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临川籍身份研究

曾巩临川籍身份研究

作者：傅国斌

楔 子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北宋著名古文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是嘉佑二年（1057）的进士，历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官至中书舍人。其文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所称道。《宋史·曾巩传》评论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曾巩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明清两代著名作家都将其作品奉为典范。著作今存《元丰类稿》50卷。但关于曾巩的里籍，世人只知道他号“南丰先生”，为建昌军南丰人，却并不知道他其实也是抚州府临川人。此文就是围绕曾巩与临川的关系，来揭开“曾巩是临川人”的身份之谜。

第一节 曾巩祖辈与临川的关系

曾巩抚州之祖

曾姓最初发源于今天的山东省苍山县西北。夏朝时曾建有鄫国，到春秋时被莒国所灭，后人用原国名“鄫”为姓氏，后去邑（即“阝”旁），以示失去故土，称“曾氏”，是为曾氏得姓之始。西汉末年王莽之乱，有曾据率宗人自山东南迁庐陵之吉阳（今吉安之吉水），江西之有曾姓自此而始。据传，曾据生二子，曾阐和曾玚。曾阐的五世孙曾丞，官至司空兼尚书令，生有三子，即曾珪、曾旧、曾略。曾珪居江西吉阳，曾旧居江西乐安，其第三子曾略任抚州节度使，因此迁居于抚州，成为抚州之祖。 但他迁居于抚州何处？各地家谱记载却稍有出入，总结起来有三种观点。一种是说他迁居于抚州甘山；一种是说他迁居于抚州西城甘山，还有一种观点是说他迁居于抚州西城。所谓西城，指的是临川县城的西部。东汉永元八年（公元96年），析南城县西北境置临汝县，县城位于今抚州市西郊。隋开皇九年（589）至唐宝应元年（762），抚州城先后建于赤岗和连樊水西陲（今城西街办南岸村一带），唐中和五年（885），为防御敌寇入侵，抚州刺史危全讽将州城移至羊角山（今抚州一中校址），奠定了今日抚州老城区的规模。如这些家谱都是唐朝后写的，那西城即是指五代之前的抚州城，因其就在唐以后的抚州城的西面郊外，在语言上可说是城西，也可说西城。因此家谱所说其迁居抚州西城就没有错，绝不至于人当时在抚州做官，却无缘无故地把家放在一百多里的南城去。退一步说，这西城近则是抚州城西乡一带，再稍远则在现临川区展坪乡与温泉镇一带。但是，这几个地方并没有所谓的甘山一地名。很明显“西城甘山”之一地就很矛盾。抚州哪有甘山呢？在当时抚州府所管辖的南城县却有甘山一地。吴澄在《罗山曾氏族谱序》云：“豫章境内南城甘山之有曾，崇仁之咸溪亦有曾，盖皆都乡苗裔也。甘山之族一留居水口，一徙居藤山，一徙居南丰者，于子固为四世祖，计其伯仲季三离居，当在唐宋五代间。”又据曾同亨家传记载，曾巩四世祖曾洪立，抚州南城人。可知，这个甘山，就是南城的甘山，这似乎能证明抚州甘山一说是正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曾略迁居之地就是抚州南城甘山了，那就与“西城”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武城曾氏族谱》对曾略及其后人却有这样的记载：

曾丞三子略，官金紫银青光禄大夫节度使，徙抚州西城，配范氏合葬南城雅俗乡杉嶺；

继娶危氏葬山口；略生子炀，炀生子咏，咏字言忠，葬抚州南灵谷山午向，配钱氏葬抚州北虎头洲；咏子筠，字淩万，官封检校大司空，葬抚州西城，配赵氏封嘉国夫人，葬南城雅俗乡杉嶺南向，继娶王氏封福国夫人，葬抚州西城，赵夫人生子游，字可徒，行一郎，光化已末年，官授镇南节度左厢兵马使，检校刑部尚书守宣州行营渚军，水陆都指挥使大司空，开平戊辰改授江州刺史。旋奉诏驻守江西湖东等处，因家南丰城三水口，卒葬甘山金嶺，配蓝氏封嘉国夫人葬甘山。王氏夫人生子洪和宏??

