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到叛国

私有化到叛国——精英主义路线的必然归宿

——私有化是对祖国和人民的重大犯罪！

精英主义政治路线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是积极进取？还是腐化堕落？是人心思善？还是西风日下？关于这些想必领导大人们清楚得很。精英主义路线，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私有化路线（市场化是私有化的蒙骗语言）。它使权力私化，把国家政务，变成勒索钱财的行当；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一小撮权奸服务；把行政机关，变成戕害社会知识精英的场所。这样的市场化，带给官场的不是公正廉明，而是贪腐狼藉；带给社会的不是清明丽洁，而是偷盗污秽；带给劳动大众的不是幸福安康，而是奔命奴役；带给祖国的不是奋进崛起，而是贱卖堕落。它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背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改变了人民政权的性质，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问题，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置于危险的境地。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革命，是继十月革命历史上最壮丽的工农大众革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标志着工农大众从此站立起来，劳动大众摆脱被压迫、受剥削的命运登上

了世界政治舞台，这是人类历史上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它的划时代意义是：社会生产力已经达到了劳动者解放的高度，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世界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首先获得突破，几千年来社会精英的垄断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人民大众自己掌握命运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其辉煌的成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与正确。

但是，中国的资改派奉行资产阶级精英主义政治路线，不但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力图用实际行动亵渎、甚至毁灭这样的革命。他们看不到、也不愿承认社会主义革命伟大的历史性意义；同时，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他们鼓吹资本主义生产力，搞唯生产力论，宣扬补课论,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甚至污蔑新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从精英阶层自身狭隘的物质利益出发，崇拜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处于恍惚的虔诚之中；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与经济成就不但没有激发官僚们的进取心，反而强化了他们的洋奴心态，甚至抱着病态的自卑把自己的科技人员在艰苦条件下创造出来的了不起的尖端科技成就草率地献于敌手或恶毒地将其毁灭；同时，资产阶级的GDP骗局让他们的政治防线彻底崩溃，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俘虏。他们不但自己投降，还有意向民众

灌输这种虚假的经济理论来证明新中国的落后并进一步贬低毛泽东时代，为他们的资改私有化路线作舆论准备。 他们就是这样一群政治上、思想上痴迷于资本主义的实权官僚。唯生产力论、GDP理论和补课论，是他们的“理论基础”；市场化、全球化和与国际接轨，是他们复辟的旗帜；WTO协议，则是他们向帝国主义屈服的投降书和加入资本主义大本营的宣言书。思想上的堕落和对财富的贪婪，特权的强化和对工农的蔑视，使他们渐行渐远，脱离了工农，迈向了私有化，并走上了掠夺公有资产、最终走上汉奸卖国的道路。由此导致严重的犯罪后果是:人民政权被颠覆，公有财产被一小撮权贵奸商窃取，广大工农大众被边缘化，沦落为弱势群体，从社会的主人变成受剥削受压迫的对象——“三农问题”、“新三座大山”就是这种剥削、压迫的具体表现；它的间接后果是主要权贵洋奴化——他们通过出卖祖国和人民利益以赢得国际大资产阶级的喝彩支持，并在国外资产阶级的一片赞美声中一步步实现和平演变；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持续出卖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从而极其严重地危害中华民族的现在与将来。

精英主义路线在政治经济上依靠社会上有实权的小数，和“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化了的群体。因此，它的本质是强者民主、少数派民主、剥削阶级民主，归属于剥削阶级政治，

是社会各界强者的同盟政治。精英主义政治，作为领导阶级，或统治阶级，它拒绝大众民主监督，而要实行权贵阶级专政；拒绝做人民的公仆，而要做人民群众的老爷；拒绝与广大工农大众同甘共苦，而要“先富起来”；各项工作上不是依靠广大群众，而是要走上层路线——在上层、领导层内部搞政治协商，或搞政治同盟，或搞政治妥协，无不以上层的利益好恶而定；在工作和各种利益上，总是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对强者负责，而不是对弱者负责；对领导干部负责，而不是对劳动群众负责。可见，精英主义路线是一条强化官僚主义和特权利益的政治路线，而与群众路线、大众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格格不入，也就必然与工农利益格格不入。由于这条路线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政治路线，它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私有化。因此，精英主义政治路线，事实上就是走向私有化的政治路线。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中国，走私有化道路必然会演变成对公有资产的掠夺。这就是我国当前的现实。

