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十中回忆录 修改后

上山下乡纪实

——王喜年——

忆兰州十中知青

知青办专干

原兰州十中 工会主席

高级教师

于2013年11月10日78岁时在住所 宅电：8363230 手机：1391903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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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兰州十中知青上山下乡纪实

一王喜年一

近日，我从兰州十中学生档案中翻阅到：1969年9月学校装订的一本档案，标题为《1968年高初中毕业生去向》，是记录“老三届”（系指1966届，1967届，1968届的高初中毕业生）916名毕业生的去向。其中：去农村495人（男277人；女218人）；到陇南康县182人；到林建二师75人；到农建十一师89人；到东方红农场（红古区）11人；回原籍、靠外校、插队25人；社来社去114人。也写到去厂矿360人；升高中45人；参军2人；待分配生14人。

等待生14人，（男7人，女4人），是等待上山下乡的对象。当时，只因各种原因不能上山下乡；又不能由厂矿招收为职工。其中：有的本人明显病残，有的父母亲年老病残需要身边有人照顾，或家庭特殊困难者，也有的个别毕业生违反校纪，小偷小摸、男女生活作风问题，或对“文革”现实不满说了一些内心深处的真心话，被误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正在参加学校举办的所谓“学习班”，隔离审查，不能回家，更不能上山下乡。住宿在学校，父母送饭到学校。白天、晚上均有各种形式的“学习班”，除了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是批斗，就是毒打，工宣队（是学校最高权利机构）专门找一些爱打骂学生的教职工，私设公堂，大搞逼、供、信。有一位1966届高三1班的德、智、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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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全面发展的高才生——陈皓，起先是红卫兵团的代表、得力干将，后因父亲是革命干部遭受冤案：父亲被捕，母亲被划为地主分子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他就变成了狗崽子，被同班同学和红卫兵团的造反派们批斗、毒打到深夜12点左右，本人以上厕所为由，监管同学在厕所门口等待半小时左右不出来，可能在厕所翻土墙外逃，离校出走，现已达44年之久。1979年兰州十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职工师生大会上，他父亲的冤案已平反，前来在这次大会上发表言说，他儿子陈皓的冤案是他的历史冤案引起的，他可以理解，他一定“正确对待”。（陈皓父亲是革命干部，曾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的秘书，在新疆当过县委书记等重要职务），学校给陈皓的父亲在大会上当众只给人民币500元，表示安慰亲属。此案至今仍处于下落不明。我估计很可能跳黄河而死，学校曾派人在黄河沿岸寻找多次，始终没找到尸体。但他的照片与家人的合影照我一直保存着。

与陈皓同班的另一位女生，名叫赵俊新，她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品学兼优。当她积极报名上山下乡后，她母亲说有人到他家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提亲，准备订婚，仅为此一句话之事造反派们得知后，认为她母亲有意破坏上山下乡，将她母亲揪到学校组织批斗会；并将其母强迫拖拽到大操场上，老人坐在地上起不来，有两个造反派学生，一人拉一条腿，拖拽着在操场上游校示威，以示惩戒，后边还有一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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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派拉着老人的双手不让扶着地面，进行惨无人道的肉体折磨和凌辱，我看到此情景时，对一位造反派说“不要这样”，另一位跟随在后边造反派很严肃地对我说“她拖女儿的后腿，破坏上山下乡革命活动！你们老师们为什么不管？”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老师们是“臭老九”，是学校“专政的对象”。经常遭受批斗，不敢大胆的处理此事。实际上这位女生早已报名到农建十一师去劳动两年后，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时，她以优异的成绩第一批考入西北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兰州十中招收为生物教师，曾任教研组长、班主任等。现为我校退休高级教师，兼任离退休党支部宣传委员，欢度晚年其乐无穷。而那些揪斗其母亲的造反派们，粉碎“四人帮”后，在拨乱反正中，上级规定；“文革”中的打、砸、抢的老手们，第一不让入党；第二不能重用，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上述的这一类上山下乡等待生，不光“老三届”中有14人，在以后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历届毕业生中均有类似的等待生都需要参加学校举办的“学习班”。经过各种批斗、毒打后才能上山下乡，或仍属应动员上山下乡的等待生。如1973、74届的学生中，有一位男生因所谓的“男女生活作风问题”，晚上在学校办公室写检讨时，突然从二楼跳下去受重伤，兰州十中受到上级兰州市委宣传部组织科的批评后，才停办了那种“学习班”，并将这些毕业生一律编入每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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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规划。对个别屡教不改的由学校和家长送到兰州东岗桃树坪由市教育局新筹办的“工读学校”上学，边上学、边劳动、边改造。“工读学校”的名声很不好，社会上议论说，这是被劳改的“小犯人”，影响太坏，家长不让子女到那种学校上学。失去了生源而停办了学校。只好都动员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见毛泽东的一系列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功过是非早有定论。我把这些尘封的记忆呈现出来，供今天的人们

