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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4.索溪峪的野 学案

山东省昌乐一中·英才实验学校

六年级语文翻转课堂课时学案

班级小组 姓名 使用时间 2016 年 9 月 日 编号 04

篇二：吴胜明：从千万富姐到阶下囚,70岁出狱再创业

吴胜明：从千万富姐到阶下囚，70岁出狱再创业

30年前，她曾是大上海的千万富姐，一时风光无两；2年后她锒铛入狱，丈夫离她而去，女儿自杀身亡。7年后出狱，她是一名厕所清洁工，又过3年她重操旧业，已经74岁的她重新开始自己的创业之路。直至今日，已是81岁高龄的她身价又是上千万，拥有几家公司、鸡种鸡场、连锁聊吧、饭庄等。狱中曾自传小说《囚路》，其创奇的一生堪称女版褚时健，她就是生意鹿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千万老太——吴胜明。

30年前的千万富姐

1933年，吴胜明出生在浙江嵊州市一个富贵商贾世家。吴胜明有3姐弟，她是老大。

1935年，吴胜明2岁那年，由于父亲风流成性，母亲改嫁台湾，由祖母带大，性格独立又叛逆。当时，她很少出去玩，经常在自家铺子里，看长辈们忙药铺、米店等生意，经商的“种子”，悄然埋入心中。1949年，吴胜明不同意包办婚事，倔强的她于1950年的一天离家出走经商。

1958年，25岁的吴胜明结识了一个叫张思源的生意伙伴，两人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张的家境贫寒，吴家原本不同意这门亲事，但吴胜明性格倔强，和男友一起逃到青海，开了一家小小的电器修理部。第二年，吴胜明怀孕了，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她满怀喜悦地等着孩子的降临。然而在一次搬重物时，她突然摔倒后流产了。两个月后她再次怀孕，竟然又流产了。医生怀疑她是习惯性流产，可能与高原反应有关。

吴胜明非常喜欢孩子，看着别人家的小孩，她心里痒痒的，于是她同丈夫商量回到平原生活，这样就可以生孩子了。随后他们搬到了河南郑州，但她依然自然流产。夫妇俩先后去看了30多家专业医院，吃了上百种民间偏方，均无济于事。经历了4次流产后，吴胜明年近不惑，但她仍不死心。

第5次怀孕，吴胜明忐忑不安地等待命运的裁决。6个月过去了，胎儿竟安然无恙。足月后，女儿终于来到了世间。第一眼看女儿，吴胜明满眼泪水，小小的襁褓里，孩子那黑黑亮亮的小眼珠，那微微张开的小手……那一刻吴胜明发誓，一定要给女儿幸福，要给女儿所有的爱！那是1975年，夫妇俩终于有了自己的女儿张艳，他们亲切地管孩子叫小公主。

生完孩子的吴胜明并不富裕，她开始筹划赚钱。多年漂泊后，夫妇俩回到家乡嵊州。当时，中国经济开始逐步向市场经济迈进。看准了政策前景的吴胜明心潮澎湃，她说服丈夫，倾尽多年的积蓄，又贷款1.5万元，在嵊州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为了表达对女儿深深的爱意，他们给公司取名为：爱艳商贸公司。吴胜明首先从收音机、尼龙服装做起，生意很快走红。她穿梭于郑州、福建、上海等城市，短短两年公司就积累资金100多万元。吴胜明忙得焦头烂额，但不管走到哪里，她都要带着宝贝女儿。艳子乖巧懂事、聪明伶俐，从小就心疼妈妈，这更激起了吴胜明的生活热情。有一次艳子不小心弄破了手，看妈妈正在午睡，便自己按着伤口，小手上都是血，吴胜明醒来时，吓傻了，拉着女儿往医院跑，边跑边问女儿为什么不叫醒妈妈，艳子回答：“妈妈太累了，我想让妈妈多睡一会儿。”吴胜明把女儿紧紧抱在怀里……

