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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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考古 第一章、综述

一、 解放以后的重大考古发现：

1． 城址： 1963年，俞伟超《邺城调

查记》，《考古》63.1， 曹魏邺城可看到的最早资

料。1987，河北省临漳县，曹魏邺城考古钻探，《考古》90.7。90年代初，邺城工作队，邺南城朱明门发掘。邺南城：东魏、北齐都城，《考古》96.1。郭义孚《朱明门复原研究》，《考古》96.1；“方台”可能有误，若为“阙”可能更为准确一点，可能为三出阙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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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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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

2001年，河南北魏洛阳城阊阖门考古发掘，简报未发表，两出阙，较特殊。 90年代后期，隋唐东都洛阳则天门，三出阙形制极特殊，目前只此一家，尚无较理想之解释。六朝建康城、东吴武昌城。 北魏平城，研究不够，近年有所重视。 方山永固陵，思远浮屠，陵墓与佛塔结合，泥塑像，当为浮屠之内装饰。平城，核桃油瓦，北魏典型，黑色布纹。

2． 墓葬： 北燕冯素弗墓，玻璃器——中土所无之器物，安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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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寺第一届考古论文集》。 东北辑（集）安地区，高句丽墓葬、壁画，有助于研究民俗、生活状况。 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家族墓地，聚族而葬，是否存在昭穆制度尚不了解。 河北蒿城甄氏墓群。 山西大同方山，文明皇后永固陵，1968年偶然发现，墓志。 山西大同石家寨司马金龙墓，漆器屏画——目前发现最早的屏风，绘有二十四孝故事情节；文房四宝；石柱础一个，上有非常繁缛的雕刻纹样，内容多和西域有关。 河北安阳，北齐墓葬，张盛墓出土白瓷，器形规整，可属于流水作业；单彩、双彩，可能为唐三彩前身，《考古》92.12；有观点认为唐三彩为西方釉陶传入。洛阳元乂墓、元邵墓，少数民族墓葬。 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典型北朝时期。 西安，昭武九姓墓葬，北周安迦墓，祆教，火葬；壁画非常细腻；史家墓葬，火葬，中西文化交流。 山西太原，隋虞弘墓，少数民族。 甘肃酒泉，西晋壁画墓，农耕图，儿牛抬杠，收割图，扬场情景，与北方地区农业直至现在仍有共同之处。 新疆阿斯塔那，高昌早期，墓葬，有的早至秦汉时期。 宜兴，西晋周处墓。 南京，东晋墓群，有颜氏家族墓地。 丹阳，南齐萧氏墓地。 湖北武昌，六朝墓；钵盂山、周家大湾，隋唐墓。 《西安郊区隋唐墓》，170余座墓。 《唐长安郊区隋唐墓》，6个墓葬，隋李静训墓，又称李小孩墓。 咸阳机场，大批北周墓葬，yun安志发掘，《北周珍贵文物》，陕西美术出版社；北周已有封土堆存在；长斜坡多天井，多小龛；坐北朝南。 墓志：洛阳，西晋徐美人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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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重要。 此时期墓志多作圭首状，亦称志石。 主要记载墓主人姓名、籍贯、

生卒年月。研究墓主之重要资料，弥补史书之不足，无传记者只有用墓志研究。此时期极流行。 作用：标明墓主身份；借墓志

抬高墓主人家世以提高其社会地位，一般自曾祖父写起。 徐美人墓志为目前发现最早．．．．．

的。 晚期多为方形，如刘宋大平八年（464年）刘怀民墓

志。 圭首形可能是从碑石发展而来的；碑多立于高坟大冢之上，志则埋于土中。 北魏时期方形已成定制，洛阳发现许多，几乎全为方形，如太和二十三年（499）韩显宗墓志最具代表性。 北魏墓志特点：由两部分构成——盖和底，主要内容记于底，盖为标题；覆斗形，故又称“二斗”，内容较考究；盖上一般为篆书，底多为正楷。 砖墓志，为数不少，仅刻姓名、籍贯、死亡时间，与石制墓志不可同日而语，表明墓主人身份地下。 书写格式有严格规定，不同时代有规律可循，有助于断定年代。 徐．美人墓志，有很多空字，称“抬头”，为另起一段之意，南方古．．．．

文献称之为“平阙”，凡遇皇帝名前必须要抬头，至唐时制度化，但唐时则为另起一段，前行空一字，个别不空字。 墓志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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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从墓碑演化而来。 汉兴高坟大冢，流行大碑。碑最早为下棺之用以求安稳； 唐.封演《封氏见闻记》：“庙中有碑，所以系牺并视日景。”亦为碑之他用，则拴马桩、日晷可能即由此发展而来。 曹魏时期，曹操禁止厚葬，“殡含之物，一皆绝之”，古墓碑不得以变成很小的墓志。 南方地区经常出土铅地券，又称“墓莂”，俗称“鬼地券”，给死者购买的阴间土地契约书，两汉之交时用竹、木制成，后成为铅地券，年代较早者有黄武四年、永安五年、凤凰二年，为长方形，内容主要记载购买土地的墓主人购买的亩数、界伴（即四方边界）、钱数、证人，受谶纬学说影响。 艺术品，反映当时的艺术、工艺水平，衡量民族文化发展之准绳。 出土大量陶俑、壁画、石窟。石窟都为高浮雕，生动反映人物造型，出现许多西方题材。 陶俑与人们的审美观念一致，各时代各有不同，战果多为细腰式；汉以瘦为美；唐流行胖——可能与西方胡姬有关。 西方器物，玻璃器，中国发现的玻璃器多用吹玻璃制成，北燕冯素弗墓，鸭形水注，西方产品，与中国本土铅玻璃不同。

3． 窑址：南方地区，极流行青瓷烧造，已发现的窑址、窑具成品

来看，青瓷烧造已形成专业化。宜兴，发掘多处窑址，福建、四川也有发现。河南安阳，相州窑。 河北磁县、曲阳县^_^，早期．．．瓷窑遗址。出土许多陶器品，资料丰富。 南朝墓葬，精美青瓷；南京栖霞山，带有褐斑釉的瓷器，最早可至东吴时期。 宜兴，青瓷神兽尊，1979，文物出版社，《文物考古30年》。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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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莲花尊。镇江，青瓷人物飞鸟罐。化学分析，这些青瓷吸水率为3%——7%，气孔率7%——12%，烧成温度1160摄氏度——1260摄氏度，较汉有明显进步，由原始青瓷发展成为真正瓷器。 北齐，白瓷，北齐新创，可能为相州窑生产，《文物》77.2《河南安阳隋代窑址的试掘》。 单彩、双彩，烧成温度低于瓷器，可能为唐三彩前身，《中国出土唐三彩与日本出土唐三彩综述》，《文物》92。 4． 地上遗迹：

（1）、石刻： 江苏南京、丹阳，六朝石刻。 分男派、北派，南方

研究较北方多，北方发现较少。

（2）、栈道：险要处架木道以通行人的道路。 陕西汉中，往往与名

人书法石刻相联系。

（3）、宗教寺院：空前发展。 开凿石窟，新疆：克孜尔石窟、龟兹

石窟。 龟兹石窟较早，保留许多西方因素，为中原所无。 三大石窟：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 天水麦积山石窟，调查研究维修加固。 宿白《关于云冈石窟的分期》。 二、魏晋南北朝考古特点。 社会动乱，大变革；各地文化发展水平