追忆、反思。

“老三届”是上山下乡的先锋队

“老三届”经过1966—1968年的“文革”浩劫的洗礼，虽在校不上课，“停课闹革命”，但对毛主席的著作、指示，天天学，月月学，处处学，时时学。“早请示晚汇报”地认真学。当年，最流行的行动口号是：天天学雷打不动；不吃饭可以，但不能不读毛主席的书。活学活用上狠下功夫。身体力行。对毛主席到“农村去”的语录歌曲天天唱；对毛主席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积极响应，坚决要求到农村去。当时，上级规定： 17岁者到农村插队落户；15岁、16岁的小同学应留校继续上高中。但这些不够年龄的小同学对下乡也非常热情，他（她）们也要求“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有两位1968届的初一年级女同学；一位是路秀峰用刀片刮破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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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写血书要求到农村去。一位叫夏红阳，是中央在兰大型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的女儿。因父亲冤案被冠以“走资派”的名号后，她从革命小将变成了“狗崽子”。有一天下午快放学时，她突然闯入我正上班的知青办公室，用鲜红的手指血写出“坚决要求到农村去！”八个大字，交给我。我立即向工宣队、军宣队，革委会汇报此事，引起全校师生关注。很快在全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热潮。1968年冬天，当182名同学到火车站与兰州告别，要去陇南康县平洛公社、豆平公社、长坝公社等插队落户时，在火车站的站台上挤满了插队知青和在校师生与家长们。虽然“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满天飞，有的同学高呼毛主席指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人生聚则喜，离则忧”的本能展现在火车要出发时的站台上。车上车下哭成一片。一位家在兰州日化厂的1966届高中毕业生贾发魁头伸出火车窗户向在校师生和家长们大哭告别。不少家长和校领导及师生们热泪盈眶，有的满脸泪水与下乡知青告别。因为这是“老三届”年幼的知青们空前走向人生的新征途。也是兰州十中首批上山下乡的先锋队。那位在我办公室交血书要求下乡的夏红阳虽年龄15岁，不符合下乡规定，但学校批准她上山下乡，那时她父亲因冤案“走资派”正在批斗，父母亲均被专政群管在“牛棚”里，隔离审查。哥哥几天前就插队走了。妹妹年幼，自己在家里缝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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褥，准备插队用品。到火车站离兰时，没有一个家人到车站送行。她到陇南康县长坝公社段家庄生产大队张河生产队插队落户。1968年12月6日是她16岁的生日，晚上，她坐在隔壁是牛圈的竹屋里，昏暗的煤油灯一闪一闪地跳跃着，吃着贫下中农送来的核桃、栗子，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三年多的劳动锻炼中，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后被抽调回兰州省人民医院工作时，老乡们送她到公社车站要分别了，她怀着激动地心情，亲切地对老乡们说：“我是吃你们的粮食长大的！”最近，她来信写到：“我对当年疯狂磋跎年代中自己的一切举止无怨无悔，对我是有益无害的。”38年后，于2006年9月她与知青同学何志仁专程去生产队看望慰问老乡们，并与当年的大队书记、保管员等合影留念。目前，她已退休，在上海市定居，欢度晚年生活，参加上海百强合唱团的活动，陪伴着90多岁高龄的母亲尽孝心。

20世纪七十年代上山下乡简况

“老三届”下乡后，从1970年开始至1976年的七年间，我校共有2239名同学到农村插队落户。其中：1970年92人；1971年65人；1972年210人；1973年488人；1974年519人，1975年385人；1976年480人。有些厂矿招收下乡知青为职工者，省市决定1973年至1974年进行大清退返回各自的中学，我校有37名返校，一律编入下乡规划； 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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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的“疯狂而又蹉跎的年代”；再加之1977年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上山下乡热潮转入低潮。我校和上级原先制订的《1975——1980年上山下乡规划》（略）其中写到全校学生总人数1331人，应动员下乡1168人，不动员下乡照顾对象163人。其规划只限于纸上谈兵，处于逐渐流产和终止的状态。最后，不仅不再动员上山下乡；而且将下乡知青绝大部份都抽回到城镇和厂矿企事业单位安排为全民所有制的职工。这些知青逐渐成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的主力军建设者和栋梁之材。如原兰州市委书记陈宝生就是其中之一。

