第423页。 [8]柳鸣九:《法兰西文学大师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牟版,第94页。

(作者:河南省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责任编辑:葛刚岩)

以发表为中心的高职应用写作教学改革初探

杨益斌

在借鉴前贤时俊理论和经验基础上,本人 近三年进行了“以发表为中心”的高职应用文 写作教学改革的探索和研究, 取得了显著成 绩。

一、问题提出

尽管不少高职院校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

“应用写作”国家级或省级精品课程,不少同仁 开展了相关的教学改革研究, 取得了一定成 绩。但是,整体看来,高职应用写作教学的现状 依然不容乐观,主要问题有如下四个方面。

1.教与学的动力严重不足。学生学习专业

课往往劲头较大, 而对文化课普遍兴趣不高, 特别是对应用写作缺乏学习的动力。教师因写 作课地位不高,得不到学校应有的重视,再加 上写作教学负担重,低效难教,教的动力也不 足。

2. 作为写作主体的学生写作实践严重不

够。写作实践性很强。学生是写作的主体,不经 过主体自身的历练体悟,写作的态度、情感、知 识、技能等不可能内化成写作的习惯、能力。反 观高职应用写作教学现状,一方面由于课程时 间有限, 课堂练习写作次数也就极为有限,另 一方面,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课外日常应用写作 实践也很稀缺。往往是课堂上教什么文种,就 写什么文种,课后无人问津了。课外的学生日 常应用写作处于自生自灭状态。

3.学与用严重脱节。一是应用写作课堂所

学与实际所用严重脱节。这跟教材编写、教师 制定教学计划有关。教材编写贴近实际不够, 教师教学因校、因专业制宜不够,因材施教不 够。有的不能与学生所学专业建立起有机的联 系,导致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二是学用相 一致的部分,教师只管教,学生课外用不用、用 得怎样则管得很少甚至无人引导; 学生只管 用,想学时又找不到老师请教。一言以蔽之,没 有形成学用结合的长效机制。

4.写作教学的程序与文章自然产生的程序

严重脱节。叶圣陶先生认为,学校的作文教学

应该努力使作文训练过程尽可能与文章产生 的自然程序相一致。顾黄初先生指出:一个人 要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首先必须在认识和经 验上有必要的、足够的准备。而过去我们的作 文教学,在“认识和经验”上着力很不够。一篇 文章一般经历构思、谋篇、布局、起草、修改等 等过程。而过去我们的作文教学,实际上只抓 了“起草”这一环;起草以前的构思谋篇,起草 以后的修改润色,都没有让学生受到真正的训 练。这些问题在高职院校应用写作教学中依然 存在。

高职应用写作现状堪忧, 学生应用写作 难,应用写作教学效果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究其根源,关键是学生写作动机缺失。据专家 调查分析:动力性困难是当前中学生作文的主 要困难,其次才是能力性困难。所谓“动力性困 难”即写作兴趣、写作热情、写作自发性和写作 积极性方面的畏难情绪。我国多年来高职院校 学生录取分数相对较低,其语文综合素养普遍 不高,视作文如畏途者比比皆是,作文基础薄 弱者占了多数。经过基础教育十多年的学习, 其写作的“动力性困难”比中学生有过之而无 不及。

国内外写作教学中,以发表学生作文为契 机来提高作文教学质量的做法虽有出现,但完 全集中在中小学阶段,如江苏扬州邗江区教育 局推行的“发表式”作文教学改革,江苏吴江市 管建刚在《魔法作文营》一书中介绍的以发表 为动力的小学作文教学改革。而结合高职教育 特点进行“以发表为中心”的应用写作教学改 革却尚未见到。笔者以为,“以发表为中心”的 高职应用写作教学,就有可能较好地解决上述 问题。 二、理论阐释

