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政治思想的变化与连贯性

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演进与连贯性

孟 军1 王业兵2

（鲁东大学 政法学院 ， 山东 烟台 264025）

摘 要：亨廷顿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处于变化之中，这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强调稳定、秩序；后期强调民主、文化。通过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内在理路的梳理，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变化背后的“常”，也即其思想的连贯性包括四个方面：性恶论的人性论基础；情境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价值关怀；对军队和军事实力的推崇。深入研究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变化与连贯性对于从宏观上审视美国的政治学发展，并对探讨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稳定 民主 情境保守主义 国家利益 军队

政治发展理论产生于1950年代，兴盛于1960年代，1970年代日趋式微。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比较历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政治发展理论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难以抉择》、《第三波》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版，而且他还在1964年与迈隆·韦纳（Myron Weiner）组织哈佛——麻省理工的政治发展联合研讨会（JOSPOD）。来自剑桥——波士顿地区的学者们就政治发展的诸多论题展开讨论。这些论题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发展和种族关系、发展的外部和国际影响因素、第三世界民主制度和过程的角色等等。这对政治发展理论的繁荣起到了关键作用。

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经历了从早期强调政治稳定，到后期强调政治民主的变化过程。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指出：“我以前对这种变迁的研究，即《变迁中社会的政治秩序》，把重点是放在政治稳定的问题上。我写那本书是因为我认为政治秩序是一件好事。我的目的是要发展一项通则性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能否实现稳定的原因、方式和条件。现在这本书的重点是放在民主化上。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民主自身是一件好东西。而且就像我在第一章所表明的那样，它对个人的自由、国内的稳定、国际的和平和美国有正面的后果。”[1]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变化背后有没有常，也就是他的政治发展思想有没有一致性和连贯性？通过对其政治发展理论内在理路的梳理，我们认为，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背后有其一致性和连贯性，建立在他的性恶论的人性论基础、情境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价值关怀和对军队、军事实力的推崇四个方面上。

一、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变化与演进

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始于1965年发表的《政治发展和政治衰朽》一文。此后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通过分析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关系，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稳定的具体路径。1976年与琼·纳尔逊合作的《难以抉择》中，亨廷顿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的各种决定因素和模式，以及政治参与和经济平等、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在1987年的《发展的目标》一文中，他指出了发展的五个目标，并提出了调适这些目标的观点，认 作者简介：1孟军（1977-），男，山东泰安人，政治学博士，鲁东大学政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发展理论、地方政府治理；联系方式：mengarmstrong@163.com; 13606383367；通讯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红旗中路186号 鲁东大学政法学院 孟军，邮编：264025 2 王业兵（1968-），男，山东临沂人，硕士，鲁东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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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化是调适的重要面向。在1991年的《第三波》中，亨廷顿则把民主看作是政治发展的最高价值，着重分析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形成、类型和民主的巩固等问题。由此可见，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大体上我们可以把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划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强调稳定、秩序；后期强调民主、文化的重要作用。

（一）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第一阶段：稳定和秩序

亨廷顿对政治发展的研究始于1965年在《世界政治》上发表的《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亨廷顿分别从现代化和制度化两个角度讨论了政治发展。他认为，政治发展理论需要一种关于政治衰败的理论。实际上，“不稳定、腐败、权威主义、国内的暴力、制度衰败以及政治分裂的理论，而不是与之相反的理论，能够告诉我们更多关于发展中地区的信息。”[2]亨廷顿把政治发展看作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过程。基于此，亨廷顿讨论了公共利益、腐化和腐败政体。这篇文章也成为了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一个蓝本和前奏。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指出，“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也是出于对政治稳定的关注”。[3]亨廷顿认为，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经济日益发展，社会动员日益深入，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并不一定自动会走向民主和稳定。相反，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往往是政治衰败和政治动荡。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和秩序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的首要政治目标。“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4]而政治秩序的实现，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亨廷顿认为正是现代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社会动员，导致政治参与的扩大与落后的政治制度之间产生差距，引发了政治动荡。因此，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强化政府的执政效能、加强政党的执政能力等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稳定的必由之路。而实现政治秩序的变革也可以通过改革和革命两条途径来实现。

