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和《楚辞》有什么异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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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诗经》与《楚辞》在创作方面的异同

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两种风格样式,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经》和《楚辞》都是我国先秦时代最重要的诗歌著作。它们一个代表现实主义,一个代表浪漫主义,对我国后世诗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们虽然都因同出于华夏文化之源而有许多共同点,但也由于各自产生时代、地域等的不同以及作者身份、地位和阅历等的差异,彼此间又在创作精神、思想内容、语言形式、传统道德观念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

《诗经》与《楚辞》作为我国诗歌创作中的两颗灿烂的明集,因此,从《诗经》、《楚辞》两者创作的时代地域、修辞手法风格内容等角度,来分析它们的异同,探求两者的源流关系。

一、从形成的时代及地域看。

《诗经》成书于春秋时期,它收录了殷商至春秋中叶大约600多年的305篇诗歌作品。这305篇又大致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其中占绝大多数的风,即“十五国风”共计160篇,因为这160篇“风”多为诗官采诗于民间,因此,《诗经》可以大致认为是“平民文学”,即不是某个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说职业诗人)的作品。

《楚辞》则不同,《楚辞》所收录的作品,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所作,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为一代诗赋大家,且在文史上留名。楚辞形成较晚,以屈原为宗,也应到战国后期。

就地域来说,诗经以北方为主的广大地区,而楚辞仅限于南方楚地,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楚地的地域特色——诸如语言、风俗等密不可分,与现在的粤语音乐一样,纯属一种地区文化。

二、从表现手法看。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就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 “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

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诗经》主要采用四言诗和隔句用韵,但亦富于变化,其中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的句式,显得灵活多样,读来错落有致。章法上具有重章叠句和反复咏唱的特点,大量使用了叠字、双声、叠韵词语,加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音乐性。《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工于描写,勾划出许多生动的细节。

楚辞的特点,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

此外,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从内容上看

《诗经》涉猎面很广,有男嗔女怨的婚恋诗,以《南风·关雎》为代表;有写奴隶辛劳的怨刺诗,如《魏风·伐檀》和《魏风·硕鼠》姊妹篇;又有幽怨反侧的思妇诗,如名篇《王风·于役》;又有表达士大夫爱国意识的忧患诗,诸如《王风·黍离》、《小雅·节南山》和《小雅·雨无正》等等,几乎各个方面都有涉及。概括的说来,《诗经》所反映的是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平民(包括奴隶、服役者这样的下层劳动者)真实的生活和情感。

《楚辞》为文人士大夫所作,表达的多为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的情感流露,多为抒情言志,如屈原的《离骚》,如司马迁所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即屈原遭逐之后,苦闷之情的表述;又如《天问》,简直就是作者“忧心愁悴,彷徨山泽,??仰天叹息,??呵而问之”(王逸语)。如刘魏 说:“屈原之作“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 则枪快而难怀”。《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文人叙事述物、抒 发胸臆的作品,这其中虽然也反映了当时楚国的 黑暗政冻战孰风物人情等东西,但由于创作 者个人的思想感情、文学修养等原因,因而使得 这些作品在创作风格上蒙上了较浓厚的浪漫主义 (尤其屈原的作品)的语言特色要 比《诗经》绚丽得多,历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如此,楚辞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四、从风格上看。

一个是现实主义风格,一个是浪漫主义风格。

《诗经》可看作是“平民文学”, 《诗经》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 《产生于中原史官文化背景下,具有浓厚的宗族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蕴藉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包涵了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开创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前人将这种传统标举为“风雅”“、美刺”、“兴寄”精神。它从各个方面描写了我国西周数百年的社会现实生活,“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真实、深刻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喜爱和憎恨、痛苦和希望。因此,《诗经》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平淡、自然与“写实”。上升到一个高度,便是所谓的诗歌现实主义传统。《楚辞》产生于楚地巫官文化背下。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尤其是屈原的创作,常常借神话传说以驰骋奇幻的想象,用大胆的夸张以宣泄浓烈的激情, 《楚辞》是文人之作,这就理所当然牵扯到文采。楚辞,无论是屈原的《离骚》还是宋玉的《九辩》,都是意境开阔、尽显文采,且想象丰富、纵横驰骋,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欲言此而先言它,善用比喻。像《离骚》开篇,谈作者的显赫身世就用了整整一大段:“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是何等的大气!文中作者思绪驰骋:“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靡以为粮。为余驾飞龙兮,亲瑶

象以为车。”让飞龙为自己驾车,以象牙美玉作车,想象是何等的开阔与大胆!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说:“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用以概括楚辞的艺术特点,是极其恰当的。作一个比较,《诗经》无论记事、写物、抒情,都是确确实实、言之有物的。楚辞看似言而无物,但无形为有形,其意蕴深远,极尽腾挪之能事。《诗经?卫风?硕人》写美人用了这样一段话:“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蝍,齿如槬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可谓美极,写实的手法也用的淋漓尽致。通过对具体物象手、肤、颈、齿、眉、目等的描写,勾勒出卫庄公夫人庄姜之美。我们再看看楚辞中对湘夫人的描写:“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九歌?湘夫人》),完全凸现了一个“虚”,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只是一个例子,但《诗经》与《楚辞》在艺术风格上得差异便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诗经与楚辞在艺术手法上是迥异的,但这种差别又不是互相游离的。楚辞之于诗经,可以说是一次开拓、一次诗歌革命,它在诗经的基础上创新,诗经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唯一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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