251人到民乐县插队落户

1973年12月1日，市上在兰州剧院召开1300人参加的欢送大会之后，我校于1973年12月16日至24日，由我与工宣队马建英师傅、王师傅及知青家长代表吕子玉老师（原系十中语文老师，现为西北师大中文系退休教授），三人及张掖地区安办冯主任、民乐县民政局崔生根同志，陪送41名兰州十中的知青到张掖地区的民乐县赵岗大队落户。（加以前到六坝公社的知青总计251名。

20世纪七十年代，由于交通不便，人们对河西三地区的发展很不了解，只是听过去的老人们传说：“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是戈壁滩；向后看是鬼门关。”还说什么：“地上茅茅草草，道路弯弯曲曲。”“空中无鸟飞，地上不长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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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眼是黄砂，风吹石头跑……”。对这些说法有些老人和家长们信以为真，对子女到河西地区插队很不放心，但兰州十中的知青们说：“我们要学戈壁滩上的红柳树，抗风沙，战天斗地。人定胜天。改变戈壁滩，让戈壁变为绿州?良田。”许多同学坚决要求到民乐县插队落户。1973年12月12日深夜一点35分到张掖火车站。晚上，吃夜餐和住宿均在地区招待所。次日，12月13日，早上九点知青和我们乘坐军用大卡车，经过162华里高低不平的沙石公路，才能到民乐县。知青们称它为“搓板路”。途经三堡公社时，民乐县委书记韩正卿、朱主任和公社的领导及广大农民社员在村外两旁夹道鼓掌，打锣敲鼓，放鞭炮，热情欢迎到戏台广场。举办隆重的欢迎仪式。韩书记在欢迎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介绍了民乐县双树寺水库建设和县上的远景美好规划，使大家改变了对河西民乐县的错误看法。知青们热烈鼓掌，大受教育和鼓舞。我校知青代表李建民（也代表兰州三中的22名知青和秦安路小学的2人）致答词。欢迎会结束时，县上给大家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会后，三堡公社以羊肉泡馍招待知青们共进午餐。约下午二时半，县上又用军用大卡车拉知青到兰州十中知青点——六坝公社赵岗大队。大队仍以夾道欢迎和丰盛的晚餐招待知青。大队的负责人向知青介绍了大队的概况：全大队273户，1647人；9780亩水地，旱地很少，有大牲口马45头，羊1100多只；地主25户，富农9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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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反坏分子起先18人，现只有16人。以后将由生产队长领知青们认门，认人，不要走错门，认错人。还介绍全大队有胶轮大马车11辆，架子车500辆，全大队没有一台拖拉机。全大队有党团组织和民兵小分队。我校知青被分配到第一、三生产队是一个自然村，相距很近，便于十中知青相互来往，相互关照。

晚上，分配我校知青到各生产队落户。一小队是：李冬梅、王建伟、王国蕊、李秀英、董桂英、郭玉荣、宋丽芳、曾玉芳。'还有兰州秦安路小学的知青一人，名叫于兆元。分配到三队的知青是：马风兰、辛永寿、曾俊英、宋自莲、吕香娟、彭正霞、李建民、孙兴华、王建中。

插队落户的第一天，早上约七点钟，三队的牛队长带领知青彭正霞、曾俊英、马风英三位女生去拾粪积肥，队长号召知青向这三位女生学习。前一批的知青郝珍26天拾粪500多斤。后来，知青给贫下中农担水，理发、教文化写字。有的担任民办教师。在9名团员中有5名写了入党申请书。有十名知青写了入团申请书。高中同学王菊花帮助初中同学开会、学习毛著，“批林批孔，”学写批判文章等。趙俊帮助小同学做饭，担水。前一批插队的知青袁存林劳动中手破了仍坚持劳动，被选拔为六坝公社民兵营副连长，公社党委正准备让他担任副书记职务，后来，许多知青逐渐成为农村的骨干力量。对振兴农村建设贡献出了他（她）们的青春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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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送18名知青到榆中县王保营落户

1973年9月底，我陪十中18名知青到榆中县小康营公社王保营大队的三个生产队分别落户。大队书记裴怀生，副书记张有建和妇女主任热情欢迎，妥善安置18名知青到以下三个生产队的每个社员农民家中落户：