很不平衡，故考古资料差异很大。这一时期之特点由社会分裂造成。 前期保留东汉遗风，后期隐含隋唐一统伏笔。

1． 各民族大融合时期。 北方、东北、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相继攻

入中原，建立政权，带入本民族文化，对汉文化产生很大影响。如匈奴、鲜卑等，原本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入主中原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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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半定居或定居的安定生活，经济生活由畜牧变为农耕，主要从事农耕种植，考古学有所发现。 洛阳涧西区，许多北朝晚期小型墓，除陶制生活用具外几乎所有的墓都有铁镰随葬，表明其农耕经济生活，为其学习汉文化后的产物，可能为鲜卑族墓藏，《晋书》曾载鲜卑族曾居“洛阳四市”，“改务农业”。东北集安地区，高句丽墓葬，种类较多之铁制农具、工具、车具、锅形生活用具，表明高句丽受汉文化影响。 辽宁北票村，北燕冯素弗墓，文房四宝，文化高度发达的重要标志以及汉文化深度影响的例证。 北燕还经常出现埋葬“二只犬”的习俗，《汉书.乌桓传》，埋“二只犬”可保护死者灵魂上“赤山”，即昆仑山、太（泰）山；此习俗可能是由汉族传入（腰坑埋狗）。 拓跋鲜卑汉化程度最高，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一系列改革，其中有死后不得归葬平城之法；元氏墓葬都为拓跋后裔。 民族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民族融合程度各有不同。

2． 佛教大流行、大泛滥，某些地方泛滥成灾。 佛教初传入时并

不兴盛。 六朝时战争频繁、动荡不堪，为摆脱战乱安居乐业——佛教言只要坐禅修行即可入极乐世界——人们开始信奉佛教。 坐禅需石窟，相继修建三十余座大型石窟。 都城内寺院林立，此为北魏之前所没有的，最盛时洛阳城内有1367座寺院，有的里坊内有数座寺院；北魏孝景帝天平元年迁都邺城时，洛阳尚残留有421所寺院。 六朝建康城，寺院480所，有的寺院至今仍有遗迹可循。 深入影响社会各领域包括人们的意识形态，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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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墓葬。 此时墓葬常见许多与佛教有关之文物。 湖北武昌莲溪寺、湖南长沙晋墓陶俑可见双眉间有白毫相，在佛教中象征光明，石窟中佛像眉间白毫相镶有宝石但后被盗。南朝墓葬还出土许多莲花尊，下班不由仰莲纹与覆莲纹。 魂瓶，又称“谷仓罐”，在四联罐基础上发展而来，本为盛放骨灰舍利只用。 西魏乙弗氏皇后被废后与麦积山作尼姑，后被赐死，“凿麦积崖为龛而葬”，在麦积山石窟后部开后室下葬，43号窟，佛教徒之墓称之为“寂陵”，石窟与墓葬结合。 北魏，元宏（孝文帝），为冯太后在山西大同北方山修方山石窟，石窟前修思远浮屠，陵墓与寺院结合之已发现的最早实例，反映佛教对墓葬的影响。 东北高句丽墓葬壁画有飞天和极乐天人护法形象。 铜镜，浙江出土，东王公、西王母形象，二像一侧都有一身材矮小之侏儒侍者，此种突出主要人物手法，是常见艺术构图之一。 日本发现三角缘神兽镜，来源有三种意见：魏来说；日本匠人造仿中国铜镜；中国南方工匠在日本制作。日本匠人造仿中国铜镜，此种说法较可信一点。 3． 城市日益向堡垒化发展。 曹魏邺北城，宫城位于北部正中，

前市后朝，三台建筑对北魏洛阳城的金墉城产生重大影响，居高临下，保护宫城，控制全城制高点，三面出击。 马面出现，利于防御。 护城河颇具规模。 2000年，东魏北齐邺南城，发现地下城门——秘密通道，开口位于护城河一侧，直通宫城。 六朝建康城，三重宫城。 东北地区发现城址，高句丽都城，山城为主，城内遗留较少；战时归城平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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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史料。 铜镜铭文：“青龙白虎掌四方，朱雀

玄武顺阴阳。”与风水有关。 应看最早的原始史料。 第一类：当时的文献资料和后代人撰写的文献资料，最原始的“第一

手资料”，极重要，可直接运用，但使用时最好不要递增、删减。 1．《古今注》： 西进崔豹著。 崔豹，渔阳（今北京附近）人。 共

三卷，研究古代礼制，有助于了解两晋器物。 八类一百九十二条，其中都邑、服饰、音乐与考古密切相关。 收于《四书丛刊》中，商务出版社，分初篇、二篇、三篇，《古今注》收于三篇中。

2．《抱朴子》：东晋.葛洪。 内、外篇，内篇20卷，外篇50卷，共

70卷。 葛洪本人是道士，时以博闻深学著称。 内篇讲道家思想，神仙鬼怪、长生不老。外篇讲人间之事，民间风俗习惯、中上层人物生活。 任一问题都加以评论。 了解东晋中上层人物的重要资料。 《抱朴子.内篇.对俗》：“金玉在九窍，使死者为之不朽。”——研究口含习俗之史料。 收于《四部丛刊.初篇》。 3．《法显传》，东晋.法显，其人的印度行纪。399年从长安出发，中

经甘肃、新疆、中亚、印度、终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 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佛教情况的资料。 1934年，岑仲勉《佛游天竺之考释》。 1971，日.长泽和俊，译注。 与《宋云行记》收在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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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说新语》。 刘宋.刘义庆著。 南梁刘孝标注，三十八卷，原

名《世说新书》。刘义庆，为临川王。 该书记载上层统治阶级“佳语”及风俗习惯，按三十八韵排卷。 刘孝标注引用大量史料，极大补充，纠正错误，故书与注价值等同，注中有些引用的书已经佚失。 该书早年佚失。 80年代，中华书局单行本。 5．《荆楚岁时记》。 南梁，宗懔，笔记体。 宗懔，江陵人。 今仅

存一卷，记江陵风俗习惯、风土物产、二十四时，“岁时记”即一年节气记录。 收于《丛书集成》。

6．《文选》。 南梁,昭明太子萧统，30卷，文学选辑，周至梁文学

作品，不少于考古关系密切。 左思《三都赋》。 潘岳《闲居赋》，专记西晋洛阳，了解洛阳之用；30卷；唐李善注，扩至60卷；唐玄宗时“五臣注”；二注合一后，单注都佚失，现仅存“六臣注”；收于《四部丛刊》，敦煌考古发现李善原本但有残缺；日本发现“五臣注”一部分，授予罗振玉《古籍丛残》。

7．《出三藏记集》。 梁，释僧（礻右），15卷。当时人记录过去故

事称之为“出三藏记集”，记录了东汉至梁重要佛经翻译，了解佛教。 目录、和尚传纪，具有佛教史的性质。 最易找的为《大正藏》本，日本大正年间撰。 僧（礻右），擅长文学，故本书亦为文学理论研究专著，与梁.刘勰《文心雕龙》关系极为密切。《文心雕龙》共10卷，分上、下两编。

8．《弘明集》。梁，释僧（礻右），14卷，东汉至梁佛教流行的情况，

编排体例类似于《文选》，早期佛教史的重要参考书。 唐.道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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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广弘明集》，30卷，《弘明集》的续本，但二书体例不同。早期佛教资料。

9．《高僧传》。梁.释慧皎，13卷，附1卷，14卷。 有名和尚的传纪，

但“名而不高者不收”。主要记载东汉至梁257个有名和尚传纪，附录200余和尚，共约500余名。 南朝记录和尚较多，北朝较少。 唐.道宣《续高僧传》，极大补充北朝资料。 《大正藏》本。 宋.贯宁《宋高僧传》。明.如慢《大能传》，与《高僧传》体例相同，合称“四高僧传”。《补续高僧传》、《新续高僧传》。 10．《水经注》。 北魏.郦道元，40卷，《水经》基础上加注而成，