拼搏至1984年，吴胜明已积累了 高达千万元的资产。在浙江 绍兴、河南郑州、四川南充，吴胜明都开有自己的公司，业务往来遍及大江南北诸多省市。

吴胜明为自己买了进口高级轿车，购置了几套豪华住宅。在上海、成都等大都市，吴胜明出入高级宾馆，交结各界名流，一掷千金，极尽奢华。艳子过10岁生日时，吴胜明在当时郑州最高档的国际饭店设宴30桌。

锒铛入狱，身陷囹圄

吴胜明的业务涉及建材、轻纺、机械、家电、化工等诸多行业。因为当时的商品供给能力远远低于需求，谁能组织来货物，特别是紧俏货物，谁就能获得利润。

为了平抑物价，平衡供需矛盾，国家对部分紧缺物资仍然实行计划调拨的政策。吴胜明将目光转到了计划调拨物资上。1985年夏天，吴胜明通过疏通关系，拿到了进口48辆高级轿车的计划。按照政策，吴胜明无权经营汽车，仅此一桩买卖，她获利几百万元。

同一时期，吴胜明在福建省组织到了价值520万元的高档布料。她将这批布料销往上海的服装生产厂家，并获得用该批布料生产服装的销售垄断权。而这批布料的来源却是台湾，是国家根据福建省的实际情况，允许福建省与台湾进行的某些指定商品的交易。

钱攥在手里，但很快变成了手铐和脚镣。上海市警方发现了她投机倒把、诈骗行为的证据。吴胜明此时已万念俱灰，但她唯一担心的是宝贝女儿会因为她的事，身心受到伤害。于是，她苦苦央求办案人员和丈夫张林，别把被捕入狱的事告诉孩子。

1986年11月1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走私罪、合同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吴胜明死刑。后经上诉，一年后，高院将她改判无期徒刑。

夫离子散，自撰20万字小说重拾信心

1988年，丈夫和女儿的保姆私奔去了安徽，不久，提出离婚。

1991年，16岁的女儿获悉其判了无期徒刑后自杀身亡。

得知女儿自杀身亡，吴胜明数次昏倒，她只有一个念头：追赶女儿的脚步。狱警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你一定要扛过去，尽快健康地走出监狱，哪怕到女儿的坟上看一看，哪怕讲一讲你的忏悔，也算是对她生命的交代……”

1996年，吴胜明迁到新落成的上海女子监狱，她经常回忆自己几十年走过的路，真如一场人生悲剧。她决定写一本自传体小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警醒世人，她把小说命名为《囚路》，很快写了几万字。

上海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女剧作家黄允被吴胜明的经历和小说震撼了，她以吴胜明为原型，写出了8集电视连续剧《罪犯与女儿》。当电视剧在监狱举行首播仪式时，观看该剧的管教和服刑人员哭成一片。电视剧在社会上播出后，反响强烈，成千上万的观众被剧情感动得热泪盈眶，很多观众给吴胜明写信，安慰她、鼓励她，在众多陌生人的关心下，吴胜明重拾起了生活的信心。

出狱后为女儿还愿，成为优秀清洁员

2003年7月28日，72岁的吴胜明终于走出高墙，那一刻她老泪纵横。吴胜明被安排回了户籍所在地郑州市铭功路，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为她联系了一份打扫公厕的工作，每月工资400元，社区为她安排了一间18平方米的小屋。

“艳子，妈妈今后为你还愿……”从这里起步，吴胜明开始履行女儿的心愿。

每天清晨5时，吴胜明起床打扫公厕，活儿又脏又累，她干得一丝不苟。事情做完后，她就开始埋头整理自己一生起伏坎坷的故事。女儿的照片放在案头，有女儿陪伴，她一点也不觉得劳累。

对比曾经的风光无限，如今却住在厕所一隅，一条咸鱼，半碗米饭，吴胜明却很知足。在她的身边，有一只小小的哈巴狗。“妈妈要写作了，不要胡闹啊，去吧，睡觉去。”她温和地说，像对待自己懂事的女儿……

“女儿在天有灵的话，看着你的妈妈。你为我而离开世间，我为你而延续生命。”这是她自传里写在第一页的一段话。

2004年度吴胜明被所在街道评为优秀清洁员。2004年10月16日，由朋友牵线，上海一位商人来到郑州，希望通过投入资金与吴胜明合作完成艳子的心愿，来帮助一些无家可归的人过上幸福生活。古稀之年从头再来，终成就传奇人生