庄门生产队是马驎、马宝荣二位女生住在五口之家的吴家，成为七口之家的联合大家庭。曹农、王新山、张照甲、刘宗录四人住在四口之家的武家，成为八口之家的联合大家庭。其中，张照甲插队一年后因属照顾对象返城参加工作，曾任兰州十中校办工厂厂长，目前自己开“汽车配件”商店，从事经商工作，对当时上山下乡熟知，记忆犹新，对我写此回忆录提供了许多情况。

庙沟生产队是张迎春、李梅、葛建业三位女生住在大队副支书张有建家，再加上他家原有的六口人，联合为九口人的大家庭；男知青赵国俊、杨富成、崔兰生三人住在一个没有社员的有四间房子的院子里，成为知青独户也算一家人。在这里插队的张迎春，因表现好，被招工回兰州市民百大楼亚欧商厦，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原任办公室主任，曾获甘肃省、兰州市上山下乡知青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受到省、市的种种表彰奖励。她是我校知青中经常受人们赞扬的先进人物之一。

大河生产队有罗照珍、郭东玉、杨玉华三位知青住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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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六口之家的武家，联合为九口人的大家庭；女知青王新梅、周宪英、王玉翠三人住在妇女主任家，再加上她的家人10人，联合为十三人的大家庭，在榆中插队的知青，前一个月与社员同吃同住，从第二个月开始，每个生产队的知青另起炉灶自己做饭吃，住宿仍在各农民家中。

同学们落户后，大队书记除了介绍贫下中农外，还对全村5个生产队的地、富、反、坏分子也一个一个的作了介绍，要求知青们认门，认人，不要把敌人当亲人，不要走错门，认错人。还说到已把搞副业的5%的劳力抽回来，停止烧石灰副业，绝不能走资本主义的副业生产。动员知青门积极参加反右倾，反资本主义倾向，要求大家认真搞好三秋（秋收、秋耕、秋播）。明年一定要上“纲要”，大找肥源，差地不能过冬，白地不能下种。主要抓好阶级斗争，因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切实搞好“批林批孔”。这是农村的首要任务，要求知青每周一、六上午学习“毛著”，自1973年10月4日起，知青下地参加劳动。每天只劳动半天，五天之后，跟社员一起劳动，每天登记劳动任务完成情况，按劳分配，与社员一样要求：同工同酬，但也说到要适当地照顾知青们的年龄特征。

榆中县王保营的知青与我校联系最多，互动密切。兰州十中文艺宣传队曾到十中知青联欢演出，受到知青和农民们们的热烈欢迎。在庄门生产队落户的马宝荣的父亲是兰州生药厂开北京吉普车的司机，马师傅经常开小车去看他小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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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我有三次乘他的车去慰问知青。马师傅是个热心人，还给庄门生产队帮忙，代购物品，进一步密切了知青点与家长和兰州十中师生们的互动和经常来往，使我校了解到许多知青中的实际情况，及时向上级知青办汇报，起了一定的作用。

护送183名知青到灵台县插队

1974年5月29日早上8点在兰州五里铺的东风中学（现为城关区第十六中学）校门口由下乡知青集结，市上有救护车和两名医生陪送。家长和在校师生代表均到这里参加市上举行的欢送仪式。我校有我和政工组长郭维清老师及兰州军区803仓库派来的李恒谋参谋是知青家长代表，我们三人负责护送我校183名知青到平凉地区东南边最边远的半山半原的艰苦农村去插队落户。当天晚上天黑时，我们到静宁县城受到领导和当地群众夾道欢迎，吃住在县招待所，晚上招待知青看电影《红灯记》。5月30日中午途经平凉地区时，地委书记和许多群众夾道欢迎知青，吃住均在团结饭店。次日中午路过泾川县时，公路旁来了县上的领导和群众欢迎、欢送知青，并用白开水招待知青路过泾川县。5月31日下午5时半，知青到达灵台县城时，又一次地受到当地县领导和群众的热烈夾道欢迎。晚上吃住均在县招待所。第二天，6月1日，知青到达目的地——西屯公社。在青阳山生产队住一夜。次日，6月2日，我校知青每个人背着自己的行李徒步五里、八里、十里路程，分别到庙洼、青阳山、南头四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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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草坡四个生产队插队落户。我在庙洼住一夜，帮助知青组建了知青点。经大家讨论，推选傅成然为知青组长，顾惠兰为副组长，生活委员顾兰英，保管员朱宏恩，卫生员张敏。这个生产队是半山半原。有山地400亩，原地150亩，新开荒地200亩，约有700亩耕地，共有农户19家，无地主、富农，没有阶级敌人，有羊50头，党员1人，团员6名，有12人组成一个民兵班。准备打一个井，专门给知青供水。知青住房是一个大院子，坐北向南，光线好。有果树、杏树，还有核桃树。生产队有合作医疗站，有一台蘑谷机，有一台拖拉机，有一台粉碎机。因自然灾害，经常减产。农民生活艰苦，要求知青要吃苦，要安心。

