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如何认后危机时代 doc

应该如何认识“后危机时代”(３)

——国际金融危机观点全球扫描与透视

（八）世界步入“阴郁时代”。日本作家五木宽之认为，金融危机后的世界，

人们“生活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人们普遍存在一种难以名状而又无法摆脱的“心灵恐慌”或“灵魂危机”，无论是美国、欧洲、亚洲还是伊斯兰国家莫不如此。这种病状恐怕不是用十几年时间就可以治愈的。他把这种至少50年才出现—次，也许是自文艺复兴以来500年才出现—次的现象，视为全球性的大转变：从“骚动的时代”向“阴郁的时代”的转变。（[日本]五木宽之：《衰退时代：日本人应有的“觉悟”》，日本《中央公论》月刊2009年3月2月号）他认为，在这一“大转变”的时代，战争形态从以轰炸机和坦克为代表的、急风暴雨式的“骚动型”变成了恐怖行为和游击战这种“看不见对手、也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让人疑心生暗鬼式”的“阴郁型”。经济领域的价值观变化同样也体现了“阴郁”的侧面。以往的“开发”、“增产”等观念正在被“缩小”、“珍贵”等观念所取代。总之，整个世界都在从“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骚动”状态向“阴郁”状态转变。

二、把握“后危机时代”问题的几点认识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从着眼于“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以及争取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向好的方面变化，向有利于我们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面变化”，我们认为,透视上述世界关于“后危机时代”问题的主要观点，可以得出以下若干认识。

从“全球进入国家资本主义时代”观点背后强调的对金融进行监管的必要性来看，我们首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邓小平同志关于“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328页）、“什么时候政府都要管住金融”（同上，第1361页）的重要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极富远见卓识的。

从“世界在变，游戏规则亦应改变”之类的观点开始流行，从“后美国时代”、“相对大国”时代、“重新划分”的时代、“政治全球化时代”这些变相的新“美国衰退论”的观点来看，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明显加快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加快了世界格局、大国关系大调整的进程。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方面因为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及其对现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主导作用尚未发生“颠覆性的”根本改变；另一方面因为世界主要大国为了在新的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和打造新的优势，必定会调整或转换自己的发展思路，改革或完善自己的发展模式，出台新的发展战略，很可能会围绕货币政策、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核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展开新一轮的博弈，也有可能“围绕贸易、投资、技术创新以及收购”出现“战略对立”的情形，世界多极化进程和世界格局、大国关系大调整的进程必定不会一帆风顺，其间必定会充满各种曲折和风险，我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难度空前加大，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和困难性必将更加凸现，我们必须妥善应对。

从“未知”的时代、“意识形态新时代”、“阴郁时代”这些观点明确传递出世界各国深刻反思各自发展模式、发展理念的信息来看，从这些观点背后表达的对“出台新的世界发展哲学”的强烈呼唤来看，我们认为，起码可以得出以下这样三个基本认识。第一，邓小平同志关于“时代不同了，任何一种僵化的思想和僵化的模式都不能解决问题”（同上，第1361页）的重要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再次经受了历史的检验。第二，党的十七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始终强调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等一系列战略思想，是高瞻远瞩和极富远见卓识的。第三，胡锦涛同志关于“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的重要论断，深刻把握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根本性影响，为我们正确应对金融危机，再度迎来自己具有全球

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期，为我们更好地贯彻科学发展观，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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