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与“中国模式”解读（定稿）

“中国奇迹”与“中国模式”解读

中国奇迹

一、“中国奇迹”的内涵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曾经流行过一种说法，“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言下之意，“死”是注定的，只是死法不同。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人预测中国要“崩溃”。但是，30多年过去了，经历了“文革”后经济几近崩溃的灾难、80年代民主浪潮的冲击、90年代苏联东欧共产主义解体的打击，中国不但没“死”，反而它的“崛起”却越来越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对于那些预测中国注定“崩溃”以及接受或认同这种预测的人来说，中国今天的状况，确实是个奇迹。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起，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全国范围内经济社会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78年至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9.8%，是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实现了30年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在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只有7个国家(地区)曾持续以7％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发展超过30年。中国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年均增长率有30多年超过9％。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 二、“中国奇迹”出现的原因

人们试图解释这种变化，希望找到“奇迹”的原因。从中国领导人不同场合的讲话以及官方相关文献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大体归功于三个要素：前所未有的好领导（党的集体领导）、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举国体制的好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府主导，试验性的渐进改革；利用资源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等被看作是中国发展方式的进一步解释。

另一方面，不留情面的一些意见直指“中国奇迹”的“软胁”和“痛处”，认为，“中国模式”其实就是经济(GDP)至上模式，即政府主导拉动经济增长的

模式，其特点可以归结为“全球化”+“低人权优势”。 中国经济发展条件或者说机遇来自于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1914年之前，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军实力为基础，你没有海军实力，你就不能发展世界贸易。但是二战之后，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规则为主体，这也就是为什么1978年后，在没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中国马上就可以开展国际贸易，变为世界工厂。“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低人权优势”就在于铁腕之下谁也不能讨价还价，从而减少了中国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避免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民主困境”。

很明显，以上意见人为夸大了中国发展历程中不可避免的“转型之痛”。虽然中国目前的发展还有诸多不足，但成绩还是主要的。当然，也必须正视发展所造成的种种现实问题。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以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换来的。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降低了交易成本，促成了经济发展。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显示，以威权体制、政府主导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完成经济积累和起飞可能是有效的，但它作为一种非均衡发展模式，为取得这些经济成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民权、环境、腐败、协调发展、对外依赖性等) 。随着民众对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状况忍受性的降低，这种模式下经济的持续发展难度会增加。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中国的发展带有明显的非均衡特征，极化效应、短期行为、贫富悬殊、公共服务滞后、社会保障不足等，可以说是这种发展的另一种效应，而且，这种发展也正面临多重困境( 民生不昌、民力不强、内需不足、环境不支、创新乏力、司法不力、公权滥用等) ，其可持续性令人堪忧。目前，中国决策者已经充分认识到，要谋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需要进一步认识到，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恐怕还必须要改变甚至放弃目前的“中国模式”中某些不合理的要素。

有关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告诉我们，政策绩效取决于社会共识的程度。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 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大众) 在财富的生产和积累方面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从而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产生了所谓的“中国奇迹”那么，如今在生产和积累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财富的分配便成为中国民众更加关心的问

题。 社会福利和保障的普遍匮乏，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以及非均等化，妨碍着社会共识的进一步形成与发展，使得“中国奇迹”难以在原有的轨道上获得可持续性。需要为中国的发展寻找新的路径，恐怕还是要回归政治合法性的经典理论上来，构建一种公认的公平的开放的政策体系。

中国模式

一、“中国模式”的逻辑界定

“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学命题，其提出目的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进行解释与总结。但是从学术界关于“中国模式”内涵的界定来看，逻辑上较为混乱。

先从内容范围上看。有些学者把“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混为一谈，带有明显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这样的分析不利于学术讨论。“中国模式”在逻辑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非同一层次，前者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进行解释与总结，后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方向和道路问题，是根本性的、不变的。也有学者把“中国模式”等同与“中国特色”，凡是中国特有的都纳入“中国模式”的范畴。“中国模式”里确实含有中国特有的因素，但是把所有的中国特色都算作“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范围则过于宽泛，如此抽象的超学科理论界定毫无意义。有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界定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存在混乱，如“政治、经济、社会”三位一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位一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五位一体等。