精英主义政治对立于群众路线，拒绝政治经济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一个国家，就整体权力而言，离开了民主监督，公权必然私化，官场必然腐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存在必须以领导干部的廉洁奉公为前提，一旦领导体系腐化堕落，公有制经济必将陷于危险境地。

中国政治在7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走精英主义路线。进入80年代以后，宪法被篡改，“四大”等社会主义民主权利被剥夺，政治上抛弃群众路线，且逐步从法理上确立精英主义统治路线；政府各项工作忽视群众力量，主要依靠少数领导干部，厂长经理负责制就是这一路线在企业管理上的反映。当年的价格双轨制，就是率先冲破社会主义计划体系的一次预演；全民经商，则是一次全国资本主义大演练；“股份制改造”，则是开始瓜分公有制企业的实质性行动；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改革”，则是全面瓜分社会公共资源、推进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补充。显而易见，当庞大的公有经济主要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并且有可能掌握在蜕化变质分子手里时，公有制的严冬来到了。朱镕基当政后，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天空乌云滚滚，“国企改革”很快演变成对公有制企业的公然掠夺与瓜分。这样的掠夺与瓜分是在直接违犯宪法法律的情况下明目张胆地实施的，并且通过行政命令与政治高压手段不许受剥夺阶级有丝毫的申诉权利。面对90年代以来如此丧心病狂的偷盗劫掠现实，在今天，任何例证都显得苍白多余。而当各级权贵、包括企业权贵们，将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勒紧裤腰带吃糠咽菜作出了巨大牺牲而积累起来的大量的国民财富据为己有后，他们完全地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高官卖国的社会基础也由此产生。

现在，我们不妨假设让走资派去乡下体验体验农民的生活，看他们在冻结赃款、停发工资和剥离灰色收入后如何在乡下养家糊口？当然，如果不让孩子上大学，或一家人不生病，或者干脆不讨老婆，他们在乡下也是能够混得下去的。这是设想。但是，让孩子辍学那是不可能的；生不生病也由不得自己；二奶或可暂时撇下，老婆还是要讨的。如此一来，入不敷出，甚至债台高筑，大事不妙，要典房卖田，官僚们大喊又遭政治迫害，匆匆打报告争着回城。

其实，走资派也明白，根据目前的市场化，上大学是一件让农民烦恼的事；而一旦生病问题则更大。湖北一对年青夫妻得了血吸虫无力医治双双投汉江自杀。台州一男子无钱治病挥刀自宫，差点送命。最近，白云区三元里又有两兄弟为救母无奈之下持刀打劫，轰动媒体。在当前工农丧失了基本福利的生存环境下，劳动大众尤其不能生病，一生病就容易出事。但走资派的改革，宁肯让数千数万亿的人民财富用于公车消费，用于“出国考察”，用于贪官外逃，用于购买别人国债，也决不会怜悯工农而用于医疗福利；即使搞些许福利，真正受益的又恐怕是业界、权贵、内部人士——资改派的改革大体都是如此。

事实就是这样。在剥夺毛泽东时代的福利后，农民在乡下种田很难有出头日子。十几年来，全国各地大量出光棍村。如

果农村青壮年坚守土地，做光棍的概率非常之大。贵州省一景色宜人的瓦房村，有2100人口，光棍汉达80多人。河北省赞皇县田村，曾被称为方圆百里的鱼米之乡，改革开放前外村姑娘都赶着嫁过来，如今却有很多农民娶不起媳妇。全村182个光棍汉，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种粮食。这不是他们只会种粮，而是环境只适宜种粮。一户农民算了一下自家收入，要攒足7万元娶媳妇，需要220年。改革改出了光棍村，说明了这样的市场化改革是以牺牲工农福利为代价的。如果还原广大劳动群众的福利，资改派虚假的GDP又能增长多少呢？