我国古代河道水系专著。 《水经》为东汉.桑钦著。 《水经》今已佚失，借《水经注》流传至今。 注在《水经》基础上进行20倍扩充。 《水经》只记重要河流137条，注已扩充为1252条，山陵、都邑、关津都作了系统记录。 古代历史地理沿革的总要工具书，参插历史事件、人物、神话传说，极全面。 引用大量文献史籍，包括许多碑刻，但现今已有许多不存在了，只得借,《水经注》稍露头角。 收于《万有文库》。 商务出版社，《国学几本丛书》。 中华书局，《大部备要》，单行本。

11．《洛阳伽蓝记》。北魏，杨衒之著，五卷，分城内和四门之外，五

部分各立一卷。伽蓝即梵文中“佛寺”之意。 本书记洛阳佛教繁盛时的情况，研究北魏洛阳佛教最重要的参考书。第五卷后附录重要和尚传纪，如《宋云行记》，引用《慧生行记》——皇室派遣西行，最远至巴基斯坦，研究西域重要史料。 周祖谟，《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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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伽蓝记校释》；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

12．《齐民要术》，北魏，贾思勰，10卷，农业、牧业、园艺专著，

反映中原地区农业生产水平。 按二十四节令叙述。 北朝风俗习惯。 浙江林农研究所《〈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 13．《颜氏家训》。 南朝，颜子推，2卷，成书于隋代，北齐统治阶

级生活。 颜氏为世家大族，西晋末年南迁至建康，556年，逃至邺城，故对北齐记载详细。 《四部丛刊》。

14．《建康实录》。 唐.许嵩，编年体，类于《资治通鉴》，自孙权至

陈叔宝。

15.《通典》。 唐.杜佑，200卷。 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

刑等典组成，与考古关系密切。 《万有文库》。

16．《通志》。 宋.郑樵，240卷。 本纪、后妃纪、列传、年谱、二

十四略（金石略、六书略、地理略、都邑略、刑法略、食货略）。 纪传体通史，上古到唐末五代。 《四部备要》。

17.《文献通考》。 原.马端临，348卷，科目繁多，以《通典》为

蓝本扩充而成。 钱币考、兵考、刑考。 《万有文库》。 18．《六朝事迹编类》。宋.张敦颐。14卷，六朝古都专著，记14个

方面的内容，总绪、形势、楼台、江河、灵异、神仙、寺院、庙宇、坟陵、碑刻等与考古直接有关。

19《资治通鉴》。 宋.司马光，元.胡三省注，294卷，编年体，周威

烈王23年（前403年）——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魏晋南北朝：59卷——169卷。 20世纪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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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单行本。

第二类：正史与正史中的志。 纪传体史书。 《隋书.经籍志》。 六

朝时期共11部，4部为当时人所写，7部为唐代人所修，较可信，保存许多重要资料。

1．《三国志》。 西晋初.陈寿。 魏志30卷，蜀志5卷，吴志20卷，

共65卷，断代史中别具一格。 刘宋文帝时，裴松之注，补充原书之不足。 中华书局标点本。

2．《宋书》：梁.沈约。 100卷，本纪10，志30，列传60。 受齐武

帝之令编写，自永明五年（487年）始编，次年成书，为二十四史中编成速度最快的。 文字上有欠缺，只是抄录原文，但保留许多重要的原始资料，犹以八志为高，魏晋典章制度极详细。 1974，中华书局标点本，八册。

3．《南齐书》，原名《齐书》，60卷，现存59卷，《旧唐书.经籍志》

著录有59卷。刘知几《史通.序例》载，《南齐书》中应有一序录，但已经丢失。 作者：萧子显，萧道成之孙，故《本纪》中对萧道成极为赞扬，而对其不足处只字不提，乃“曲笔”也。 中华书局标点本。

4.《魏书》：北齐，魏收，130卷，本纪12，列传98，志20，记四世

纪末——六世纪末北魏之历史，历时三年修成。 《魏书.释老志》，乃魏收独创，记在宗教的起源、流派，讲到了佛教建筑，对考古有助。 该书以东魏为正统，篇幅极多，西魏则极简，若凭该书了解西魏则受限极大。 清.谢启昆《西魏书》，保留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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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料，有助于了解西魏历史，特别是石窟方面。 中华书局标点本。

5.《晋书》：唐太宗令房玄龄、褚遂良、李延寿等20人集体编成，最

早的官修史书。 130卷，帝纪10，志20，列传70，载记30；载记即附录，记十六国历史。 中华书局标点本。 6．《梁书》。

7．《陈书》： 《梁书》与《陈书》同为唐.姚思廉编。 《梁书》56

卷，《陈书》36卷，底稿都是姚思廉父亲姚察起草。 魏征乃梁、陈、齐、周、隋史书的监修官。 本纪部分，增加了魏征的史论。 8．《北齐书》： 原名《齐书》，为与《南齐书》区别而改名。 50卷，

唐.李百药，在其父李德林底稿基础增补整理修改而成。 记534北魏分裂之557年北齐亡的历史。 中华书局1972标点本，2册。 9．《周书》：唐.令狐德棻。 对东魏、北齐、梁、陈的兴衰记载极详

细。

10.《南史》：唐.李延寿。 60卷，南朝宋、齐、梁、陈170年历史。 11．《北史》：唐.李延寿。 100卷，在其父李大师底稿基础上变成。

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隋历史，共233年。 第三类：重要的类书和辑佚书。 类书优点：便于查找事物，运用方

便，似于百科全书，资料罗列，不作解释。 辑佚书，讲所需之内容从原书中提出而编成。 辑佚书：

1．《九家旧晋书》，晋、南朝人写，唐.汤球辑成，原名《九家旧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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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录》。 37卷。 收在《丛书集成》中。

2．《十六国春秋》，北魏崔游辑录，成书不久佚失部分。唐.汤球《十

六国春秋辑补》，保留许多原始篇章。 《丛书集成》。 3.《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清.严可均辑录，用27年搜

集六朝及以前3490作者文章而编成。可起索引之作用而找到原书。 类书：

1.《艺文类聚》，唐初.欧阳询。 100卷，内容记载六朝资料，分岁

时、礼、乐、衣冠、器物、冢墓、祥瑞等于考古有关。 2．《初学记》，唐初，徐坚等人，30卷。1962，中华书局单行本，三

册，分天部、岁时部、地部、果木部、兽部、器物部等。 许逸民，1980，《初学记索引》，中华书局，配合1962年单行本。 3．《太平御览》，原名《太平总泪》，北宋初李昉编，1000卷，收集

唐以前史料，多位六朝时期。 中华书局。 第四类：近代著作、杂志及其他目录。 近代著作：

1．《九朝律考》：民国初年，程树德。其中七朝与魏晋南北朝有关。

解放前商务印书馆，解放后，中华书局。

2．《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民国初年，尚秉和。 解放前，商务印书

馆。民俗学。 3．《会稽郡故事杂集》。

4．《古小说钩沈》。 3、4两书均为鲁迅编著。 辑录许多重要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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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起索引之作用，以便于查找原书。 1927，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 杂志：

1．《考古》。前身《考古通讯》。 2．《文物》。前身《文物考古资料》。

3．《考古学报》，主要发表发局报告、重要论文。季刊，一年四期，

一期4——6篇文章。 4．《考古学论丛》。不定期出刊。 5．《考古与文物》。陕西。

6．《文博》。陕西省文物局、兵马俑博物馆合办，创刊于1984年。 7．《中原文物》。河南省文物局。 8．《华夏考古》。河南省考古研究所。 9．《四川文物》。 10．《北京文物》。

11．《西域研究》。新疆。 古代西域、中西交流。 12．《人文杂志》。陕西省社科院。 目录：

1．《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 文物出版社。1949——1966、1967——

80年代。 三大杂志上的文章目录和部分专著。 2．《文物》每年最后一期，全年索引。 3．《考古》同于《文物》。 4．《考古学报》同于《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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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 三册，1949——1974年底。上海

