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

北洋军阀建立后，中国在政治上进入一个黑暗的历史时期，但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却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就是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以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为主要内容，而后期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这个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一、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

1、从政治上看，主要是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为了击退复辟倒退逆流，捍卫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接连上演洪宪帝制、张勋复辟等闹剧。之后，帝国主义支持下各派军阀的长期割据和连年混战，又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因此，许多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继承和捍卫辛亥革命的果实为宗旨，决定进行更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巩固资产阶级的革命成果。

2、从思想上看，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出于提高国民素质、改造国民性的需要。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文化对人民的影响根深蒂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却仍占据着统治

地位。封建纲常伦理成为束缚人民思想、扼杀民族生机的精神障碍。受西方先进文化影响而勇于进取的思想家们认识到必须冲破旧的封建文化的束缚，求得国民思想的解放。

3、从社会上看，是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的结果。辛亥革命后，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以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大量传入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国情，思考中国发展的前途，对辛亥革命的失败进行反思。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思想条件。 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人们习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作启蒙运动，并把它和西方的启蒙运动相比拟。的确，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批判封建文化，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然而在形式上却相反，西方的启蒙运动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的思想准备，而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的思想补课。

前期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这个运动的发生主要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辛亥革命的失败，宣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在新的形势下，

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试图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找出救国的新道路。他们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了而不能坚持下去，主要原因是国民精神没有得到解放和提高，对封建旧思想旧道德的批判不彻底，没有树立起新思想新道德。因此，他们着眼于对旧思想旧道德的猛烈批判，对新思想新道德的大力提倡，为民主共和制扫清道路。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有三个：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封建礼教；文学革命。这三个基本内容和西方的启蒙运动相比较，反映出东西方资产阶级的共同追求，也反映出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具体差异。科学和民主，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两面旗帜。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主力，在五四前，主要是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以后，主要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有巨大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它比辛亥革命前进了一步，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是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骨干和代表的《新青年》。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的影响和李大钊相等，当时有所谓“南陈北李”的说法。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移至北京，改名为《新青年》。从这时起，陈独秀在中外文化界的影响逐渐增大。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

长，聘请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鲁迅、李大钊、钱玄同等人也先后在北大任教。这样，在《新青年》周围团结了一批先进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胡适、陈独秀、蔡元培）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是主要领军人物之一，尤其是其科学和民主思想是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主流。

首先，他热情称赞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反对封建专制独裁，大胆地向封建主义旧思想挑战，号召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向青年呼吁要从封建思想束缚造成的消极、保守、退缩、闭塞的精神状态下解放出来，树立积极、进取、追求功利、科学、民主的思想。陈独秀还认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及其创造的灿烂的文明文化，可以作为我们的楷模。自由、平等、博爱，是这种文明文化的精神。中国的传统封建制度及其文化，不论是儒家、道家、佛教还是法家的思想，都与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相对立。他还强调，国家、政治、法律，都应以维护和保障个人的自由、平等为原则，提倡自由的、自治的国民自治，反对军阀和官僚的专制的统治。

其次，是反对封建旧道德，提倡新道德。陈独秀认为，实现民主共和的重要条件，是废除封建宗法道德，树立新道德。他尖锐地批判“忠孝节义”一类封建的道德，他指出，封建道德是奴隶的道德，是损坏个人的独立、自尊、意志自由和人格的，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因此，陈独秀提出，

要以“勤、俭、廉、洁、诚、信”的新的道德规范，代替忠孝节义的旧道德。

最后，陈独秀最早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坚决捍卫了科学与民主思想。他认为，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和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并且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批判封建礼教，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是孔孟之道，封建文化是封建秩序的维护者。因此，反对封建主义，必须反对纲常名教。批判封建礼教比较突出的有鲁迅和吴虞等人。

吴虞是四川人，曾经在日本留学，一度在北京大学任教。五四运动前，吴虞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批通讯和文章而知名。在这些通讯和文章中，吴虞以形式主义的方法，激烈地批判了封建的宗法道德、儒家学说和道统，批判了八股和旧教条，在当时的文化思想界引起一定的反响，他的反传统精神为人们所称道。

吴虞这一时期思想的特点，是要求改革旧文化，但正面的论述较少，缺乏更积极的主张和见解。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批判封建的宗法道德和家族制度。吴虞认为，以封建礼

教为规范的封建宗法道德和家族制度，是害人的、吃人的。他赞成鲁迅对封建礼教罪恶的揭露，认为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吴虞认为，改革吃人的封建礼教，是实现共和制的前提。因为封建宗法道德和家族制度，全是靠礼教来维崐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基础。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反对礼教的总的倾向上是具有反封建意义的。吴虞认为，整个封建国家制度的基础是“忠”，封建家族制度的基础是“孝”。他特别尖锐地批判了儒家的孝道。他认为，孝道即是家长对子女的独裁专制，也是一夫多妻、祖先崇拜等的理论依据。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提倡忠孝两全，他们把忠君、孝父联系起来，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家族制度，巩固封建统治。吴虞认为，这些封建礼教是吃人的，是与人的独立自主的人格不相容的。因此，吴虞大声呼吁：“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而生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人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可见，吴虞反对君主、反对圣人、反对礼法的思想是比较鲜明的。第二，批判封建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吴虞认为，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观点来看，封建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是极不合理的，应该废除。他指出，等级观念、等级制度，是