次日，我又去其他三个生产队，分别组建了十中知青点：青阳山的组长陈尚忠、副组长马惠英、生活委员姚俊卿、保管员冯健、卫生员申亚兰。

南头四队的组长刘进、副组长田吉芬、陈贤平、生活委员李冬奎、卫生员王冰、保管员顾斌，文体委员杨秀英。

白草坡组长马季萍，这里交通方便，灶具齐全，住房坐北向南光线好，阳光充足，炕上均有新席子，房子大，墙上贴画，如乡下结婚的新房一样，知青们都很满意。

青阳山知青点虽然条件差，艰苦一些，但知青们情绪稳定，有的知青说：“要人好，不要地方好。”“地方不好，我们可以改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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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返兰后，与学校革委会研究，专门召开到灵台县插队的知青家长会议，由我向家长们汇报了灵台县西屯公社的知青安置情况及每个知青的通讯地址。知青的安家建房经费已增加为480元，口粮每人每月45斤，家长们表示满意，我动员家长和在校同学给知青写慰问信，赠送“针线包”，以示关怀。

当时，就全国而言，史书记载：“几年内，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前后共达一千六百多万。广大知识青年去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一百亿元，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这在当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见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447页）

我校知青，家长中有“门路”的人将子女提前招工返回城市。有的知青自行返城在家，不务正业，也有个别知青打架斗殴，影响社会治安，给兰州十中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毛主席的“回信”和“统筹解决”方针

1968-1973年下乡的知青面临各种生活困难问题时，1972年12月30日福建省蒲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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霖向毛主席写了一份反映知青生活的“御状”，如实地反映自已的孩子插队落户到农村后，一是口粮不夠吃，二是没一分钱收入??向毛主席告“御状”。毛主席收到此信后，于1973年4月25日写回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火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

对毛主席的回信，中央转发《中共中央通知》，要求各地、各大军区开会，可分出“一天时间”专门学习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回信”。为此，从中央到地方，主要为知青办了以下几件好事，大大改变了知青生活状况：

第一，调整和增加对下乡知青的安置标准。起先每位知青的安置经费15元（省上8元，地区3元，县上4元）。甘肃省从1973年起，河东各地区每人480元，河西三地区每人520元，甘南一带每人700元，知青的口粮，头一年（12个月）按每人每月成品粮45斤的标准，由国家供给。

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林）场的，每人补助400元。（见197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文件选编（内部文件，注意保存）》一书，由兰州市革委会知青办编。）

第二，对知青中的照顾对象，颁发了“不动员上山下乡照顾证”。1974年，我校对1968年以来的知青经校革委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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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专题会议讨论决定向城关区知青办七人审批领导小组上报317名照顾对象，经区上严格审查，只批准189人为照顾对象，颁发了《照顾证》，将其本人档案送交各街道办事处进行招工。但只能招收为集体所有制的小厂矿当职工。其中：独生子女29人，多子女父母身边留一个的62人，父母年老病残需要照顾者13人，本人明显病残不能下乡者50人，家中已有2人以上插队者可不下乡的12人，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1人，名叫李丽娜，母亲是朝鲜人。家中有其他特殊困难者我校有很多人，但区上只批准22人。

第三，对已插队两年以上的知青可招收为全民所有制的大型厂矿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但有明文规定如下：

1、优先招收插队两年以上的知青； 2、森林、勘探部门的职工子女； 3、农建、林建的10种人因调动工作者； 4、回乡子女表现突出者可招收为工人。 不能被招工的知青是：

1、本人有现反，流氓，屡教不改的怀疑人；

2、本人直系亲属有现反而又划不清界线者，不能招收为职工；

3、本人主要社会关系中有现反而本人又与他们划不清界线者，不能招收为职工。

第四，兰州十中知青办为贯彻落实毛主席“统筹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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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和政策，曾多次到灵台县、民乐县、榆中县的小康营、王保营、洪亮营等地看望慰问知青。采访、征求意见，向有关县公社反映知青的需求。给知青分发在校同学写的慰问信和精心制作的各种“针线包”，很受下乡知青们的欢迎和赞扬。促使下乡知青与在校同学互动，大大提高了在校同学们将要上山下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本文作者：原兰州十中知青办专干

工会主席

高级教师

于2013年11月10日78岁时在住所

宅电：8363230 手机：1391903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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