复旦大学、四川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报刊、各省杂志。 6．《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49——1979。 7．《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

8《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分册》，包括了考古学，上海辞书出版社。 9．《中国名胜辞典》。 10．《陕西考古目录》。 11．《陕西考古学目录》。

12．《隋唐五代史论文索引》。1981——1983、1984——1987。 胡戟

编写了自1987年以后的。

13．《东洋学文献索引》。日本。 《补遗》。 了解世界学术动态。

第二章、中原地区 第一节、 城址

一、 曹魏邺北城。

1． 建造年代、地理位置和规模。 建安

九年（204年），曹操击败袁绍后建造。 今河北省临漳县，县城西南35里，大部分被漳水淹没。 据《水经注.卷10.浊漳水》载，该城“东西七里，南北

五里，饰表以砖”，证明表饰以砖的制度此时已有。 横长形平面。 现存三台，“城之西北有三台，??皆因城为基，中曰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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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台，??南曰金虎台，北曰冰井台”，金虎台为避后赵石虎讳而改名为“金凤台”，其余无变化。 《邺都记》有一些记载，但现已佚失，内容收于《河溯访古记》中，《河溯访古记》收于《太平御览》。 三台现存最高处尚有3米多。

2． 邺城的规划与布局。 南北两部，有东西向的中轴线。北为宫城、

戚里、铜爵园；南为长寿、吉阳、永平、思忠四里。 左思《三都赋》。 “里”最早之意为村庄，后为城中之里坊，城市区划的最小单位；隋唐时，坊里设有“曲”，更小，《北里志》。 为北魏洛阳城里坊制打下良好基础。

3． 邺北城的研究。 三台位置至关重要。 坐标系。 标志物。

古老村庄的走向。 中轴大街与司马道之关系。 等高线，宫城位于制高点，坐北朝南；三台为保护宫城之用，控制制高点，曹魏邺北城新出现，对金墉城的出现有直接影响。 马面。 护城河。 二、 魏晋洛阳城。

1．地理位置与沿革。 今洛阳市东15千米处，北依邙山，南临洛河，

形势险要，为历代王朝所重视，建都理想之所。 对隋唐洛阳产生极大影响。 曹丕黄初元年（220年）开始营建，在东汉洛阳城的基础上建造，不规则的南北纵长方形。 《续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纪》，“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 故又称为“九六城”、“三十二开之都”。 现存西垣长3895米，南垣长可能为2460米。 古文献包括金墉城的长度。 现在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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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尚有部分城墙有遗迹可循，有的地方高出地面7米，有的则埋于地面以下1米，北墙宽30余米，东墙宽14米，西墙宽20米。

2．在汉洛阳城基础上的改造：

（1）、西墙与北墙宽度加宽到了25——30米。 （2）、西、北二墙外侧还增筑马面。

（3）、建金墉城，三小城套合，又称阿斗城，南北1048米，东西255

米，面积26万平方米，便于防御。 护城河。 （4）、金墉城东北隅修层楼，东侧设宣武场。 （5）、北门大夏门，门有三层，高百尺。

（6）、废除了东汉以来的南宫、北宫，城中部以北集中安排宫苑，改

变东汉时期南北、公宫过于分散的局面。 参考了邺北城规划。 3．魏晋洛阳城的布局、街道及城门设施。

（1）、宫城的位置位于中部偏东，已一般官僚分开，此为城市发展的

一大特点也是与前代不同，一些附属设施的设置如金墉城，宽166米，长1398米。宫城南门外发现二三十处夯土台基，为高大建筑。北魏洛阳城中轴线两侧为大型官衙、寺院建筑。 （2）、街道走向：主干道7条，东西三、南北四。

①、东西三条，南起：广阳门（西城口）——清明门，沿用了汉代街

道，汉时则为广阳门——望京门（旌门），位于今龙虎滩村北侧，宽29——36米，全长2460米。 西明门——东阳门，亦沿用汉代之雍门——东中门，宽41米，长2630米，《水经注.卷六》：“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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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在东西，太和中以故门邪出，姑徙是门，东对东阳门。”可见此门为太和年间由斜改直的，由原位置向东移了50米。 阊阖门（水口）——建春门，汉时为上西门——上东门，此街横贯洛阳城，宽35——51米，长2510米，为洛阳城最宽街道。 ②、南北向，四条，东起： 升阳门（汉广阳门），宽12——15米，

长2400米。 平昌门——广莫门（汉平门——毂门）宽14——29米，长2405米。 宣阳门——宫城南门（汉宣阳门——小阳门），此为北魏铜驼大街前身，最宽的南北向街。 津阳门——大夏门，宽30——40米，但南城墙一段仅10米。

（3）、城门。 东汉魏晋城门共12门，皆双阙，已探出10处缺口，8

处属魏晋时期。

（4）、魏晋洛阳城南郊的建筑遗址与重大考古发现。

①、国学遗址，在东汉国学遗址上发展的，国学为全国最高学府，在

今朱圪垱岗上，平面方形边长300米，为古代皇帝讲学之处，儒家讲经处。

②、辟雍：圆形，四周环水，桥相连（《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

发展到后来成为天坛、地坛。

③、灵台：天文台，建于东汉中原元年（56年）。 中国古代天文学

发展之重要标志。 考古发现：

①、宋代以来，在朱圪垱村，有残石出土，其中最好的为《三体石经》，

古文（大篆）、小篆、汉隶三种，为三国时曹芳正始2年（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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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李的儒家石经，也叫正始魏石经，其上为《尚书》、《春秋》，有2500余字。

②、“晋三临辟雍碑”全称“晋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再莅盛德颂”。 晋

武帝咸宁四年（278），高3.35米，宽1.1米，后27厘米，碑首螭首，《考古》55.9，碑额为隶书，碑文正楷，有参加学生之姓名（384名）籍贯，多辽东、西域者，了解此时期民族交流关系之资料。 三、 北魏洛阳城：

1．沿革与规模： 在魏晋洛阳城之基础上建成，据《魏书.六录志》：

“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七年（493）令司空匠作董尔建沿铜宫室，翌年，迁都于此。 《魏书.高祖记》：太和十九年（495），文官始迁都至此，直至北魏亡。 据《洛阳伽蓝记》载，洛阳东西20里，南北15里，此应为外廓城之规模。 据考古发现，已找到四边界，《文物》1978.7，宿白《洛阳城和北邙陵墓》中有复原图（依古文献绘制）。 1993.3.18，杜玉生，对此外廓城作了勘察。 此城规模大，建筑格局也具特色，对后来都城也产生了影响。

2．布局、特点： 据《高祖本纪》：“筑京师三百二十二坊，形如棋盘。”

并进行系统安排，将宫城仍保留于中部偏北处，也进行了金墉城的扩建，在城西墙北边开了承明门，与金墉城相通，文献记载：“自广莫门以西，至于大夏门，宫观相连，被诸城上”北城垣内侧有许多高大建筑物，宫城在城中北部，更多的沿用平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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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布局改变了汉以后南北宫过于分散之处，加强保护，在宫城西北部加固了金墉城，较晋更为进步。 由此可看出早期的一些因素，也可看出对后来产生重大影响之处。 3．四大特点。

（！）、佛寺建筑耸立全城。 大修佛寺、佛塔，“观像祥定”。 《洛

阳伽蓝记》记载，最盛时有寺院1300余所，个别里坊里甚至有寺院10余处，历史上是空前的，充分反映佛教的兴盛和流行情况。 著名寺院：永宁寺、白马寺，为当时最大的两座寺院。 永宁寺建于北魏熙平元年（516），长方形，四周夯筑围墙，周长1040米，中心为塔基，“九级浮屠”，“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覆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现今残存8米高夯土台基，周围有灰烬、红烧土块证明其为火所毁；出土兽面和莲花纹瓦当，有高、浅浮雕，有双莲瓣、单莲瓣。龙门石窟，宾阳三洞，用二十四年修成，耗费80万以上劳工。 白马寺，东汉明帝时建立，我国最早的寺院，持续时间极长，民间影响大；唐.张继：“白马驼经事已空，断碑存刹见遗踪。”先白马寺在汉白马寺基础上修成。