儒家学说的基本思想原则之一。长期以来，为统治阶级、独夫民贼奉为万古不变的信条。在政治上，为巩固君主专制、独裁政治服务，思想上成为文化专制主义的工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束缚。吴虞对提倡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的孔子和儒学，进行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孔子本人就是最大的民贼，而且由于儒学被定为国学，一些尊孔复古分子，都是打着孔子的旗号。第三，揭露和批判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吴虞指出，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不仅愚弄群众，而且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吴虞指出，孔子指责小人喜欢犯上作乱，不合儒家道德，是从根本上排斥反抗者的。中国封建社会在思想上定一尊于孔子，根本上排除了学术、思想上的自由。吴虞进一步揭露，儒学独尊，儒学专制，特别是腐蚀了儒生们的身心，使他们一个个成为追求名利的人。他还认为，那些靠尊孔读经追随袁世凯的人，都是为了升官发财；而袁世凯本人，鼓吹尊孔读经，目的在于窃国，复辟君主制。可见，文化专制是为政治专制服务的。第四，揭露“永恒道德”的虚伪性，批判封建旧道德的不道德。吴虞认为，世界上没有万古不变的、任何时代都适应的永恒的道德。时代变了，社会不同了，道德也得变，也不同以前。此外，一个社会之内，不同社会集团、不同学说观点的人，对道德的看法、标准也不是一致的。甲认为是道德的事，乙、丙、丁就认为未必是道德的。第五，反对孔学教条，希望人们从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不

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要怕被戴上“名教罪人”和“非圣无法”的帽子。他指出，历代的统治者，直到袁世凯，都以名教罪人、非圣无法的帽子恐吓老百姓，其实，使用这个武器的人，不过是要达到个人的野心，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吴虞认为，这些教条本来是没有根据的，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人们还要受它的束缚呢？显然，吴虞希望人们孔学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有启蒙意义的。吴虞在五四前，顺应历史潮流，解放思想，积极参加了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他对封建宗法制度、旧道德和儒学的批判，有其独到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一是唯心史观，找不出旧道德的社会经济政治根源，因此不能揭露儒家道德的本质。其二是形而上学方法。他的一些观点的根据，不要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用历史类比、形式逻辑的推理，以至影响了他的思想发展和前进。这是五四时期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通病，吴虞只是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五四运动以后，他未能冲破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束缚，日益消极，最后默默无闻。

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学革命。这个运动的首倡者，是胡适和陈独秀。胡适是安徽人。1891年生于上海，是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生。1910年到1917年，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在哥伦比亚大学时，跟随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回国，由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是运用西方资产

阶级思想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名著。他的其它著作还有《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及《留学日记》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以宣传实用主义哲学，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改良而知名。1916年，胡适在美国致函陈独秀，提倡文体改革。后来它将这些意见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上。胡适的意见得到陈独秀的支持。陈独秀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把文体改革提到“文学革命”的高度。文学革命的主要是旧文学，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最显著、最普遍的成果。1920年，教育部决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文的语文教材。第一个把新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的是鲁迅。1918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一文，抨击封建制度。文学革命的实质，是民主的文学反对封建的文学。胡适没有触及这个问题，陈独秀也没有深入地展开论述这个问题。因此，最初关于文学革命的争论，大多集中在语言技巧和风格上。1918年，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把新文学理论提高了一大步。他强调，新文学应当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人的文学”的理论基础是人道主义。这一点恰恰是民主文学和封建文学的本质区别。 三、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后，欧洲出现了

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批判和审视的思潮，这种思潮也波及中国，并和中国本土的文化保守主义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东方文化派”。《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伧父）是这一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勇敢挑战和自身的蓬勃发展，引起一些人的反对，于是引发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这场论战肇始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批判《东方杂志》上发表的三篇文章，这场论战第一次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两种文化传统作了周详的剖析，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在这场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中，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批判旧思想、旧文化，主流无疑是正确的，体现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而杜亚泉等保守派站在对立面加以反对，维护儒家的文化传统，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是逆潮流而动的。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存在着绝对化、简单化的缺点和错误。他们强调文化的时代性和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但忽视甚至否认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杜亚泉等人看到了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但忽视甚至否认文化的时代性和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这都是缺乏科学的分析态度，因此，激烈的争论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及局限性

1、历史意义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领导和发动的一次资产阶级新文化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激烈交锋，它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给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大无畏的精神，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大声呼唤民主与科学，远远超出了辛亥革命志士们的思想境界，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延续。他们大力介绍西方的新思潮、新科学和新文化，破除了旧伦理、旧思想、旧文化对人们思想的长期禁锢，促进了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的觉醒，因而是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努力已经从器物技术、政治制度层面进入到精神文化层面。带有强烈侵略色彩的西方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后，给中国人印象最深的是坚船利炮，处于内忧外患形势下的大清王朝为了挽救危局以求自保，开始了最保守的现代化尝试，即器物技术层面的洋务自强运动。随着甲午战争的结束，这一运动宣告结束，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已经走到了尽头。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又开始了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努力，即康、梁的维新运动。这种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政治现代化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夭折。于是，先进的思想家们认识到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是至

关重要的方面，于是新文化运动兴起，这一运动的兴起在引领国民走进一个新的精神世界方面发挥了至关主要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促使人们加紧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先导，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欢欣鼓舞，从中看到了挽救中国的新希望。于是由向西方学习转向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过程中，中国产生了第一批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18至1919年间，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热情赞扬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中国革命也迅速地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以1919年5月4日开始发动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2、局限性：

从1915—1919年的早期新文化运动，就其内容来看，由于领导者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具有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它使用的思想武器，主要还是进化论

与机械唯物论，并受到唯心史观的严重影响；它没有与群众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此外，形而上学束缚着人们的头脑，片面地对待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初期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崐展的必然结果和反映，是新文化运动新阶段的开始。

新文化运动在“破”的方面是相当深入的，但是在“立”的方面显然贡献不大。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被推翻了，但是西方新的思想却没有能够有系统地在中国生根，只是一些浮光掠影的标语、口号充斥其间。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始终是一只脚向前，一只脚向后，科学、民主的口号人人都会讲，但是科学、民主的精神却始终是模糊不清的。 五、百家争鸣和新旧思潮的激战

