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派

论文名称：乾嘉学派 学生：宋津 学号：10812172

一.乾嘉学派的定义

乾嘉学派是在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中出现的学术流派.该学派以考据为治学主要内容，简单说就是通过音韵、训诂、辑佚、校勘、辨伪等方法考证经史，也称考据学、考证学、汉学、古学.又因其朴实无华而被称为朴学.这是就该学派的学术特色而言的.这一学派不仅主宰了清代学术界一百多年的时间，而且对此后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二．乾嘉学派的成因

2.1.康乾盛世经济上的繁荣,为乾嘉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清朝自康熙帝亲政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如停止清初入关时推行的“圈地政策”,鼓励垦荒,改革赋税征收制度,实行“更名田”和“摊丁入亩”等新田制和新税制,使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乾隆朝,社会经济更呈现出空前的繁荣,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现仅以人口与耕地数字为例。

1 、人口:人口的多寡,是衡量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志之一。清代人口的增长,超越了

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 人口已达三亿五千三百三十余万口,迨至道光二十年(公元

1840) 年高达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万口,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最高人口数字记录。

2 、耕地面积:土地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耕地的多少,也是衡量社会生产状况的重要标志之一,

据《清朝文献通考》、《清会典》、《大清一统志》等有关文献的记载,嘉庆二十五年全国垦田数为四十六万六千一百二十七顷。有人估计,至嘉庆、道光时,清代全国的耕地面积应在一千一百万至一千二百万顷之间,多于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人口的增长,农业耕地面积扩大,农作物产量提高,使得工商业也逐步恢复,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商业城市,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天下四大镇”,商业活动兴盛,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经济的繁荣,使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康熙晚年,国库存银只有八百万两,到雍正五年,即增至五千万两,乾隆时,财政状况进一步好转,尤其是进入中期,“国家全盛,内外度支,有盈无绌,府库所贮,月羡岁增”。至乾隆五十四年用兵安南时,帑币储存仍有六千余万两,足见当时国家财力之盛。与此同时,社会财富的积累也有巨大地增长,昭连《啸亭杂录·续录》记载:“本朝轻薄徭税,休养生息百余年,故海内殷富,素丰之家,比户相望,实有胜于前代。”

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发达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起着财力支撑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可以从清代各地文化发展不平衡的事实得到证明。以清代的画家为例,清代有省籍可考者共12754 人, 其中苏浙皖闽川五省就有

10593 人,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四强(83 %) ,更进一步而言,仅苏浙两省画家就几近全国的三分之二(66. 1 %) ,

尤其是苏州画家最多,有1690 人,占全国的13. 52 % ,换句话说,清代每七个画家中,差不多就有一个来自苏州。东南人才之盛,由此可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江浙地区历来就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美誉,清代更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居民稠密,街市充满,皆肩摩而行”。再以兴起于乾隆中叶的桐城文派作家的地理分布为例,据清刘声木撰《桐城文学渊源考》凡著录桐城文派作家1211 人,其中江苏302 人,安徽193 人,共计495 人,占有籍贯作家的45 % ,其中桐城一地就有129 人,是为最密集的分布点。而桐城自然条件优越,盛产桑麻鱼米,是清代江淮之间发达的经济大县。至于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海南等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的广大地区,则是恫城文派作家分布上的空白点。经济之于文化的影响,不容小觑。有鉴于此,近代大学者梁启超说道:“不论什么时代,没有几分的经济独立,就无从讲起教育,孔子若是要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那里还有工夫去教诗说礼。到了后世,教育的中心,在重要的书院,书院里的发达,又是靠地方上担负的能力。地方上越富庶,教育越振兴,人物自然也越多。江苏、浙江两省在南宋以后,变成为中国文化中心,与两省的经济史,总有关系。在唐以前,钱塘江同扬子江之间,沿海都是盐塘,现在江北开垦的地方差不多。直到钱 筑了海塘,沿海的田地、经济渐渐成熟,南北运河一通,丝米都可以出口,江浙两省才成了全国最富庶的地方,同时这两省所出的人物,也就驾于各省之上。”。这个分析,可谓鞭辟入里,透彻之至,就以乾嘉学派本身而言,它肇始于江苏顾炎武,兴盛于吴(江苏) 、皖(安徽) 两派,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经济的高度发展,基本身就是文化水平的体现,清代到康乾盛世,前后持续百余年,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都远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势。它是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在18 世纪创造的一个伟大奇迹,而当这个奇迹发生时,传统文化本身也就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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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它光辉的顶点———乾嘉学派应运而生。

2.2.相对安定的社会,为乾嘉学派的形成提供了宽松的治学环境

“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军事上,通过不断用兵,平定了地方和边疆的叛,从而使清朝的统治权力达于本部十八省,盛京(今辽宁省沈阳) 和东北、西北诸番部,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政治上的相对安定,清朝的统治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这个时候的大清帝国确实气势恢宏,威震遐迩。环顾四周,近郊诸邦,悉为属国“, 通泽四方,举踵来王”、 反观以往,就是汉唐之世,也未形成如此大气磅礴的大一统局面:辽阔的领土,众多的民族,发达的文明,强大的武装,富裕的经济,完善的体制。当时的“状元宰相”、大学士于敏中说乾隆:“觐光扬烈,继祖宗未竟之宏观,轹古凌今,觏史册罕逢之盛世”。形象地反映了时人自信自豪的心理。有诗盛赞当时普天同庆的景象:“社灯连袂踏春田,歌舞声声应节圆, 舞遍两行红结队, 儿童齐唱太平年”。

在这种和平安定的社会条件下,不但志图匡复明室已属无望,就是在清初曾一度盛行的旨在匡世的经世之学也因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不再成为学者关注的学问,流风所至,整个的社会气氛和人文趋向,都使当时的学者由重“经世”的探求而转向贵“专门”的研究。以惠栋，戴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利用考据方法,系统发掘、整理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使当时的学风在考订精详的基础上,显示出盛世物有的恢宏气派。所以梁启超说:“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所构成,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两种原则罢了”。 2.3.清统治者软硬兼施的文化政策,使乾嘉学派在钦定御纂的世界中逐渐形成

经济的繁荣决定文化的繁荣,但它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学派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意识的文化,是当时当代政治状态的反映。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不仅支配着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时也一定支配着精神资料的生产,虽然学术具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但一定历史阶段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也一定是统治阶级的文化。这种文化,无不与处在社会存在核心地位的统治阶级的利益相适应。在清代,这个统治阶级就是满州贵族集团。它所推行的具有独特民族性的文化专制政策,将士人的思想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乾嘉学派成为这种文化政策的副产品。

2.3.1尊孔崇儒,稽古右文的国策

清前期的各朝统治者,在尊孔读经上一脉相承,而且愈演愈烈,企图在尊重弘扬儒家文化这面大旗下,将士大夫的注意力引向书斋,使他们脱离现实,不问世事,使封建文化走上一条统治者所渴望达到的道路。 顺治元年(公元1644) ,顺治帝入关仅一个月,使“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允植封衍圣公,其五经博士等官爵袭封如故” 。康熙即位,亲临曲阜,拜谒孔庙,亲书“万世师表”匾额,加封孔子先世。乾隆又与孔裔联姻。在尊孔的同时,又提出“稽古右文,以聿治理”的方针,并身体力行,大力提倡读经。康熙“万机之暇,木妻神愤典,悦志艺文,阐五音六律这微,稽八线九章之术,天禀睿知,典学宏深,伊古以来,所未有也” 。并敕编《日讲四书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易经解义》等儒家经典,“凡御纂群经,皆兼采汉宋先儒之说,参考异同,务求至当,远绍千载之薪传,为万世不利之钜典焉” 。雍正在位时间短,诸事繁杂,仍御纂《孝经集注》。乾隆元年,即诏儒臣排纂《圣祖日讲礼仪解义》,之后,“多文日富”。据统计,清代至道光六年,仅御制、敕修和奉敕纂辑的经部书籍共有105 部,1691 卷。而乾隆朝为85 部,占百分之七十二;1385 卷,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二。

清朝统治者极力尊孔读经,“稽古右文”使“天下之众,响风随流”;“列圣相承,文明于变,尊崇汉儒,不废古训,所以四海九洲,强学待问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义之精微,绅缙颜彦,青紫盈朝,缝掖巨儒,弦歌在野,担簦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可谓千载一时矣。”乾嘉汉学就在这钦定御纂的世界中发展起来。所以皮锡瑞说:“两汉经学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经学,稽古右文故也,国朝(清朝) 稽古右文,超轶前代” 。

2.3.2开科取士,培养人才

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将儒家思想奉为正统,极力提倡尊孔读经,另一方面又对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开科取士,引诱拉拢,这在客观上为乾嘉学派的形成储备了人才队伍。清前几代帝王都认识到“治国要务莫过于得人”。他们在实行荐举山林隐逸,荐举博学鸿词,开明史馆的同时,还开科取士,广纳贤才,使那些“寇难以来,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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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家失业,衣食无仰”的士子有“出仕之望” 。康熙年间,共开科二十一次,录取进士三千九百零三人。乾隆为加强文治,也曾屡开恩科,选拔人才,巡幸东南,还广颁典籍,嘉惠士林。开科取士使人才的培养收到了一定成效,是时人才之盛远胜前代。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灿若星辰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像戴震、纪昀、于敏中、王念孙、刘藻、毕沅、梁国治等,皆成为乾嘉学派的中流砥柱。 2.3.3大力提倡整理古典文献,弘扬封建学术

清朝的文化政策至康熙而最终底定,一尊程朱理学,以其为治国安邦之本。然而,“专门汉学”之“主实证”、“贵专门”的特点,有利于在知识界推行思想文化专制政策,因而乾隆朝时,一反清初尊宋黜汉的态度,大力提倡专门汉学,作为统治工具的理学的补充。乾隆三十八年到四十七年,更搜集海内学者三百人入四库馆,编定了闻名于世的《四库全书》凡七万九千七十卷。通过这项工作崇奖了“专门汉学”,当时学术界誉为“文治之极隆而儒士之殊荣” ,四库馆后来更被称为“汉学大本营”。由此,乾隆朝的政策转行对封建文化笺注与繁琐并行提倡的指导方针。所以戴震说:“值上方崇奖实学,命大臣举经术之儒” 。

从康熙到乾隆,在“稽古右文,崇儒重道”方针指引下,清廷几乎对所有的儒家经典都重新进行了疏解、汇编和刻印,并组织大批知识分子开馆编纂各种大型类书,丛书及其他史书。诸如《古今图书集成》、《纲目三偏》、《通鉴辑览》、续修“三通”、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以期达到“凡艺林承宗之士,所当户诵家弦者,既已荟萃略备。第念读书固在得其要领,而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唯搜罗益广,则研讨愈精”的局面。这些大型图书的编纂,既使当时的许多著名汉学家如纪昀、戴震、邵晋涵等的学术思想得以施展和发挥,又为更多的人治学读书提供了资料与工具书。由于清朝中央政府对学术的倡导,使一些封疆大吏也都热心提倡学术,诸如王承昶、朱筠、阮元等,他们纷纷创办书院经舍,主持编纂书籍,支持赞助学著书立说。上行下效,一时间全国上下搜书、编书、校书、刻书、刊印、藏书蔚然成风,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乾嘉学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并走向鼎盛的,浓厚的学术气氛,给了当时的乾嘉学者以充足的营养。 2.3.4禁毁违碍书籍,大兴文字之狱

清政府为了加强统治而实行的“稽古右文”是发展文化的正面导向,但是为了维持钦定的程朱理学在文化思想领域里的绝对统治地位,防范文人的“党同恶习”,清朝统治者大肆焚毁、查禁、“违碍”书籍,频兴文字之狱。清朝自康熙、雍正以来,加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焚毁一切触犯时讳的“禁书”,乾隆时更是借编纂《四库全书》,征集全国各地的旧版遗书,大肆查禁,据统计,此时列于销毁之列者,将近3000 余种,67 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足见当时毁书之烈。

清之文字狱,始于顺治初年,发展于康雍乾三朝,著名的有庄廷钅龙、戴名世狱,曾静、吕留良狱,胡中藻、徐述夔狱等,均属牵连极广的文字大狱。有清一代,仅作为专案记录在封建朝廷档案里的案例,就超过一百案,更不用说那些因只字数语而获罪的普通案例了。“文网”的严密使学者动辄得咎,惨遭杀身之祸,“文禁”的森严沉重窒息着思想文化界的学术空气。学者为避祸计,纷纷埋首古籍,沉溺考据之中。梁启超有言曰:“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但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直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也”。

另一方面,雍正元年(公元1723) 以后,中国学术与西洋科学,因受清廷对外政策的影响,暂时断绝联系。因此,对外的闭关封锁与对内的“钦定”封锁,相为配合,促成了乾嘉时代为研古而研古的汉学,支配着当时的学术界。中国的意识形成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元化”现象,整个士人队伍,无一例外地束缚在儒家纲常伦理之中。

2.4.学术者自身发展的历史传承性与开拓性

任何学术流派的兴起,都不是孤立而起,横空出世,而是与前代学术一脉相承、接续因循,乾嘉学派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思想文化渊源来看,乾嘉汉学的兴起与清初学术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

1 、“理学之一大反动”宋明理学君临学术界已有六、七百年之久,明代以后,越来越走上僵化无用的道

路,不断遭到进步思想家的批评。特别是明清之际近百年之间,反理学的思潮已经成为学术潮流中的主导,所以,尽管清初统治者大力提倡理学,也仅仅是一种回光返照,同时,尽管明末清初有些思想家在对理学的批判中闪现出具有启蒙因素的新思想,但由于清朝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使这些思想在清代始终得不到继续成长发育的土壤。清代思想家和学者在否定理学之后,只有回头看,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古代,汉代的学术成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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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最佳选择,他们企图因循汉儒的途径,从经学的研究中找到治世的真理和方法。这些思想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并形成了清初影响极大的学术思潮,其代表人物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特别是顾炎武,他所开创的以经史考释和古今山川地理风俗的辩析为重点的考证学,日益发展成为后来乾嘉学派的学术渊源。

2 、对清初学者的尊经复古思想及其治经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清初学者的尊经复古思想不是回避现实,而是面对现实;不是为复古而复古,而是为经世而复古。黄宗羲关 于“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顾炎武关于“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的言论,都是清初尊经复古思想的典型言论,意在突出经学在儒学中的地位,以其为学问之根本。他们专门为汉、唐经学家修史立传,明经定位,尊经学为“正学”,奉经学为儒学之大宗。

乾嘉学派就是持续清初的思想端绪而发展起来的。无怪乎梁启超说:“乾嘉学派,大致是由亭林‘经学即理学’那句话衍出来的”。乾嘉汉学为清初学术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我们可以从其代表人物对于经学的态度得到说明。乾嘉前期的重要经学家秦蕙田说:“儒者舍经以谈道,非道也;离经以求学,非学也。故以穷经为主而不居讲学之名” 。乾嘉汉学的另一开派人物惠栋更是将清初的尊经复古思想推向了极端,变成“唯汉(学) 是尊,唯古(训) 是信”的“纯汉学”或“专门汉学”。他说:“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训也” 。 可见,乾嘉学派之兴决非偶然,而是清初的尊经复古思想和“主实证”、“重考据”的治经传统在清代中期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2.5.个人对乾嘉学派形成的推动作用

当宋学衰落的时候,做为文化延续的客观历史要求,就必须有一种新的文化接续绵延,火尽薪传。这是文化上的挑战,而当新时代的学者应战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被激发出创造性的行动的。一个社会中,文化生长的动力来自于富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他们提供创造性的示范,启发带动大多数人共同对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

在乾嘉学派的形成过程中,有几位学者的奠基之功不可不提。他们是顾炎武、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 清初顾炎武反对流于空谈的宋明理学,主张“博学于文”、“引古筹今”,他重视经学,提出要以汉儒所讲的“经学”来代替宋儒所讲的“理学”,创立“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学方法,著有《音学五书》《日知录》。顾炎武所倡导的尊汉、读经、考文、知音的治学门径,为清代考据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梁启超说他是乾嘉学派的“不祧之祖”。

阎若璩是清初著名的考据学家,对经史、地理都有很精深的研究。他的名著《尚书古文疏证》,证明古文《尚书》是伪书,推倒了宋学的根基,打击了宋明理学,从而为汉学的恢复开辟了道路。

胡渭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地理学家, 撰《易图明辩》,论证了“河图”、“洛书”并非《易径》之图,对宋明理学是个致命打击。梁启超说:“渭之此书,以《易》还诸羲、文、周、孔,以《图》还诸邵、陈,并不为过情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 。

惠栋是乾嘉学派中吴派的开创者,主张从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以求经书的真义。这种提倡由古书的文字、音训以求义理的治学方法,是与宋明理学家的空执义理以求道的治学截然不同的,含有一定的科学因素和求实精神。

乾嘉学派的皖派代表是戴震,他勤于治学,淹贯群经,又精通古音,尤擅名物训诂。戴震在治学上富有创造 性,不拘泥于一家之言, 主张“不以人蔽己, 不以己自蔽”的求实精神和严谨态度。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乾嘉学派的巨擘。

学者适应了一个时代,故能独树一帜,学有所成;时代造就了一个学者,故能遗惠后人,流芳百世。清代乾嘉 学派,学者荟萃,荤荤大者,顾阎胡惠戴诸师,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然见识,开辟出一条人人共循的治学新路,使中国数千年积累的文明,如蕴藏丰富的金矿重见天日。

诚如梁启超所总结的乾嘉学派的功绩:1 、吾辈向觉难读难解之古书,自此可以读可以解;2 、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吾辈可以知别所择,不复虚糜精力;3 、有久坠之哲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皆卓然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虽然乾嘉学派有不值得称道的地方,但它确实像一座丰碑矗立在中国的学术殿堂中,清儒留给我们的严谨、刻苦、扎实的治学精神也是今天这个时代需要大力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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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与方法

17世纪，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等人在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后，活跃于江南范围内的一大批学者立即

投入到这一新奇的学术天地，而且越来越趋向于成熟，在他们那里，学术意识和学术方法极其明确.进入18世纪，比顾炎武他们晚一辈或数辈的学者日日历成长起来.在这些学者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先在苏州和安徽两地出现.虽然他们研究的课题大部分与社会问题无关，顾炎武等人一再强调的经世意识已被遗忘，然而在经学、史学、语言学、天文学以及数学方面的训练越来越严密.虽然研究领域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学术兴趣，他们一同将这些学科的研究推向了顶峰.