（2）、铜驼街旁布满官衙。 主要居民区位于城外，“不许混杂”。铜

驼大街宽41——42米，为当时洛阳城最宽的街道，两旁许多夯土台基，主要设施有：右卫府、太尉府、司徒府、匠作曹、国子学、九级府、崇正寺、太社、太庙。这种布局制度在曹魏邺北城已有显现，东魏、北齐邺南城也有此特点。刻字、捺划瓦。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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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面纹砖，呈梯形。

（3）、里坊规整化、分配等级化、管理严格化。 《洛阳伽蓝记.卷

五》：“京师??户七万九千余，庙礼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合有三百二十里。”揭示里坊制的最早形态。 汉时之“里”为村庄之意。 里坊制当为中原城市的旧制。 各里“门置里正一人，吏四人，门士八人。”严格管理，前所未有。 防止奸盗，阶级压迫之反映。 《隋书.经籍志》：“后魏迁洛，有八民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 《魏书.高祖本纪》：“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

（4）、水路畅通，商业发达。 工商业区位于里坊密集的东部、南

部，尤其集中在伊、洛水之间。河流解决漕运。 西边的市称“大市”，白马寺东侧，其范围据《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出西阳门外四里，街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四八里”，被佛寺包围，相当繁荣，“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产巨万。”慈孝里、奉终里，主要出售殓具；大市西南，延酤里、治觞里，出售美酒；调音里，乐律里，出售乐器；分工非常严格。 今洛阳市正骨学院，发现厚达两米以上的文化堆积。 东廓之外有小市，面积较大市小故名之。

南

有四通市，宣阳门外侧，“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有许多“中土所无之物。” 《魏书.成淹列传》：“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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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洛阳伽蓝记.卷四》：“河间王元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梷（jing）、盘盒称是，其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巧，中途所无，皆从西域而来。”

第二节、中原地区墓葬的分类型和随葬品的组合以及使用等级问题 总述：1、分类型：整理墓葬的基本方法、手段。类表示横向共存关

系，式表示纵向演变关系。 2、随葬品组合：罐、果子盒、碗。 主要随葬品分五类：

（1）、贮藏器——壶、罐、瓮、瓶等大型器。 （2）、生活用具——盘、耳杯、尊、勺、碗、灯。 （3）、厨房明器——灶、甑、锅、井、仓、磨。

（4）、陶俑——男女俑、武士俑、镇墓兽、牛车、马、骆驼。 （5）、其他类——小件器物、金银饰品、货币、壁画、墓志、兵器、

铜镜。

3、使用等级：尺寸、随葬品多寡、有无壁画。 一、中原墓葬分为五型：

Ⅰ：长4——6米，平面呈“凸”字形，如河南洛阳孝昌二年江阳王

元乂墓。5类随葬品齐全，质量高。墓主都为皇室显贵。 Ⅱ：长4——5米以上，形制复杂，既有单室也有双室，多为砖室，

也有不少土洞。5类随葬品齐全，但个体较小，质量较差。主人官爵从一般王侯至二千石各州刺史、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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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长4——5米以下，均为单室墓，“凸”字形，多位砖室，少数为

土洞，四壁都有一定弧度，中原地区的最大特点，南方几乎不见。随葬品5类齐全，数量少质量差，主人一般为中郎、县令，俸禄在千石以下。

Ⅳ：长3米以下，无砖室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少数用砖棺。

随葬品寥寥无几，只有生活用具和小型器具。可能为庶人的墓葬，既无官品的中小地主。 Ⅴ：平米的墓葬。

此时期墓葬多出土牛车，主人身份较高。卤簿俑，即仪仗俑，研究古

代礼制。仪仗俑分四级：1、200件以上；2、80件以上；3、30件以上；4、20件以下。鼓吹俑、旗俑的有无是区分类型的依据，拥有的主人身份较高。 二、 分期：分四期：

1． 东汉末——西晋初。220——279。 2． 西晋中晚期。280——316。

3． 东晋十六国——北魏迁洛前。317——494。 4． 北魏迁洛——北周灭亡。495——581。 三、 典型器物的特征：

1． 罐分两种：（1）、直口罐；（2）、翻口（沿）罐。 2． 多子盒：果盒。中原流行长方形，南方流行圆形。

3． 陶灶：变化：烟孔上移。灶台向长方形发展。由两釜或多釜减

为一釜。挡火墙升高。汉代的鱼纹、勺纹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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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陶俑：重要依据。男俑：一期：头戴冠，右衽宽袖长袍；二期：

褒衣博带，束腿喇叭口裤。女俑：发髻，扁平髻，盘于头顶。 5． 镇墓兽：一期：每墓中只有一件，怪兽，站立状；四期开始：

一墓中两件，有人面兽身，也有兽面兽身（狮面）。 四、 各期墓葬所放映的社会问题：

1期并未发现Ⅰ型大墓，2、3期虽有但并不多见。将建安末年曹操掌

权后的墓葬与东汉末相比，规模小，形制简单，随葬品少而差；目前建祠立碑的现象消失。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止厚葬，“口含之物，一皆绝之”。2期，Ⅰ型大墓仍未发现，但Ⅱ、Ⅲ、Ⅳ在洛阳有发现，Ⅱ、Ⅲ型积极发展，比1期有5点不同：1：面积增大，普遍使用石门；2：无立碑，仅于墓中发现碑形墓志，如徐美人墓中的圭首墓志；与曹操禁止厚葬有关；3：器物组合急剧增多，质量提高，以牛车为中心的仪仗俑群，汉族面孔但须发不同的少数民族俑，多为牵马或武士俑；4：玻璃器、镏金银器；5：东汉流行的石刻画像墓在徐、兖地区流行起来。 西晋时期的士族门阀制度正在日益强化，墓葬等级制度也日趋严格；出土许多胡人俑说明文化交流，但胡人俑地位较低。 3期，出土物品非常少，但武士俑急剧增多，反映战乱时期特点。 4期，北魏统一中原后，与曹魏不同；高坟大冢在洛阳又出现，东汉流行的立碑习俗也得到恢复，汉流行的四神图案也出现在此时期的棺椁上或墓志的边沿上。 北魏孝昌二年，洛阳，天象图，300余颗星辰，星间有连线，按实地星象绘制，考古发现中极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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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发现年代较早星数最多幅面较大的星象图。 棺椁上刻画出宣传汉代儒家思想的内容，如北魏石棺上的孝子图即二十四孝。 许多汉代旧制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并有超越之势。 1965，河南洛阳，北魏常山王元邵墓，埋葬于建义元年，虽被盗但随葬品丰富，以牛车为中心的仪仗俑群，120件以上，说明汉文化之浓厚；满载丝绸的骆驼俑。山西寿阳，一组阿拉伯老人舞蹈俑，反映中外交流。 1971，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石雕方砚。 大同发现许多金银器，特别是高足杯为典型西方器物。北魏后很长时间都与中亚密切联系。 到后期，已有兴建不应当使用的大型墓葬，反映士族的壮大和政治的松弛。 出现天井，便于取土、供氧；也有看认为一个天井代表一个院落，二天井间往往开一个小龛，称“便房”，类于厢房，此时期墓都为单室墓。 普遍随葬铁农具，如铁镰，说明统治阶级对农业的重视，从根本上改变了游牧生活，改为定居。 第三节、