在《难以抉择》中，亨廷顿延续了对于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分析作为主要因变量的政治参与。《难以抉择》一书旨在探讨各地政治参与膨胀及其不同的表达方式的原因。亨廷顿批评了发达国家的自由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会面临两个阶段、四种模式的抉择，即第一阶段中的中产阶级模式和专制模式，与第二阶段中的大众模式与技术统治模式之间的抉择。而这种抉择更多地取决于政治精英的态度。“一个社会的政治精英的价值取向和政府决策对该社会政治参与模式的影响，比任何其他因素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5]精英在决策时，须把政治参与和其他目标，包括地位的巩固、社会秩序的安定、经济发展、分配公平等，先做一番衡量。就追求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两个目标而言，决策者采用让人民更多自由参与，还是控制其参与的幅度，其后果往往是各有利弊，难以抉择的。

要言之，从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关注点主要在于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不过，为了实现政治稳定，就必须增强政治制度化水平，同时限制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这表现出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权威主义取向。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在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纷纷从威权政体转向民主化政体，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也演进到第二阶段。

（二）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第二阶段：文化和民主

1970年代，政治发展理论在经历了对发展中国家“危机和时序”研究的巅峰之后，日益衰微，并受到来自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的批评。亨廷顿主张用政治变迁理论取代政治发展理论。1980年代，他在研究发展的目标过程中提出文化分析的重要性。而在1990年代初期，亨廷顿用政治民主代替了稳定和秩序作为政治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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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87年出版的《理解政治发展》的主编之一（另外一人为迈隆·维纳），亨廷顿在《发展的目标》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有五个：增长、公平、民主、稳定和自主。而关于这五个目标之间的关系，亨廷顿认为有三种观点，一种是认为这些目标之间是内在相容的；第二种认为这些目标是相互冲突的；而第三种认为这些目标之间是可以互相调和的。亨廷顿持第三种观点，并且指出文化在调和发展目标中的重要作用，“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6]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本民族、本国的文化来制订和选择社会、政治的发展模式。亨廷顿认为，可以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政治发展，坚持因国而异，具体分析，并且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

在1991年出版的《第三波》中，亨廷顿则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民主化上，认为民主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治理之道。亨廷顿遵循熊彼特的民主定义，把民主看作基于公平、诚实和定期选举而竞争产生候选人的治理方式。亨廷顿分别从合法性衰落、经济发展、宗教变革、外部势力的支持以及滚雪球的示范效应等角度解释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原因。他具体分析了从威权国家过渡到民主化国家过程中所要面临的三种方式：变革、置换和移转，并对如何巩固民主政治的统治权力，以及培育民主的政治文化提出了建议。在这本书中，亨廷顿也充当了政府顾问的角色，提供了若干条“民主派准则”。他说，“如果这使我像一个胸怀大志的民主马基雅维里，那就随它去吧。”[7]至此，亨廷顿实现了从“稳定的马基雅维里”向“民主的马基雅维里”的转变。

通过对以上两个阶段的分析可以看出，亨廷顿始终引领政治发展理论的方向。随着第三世界政治发展的变迁，亨廷顿也适时地对政治发展理论作出修正。亨廷顿曾经在《政治学手册精选》中指出，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两个重要目标。他的政治发展理论也从早期的稳定取向转向了后期的民主取向，可谓随时代潮流而动。恰恰是因为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这种流变，导致了一些学者的诟病，认为亨廷顿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者，而仅仅是充当了政策宣传家。我们认为，这种批评虽有一定道理，但是在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演变的背后，仍然存在着理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而这恰恰是亨廷顿能够成为著名政治学大师的原因所在。

二、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连贯性

如前所述，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经历了从稳定到民主的两阶段变化，然而在其政治发展理论的背后仍然存在着连贯性。关于亨廷顿学术思想的连贯性，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诸多看法。罗伯特·卡普兰指出，亨廷顿代表了一种日益消失的信条：他能够把自由主义的理想和对历史和外交政策深刻的保守主义理解结合起来。亨廷顿深受美国基督教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影响，并被称为是“尼布尔的信徒”。因此，卡普兰认为，“尼布尔悲剧性的情感构成了连接亨廷顿所有主要著作的主线。这是亨廷顿定义保守主义的关键”。[8]孙相东把亨廷顿学术思想的连续性归结为两点：一是反理性选择论；二是保守现实主义。[9]而杨光斌、郭伟认为，理解亨廷顿思想发展脉络的关键在于他所言的教条的保守主义。[10]虞维华认为亨廷顿的终身问题不是比较政治，而是外交。[11]我们认为，亨廷顿作为一个徘徊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著名政治学家，他的著作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他的政治发展理论仍然存在着连贯性。结合上述学者的观点，通过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内在理路的梳理，我们认为亨廷顿在政治发展理论变化背后的“常”，也即其思想的连贯性体现在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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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性论基础：性恶论