3.1.惠栋与“汉学”

对于惠栋所取得的成就, 时人评价甚高。他的学生王昶说:

先生生数千载后, 耽思旁讯, 探古训不传之秘, 以求圣贤之微言大义。于是, 吴江沈君彤、长洲余君仲霖、朱君楷、江君声等, 先后羽翼之, 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 通经无不知信古, 而其端自先生先生发之, 可谓豪杰之士矣。

戴震曾经与惠栋在1757 年见面。这次见面对戴震的影响极大, 后来戴震在一篇追忆性的文章中写道: 自愧学无所就, ??莫能窥先生涯氵矣, 然病夫《六经》微言, 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言者辄曰: 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 一主于义理。此诚震之大不解者也。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 将人人凿空得之, 奚有于经学?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 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 而遗文垂绝, 今古县隔也。然后求之故训, 故训明则古经明, 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他, 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 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 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 由是推求理义, 确有据依, 彼歧故训理义二之, 是故训诂非以明理义, 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 势必流入异学而不自知, 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 惠栋启示的结果是, 戴震此前还承认汉儒 擅长于传注与宋儒擅长于义理的二分法, 而现在则否认了宋儒擅长义理的说法, 义 理必须要依靠汉人传注和古代的典章制度 进行研究。

在17 世纪, 学术界兴起的文献考证运动的渊源虽然仍是宋明两代学术的继续,但是却沿着宋明两代学者而上溯汉唐, 梁启超认为它是宋明的“反动”, 着眼点正在它的学术意识已经与宋明两代理学家有了明显的不同。而将宋明两代学者所具有的考据性格向精深方面发展, 是要等到17 世纪末起源于苏州的一个学派即被后人称为“吴派”的兴起, 才最终明确地把自己的学术目标定位在“汉学”的恢复上, 更明确地将自己区别于宋明两代学者。该学派的创始人与伟大的代表人物就是惠栋。

惠栋的学术, 是在高祖惠有声、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在《易汉学序》中有这样的话:“以四世之学,上承先汉, 存什一于千百, 庶后世之思汉者犹如取证, 且使吾子孙无忘旧业云。”且他比他的前辈更为坚决地选择汉学以贬低宋明的经注。宋儒曾经认为, 有些经典虽然幸免于秦火之难, 然而经过汉代经师之手反而失传了, 因此他们强调直接体会孔、孟之说, 拒绝以汉儒尤其是郑玄的说法作为正统儒学的根基。对此, 惠栋深致痛惜之情:

六经定于孔子, 毁于秦, 传于汉。汉学之亡久矣, 独《诗》、《礼》、《公羊》犹存毛、郑、何三家。《春秋》为杜氏所乱,《尚书》为伪孔氏所乱,《易经》为王氏所乱, ??汉学虽亡, 而未尽亡也。惟王辅嗣以假象说《易》, 根本黄老, 而汉经师之说, 荡然无复有存者矣。

对于惠栋来说, 古代的五经要比宋明流行的四书更为重要。同样, 由于年代的关系,他认为汉人经注比宋人经注更接近于经典的真实性, 因此他特别强调古经注的重要性。惠栋痛心地发现, 几个世纪以来, 汉人的经注被最大程度地忽视了, 为此, 他甚至批评清代初期顾炎武、毛奇龄等人研究《易经》非汉非宋, 是“思而不学者也”。在这样的基础上, 惠栋以汉儒学说为基础, 力图重建一个更为远古的从来未受过佛道两家污染的儒学传统, 这也成为清代易学重建的中心目标。在惠栋的带领下, 他与他的追随者们一同积极地研究在各种典籍中遗留下来的东汉经说, 尤其是汇通今古的郑玄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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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栋的学术意识是极其明确的, 除了《诗》和《礼》之外, 儒家六经中重要的经典如《易经》、《尚书》、《春秋》几乎无不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窜乱与污染。自唐代以后, 这些搀有“杂质”的思想成为宋代儒学得以建立的基础。然而, 惠栋以及他的追随者们认为, 同宋学比起来, 汉学因更接近儒家原始经籍编纂的年代而较少地受到后世尤其是佛道两家学说的歪曲。当学人能够从汉代经说中找出传承关系时, 即能找出贯穿于汉代经说中的“家法”与“师法”——“家法”与“师法”恰是汉代经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西汉时期比较注重于“师法”, 因古代经典自秦火以后重新结集, 往往因经师的存在而经典的存在。皮锡瑞《经学历史》说:“汉人最重师法, 师之所传, 一字毋敢出入, 背师说即不用, 师法之严如此。”因为背师说, 即等于违背了经典的说法。在《汉书》中, 有大量的关于儒者重师法的史料。至经学发展繁荣, 乃出现了另一现象, 即在“师法”的基础上而有“家法”的出现。《后汉书·章帝纪》载, 建初四年诏,“汉承秦弊, 褒显儒术, 建立五经, 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 虽曰师承, 亦别名家”。注曰:“言虽承一师之业, 其后触类而长, 更为章句, 则别为一家之学。”这里大可注意的是,将“师说”变为“章句”之后, 才出现了“一家之学”, 也就是说, 只有等章句之学出现, 才可能有“家法”的出现。因此, 西汉末年元帝时所立的被东汉称为十四家法的经学, 除《诗》保留了初置五经博士时的齐、鲁、韩三家之外, 其余的《易》、《书》、《礼》、《春秋》,都由新起的一家之学所代替。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前汉重师法, 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 而后能自成一家之言。师法者, 溯其源; 家法者, 衍其流也。师法、家法所以分者, 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 是师法; 施家有张、彭之学, 孟有翟、白之学, 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 是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 而施、孟、梁丘之师法又从田王孙一师分出者。

从皮锡瑞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师法”是关于某部经典的权威解说, 因此在前;“家法”是对这一种权威详解的进一步传承, 因此在后。无论是从“家法”入手, 还是从“师法”入手, 都可以逐步地将某一家一派的经说原原本本地恢复过来。吴派传人江藩《经解入门》“说经必先明家法”中有明确的论说。他强调指出, 只有先明“家法”, 才“可以见经学之衍别, 可以知授受之异同, 可以知众儒之实据, 可以存古义于相承”。惠栋所做的努力, 正在于此。

惠栋及其弟子们主张恢复贯串于汉代太学中有着明确的师承关系的经学体系,“家法”一旦可以恢复, 正统儒学的重建也就有了可能。这种可能既体现在价值层面,也体现在工具层面。惠栋在《九经古义述首》中已意识到, 汉代的经说本是先由口授, 然后形成文字; 至于出土于屋壁中的古言古字的五经, 也非经师不能明辨。因此弄清经典的真正含义, 必须意识到训诂学即识字审音的重要性。惠栋和他的友人以及学生都意识到了这一策略的重要性, 因此决心把它彻底地推广下去。

为了明了汉代各家学说的源流, 惠栋尤其致力于《易经》的研究与校勘。他依据唐代学者李鼎祚的《周易集解》, 将散落在其中的汉人经注片断一一挑选出来, 以恢复汉代经注的原貌。对于他的研究工作, 江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即使是惠栋自己, 也曾这样自负地认为:“今幸东汉之《易》犹存, 荀、虞之说具在, 用申师法, 以明大义,以溯微言。二千年绝学, 庶几未坠。其在兹乎! 其在兹乎! ”

他还着手《易汉学》的撰写, 并准备以此取代朱熹的《周易本义》。因为他认为朱熹的《本义》是王弼之说的进一步发挥。《易汉学》七卷, 卷一卷二为孟喜, 卷三为虞翻,卷四卷五为京房(另附干宝) , 卷六为郑玄,卷七为荀爽, 卷八是惠栋自己的六篇辨说。他先将各家的源流和解释《易经》所用的原理与方法弄清, 然后再以大量的史料附于各家之后。他将此书的目的说得十分清楚:“识得汉《易》源流, 乃可用汉学解经, 否则如朱汉上之《易传》、毛西河之《仲氏易》, 鲜不为识者所笑。”经过他的考辨与辑佚,孟喜的卦气说、京房的正变说、荀爽的升降说、郑玄的爻辰说、虞翻的纳甲说以及卦变说等, 无不从久沉于历史的深处重新浮现出来。

在他诸多著述之中, 以《周易述》一书的撰写最为重要。其中包括《周易述》二十一卷、《易微言》二卷、《易大义》三卷、《易例》二卷、《易法》一卷、《易正讹》一卷、《明堂大道录》八卷以及《谛说》二卷, 其中《周易述》为全书的核心。在《周易述》中, 他彻底地将王弼和韩康伯以后的注疏抛弃, 而以汉儒荀爽和虞翻的说法为主, 同时还将汉魏间一些说法纳入到书中来。《易微言》则汇辑了先秦两汉诸家论述与《易经》本契合者, 逐条列举, 以区别于宋儒的义理之说, 上下卷各三十二条。

在《周易述》中, 他从汉儒寻找更为原始的义理和家法。为了证明这些, 他从《公羊传》中吸收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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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因为《公羊传》是汉学传统失传以后仅存的少数汉代经典注释之一。按照汉人的说法,《公羊传》的义例和家法是孔子在《春秋》中阐发的, 也符合孔子在《易经》之中所阐发的义理。所以惠栋坚信,《易》与《春秋》是孔子所阐发的天人之道的体现。他甚至认为子游的《礼运》和子思的《中庸》, 也是《易》理的体现。

惠栋虽对音韵学不太有深研, 然而他却能够意识到古音的重要性。《松崖文钞》卷一《〈韵补〉序》称:“读先王法典, 正言其音, 然后义全。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是正言其音者, 故当时谓之良史。音之重于天下也久矣。”根据这样的观点, 他治学只取唐以上, 而对唐以后的经说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 力求恢复汉代诸家学说的面貌。他的这种态度, 也极大地影响了戴震的治学态度。

惠栋特别注重经典考证中的“古字”、“古音”问题。今举数例如下:

——《易经·乾》:“九三, 夕惕若厉, 无咎。”惠栋在《周易述》卷一和《惠氏读说文记》卷六中改为:“夕惕若夤, 厉, 无咎。”其依据是《说文解字·夕部》引古文《易》;

——《易经·同人》:“九四, 乘其墉。”惠栋在《周易述》卷二将“墉”改为“庸”, 其 依据是《经典释文》中的“郑作庸”;

——《易经·剥》:“上九, 君子德舆。”惠栋在《周易述》卷四改“舆”为“车”, 其依据是《经典释文》:“京作德舆, 董作德车,《礼运》: 天子以德为车。”

——《易经·萃》:“亨, 王假有庙。”惠栋在《周易述》中认为“亨”字衍, 其依据是《经典释文》:“马、郑、陆、虞等无亨官。”

据统计, 惠栋将《易经》改动了数十字,从以上数例就可看出, 他改字的主要依据是《经典释文》所存各家的异文, 而《经典释文》所引又出自于《子夏传》、京房、孟喜、郑玄、虞翻、王肃等说法, 另外再从《诗经》、《论语》、《礼记》以及汉代文献中的《说文》、《史记》、《汉书》等寻找证据。他的意见是:“《释文》所载古文, 皆薛、虞、傅氏之说, 必有依据。郑康成传费氏《易》, 多得古字, 云其称《易》孟氏皆古文, 虞仲翔五世传孟氏《易》, 所采三家说为多, 诸家异同, 动盈数百, 然此七十余字皆卓然无疑当改正者。”

与之前或同时代的学者比, 他惠栋是最彻底的宗法“汉学”者, 而且将这一原则贯彻在自己一生的学术努力之中。他的汉学研究计划包括了五经及其相应的汉代注释。惠栋的学术史意义在于, 从他起, 所谓的“汉学”一派才开始有了明确的“学派”意识, 也明显地与前代学术在治学风格上有了差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萧客弟子江藩著《汉学师承记》, 推栋为斯学正统。实则栋未能完全代表一代之学术! 不过门户壁垒, 由彼而立耳。惠氏之学, 以博闻强记为入门, 经尊古守家法为究竟。”

梁启超对惠栋的评价不高, 然而却指出了一个事实: 汉宋门户分立的现象与惠栋的出现不可或分。这里我们还可以补充皮锡瑞的说法:“??当时如胡渭《易图明辨》,能辟《图》、《书》之谬, 而《洪范》并攻汉儒。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能驳宋以申毛, 而经说间谈佛教。万斯大、方苞等兼通《三礼》,多信宋而疑汉。”对于惠栋以前的学者来说, 学术并不严分汉、宋, 为了考证经典的真伪, 他们可以不分汉、宋或者元、明, 依据自己的判断, 汉人学说也无时不受到质疑。然而, 自惠栋出, 汉学的地位迅速上升,在汉人学说的映照下, 汉人以后的各种学说无不受到质疑, 唐、宋、元、明时期也因离汉代很远而被贬低了某种学说的可信性。他的学生江声、江藩、余萧客无不信守他的治学原则, 王鸣盛、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等人相继而起, 将惠氏治经的方法扩大到了研究诸子与史学方面, 并开始向大江南北传播。这些人也每每坚信师说, 虽然他们的治学范围不断地外延和展拓, 然而其治学风格的基本内核却很少发生变化, 这就是钱穆所说的“守古训、尊师法、守家法, 而汉学之壁垒遂定”。——由惠栋及其弟子们立“汉学”这一名目以后, 才真正地出现了乾嘉式专守汉学的考据学研究。

附表：惠栋著作表

书名 古文尚书考一卷 版本 昭代丛书/道光二十四年(1844)刊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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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补注二四卷 古文尚书考二卷 尚书古义一卷 周易述二一卷 易汉学八卷 易汉学一卷 太上感应篇注二卷 惠氏读说文记十五卷 松崖笔记三卷 松崖文钞二卷 粤雅堂丛书/咸丰元年(1851)刊本 皇清经解/道光九年(l829)广东学海堂刊咸丰十一年补刊本 昭代丛书/道光十三年(1833)刊本 四部备要/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排印本 百部丛书集成/1969年艺文印书馆百部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本 昭代丛书/道光二十四年(1844)刊本 粤雅堂丛书/咸丰五年(1855)刊本百部丛书集成/1966年艺文印书馆百部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本 旧抄本 旧抄本 四部分类丛书集成/1970年艺文印书馆四部分类丛书集成续编影印光绪中贵池刘氏刊本 九曜斋笔记三卷 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十卷，附自撰年谱二卷 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补二卷 易大义一卷 易例二卷 清道咸间(1821一1850)钞本 四部备要/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排印本 乾隆二十二年(1757)德州卢见曾刊本 海山仙馆丛书/道光二十七年(1847)刊本 百部丛书集成/1970年艺文印书馆百部丛书集成初编影印版 汉事会最人物志三卷 周易古义一卷 周礼古义一卷 春秋左传补注六卷 百部丛书集成/1965年艺文印书馆百部丛书集成初编影印版 昭代丛书/道光十三年(l833)刊本 昭代丛书/道光十三年(1833)刊本 皇清经解/道光九年(1829)广东学海堂刊咸丰十一年 (1861)补刊本 九经古义一六卷 明堂大道录八卷 谛说二卷 皇清经解/道光九年(1829)广东学海堂刊咸丰十一年 (1861)补刊本 百部丛书集成/1969年艺文印书馆百部丛书集成初编影印版 百部丛书集成/1969年艺文印书馆百部丛书集成初编影印版 吴派作为作为地域性学派，它的主要成员都是来自于苏州府籍—如沈彤、江声、余萧客、褚寅亮—或者与吴县相近，分别隶属于常州、太仓、松江等府、州的阳湖、嘉定、华亭三县的洪亮吉、孙星衍、王昶、王鸣盛.钱大昕等人.因此所谓“吴派”，实际上是清乾嘉之际以苏州地区的家学为核心的由江南学者组成的汉学研究群体.艾尔曼称为“江南学术共同体”，意义就在于此.