《武城曾氏族谱》不仅明确地记载了曾略迁居抚州临川西城的事实，而且在叙述曾略以下四代人葬地的时候，只有曾略夫妇及曾筠夫人赵氏三人葬于南城雅俗乡杉嶺，却有四人葬于临川，其中葬于临川西城的有两人。到了第五代曾游立手上，虽然已迁居南丰，但安息之地却在南城甘山。需要指出的是，甘山与雅俗乡杉嶺是两个不同的地方，甘山地近临川，而杉嶺地近福建。因此我认为，临川西城一地不是子虚乌有，曾略当时确实是迁居于抚州临川的西城，死后买穴安葬于南城雅俗乡的杉嶺。古时官僚富翁常常买穴安葬，让子孙后代繁荣昌盛。曾略的曾孙曾筠一代已经迁居于抚州南城甘山，死后选葬于临川西城祖居。而第五代曾洪立兄弟再由南城甘山迁居于南丰。因此，曾巩抚州之祖，经历了从临川西城到南城甘山，再到南丰的迁居过程。

同时，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它证。元代黄溍在《金溪曾君墓志铭》记载：“按《曾氏世谱》，曾子后十四世当王莽时避地豫章之庐陵，凡六世始徙临川，今抚州也。又十二世至康刺史司空洪立乃徙南丰。”元末明初宋濂在《宋学士全集》载《故韶州路儒学教授曾府君墓铭》 ：“十四传至都乡候据，徙豫章，子孙日盛，大江之南，言曾氏者皆宗焉。又六传至略，迁于临川。”文中临川当时是指临川县，而不是指古临川郡。因南城早在北宋已另建立建昌军，至元代未有变化，所以黄溍所说的“今抚州”并不包含有南城在内。因此黄溍的这篇文章，亦可作为曾略始迁于临川的佐证。

明代罗玘在《长兴曾氏族谱序》中也说：“又次之日《源流》，曰口口，谱有二，其一为陶原，祖南丰；其一为南丰，祖抚州。”罗玘是建昌军南城人，固然知晓曾氏迁徙详情，曾洪立迁居南丰之际，南城尚归抚州管辖，但没过几十年，南城就从抚州分离出去了，如果南丰曾氏是以南城甘山为祖，那罗玘不妨直言“其一为南丰，祖南城”便可，为何要说它祖抚州呢，显然南丰曾氏是以抚州始迁之祖曾略为祖，而曾略最早是迁居抚州临川，子孙再迁南城。因此说其“祖抚州”，似乎含蓄地道出了曾氏在抚州辗转迁徙的过程。

曾巩南丰之祖

曾筠有三个儿子，长子曾游立为赵夫人所生，次子洪立及幼子宏立为王夫人所生，曾洪立就是曾巩的五世祖，也是南丰曾氏之初祖。《南丰县志》引《曾同亨家传》的记载如下： 曾洪立，抚州南城人，仕唐为南丰令。乾符间所在盗起，邑人危全讽团结少年保乡闾，洪立赞全讽举义兵讨诸贼，平之。由是见信任，典牙兵。其后，全讽以抚州听命天子为刺史，谋多出洪立。昭宗嘉之，授洪立检校司空。金紫光禄大夫，典南门兵，号南门司空。洪立复使人间道上书，言淮南荆湖可复状，不报。由是罢归，卒于南丰，是为南丰曾氏祖。临川人感洪立保障功，立庙祀之，在今金溪县东源里中。 南丰《二源曾氏族谱》记载稍微详细一些：一世祖洪立公，抚州金紫节度使略公之后也，仕唐为南丰令。云初唐僖宗乾符二年王仙芝倡乱，黄巢应之，所在盗贼蜂起。南城人危全讽招同县少年为团结，保乡闾。公与可徒公、宏立公赞讽举义兵，全讽讨诸贼，平之。由是，公以州大姓，有智略见信任，典牙兵。四年，高安人钟传据有抚州，招讨曾元裕，诛仙芝余党，复陷洪、吉、虔、饶、信等州，传以兵逐去，遂据洪州而有之。公乃与全讽规复抚、信、饶等州。无何，传攻抚州，急城垂下。讽因以女婚传子，相以盟誓而还，城得无恙。传后以节度王江西，讽遂归命于传，传听命天子，谋多出公等。昭宗闻而嘉之，授公检校司空、金