(一)“发表”的内涵与外延

通常在人们的理解中,“发表”就是把文章 或其他文字、图片等形式的东西刊登在刊物或 其他载体上,使之公共化。而实际上,这只是对 “发表”的狭义理解。

《现代汉语词典(1996 年修订本)》解释“发 表”:“①向集体或社会表达(意见)。②在刊物 上登载(文章、绘画、歌曲等)。”《辞海1999 年 版缩印本(音序)》解释“发表”:“①向公众表达 意见。如:发表宣言;发表谈话。特指在刊物上

登载。”“②中医学名词。??”叶圣陶先生在 《论写作教学》中提出:“写作的根源是发表的 欲望;正同说话一样,胸中有所积蓄,不吐不 快。”

由此可知,发表的形式并不仅限于书面形 式,也可以有口头形式乃至其它形式,发表的 对象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本文所说 “发表”为广义,即运用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 以及其它形式向公众表达意见,包括在刊物上 登载这类狭义的发表。

要解决高职学生写作的“动力性困难”,激 发学生真正的写作动机, 就必须追本溯源,改 革高职应用写作教学,从而为学生写作提供强 大的心理动力。心理学研究和行为科学研究都 表明,人的行为产生、维持、加强、终止都是在 一定的个体动机的作用下进行的。包括写作在 内的个体行为能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个体有没有适宜的动机。动机是直接推动 有机体活动以满足某种需要的内部状态,是行 为的直接原因和内部动力。唤起、维持、增强学 生写作的内驱动力,无疑应成为写作教学极其 重要的出发点和关键点;否则,离开了学生这 个写作主体自身的积极性,培养其写作能力就 无从谈起。而这正是高职应用写作教学问题的 主要症结所在。“以发表为中心”,改革高职应 用写作教学,就能够有效唤起、维持、增强学生 写作的内驱动力,真正实现“要我写”到“我要 写”的转变,并在解决其“动力性困难”的同时, 逐步解决其“能力性困难”,提高应用写作教学 效果,增强应用写作能力和素养。 (二)以发表为中心的基本含义

叶圣陶先生在《答李业文(1973 年3 月19 日)》的书信中指出:“作文就是用笔而不用口 来发表意见,抒发情感。根本在于学生有没有 意见要发表,有没有情感要抒发。如果没有,那 是整个学校教育的失败,不仅是语文教学的失 败。”因此,抓住发表这个中心,在某种意义上 就抓住了高职应用写作教学的牛鼻子,可谓纲 举目张,其它问题相对来讲也就较为容易迎刃 而解了。

所谓以发表为中心, 指在应用写作教学 中,以发表为枢纽,通过培养学生内驱动力— 优化学生写作实践—注重学生作品评改的写 作活动这条主线,指向激发发表欲望—促成发

表作品—提高发表质量这一活动效果,形成激 发发表欲—巩固发表欲—升华发表欲这一心 理链条, 全面带动高职应用写作教学改革,增 强学生应用写作能力和语文综合素养。 一个应用写作任务(项目)的完成,往往需 要经历培养学生内驱动力—优化学生写作实 践—注重学生作品评改,再到新一轮的培养学 生内驱动力—优化学生写作实践—注重学生 作品评改,这样的发表循环。相应地,其心理链 条也经历了激发发表欲—巩固发表欲—升华 发表欲,再到新一轮的激发发表欲—巩固发表 欲—升华发表欲,这样的心理过程;同时也不 断收获激发发表欲望—促成发表作品—提高 发表质量的活动效果。完成难度较高、比较复 杂的任务项目, 可能还需要更多次的反复循 环。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回到最初出发点 的简单的重复,而是新的起点上的较高一级水 平的提高完善,在循环往复中螺旋式上升。 总之,以发表为中心,就是紧扣写作主体 学生的写作内驱动力—发表欲,通过多层级发 表机制等,不断激发、巩固、升华其发表欲,使 之获得不竭的写作内动力,在满足学生心理需 求,体验成功感、成就感的同时,提高学生应用 写作能力和语文综合素养。 三、实践操作