惠栋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甚多，对于他的学派的发展都有不同的贡献. 但是这些人每每坚信师说，虽然它不断地得到外延和展拓，然而其基本内核却不曾发生变化，这就是钱穆所说的“守古训、尊师法、守家法，而汉学之壁垒遂定”.

但是，由于惠栋只把汉代的经注看成是解释经书的唯一权威，.因此有墨守汉代经说之嫌，也过于刻板.梁启超对惠栋就有严厉的批评，说他“胶固”、“盲从”、“偏狭”、“好排斥异己”，以致使启蒙时期的怀疑的批评态度几乎夭折.

从思想史的角度上看是如此，但是从学术史的角度上来看却是另外一番的景象——吴派的学者“求其古”，在研究中强调最古的经典注疏，并且认为最古的经典可以“存真”，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将最早的关于儒家经典的注疏整理出来，就可能对儒家的原始经典有最直接的了解.在这方面，学术史研究者往往将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和吴派相对应着看，皖派在经典研究中注重于“求其是”，即在各种诊释当中寻得一个最恰当的解释—但是在民国学者看来，“求其古”的一派比“求其是”一派更有胜处，因为他们不会将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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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注释混同在一起，通过汉学家“求其古”所整理出来的历代经解，成就为历朝的学术史料.傅斯年在《性命古训辨证》里面就提到，汉学家所辑出的汉代经解，即是汉代的学术史料.进言之，在汉学家那里，一层一层的史实被他们整理清楚了.

3.2.戴震与皖派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论到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与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之间的差别时，有过一段很精彩的论述：

今考惠学渊源与戴学不同者，戴学从尊朱述宋起脚，而惠学则自反宋复古而来.顾亭林已言理学之名，自宋始有，古之所谓理学者，经学也.而通经则先识字，识字则先考音，亭林为《音学五书》，大意在据唐以正宋，据古经以正唐，即以复古者为反宋，以经学之训诂破宋明之语录.其风流被三吴，是即吴学之远源也??江浙人物荟萃，典册流播，声气易传，考核易广.清初诸老尚途辙各殊，不数十年间，至苏州惠氏出，而怀疑之精神，变为笃信辨伪之工夫，转尚求真，其还归汉儒者，乃自蔑弃唐宋而然.故以徽学与吴学较，则吴学实为急进，为趋先，走先一步，带有革命之气度.而徽学以地僻风淳，大体仍袭东林遗绪，初志尚在述朱，并不如吴学高瞻远瞩，划分汉宋若冀越之不同道也.

宾四先生此语，实较梁启超眼光为胜，因为他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吴派的学术特色以及它对戴震所产生的影响.

3.2.1.戴震的学术渊源

新安固然是朱熹的祖籍，然而明代的安徽却是王学的天下.明代安徽的书院共有98所，其中有16所是宋明理学家的讲学之地.依据《明儒学案》的记载，湛若水在休宁天泉书院讲学，他还与邹守益、王畿等心学弟子先后讲学于款县的斗山书院；而王门三大弟子中之一的钱德洪也曾讲学于全椒南樵书院；焦兹则在和县云兴书院讲学.泰州学派中的中坚人物如耿定向、罗汝芳分别担任过提学御史和宁国知府，王门江右弟子邹元标、罗念庵、欧阳德等人也都曾在安徽讲学.再加上王门弟子中的安徽人如宣州人贡安国、泾县人萧良榦等人，使心学渗透到并成为主要风气流行于安徽的学界中.

这种风气到了1689年终于开始发生改变，休宁人杨瑞呈与歙县人汪正叔集合六邑学者在紫阳书院成立紫阳讲会，其宗旨是辟王尊朱以阐扬宋学，而且制订了《崇实会约》、《塾讲规约》作为一种制度以保证这一宗旨的实现.这一制度在安徽推行了五六十年，使盛行一时的王阳明与湛若水得到了有力的扼制，朱学大畅，安徽一地的学者多以程朱之学为主.

新安的理学培养了徽州文化中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他们大都主张学问要有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明末清初，安徽遂成为清代考据学的发源地之一：方以智是杰出的朴学学者，梅文鼎是杰出的自然科学家，歙县人黄生(扶孟)则由训诂入手治学，撰《字话》，研究文字声义相应之奥；又撰《义府》，详细考论经、史、子、集，辨伪、考证无不精核，是徽派考据的先驱式人物.戴震曾经听说过他的名字，在四库馆期间，戴震搜求到他的书并采入《四库全书》中，可见他是读过黄生的书的.同期的歙县人汪绂，虽学无承师，但以声音考据研究经学，与黄生、江永同为徽派朴学的早期学者.

较黄生稍晚的婺源人江永(慎修，1681一1762)，为学乃直接承朱熹而来.”’他学识渊博，尤精于二礼之学，有《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释言》、《深衣考误》、《礼书纲目》、《群经补义》以及《近思录集注》等著作，被学术界誉为“先生之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与俦匹”.以江永(包括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所以研精三礼，实因徽州是朱子故里，因此对朱子顶礼有加，对朱子的理学以及朱子的家礼更是严守不背. 礼在传统儒学中，兼含《仪礼》、《周礼》和《礼记》.其中《仪礼》为本经，《周礼》所论多为立国之典章制度，《仪礼》所论则为人伦乡党之伦理规范和生活礼俗，《礼记》则是关于礼之理论的讨论.简言之，礼包括了三个部分：

——礼制(典章、制度)，指国家、社会、家族的组织和规范； ——礼仪(仪文、节式)，指婚冠丧祭等特定典礼的仪式；

——礼义(价值、道德)，指在制度仪文之上的伦理准则和价值取向.

也就是说，礼是儒家礼治理想在社会秩序、社会礼俗上的具体呈现.因此礼在清代的学术界受到前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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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重视.

江永少年时因受明代丘浚《大学衍义补》一书多引自《周礼》的启迪，一生致力于《礼》经研究.另外一个方面，江永所以著《礼书纲目》，是因为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不是完整的书，乃广泛搜罗三代以前礼乐制度之散见经传古籍者，集成《礼书纲目》八十五卷.体例大略仿照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而参考群经，洞悉条理，考证较详，义例较密，实能补朱熹之所未及.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既属未成之书，不免在体例上面小有出入，其间分合移易之处，尚未能够一一考证，融会贯通.江永引据诸书，厘正发明，正足以终其未竞之绪.江永曾在60岁的时候北游入都，总裁方苞曾经向他请教过有关方面的问题.

江永的音韵学成就则是继顾炎武等人之后的又一名家.在古韵学方面，他著有《古韵标准》，讲先秦古韵的韵部；《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讲等韵学.他精于等韵学，精于审音，所以他在音韵学方面，可以批评顾炎武，说他的“《音学五书》亦多渗漏，盖过信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之说”，又说顾氏《诗本音》“改正旧叶之误颇多，亦有求之太过，反生葛藤”之弊，他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顾氏所存在的问题在于“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

江氏分古韵平上去声各十三部，入声八部，比顾氏多了三部，顾氏入声并入阴声，江氏入声独立，因此他的贡献在于：一，入声独立.后来戴震古韵九类二十五部，黄侃古韵二十八部，都是阴阳入三分，受了江氏的影响.章太炎《重镌古韵标准序》中说：“江氏初为《古韵标准》，盖实与戴东原戮力，同入相配，已肇阴阳对转之端.”二，江氏精于等韵学，也就是语音学，所以他的《四声切韵表》按照等呼排列，有条不紊.三，江氏“敛侈”之说，亦甚精确.四，江氏比顾炎武更多地离析唐韵，分虞韵为两部，分先韵为两部，分覃、谈、盐各为两部—他为戴震以后的研究奠定了一个牢固的基础.

相对于顾炎武、阎若璩来说，江永对考据学的兴趣要走得比他们远，因为他儿乎彻底地抛弃了顾、阎二人把训诂学研究也当做义理实践的一部分的观点，而是将古音韵研究转化为一项趣味盎然的纯学术研究.也就是说，江永将训诂学与那种实现理想化社会政治目标的途径的做法剥离了—这是考据学界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训诂音韵逐步成为此后多数考据学者所重视的精密学科.艾尔曼将这一转变同查尔斯·吉里斯皮在西方科学史著作中论述的“客观性锋刃”相提并论.”‘ 江永不讳言自己的学问是受到“西学”启迪的人，而此一点实承梅文鼎而来.”

梅文鼎出身于宣城望族，其祖上多食明室傣禄，以其曾机父一辈为例，就有守德、守极、守峻、守相、守和兄弟五人同时举甲科的盛举.“20梅文鼎的一位堂兄梅朗中是明末复社的重要成员，与万泰、黄宗羲、方以智、侯朝宗(方域，1618一1655)等人交往密切.梅文鼎的业师倪正在明亡后隐居于宣城西北之官湖畔，以通行于明代的《大统历法》授徒，梅文鼎的第一部科学著作《历学骈枝》就是他师从倪正学习的结果.梅文鼎对方以智十分心仪，井与他的两个儿子方中通(位伯，1633一1698)、方中履过往密切.方以智也获知梅氏天文历算造诣不凡，晚年曾函索其历算著作.

明末正处于数学发展的低潮期，《几何原本》虽己翻译出，但学术界是否看到了它的优点还大成问题，因为明末清初几乎没有人对《几何原本》的公理化方法及逻辑演绎体系作过专门的研究.自徐光启之后，数学界的代表人物就是梅文鼎，他会通中西数学，对发扬中国传统数学及传播西方数学均有贡献.他的数学研究遍及初等数学的各方面，是中国传统数学处于沉寂和复苏交接时期的一位承前启后、融会中西的大师. 1689年，梅文鼎来到北京，在大学士李光地家中教书.李光地本人及其子钟伦、弟鼎征、门人陈万策等皆从梅文鼎学习历算.梅文鼎又以布衣身份参与《明史》中天文历算方面的纂写工作.京都名流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刘献廷等人都曾与他交游.次年，梅文鼎应李光地之邀，将其研习天文历法的心得以问答形式撰成一书，取名《历学疑问》.数年后由李光地作序并出资刊刻.1702年，康熙帝读到李光地进呈的《历学疑问》，对书中的观点非常欣赏.三年后的夏天，康熙帝在南巡的归途召见梅文鼎，连续三日在运河上的御舟中同梅文鼎谈论天文、数学，并亲书“绩学参微”四字，表彰他的研究工作.

梅文鼎的晚年主要在家著书授徒，四方不少慕其名者亲赴宣城向其问学.康熙帝也曾通过在宫中任《律历渊源》汇编官的梅文鼎之孙梅毁成代为致意.梅氏家族中人梅文算、梅文鼎、儿子梅以燕以及孙子梅毁成以及曾孙多人皆通晓天文、数学.1761年，梅文鼎的孙子梅榖成编辑《梅氏丛书辑要》六十卷，收他各类的著作25种共六十二卷，全书反映了梅文鼎对中西科学“拔取其长，而理唯其是”的态度.在这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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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梁启超、胡适力主戴震思想与颜李学派有关系；一派以钱穆为代表，反对梁、胡之见，认为戴震思想之变是受惠栋的影响，论战双方都列举了大量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说戴震受颜李学派的影响，最主要的观点来自于梁启超.他虽然承认没有直接的证据，然而却做出三点较为合理的推测：一，方望溪的儿子方用安为李恕谷门生，望溪和恕谷论学不合，用安常私自左袒恕谷，是桐城方家有能传颜、李学的人.东原和方家人素有往来，方希原即其一(集中有《与方希原书》).所以他可以从方家子弟中间接听见颜、李的绪论.二，恕谷很出力在江南宣传他的学派，当时赞成反对两派人当然都不少，即如是仲明这个人，据恕谷年谱知道恕谷曾和他往复论学，据《东原集》又知道他曾和东原往复论学，《是仲明年谱》中也有批评颜、李学的话，或者东原从他或他的门下可以有所闻.三，程绵庄是当时江南颜、李学派的大师，绵庄死的时候，东原己经三十三岁了.他们俩曾否见面，虽无可考，但程绵庄和程鱼门是挚友，鱼门、东原交情也不浅，东原最少可以从三程的关系上得闻颜.李学说乃至得见颜、李的书. 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以及对社会政治认识的不断加深，理学的神圣权威在戴震的心中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理性的态度取代了感情的依附，信仰的对象也就转化为被评判被怀疑被研究的对象，这一转变对戴震此后自觉建构其义理之学体系十分重要.这一时期的戴震己认识到宋儒中所存在的偏颇之处，尤其是宋儒“舍经而空凭胸臆”，更与戴震早期确立的“闻道”思想相抵悟，而由当权者借宋儒的“理”之名行“杀人”之实，更使戴震将社会批判的锋芒指向程朱理学.

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中，戴震己由早期的完全崇信程朱理学转变为半信半疑，从他对程朱“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的评价中，可以很强烈地感觉到戴震复杂的心态.据段玉裁记载，《原善》三篇本作于1753至1763年约10年内.这一时期，正是戴震思想处于对程朱理学的怀疑时期.在《读易系辞论性》、《读孟子论性》等著作中，戴震对程朱理学加以指责诘问的语气己随处可见.

从44岁到45岁逝世为止，堪称戴震思想的成熟期.这一时期戴震的主要著作有《原善》三卷本、《绪言》、《孟子私淑录》、《大学补注》、《中庸补注》、《孟子字义疏证》、《答彭进士允初书》等.作于1766年的《原善》三卷本，是戴震思想开始走向成熟并与理学决裂的标志.戴震对此颇为自豪：“作《原善》首篇成，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362从中可见戴震对创作义理文字的重视程度和兴奋之情一这是戴震从早期信奉程朱、中期怀疑程朱到晚年开始批判程朱的分界点，同时也是戴震从考据转向义理的开始.

由于戴震一直主张试图通过回归原典、把一切的价值规范都建构在对原典的收集、考证及诊释上，以及基于他所特有的考据学理念，他必然会进一步揭示原典本身及原典背后的价值涵义.其中他找到了孟子作为自己思想阐述的起点，对孟子充满了景仰之情，他称赞“发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认为“孟子辨杨墨；后人习闻杨、墨、老、庄、佛之言，且以其言汨乱孟子之声，是又后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苟吾不能知之亦己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吾是以惧，述《孟子字义疏证》三卷.”戴震曾说：“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故《疏证》不得不作.”在这一时期，戴震己经完全抛弃了程朱理学并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发誓要“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极图.”’“这意味着在戴震的考据学话语中，实包含着政治与社会关怀.

在戴震自己所说的这部不得不作的著作中，他以疏证《孟子》一书中字义的形式，厂‘征博引，条分缕析，对《孟子》书中11个重要概念作了新的诠释.他试图通过继承和发展孟子的某些思想以重新获得足以和程朱相抗衡的思想与观念.1777年四月，东原与段玉裁书曰：

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那，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

这是理解戴震义理学所以产生的一段最重要的论述.

戴震非常明确地提示读者，“意见”与“理”不同.从“大本”上来说，戴震仍接受自程、朱以来儒家的一项基本假定，即以道或真理已经具备于六经、孔、孟之中，而且坚信“人心之所同然”之理乃由先贤先我而发，故后人自得之义理，必与六经、孔、孟之言相阐证，否则只是所谓“意见”，而不得谓之为“理”或冠以“理”之名.《孟子字义疏证》卷上言：

问：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是理又以心言，何也？曰：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谓之义，则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非理也，非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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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所同然者，为“理”为“义”，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即为圣人；未至于同然者，即非理非义，亦不得为圣人，它只能被称为“意见”而非“理”非“义”—但是世俗中人正是以此“意见”来代替了“理”，并以此来“杀人”的.好多研究戴震的人，都未睹此秘，故可进一步中论.