再从时间范围上看。有学者把建国以来60年总结为“中国模式”也是不合理的，虽然中国在建国后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直至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后30年的确有相同之处，比如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四项基本原则等，但这些不属于我们所探讨的“中国模式”，而应算作“中国道路”的研究范畴，从经济学角度看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30年具有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有的学者把研究范围界定得更广，把中华民族150年的再次崛起之路称为“中国模式”，此种提法与“中国模式”的研究初衷不符，而且比“中国道路”层次更高。

把“中国模式”的研究限定在经济学领域是必要的，也是科学合理的。例如，丁学良(2011)把“中国模式”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概念，认为“核心的列宁主义、受政府支配的市场经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是“中国模式”的三大核 心要素 。林毅夫、蔡防(1999)等用比较优势战略论给出了一种很有价值的解释 ，张五常(2009) 从县际竞争的角度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 。“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印度模式”等其他模式则主要侧重于具体政策工具的选择。

“中国模式”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进行客观解释，没有好坏对错之分，是具体的历史的而非抽象的，是经济学范畴而非超学科范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受到计划经济弊端以及文革十年的严重影响，需要迅速发展经济以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看，中国的战略目标正是改变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的现状，实现业化和现代化。从国际范围看，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普遍陷入困境，社会主义阵营处在危险境地，中国急需通过改革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面临两个战略目标，一个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个是实现赶超，使中国这个文明大国再次崛起。因此，“中国模式”是改革开放30余年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经济学范畴，实质上可以界定为一种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赶超模式。 二、“中国模式”的内涵概括为以下各方面缺一不可的三个方面： 1. 有限市场经济

中国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本质上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目前虽然在整体框架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与西方国家的原生市场经济还存在较大差异，把中国的市场经济称为“有限市场经济”。 2. 非均衡赶超

中国作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其崛起的过程是一个赶超先进国家的过程。改革开放30年来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以上，如此高的增长速度足以证明中国赶超战略的成功。成功的赶超主要得益于非均衡发展战略，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客观事实，尽管国家现阶段要从非均衡发展转向均衡发展，但是过去30年非均衡发展的效果毋庸置疑。经济发展总会面临取舍，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基础薄弱、资金技术缺乏、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这种情况下无法实行

均衡发展，要想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腾飞，非均衡发展是最优选择。 3. 比较优势战略

后发农业国工业化、现代化面临的主要困境是要素积累，即资本积累和技术积累，中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利用比较优势较好地解决了资本积累和技术积累两大难题。中国的比较优势很明显，概括起来就是中国的具体国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即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广阔的市场。这对外资来说可谓完美，资源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低、巨大的消费者群体，强有力的政府又提供了安全的政治经济环境，任何国家和企业都不会放弃这块巨大的利益蛋糕。 三、正确的理解中国模式 1. 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

在学术界，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过于政治化和审美化，模式的论述充满价值判断，阻碍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识。模式是一个客观存在，它不一定十全十美。任何模式都包含两个方面，有正面，也有反面；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要先承认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然后来看它的优缺点，观察它的发展。但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就变成审美了，反而不能认识它到底怎么回事。

“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非凡表现是客观实在，从国家促进经济发展、实现民族富强的目标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值得肯定，而且不存在一个既定模式能够有效解释。另一 方面，“中国模式”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是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是具体和历史的，不是万能的、抽象的、一成不变的。

2. 看中国模式要从架构来看，零碎的政策措施不是模式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有学者跟踪中国发展经验，分析和总结它和苏联模式、东欧模式以及东亚模式有什么不一样。中国经济如何起飞？政治稳定如何造就？有什么优势和劣势？所有这些都是人们观察的对象。但是具体问题的研究和模式研究又有区别。模式研究强调的是宏观的架构性东西，所谓的“万变不离其宗”，强调的是模式内在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这就需要人们用大历史的眼光，

从文明的角度去看。好多人把一些零碎的政策性措施作为模式，这是不对的。模式怎么改变，它的主体和构架都是稳定的。除非像苏联模式那样，构架倒塌了，结构性的东西才会发生根本改变。