手工业

综述：与城址、墓葬同等重要，主要包括作坊遗址和手工业品两大部

分。整理手工业品：排年，此时期有纪年之物很多。 出土位置，与器物性质有关。 生产工具，工序流程。 遗址的规模、范围。 判定官、私性质，规模、数量，有无监视性质器物。 私品，一般数量少，个体特征明显。 官品大小一般无出入。 一、 瓷器与瓷窑址。

1． 瓷器具备五点：五点缺一不可。 西晋正式出现白瓷，白瓷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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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发展而来，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白瓷位于北齐张盛墓。 （1）、瓷土（高岭土）作胎。

（2）、烧成温度13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焙烧。 （3）、吸水率低于1%或不吸水。

（4）、表面必须施高温焙烧的玻璃质感的釉。 （5）、胎体结实、坚硬，叩之有清脆的声音。

2．中原瓷器特点:东魏北齐为重要阶段，中原与南方明显不同。 （1）、中原地区胎体厚重，粗旷，胎色浅灰色，颗粒结构较粗糙，有

的有黑点或气孔。 （2）、造型新颖，别具一格。

（3）、表面釉层薄，玻璃质感强，有光亮，颜色青中泛黄。 （4）、三氧化二铝含量高达26%以上，最高可达33%，二氧化三铁含

量较低，接近2%左右。

（5）、烧成温度较南方低。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发现瓷器，烧成温度

1200摄氏度+-20摄氏度。

3．装饰：题材丰富，技巧高超。流行刻画纹，有堆塑纹；施彩；锤

揲工艺：用锤打的方法，仿金银器制造工艺，有金银器效果的瓷器都由此法制作。 仰莲纹、覆莲纹。 弦纹最常见。 花草纹、动物纹、人物纹。 胡人形象，受西方影响。

4．窑址：中原发现较少，远不及南方地区。 河南安阳，相州窑。

河北贾壁村、曲阳涧磁村也有发现，古定州窑前身，出土器物时代可早至北朝时期。中原烧造瓷器地点主要集中在海河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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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卫河、漳河、釜阳河、摩沱河，西至潼关，潼关以西无像样窑址。 山东淄博，青瓷器，上限可至北朝晚期。

二、考古的重大收获：十六国至北魏迁洛前瓷器少，仅见唾盂等。迁

洛后，瓷器增多。北齐大发展，常见有罐、瓶、尊、盘、碗、唾盂、高足盘；安阳范粹墓，出土瓷器达十五件。更有甚者超过十五件。北齐发现白瓷，不易烧造，需排除土中铁元素，否则有污点；范粹墓中白瓷铁原素已控制在1%以下；器表要涂一层极均匀极薄的釉，起一定成色作用，反映北朝手工业水平。范粹墓、李云墓中有瓷器挂绿彩现象，使以往的单色瓷面貌为之一新。 河北景县，封子绘墓，六系青瓷尊，高约79厘米，模仿金银器，用锤揲法制作，上有仰、覆莲纹，为中原器物之代表。范粹墓，黄釉扁壶，其上有五人舞蹈场面，中心一人深目高鼻，手持西域乐器，可能为以旋转、踏跃为基本动作的胡腾舞，旁边四人皆手持西方乐器。西域发现图样基本相同的器物。

三、冶炼业和铸镜业。 重要手工业。许多产品得以传世，其中有“尚

方”生产的，“尚方”在秦以后为少府属官，专门制作宫廷器物，主要生产铜器、铜镜，西安、洛阳均有发现，一些有纪年。洛阳徐美人墓，“咸宁元年右尚方造五升铜锻锅”，墓志上可见“赐秘器衣服”，秘器即棺材，在当时均为尚方生产。铜镜远销国外，日本出土许多。

A.冶炼业：山西运城铜沟，铜矿遗址，规模空前，题记非常多，上限

为东汉光和二年（175年），下限为曹魏甘露纪年（256-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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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渑池火车站，冶炼遗址，出土铁器4195件，400余件有铭文，以“夏阳”铭文为最多，为汉代器物。同时出土黑色板瓦和瓦当，施核桃釉烧造，北魏典型，内面为布纹。铭文中有“夏阳”即今陕西韩城，“绛邑”即今山西曲沃，“阳城”即今河南登封，“新安”即今河南渑池，都应为当时冶炼中心所在。 私手工业中心位于徐州，有铸师姓氏的铜镜当为私手工业，有“陈是（氏）作竟（镜）”、“王是作竟”、“张是作竟”，可能是最早的广告。日本铜镜：“王是作竟甚大明，同（铜）出徐州刻镂成。”或：“铜出徐州，师出洛阳，雕文刻做文章。”反映当时徐州是铜镜手工业生产的中心。也有铭文：“吾做明竟真大好，浮由（游）天下遨四海，用青铜，至海东。”海东即日本。

B．迁洛后北朝手工业：494年，太合十八年，孝文帝迁洛，手工业

长足发展。 1963年，汉魏洛阳城，今龙虎滩，发掘一座房基，残瓦当，板瓦、筒瓦，有刻划或按印工匠名字，有日期、隧主（包工头）及工匠（轮头、削人、昆人）。有一片上写：“四月七日隧主杨伙生匠范僧得，轮头卿XXXX。”内容大同小异，有一些是私手工业特征。北魏晚期提高“百杂之户”的身份，使私手工业极大发展。瓷器大发展，山东、河南、河北、陕西都发现许多瓷器。邺南城、河北磁县为重要生产基地。 丝织品：北齐连珠孔雀纹锦，极负盛名，当时驰名中外，典型西方纹样，吐鲁番发现此类丝织品。 定州冶炼业也很发达，最著名的就是“牵口冶”，无实物证据，但在河北北向堂石窟的开凿就使用了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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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北齐）较关西（北周）受工业发达。

四、有关商业交往的遗物——货币。地方经济发达，自给自足，影响

了货币的发展，甚至出现过废止货币的现象，直至北魏太和十九年才有改观，开始铸造太和五铢，货币流通开始普及，范围扩大。中原流行过七种货币。

中原流行的七种主要货币： 国名 后赵 北魏 铸造年代 319年 495年 529年 北齐 北周 553年 561年 574年 579年

第三章、少数民族考古

综述：少数民族发展滞后于汉族，不能用汉民族文化发展水平作为唯

一衡量标准；有些少数民族直接从原始社会经历了较短的奴隶制进入阶级社会，有些是解放后普查才发现的，才由奴隶制或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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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名 丰货 太和五铢 永安五铢 常平五铢 布泉 五行大布 永通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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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过渡至现代社会；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非常大；少数民族考古资料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不同于汉族，一些有“断线”的现象，不很系统，有些少数民族无文字记录，其历史近于空白，需细致、系统的整理；少数民族与汉族有交流，也与外国有交流，有的甚至与外国有民族融合，内地同国外交流，往往通过边境的少数民族，充当媒介，其地位作用很重要；少数民族分布多在边疆，个别少数民族也迁入内地但停留时间有限；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东北、北方、新疆三个区域，可分六个系统。（系统指有共同语言来源的语言民族，若细分，则有：系、族、支）。

一、 通古斯系统：“通古斯”在印欧语种中为“猪”之意，说明该

系统已经有定居生活并驯养猪。东至黑龙江以东，可能为肃慎或扶余民族，活动中心以松花江为主，东到日本海，西至嫩江，南到辽东半岛。商周时已开始扩张，南下已到北京一带。战国时被燕国排斥，从阴山北麓返回东北。主要经济生活以定居为主，有可能养猪。最早见于文献记载当为“肃慎”。秦汉以后称之为“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族。汉魏时记载仅有扶余和挹娄二族，扶余靠南，占据松花江东部平原，挹娄靠东北一点。定居、务农、织麻物、造瓦鬲；从事狩猎，青石制镞，其上涂毒。此处少数民族考古至今空白。不属于相传扶余别种——高句丽，高句丽于唐时被灭，后与靺鞨融合，建立渤海国；另一部分高句丽入朝鲜。辽末，女真族，来源于黑水靺鞨，肃慎后裔系统建立金；后发展为满族，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后改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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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胡——蒙古系统：通古斯西邻，游牧为主，“住帐篷居无定所”，