从“圣人之道在《六经》”的角度上来说，戴震与程朱并无大异.但是戴震认为，为学必须“求其本”一“求其本，更有所谓大本.”’6衬“本”即六经本文，而“大本”即是蕴含在六经中的“圣人之道”. 晚年戴震虽然对程朱系统的批评牵涉甚广，有的关于纯哲学方面的，如理、气、才、性等问题，也有虽是哲学问题，然而却富于政治、社会的涵义，如理和欲的关系问题.但余英时有一种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他认为戴震和程、朱最大的分歧，还是在对待知识的态度上面，因为戴震认为程朱讲“敬”太多而讲“学”太少，程朱的“敬”又有从释氏教人体认“本来面目”变易而来之嫌.

戴震同样承认人的德性是内在的，先天的，然而却必须靠后天的知识来培养，使它得以发展扩充.他毫不迟疑地宣称人的“德性始乎蒙昧，终乎圣智”，中间则会是用学问来扩德性的过程.所以整个地看，知识的分量在戴震的哲学系统中远比在程、朱传统中为重.因此，余英时说，戴震是从内部把程、朱的传统进行了改造，加强了它的知识基础并削减了它的道德成份.

戴震晚年写就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虽然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但他使用了考据学的专业术语“疏证”一词，清初的阎若璩就曾经使用这一术语对《古文尚书》进行了辨伪.而如今，戴震又用它来纠正程朱理学的错误及其影响，反映在其中的严密的考据学手法，令人叹为观止.

如果说从17世纪起就兴起的考据学运动象征了儒家的从“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那么，戴震的意义在于，他意味着“道问学”仍须转入“尊德性”，因为戴震的注经训诂，实际仍是从儒学的整体价值即义理的立场上立言，然后再把文字、词语、经籍纳入整体与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之中，往复理解，循环验证—然而，这毕竟已经是一种彻底的知识化的“尊德性”了.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完成后，他明确地提出了“德性资于学问”的见解.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戴震为什么会使用那么的历史文献方面的知识以及学术术语来重新阐释在程朱理学那里显得无比重要的“性”、“理”、“道”等观念. 3.2.5. 皖派的传承

1771年，朱筠出任安徽学政.在任安徽学政期间，朱筠以实学勉励学子，热衷于收集古籍善本一书，大量聘用考证学者入幕.在他们的协助下，朱筠逐步实现了自己所说的“吾于是役，将使邦人士为注疏之学，而无不穷经；为《说文》之学，而无不识字也”这一目标.朱筠还发现了品端学粹、著述等身的江永和汪绂二人，除了将他们的著作抄送给《四库全书》馆之外，还令有司建木主，将他们入祀于紫阳二书院中，并亲自率领书院诸生拜谒木主.此事盛传于安徽学界.而朱绮这一举措的学术史意义在于，以江永、汪绂为代表的考据实学成为一时学子尊崇的目标，也在书院的课艺研习科目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意味着，江、戴之学己经成为学术界的主流.

1777年，戴震逝世，他的私淑弟子凌廷堪(次仲)为《东原先生事略》有云：

先生之学，无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有三：曰小学，曰测算，日典章制度.至于《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由古训而明义理，盖先生至道之书也.先生卒后，其小学之学，则有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则有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有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

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求是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故于先生之实学诊列如左，而义理固先生晚年极精之诣，非造其境者，亦无由知其是非也. 他的这个评断，大体上是准确的.

戴震施教于京师与江南，他的学术传播得就广泛了：传声音训诂之学者，为王念孙与段玉裁；传典章制度之学者，为任大椿；他的学生凌廷堪居住于扬州，与焦循友善，而阮元问学于凌、焦二人，开创出扬州一派，至于杭州的话经精舍、广东的学海堂，不惑于陈言，以知新为主，骨子里大都有戴的血脉在.至于朱筠、朱珪、纪昀，又都服膺于戴震；曲阜的孔氏诸人，将他的学问传到了山东；武进张惠言，久游于安徽，并主金榜家，尽学所得，戴学于是义流传于南方.晚近的俞樾、孙饴让、章太炎等人，身上也无不有着戴震的影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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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戴震起，开始而有“皖派”之称.或者说，皖派开创于江永，光大于戴震.段玉裁《戴东原集序》中说：

自先生以古学唱，三十年来薄海承学之士，至于束发受书之童子，无不知有东原先生，盖其兴起者盛矣.

从其他一些的记载之中，还可以看到戴震所开创的学术意识与方法的流行与运用.作为地域性学派，皖派的主要成员都是隶属安徽徽州府籍的学者，如程瑶田、金榜、洪榜等人，然其空间涵盖面也涉及到江苏金坛、扬州等地，如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等.因此，皖派实际上是以安徽徽州地区作为核心，由戴震弟子为骨干的汉学研究群体.

皖派虽然导源于江永，然而，皖派的汉学研究却接受了吴派的学术宗旨，这就是戴震35岁至扬州结识惠栋后声称经学研究在于“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在故训与义理之间，戴震与吴派是接近的，对汉代经注的认识也与吴派一脉相承.此外，洪榜、凌廷堪等也基本遵循吴派以古文经形式的纯汉学研究.

18世纪昀戴震的义理之学虽然受到了冷落，然而他的考据学却深受时的赞赏，他的同学金榜和程瑶田使皖派增添了光辉.金榜出身于学术氛围极其浓厚的家庭，曾拜江永为师，与戴震和程瑶田同学，古文家刘大櫆来黔县当教谕，金榜又投入刘氏门下学习.1772年，金榜考中状元，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金榜天性淡泊，不愿在仕途上发展，因此只做了一任考官便借丁忧之际请假归里，以后又借口有病不再复出.辞官后，金榜一方面潜心研究经史和小学，一方面著书讲学，遨游林泉，在学术上造诣日深，名声渐大，慕名求学者日众，张惠言专程上门拜他为师.金榜对古代三礼之学钻研很深，著有《礼笺》三卷，戴震为之叹服.另有《周易考古》一卷、《海曲方域小志》一卷传世.

凌廷堪虽然出生于江苏省灌云县，但他是歙县沙溪村人.6岁时在异地经商的父亲去世，他只读了很短时期的书就被迫当了商行里的学徒.此后，他坚持业余自学，学问日长，1781年游历扬州时，被盐使伊龄阿聘请编辑古今杂剧和传奇，同事均为当日名流，眼界得以大开，决心步江永和戴震后尘，钻研经学.1783年入京得到大学士翁方钢的赏识，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在翁方纲的提携下，凌廷堪于1789年中举人，1790年联捷成为进士，任宁国府学教授，1806年因为母丧辞官回乡.晚年接受大学士阮元之聘入阮府为家庭教师，他的学问渊深广博，著有《礼经释例》十三卷、《燕乐考原》六卷、《校礼堂诗集》十四卷、《校礼堂文集》三十六卷、《梅边吹笛谱》二卷等.他在古代礼制和乐律方面造诣尤其突出，创见和新解颇多. 程瑶田是款县城东人，数十年孜孜不倦于学问.但他的仕途却异常坎坷，曾九次参加乡试，直到1770年才考中举人，担任嘉定教谕，不久辞职返乡，闭门著书.1796年举孝廉方正，暮年不幸双目失明，以口授形式完成《琴音记续编》一卷.他精通训诂，治学注重实证，精心格物，一虫一介之微，无不穷其变态，在治学方法上己俨然有“用实物以整理史料”之风，开启了传统史料学同博物考古相结合的新路.他可能是那个时代的学者中最重视文献与实物相证的人，例如为考证《周礼》中“九谷”的正伪，不仅亲临田野考察，向农民请教，而且自己还进行了种植试验，并广集实物标本以资辨析，这种极其严谨的治学方法，使他能突破经传注疏的藩篱，提出一些新颖的观念.他的学问渊博，在数学、天文、地理、生物、农业种植、水利、兵器、农器、文字、音韵等很多领域都有深入研究，堪称一代通儒.主要著作有《释虫小记》、《释草小记》、《禹贡三江考》、《周髀矩数图注》等26种.在他79岁的时候自己选编了一部汇集，共有42卷，合称为《通艺录》.《通艺录》近百万言，淹贯浩博，新意迭出，显示了作者在经学、史学、语言文字、数学、天文、地理、生物、音乐、书法、篆刻等方面的精深修养，显示了作者不务虚义、重视实学的学风.《考工创物小记》研究古代车舆的构造尺寸、兵器、农具的形状和制造；《沟恤疆理小记》研究历代农田沟渠灌溉情况：《九谷考》、《释虫小记》、《释草小记》研究多种动植物的生长和生活习性；《数度小记》研究勾股术、重差术.还有研究天文历算的《星盘命宫说》等.《通艺录》一书代表着乾嘉学术在名物训诂以及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水平.

在皖派中，“三胡礼学”极为著称，它由绩溪县胡匡衷(寅成)、胡秉虔(伯敬)、胡培翚(载屏，1782-1849)祖孙三代组成.他们同出一门，潜心经学，尤精于《周礼》、《仪礼》、《礼记》的研究，引证浩博，考据精审，自成一家，世人尊称为“三胡礼学”.

胡匡衷著有《周易传义疑参》、《三礼剖记》、《周礼井田图考》、《井田出赋考》、《仪礼释官》、《郑氏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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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录校正》，于经义多所发明，又有《朴斋文集》行世；胡秉虔是胡匡衷兄之子，著有《绳轩读经记》、《周易小识》等，深受经史名家纪昀、王念孙推重.胡培翚在1819年考中进十，历任内阁中书，户部广东司主事等职，在任清廉勤勉，以办事一丝不苟著称.为官不久，倦于应酬，因而离职还乡从事教育活动，先后主讲于钟山书院和云间书院.培晕幼承家学，又师事歙县经学家凌廷堪，为学博洽精审，长于礼经，曾积数十年之力撰述《仪礼正义》四十卷，3布被公认为是阐发唐代贾公彦《仪礼》之不足的集大成工程.另著有《燕寝考》二卷、《研六室文钞》十卷、《胡少师年谱》二卷.

皖派以研究汉人经注为宗旨，在强调汉代经学的家法师法的同时，并不一味尊信，像戴震就明言汉儒训诂虽然有所师承，然而有时亦有附会.因此，皖派尊奉的实际上是汉以来经师研究语言文字的传统.所以戴震说：“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段玉裁评论戴学时曾指出：“先生之治经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大道.既通乎性与大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戴震本人也明确表示与专宗汉儒的“汉学”有所区别，“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有志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笃.”认为这种“专守一师以精其业”都是偏曲之论，不足语学.

所以皖派虽然深受吴派的影响，然而皖派与吴派明显的区别，是皖派将注意力集中在对语言文字的古韵研究方面.

继江永之后，戴震将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尤其是将入声韵独立出来，以之与阴、阳声韵相配，指出阴阳均可对转，入声则是韵类通转的枢纽，同时戴震又根据古文字的音与声推求出“故训音声相表里”的规律，成为解经学的一大原则.

除了研究语言文字之外，对名物、制度、古文献的校勘、考证，也是皖派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除了戴震的《考工记图注》是以《考工记》本文和郑康成注的“图与传注相表里”外，程瑶田的《通艺录》是一典型代表著作.其中包括《禹贡三江考》、《仪礼丧服文足征记》、《释虫小记》等二十四种，对经书中的有关制度，舆地、名物等专题进行考辨，不囿于经传注疏，多能旁搜广征.更重要的在于，他为了方便理解与寻找，常常绘以图画、表格，是研究经书名物制度极有价值的参考书.

皖派学者的学术研究虽然与吴派学者一样重视经籍的注释工作，却更多地阐发个人的思想，也就是在语言文字的考证训诂之外，尤其强调领会经言的本义以把握古代圣贤的心志，并进而全面阐发他们在哲学、伦理、政治方面的思想观点和主张.程瑶田《论学小记》、《格物慎独说》、《述敬》、《述静》、《述义利》等和凌廷堪的《好恶论》，都能超出考据学的吟域而有社会学的色彩.

章太炎通过对吴派、皖派学术的比较研究后，认为吴派“学好博而尊闻”，“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皖派则“分析条理，皆全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综形名，任裁断”.进言之，吴派是因“求是”而走向“求古”，因此“求古”中不乏“求是”的内涵，而皖派则因“求是”而“求古”一它们向慕三代，遵循从训诂中求典章制度或义精理明，展示了乾嘉之际求古与求是学风的交融. 3.3.考据学的典范：钱大昕

钱大昕,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 人,生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 ,逝于清嘉庆九年(1804年) ,是18世纪中国的杰出学者,乾嘉时代的史学大师。青少年时代成长在文化氛围浓郁的江南地区,就学于苏州紫阳书院,与王鸣盛(钱之妻兄) 、王昶、曹仁虎等同学,诗名甚著,号称“江左七子”。乾隆十六年(1751年) ,清帝第一次南巡,钱大昕迎驾献赋,特赐举人,任职内阁中书。十九年会试中式,在翰林院、詹事府任官,曾赴山东、浙江、湖南、河南为乡试考官,又任广东学政。他在北京长期任职于清闲部曹“, 在京都退食之暇,唯以经史自娱,讨论异同,贯串古今,丹黄不去手,既专心于著书”,与王鸣盛、王昶、纪昀、朱筠、戴震、赵翼、卢文绍、翁方纲、钱载等切磋学问,皆当时名流。自称:“一旦辞家而仕于朝,与贤士大游,或接武于公廷,或相访于寓邸,出或同车,居则促膝,收直谅之益,极谈 之欢,经年累月,无间寒暑??故尝谓朋友之乐,唯京朝官所得为多。”

乾隆四十年以后,钱大昕辞官回乡,不复出仕,专心著述,先后担任南京钟山书院、松江娄东书院、苏州紫阳书院院长,居苏州尤久,与著名学者段玉裁、孙星衍、顾广圻、诗人袁枚及弟钱大昭、侄钱塘、钱坫游,讲学问难,游山赋诗。当时,与钱大昕青少年时同学的嘉定王鸣盛、青浦王昶亦辞官归田“, 三人者所居百里而近,春秋佳日,常聚于吴中,诸弟子执经载酒,称为‘三老’”。其门下弟子2000人,著名者邵晋涵(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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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钱任浙江主考时所取举人) 、李文藻(攻版本、金石,钱任山东主考时所取举人) 以及书院学生李锐(攻天算) 、夏文焘(攻舆地) 、朱骏声(攻说文) 、孙星衍(攻经学、版本、金石) 、钮树玉(攻说文) 、张燕昌(攻金石) 、潘世恩等。钱大昕逝世时76岁,晚年自题其像赞:“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笈,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因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幸民”,反映了这位宿学耆儒生当太平盛世,生活优适,乐天安命,嗜于著述,潇洒旷达的情怀。

钱大昕学问渊博,考辨审实,造诣精深。当时人江藩称:“先生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戴编修震尝谓人曰‘当代学者,吾以晓征(即钱大昕) 为第二人’,盖东原(即戴震) 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笈,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汉儒拟之,在高密(即郑康成)以下,即贾逵服虔亦瞠乎后矣,况不及贾服者哉!”。近人陈寅恪称钱大昕“洵为清代史学家第一人矣。” 金毓绂称他“援引精确,分析入微,为前人论史书中所罕见” 。

钱大昕的著作甚多,光绪十年长沙龙氏家塾刊刻《潜研堂全书》,所收著作即有34 种,遗漏未收者尚多。他的代表作当推《廿二史考异》100卷，《十驾斋养新录》20卷,余录3卷,《潜研堂文集》50卷,诗集10卷,诗续集10卷。

钱大昕的重大贡献是运用实证的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历代史籍。中国历史学极为发达,史籍记载汗牛充栋,仅纪传体正史,自史汉以下,绵延不断,这是一笔十分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前学者,撰史者多而评史者少,评史者又多议论体例、书法或褒贬古人,对已有史书作考证、补遗、纠谬者更少。宋明理学家的流弊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视浩如烟海的史部著作为畏途。清代汉学家视治经为正途,认为史学是粗学、杂学。在乾嘉时代,有三位杰出的学者提倡史学考证,实开风气之先,这就是《廿二史考异》的作者钱大昕、《十七史商榷》的作者王鸣盛、《廿二史札记》的作者赵翼。他们开启了近代历史学考证的先河,三书各有特色,而钱大昕的著作尤其博洽精当。他少年即嗜读史书“, 反复校勘,虽寒暑疾,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40岁开始编《廿二史考异》,55岁完成,可说是竭尽了盛年时期的精力。此书对历代正史作了全面的考证、辨异、校勘、补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尤详于《新唐书》、《宋史》、《元史》,考证此三史之篇幅占《廿二史考异》全书的47%。