自从柏拉图以降，政治理论家大都提出人性预设，并以此作为政治分析的逻辑起点。无论是亚历士多德的“政治人”，还是霍布斯对“人对人是狼”的状态的描述，抑或马基雅维里对人性恶的分析，都是政治学中人性预设的典范。尽管亨廷顿处于行为主义革命以后的政治学新时代，但是亨廷顿政治理论仍有人性预设。他接受阿瑟·施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称之为“尼布尔的孩子”。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基督教现实主义神学家”。他在《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人的本性与命运》等著作中所阐明的人性理论对亨廷顿影响甚大。尼布尔认为，人是罪人，这是因为人的生存境遇以及人在处境中受到的“诱惑”和产生的“焦虑”。罪的基本形式有两种，即“骄傲”和“情欲”，这两种形式都产生于诱惑和焦虑。“人生一有焦虑，就会产生骄傲与情欲。人若寻求将其偶然生存抬升到无限意义之域，那他就会陷入骄傲；人若寻求通过沉溺于‘易变之善’及自失于某种自然的生机之中，来逃避其自由的无限可能性及自我决断的危险与责任，那他就会陷于情欲。”[12]而骄傲又是比情欲更为基本的罪，这主要包括“权力的骄傲”、“知识的骄傲”、“道德的骄傲”、“精神上的骄傲”四种。尼布尔对人性的认识是悲观的和现实主义的。

尼布尔的人性理论深深影响了亨廷顿，也形成了亨廷顿的悲观气质。在亨廷顿的首部著作《军人与国家》中，他就指出，对军官而言，人性是无法改变的，现在的人跟文明初始时的人是相同的，而且任何制度上的设计，都不能改变人的基本性格。因此，“军队强调人的邪恶本质，也就是人天性中的傲慢、利欲与贪婪。对美国军官而言，人类本质的善恶双元性使得战争无可避免。”[13]亨廷顿认为必须把人类本性中的非理性、虚弱、邪恶当作既定的和想当然的事物加以接受，并作为行动的假定前提。应当让专业化、保守的军队应当充当保护美国自由主义制度的堡垒。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是暴力冲突、动荡、腐败和军事夺权，这些都与社会的道德水准相关。他认为，“一个缺乏权威的弱政府是不能履行其职能的，同时它还是一个不道德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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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恰恰是阿拉伯人的猜忌、拉丁美洲存在的不信任和仇恨等导致了这些国家公共

权威职能的弱化。要言之，亨廷顿对稳定和民主等目标的追求，正是基于他对人性问题的清醒认识而提出来。至于后来的“文明冲突论”以及“我们是谁？”的国家认同观，更是体现了他对于国际局势的一种悲观认识。

（二）意识形态基础：情境的保守主义

亨廷顿于1957年发表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一文。亨廷顿认为关于保守主义的本质，存在着内在的争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理论，即“贵族理论(Aristocratic Theory)、自治理论(Autonomous Theory)和情境理论(Situational Theory)”[15]。其中，贵族理论是一种单一的和独特的历史运动，是对封建贵族和农场主阶层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自治理论由普遍适用的理念系统来界定，诸如正义、秩序、平衡、调适等。而情境理论认为只有当现行制度受到严重威胁时，支持者用来保卫现行制度的一种清楚且往复出现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是用来证明任何现存社会秩序的理念体系。尽管三种理论存在差异，但是都认同柏克作为保守主义的创始人，都同意柏克所提出的保守主义的六条基本信条，如“人基本上是一个宗教动物；社会是缓慢演进的自然和有机的产物；人是理性、情感与本能的混合体；社群优先于个人；人类除了至上的道德情感外是不平等的；政府的既定计划优于未试验的工程”等。[16]亨廷顿分析了保守主义的制度价值，认为保守主义是与历史情境相关的特殊类型。他个人持保守主义的情境理论。他指出保守主义只有在社会秩序的基础受到威胁时，就成为正确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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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必要的。因此，为了保卫美国自由主义的成就，就应该借助于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也应该在当今美国占据一席之地。

以情境的保守主义为基础，亨廷顿后来的政治著作中都或多或少体现出这种保守主义的气息。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指出，社会的秩序是发展中国家首要的问题，而不是自由。为了实现政治稳定，必须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同时保证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要求得到满足。在《难以抉择》中，亨廷顿分析了政治参与和社会经济条件、精英的目标、组织的追求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指出政治参与往往是政治发展的副产品或者手段。即使到了《第三波》中，亨廷顿坚持熊彼特提出的民主概念，强调民主化的重要性，但是他仍然认为要巩固民主化的成果，就必须通过赦免虐待者、节制军队权力、培养民主政治文化等手段来实现。可见，他所持的观点仍然是保守主义的精英民主观念。要言之，亨廷顿的保守主义理念始终是为了保证自由制度的生存，维护现存政治秩序。这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也有所体现，比如，亨廷顿关注维护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维护美国国民的国家认同等方面。