吴胜明为实现女儿心愿，重操老板旧业，整天忙碌奔波，重新开始自己的创业人生路。这是22年后，吴胜明第一次重操“老板”旧业。1985年，吴胜明因经济问题入狱，女儿一封封鼓励的信，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

2004年，全国媒体争相报道她的事迹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人就没断过。老人对当年10月份《河南商报》报道后的“盛况”记忆犹新：“那段时间天天都有人来找我谈心、聊天。”慕名而来的人，其中一部分后来就变成了吴胜明的“干儿子”、“干女儿”，正是他们在吴胜明这几年的奋斗历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我这个老太太搞事业、种葡萄全是为了女儿。”也是从那时起，吴胜明意识到，心愿早已不是她一个人的事，那么多的好心人都关注她的心愿，想帮助她实现心愿。

吴胜明迫切需要重新创业来完成自己的心愿，“20多年前政策刚开放时我都赚过上千万元，现在一样能。”

吴胜明生意上的自信通过一些小事可以看出来：她曾多次自豪地说，“干儿子”杨钻友生意上碰到问题就会给她打电话，而她每次都能给对方指点、帮助。

2005年9月，骗子张京强的出现颇具戏剧性。对方电话里说得很诚恳：“你有心愿，我的心愿和你一样，我在湖北襄樊有几十亩的葡萄园，但我不懂经营，大姐你不一样，咱俩合作，成功了，咱们的心愿不就实现了。”

吴胜明没想到，这却是从商以来的第一次上当——张京强不仅骗了自己借来的30多万元，更可恶的是，竟然打着自己的旗号，以投资葡萄园为名，骗走了另外几位朋友的30多万元，共计近70万元。

邻居小乔说，这次打击后，让吴胜明看起来苍老不少，也不像以前那样爱出门了。

“他(张京强)为啥骗我一个无依无靠的老人？”骗子落网让吴胜明感到些许安慰，但她还是有点想不通。事后吴胜明回忆：“我创业的愿望太迫切了，想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根本没想到像我这样一无所有的老太婆竟有人来骗。”杨凌葡萄园的项目从运作开始，上海的陈女士投入了50万元，那是她的养老钱；开封的一位先生投了约10万元，同样是倾尽家产。

吴胜明并没有意识到，巨大的人情债与现实的经济压力，已经迫使她不断地将生意做大。她开始运作的新的创业项目，引资在葡萄园所在的杨凌园区建一个生态园，集旅游、观光、种植为一体，拟打造成当地生态农业开发的一大亮点。

“我做生意那么多年从没看走眼过，我不会怀疑自己。”吴胜明说，“我的人生既不幸又幸运，这么多好心人的支持，我怎能放弃?我绝对不能倒下去，我得给所有人一个交代。”

“为帮我的人而努力”

“为了你的心愿，拿了那么多好心人的钱，没担心过赔了怎么办？”

听完这个问题，吴胜明感到有些意外：“没有想过，所以我没法回答你的问题。因为当时觉得一定能赚钱，到现在我仍然坚信自己的眼光，如果是我自己的钱同样会做。”

她很清楚，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是“老骗子”、“爱打扮的老太太”。

吴胜明不在乎别人的理解，她会用亮色的丝巾点缀深色的外套，她戴的珍珠项链与珍珠耳环很协调，她即使每月拿着200元低保，仍然坚持每天摆出三只小杯，冲上几杯雀巢咖啡……吴胜明还是那个解释：“我做的事有价值，我有这个能力，他们相信我，愿意帮我。”

“我为什么要管别人怎么看！我告诉你，生命是一个过程，人应该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即使我失败了，将来在天堂见到女儿，我也可以说，我努力过。”

从2006开始重新经商后，吴胜明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凭借以前积累的经商经验以及敏锐的商业直觉，现在的吴胜明已经拥有杨凌红阳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吴妈妈兴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杨凌保健鸡种鸡场、吴妈妈连锁聊吧、饭庄等多家企业，身家早已过千万。