钱大昕坚持历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据事直书,是非自见”,不必画蛇添足,多加褒贬议论。他说:“夫良史之职,主于善恶必书,但使纪事悉从其实,则万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掩,奚庸别为褒贬之词?” 他批评欧阳修的《新唐书》,朱熹的《通鉴纲目》。《新唐书·宰相表》记载宰相之死“有书薨、书卒、书死之别,欲以示善善恶恶之旨。然科条既殊,争端斯启。书死者固为巨奸,书薨者不皆忠谠,予夺之际,已无定论。紫阳纲目,颇取欧公之法,而设例益繁,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书法偶有不齐,后人复以己意揣之,而读史之家,几同于刑部之决狱矣”。

钱大昕认为:纪传正史,凡官修之书,成于众手,限于时日,故纰谬较多,尤以《宋史》、《元史》为甚。《宋史》冗丛无章,编次失当,北宋部分因有根据,质量尚好,南渡后七朝最差“, 宁宗以后四朝又不如高孝光三朝之详,盖由史臣迫于期限,草草收局,未及讨论润色之故”《( 十驾斋养新录》卷7 《, 南渡诸臣传不备》) 。至于元史更为陋劣“, 史之芜陋,未有甚于元史者”,因开局修史,仅331天成书,主编宋濂、王皆“词华之士”,不谙史法,“征辟诸子,皆起自草泽,迂腐而不谙掌故”,“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 。钱大昕颇有志重新编撰元史,已有部分成稿,但迄未完竣。

钱大昕考证诸史,尤以舆地、官制、氏族为多。如论晋南迁后,侨置州郡,初不加“南”字。至刘宋禅代后,始加“南”字。而唐人不察,修晋书地理志,俱加“南”字,使得许多地名都弄混了。“史家昧于地理,无知妄作,未有如晋志之甚者”。又如汉代分封同姓与异姓侯王甚多,《汉书》称侯国241,但仅能指名194。钱大昕作《侯国考》,列举其封邑所在和始封姓氏,又补充《汉书》失载者25人。又《廿二史考异》指出《汉书》中年代、封号、地望之错误16处,但这些是否真是错误,尚存疑问。后来得见北宋《汉书》,证明钱大昕的考证都是正确的。又如研究历史人物必须弄清他的出身、氏族,否则便会张冠李戴,历代史书中的舛误不一而足,“有一人而两传,若唐之杨朝晟,宋之程师孟,元之速不台、完者都、石抹也先、重喜者矣;有非其族而强合之,若《宋纪》以余晦为",子者矣,有认昆弟为祖孙,若元史以李伯温为彀子者矣。至于耶律、移剌本一也,而或二之;回回、回鹘本二也,而或一之。氏族之不讲,触处皆成窒碍”。钱大昕花费了大量精力,以文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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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资料纠正补充了历代史书中关于人物世系的许多舛误和遗漏。他学识之广、考证之精,人所共推。故陈垣先生说“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

对钱大昕考史补史极有裨益的是他在金石学方面的造诣。他到处访求碑碣,京官俸禄微薄,他却不断去琉璃厂,购置许多金石拓片。“至身所经历,山 水畔, 宫梵宇,有断碑残刻,必剔 拂尘,摩挲审读,或手自椎拓,积三十余年,遂成巨富”。他52岁时,有一次兴致勃勃地和学生孙星衍从南京同往茅山访碑,过道观,探山洞,在断垣残壁中寻碑访碣,写了一篇《游茅山记》,寻幽怀古,极富情趣。他又到过宁波天一阁,读所藏碑拓,编《天一阁碑目》,收拓片580余通。又毕沅在陕西得碑797通,编《关中金石记》;阮元在山东得碑1700余通,编《山左金石志》;严子进编《金陵石刻记》,钱大昕均得寓目,撰写序言。由于他精通金石学知识,对勘古书“, 举生平所阅经史子集,证其异同得失”,故所获甚丰。例如:北京琉璃厂出土辽蓟州刺史、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内贞的墓志,而《辽史》失载,钱据此碑补正《辽史》的列传和《百官志》;又如《元史》有谭资荣、谭澄父子的列传,而《世祖本纪》中有覃澄,究竟是谭或覃,钱大昕蓄疑于心。后来见到山西发现的碑文中有“交城县长官覃澄”,山东发现的《祭济渎碑》中有“总管覃澄”，《济祠投龙简碑》中又有“总管覃侯”、“总管覃澄”的记载。有了这些证据,钱大昕得出结论:“可证资荣父子本姓‘覃’而传作‘谭’者,误也。”(《廿二史考异》卷98) 类似这种以碑补史之例,不胜枚举。日积月累,钱大昕为所见碑碣撰写跋文,编《金石跋尾》一书,其妻兄王鸣盛为此书作序。王认为:古来以金石学名家者七人,宋之欧阳修、赵明诚,明之都穆、清之顾炎武、王澍、朱彝尊,“最后予妹婿钱少詹竹汀《潜研堂金石跋尾》,乃尽掩七家,出其上,遂为古今金石学之冠”。

钱大昕在挖掘历史文献方面,也有很多贡献。《元秘史》一书为记载成吉思汗时代的第一手资料,本为蒙古文,汉译俚俗,人多不识其价值,四库馆臣称其“传闻之词,辗转失真”。钱大昕却独具慧眼,盛赞此书“叙次颇得其实”,“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其必于此书执其衷欤!”此后《元秘史》遂为治元史者所必读。他又从苏州玄妙观的道藏中,抄录出《长春真人西游记》。此书记述长春真人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西行至中亚细亚之事,丘的弟子李志常撰述。时人不识此书,甚至以为是吴承恩所作小说《西游记》。钱大昕加以纠正,力荐该书“于西域道里风俗,足资考证”。

钱大昕亦颇留意于当代学术史,熟悉康熙到乾嘉时代的学术源流,曾为许多学者写作传记或墓志铭,包括阎若璩、胡渭、万斯同、惠士奇、惠栋、陈祖范、江永、秦蕙田、王峻、戴震、王鸣盛、曹仁虎、陆锡熊、李文藻、邵晋涵等,这些都是清代学术界的中坚。钱大昕详细记述了他们的言行著作,评论其学术成就,均深入切要。

钱大昕在音韵学方面亦有重大贡献。他致力于古声母研究,提出:古无轻唇音、舌上音,凡轻唇音,古人必重读,如匍匐作扶服、文作门、方作旁、封作邦、勿作没。他从古文献中找到65个例证。他又说:“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故冲读如动,竹读如笃,追读如堆,陈读如田。他从古文献中找到30个例证,援引广博,无懈可击。200年后的今天,山东银雀山与湖南马王堆出土的简帛中使用的古字,又一次证实了钱大昕之说。有人问他:《说文》所列9353字,而古代经典中仅见十之四,何以《说文》所收多为经典中不用之字? 钱大昕回答:今世所见经典已将字体划一,而当年许慎所见乃汉儒各家之说,师承不同,故所传经典多异文。许慎采录齐备,载入《说文》,故今所见不用之字,很多是当年经典的异体字。他列举出300多个异体字,并一一与今本通行字对合,以证其说。钱大昕说:“今人视为隐僻之字,大率经典正文也。经师之本,互有异同,叔重(许慎) 取其合乎古文者,称经以显之。其文异而义可通者,虽不著书名,亦兼存,以俟后人之抉择。此许氏所以为命世通儒,异于专己守残、党同门而妒道真者也。”钱氏列举大量证据,证明自己的说法,故能令人心折。

钱大昕还精于天算历法,在京结识著名天算家何国宗。何久在钦天监任职,是前辈学者,已官至尚书。何闻钱大昕之名,主动往访。时钱仅20多岁,“与之论宣城梅氏(梅文鼎) 及明季利(利玛窦) 、徐(徐光启) 诸家之学,何辄逊谢,以为不及。出语人曰‘今之贾逵也。’”钱在天算方面的成绩主要是对刘歆的《三统历》作了整理、疏解。《三统历》存于《汉书·律历志》中,是我国保存下来的最早历书,但内容深奥,文字晦涩,读者难明其意。钱大昕细心爬梳,写成《三统术衍》一书,对其推步原理与测算之法作了详细说明。他在研究中提出“岁星纪年”、“太岁太阴”等问题,为后来天算家研讨的热点。钱氏又对历代正史最为艰深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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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律历》志进行了考证述评,为研习古代天算历法者扫除了障碍。晚年,与治史相配合,又撰成《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

钱大昕的博学以及他强烈的知识主义倾向影响到了他的家族.

首先是他的弟弟钱大昭(晦之，1744一1813)，钱大昕赞誉他“思绪细密，精识洞达”，他的擅长之处在于精通小学，著有《诗古训》十卷、《尔雅释文补》三卷、《广雅疏义》二十卷、《说文统释》六十卷.在历史学的研究上，他将精力放石一两汉、二国方面.他认为宋人熊方所作的《后汉书年表》舛漏不可枚举，于是作了《补表》八卷，不像熊氏那样只取材于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而是扩大了史料，凡山经、地志、金石、子、集之有助于是书者，他无不网罗缀辑，成为研究后汉历史不可缺少的一部著作；他还若有《前后汉书辨疑》四十四卷、《三国志辨疑》二卷，于地理、官制方面颇有发明，他像钱大昕一样，不立议论以测古今，不妄褒贬以骋词辨.而他的《后汉郡国令长考》一卷，取材于金石碑版者为多. 钱大昕的侄子钱塘(学渊，1735一1790)，在1780年成进十.他除了在声音文字、律吕推步方而极有造诣之外，他还将考证方法与占代遗物结合起来以释读文献.他的《律吕古义》六卷就是根据所得汉虑俿铜尺纠正荀勖以刘歆铜斛尺为周尺之非.他的《史记三书释疑》三卷，大量使用其他相关图书资料疏通证明，在律历大官家言方面都能究其原本，并解决了律书“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数语中的疑难，他从《淮南子》、《太玄经》找到了证据.

钱坫(1741一1806)曾经受到朱筠的赏识，并与洪亮吉、孙星衍讨论训诂、舆地之学，有评论者甚至认为钱坫虽然在沉博方面比不上钱大昕，然而在精当方面却有过之.他用了二十年的精力著成《史记补注》一百二十卷，详于音训及郡县沿革、山川所在.《诗音表》一卷、《车制考》一卷、《论语后录》五卷、《尔雅释义》十卷、《释地》以下四篇注四卷、《十经文字通正书》十四卷、《说文斠铨》十四卷、《新斠注地理志》十六卷、《汉书十表注》十卷、《圣贤家墓志》十二卷等著作，都证明在钱大昕的带动下，考证学者将用在小学、经学方面的注意力转移到史学以及古代文物，并认识他们的历史价值.

钱大昭的儿子钱东垣(亦轩)，承家学，笃好著述，作《孟子解谊》，共分七例：一曰正刊误，二曰正旧注，三曰集众说，四曰存鄙见，五曰正音读，六曰辑古注，七曰考异本，成书十四卷.不妄立议论以乱经，不空谈义理以媚世.制度则准之礼经，都邑则测其地望，训故则本之《尔雅》、《说文》，暨汉儒传注，折衷群言，惟归一是.这似乎是开了后来焦循注《孟子》的先例.他还有《历代建元表》十卷、《建元类聚考》二卷、《稽古录辨讹》二卷、《崇文总目辑释》六卷、《青华阁帖考异》三卷；钱侗(同人)继承了叔父钱大昕的历算之学，当钱大昕没有完成《四史朔闰考》就辞世后，他将这部传重新加以编次，证以群书数百种，金石二千通，共增辑一千三百余条.他还精于考辨金石，嗜好收集古臬币，曾经略循时代先后，依韵分隶，撰成《古钱待仿录》二卷.对那些有史志可征以及稗官野乘足与钱文相发明者，别著《钱币图考》，使它成为一门新的学问.

钱大昕不再探讨理学问题，也不在意对经典的义理阐发，他虽然仍信奉理学在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诲，但他潜心于经史音韵的研究，严谨的考证方法和话语方式为考据学这门学问赢得了荣誉，也将它们转变为一种知识主义意义上的学问.他和他的家族以及他的学生们为乾嘉学术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毫无疑问，他和他们一起共同推进了新的学术话语的发展. 3.4.“六经皆史”：章学诚的史学精神

章学诚(实斋，1738-1801)是那个时代最深刻、最敏锐地感受到学术风气的压迫然而又堕欲超越风气以有所建树的人.

章学诚在1760年负笈京师，两年之后入国子监为监生，在那里住了9年.1764年，他前往湖北大门县省亲，正好他的父亲章鑣(？-1768)任天门某书院院长以及编纂《天门县志》.此书在1765年脱稿，共有二十四卷.章学诚特意写了《修志十议》一文.“十议”共分为：一议职掌，二议考证，三议征信，四议征文，五议传例，六议书法，七议援引，八译裁制，九议标题，十议外编.后来他所倡导的修志原则，也大都见于此文之中.这一年，他只有27岁.

他读书看重史学而于八股时文不甚用力，因此不能中举.1766至1768年间，他住在朱筠家里从朱学习古文.1773年春，朱筠为他谋得安徽《和州志》的纂修之职.《和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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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四十二个门类，另附《和州文征》八卷，这是他用自己的理论来编撰的第一部方志.l775年，他从和州离开到宁波，然后再回北京，正是许多学者云集北京纂修《四库全书》之际，他和这些学者多有接触.章学诚一回到北京就发现学术风气已经发生了变化，“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駸駸乎移风俗矣.”这种实证然而琐碎的风气使持不同意见的章学诚备感孤独，这种孤独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这一年，章学诚结识了热爱藏书并提倡将藏书公开的周永年，为周氏向士子开放的“儒藏”图书馆写了前言.1776年，他受命为国子监典籍，此后3年间，他与周震荣(1730-1792)的关系最好，周后来任永清县知县，章遂于1777年主讲定武书院，并在1777至1779年间编出《永清县志》.‘训编修《永清县志》期间，章学诚的科考时来运转.1777年秋，章学诚应顺天府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但他自认迁疏，不具备做官的素质，始终未敢入仕.这样，《永清县志》成书之后，他仍然过着漂泊客游的生活，儿年内穷愁潦倒、十分困苦.1779年，他完成了《校辩通义》一书，强调目录提要对修史、地方志的重要性，在此书中他说明了为保证材料的准确性、权威性和完整性应该如何分析、著录、比勘文献.他把目录学视为文献及史学研究的基础，因此他儿乎阐述了有关于目录学的全部基本原理.1781年，他赴河南谋事不成，归途遇盗，行李及所存著述被抢劫一空.后来借朋友录存的别本重抄，但终不能复其全貌，其中《校雠通义》佚失第四卷，尤为可惜.出于生计，章学诚先后在肥乡(今河北省肥乡县)清漳书院、永平县(今河北卢龙)敬胜书院、保定(今河北保定)莲池书院主讲.1783年，他客寓北京，身患重病，幸亏邵晋涵将他接至家中，延医治疗，得以不死.邵晋涵白十儿年前与章学诚相识后，两人意气相投，这次病中，常与论学，每至深夜.两人皆有意重修《宋史》，章学诚明确提出要将“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作为立言宗旨.此年，他写出了《言公》、《诗教》、《与朱沧泥中翰论学书》等重要论著.

慷慨的毕沅对章学诚极其优厚，为他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学术的条件.但是由于毕沅赴任湖广总督，章学诚随即失去文正书院讲席，携家离开河南.从1788年的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他辗转于安徽毫州(今毫县)、太平(今太平县)、安庆之间，虽一时困厄，但学术上进展很大.1789年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他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著文二十余篇，从哲理上探索学术史、治学宗旨、治学途径和学风问题，将自己的主张予以理论性的论证和阐发，其中《原道》、《原学》、《经解》、《博约》、《史释》等篇，皆为《文史通义》中的精粹.

1789年，他在安徽毫州修志，这部志书甚合他的心意，可是一直未能刊行，致使原稿佚失.1790年，他应两湖总督毕沉之约，赴武昌编纂《湖北通志》，但4年之后，毕沅调任山东，而武昌的某些官员又不能容他，他只好去职，他所编的《湖北通志》仍旧未能刊行，如今只有部分原稿留了下来.在这部通志中，他大略分了四个部分：以图经合列传为一部，掌故、文征各为一部，附以丛谈为一部.

1800年，章学诚因眼病失明，但仍从事著述.1801年十一月逝世.章学诚一生未仕，家中没有田产，一直靠充当幕僚、主讲书院和编书修志等谋生.几十年间四处奔波，在清代学者中像他这样贫困窘迫、颠沛流离者是极其罕见的.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他始终治学不辍，他曾说过：“学问之事，正如医家良剂??仆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则觉饥之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其甚者直吵而可以能视，跋而可以能履，己乎己乎！旦暮得此，所由以生，不竹鱼之于水、虎豹之于幽也.”这段话生动地说明章学诚把学术研究作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3.4.1.面对戴震的挑战

章氏论学最重创获，又不喜以门户之见自限，他一生反对盲从学术风气而人倡另辟途径.但是考据的风气是太盛了，占据18世纪学坛的巨子们，几乎无不是以考据见长的人物.