新文化运动是在百家争鸣的形式下进行的，反过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文化运动。百家争鸣的典型场所是北京大学，其倡导者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有影响的进步教育家。早年，?他投身辛亥革命，是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后，他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但并没有脱离政治。在思想上，他反对旧思想，欢迎新思想；反对文化专制，提倡学术自由、民主。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近代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建立了很大的功绩。在初期新

文化运动中，蔡元培的思想虽然不是激进的，但却是倾向前进的。他提倡文化改革，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主张。

（1）反对传统的封建教育，提倡平民教育。蔡元培是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和教育方针的激烈反对者。他深受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反对封建专制、愚昧对人性的摧残。他认为，随着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应当培养新的人才。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蔡元培提倡新教育，反对旧教育，是具有进步的政治意义的。他认为，封建统治阶级历来强调“学而优则仕”，为封建统治培养官僚。这样的旧教育，不可能培养出自由发展的人，而只能培养唯命是从的奴才。蔡元培主张，新教育应当有利于发展人的个性和才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出“教育要脱离政治”的观点。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观点具有强烈的革命意义。因为，它的内容是，反对学校成为军阀统治的工具，反对反动对势力对学校的控制，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政策。蔡元培非常同情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处于受不到教育的愚昧状态，不满有权势有钱财的人对教育的垄断。因此，他积极鼓吹平民教育。所谓平民教育，就是让全社会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从而通过教育改造社会，改造国家。平民教育历来被看作超阶级的口号。实际上，从蔡元培总的政治倾向和他关注的目标来看，平民教育主要在于容纳社会下层，争取社会下层受教育的权力，反对把劳动人民排除在学校的

大门之外，反对统治阶级对教育的操纵、控制和垄断。它是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派生出来的，具有历史进步性和人民性，在客观上是符合教育的社会性规律的。

（2）提倡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主张各派兼容，新旧并包。针对北洋军阀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摧残新思想、压制进步刊物、镇压进步青年的活动，蔡元培极力主张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16年，他出任北大校长后，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如组织评议会，教授会等，实行民主治校，教授治校，允许学术上自由研究，鼓励师生向学校提出建议，学生可以自治。这些主张和措施，有利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推动了科学、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发展。

（3）支持进步的、革命的文化人和文化运动。北洋军阀时期，一些反动文人向新文化运动猛烈反扑。蔡元培面对北洋军阀的高压，明确地站在进步力量一边，为新文化运动辩护，支持进步的、革命的文化人和文化运动。例如，当时的一些反动文人称新文化运动是“洪水猛兽”，蔡元培写了一篇文章，叫《洪水与猛兽》。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想，很有几分相象。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都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到痛苦；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户都扬荡了。”至于猛兽，蔡元培认为，“恰好做军阀的写照”。“现在军阀

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得了不得；别种好好做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4）同情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遭遇，倾向空想社会主义。蔡元培早年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情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希望消灭旧中国“贫、病、恶”这三种毁坏劳动人民身心的坏事。他认为，一个新的社会，要消灭贫、病、恶这三种坏现象，而消灭贫困是最主要的；因为贫是病、恶之源，消灭了贫，病与恶也就随带着消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主义思潮有了广泛的传播。这时，蔡元培表示厌恶帝国主义的穷兵黩武政策，不满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恶现象，同情劳动人民穷困、愚昧的生活遭遇。他赞美劳工神圣，并且预言，“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他希望改变社会的不平等，改革社会经济组织，使人人都成为劳动者，整个世界都成为互助团体，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平民主义、大同主义的世界。这些言论表明，蔡元培曾经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并试图争取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支持。

蔡元培的最大贡献，还是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出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原则。1917年初，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根据这个原则，蔡元

培就职不到十天，就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上海迁到北京。蔡元培又聘请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主任，胡适为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钱玄同为文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刘半农、周作人为文科教授。鲁迅此时在教育部任职，但和北大教授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人都是《新青年》的主要编纂者。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新青年》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扩大了它的政治影响。同时，蔡元培还聘请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厚但思想保守的教授，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北大的保守派营垒。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新旧学者，尽管在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尖锐对立，但并未因此产生个人恩怨。陈独秀赞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人都有讲学自由；同样，当陈独秀后来在五四运动中被逮捕后，刘师培也率北大及各界人士约四十人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保释陈独秀。在兼容并包的思想原则下，北大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学生思想十分活跃，各类社团纷纷成立，激进的、保守的都有。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中国文化、思想界也爆发新旧思想大论战。1918年底到1919年初，保守势力纷纷出来抨击新文化运动。比较著名的是林琴南（林纾）写的一篇文言小说，叫《荆生》。小说塑造了一个叫荆生的“伟丈夫”，另有三位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田其美（陈独秀）、金心异（钱

玄同）、狄莫（胡适）。荆生把三人斥责一番后，将他们赶走。在保守势力的进攻面前，新文化运动也进行了反击。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答了保守势力的挑战。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通过论战，新文化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并且开始把反对封建文化和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 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中国人最早谈到马克思的是梁启超，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发表文章时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1905年朱执信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一些要点，以及《资本论》的剩余价值学说。此外，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介绍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其中，李大钊的贡献较大，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尤其是他于1919年5月《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指出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三者是不可分的，为指导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提

供理论武器。

五四运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取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合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的反对。 从而激起青年们的“五四运动”。

1919年的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

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天齐集天安门示威。

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夺回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行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进行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

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同时，上海各界商人也罢市，坚决不进日货，对五四运动也起到了推进作用。

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6月11日，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压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

罢课。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合约上签字。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并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国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有学者指出，“这个新政治是从对政治的拒绝中、在‘思想战’的硝烟之中产生的。文化和伦理居于新政治的核心。这是现代中国的第一轮‘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我们将在‘短促的二十世纪’一再听到它的回响。” 五四的影响

五四运动从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

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现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亦有着不可低估之影响。