随水草而居，流动性大，不定居，活动区域相对较大，东可至嫩江辽河，西邻匈奴——突厥系统。活动区域主要位于内蒙及辽河西部，有人认为商之“鬼方”、周之“北狄”、“山戎”皆属之，但后来证明并不正确。战国时期为燕国阻止。秦汉时被匈奴击败。汉末至三国时代，分为两个部落：乌桓、鲜卑。乌桓居南，鲜卑居北。东汉初年，因匈奴非裂而分散。乌桓居匈奴驻地，至长城以内，东汉以后，自辽东至河套，东汉设乌桓校尉，位于宁城（今张家口）。东汉末，乌桓强盛，但207年败于曹操，迁乌桓万余落于中原，但部分仍居故地，从此彻底衰落。鲜卑南下，一些乌桓余部投奔鲜卑。北朝后期，拓跋鲜卑南迁，同系统的柔然兴起于北方，与鲜卑接壤。与匈奴同系统的突厥开始强大，柔然东迁。北方的室韦、契丹。契丹在唐末五代强大，灭渤海国，西控中亚。12世纪，晋灭辽，辽残部迁至新疆中部至盐海，建立西辽政权。东胡北的室韦，其中有一蒙兀部在黑龙江上游兴起，13世纪，其首领铁木真称成吉思汗，含义为刚强的王。蒙兀部日益强大，灭西辽。

三、 匈奴——突厥系统：东胡——蒙古以西。畜牧经济，极强盛时，

秦汉时名匈奴，北方大草原，西邻为“塞”族。匈奴强盛时，东逾辽河，西至中亚，南达河北、山西、陕西西部、甘肃东部。48年，匈奴分裂为两部，南匈奴南下附于汉，与汉和解居于原地为北匈奴，后北匈奴被汉击败，西迁，在中亚停留一段时间，再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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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至今匈牙利；除与汉融合外，还有十余万落流离在鄂尔辉河流域，后与同系统的丁零、高车融合。再向西的部分与塞融合，成ya哒民族。南匈奴分散在山西、陕西中部至河西走廊。魏晋时，受歧视和压迫，不少人参加起义，其中304——329年建立前赵政权，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后迁都长安。在今陕北横山，赫连勃勃建立大夏政权，都统万城，又称“白城”。今甘肃武威，北凉政权。统万城不远发现大规模的王陵。匈奴衰弱后，长时期内为鲜卑占据。4世纪，鲜卑南下至辽河以北，河套地区以后，柔然强大。6世纪初，突厥在外蒙叶尼塞河上游兴起，势力范围至新疆北部金山（阿尔泰山），突厥语中“阿尔泰”即“金”之意。5世纪时，突厥居金山之阳，为柔然铁工，附属于柔然。552年，突厥灭柔然建立突厥汗国。567年，突厥征西域，灭北匈奴（即ya哒），败波斯，势力强大，东至辽海，西至西海（里海或咸海），南至阿姆河以南，北越贝加尔湖。582年，分为东、西突厥。西突厥占据今新疆、中亚大部，处中西交通要道，沟通各国，充当媒介。659年，为唐所灭。13世纪初，蒙古西征，将残部赶至小亚细亚。东突厥主要活动于外蒙，774年，为同系统的回鹘所灭。回鹘居民游牧为主，东至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最强时达中亚费尔干纳盆地。840年，北方黠戛斯系统兴起，树雅利安系统印欧语系，灭回鹘。残部西迁，部分为高昌（或西洲）回鹘，今维吾尔族祖先；一部迁至葱岭以西楚河，称葱岭（西）回鹘；部分为河西回鹘；部分东迁，与室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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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塞系统。在欧洲文献中称“塞克”，我国文献中称“塞种”，西

方文献中也有直呼“塞”的，波斯称之“塞克”。公元前7、8世纪，以中亚为中心活动，匈奴之南，游牧民族，最盛时西控至黑海，东达河套以东。属雅利安种，白种人。20世纪30、40年代，日本人对其作过研究，将活动在黑海沿岸民族统称为“塞系”，属印欧语系，印欧语族，东伊朗语支。游牧民族，创造了骑马文明，创造出了一套适应马背生活的特殊用具。上身窄袖衣，下身穿裤，脚穿靴，我国文献中称之为“kua禢”，即胡服。以奶、肉为主食，故随身带刀。经常出土用来煮肉的两耳铁釜。兽角制成的酒杯，壁画中常见，安迦墓中出土有角杯，一些陶俑手中也有。住所多为木结构，外罩以毛毡，当时的帐篷建在车上，可以随时拆卸、安装。武器主要为短弓短箭。马具上的纹饰往往以相互斗殴、啃咬为主的动物为主要题材，对东胡——蒙古系统产生强烈影响。1975年，北京延庆县西拨子村，出土青铜釜，内装50余件青铜器，其中有鼎、斧、锛、刀、戈等；釜两耳上各有一小圆珠，过去曾在中亚及其以西发现，非中原之形制，说明战国时塞系统已与中国内地交往。常见三花马、五花马造型。该系统在秦至汉初时当为我国文献中所载“乌孙氏”、“大月氏”、“车师”，主要活动在今天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及其以西的一些地区。我国文献中称之为“行国”，意指居无定所，其南称之为“居国”，意指已经定居，并有城廓，古文献称“城郭诸国”。前161年，大月氏遭乌孙攻打，被迫由河西走廊西迁至伊犁河，但仍遭乌孙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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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最后迁至“大夏”，即今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之间，此后定居。前128年，大月氏分为五部，文献中称“ye侯”，即将军之意，后五ye侯之一的贵霜兼并其他四部，建立贵霜王朝。2世纪中期，大月氏逐渐强盛，但匈奴衰落，此状态一直持续到3世纪初。东汉至三国时期，赛已与以于阗为中心的民族发生密切的关系。

五、 龟兹——焉耆系统。主要活动于今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古称

“绿洲”，相当于现在龟兹、焉耆、于阗地区。龟兹以库车为中心，焉耆以焉耆县为中心，以定居务农为主，兼营渔牧，有自己的文字。龟兹的冶炼业和酿酒极有名，音乐也很著名，发现乐器很多。新疆和田，蚕桑种植和玉器生产，发现城廓，均为古少数民族遗存。白种人，雅利安族，印欧语系，但较接近于希腊语族。两汉之际，此处设立过西域都护府和西域长史。与汉通婚。唐时，回鹘迁至此。龟兹都督府、焉耆都督府，与汉融合。控制范围自喀什至敦煌。

六、 鄯善系统。活动于今新疆若羌至民丰一带。民族内部有畜牧，

也有农耕畜牧。雅利安人种，印欧语族，印伊语支，不属于东方语族。主要活动地点与古文献中羌族有关。此二族活动地点往往相互交错。考古发现非常少，还不能区分二民族器物。 七、 总结：唐以后，活动于新疆的三个民族与回鹘融合，语系为阿

尔泰语系，与黄种人融合，考古遗迹少，南北朝时期，东北只有一；北方有二、三；而今新疆地区，则有二、三、四、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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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后主要为四、五、六。