即使领袖式的人物戴震也是以考据见长的，而且正是戴震带给了章学诚以考证的压力.1766年，他第一次见到戴震，并被戴震的博学所惊呆！与戴震相比，章学诚对自己的学问根底是非常清楚的：他无法从事考据，兴趣也不在于此—在写给族孙章汝楠的一封信的末尾，他曾经感叹：“充类至尽，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卒业，可为惭惕，可为寒心！”随后，他又自述说：“自少性与史近，史部书帙浩繁，典衣质被，才得购班、马而下欧、宋以前十六七种.目力既短，心绪忽忽多忘.丹铅往复，约四五通，始有端绪，然犹不能举其词、悉其名数.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鲜.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而闻见寥寥，邀然无成书之期.”，然而，如何回应戴震那种极其渊博的考据以及由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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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的学术风气呢？

章学诚自幼对史学的癖好，在阅读史籍过程中所发现的参差不齐的众史之体例，以及觉察到戴震的“不解史学”，成为章学诚回应戴震的挑战的一个最佳入手之处—而终身和戴震的学术取向相异，是章学诚的学术在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他后半生的学术志业中，他自觉地和戴震拉开距离，努力向独立的方向发展.由于这个原因，他在学术上的知音极其稀少. 章学诚回应戴震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以文史校雌回应戴震的音韵训诂： ——为郑樵辩护： ——地方志的义例与撰写.

他对戴震的反驳，主要是从此三处开始.

1772年，他写有《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其中谈到他自从离开北京后就开始从事著述，书的标题叫《文史通义》，虽然还没有写完，章学诚欲标史学以与戴震的经学相代兴的意向已经坦露出来了，他写了一封信给钱大昕，将自己的许多想法说了出来：

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雌，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所有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

此时的章学诚己经写完了《文史通义》内篇中的二篇，并送给钱大昕.钱大昕没有回应他的这份苦心，因为在钱大昕的遗作中并没有找到他回复章学诚的任何片纸只字.相反，倒是在《廿二史考异序》中有一段话疑为章学诚辈所发：“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钱大昕即使不是针对章学诚所发，然而却也说明在以考据为主流的学风之外，还有一种以批评为己任的学术风气的存在.

1773年，章学诚在宁波又和戴震见面，此次已经不像前次见到戴震时的那种震动，而是可以和他争论一些学术上的问题了—这是章学诚学术志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余英时在研究中发现，从15岁到30岁间是章学诚学术生涯中极其重要的时段.正是在受戴震“经学训诂”的震动后，章学诚提出了“文史校雠”的学术方向，并且合理地推导出：校雕是一切学术的基础，通过校雠之学，他才能厘清古今著作的源流，进而探文史的“义例”，最后一步则是由文史以明道：而学问中之功力，万变不同.《尔雅》注虫，固可求学问；读书观大意，亦未始

不可求学问，但在于中有自得之实耳.中有自得之实，则从入之途，或疏或密皆可入门??近日言学问者，戴东原氏为之最，以其实有见于古人之大体，非徒矜考订而求博雅也.然戴氏之言又有过者.戴氏言日：诵《尧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则不卒业；诵《周南》、《召南》，不知古音则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其方.戴氏深通训诂，长于制数，又得古人之所以然，故因考索而成学问，其言是也.然以此概人，谓必如其所举，始许诵经，则是数端皆出专门绝业，古今寥寥不数人耳.犹复此纠彼讼，未能一定，将遂古今无诵五经之人，岂不诬乎？

马、班之史，韩、柳之文，其与于道，犹马、郑之训诂，贾、孔之义疏也.戴氏则谓彼皆艺而非道，此犹资舟楫以入都，而谓陆程非京路也！

在戴震看来，求道的路只有一条，就是通过言辞训诂；438而章学诚则强调，通向道的路有很多，文史校雌同样是通向道的必由之路！

1777年，戴震逝世，章学诚写了《朱陆》一篇，隐寓他对戴震的评价.在《书朱陆篇后》，他更是明言戴震“其于史学义例、古文法度，实无所解，而久游江湖，耻其有所不知，往往强为解事，应人之求，又不安于习故，妄矜独断.”在戴震逝世后的12年后，章学诚更为自信地说：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务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至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比懊悔人从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

章学诚所开出的文史校雌的学术意义在于，以“道”不仅在音韵诂训，也在“文史校雌”，而“六经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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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这一命题则直接颠覆了“经”所具有的崇高位置.

他在《姑孰夏课甲编小引》中说：“向病诸子言道，率多破碎：儒者又尊道太过，不免推而远之.至谓近日所云学问发为文章，与古之有德有言殊异.无怪前人低文史之儒不足与议于道矣.余仅能议文史耳，非知道者也.然议文史，而自拒文史于道外，则文史亦不成其为文史矣.因推原道术，为书得十三篇，以为文史缘起，亦见之儒之流于文史，儒者白误以谓有道在文史外耳.”自从儒者认为诸子言道多与六经不符以及道在文史之外的说法已经有很久的历史，然而章学诚却发现儒家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亦曾化为文史，道在文史之外的说法，只不过是近儒的一种误解而己.

1788年《校雌通义》的修订与后来的《史籍考》的编纂，标志着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开始进入成熟阶段，这种成熟首先从目录学理论完成.在《校祥通义》中，章学诚将其理论概括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八个字—所谓“辨章学术”，即是要指明群书大旨，辨清图书所属的学术体系及各自的特点，“求能推阐人义，条别学术异同”；而“考镜源流”，则是要求明隙各门学术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坟籍之初者”.从此意义上说，他的想法十分合于今大所谓的学术史.他不同意将图书的著录弄成只是甲乙部次的登记簿，而要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基础上“部次流别，中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一书，因书究学”，由此考察古今载籍的得失之故.章学诚的这种做法，将目录学提高到了学术史研究的水平.

在《文史通义》中，写于1789年的《原道》是较为重要的篇章.倪文孙对《原道》所作的分析颇可参考.他说，章学诚首先解释了道在人类历史中是如何实现的，然后他思考因之而产生的世界文化秩序是如何逐渐瓦解的.这引导他追问单个的作家、学者或思想家在现在的世界中所应扮演的角色，他与其他人、他与国家以及他与传统权威的关系应是什么样子.从这些想法中，我们可以辨析出两条思想线索：一条是把有知识的人与国家权威、传统联系起来，另一条把他看作是一个独特的个体.

在这一点上，章学诚与乾嘉时期的其他学者颇不相同，他将一切的学术源头都上溯到远古的“政教合一”，并有尊崇制度权威和政治权威的倾向.如果说，宋代的儒家关心通过在政府与社会之中复兴儒家道德伦理而改革政府与社会，那么章学诚则强调，学者应该明白自己所处时代的制度、礼仪与古人是同等的重要.这一思想，既是革命的，又是权威主义的.倪文孙因此说章学诚所关心的是“通过把现存的制度与政治秩序这一真实重要的事情重新整合到知识与文字世界之中，从而变革知识与文字世界”.余英时也对章学诚学术体系中的权威主义倾向多有阐发，甚至认为，细推章学诚之说的涵义，不啻谓清代一切政治措施皆如六经之足以垂法后世，而此观点可说是对儒家经学大义作了一番极大的颠倒—此番颠倒，即是进一步以史学观点来超越甚至代替经学观点.

3.4.2. 为郑樵辩护和发现邵廷采

1773年章学诚与戴震在杭州的见面，除了章学诚尤其不满于戴震的盛气凌人之外，这一次的争论焦点集中在如何评价郑樵方面.在《答客问》中，章学诚回忆说：

癸巳在杭州，闻戴征君震与吴处士颖芳谈次，痛诋郑君《通志》，其言绝可怪笑，以为不足深辨，置弗论也.其后学者颇有訾警，因假某君叙说，辨明著述源流，自谓习俗浮议，颇有摧毁靡清之功. 戴震的谈话己经随着戴震的死而消失，但他对郑樵的批评，却在《续天文略序》中有所表露：“盖天文一事，樵所不知，而欲成全书，固不可阙而不载，是以徒袭旧史，未能择之精、语之详也.”看来戴震对宋人的看法，仍然是指责他们的空疏不学.面对戴震对郑樵的指责，章学诚专门写了《申郑》一篇：

子长、孟坚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陈、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开局设监，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正其体，于是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于辞章家舒其文采，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不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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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章学诚来说，“别识心裁”与“发凡起例”是学问中最重要的两件事.在“用功”与“识解”之间，宁去前者而取后者.正是在这一点上，郑樵遭到了人们的攻击：

间有好学深思之士，能自得师于古人，标一法外之义例，著一独具之心裁，而世之群怪聚骂，指目牵引为言词，譬若猵狙见冠服， 不与龁决毁裂，至於尽绝不止也.郑氏《通志》之被谤，凡以此也！ 章学诚坚持认为，如果在史学研究中没有一点儿自己的心得，或者没有一点儿自己的创见，那就算不上是好学深思之士.正是在郑樵那里，他发现了史家的最高境界，乃在于“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

除了郑樵以外，在章学诚的心目中，邵廷采(念鲁，1648一1711)是他所取资的最主要的学术资源之一.邵廷采在l664年就学于余姚王学传人韩孔当(仁父，？-1671)门下，在1667年至1668年间，他往绍兴加入黄宗羲创办的证人讲会.在那里，他认识了毛奇龄，并长期地保持着友谊.他除了记述南明史事的历史性著作《东南纪事》和《西南纪下》以外，还有《思复堂文集》十卷，1795年刊印.章学诚对他有这样的评价：

吾实景仰邵氏而愧未能及者也.盖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萃合以成一子之书，自有宋欧、曾以还，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

将史、文、理、学融合在一起，就是章学诚治学的最高理想了.

用现代的术语说，郑樵与邵念鲁的学术成就在于文化史学和学术史.在现代历史哲学中，本来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一种是批判的历史哲学—思辨的历史哲学试图在历史中(在事件的过程中)发现一种超出一般历史学家视野之外的模式或意义；而批判的历史哲学则致力于历史学家白身研究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的地图上所应占有的地盘.

章学诚则由郑、邵二人的启示将对史学的思考发展为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奇妙融合.章学诚最重要的著作《文史通义》和《校雌通义》，这两部书所收文章均为论述修史方法和史学原理的文章.礴50对他来说，“历史应该有意义”或“对历史事件的理解至关重要”成为章学诚一生中一再中明的宗旨.正是在此意义上，他不赞成人们对于郑樵的批判或对邵念鲁的遗忘，而要因为郑樵所具有的洞察力以及邵念鲁所具有的非凡的综合能力而去研究他们.

在章学诚的文章中，晚年自我确认学术地位的《浙东学术》一文，最不可忽视—本来，在浙东学派人物中，邵念鲁是章学诚最为熟悉以及最为尊敬的人物.然而邵念鲁却不足以和顾炎武相提并论，即使是邵晋涵也怀疑章学诚对邵念鲁的看法，遑论他人？只有与顾同时的黄宗羲，上承王阳明与刘宗周，下开二万经史实学，才是可以与顾炎武相提并论的的学术对手.虽然章学诚在1797年还将黄宗羲与顾炎武一样作为朱学的传人，然而此时的章学诚却意识到，只有把黄宗羲纳入到陆、王一系中才是合适的.

即使从历史上来说，也确实如此：在黄宗羲的思想和学术风格熏陶下，形成了以甬上证人书院弟子为主力、其流风被于浙东乃至全国，其学脉传于乾嘉以至清末的浙东学派.这个学派的学术研究范围很广，诸如经学、史学、文学等，也包括自然科学，但以史学成就最为显著.这一学派代表人物，以史学为主兼治经学的有万斯同、万言、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以经学为主兼治史学的有万斯选、万斯大、黄百家，文学方面有李邺嗣、郑梁、郑性等，自然科学方面代表人物有陈言扬.章学诚这样写道：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 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惟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亦不甚以为然也.

世推顾亭林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低??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固其习而习也. 又说：

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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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朱陆异同，干戈门户，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於人事耳.知史学之本於《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於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於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则黄茅白苇，极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 顾亭林的主张是“经学即理学”，他的学术特色是博；而以黄宗羲的主张则是言性命必从史学来，离开具体的历史情境来谈论任何抽象问题都是空洞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浙东学派的学术特色不在于“博”而在于“约”.

章学诚最终划分出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的意义在于，具有强烈的知识主义倾向的顾、黄传人，才是朱、陆二人的真正传人.而当时所谓的宋学家或者是江藩《国朝宋学师承记》中的人物，在章学诚那里都不足以称为朱、陆的传人，这表明，章学诚《朱陆》或《浙东学术》中的儒学人物，都是以经史实学见长而非空谈义理者也.

3.4.3.史学、地方志的义例与编撰

除了在史学方法与理念的开拓之外，章学诚是将“方志”的作用提高历史地位的第一人.最初，方志只是专门记述地理的书，因此极其重视地理沿革.隋唐以来史二书中的经籍与艺文二志，也无不把方志的书收入史部地理类中.因此戴震在与章学诚谈话的时候，认为方志只要将地理沿革记载清楚，就己经达到了写志的日的.而章学诚则认为方志最重要的是要保存一个地方的“文献”一戴震理想中的方志，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方志；而章学诚理想中的方志，却是另辟蹊径的方志.他的贡献在于将“方志”与“图经”区分开来，而将《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这种所谓的“别史”作为方志的样板一它应该全面记述 一个地方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历史.章学诚将历史分为儿个部分：

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

在这样的史学框架下，他认为方志是国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且也应该是编修国史的资料来源.为此，他确立了方志立“三书”的体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书，相互辅佐，以解决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者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

“志”的部分体现作者的别出心裁，“掌故”收编一方典章，“文征”汇集一方文献，从而解决了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而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也于此基本成熟.1789年秋，章学诚应知州裴振的邀请编修《毫州志》，次年二月撰成.他自己对《毫州志》十分满意，认为“近日撰《毫州志》，颇有新得??此志拟之于史，当与陈、范抗行.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

为了证明自己的史学理论所具有的实践性，他时时将自己在史学义例上的发明贯串于史学研究中去.按照这种新的认识，章学诚对《永清县志》也重作删改，“稍赎十二年前学力未到之想”.他接着在武昌还主持了《湖北通志》的编修以及《常德府志》、《荆州府志》的编修.他在修志过程中反复检验、修订和发展了自己的史学理念与方志学的理论.

《毫州志》修成的当年，章学诚离毫州赴武吕，依附毕沅继续编辑《史籍考》，并参与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纂.从1790至1792年，《答客问》、《史德》、《方志立三书议》、《书教》等接踵而成，这标志着章学诚己形成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他的史学创见除考述史学源流而外，主要的还有如下儿点： 第一，关于史学的观念.

章学诚对各类史籍的研究具有全局性的眼光，他指出：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名、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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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很明显，章学诚将历史以及历史学家理解为“守掌故”和“法存先王之道”，在这一宗旨之下，可以将不同记述范围的史籍视为相互联系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章学诚特别重视对史料的逐级取裁以及在编纂时自上而下地贯彻史法，形成一个“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的史学编纂系统. 第二，将史籍分为“著述”和“比类”二种类型.

章学诚认为：“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6.所谓“著述”，是指那些出自于别裁心识、成一家之言的独断之学，而“比类”则只是资料的记录、整理和纂辑，“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以态其纵横变化”而己.两者的区别虽然在于学术功用的不同，然而其最终的学术价值却是不同的一没有独到的裁断，虽然“遵表志之成规”、“用纪传之定体”，还是不可称为著述，因为章学诚的目的在于：“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很明显，虽然他并不完全否定史家所具有的考索与比类之功，但是明显地偏向前者，而对后者则不时地加以讥讽.即使在通史与断代史的问题上，他之所以提倡通史，主要原因也是因为通史可以体现史家的二长：“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从中具体展现自家的的见识与裁断. 第三，标举“史意”.

章学诚认为自己史学著述的独到之处，乃在于“吾言史意”.他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所谓“史意”，即指史家的撰著意图和宗旨，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考察以往史家的意旨，体会史家用心之所在：“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己矣”，以及强调“读古人书贵能知其意也”；二是提倡“作史贵知其意”，因为史学不应该仅仅是记录事实的学问，而应该从原理原则的角度来把握其根本，“内得诸心，上通于道，古人精微由我而阐，后学津逮自我而开”.对于乾嘉学派中的任何学者来说，都有一点是相同的：学者需要判断，然而对于章学诚来说，这种判断与其说是实证的标准，毋宁说是美学的标准.他也坚持认为，把价值判断看作是历史研究的必然标准.从此意义上说，以“史意”来批评和评价史撰著提，成为与过去已有的“史识”、“史法”并行甚至比之更高的标准，也是他在史学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第四，史书体例的设想.

