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建设问题的研究述评

农村社区建设问题的研究述评

易国锋

农村社区建设问题一直是理论和实践上关注的问题，但在2006年以前国内关于农村社区建设问题的研究并不多，直到2006年10月，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以后，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才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为了方便理论界进一步研究，笔者对其进行了整理，现将主要成果述评如下：

一、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内涵研究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农村社区建设的内涵至关重要，但要搞清楚农村社区建设的内涵，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对农村社区的界定，学者们从不相同角度对农村社区进行了界定，代表性的观点有：

王霄认为农村社区是指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主的，包括乡镇管辖区域和村民小组范围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个定义指出：首先，农村社区的主体应当是自然村或行政村，在条件可能时与现有村委会的管辖区域一致。其次，农村社区也应当拓展到乡镇所管辖的区域。再次，农村社区在许多地区应当特别关注村民小组这个层次。［1］陈百明认为农村社区指农村各级居民点，即乡政府所在地、乡辖集镇和不同规模的村庄。［2］冯冰认为尽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内向性的中国村庄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开放性使得镇的地位更加突出，但在一个比较长的城市化时期，村落的独立性还是有所体现的。所以将农村社区分为乡镇和村两个层次。［3］徐勇认为农村社区是有广阔地域，居民聚集程度不高，以村或镇为活动中心，以从事农业活动为主的社会生活共同体。［4］从这些定义看，虽说角度不同，但都反映出这里的农村社区有别于城市社区和传统的农村社区，它和农村社区建设的内涵紧密相连。在此基础上农村社区建设的内涵也又不同的界定，代表性的观点有：

罗筱玉认为农村村落社区建设是指在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领导下，在农村自然村落组织和依靠村落社区力量，整合村落社区资源，强化村落社区功能，解决村落社区问题，深化村民自治，维护农村稳定，促进村落社区各项事业的协调、健康发展，不断提高村落社区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过程。［5］杨迅认为农村社区建设就是参照城市社区化模式，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便于服务的原则，将村庄进行整合重组，形成新的产业合作基地、社会服务平台、政治领导核心、文化活动枢纽、引导农村改革发展由生产增长单项突破向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四位一体”整体推进的过程。［6］陈百明认为农村社区建设是根据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特点，对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农村社区开展重新规划和营建的运作过程。即通过农村社区更新，协调社区内部的各种要素关系及其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合理配置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全方位改善农村社区环境，塑造新的农村社区景观。［7］这些定义虽说角度不相同，但都应反映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质，即农村社区资源和农村社区力量整合的过程。

二、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研究

农村社区建设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产物，它是一个与多方面有着联系的系统工程，它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已经受到很多的关注，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需要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学者从各地的实践中归纳分析，总结出许多基本原则，代表性的观点有：

陈百明认为农村社区建设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政府立法予以调控的原则；二是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总体目标相协调的原则；三是农村社区成员广泛参与原则；四是符合农村社区基本需要的原则。［8］朱颖琳认为农村社区建设应遵循四条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党组织领导和村民自治相结合的原则；二是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农村社区居民的原则；三是坚持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四是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9］杨杰认为农

村社区建设应遵循四条基本原则：一是以人为本、服务农民的原则；二是扩大民主、完善自治的原则；三是政府推动、整合资源的原则；四是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原则。［10］

此外，周学文认为农村社区建设要遵循“地域相邻、人缘相亲、利益紧密、联系方便、村民自愿”的原则。［11］蒋传宓、周良才认为要遵循法治原则，因为法治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12］杨迅认为农村社区化不是村庄简单相加，要遵循“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科学定位、贴近基层、服务农民”的原则。［13］陈小京认为要遵循“地域相近、规模适度、便于服务”的原则。［14］等等。

笔者认为农村社区建设中存在许多原则，但并非其中的任何原则都农村社区建设是的基本原则。既然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就必须是贯穿于农村社区建设过程的始终，并且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则。体现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精神、指导和制约农村社区建设过程的基本准则。不过，在特殊情况下，即使是所有的共同准则，也可能基于某种原因将其规定为的基本原则。因此，学者们上述观点值得进一步商榷。