思想文化：在1919年10月，总统举行秋定祭孔，同时组织了四存学会，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学”为宗旨，1921年更修订了《褒扬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封建礼教。梁启超和梁漱溟则高唱中国文化优越论，反对学习西方的文化，反对中国革命派，同时抵制马克思主义。而在五四运动中，反对中华道德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运动，更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与尊重中华文化的复古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

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化理论。

对外关系：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平会议上签字，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利益和权益能够保留下来，相反，刺激了日本吞并中国，排挤其他列强的速度。由于北京政府的失败，各地军阀利用北京政府的无力，相互攻伐，加剧了中国的内乱。

1921年到1922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提出“十项原则”，山东问题得到解决，日本把青岛交还给中华民国政府但是胶济铁路仍由日本控制，山东实际仍由日本控制，中

国权益没有恢复。

社会经济：学生和群众的抵制日货，一定条件下刺激了民族产业的发展，但是随着一战的结束，中国的社会经济依然无法摆脱遭受日本欺凌的厄运。

教育方面：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自动主义”“自律辅导主义”等教育思想在五四推动下，教育界引起巨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废除学监制，在“开放女禁”呼声下，1919年秋，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妇女权利在五四影响下发生变革。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教育得到革新。

文学艺术：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文学巨匠，如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郭沫若、郁达夫等。

政治方面：五四运动使苏俄在中国播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便充份显示出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唯一出路，但也有人认为当时对暴力革命的绝对化，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一种破坏而非建设作用。

五四运动以后，工人罢工和政治斗争依然不断，1920年

五一，北京学生联合会散发《五一历史》传单，使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理论传入工人阶层，为共产党诞生创造了群众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主要学生代表

罗家伦（1896-1969），《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人、五四游行总指挥。浙江绍兴人，字志希。倡导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前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清华大学首任校长。逝世于台北。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研究历史语言。逝世于台北。

段锡朋（1897-1948），北京大学学生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江西永新人，字书贻。逝世于上海。

许德珩（1890-1990），江西省九江市人。创立九三学社，任主席。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病逝于北京。 于方舟（1900-1928），原名兰渚，又名芳洲，生于河北省宁河县（现为天津宁河县）。五四运动天津领导者之一。

郑振铎（1898-1958），作家。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

闻一多（1899-1946），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人。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原名澄，字云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张国焘（1897-1979），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江西萍乡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中共一大成员。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曾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

周恩来（1898-1976），天津觉悟社领导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

张太雷（1898-1927），江苏常州人，北洋大学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会评议长。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后来领导了广州起义。

马骏（1895-1928），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 孙越崎（1893-1995），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

何葆仁（1895-1978），复旦大学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是由北京大学的学生罗家伦拟定的宣言，由北京大学学生印刷，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天安门前集会时散发，故又称“当日大会传单”。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门大会宣言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倚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

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五四与新文化研究： 彭明：《五四运动》

91年山西版《五四研究丛书》7本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

新文化与五四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本不是一回事。但人们习惯上总是把它们联在一起。五四运动是一次爱国的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是对民族文化的批判与创新运动。这一运动给五四爱国运动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础，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发展趋向。而五四爱国运动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横广方面发展。我们讨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联起来，可以给人一个历史的概念，即我们所讨论的是1919年“五四”前后那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

这场在历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文化运动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与现实的批判运动，是对两千年历史文化的反思。另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的振兴运动。

由于认识到民族文化的弱点和危机，引进西方新思想，对古代遗产加以整理、提炼，打开新出路，创造新境界。

这场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产生的巨大震动作用，突出表现在它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并推动了国民党的更新。所以，这两个党的政治领袖一般都相当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但就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已有人对它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后来新儒家一派学者成为这种态度的代表。也有个别原属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后来转而产生忏悔心理，如钱玄同自认当时所发议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的材料。胡适就不赞成这种态度。他坦然地提出，对已经做过的一切，都无须忏悔，为功为罪，造福造孽，惟有挺着肩膀去承担。

现在，新文化运动虽然已经过去90年了。但这个运动所发生的影响，却随时间的流逝，反而显得更清晰了。它所提出的问题，它所开启的新方向，至今仍是我们民族精英们继续思考着的问题。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饱尝斗争与挫折的艰辛、兴奋与痛苦，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尽量理智地对这个运动做出进一步的总结。

过去，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左”的方面的批评，一是从“右”的方面的批评。“左”的批评把新文化运动看成是马克思主义领导的运动，对运动中非马克思主义的派别的思想、活动都做了非历史的评价。实则，新文化运动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和文化再造运动。在这

个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穿着十月革命的彩衣被介绍到中国来，并较快地吸引了一批思想最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是勇敢的先锋。但是，非常明显，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主要是被当作一种救国的武器，而不是当作一般文化思想加以接受的（能够从思想文化意义上去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并非绝对没有，但是极少数，且理解甚有限）。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人，当他们谈论具体的文化问题时，特别是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进行批判时，实际上仍大体运用资产阶级现成的理论和思想资料。这并不奇怪，中国文化当时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从中世纪式的专制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迫切地需要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启蒙运动。因此，那些发源于西方，经历反教会，反中世纪传统的斗争锤炼出来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自然就被中国当时的启蒙思想家视为最方便适用的武器。

右的方面的批评，来自各色各样的尊古主义者。他们或则嗜古成癖，或则以精神贵族自待。批判古代的政教制度，思想文艺，习惯礼俗，在他们看来都是亵渎神圣，危及安身立命的基础。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到留学生出身的新保守主义者（如《学衡》派），都反对新文化运动。新保守主义者，自其主观一方面说，自有其产生和存在的理由。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左右两方面的批评者，其立场虽属相对的两极，但他们

的错误却很相近：他们都对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及其迫切需要没有认识或认识不足。左的批评者，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以为世界上既有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一套道理，何必还要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宣称，资产阶级的东西都已腐朽了。所以，新文化运动中资产阶级的东西也都要不得。右的批评者拘守传统文化立场，认为中国文化既悠久又丰富，又美善，何必还要学习西方的东西?何必要改造更新?即使稍有借鉴，亦应只限于可为中国传统所溶解的东西。