近几年本人坚持以发表为中心改进高职 应用写作教学通过实践和研究,总结出了其应 遵循的一般流程:任务(项目) 驱动—文本细 读—切身实写—公开发表。 (一)任务(项目)驱动

所谓“任务(项目)驱动”就是通过真实的 应用写作任务(项目), 设计教学一体化的情 境,以此驱动学生细读、多练,学懂学会,融会 贯通。以项目驱动为例。在职业教育领域,项目 教学通常是指师生通过共同实施一个“项目” 而进行的教学活动,项目本身是以设计、生产 一件产品或提供一项服务为目的的任务。本人 将其分成“活动性项目”、“求职性项目”和“专 业性项目”三类。活动性项目,主要是指学生承 揽的校园内外一些大型活动。求职性项目,主 要是指学生在校期间, 针对校内外的一些单 位、部门乃至个人的用人需求而开展的求职过 程与行为。专业性项目,主要是指与本专业密 切相关的设计、生产、销售、咨询等专业任务。

之所以考虑以项目驱动为主,主要基于应用写 作课程的实践历练性、项目教学方式的自主实 践性、高职学生的自主探究性。我院专业课全 部按“专业+项目+工作室”工学结合人才培养 模式进行,学生适应了这种教学,可以顺利实 现迁移。 (二)文本细读

应用文“文本细读”就是要仔细分析研究 优秀作品的遣词造句、篇章结构、内容逻辑、意 蕴情味, 从而把握不同应用文写作中因场合、 身份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语境、情态、气势、意 味,做到反复揣摩,烂熟于心,从中获取知识、 智慧、写作技巧甚至是阅读快感。这一步骤融 应用写作基本知识、基础能力于一体,指向具 体任务(项目),引导学生读通读懂,读出写作 思路、写作方法,明白内容是如何决定形式,形 式又是如何适应内容的。提倡并实行文本细 读,是读懂应用文的客观需要,是获得文体感 文种感的重要途径,是增强应用写作能力的有 效方式, 更是培养务实严谨文风的基本途径。 本人总结了进行文本细读的主要策略:一是针 对文本自身的细读策略。如“摄魂:洞悉主旨与 材料的统一”,“取精: 鉴赏局部与细节的精 华”,“察微:明察隐形与微小的严谨”。二是针 对读者自身的细读策略。如“补短:从薄弱处出 发”,“扬长:从优势处观照”,“去疵:从确诊处 修改”。在应用写作学习阶段,文本细读是学会 写作的重要基础。只有对应用文文本读得越多 越懂越透彻,对应用写作的规律性、细节性的 认识和概括才能越准确越细致越深刻,执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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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教学XIE ZUO JIAO XUE

文,也才能得心应手,达成写作目标。 (三)切身实写

即切合自身实际,真实、诚实地进行写作。 这一步骤可以学生独立完成, 也可生生互动、 师生互动,进行讨论、探究。高职应用写作完全 能够通过与专业学习紧密结合,与大学生活紧 密结合,与个人求职紧密结合等途径,激发学 生内在的写作需求,带着实在的任务、真实的 项目“真刀实枪”地写作,从而使写作教学的程 序与文章自然产生的程序相一致,实现写作教 学与实际应用的无缝对接。这一阶段,大体上 涵盖了通常写作教学中教师的作前指导—作

中指导—作后指导,经历构思、谋篇、布局、起 草、修改等等写作全过程,将顾黄初先生所说 的作文“半截子训练”, 转变到作文“全程训 练”。

(四)公开发表

高职应用写作教学中的公开发表至少包 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1.当众表达:被阅读。即已有改革中出现的

一级到四级发表: 一级发表限于小组同学当 中。当同学们互评作文时,就是学生的作品初 次得到发表的机会。二级发表是在全班同学或 兄弟班级同学范围中进行。这是学生“发表网 络”中的最重要的一级,是具有普遍意义与基 础意义, 能在最大范围内让学生发表作品,能 充分体现教师功能的一级。三级发表是投稿到 校报校刊上。四级发表是向各级刊物推荐佳 作, 让学生在品尝习作变成作品的喜悦中,激 发写作的热情。这四级发表均突破了传统作文 教学中的读者缺位现象,出现了除教师这个非 严格意义上的真正读者,“作品” 被人“阅读” 了。

