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批判周谷城始末

浅析建国以来对周谷城的批判始末

陈丽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河北保定 20130878

摘要 自20世纪50年以来，中国史学界的批判一直延续，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这种批判不是纯粹的学术批判，它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很深的关联。在这些批判中，周谷城是经常受批判的对象。不管是在哲学、美学还是史学领域，对他的批判从1956年贯穿整个批判过程的始终。纵观对周谷城的批判过程，可以大致看清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走向，也可看清知识分子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的命运，故研究建国以来对周谷城的批判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周谷城；批判；“史学革命”；《中国通史》

周谷城为我国20世纪以来伟大的历史学家、美学家及教育家，自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多年从事历史教学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他曾因一部《中国通史》而为国内学者所熟知。建国后又出版了《世界通史》，在这两部书中，作者在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前提下提出了“历史完型论”的史学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又因为“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当时学术界的大讨论。自此大讨论后周谷城就经历了漫长的被批判时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纵观这二十年的批判可以反映我国当时各时段的学术思潮和政治动态。

一、由“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引发的大讨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着新政权的建立，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事业也有了新的内容。1951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门会议，毛泽东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毛泽东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出于对“双百方针”这一正确理论方针的回应，也出于对学术界某些人照搬苏联教科书，不独立思考，硬要把“形式逻辑辩证法化”的批判，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的周谷城从1956年2月起至1959年7月止，他连续在《新建设》、《人民日报》、《哲学研究》、《文汇报》及《光明日报》上就“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这个命题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在这期间除了就这个命题外，他作为世界史方面的教授也发表了其他的一些有关世界史的论文。由于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研究中的新见解，特别是他的‘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所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的‘主从说’，对当时学术界流行的‘高低说’是一种挑战”。[1](P229)因而周谷城的这些文章也就引发了当时学术界的一场大讨论。

但是这场大讨论实际上是对周谷城的一场大批判。周谷城本人在1957年与毛泽东的谈话中就说“不得了，火炮似的批评冲起来，我受不了”，“我的意见很少有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1]P230但是毛泽东说：“有什么受不了，辩论就是嘛！”1957年4月毛泽东把在京的哲学界的泰斗冯友兰、金岳霖等人接到中南海，与周谷城一起来讨论学术问题。在这次讨论中，毛泽东还提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脑袋长到别人的脖子上。”[1]P231会后，大家都表示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以促进学术的发展。

仔细分析这场讨论的起因和过程以及至1957年4月的结果，尽管对周谷城的学术成果大都持批判态度，虽说国家领导人也有参与其中，但是这场讨论还是属于学术讨论范围内的，没有超出正常的范围，都是对双百方针的贯彻和响应，对周谷城的批判也是以辩论的形式，没有上纲上线。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这场正常的学术讨论日益变成了政治性的“批判”。

二、从1957年的大讨论到1958年的“史学革命”批判

（一）1958年“史学革命”爆发的原因

1956年随着我国急促粗暴的“三大改造”的完成，在农村、学校、工厂等发生了多起“闹事”，群众以此来发泄不满情绪。但是这时在经济领域的急于求成现象不减反增，国内社会矛盾由此突出。这一时期，国际上波兰、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也出现了问题。中共中央鉴于国内的矛盾和国外的教训开始整风。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3月12日，他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共产党正在准备整风，党外人士自愿参加。但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这种情况引起党的警惕，5月中旬毛泽东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猛烈地开展起来。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

毛泽东在1957年7月曾提及，“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2]P16在10月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知识分子是由工人农民养活的，是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饭。在这一时期他还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1958年1月，

他接着指出：1957年进行的政治展现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国内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本人曾多次提到要反对个人崇拜。但是在1956年以后，受苏共“二十大”和波兰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权被颠覆的影响，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产生了变化。1957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了错误的个人崇拜与正确的个人崇拜的区别，这就表明他已经开始认同了对自己实行个人崇拜的必要性。另外，在党中央，其他的领导人也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可以凝聚民心，以防民众思想混乱，防止步苏共“二十大”的后尘。在这以后，毛泽东的各种言论就被民众以金科玉律来看待。在此情形下，毛泽东的上述言论结合正在开展的“扩大化”的反右倾斗争，就无疑给中国的知识分子，给我国的史学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二）批判的状况及后果

反右斗争的主要对象为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史学界也不能幸免。其中，雷海宗，荣孟源、向达、孙毓棠为重点批判对象，批判的文章出现在1957年7月。也就是从1957年7月时，在国内已经有了学术批判的先河，这成为了以后一系列批判产生的渊源，以至最后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

自1952年周谷城发表第一篇关于“形式逻辑与辨证法”的文章以来，学术界一直就存在反对的声音，周谷城也就是在这些反对意见的基础上展开辩驳，并逐步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959年。这场看似正常的学术争鸣，随着国内日益扩大的反右倾浪潮而逐渐失去了正确性。

1958年4月15日的《人民日报》,马特发表了一篇重头文章《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尖锐地批判周谷城、王方名的观点“是一条逻辑理论中的修正主义路线”。[3]P20事实上，在1956年至1957年，马特的《形式逻辑中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已经指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形式逻辑的评价,形式逻辑是关于思维的初步规律和形式的科学。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区别,如同恩格斯和列宁所屡屡强调指出的,只能是低级和高级的关系,而不是别的”。也就是说，马特认同的是“高低说”，而周谷城认同的是“主从说”。本来，这是两种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但是由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这种不同的观点的学术交流，因为

领导人先前的言论被推翻，从而推翻者的政治立场也就被否定。从此以后，周谷城开始成为了各种运动中被批判的对象。

在毛泽东之后，1958年3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陈伯达发表了关于“厚今薄古”的讲话，认为哲学社会科学中存在的缺点是：“言必称三代( 夏、商、周)”，脱离了革命实践的繁琐主义。陈伯达提出：学术研究工作要为现实政治服务，要“边干边学”。[4]P16在谈到“边干边学”时,陈伯达“批判了那些自高自大、翘起尾巴、瞧不起工人阶级、瞧不起劳动人民、瞧不起老干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陈伯达“厚古薄今、边干边学”的口号结合当时自1957年就在许多高等学校展开的“红、专辩论”及1958年3月中央发出的《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发出后，我国学界大鸣大放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大字报铺天盖地,人们的头脑极度兴奋。其中，周谷城所在的复旦大学也掀起了新的鸣放高潮，“全校师生员工在两天一夜内贴出大字报43万张，对学校特别是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所谓资产阶级思想和右倾保守思想展开了猛烈冲击”。[5]P81

接着，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又发出了“拔白旗”的号召，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要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4]P16至此，以陈伯达提出“厚古薄今”口号为开端的“史学革命“正式开始。

在这次被后人称为“史学革命”的运动中，周谷城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点”也就成为了批判重点。对于周谷城而言，学术争鸣的正确性彻底消失。

在这次“史学革命”中，对周谷城的批判肇始于1958年7月古田在《新建设》上发表的《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这篇文章。随后赵前在《光明日报》、王知常在《学术月刊》、陈玉辉在《光明日报》上陆续发文，批判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复旦大学历史系三年级中国近代史小组也在《兰州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名为《“洋务运动”与“图强御辱”——批判周谷城先生的反动史观》的文章。

在古田提出批判的时候，周谷城还为此展开辩护。但是在以后，周谷城也知道辩护的无用，明白了这些批判不需要辩护。这次针对周谷城《中国通史》的批判一直持续到1959年。周谷城历史思想遭到批判的同时，先前关于“形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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