近年来，国内思想界对左倾教条主义做了较多的批判，人们的头脑比较清醒了。但与此同时，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主义却有所抬头，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海内外学界变得颇为时髦。笔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向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对当时的几位主要思想家的贡献，始终作积极的评价。中国人若真想摆脱愚昧、贫穷、落后，真想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必须对过去半个多世纪的道路做科学的总结，这条道路的起点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今天仍有着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五四”一代的历史课题

首先应当弄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给自己提出的是什么样的历史课题。

陈独秀原是辛亥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党人。但他不曾加入同盟会，不曾加入国民党，始终

保持独立的地位。因此，他能对辛亥革命及其结果持有严峻的批评态度。他痛感到“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而“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他断言，要确立这种共和制度的“国民政治”，“非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但是，中国专制之毒染之太深，去之不易，他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他创办《青年》杂志，宣示“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他提出六条标准，做青年们奋斗之鹄的。他要教育和塑造青年一代，使他们脱离中国旧传统的习染，成为具有独立自由的新观念的国民，从而改造国家，抵于真正民主共和之域。这就是陈独秀给自己提出的历史课题。正因此，他不亟亟于直接参与现实政治，不津津于同统治当局较高低。

新文化运动中与陈独秀齐名的另一位领袖人物胡适，对自己面临的历史课题的理解与陈独秀极其近似。甚至可以说，他比陈独秀具有更为冷静、更为清楚的理解，因此也表现得更为专一。还在留学时期，他就立意为祖国“造新因”。所谓“造新因”，就是造就新人。1916年1月，他在给国内的朋友许怡荪的信中，说，“适近来劝人不但勿以帝制撄心，即外患亡国亦不足顾虑。祖国有不能亡之资，则祖国决不致亡。倘其无之，则吾辈今日之纷纷，亦不能阻其不亡。不如

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又说：“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他怀此素志，于1917年夏回国，当时正好赶上张勋复辟的闹剧，更加坚定了他从根本下手，为国造因的想法。他后来回顾说，回国后所看到的一般状况，使他深知“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遂“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至于新文化运动中善战的骁将鲁迅，当时虽名声略逊于陈、胡，但其对一般青年的影响，却甚深甚广。他对历史课题的认同是人所熟知的。在《〈呐喊〉自序》中，他说在日本仙台学医时，有一次看日俄战争画片，见中国人被杀头示众的场面，受到极大刺激。想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新文化运动中驰驱前阵的，中国第一位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对历史课题也有明白的认同。他深慨于国家“一切颓丧枯亡之象”，也如陈独秀一样把希望寄托于青年。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他说：“中华自身无所谓运命也，而以青

年之运命为运命；晨钟自身无所谓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晨钟》之声，即青年之舌。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青年之克觉醒与否，当于《晨钟》之壮快与否卜之矣。”显然也以塑造一代青年为己任。在同一篇文字中，他又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打破”。

总之，以新思想教育青年，唤醒国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自觉承担的历史课题。他们都认为，在国家衰敝已极，实业不兴，教育落后，政治腐败，思想混沌的状态下，直接谋政治的改革，没有希望。所以才选定一条首先谋思想文化革新之路，用心血哺育青年一代，把国家的革新，国家的现代化寄托于他们身上。

三、历史的选择：时势与个人 对这样的历史选择，应作如何评价呢?

在海外执教的林毓生教授在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中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他主要指陈独秀、胡适、鲁迅）以激烈的全盘性反传统的姿态出现，而本身却受传统思想模式的支配。他指出，传统思想模式是所谓唯智论的一元论，强调思想文化的

变革在历史变革中的优先性地位。据他说，这似乎是中国独有的传统，而且有绝大之影响力，以至激烈反传统的陈、胡、鲁迅诸人，终逃不脱它的支配。这里至少有两个重大问题值得讨论：（一）陈、胡、鲁迅诸人的历史抉择，究竟是由现实历史条件与其个人的背景决定的，还是中国传统思想模式决定的?（二）从思想文化入手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是中国知识领袖们所独有的传统?

让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凡对清末民初的历史做过深入研究的人都明白，那个时期的中国先进分子，最急迫的问题是救国，从列强瓜分的危机中，从卖国残民的政府手中救出中国。为了救国的需要，他们热切地向西方寻求真理，选择各种救国的方案。为了实施这些方案，他们不能不做些宣传工作。因此，民主共和的观念，君主立宪的观念，都有所传播。甚至为了实施这些方案，他们也曾多少从思想，道德、文艺等方面做过一些输入学理、传播新知的工作。诸如严复的翻译、梁启超的办报，都相当努力地宣传过民主，自由、平等、权利、公德等思想观念。但当时能够接受这些观念的人，为数甚微。惟其极少，所以宣传家们反倒不以这些人为特定对象，而是诉诸所有的“国人”和“国民”。这种没有特定对象的宣传，不免空泛和抽象。况且，当时的宣传家本人对他们所宣传的东西也甚少理解，往往是现发现卖，应付急需，远不能深入人心。所