第五章、拓跋鲜卑的考古学研究

一、早期遗迹：最东北、最后进的鲜卑分支，最初活动于黑龙江额尔

古纳河与大兴安岭间。1980年，于大兴安岭密林中发现嘎仙洞，又称鲜卑石室，为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来此祭祀时所刻祝文，成为证明其活动地域的证据，意义重大。后南迁，至黑龙江完工和札赉诺尔，据文献记载，“谋更南迁，未行而崩”，可能为拓跋祖先推寅皇帝之事，在今呼伦池停留一段时间，仍处在原始社会末期，以畜牧渔猎为主。发现两组墓葬，分别位于完工和札赉诺尔。完工早于札赉诺尔。完工保存了家族丛葬的古老制度，保留了埋葬完整马匹的习俗，随葬品主要为骨器和少量陶器，铜器仅见同环等小型器物。札赉诺尔仍有丛葬残存，但更多为单葬，并使用前宽后窄的棺式，整体殉牲不见，流行用马、羊、狗的头与蹄随葬，陶器种类增多，有精美的轮制陶器，骨器增加；铁器显著增长，出现铁镞、环首刀、矛、马衔，都为完工所不见或罕见之物，如规矩镜、“如意”铭文锦、木胎漆奁，说明其年代上限不会早于1世纪。1世纪前后，受汉文化一定的影响，也受匈奴文化影响，出土有双耳铜釜，许多鹿、羊、马纹及动物形铜饰。 再南迁，至辽宁巴林左旗南相家营子，墓葬中出土一枚东汉中晚期五铢钱，表明进入2世纪。单葬为主，还有少数丛葬残余；普遍采用木棺。殉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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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更大，数量减少，出现了羊肩胛骨和趾骨代替马、羊、狗头与蹄的做法。骨器减少，陶器以手制壶、罐为主。札赉诺尔有盘口罐，一直被沿用下来。出现明显贫富差别和男女分工。此时期似乎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内蒙古河套以东地区，乌兰察布盟，两处较大墓葬群，分别为二兰虎沟和达尔罕茂名安联合旗。都为土坑墓，单人葬，无葬具，多仰身直肢葬，多为东西向，与黑龙江、辽宁发现相同。随葬品多为手制夹砂红陶，装饰往往采用压制的方法作出立体的图案，与辽宁的发现类似。许多装饰珠，铜铃、指环、铜釜以及铜釜上的镂空纹，与完工、札赉诺尔、南相家营子相近。完全取消葬具，与其迁居草原，缺乏大型木料有关。无殉牲，骨器少见，达尔罕茂名安联合旗，3号墓，随葬一陶壶，其内有稗粒，说明农业因素在急剧增多。二兰虎沟，铜镜、汉文“大吉”字样铜铃。达尔罕茂名安联合旗，3号墓，陶壶外有汉字。5号墓，剪轮五铢。说明汉化日益加深。许多玻璃料器，即玻璃珠，受汉文化影响。有西方器物。同一墓群分坡上、坡下两区域。坡上：2号墓、3号墓；坡下：1号墓、4号墓、5号墓、6号墓。2号、3号墓为成人墓葬，1、4、5、6号为儿童墓葬。但儿童墓葬随葬品较成年人墓葬大大丰富。此处可能为《后汉书.鲜卑传》、《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所载“檀石槐”至“轲比能”时期，则拓跋部与东部鲜卑有密切联系，与辽宁发现有相似处。 3世纪中叶，拓跋部向西南迁徙，于河套东部游牧。4世纪初，专职进内蒙和林格尔、凉城、山西大同。4世纪中叶，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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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所占比重日益增大。和林格尔即其政治中心盛乐城。据文献记载，4世纪末，拓跋珪称帝，建立北魏王朝，为其明确建立国家的标志，由盛乐城迁都平城，并在此1个世纪左右。原始社会末期，但同时也出现了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迹象。

二、晚期遗迹与遗物。 内蒙发现许多北魏建国后的墓葬，犹以呼和

浩特市美岱村为重要，长方形梯形墓，木棺前宽后窄。双耳高足铜釜。双兽相斗、互相啃咬的铜饰牌。铜虎符、铜鐎斗、铜勺、兽纹金戒指、陶罐、铜剑、大泉五十。铜虎符上有：“皇帝与河内太守铜虎符第三”、“皇帝与河内太守铜虎符第五”。继承并发扬早期文化。陶罐、陶壶成组依大小排列，表面经磨光，弦纹居多，但残存一些早期特点。兽形金戒指，有匈奴特点。铜铃被保留。 5世纪初，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永固陵、司马金龙墓， 永固陵，古方山所在，文明太后生前钦点墓址所在，南有永固堂，内有思远浮屠，此乃考古发现陵寺结合之最好实例，反映了汉文化与佛教的影响。永固堂为安排祭祀场所，1976年发掘，200米见方，上有石柱础，出土隶书汉文瓦当，大型莲花或布纹瓦当。目前发现最大的北魏墓葬，由墓道、墓室、甬道组成。在汉代方中墓基础上发展而来。此时期墓葬特点：长斜坡墓道、多小龛、穹隆顶单室墓，坐北朝南。 1966年发掘司马金龙墓，位于大同郊区石家寨，夫妇合葬，夫人死于474年，丈夫死于484年。由甬道、前室、过洞、后室、左耳室组成。左耳室四壁做出弧度，受汉文化影响，与中原流行墓葬极相似。随葬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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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450件，陶俑367件，占80%左右，但陶俑面相既非汉族，由非常见之胡人，故有可能为鲜卑人形象。木板漆画屏风，颜色十分鲜艳，为目前发现最早最完整的一件，作者不可考，代表了北魏绘画艺术特征。石雕柱础，纹饰非常繁缛，较罕见，上有持乐器的人，所持为西域乐器，人物造型也不同于汉族；有流行的忍冬纹和连珠文，北魏之代表，仅此一件。

第六章、中外文化交流

一、中日。 日本出土有“秦”字样瓦片，此时正值中国的秦时期，

证明两国已有交流。日本出土三角缘神兽镜，年代为曹魏；洛阳烧沟1035号墓也有出土，年代为东汉。日本之镜当在汉镜基础上发展而来。 中国南朝时，日本倭五王，与南朝有联系，接受南朝封号。依次为：赞（讃），仁德天皇，421年，接受宋的封号，并派使者访宋；珍，反正天皇，接受宋的封号；济，允恭天皇，451年，受封安东将军、倭国王号，二品官；兴，兴康天皇，受封安东将军、倭国王号，二品官；武，雄略天皇，封安东大将军、倭国王，479年，还受封镇东大将军，二品，同时封征东大将军，二品。 日本此时期出土陶俑有南朝因素，服饰、装饰极接近。斗拱、青铜熨斗，与中国完全一样，熨斗可能直接由中国传入。玻璃器，西方产品；步摇，均来源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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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朝。朝鲜此时期为三国时期：高句丽，都平壤；新罗，都庆州；

百济，都于今锦江附近的熊津。新罗周围另有小民族，都被新罗

征

服。陶器有许多为中国南方输入。熊津发现一古墓，其花纹砖与南朝如出一辙，花纹主要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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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作木结构，即仿木结构而模仿之图像。 1972年，百济熊

津，百济武宁王夫妇墓，凸字形，由甬道、墓室组成，墓室4.2X2.7米，甬道2.9X1.04米，最南有一18米长的排水沟；券顶砖室墓，三平一竖的

砌法，与南京油坊村墓葬几乎完全一致，包括一些小型设施，如排水沟。随葬品有100枚左右南朝梁的五铢铁钱，说明于梁有密切联系。许多铜镜，其中一面规矩神兽镜，纹饰与西汉不同，中间出现五神兽，而非中国的四神兽，最后合葬于529年，铜镜之年代不晚于529年。死者头部发现木枕，其上有金线嵌就龟甲纹，可能为南朝产品。百济王墓葬与中国南方的一致性，说明当时中国南方与朝鲜半岛的交流，南方工匠也与可能到达朝鲜半岛；534、544，梁曾派工匠与画师去百济。百济王墓未被盗掘，为研究南朝墓葬提供极好标本，南朝墓葬大多被盗掘一空，研究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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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中仙 炼妖壶 200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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