坎坷的命运没有击倒她，在狱中艰难的时光没有摧毁她。几经人生跌宕起伏，吴胜明用传奇命运征服了世人，让人不得不叹一句，真乃世间奇女子也！

篇三：雷震,从蒋介石的智囊到阶下囚

雷震，字儆寰。1897年出生于浙江长兴县小溪口镇，谱名雷用龙。他1916年赴日留学，正式更名为雷震。1917年，雷震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五九国耻纪念会”上，由国民党元老张继、戴季陶介绍入党。归国后，进入国民政府法制局，兼任中央军校教官、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

1931年雷震与宋英于北京结婚。婚后当选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继任书记长及常务委员，负责宣传工作，提出《行政改良刍议》，主张国民党进行组织改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雷震随王世杰离开教育部，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1938年2月，雷震的母亲于长兴家乡遭日军硫磺弹击中身亡，更坚定了他抗日到底的决心。

因深获蒋信任，雷震于1943年升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各兼职不变。1946年1月，雷震出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国民党推动成立的“制宪国民大会”开幕前后，他号称“南京第一忙人”。

1948年4月，蒋介石当选总统，授命翁文灏组阁，雷震担任政务委员，但年底改由孙科组阁后，雷震决定离职。此时雷震在参与国民党改造工作，但因反共与拥蒋立场坚定，他与王世杰一直反对以蒋介石下野来换取国共和谈。

1949年10月，国民党大举迁台，雷震在汤恩伯防卫的厦门被攻占后，搭船赴金门、继而在台湾高雄上岸，向蒋介石报告。随后他被蒋任命为“台湾防卫司令部”材料动员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蒋介石在1950年聘雷震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成为蒋的智囊。 自由玩大了，转身成了

政治迫害案的主角

事情要从1949年2月说起，雷震与胡适、杭立武等自由派学者主张仿照“二战”期间戴高乐发行《自由法国》的经验，筹划以“自由中国”对抗“共产中国”的方式，在上海发行《自由中国》报刊，成为“自由中国反共活动”的一环。

11月20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刊，委由在美国的胡适挂名发行人，雷震主持。由“反共抗俄宣传费”补贴，积极宣传“自由”与“民主”理念以对抗共产主义思潮。杂志出版初期获得蒋介石默许，许多国民党机关都订阅了《自由中国》，被称为是最珍贵的“精神食粮”，成了岛内销量最广的政论刊物。

历经“二二八”和“四六”事件等军管手段的震慑，台湾的知识分子陷入了对国民党高压统治的恐慌中。《自由中国》则慢慢从“反共”的论述中萌芽出观照“五四”以来民主、科学的论点，并成为当时台湾唯一批判时局的政论杂志，成为凝聚来自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精神堡垒，是20世纪50年代台湾最具代表性、鼓吹民主自由的象征。

台湾当局之所以对新创刊物如此容忍，除相信雷震的政治效忠没有问题外，输掉了大陆政权的国民党在台湾除强化军备、防范解放军攻台外，争取美国支持与认同是第一要务。蒋介石也希望以树立西方民主样板的方式，争取美国政府、国会、知识分子与舆论支持。 1950年，陈诚担任“行政院长”后，以“军事优先”为由决定停止原通过“教育部”提供《自由中国》的每月300美元的补助，改由一次性拨付新台币一万元补助后取消。所幸吴国桢出任台湾省主席后，另获得每月4000美元的资助。另外，美国的亚洲协会，也于1952年开始长期订购《自由中国》，总算让它有了一项固定而非国民党掌控的财源。

从1951年开始，雷震通过杂志发表要求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的言论，以及对时政与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批判，已渐渐成为蒋介石眼中的麻烦事。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地位获得极大提升，蒋介石得到美国的支持，也让老蒋的注意力转向整肃异己、稳固权力上，无须太过顾虑国际上的看法。

接手掌管党、政、军、政系统的“太子”蒋经国，率先在国民党举办忠烈祠公祭的场合，面斥雷震是“受共党唆使”“反动”“危害国民党”，这让雷震十分难过。蒋介石在同年举行“军