三、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模式研究

模式是一种问题的解决思路，它已经适用于一个实践环境，并且可以适用于其他实践环境。其实质是在特定场景下，对各方面关切进行平衡后，得出的解决方案。值得注意的是，解决一个问题可能有多个可选择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各有偏重，针对不同的关切可能有不同的选择，没有那个方案是万能的。所以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模式，学者们一致认为不能搞一个统一的标准模式、一种固定的标准模式，他们从各地的实践中总结出多种模式，代表性的观点有：

陈小京总结湖北农村实际，认为谷城市采取了“一村一社区”的模式，而宜城市却采取了“自然村”、“村委会”和“企业农村兼有”三种模式。［15］武宗义总结山东农村实际，认为形成了三种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农村社区建设模

式。一是“多村一社区”模式，以现有乡镇为单位，对所辖村进行重新整合，每个社区确定一个中心村，设立社区服务中心，建立服务设施，为社区范围内各村提供服务；二是“村庄合并社区”模式，调整农村结构，大力实施村庄合并，集聚建设农村社区，加快农民向新型社区居民转移；三是“一村一社区”模式，以现有建制村为基础，一个建制村建立一个社区服务中心，主要依托村“两委”组织运行。［16］居德里总结苏州实际，认为形成了六种模式。第一种是融入城镇型社区模式。第二种是拆迁安居型社区模式。第三种是规模经营型社区模式。第四种是投资开发型社区模式。第五种是休闲景观型社区模式。第六种是股份合作型社区模式。［17］

甘信奎通过对全国农村农村社区建设的试点考察，概括了以下三种模式：第一种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扩张下的农村社区建设。主要包括：城郊乡镇政府直改街道办事处或“城中村”村委会直改居委会社区两种情况。第二种是江浙地区“就地城镇化”下的农村社区建设。主要呈现出三个层次形态：一是以村办企业为依托的“明星村”或“亿元村”村落单位社区；二是“超级村落”类型；三是村落集镇化或乡镇政府所在地小城镇大社区类型。第三种是江西、湖北地区“村民自治体”下的社区建设。并认为“就地城镇化”的模式积极是我们可以预测的未来农村社区建设的理想模式。［18］

四、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研究

农村社区建设刚刚起步，到目前为止，国家层面上的农村社区建设体系还没有形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不少问题，它们制约着农村社区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学者们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大致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法律制度的制约。蒋传宓、周良才认为农村社区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职能不明确，在农村社区组织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职能错位，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存在严重弊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明确等都制约着农村社区建设。［19］刘三认为城乡社会的二元结构阻碍了社区发展，其

中僵化的农村土地制度和其他歧视性政策影响了农民对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热情，使社区建设难以有效开展。［20］

二是政治体制的制约。项继权认为“乡政村治”或“乡村分治”的政治治理体系真正严格依法实行民主直选，全面落实村务公开以及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的村数量依然有限，一些地方选举流于形式，压制、阻挠村民自由民主选举的事件屡屡发生，国家的宏观管理与农村微观管理体制存在着脱节现象，农村有游离于社会之外，失去控制的可能，影响社区建设。［21］刘三认为一方面是政府角色的转换不到位，客观上造成了行政隶属体制的模糊，尚未形成协调统一的服务管理体制。另一方面是在社区运行机制上，缺乏有活力的领导动员机制，村级组织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弱，没有形成便捷有效的社区建设的参与机制和系统的社区规划体系。［22］

三是经济环境的制约。段炼认为农村社区建设的投入不足，缺少经费，社区建设发展不平衡，运行成本较大，后劲不足。缺少经济来源，社区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资金的不足是社区开展工作存在的主要障碍。．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社区建设缺乏硬件，特别是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不足，现有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农村文化事业经费投入明显不足，文化站、馆设施陈旧落后，农民群众看书、看戏、看电影难，精神文化生活十分单调。［23］

四是人员素质的制约。刘三认为一方面干部素质不高，主要表现在社区专兼职工作者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政治素质、业务能力不足，社区志愿者来源渠道较窄、层次低、参与率不高；干部中从事社区理论工作的队伍几乎为零，社区人才的缺乏制约了社区的发展。另一方面部分群众素质偏低，由于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经商，而留守的老弱病残又大多安于现状，眼光只看见有限的土地资源，缺乏对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积极性。［24］

五、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对策问题研究

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法律、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所以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其研究和探索也就最多，并在许多方面达成了共识，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