以认真说起来，清末的宣传家们的活动，只是为救国的直接政治行动增加一些号召力，绝未成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运动。辛亥革命在思想上的最大动力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所以，清末民初的那一代志士，大体上都是旧世界的破坏者，而不足为新社会的建设者。他们的奋斗，主要都围绕着国家政权问题。紧迫的民族危机和夺取政权的紧张斗争，不容许他们有充分的机会深入系统地研究新思想、新理论，更无暇对中国旧的文化遗产做总结整理的工夫。他们自身还带有太多旧时代的烙印。因此，他们没有可能对中国民族的历史文化做深刻的反思，也就没有可能锻造出切合中国需要的新思想、新理论，并将它们播种到中国人民的头脑中去。正因如此，辛亥革命只成就了“政权革命”，于整个社会甚少触动。革命党中较具新思想的人物，如蔡元培、宋教仁等，于民国成立后，立刻关注到社会改良的问题，但他们本身为纷繁的政治斗争所困扰，不可能认真从事这项运动。而眼前的事实是，昔日的革命党人，有些成了残民以逞、互相争夺的军阀；有些成了卖身求荣的政客；更有的转而去拥护新皇帝。稍具清明之志的开明分子，多被排出政治舞台，流亡海外，甚至遭到杀害。人们对政治普遍感到失望，感到民国的社会仍如清末一样的黑暗腐败。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几乎没有什么深刻的变化。官方考选人才仍从《四书五经》中命题，一套封建的纲常名教仍是束缚人心之具。社会上一面有嫖妓

纳妾之风，一面却又提倡贞节牌坊。至于扶乩设坛，各色各样的迷信活动和陈腐不堪，不合人道的婚丧礼俗就更不在话下了。尤使人刺目的是，民国的总统直接出面搞尊孔祭天活动，所做所为竟与旧日皇帝仿佛。过去做过革新领袖的康有为，竟栖栖遑遑地奔走活动，倡议定孔教为国教并写入宪法。西方各国改专制为民治，同时即实行政教分离。中国本无国教之说，一向政、教两途。如今改专制为民国，却要使政教结合，寓政于教，岂不是大倒退?康圣人甚至对共和以来，免除跪拜大礼亦极表不满，竟然指责：免除跪拜大礼，不敬天，不敬教主，则中国人“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

总之，政治腐败，思想混沌，尊古复辟，恶俗依旧，整个社会状况令人迷惘、窒闷，而当时国际危机又逼人而来。国家前途何在？个人出路何在？一切不满于现状的人都亟亟渴望寻求一条新的出路。民初最有名的记者黄远庸在给章士钊的一封信里颇道出那时期有良知者的心情。他写道：“今日政象，乃令一切之人发现其劣点，而不能现其优点”。“世事都无可谈”，“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说起”。他感到世势在驱使人堕落，因而想出国游历，“期以恢复人类之价值于一二”。就这样，共和国家只成一个空架子，人们作为人的价值或仍沉埋着，或得而复失。因此，中国若不甘于灭亡，就迫切地需要重振民族精神；中国人若不甘堕落，就迫切地需要发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而后者比前者具有更为根本的

重要性。正如胡适所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就是认识到这个根本性的时代课题，从而做出自己的抉择的。他们的选择，一方面是应时势之需，一方面也是尽己所长。陈、胡、鲁迅等人都是富于思想家和学者气质的人。他们都没有政党活动的背景，在政治上原无势力和影响可言。他们想避开政治，从思想文化途径上谋求中国问题的解决，或者说，从思想文化上为解决中国问题创造条件。这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又合理的选择。如果他们认为别人也都应该放弃政治上的努力，那自然是不恰当的。事实上他们自己后来也都不免做一些政治上的奋斗。从这一方面来批评他们是有相当理由的。超出这一点，责备他们根本就不该有从思想文化入手解决中国问题的选择，那就完全离开了历史实际和他们各自所处的地位。

四、文化革新与政治变革

现在，我们接触到一个比较微妙的问题，即思想文化革新与政治变革的关系问题。林毓生教授认为，迷信从思想文化入手解决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思想模式。由于陈独秀、胡适等辈受此传统支配，所以他们才发动和领导了文化革新运动。这确实是颇为新颖的见解。但我颇疑此说的合理性。前面我已经证明，陈、胡、鲁迅诸人，是有感于国家政治进步无望，才立意从事思想文化的革新。现在我们进一步

讨论：一般地说，在历史变革的关头，人的思想观念的改变是否具有优先的重要性?特殊地说，在民国初年的社会状态下，思想文化的革新是否可为政治变革的先导?

历史是人的活动，人是有意识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如何，对于他们的活动，活动的方式，活动的后果，都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意义。因此，重视思想文化革新的优先性绝不只是中国的思想家。如果不承认思想文化观念的变革在历史变革中的先导性，他就不可能是思想家了。当变革的历史时期来临的时候，思想家们总是首先投入思想革新运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艺术家，法国大革命前的一大批卓越的学者、哲学家，俄国革命前思想文艺界的群星们，无不把改变人的思想观念看成是解决时代课题的当务之急。他们都曾努力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唤醒和鼓舞人们去创造一个新的时代。晚近西方最有名的哲学家之一罗素说过：“自从人们能够自由思考以来，他们的行动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赖于他们对于世界与人生的各种理论，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理论。”也许人们以为，只有那些被称为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才持有这种观点，其实非也。法国启蒙学者中有不少被公认为唯物主义的思想家，何尝不力图以自己的意见去“支配世界”？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不是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以“下地狱”的决心，创造新理论，以便改变人们的观念，去创造一个没有剥削的新世界吗?可见，把所谓唯智论的

一元论当成中国独有的传统，把从思想文化入手解决问题视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此传统支配下做出的选择，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自然，在历史变革中，思想观念的优先性是相对的。因为新的思想观念的产生，是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的。如果社会条件无任何变化，新观念也无从产生，更不用说新观念引发的新运动了。我们离开“灰色的理论”，再度把视线转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历史环境，这一点就可以得到清楚的说明。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但它推翻了清朝皇帝，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传播了民主、自由的观念。和任何重大的历史运动一样，总有大批的人是乘运动之势，寻求个人的出路。而同时另有一些人，则真诚地为这个运动的理想奋斗。正是后一种人，不因辛亥革命失败的事实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仍然肩着民族的命运，寻求新的进路：批判旧传统，传播新观念；教育新一代国民，以冀推动国家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这就是他们的结论。但假如没有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后出现的社会现实，就不会有这样一些人这样去思考，得出这样的结论。