队党部改造会就职会”上，亦指责雷震的建议“与匪谍、汉奸无异”“寡廉鲜耻”，等于把他的政治思想定了性。

这时，《自由中国》第4卷第11期刊出了夏道平执笔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批判国民党当局金融管制的问题，由此引发了第一次《自由中国》言论风波。原先积极订阅的国民党军队，纷纷退订，试图在经济上围剿雷震。

而受到胡适鼓舞的雷震既不信邪，也不闪避，一贯的硬脾气，终于让雷、蒋二人形同陌路。1953年，雷震被解除“国策顾问”头衔。接下来，由于他痛批蒋经国推动设立“青年反共救国团”，引发两蒋的强烈不满。与蒋介石撕破脸皮的雷震，从此也对老蒋不再抱有太多期望。

1954年底，党龄长达四十年的雷震，不但被蒋介石批评为“美国海军武官处的间谍”，更被蒋亲自下令注销国民党党籍，这是他遭政治迫害的开端。但殷海光等人却致函雷震，认为他的“断尾”反而是个喜讯，可喜可贺。

雷震与国民党渐行渐远，他大力提倡“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潮传统，《自由中国》为岛内带来了多元的阅读文化冲击。政治上愈受打压，《自由中国》的销量愈是不断上升，最终每期至少能卖出一万五千本 。

1956年，蒋介石七十大寿，他对外称希望各界杜绝铺张浪费，以进言代替祝寿，提出各项兴革意见，以求“寿人不如寿国”。雷震抓住这个机会，由《自由中国》出版“祝寿专号 ”，搜集16篇自由派人士向蒋建言的文章，发起全线批判。

其中，尤以被国民党开除的“立委”刘博昆发表的《清议与干戈》为烈，文章批判家天下的君权思想，清末因慈禧无知导致清朝灭亡，祸延全体中国人民。一时令人瞩目，洛阳纸贵，当期加印了11次。

国民党当局已无法忍受知识分子的直接挑战，开始进行全面、持续地围剿。“雷震案”爆发，雷震被冠以“莫须有”罪名逮捕，《自由中国》杂志遭查封。

新党胎死腹中，冤狱十年

早在1949年，就有蒋廷黻鼓吹成立立场亲美的新政党“中国自由党”，希望由晏阳初、蒋梦麟等人发起，继续团结民主人士，推动“自由中国同盟”。但此时的雷震并不认为有筹组反对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野党”的蠢蠢欲动引起国民党很大的疑虑。 到了后来，雷震的思想有了重大改变。1957年8月初，雷震在致胡适的书信中，再度希望胡适与张君劢一同出面，领导成立新的政党，以健全民主政治，但胡适谢绝，并表示希望他“不要冲动”。 作为《自由中国》火车头的雷震，虽然从蒋介石身边红人变成跟着胡适走，但他绝不局限于胡适的观点。出身官僚体系的他干劲十足，更深知基层组织发展与势力扩张带动思维转变的重要性，加上胡适从陈诚处探知，“只要反攻大陆目标一致，国民党不会不欢迎在野党”的说法，个性冲动、率直的雷震积极奔走，希望组党主张迅速落实。

雷震从参与李万居、吴三连、高玉树、郭国基?p郭雨新等78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开始，展开他的组党行动。他也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社论，要求“积极展开新党运动”。

1960年5月4日，雷震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主张现有的在野两党无法发挥制衡作用，鼓吹成立反对党，参与选举以制衡执政党，正式展开“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

5月18日，雷震会同72位非国民党籍人士，举行“选举改进检讨会”，提出十五点共同意见，主张成立新党，要求公正选举，实现真正的民主 。并决议即日起组织“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随即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党”。

国民党方面则以“不符法令，将会妨害国家安全”为由，表示对任何新成立的政党将不予承认。雷震了解这是一件政治案件，法律根本毫无保障，也担心牵连到太多人产生冤狱，

因此曾通过书信，希望宋英找王世杰、王云五出面斡旋，甚至可向蒋经国说明，尽可能化解政治争议，不要牵连无辜的人。但他仍坚持不怕打压，预料自己“必然被法律解决判罪”，并祝福反对党成立。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1959年2月的“打雷计划”会议记录记载，在国民党当局的“总统府军事会议”中，警备总部批评《自由中国》“反党反政府”，散布“反攻无望论”，“煽惑军心”。