中国史籍有多种多样的编写形式，史学思想的变化往往也体现为体例方面的创新，有成就的历家大多在史书体例发展上有自己的贡献.章学诚虽然未能参修国史，但他从编修方志中却总结出一套改进纪传体史书的设想.章学诚强调史表的作用，特别主张应立人物表以与传记相经纬；认为史书应将图作为一种必备的形式而与纪、表、志、传相并列；列传不但以记人为中心，还应有以记事为中心者；为方便读者，应编辑有类索引的“史篇别录”.这些具体方案就是吸取各种史书体裁的长处，加以变通，“因事变篇，不为常例所拘”，打破纪传体相沿已久的僵化格式—他别具特色的史学观点使他偏爱通史和纪事本末，而对传统的编年史和纪传体留有保留看法，他认为最理想的体裁是通史，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事迹则应该附在注释之中.这是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中心内容. 3.4.4.针砭当代学风

章学诚清醒地认识到，学术风气在开端的时候，必有所取；即使新风气的开端有所偏颇，也可以从里面吸取精华；而在风气既盛之后，必有所敝；弊端即使表面似得风气之正，然而其中却有“袭其伪者”.他进一步描述乾隆嘉庆年间蔚成风气的考据学说：“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在《与汪龙庄书》中以打比喻的方式又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

他虽然在乾嘉学坛上并不是主流中人，然而他却比任何人都意识到“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的重要性.由此，他认为如果不扭转这种现象，那么从事任何著述都将变得不再重要.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将扭转学术风气的重担放在了自己的肩上.在他批评盛行之极的音韵训诂之学说：“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在《原道》一文中，章学诚讨论了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气—也就是求贯通和琐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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饾饤—之间的冲突.章学诚井不贬低考据的价值，然而他认为仅有考据是并不够的，《原学下》说：

学博者长于考索，侈其富于山海，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鹜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 他将这一切的弊端，都归结为学者既无哲思也无文采的“不思”之过.

与推崇郑樵相反，他对王应麟多有批评，甚至认为正是王应麟使清代学者产生了将学术功力当成著述的误会：“王伯厚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骤儿，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在学术上，章学诚力主创新，他提倡“运以别识心裁”的独断之学，强调“不可概以成说相拘”，声明“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等等—章学诚比当时的任何人都更意识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性，因此对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因为对他来说有把小学、考证、目录学等方面知识融会贯通，才能产生理想的学术.而理想的学术在于史家的通识，在此通识的笼罩之下，才能更好地从事目录学和文献的考证研究. 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本来是清代考据学家采取札记体进行研究与写作的榜样.所谓札记，就是收集各种零星的史料.梁启超回忆他在学海堂读书的时候说，每一位有心治学的学子都备有一本札记册子，记录读书心得.他们把顾炎武的札记《日知录》作为典范来学习.从顾炎武之后，札记也成为清代考据学者基本的研究与著述方式，他们运用这一方式收集各种相关的史料.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卢文弨的《钟山札记》、《龙城札记》以及王鸣盛的《蚁术编》，都是清代有代表性的札记体著作.章学诚虽然也曾推荐过札记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然而在《与林秀才》中却更警觉直接将札记作为著述的弊端：“为今学者计，札录之功必不可少??然存为功力，而不可以为著作.”由此看来，章学诚却非没有看到札记体所带来的学术辉煌，然而他看到的更多的却是枯燥无味的尝试，这种尝试代替了一切而似乎成为学术的最终日的.

从对历史的研究和对现实学术的批判，章学诚足足花了20年的时间思索如何确立自己的学术问题，最后，他终于可以把他对学术与写作生活、政治、历史、社会的看法融合到一个观念之中，这就是“六经皆史”这一命题的提出. 3.4.5. “六经皆史”

章学诚严格地辨别了学术研究的原理法则和实际效益两个方面的因素，因此他坚决地不苟同于以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学派的想法.因为在他看来，汉学学派的主要目的在于辨别经书的文字细节，而史学则应该全面地考订各种类型的文献，借以探明历史的真相.因此，他把过去所存在的一切文献都看作是历史的资料，为了提高史学的地位，他甚至不惜降低经学的权威地位而主张“六经皆史”.

1787年冬，章学诚谒见河南巡抚毕沅，得到优厚的待遇，接受了章学诚开局修《史籍考》的建议.编辑此书是章学诚的一大学术志愿，目的是全面整理、总结历代史籍.章学诚意识到此举规模宏大，非一人所能胜任，只有依傍人力、物力皆为充备的毕沅，再加上洪亮吉、孙星衍、武亿等人的加盟，《史籍考》于次年初即付诸实践一在这一点上，不管他怎样批评考据学派，但是我们也可将他归入18世纪昀学术主流中来，就是因为他并没有真正地游离于学术主流之外，而且他致力最深的著作《史籍考》也正是以“考”来命名的.

他广阔的视野见于现存《史籍考》的目录，这是一部关于史籍书目的提要，‘“共有三百二十五卷之巨.如今，这部巨著只剩下一份目录了：

(壹)制度 二卷

(贰)纪传部 正史十四卷 国史五史稿二 (叁)编年部 通史七 断代四 记注五 图表三 (肆)史学部 考订一 义例一 评论一 蒙求一 (伍)稗史部 杂史十九 霸国三

(陆)星历部 天文二 历律六 五行二 时令二 (柒)谱蝶部 专家二六 总类二 年谱三 别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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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地理部 总载五 分载十七 方志十六 水道三 外裔四

(玖)故事部 训典四 章奏二一 吏书二 户书七 礼书二三 工书四 官曹三

(壹拾)目录部 总目三 经史一 诗文五 图书五 金石五 兵书二 刑书七 丛书三 释道一

(壹拾壹)传记部 记事五 杂事十二 类考十三 法览三 言行三 人物五 别传六 内行三 名姓二 谱录四 (壹拾贰)小说部 琐语二 异闻四

从这份目录可以看出，章学诚对一切可能成为研究历史的文献都感兴趣，他认为除了目录学所认可—如《四库全书总目》—的内容之外，像上谕、律令、公私记载、六部公文、墓志铭、金石刻文、方志、族谱、行会文册甚至谣谚歌词，也都是研究历史的绝好资料.他认为不仅要保存这些材料，而且应当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加以注释，标明来源出处，再为一部资料制成易于查阅的索引，以便历史学家能够方便地找到他所需要的真实材料.我们还可以从他的《修史籍考要略》中看出他的主张：

校雌著录，自古为难.二十一家之书，志典籍者仅有汉、隋、唐、宋四家，余则阙如.《明史》止录有明一代著述，不录前代遗留，非故为阙略也，盖无专门著录名家，勒为成书，以作凭藉也.史志篇幅有限，故止记部目，且亦不免错讹.私家记载，问有考订，仅就其耳目所及，不能悉览无遗.朱竹垞《经义》一考为功甚拒，既辨经籍存亡，且采群书叙录，间为断案，以折其衷.后人溯经义者所饮赖失.第类例间有未尽，则创始之难，而所收止于经部，则史籍浩繁，一人之力不能兼尽，势固不能无待于后人也.今拟修《史籍考》，一仿朱氏成法，少加变通，蔚为拒部，以成经纬相宣之意.

《史籍考》的修纂是章学诚的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专力于研治“举世不为”的文史、校做理论，而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使他非常自信，认为“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尝有憾”.此外他还将史籍分为十二纲五十七目，具体地分析了各家著述、各类典籍的源流，以求总结历代史籍的得失， 章学诚编辑《史籍考》及其在目录学上的研究，一方面扩大了他的知识面，对图书文献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形成了一套条分类析、溯流探源的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其史学创见.在《报孙渊如书》中，他这样写道：

承询《史籍考》事，取多用宏，包经而兼采子集??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章学诚是在修《史籍考》的过程中逐渐树立了“六经皆史”这一观念的.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无疑是针对戴震“道在六经”的基本假定而发.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章学诚的文史校雠对应的正是戴震的经传训诂.

磋呼！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日“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道不明而争于器，实不足而竞于文??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当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与论作述之旨哉？

戴密微说章学诚的“道”是存在于具体的历史之中；倪文孙则把他的“道”理解为人性中企求文明生活的一种基本潜能，而在历史中逐渐展现者.‘73他们的提示意味着，章学诚所谓的“道“是一种新的观念，而这个观念与乾嘉时期的其他学者是如此的不同.章学诚指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因此就实质而言，“六经”都不是抽象的永恒的哲理，而是实实在在的“史”.离“器”言“道”或离“事”言“理”都无当于六经之旨；在章学诚的理论中，更值得注意的一个较有悖论意味的事实是，章学诚眼中的“器”或“事”却经常是在六经之道之外：“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同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

进言之，在他看来，“先王之道”是随着社会组织与行政管理方式的发展而渐形渐著的，换一种说法，是“道因器而显”一然而，这种理解实际上己是将“道”置于发展过程中的被动地位，从而使他在考察社会史、学术史时可以得出许多富有进化性的启示意义.与这一观点相呼应，章学诚进一步认为“君子苟有志于学，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川，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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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用也”.他的这一思想也必然会导致学术必须经世致用的思想，龚白珍思想中的某些激进因素，不能不说与他有关.

对于章学诚来说，似乎有一个比较矛盾的观点：史学与经学没有什么不同，然而经学与史学又是不同的一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远古那里，经学即史学；而在近世学风中，经学是经学，史学是经学，它们本不相同，因此评价的标准也应该不同.他对自己的这一学术渊源作了深入的论述，他明确提出：

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

从学术史观上说，古时官师不分、治教合一，“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六经皆史”论便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因此，“六经皆史”这种议论虽然早己有之，但只有章学诚才赋之以精严的哲理与崭新的意义.

章学诚主张，治史和修史应该深刻地理解隐藏在构成历史事件和事实后面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或是非含义.在他看来，识别这种标准的才力乃是史学家最主要的资质.梁启超认为：“千年以来研治史家义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刘子玄、宋郑渔仲与清之章实斋三人而已.”准确地说出了章学诚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对于史学理论的贡献，但是他没有特别注意到章学诚史学理论中比较激进的那一部分思想：历史的发展超出“六经”之外，也就是超出圣人所制定的标准之外，如何把握这种历史的发展，才是史学家应该着力用心之所在.不过分地说，戴震的音韵训诂以及钱大昕的校勘考异，都没有达到章学诚的思想深度.

章学诚的理论可谓精湛，方法可谓完善，可是他一直没有写出他心目中的“通史”，虽然他有机会在修方志的过程中运用他的理论，可是却总有意想不到的“灾难”阻挠他的事业.他死后的近一个世纪，他学术倍受冷落，一直到19世纪，才有人再次注意他，并被认为是那个最伟大的史学大师. 3.5.扬州学派

清代扬州学派自乾隆中期产生，以师友关系相联系，学者大量涌现，延绵至清末民初乃已.其学术活力之久，为清代学术流派中仅见.对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学术流派的研究，必须进行分期.纵观扬州学派，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三期的学术既有共通之处，又受世风与学风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概言之：初期由乾隆中叶至末叶，此期学者受吴、皖二派影响，学者以其性分，所造互有不同，为扬学的兴起时期；中期为乾隆末年至嘉庆后期，此期学者融汇吴、皖二派而得其会通，由文字训诂而归求义理，为扬学的发展时期.后期则当朴学式微之际，能守扬学统系以不坠，为扬学的守成时期. 3.5.1.兴起时期的扬州学派

乾隆朝的扬州学派，是扬州一地以追随吴派惠栋、徽派戴震所开创的朴学风气而自然形成的一个学人群体.学人之间主要不是以师承关系为枢纽，而是以学友关系为纽带结合起来的.

中国具有悠久的师儒传统，因此往往以师承关系作为一个学派的重要特征.一学派中有始祖，有钜子，渊源派别，具有统系.这在侧重义理的佛学、理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较之佛学、理学，清代朴学的师承关系已有所削弱.刘师培谓：“昔周季诸子源远流分，然咸守一师之言以自成其学；汉儒说经最崇家法；宋明讲学必称先师.近儒汉学亦多专门名家，惟授受谨严，间逊汉宋.”

其因在于，清初朝野上下惩明季讲学之弊，清廷将“东南坛坫”视同“西北干戈”，疾若寇誉；亡国士夫则将亡国之原归为结社讲学而加以伐挞.故一时学者多以独立特行为操守，如朴学大师顾炎武不愿以其学授徒，而是著书以守先待后，所谓“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虽去之百世而犹若同堂也”.至乾嘉时期，此论影响尚存.就朴学家言，作为吴、皖二派开山的惠栋、戴震，他们著籍弟子即很少.如惠氏弟子惟江声、余萧客二人，戴氏惟段玉裁和王念孙二人.章太炎言桐城姚鼐尝求为戴震弟子，为震婉拒，因此启分清代汉学、宋学之争.此论颇为治清学者所乐道.其实戴氏并非仅仅因为厌恶宋学而拒绝姚氏，特其性不喜为人师耳.戴氏高弟段玉裁即谓乃师“学高天下，而不好为人师”.戴震与姚鼐书即云：“古之所谓友，固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姚氏且不论，即以其亲炙弟子而言，王念孙为戴氏馆弟子，师弟名分已定，可以不论.戴震对于段玉裁亦三拒后始纳为弟子，即此一端可知.又如乾嘉朴学钜子钱大昕处理师友关系时亦谓：“如以仆粗通经史，可备刍荛之询，他日以平交往还足矣，直、谅、多闻，谓之三益”.钱大昕为戴震之后朴学的泰斗，虽然主持钟山书院16年，教授生徒众多，但却并未形成与吴、皖并列的学派，这和钱氏本人为谦自抑实有关系.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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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物师承关系不强亦与其自身的学术特征有关.朴学的风格是质朴求实，不尚虚谈.所讨论讲求的对象是音韵文字、名物制度等，所采用的方法是考据，从事者必须用力持久，而后始创获，非群聚讲贯可以骤得.故乾嘉汉学家类皆独立成学者，如杨州学者汪中所谓的“虽有讲论，不相依附”.学友之间相互切磋讨论，是扬州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扬学独立登上学术舞台，迨在乾隆中期.汪中论扬州学派之起曰：

是时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氏，咸为学者所宗.自江以北，则王念孙为之唱，而君（指李惇）狧和之，中及刘台拱继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虽有讲习，不相依附.

汪氏所言为扬州朴学初兴时的情形，以王念孙为首倡，李惇、刘台拱、汪中为羽翼.汪中又有《与刘台拱书》言及自己与王念孙、刘台拱三人，颇为自信：

扬州一府，若足下，若怀祖，若中，虽所造不同，然皆通经术，立名节，有忧民之心，于势分、 声名绝无依附，亦可谓豪杰之士矣.

乾隆三十七年春，王念孙应试京师，与刘台拱相交.冬，入安徽学政朱筠幕，时汪中亦在朱氏幕，因相定交，以经义小学共相研讨.而此年七月，汪中在泰州交刘台拱、朱彬.扬州学派三钜子皆在此年相交.此年王念孙、汪中皆28岁，刘台拱21岁.三人之外，扬州其他学者李惇氖42岁，任大椿34岁，顾九苞34岁，江德量21岁，朱彬19岁.而所学各有成就.显示出扬学已作为一支独立的学术力量登上学术舞台.王昶已注意到扬学，作《四士说》以称扬之：

予于淮海之交有四士焉：训导宝应刘台拱有曾闵之孝，给事中王念孙及其子国子监生引之，有《苍》、 《雅》之学，暨君有扬马之文，时谓之“四士三美”，宜矣. 焦循论扬州学术曰：

吾郡自汉以来，鲜以治经显者.国朝康熙、雍正间，泰州陈厚曜泗源，天文历算，夺席宣城.宝应 王懋宏予中，以经学醇儒为天下重.于是词章浮缛之风，渐化于实.乾隆六十年间，古学日起，高邮王黄门念孙，贾文学稻孙、李进士惇、实倡导其始.宝应刘教谕台拱，江都汪明经中，兴化任御史大椿，顾进士九苞，起而应之.相继而起者，未有已也.