但是，一旦新的思想观念得到传播，相当多的人受到激励而引发社会运动，它就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后果。谁都看得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国民党的改组，都与新文化运动有

重大的关系。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孙中山就指出：“自北京大学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又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正是受激于新文化运动，孙中山才指示国民党人办起《星期评论》、《建设》等杂志，以求更新党员思想，以为新的运动做准备。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一批英气勃勃的新青年，他们冲决封建罗网，摆脱家庭亲长的束缚，到最新的学堂受教育，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在前所未有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热情奔放地投身到各种他们认为可以改造国家的运动中去。他们有的加入了共产党，有的加入了国民党。后来国共合作，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了政治上吸收新青年的大本营。因此才有“一大”的召开，才有新三民主义，才有一度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试设想，若是没有新文化运动，中国的青年人仍只知道忠、孝、仁爱等一套旧教条，知识分子于“子曰诗云”之外不知有新知识，新观念，于“之乎者也”之外，不知有人民大众的活语言，那么，他们怎么可能跑到工农民众之中去做宣传组织工作，怎么会有国民革命运动?

思想文化与政治社会是相互影响的。如果抽象地讨论问题，就会陷入两难境地：是先改造了人才能改造社会，还是

先改造了社会才能改造人?这个问题不能有一般性结论。只能说，当社会改造的问题客观上已露端倪，而多数人还不觉醒的时候，去唤醒人，改造人，就是最紧迫的课题。当多数人已经对现状不满，有所觉悟，但还没有开始奋斗的时候，组织人们实际从事改造社会的斗争，就是最紧迫的课题。

差不多与新文化运动同时，孙中山总结革命经验，提出知难行易学说，这反映出他也正在思考着如何改变革命失败后的现状。他感到知之难，说明他渴望找到新的理论，开出新的境界。但在他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震动，感受到俄国革命的刺激之前，在同共产党人以及一代新青年接触之前，他自己苦思冥想，转不出新境界。只有在这之后，他的思想才发生新的转折，才预示了新的国民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孙中山晚年的这段经历，也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加深理解的极好旁证。

但思想文化的变革运动终究要受到其他社会条件的制约。没有继起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条件的支持，思想文化的变革运动不足以持久，不足以达到运动的预期目的。前面说，新文化运动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起了呼唤国民革命运动的作用。但孙中山死后的国民党领导集团，很快抛弃了科学、民主的新观念，走上背离现代化发展的道路。

不能不说，历史给予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机会太短暂了。新思想还没有来得及在广大普通民众中生根，新教育还没有

完全走上轨道，一代新人还没有完全长成，急风暴雨就把仅有的一批新青年席卷以去。而他们本身无论是对新思想的理解，还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了解，还都只是半瓶醋，有的还只是稍涉皮毛。他们还不足以真正构成可以肩起民族命运的力量。中国要真正走上现代发展道路，还要经历许多艰难和曲折。

五、领袖分子的意识

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什么?90年来，一直有激烈的争论。新文化运动还在凯歌行进的时候，胡适就提出一种解释，他说新文化运动（他当时叫做“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他又引用尼采的话解释，所谓“评判的态度”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个解释基本可以概括新文化运动诸领袖及其拥护者们的主张。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不承认这种解释。他们根本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合理性，对新文化诸义多所曲解。例如学衡派健将吴宓即认为“所谓新文化者似即西洋文化之别名，简称之曰欧化”。他甚至攻击“新文化运动之流，乃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以饷我国之人”。以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者大体都沿袭此种偏见，把新文化运动只看作是一次“西化”运动，而且是很肤浅很要不得的西化运动。直到70年代，乃至80年代的今天，海外一些新儒家学者仍作如是观。例如钱穆先生即认定新文化运动是“一意西化”。

现在又提出一种新指责，说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新文化运动是“全盘性反传统”的运动。他们甚至把新文化运动与六七十年代的疯狂的“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

我认为，无论是“一意西化”，还是“全盘性反传统”，都不足以表示新文化运动的实质，都只是极表浅的一偏之见。

诚然，新文化运动就其反对国粹主义思潮说，确有提倡“西化”的倾向，但不能归结为西化运动。同样，就其批判尊儒崇古的思潮而言，确也表现了相当的反传统的精神，但不能把它归结为反传统的运动，尤不能概之为“全盘性反传统”的运动。

指责新文化运动为“西化”运动，或所谓“全盘性反传统”运动，皆属反对派一种宣传的手法，并没有严密的学理上的论证。

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领袖分子，都既非全盘西化论者，也非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我们即以林毓生教授提出的三个代表人物为例：

陈独秀要算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中最激烈的一个了。林氏批评他全盘性反传统的主要论据是说他全面地反孔教。把反孔教即视为全盘性反传统，已属不合逻辑。此点姑且不说，让我们弄清楚陈独秀到底是如何反孔教的。林氏曾多次征引陈独秀《答俞颂华（宗教与孔子）》一文，但却偏偏不肯正

视这篇重要文章最后部分一段极重要的议论。陈氏说：“中外学说众矣，何者无益于吾群?即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点。惟未可以其伦理学说统一中国人心耳。”这段文字有两点必须注意：一、陈独秀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性反孔教，承认孔教亦有“可取之点”。二、陈独秀之所以激烈地批评孔教，是因为有人力图继续封建王朝时期的圣贤事业，以孔教统一中国人心。陈氏认为，孔教在封建王朝时代，可为统一人心之具，入20世纪，时势大变，孔教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因而也不足以继续统一人心。陈独秀这个反孔的理由也是其他先进分子共同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既有历史的根据，又有现实的需要，在理论上是站得住的。