张静认为农村社区建设主要解决的就是“三位”问题———政府越位、居委会错位、非盈利组织缺位，“三位”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性缺陷和结构性矛盾，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政府角色进行合理界定，对政府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和剥离。［25］

徐勇认为农村社区建设与城市社区建设一样，不仅是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进行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建构起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上下贯通、城乡一体的新型的制度平台。［26］居德里认为农村社区建设，需要政策支持。这些政策包括：社区用地政策、社区建设信贷政策、社区财政支持政策、社区税收优惠政策和人才吸引政策等等。［27］陈小京认为农村社区建设一是完善法律制度，这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基础。二是政府角色的转换，这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关键。政府角色应定位如下：引导者、组织者、监督者和保护者。三是构建新的居民参与平台，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依托。［28］肖茂盛认为农村社区建设一要突出两个重点：一是把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首位；二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建设。二要着力创建三个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健全投入机制；二是建立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机制；三是建立社会各界支持农村社区建设的参与机制。三要继续深化农村体制改革。［29］

此外，学者们还对农村社区建设的重大意义、目标、、主要内容、主要特点、成效、影响以及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了研究，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作介绍。

六、评述

总体上看，国内学术界对农村社区建设问题作了的大量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涉及到农村社区建设的各个方面，并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的进程在逐步

深入，这些理论成果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但笔者认为对农村社区建设问题的研究和实践还存在着不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

第一，系统性研究不全。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农村社区建设的内容包括农村社区经济、农村社区政治、农村社区文化、农村社区环境、农村社区治安及农村社区服务等方面的建设，但目前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总体上研究，宏观上把握，缺乏对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系统研究。因此，今后应加强对农村社区建设各个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探讨，笔者认为这些课题是值得研究的：（1）农村社区政治建设研究；（2）农村社区经济建设研究；（3）农村社区文化卫生建设研究；（4）农村社区教育问题研究；（5）农村社区的组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保障机制问题研究；（6）农村社区环境问题研究等等。

第二，历史性研究不深。在社会学中，社区理论起源于传统的农村社区理论研究，而农村社区在我国一直存在，我们现在讨论农村社区建设应离不开对农村社区的历史考察，离不开对世界历史的回顾，然而，现有研究成果大多立足于现阶段的实情，缺乏对农村社区历史的研究。因此，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些课题是有研究价值的：（1）农村社区的历史渊源研究；（2）农村社区的历史演进研究；（3）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4）西方有关农村社区发展的思想研究；（5）农村社区建设的起因研究（6）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研究等等。

第三，比较性研究不够。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一方面，尽管社区从理论上分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两种，但从国内对农村社区建设的研究状况来，很少把城乡社区建设融为一体进行比较系统研究；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以各自独有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农村社区建设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这些国家的经验，以缩短和减轻发展过程中的痛苦。然而，现有研究成果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和举措的引进与参考还寥寥无几。因此，今后应加强国内国际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可从这样几个方面着手拓展本课题研究：（1）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比较性研究；（2）

传统农村社区和现代农村社区比较性研究；（3）中外城乡社区建设比较研究；（4）欧美农村社区建设研究；（5）日韩农村社区建设研究；（6）印巴农村社区建设研究等等。

第四，实证性研究不足。从研究方法上看，目前学者多采用制度分析方法来阐释农村社区建设，虽说对于农村社区建设问题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阐释能力，但是多数研究成果局限于对现象的朴素描述，很少使用统计与计量等技术手段，因而缺乏准确的、系统的资料，研究结论便缺乏坚实的数据支撑。因此，今后应对农村社区建设开展专项调查，进行实证性研究，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着手调研：（1）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管理、维护实证调查研究；（2）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实证调查研究；（3）农村社区公共服务需求与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管理的财政投入需求实证研究；（4）农村社区建设类型、分布及其区域差异性实证研究；（5）农民群众（农村妇女、农村青年和外来务工人员等）参与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证研究；（6）驻村（社区）单位和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证研究等等。

总之，农村社区建设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跨学科理论研究的支持，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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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浙江省研究生创新项目：农民政治参与和乡镇治理机制的完善（YK2008004）。

作者简介:易国锋，孝感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副教授。

理论与改革》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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