焦氏以康、雍间陈厚曜、王橘宏为扬州朴学先驱，王念孙、贾田祖、李惇为始倡导者，刘台拱、汪中、任大椿、顾九苞为相应，而后继者亦繁有徒，大致勾勒了乾隆时期扬学之规模.阮元亦谓扬州多治经之儒，且于诸家或闻见其人，或受教诲：

元居在江淮间，乡里先进，多治经之儒.若兴化顾进士文子（九苞）、李进士成裕（惇）、刘广文端 临 （台拱）、任侍御子田（大椿）、王黄门石臞（念孙）、汪明经容甫（中），皆耳目所及，或奉手有所受. 焦、阮二氏所论列扬学方兴时学术阵容大体可见.阮氏且详论此期学人学术造诣曰：

盖今时天下学术以江南为最，江南凡分三处：一安徽；二扬、镇；三苏、常.徽州有金榜、程瑶田 二三子，不致坠东原先生之绪.苏常一带则惟钱辛楣先生极精，其馀若王鸣盛、江艮庭皆拘墟不通.江郑堂后起，亦染株守之习.而将来若一变，则迥出诸君之上.其馀若孙星衍、洪亮吉、钱坫、塘，气魄皆可，不能大成.镇江、扬州号为极盛.若江都汪容甫之博闻强记，高邮王怀祖之公正通达，宝应刘端临之洁净精核，兴化任子田之细密详赡，金坛段若膺之精锐明畅，皆非外间所可及也.大约王为首，段次之，刘次之，汪次之，任次之.此后，则吾辈尚可追步尘躅也.

阮氏此札出之仪征刘氏箧藏，刘师培刊之于《国粹学报》.此札大约作于乾隆末年，其中划分当代学术为徽、扬（镇）、吴三足鼎立的格局，又评骘三派之学，以为徽学式微，仅能自守，吴学除钱大昕外未免拘墟、株守之弊，而扬学则侵侵迥出吴、徽两派之上.阮氏于徽学未作深论，于吴学有所贬抑，而盛论扬、镇之学，且品藻扬儒诸家学术特色及位置高下，所论极精，透露出彼时扬学已是学坛劲锐，正是不争事实. 乾嘉扬州学派是由扬郡学人相互砥砺、相互切磋而形成的学人群体.其成员皆以惠、戴所开之朴学为宗，提倡古学，贯通经术，此其尚同一面；汪中复强调“才力所诣、各成其学”、“所造不同”，阮元谓扬学诸人特色或“博闻强记”，或“公正通达”，或“洁净精核”，或“细密详赡”，各具千秋，此其相异一面.诸人学术造诣有别，说明扬州学派不像吴、皖二派一样有公认的学术领袖，此其独特之处.另外，扬学受吴、皖两派之学影响极大，其学派成员之学或近于吴、或近于皖，或者会通吴皖两派之长.如果坚执以师承关系与学派特色作为学派成立的标准，势必导致纠葛不明，乃至取消扬学独立成派的资格.如支伟成撰《朴学大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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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其体例是兼以地域与学派特色划分学派，将扬学成员散列于吴、皖之下，则是因强调学派的师承与学派特色，遂不将扬学视作独立的学派. 3.5.2.发展时期的扬州学派

乾隆五十九年冬，汪中逝于杭州.此时扬州学派先进唯王念孙与刘台拱为硕果仅存，而王居京师，刘居镇江.而阮元、焦循等扬学后起之秀在学界又声名藉甚.与焦循、阮元同时而起的扬州学者王引之、顾凤毛、江藩、黄承吉、钟环、李钟泗、凌曙、徐复、汪喜孙、梅植之等人，亦渐次登上学术舞台.这些学者年次较晚，多数学术活动在嘉庆时期，他们相与为友，相互问学，关系非常密切，当时扬州学术界已有“江、黄、焦、李”之目，或曰“钟、黄、焦、李”.黄承吉所作《孟子正义序》曰：

予与里堂弱龄缔交，中岁论艺.俦辈中昕夕过从尤契洽者，则有江君子屏、李君滨石，当时以予四人嗜古同学，辄有“江焦黄李”之目.或遗子屏而列钟君蔽屋，则称为“钟焦黄李”也.

江藩（号郑堂）又与焦循（号理堂）并称“二堂”，这说明当时扬州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圈.此期学人主要以学友形式为联系，互相砥砺学行，商榷疑义，形成扬州学术彬彬之盛的局面.

这一时期扬州学派的学术特点在于创通大义，扬学亦籍此区别于吴学、皖学，而独立成为一派.此期学者中，以阮元与焦循为学术领袖.阮元从事朴学研究在乾隆时期，其间撰《车制图解》，为纯粹的考据礼制名物之作，以专精为特征，近于徽学.乾嘉汉学与宋学曾就义理与考据孰为高下相争不下，阮元则主张义理与考据并重，不可偏废：

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

复主张由文字训诂以进求义理，所论极为通达.嘉庆间，阮元撰《曾子注释》《诗书古训》、《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诸作，率由古训推求孔孟义旨，是其以考据求义理的学术思想的体现.阮元更有扶翼提倡朴学之功.服官期间，在杭州设诂经精舍、广州设学海堂，提倡朴学，造就多士.并组织学者校勘刊刻典籍，主编有《经籍纂诂》、校刻《十三经校勘记》、汇辑《清经解》等，对于清代学术影响极为深广.故仪征刘寿曾称阮元倡导学术之功曰：

学术之兴也，有倡导之者，必有左右翼赞之者，乃能师师相传，赓续于无穷，而不为异说誓言所夺.文达（阮元）早膺通显，年又老寿，为魁硕所归仰.其学盖衣被天下矣. 复指出阮元在扬州学派中承先启后的地位，曰：

国初东南经学，昆山顾氏开之，吴门惠氏、武进臧氏继之.迨乾隆之初，老师略尽，儒术少衰.婺源江氏崛起穷乡，修述大业，其学传于休宁戴氏.戴氏弟子，以扬州为盛.高邮王氏，传其形声训故之学；兴化任氏，传其典章制度之学.仪征阮文达公，友于王氏、任氏，得其师说.风声所树，专门并兴.扬州以经学鸣者，凡七八家.是为江氏之再传.先大父早受经于江都凌氏，又从文达问故，与宝应刘先生宝楠切靡至深，淮东有“二刘”之目.并世治经者，又五六家，是为江氏之三传，先征君承先大父之学，师于刘先生.博综四部，宏通淹雅，宗旨视文选为尤近.其游先大父之门，而与先征君为执友者，又多缀学方闻之彦，是为江氏之四传.盖乾、嘉、道、咸之朝，扬州经学之盛，自苏常外，东南郡邑，无能与比焉.

刘寿曾认为扬学是徽学在扬州的支流，他所描述的扬学谱系中，阮元的地位最为重要.故后人论扬州学派，辄以阮元作为大家.如张舜徽曰：“伯元聪明早豁，学问夙成.自言少时居江淮间，乡里先进多治经之儒，若顾文子九苞、李成裕惇、刘端临台拱、任子田大椿、王石臞念孙、汪容甫中，皆耳目所及，或奉手有所受.故于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勘，无不穷极隐微，有所阐发.沾溉所及，固不止于扬州一隅.而扬州之学，要必以伯元为巨擘.甚至有学者将阮元视为扬学始祖，如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即谓阮元别创扬州一派.

阮元作为学术积极扶持倡导者，是扬州学派的重镇，扬州学派另一巨擘焦循则是扬州学派通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焦循之学汲取吴、徽二学之长，而能融会贯通.焦循早年从事经学，由古训、古注入手，如其早年手批《周易兼义》多取荀爽、虞翻象数之说，对惠栋《周易述》一书亦颇加征引，其学近于吴派.（注：焦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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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毛氏汲古阁本《十三经注疏》，稿藏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有赖贵三整理本，里仁书局2000年版.）其后从事数学研究，一归于求是.撰《群经宫室图》，以《考工记》为基，遍稽群经，从传注而不株守，将古代宫室一一考索绘图，是焦循礼制研究的一部大书.（此书明显受到戴震名物典制之学的影响，与戴震《考工记图》相表里.焦循《毛诗草木鱼虫疏》一书专释名物，亦是专精之学.至其晚年撰《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三书，则悟得数学洞渊九容之术，以数之比例移以治《易》，创旁通、相错、时行三义，“证之以实，运之以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易学阐释方法.移以治《论语》、《孟子》，亦成就斐然.乾隆季年嘉庆初年间，汉学为学术主流，而其弊端亦渐彰显.焦循当汉学极盛之际，已虑其变，因而提倡“经学之道因乎时”的通变的学术史观，并提出了其“证之以实，运之以虚”的学经方法论，以矫其偏.其论曰： 循谓经学之道，亦因平时.汉初，值秦废书，儒者各持其师之学.守之既久，必会而通，故郑氏注经多违旧说.有明三百年来，率以八股为业.汉儒旧说，束诸高阁.国初经学萌芽，以渐而大备.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馀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

焦循认为，西汉之学功在存古，东汉之学长在会通.就乾嘉汉学论，其初起时以求古为特征，学者孜孜从事于复兴汉学的工作.皮锡瑞认为乾嘉汉学“传家法”、“守专门”，故推为“经学复盛时代”.至乾隆中叶清廷开四库馆，汉学遂臻其极.《四库全书总目》谓：“汉代传经，专门授受.自师承以外，罕肯旁征.故治此经者，不通诸别经.即一经之中，此师之训故，亦不通诸别师之训故.专而不杂，故得精通.”焦循则认为学者不宜拘守汉说，一味嗜古，必须“不执己”、“不因人”，以通学为归，方为经学正道.焦循因而明确对“考据”之说进行批评：

朱子之徒，道学为门户，尽屏古学，非也.近世考据之家唯汉儒是师，宋元说经，弃之如粪土，亦非也.自我而上溯之汉，古也.宋，亦古也.自经而下衡之宋，后也，汉亦后也.唯自经论经，自汉论汉，自宋论宋，且自魏晋六朝论魏晋六朝，自李唐五代论李唐五代，自无论元，自明论明，抑且自郑论郑，自朱论朱，各得其意，而以我之精神血气临之，斯可也.何考据云乎哉？

焦循具有通变的学术史观，故能打破汉、宋学乃至古今一切学术的壁垒，其所谓经学，是以经籍为本，以恢复经典及各代各家注疏的真貌、意旨的内容为重要内容，复须“以我之精神、血气临之”，从而使经籍中蕴含的义理与个人的体验融密无间，将经学研究落实到人生的层面，此论洵为经学的至语要道. 焦循的通学思想不仅限于其经学研究中，亦体现于义理学、史学、文学思想中.义理学中他尊朱而不废王，曾作《良知论》，深赞王学之直捷简明.史学上焦循曾撰《国史儒林文苑传议》一文，可见其史书《儒林传》、《文苑》之设立、分合与一代学术与文学盛衰相关.因此遍论历代学术兴衰与史书得失，议拟清国史《儒林》、《文苑》七则，曰征实、长编、兼收、鉴别、详著、公论、附件.其论极为公正通达.焦循于文学上则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学史观，在近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影响甚大.此处不具论. 扬州学派的通学思想在清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适如张舜徽所言：

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

确然，扬州学派以其通学思想救正了考据学的弊端，恢大了清学，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现代学术的因子.

3.5.3.守成时期的扬州学派

道咸以降，随着经世之学与今文经学的兴起以及宋学的复辟.朴学风气渐趋漓薄，此时的扬州学派能执守朴学，不易其帜，保持了扬州学派的传统.扬学后期主要以宝应与仪征二刘氏为主.刘宝楠、刘文淇虽在嘉庆后期已有学名，但其穷治专经，撰作新疏，则缘起于道光八年，故今以二刘氏为扬州学派后期的后表人物.宝应刘氏有悠久的家学传统，刘宝楠辑《清芬集》，蕞录宝应刘氏历代之学，自六世祖刘永澄而下，率以理学传家.其朴学之风则开自刘台拱.刘台拱精于礼学，同时学者皆以此推之.刘宝楠从台拱学，传其子恭冕，是为宝应刘氏之学.仪征刘氏则自刘文淇始.文淇受业于舅氏凌曙，但并未习染今文经学学风.以其学传于子毓崧、孙寿曾，至于师培，四世赓续一经，在扬州学派中家学最为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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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学后期的组织形态较前期为紧密，如果说前期学派主要是以学友的形式相联系，后期除学友形式外，家学与师承的特征有所强化.由于扬州二刘久困场屋，其居扬时间最久.以其学授于扬州，故师承渊源渐彰.如陈立、薛寿、田宝臣等人，皆受业于刘文淇.

后期扬学成就主要体现于撰写十三经新疏上，道光八年，刘文淇、刘宝楠与梅植之、包季怀、柳兴恩、陈立等赴江宁应试，相约共撰《十三经》新疏.据当事者陈立回忆：

道光戊子秋，立随刘孟瞻、梅蕴生两师、刘楚桢、包孟开两先生赴乡闱，孟瞻师、楚桢先生病《十三经》旧疏多春驳，欲仿江氏、孙氏《尚书》、邵氏、郝氏《尔雅》、焦氏《孟子》，别作疏义.孟瞻师任《左氏传》，楚桢先生任《论语》，而以《公羊》属立.

刘宝楠之子刘恭冕续撰乃翁《论语正义》成，作后序曰：

及道光戊子，先君子应省试，与仪征刘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泾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兴恩名恩、陈丈立，始为约各治一经，加以疏证.先君子发策得《论语》.

陈立与刘恭冕所述事实相当，唯《春秋谷梁传》则有梅植之、柳兴恩两家共治之.梅氏书未成，其子毓继其志，亦仅成一卷而罢.清代撰《十三经》新疏，启自惠栋《周易述》，然惠氏书自为注而为之疏，体例与后来各家不同.其后江声撰《古文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邵晋涵撰《尔雅正义》、郝懿行撰《尔雅注疏》等.扬州学派中刘台拱尝发愿撰《仪礼补疏》，未就.阮元亦有志撰《周礼义疏》，其《惠半农先生礼说序》中曰：

余昔有志于撰《周礼义疏》，以补贾所未及.今宦辙鲜暇，惜难卒业.如有好学深思之士，据贾氏为本，去其谬误及伪、纬书，择唐宋人说《礼》之可从者，兼引近时惠定宇、江慎修、程易田、金辅之、段若膺、任子田诸君子之说，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博考而详辨之，则此书之成，似可胜于贾氏，是所望于起而任之者.

然文达因公事繁冗，终未能从事斯役.焦循与黄承吉亦萌此志.黄承吉《孟子正义序》曰：

忆一日在汪晋蕃文学斋中，与里堂论及各经疏正义，仅宗守传注一家之说，未能兼综博采.领是而非无以正，单一而众蔑以明.例虽如是，实则未通.乃相要各执一经，别为之《正义》.以贯串今古异同，搜网百善，萃为宗都.破孔、贾之藩篱，突徐、杨之门户.予时以《周官》窃任，而里堂则谓《易》与《孟子》尤有志焉.

黄氏撰《周官》新疏未果，而焦循治《易》，卒为焦氏绝学，不复注疏之体.《孟子正义》三十卷则最后成，符其初志，为十三经清人注疏中第一流之作.同时朱彬撰《礼记训纂》，兼采汉、宋，亦具特色.宝应、仪征二刘氏继承前修，刘宝楠撰《论语正义》，经其子恭冕续纂而成.刘文淇撰《左传旧注疏证》，长编已就，甫成一卷而卒.其子毓崧续之，亦未蕺事.刘寿曾复踵继之，创立程限，锐意纂著，属稿至襄公四年，寿曾亦卒.学者有“千秋大业，亏于一篑”之叹.

嘉道而后大规模为群经作新疏，盖因清代朴学的发展已臻其极，需要进行汇辑总结的工作.而扬州学人则适时出现，勇于担当此项重负.前此则有焦循之疏《孟子》，朱彬之纂《礼记》，后此则有刘文淇、刘宝楠、梅植之、梅毓等响应之，复有包慎言与陈立亦参与其间，包氏长居扬州，与二刘氏为同学，陈立则为刘文淇弟子，二人之学实皆成于扬州，故亦可视为扬学中人.扬学诸人撰写十三经新疏，不囿疏不破注的成例，破除门户之见，以求是为宗旨，体现了扬州学派通达的学术思想.

除相约著书以外，当时扬州学人之间的相与讨论极多，甚至出现了定期讨论朴学的集会.刘寿曾云： 先大父与诸老辈及门人，为著书之约，疏证群经，广江、孙、邵、郝、焦、陈诸家所未备.先征君以通经考古为同志，率月必会文，互相评论，成《邗上精舍集》十卷.

士人以诗文或八股制义为内容的文酒之会并不鲜见，而以经学为内容的集会极为鲜见.观其结集名《邗上精舍集》，则此集会为效慕阮元抚浙时所立诂经精舍而立.阮元在杭州立诂经精舍，聚诸生有志朴学者于其中，聘朴学名家教习之，月课经义，择其优者为《诂经精舍文集》.刘文淇等慕而仿之，可以想见道咸之际扬州朴学规矩尚存.

道咸同光为扬州学派守成时期，此期著名学者有：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刘师培、刘宝楠、刘宝树、刘恭冕、薛传均、薛寿、田宝臣、梅毓、成孺等.光绪十年，刘师培生，为扬州学派中最后起，克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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