（三）核心价值关怀：美国国家利益

作为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虽然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但是仍然不可能摆脱美国的价值观和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强调。亨廷顿除了勤勉于教学，笔耕不辍之外，他还曾经担任过约翰逊政府和卡特政府的“智库”，与美国政府官员保持密切联系。由于徘徊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亨廷顿虽然在1960年代开始就研究政治发展问题，但是其最核心的关注仍然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亨廷顿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和民主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也有助于在和平的环境中向发展中国家灌输美国的民主价值观。

早在亨廷顿为约翰逊政府提交的越战报告中，亨廷顿就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了约翰逊政府当时的越战政策存在着理想主义，而应当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在越南建立强大政府权威是当务之急，而不是立即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曾经多次提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美国的建国经验。他指出，美国官员也曾认识到，“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建立能站得住脚的政权是美国的主要权益所在”。[17]基于这种认识，他指出在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建立起有权威的政府，强大的政党制度，通过革命或者改革来实现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这些都需要在一种稳定的环境下进行。在《第三波》前言中，亨廷顿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信念更加明显。他认为，“我相信民主自身是一件好东西。而且它对于个人的自由、国内的稳定、国际的和平和美国有正面的后果。”[18]为了给推进实现民主化的人士提供建议，亨廷顿甘愿放弃社会科学家的角色，而充当政治顾问的角色。亨廷顿分析了民主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并且探讨了在儒教社会和伊斯兰教社会中实行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凡此种种，都可以体现出亨廷顿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意图。

（四）制度基础：推崇军队和军事实力

亨廷顿是一位极度崇尚实力政治，尤其是军事实力的作用的政治理论家。纵观他的主要著作，我们都可以在看到他对军事力量和军队的强调。亨廷顿对马基雅维里的理论非常推崇，并以“民主的马基雅维里”自居。亨廷顿之所以推崇军队和军事实力的作用，是因为军队是所有社会组织中最具有专业化、组织性和战斗能力的特殊制度。军队和军人的职业化既能够确保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稳定，同时也能够推翻现存的制度。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军事力量的强弱往往左右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亨廷顿对军事和军事实力的推崇，起始于他的著作《军人与国家》。他在这本著作中指出，军人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具有特殊的专业技能，“也就是对于暴力的管理，并且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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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这个雇主负起军事安全的责任。”[19]而军事的伦理与保守主义之间有内在的相同之处，而与美国的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那么，就需要军人阶层作为独立的团体来维护美国的自由和安全。亨廷顿以后的著作都含有对军队实力的分析。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亨廷顿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普力夺政体，这种政体主要是由军人统治的政体。他分析了军队在实现由传统政体到公民政体的过渡过程中——普力夺政体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军队既可以在早期充当政变者和改革者，也可以在群众普力夺政体中起到护卫的作用，此后在从普力夺政体过渡到公民政体的过程中充当制度建设者。在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很多国家都是从军人掌权的威权政体过渡来的。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具体分析了军人在改革威权体制、推翻威权政权中的作用。此外，在巩固民主化的过程中，如何节制军队的权力，处理原来威权体制下军队所犯下的罪行，以及促进军队的职业化等方面，亨廷顿都作出了详细的阐述。在此后的文明冲突论中，尽管文明范式取代了以往的研究路径，但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往往是以不同文明之间的军事冲突表现出来的，主要体现为“断层线间的战争”。要言之，亨廷顿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始终把职业化的军队和军事实力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并且贯穿了其研究过程的始终。

三、余论

通过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变化与连贯性的考察，可以看到，亨廷顿的“变化”体现了作为政治学家的睿智和对国内国际政治发展形势的敏感；而亨廷顿的“连贯性”则体现了作为政治学家的内在诉求和价值关怀。当然，在亨廷顿的“变化”与“连贯性”之间，也体现出了一种张力，而这种张力恰恰就是政治学的魅力所在。这种张力恰恰就是普特南在亨廷顿的学术评传中所指出的，亨廷顿的学术生涯印证了战后四十多年来美国政治学的特点：即：“以美国为中心的政治学研究与从比较政治角度的研究之间的冲突；在自由主义观念和保守主义本能两者之间的冲突。社会科学理论的吸引力和现实中决策的吸引力之间的冲突。”[20]因此，深入研究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对于从宏观上审视美国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并对探讨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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