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看到的是外来的影响和挑战，比如市场经济、民主等等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冲击。他们觉得这些冲击会改变中国传统文明，一些人天真地认为中国会变成西方式国家。但实际上，中国文明再怎么变还是中国文明。那么，何不换个角度去观察它呢？不是看外来的因素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而是看中国文明如何适应新变化，迎接新挑战，看中国文明的消化、吸收能力。 3. 要用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来认识中国模式

有人说研究中国模式要强调其整体性和宏观性，否则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个人觉得宏观研究和分领域研究是一体的。中国有些学者看问题太抽象，只强调宏观性，但是宏观里面没有政治、经济、文化。当然也不能只看微观，不能把一些具体的政策和做法视为是中国模式。所以，要认识事物，必须同时有这两个层面的眼光，可以从社会的角度切入去看它的架构，也可以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但是不能局限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上。不仅如此，看中国模式还要和外国的模式相比较，要有比较的眼光，如果没有这种比较，不知道什么是别人的，什么是自己的，就说不清中国模式是什么。所以中国模式是区别于外国模式的，是由中国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有机组成的系统，政治、经济模式等是一体的，不是完全分裂和不相关的。 4. 中国模式是转型中的模式

没有完美和固定的模式。西方的模式也有不完美的地方，也在变化，但它的精神不变，它只是在修正，而且这种修正不一定就是进步。中国模式处于转型期，转型的意思是，中国文明怎么样去适应和消化新的形势，并不是要把自己变成别人，把橘子变成苹果。从晚清到孙中山，到国民党，再到共产党，都是在处理怎么样去迎接外来挑战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文明完全能够消化外来的冲击。中国模式处于转型期，还在探索中，但探索不是没有方向，而这个方向取决于中国文明的进程。模式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至于说成熟不成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都是价值判断，我反对用审美的眼光看中国模式，也反对用这样的价值判断去探讨它，我觉得更应关注的，是它实际是怎么运作的。

从文明的角度去看。好多人把一些零碎的政策性措施作为模式，这是不对的。模式怎么改变，它的主体和构架都是稳定的。除非像苏联模式那样，构架倒塌了，结构性的东西才会发生根本改变。

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看到的是外来的影响和挑战，比如市场经济、民主等等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冲击。他们觉得这些冲击会改变中国传统文明，一些人天真地认为中国会变成西方式国家。但实际上，中国文明再怎么变还是中国文明。那么，何不换个角度去观察它呢？不是看外来的因素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而是看中国文明如何适应新变化，迎接新挑战，看中国文明的消化、吸收能力。 3. 要用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来认识中国模式

有人说研究中国模式要强调其整体性和宏观性，否则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个人觉得宏观研究和分领域研究是一体的。中国有些学者看问题太抽象，只强调宏观性，但是宏观里面没有政治、经济、文化。当然也不能只看微观，不能把一些具体的政策和做法视为是中国模式。所以，要认识事物，必须同时有这两个层面的眼光，可以从社会的角度切入去看它的架构，也可以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但是不能局限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上。不仅如此，看中国模式还要和外国的模式相比较，要有比较的眼光，如果没有这种比较，不知道什么是别人的，什么是自己的，就说不清中国模式是什么。所以中国模式是区别于外国模式的，是由中国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有机组成的系统，政治、经济模式等是一体的，不是完全分裂和不相关的。 4. 中国模式是转型中的模式

没有完美和固定的模式。西方的模式也有不完美的地方，也在变化，但它的精神不变，它只是在修正，而且这种修正不一定就是进步。中国模式处于转型期，转型的意思是，中国文明怎么样去适应和消化新的形势，并不是要把自己变成别人，把橘子变成苹果。从晚清到孙中山，到国民党，再到共产党，都是在处理怎么样去迎接外来挑战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文明完全能够消化外来的冲击。中国模式处于转型期，还在探索中，但探索不是没有方向，而这个方向取决于中国文明的进程。模式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至于说成熟不成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都是价值判断，我反对用审美的眼光看中国模式，也反对用这样的价值判断去探讨它，我觉得更应关注的，是它实际是怎么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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