有些学者研究问题，往往缺乏历史的观念。他们把历史上的争论问题，当成是抽象的东西，不肯联系具体的历史条件作具体的分析。谈到陈独秀反孔教问题，就必须记起康有为反对共和，要求定孔教为国教；袁世凯尊孔祭天为复辟帝制开道等等这些历史事实。这是促使陈独秀反孔教的现实理由。当时为孔教辩护的人，则力言两千年来孔教为统一中国人心之具，如去孔教，中国人心即不可收拾。陈独秀反驳他们，指出，封建帝王为统治人民的需要，罢除百家，独尊孔教，以此束缚人心。其结果阻塞了百家竞进之路，阻碍了中国人思想的开拓与进取。因此，孔教对中国的愚昧落后实负有责任。这是陈独秀反孔的历史根据。忘记了或忽视了这些

基本的根据，忘记了或忽视了站在陈独秀对立面的那些人的主张，忘记了陈独秀的言论都是有所激而发，有所指而言的，把他的片断言论只当作孤立的抽象的东西，只作为纸上完成推论的材料，是不能得出近乎真确的结论的。

再如鲁迅，他用文艺作批评旧传统的武器，往往充溢着愤激之情。如不假分析，鲁迅确有“全盘性反传统”之嫌。但我们细看他那些文章，每一篇都是有所指而言，有所激而发。他针对那些利用传统害人，自己玩赏着传统堕落下去的人，满腔义愤。但每一篇也都流露出对被损害的“下等人”的同情。他为我们塑造了润土、祥林嫂等那样一些纯朴、善良的普通中国人的形象。他对中国民族充分自信。因为“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做“中国的脊梁”。可见，鲁迅在批判那足可害人，并使害人者堕落的旧传统的同时，他渴望发扬光大那被埋没在普通人心灵中的真正优美的中国传统。诚如他自己所说：“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他治中国小说史，关心民俗艺术，都包蕴着如此深心。岂能简单的以反传统来概括鲁迅。

胡适的例子会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所谓“全盘性反传统”的指责根本不合事实。

如果我们把新文化运动大致划分为思想、学术与文艺三条阵线，那么，陈独秀、胡适、鲁迅实可看作分任这三条阵

线的前敌总司令。而学术这条阵线实在是新文化运动的内在核心。正因此，反对、否定和批判新文化运动的人，越到后来越把进攻的子弹更多地射向胡适。说他是“全盘西化”的罪魁，说他是提倡“全盘性反传统”和鼓吹民族虚无主义的祸首。所以，要澄清新文化运动的本来面目，弄清其实质，有必要多花一些笔墨来讨论胡适的思想主张和他的活动。

首先可以肯定一点，胡适一生从未讲过一句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话。他留学美国初期，还多次作讲演、发表论文，宣扬中国文化传统。以后思想虽有变化发展，但终未曾有完全吐弃中国传统之想。对中国旧礼俗，也只有改良之意，决无废绝之心。而对中国古代学术则更是饶有兴味。人们读他的《先秦名学史》或《中国哲学史大纲》，不可能找到什么“全盘性反传统”的痕迹。恰恰相反，在胡适看来，中国人在文化上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当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冷静的学者经过深思熟虑的主张。这个主张，胡适一生都不曾放弃。人们不应摘取他同国粹主义者、尊古主义者、民族自大主义者辩论时讲的某些稍带激愤的片言只语（实际上，胡适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中比较冷静、最少激情的人），就武断声称，他是“全盘性反传统”。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也同样是主张中西两大哲学系统互相接触，互相影响，

从中“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胡适一生极力提倡的治学方法，就是将西方校勘学与中国考证学相结合的产物。足见，中西结合，创造中国的新文化，才是胡适抱定的目标。

他在《新思潮的意义》那篇说明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的著名论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纲领，同样体现了中西结合，创造新文化的基本精神。他始终坚持这一基本精神。他有时对旧传统做严厉的批判，那只是为了反对一些人食古不化，把中国传统中某些并非顶高明、顶美善的东西拼命吹嘘，加以膨胀，从而闭塞聪明，自我牢笼。他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把一向被排斥的诸子哲学加以新解释，使之发出光彩。即对孔子及儒家哲学也给予了相当肯定的评价。他研究中国文学史，搞小说考证，使一向被正统主义者视为邪僻的古代文学作品都得到了应有的历史地位。他研究中国思想史，给予一些改革家以很高的地位。他这样做，无非是向人们指出，在中国传统中，除了一再被人歌颂的那些徒具虚文，已无实用，或只是迷信的对象的那些东西之外，还有大量久被埋没，因而不被人注意，但至今还保留其光泽的东西。他无非是要打破人们对某些旧传统的迷信，更全面更真切地认识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传统。

胡适一生在文化事业上，除了其他重要贡献之外，他还主持了两项重要的工作：一是整理国故，一是编译西书。前者旨在系统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后者旨在系统介绍西方

文化典籍。两项工作的根本目的在求中西文化的互相结合。只可惜，时代条件太严酷了，他没有充分的机会把两项工作富有成效地坚持下去。

胡适被蒙上“全盘西化”的罪名，至今仍有些人习焉不察，继续如此批判。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绝未说过“全盘西化”一语，更未尝有全盘西化的思想。只是在1929年写的一篇英文论文（《今日的文化冲突》）里，使用过“全盘西化”的字样，但其真实意义，远不象人们所批判的那样。因此，说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或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都是缺乏根据的。

总之，新文化运动几位最重要的领袖，都不是简单的西化论者或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而是追求中西结合创造新文化的先驱分子。这对于我们认识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

六、新文化运动实绩的分析

考察一下新文化运动的实绩，将使我们对这个运动的实质获得更明确的认识。

文学革命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中争论最激烈、影响最深广，而成绩亦最卓著者。但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宗，谁也不能说这是“全盘西化”，谁也没有根据说这是全盘性反传统。白话文学是固已有之的，并非胡适所创造，只是它一向被排斥于文坛之外，为正统文学大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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