环境污染的细账也是不好算清的，真正要是算起来，恐怕令走资派叫苦不迭。前不久有一份关于天津癌症村的报导让人怵目惊心。报导说：天津刘快庄村民因居住环境受附近百余家化工企业排污污染，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人身患癌症，成为中国的“癌症村。自1998年以来，已有200多人死于癌症，其中绝大部份是肺癌。报导最后说：天津“刘快庄”只是中国癌症村落的冰山一角，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癌症村正一个接一个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活跃地带出现，如江苏盐城东兴村，浙江萧山赭山街村、坞里村，山东肥城肖家店村，河南周口黄孟营村，陕西渭南龙岭村，广东韶关江河村，云南宣威虎头村，等等等等??。

事情远不止此：艾滋病、淋病、梅毒、等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霍乱、血吸虫、结核病常常卷土重来；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猪流感等新的病种又不断滋生；在河南，连维持生计逼迫卖血的无数村民竟然被医院人为地感染上艾滋病、丙肝病毒。大家不要以为生病的事从天而降并非资改派所为。事实上，正是腐化堕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造成旧病种的卷土重来和新病种的快速传播。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目前80%的河流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的原始森林消失，近乎100%的土壤板结，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质的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世界银行报告：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就占去了17个！有毒食品已经覆盖了全部行业”。短短的几十年时间，我国人民的生存环境就这样严重地恶化了，如果扣除或弥补自然环境污染与社会环境污染的双重损失，资改派的GDP增长在哪里？恐怕早已是负数了！

但这一切丝毫不妨碍权贵们的暴富。改革开放后，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财富掌握在百分之一二的暴富阶层手里。正是这些权贵们的暴富，造成了广大工农的贫困。在牺牲了工农福利，破坏了自然资源，污染了美好环境，毁坏了公有制企业

后带来的经济增长主要地被一小撮权贵富豪们窃取了。中国的洋权贵们常常拥有上千万甚至几亿的资产。平安保险的马明哲董事长的年薪是4616.10 万元；张子欣 总经理的年薪 4770.40 万元； 梁家驹常务副总经理 的年薪4813.00 万元； 孙建一 董秘、董事的年薪是 2543.70 万元。 这样的年薪完全背离了社会公平，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抢劫，严重地毒害中国社会（——任何反常的暴富，都意味着严重的掠夺与犯罪！）。现在，中国的官员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官员。这些官员常常带着祖国的财富周游列国，出手阔绰、一掷千金的购买力常常让洋大人们惊诧不已。

当代历史还有一种现象：卖国也会卖出一定时期的经济繁荣来，虚假的GDP也会跟着上蹿。

这就如同一个败家子，当他卖掉自家的田地或祖传房产时，他口袋里的钱大大地增加了（于国家就表现为GDP增加了），有可能在几年的时间里，他都能吃香喝辣，风光得很，而一旦吃光用光，等待着他的是饥寒交迫。20世纪70年代前后，无论在拉美，还是在菲律宾，都曾经有过一段GDP快速上升的经济“腾飞”时期，在当时都被称之为“经济奇迹”，就象今天中国的所谓奇迹一样。这事实上是外资大举入侵进行战略性的产业占领与布局时期的殖民化膨胀。这个占领与布局需要搞各种基础设施，房产建筑，各种设备投入，自然带

来一定的经济“繁荣”，呈现出虚假的欣欣向荣景象。但外资的目的不是发展你们，而是为了以后更方便地掠夺与剥削你们；一旦当他们布局完毕，箭羊毛开始了，这些国家所谓经济腾飞的神话很快就会消失，等待着他们的是漫漫的停滞与不前和广大无产阶级的贫困。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拉美化和菲律宾现象。中国的今天是不是又在重复他们的历史呢？根据跨国财团对中国产业的兼并和市场占领来看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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