雷震被捕的当天晚上，国民党当局委派“中常委”陶希圣、“新闻局”局长沈?等人邀约各媒体负责人，散布关于雷震触犯法条与六大罪状事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违法言论摘要》白皮书，也发动学者为国民党实行军事审判的动作进行辩护 。

其实早在1954年，胡适打算由个人作保，美国国务院出面，邀雷震赴美治疗眼疾，或聘雷震讲学，希望借着雷震出国化解与当局的紧张局面。硬脾气的雷震则是坚决不向美国“大使馆”提出保护申请，日后他回忆，当时他的回答是：“宁可吃牢饭，也不能给‘国家’丢脸。”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诚、真、憨、厚，还加上个倔。”他说：“我们不能祷告，蒋也清醒不了。”

国民党当局眼看着吓阻无效，由“警总”出面劝阻也未见其功，新党即将成立，决定收网，循法律途径制裁雷震。1960年9月4日，雷震、《自由中国》编辑傅正、 经理马之?x、已离职的会计刘子英共四人，遭国民党当局以“知匪不报”罪名逮捕。

蒋介石丝毫不顾任何抗议。10月8日，雷震被军事法庭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迅速拒绝了申请提起非常审判的要求。他认定，《自由中国》背后有中共运作，所以逮捕行动完全依照法律规定办理。

台湾“国史馆”在2002年9月公布《雷震案史料汇编》揭露，雷震叛乱案未审先判，完全是依照蒋的旨意行事。根据这份机密档案，蒋介石在1960年10月3日上午11时，也就是雷震案宣判之前，亲自在台北“总统府”召集会议下达四项指示，包括：雷震刑期不得少于十年；后续复判不能变更初判决；判决书要平淡，须注意百姓心理；《自由中国》必须停刊 。 雷震案当时，年近迟暮的胡适，对蒋介石的高压手段已束手无策，只能借雷震在狱中度过第一个生日的机会，手书《桂源铺》一诗慰问。诗中暗喻系身囹圄的雷震，正如一湾清流，被阻挡于万山围绕中，只能期待终有一日云开雾散。雷震感念胡适的友情，把这首诗放在每本日记与回忆录的封面；这首诗也成为日后台湾民主运动反抗国民党压迫的共同诉求。 感到“极为惊异”的胡适，为挽救雷震，两度在美打电报给陈诚，主张“逮捕雷震，压迫新政党之组成行动，是违宪的”，还说指控“一心爱国、反共”的雷震叛乱，“是一件最不寻常之事”。胡适主张，“国民政府”应由“司法”公开审判，而非用军法审判雷震。 1970年9月4日，雷震十年冤狱届满，清晨6点出狱。为了避免引发新一波争议，据李敖所述，国民党特地把在台外籍媒体先一步邀请到日月潭旅游、采访，搞了个调虎离山的把戏，不过李敖还是带着两名外籍记者，亲自见证了雷震离开这所禁锢他十年的黑狱。 国民党当局宣布“解严”后，1988年4月，距蒋经国过世不过三个多月时间，时年87岁的宋英公开表示，雷震案是蓄意制造的冤案，所谓间谍案，只是国民党以伪证诬陷雷震，所以全案均为“冤狱”“党祸”。但是，“监察院”日后的纠正案未能厘清冤情，还雷震清白。 雷震出狱后，眼看《回忆录》被没收，便以带病之身奋笔疾书，希望重新叙说，可惜的是，最关键的组织反对党部分还没有开始写，雷震就不幸病逝。

狱中日记确定遭焚毁，等于让这段史实形同空白。其余雷震亲身观察的重要历史事件，包括联俄联共、国民参政会与政治协商会议运作、民主同盟互动、国共内战等，也都或多或少丧失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当下，台湾岛上的“本土主义”的排他倾向愈加显著，政治视野愈加狭隘。一批“台独”

人士，还借雷震的政治遗产活跃于政坛，而他的有关政党应具有的包容性及理想性的主张却在这块土地上被无视，且走向极端，这或是历史跟雷震开了个大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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