2.项目开发:被采纳。不同于一般的中小学

作文,高职应用写作常常因任务驱动、项目教 学、与专业结合更紧等原因,越来越多地与仿 真乃至实际项目相结合。因而,高职应用写作 中的“发表”就并不止步于“当众表达:被阅读” 的意义,而更进一步延伸为“项目开发:被采 纳”, 从而更加突出地彰显了高职教育的职业 性,体现出应用写作的高职特征。

3.活动使用:被实施。高职校园学习、生活

丰富多彩,众多的校园活动涉及日常应用写作 的方方面面。学生全面参与甚至主持其中的活 动,为应用写作提供了用武之地。通过公开征 集方案等形式,广大学生踊跃参加。一旦其苦 心经营的活动方案等作品被真实的校园活动 所采用并付诸实施, 其激励作用是十分明显 的。

作品质量较高的,只需稍作修改就可以公 开发表。作品存在问题较多的,还需反复修改, 甚至推倒重来。这样,需要进入新一轮的“任务 驱动—文本细读—切身实写—公开发表”。在 后续的流程中, 四个具体步骤的实施情况,依 据学生作品问题的不同而异。

通过近三年的研究探索,本人高职应用写

作教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所教班级学生参 与到100 多个应用写作任务或内容真实项目 中,写作欲望、兴趣、积极性和水平明显提高。 本人所在学校是一所完全艺术设计类高职院 校,学生在应用写作实践中,发表作品的载体 比较多。学生作品大量发表在户外媒体和实物 媒体(路牌、户外展板、候车亭广告、商店的橱 窗和展览会等)、平面媒体(报纸、杂志、海报、 宣传册、产品说明等)和电子媒体(电视、广播、 网络、电影等)上。学生初步具备了高素质技能 型专门人才所应具备的基本写作素质和语文 素养。

如前所说,抓住发表这个中心,在某种意 义上就抓住了高职应用写作教学的牛鼻子,其 它问题相对来讲也就较为容易迎刃而解了。但 这并不是说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如怎样引导 学生在“发表”中有效阅读与写作、积累与表 达、写作的外部动因和内在动机的一致等问 题,都还是需要认真研究,切实加以统筹解决 的。

(作者: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副教授。责 任编辑:汪晓清)

新闻写作中的“由点及面”与“由面及点”

陈朝晖

面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点和面的关系往 往体现于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 遍的辨证统一中。新闻既要反映事物的整体概 貌,更要有所选择地突出报道的重点。“由点及 面”,是以微观反映宏观的报道;“由面及点”,是 以宏观衬托微观的报道。“由点及面”与“由面 及点”, 是新闻写作中点面结合的两种基本艺 术。

“由点及面”与“由面及点”的意义 宋代山水画家郭熙曾说:“千里之山, 不能 尽奇,万里之水,岂能尽秀???一概画之,版图 何异?” 这告诉我们,新闻报道也要善于做好点 面结合的文章。新闻报道中,“点”可以突出重 点,体现深度;“面”可以顾及全局,体现广度。 点面结合,可以使新闻既有深度又有广度。

“点”,一般是新闻对事实的微观反映。所 谓“一滴水见太阳”,新闻写作中以一个“点”作 为引发点,层层深入,可以使报道起到一叶知 秋、见微知著的作用。“由点及面”的意义在于: 以点带面,在深度的基础上拓展报道的广度。 “面”,一般是新闻对事实的宏观反映。“群 山的背景衬托出风景的幽美”, 而新闻中以一 个“面”作为背景,可以衬托出“点”的深度,起 到深化报道主题的作用。“由面及点”的意义在 于:以面衬点,在广度的基础上挖掘报道的深 度。

“由点及面”与“由面及点”的共同点在于: 注重报道的广度和深度齐美。两者的不同点在

于:“由点及面”,是从“点”出发反映“面”;“由 面及点”,是从“面”出发突出“点”。 “由点及面”与“由面及点”的方法

1.“由点及面”的方法。“由点及面”,是一个

从微观到宏观的“抓面”报道过程。如何“抓 面”? 可采用“冰山露角、举一反三、画龙点睛” 的方法。

(1)冰山露角。美国作家海明威提出文学 创作的“冰山原则”,他认为“文学作品应像冰 山一样含蓄,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是因为露 出水面的只是八分之一,而有八分之七在水面 以下。”“冰山原则”同样适用于新闻报道,即选 取新闻事实中“冰山一角”的点,以点上的叙事 勾画出面上事实的“冰山”全貌。 以获第五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消息《取 下神像挂地图》(原载《中国青年报》1994 年4 月26 日)为例:

东黑河是豫南一个只有100 多户人家的小 村庄,在县级以上的地图上从来不见踪影。但 在当地人觉得最神圣的中堂位置,却有20 多户 农家取掉神像挂上了各色各样的地图。 ??东黑河穷,东黑河闭塞,东黑河又很 无奈。除了偶然外出看见别处的繁华产生瞬间 的梦想,就是在家里挂一幅全神图。每逢春节, 一把香火,几个响头,图的是万事如意,生财有 望。然而,神仙求遍了,东黑河依然穷得叮当 响,过着光嫁姑娘不娶媳妇的苦日子。 当外面的风终于吹来时,东黑河人开始探 头探脑地闯世界。1986 年春节过后,最远只到 过县城、家里从未满过仓的李满仓,带着俩刚 成年的儿子,拿着从当民办教师的邻居家借来

的一幅河南省地图,徒步北上郑州。凭着庄稼 人的吃苦耐劳和诚实守信,3 年时间,他们学会 了修理钟表家电的全套技术,到沿海贩了一阵 手表零件, 瞅准农村黑白电视销售的空当,建 起了一个覆盖几个地市的家电经销网络。1989 年春节,拥有10 万元家产的李满仓,在全村第 一个用地图换下了自己敬了几十年的全神图。 ??

东黑河村周围的农民, 也开始喜欢地图__ 了。上蔡县新华书店说,1993 年,农民从他们那 儿买走了17500 幅地图。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从封闭 转向开放,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沧桑巨变。农村翻天覆地的新变 化有很多,这篇报道选取“取下神像挂地图”这 个点上的事实,只不过是反映农村变化的“冰 山一角”。报道通过透视广大农民在摆脱贫困、 奔向小康的过程中从保守到开明、从迷信神灵 到信仰科学的思想变化,折射出改革开放后河 南农村的新气象,同时也成为中国农村新面貌 中的一个缩影。

(2)举一反三。举一反三,通常指从一件事 情类推而知道其他许多事情。这里主要指,新 闻报道通过一“点”上的事实类举出他“点”上 的事实,再由同类多“点”的事实推及整个“面” 上的事实。很多优秀的新闻就是通过“点”上的 开掘,以多“点”集结“串起散落的珍珠”,从而 拓展出“面”上的开阔感。

以获第十五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与艾滋病人握手》(原载新华社

2004 年11 月30 日)为例:

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国家主席胡锦涛

30 日下午走进北京一家医院与艾滋病人握手、

交谈,用实际行动推进中国抗击艾滋病魔的斗 争。

胡锦涛在北京佑安医院与艾滋病人握手 时说:“党、政府和全社会都会关爱和帮助你 们,希望你们增强信心,积极配合治疗,争取早 日康复。”??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在去年“世界艾 滋病日”与三位北京艾滋病患者握手。仅仅过 了一年,作为最高国家领导人的胡锦涛又再次 与艾滋病人握手。这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而 明确的信号:中国政府决心遏制艾滋病毒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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