紫光禄大夫，典南门兵马，号南门司空。己而奉诏与荆、湖诸将讨杨行密，有功，会诸将判，公乃使人间道上书，言淮南荆湖可复状，大臣避事不报，由是罢归，卒于南丰，是为南丰始祖。后临川人感公保障，为立庙祀焉，在金溪东源里中。

南城危氏与同邑曾氏是唐末五代抚州府的两大旺族，又世代交好。乾府二年（公元875年），黄巢起义军柳彦璋的部队，从九江挥师南下攻取抚州，富绅危全讽组织乡兵进行镇压，得到身为南丰县令的姻亲曾洪立兄弟的鼎力支持，所以当抚州农民运动平息之后，危全讽被授予讨捕将军。曾洪立深得危全讽的信任，让其统领亲兵。中和五年（公之885年）危全讽能时任抚州刺史一职，全仗曾洪立的谋略，唐昭宗特意嘉奖曾洪立，危全讽也让他掌管南门的兵马。曾洪立作为危全讽的重要副手，对临川及于抚州起到了保境安民的重大作用，因此才会有临川人立庙宇来纪念他了。曾洪立的祠宇在金溪东源里，即现今的金溪琉璃乡东源，此地附近的钱塘曾经是曾洪立的驻兵之地。在东源《曾氏族谱》中还保留着镇南安抚使王大信于五代后唐同光三年乙酉（925）撰写的一篇《钱塘司空洪立曾先生祠记》：

余奉命南抚，过盱江山谷中，适十老??请至恢恢一祠，上祀唐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曾公洪立神位。询所以，十老顿首曰：“经境内罹锋镝，赖公擘划，境内幸免涂炭。今日尚请大人表树勋庸，以光祠宇”。余闻肃然敛容，怅然动色。抚景四顾，左拥云雾，右拱九紫，巨灵渚绿，团圆光秀，山节玲珑，丹青炳蔚，司空祀焉，神人协吉。按司空系出南武城，世宗家学，蝉联簪笏。时杨行密僭乱江淮，祸连境上，而司空饬家兵协民壮，扎寨上钱塘之南，直探寇穴，斩渠魁三十级，草党遁灭。司空发赀赈货，明保甲之法，守望百里之内，山无豺狼，道通舟济，工商贸市，六种以时，岁累大熟，皆司空之赐也。士民永思，构祠崇祀，不亦宜乎！于是呼吏买石，录乡人口碑，以竖司空祠旁。

这篇记文较详细的叙述了曾洪立驻兵钱塘，保境安民，勤于吏治的过程，使他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尊重。关于曾洪立祠宇在当时的临川东部还不止一座，金溪蒲塘《徐氏族谱》记录了秋浦徐澈的《蒲塘花园山黄司空司冠大王考》云：

神姓曾氏，名洪立，行八，始居南丰。佐南城危全讽起义兵，御黄巢，唐昭宗闻而爵之，初授检校司空，金紫光禄大夫，典南门兵马节度使，旋受命出宋抚州路，居上幕镇，后谢职，遂家于金溪。当黄巢之过江也，公聚兵筑寨城，保全境内，百余里居民无恙，故由司空进司寇，而封王。邻村东源曾，中宋曾皆祖焉。称曰黄者，殆后人不考之故也。黄、王混音，遂若姓黄之人，实由司空司寇而封王也。花园山之祠，不知创自何代，据神主而详考史鉴，并无黄姓人有官爵事实与此同者。则神为曾洪立公无疑矣。明季赐油溪及锁口陂水利，以为血食。中宋族谱载有碑记，明文境内赖公保全，迄今处处祀之。若刘公坪，徐蒲岗、阳泗源、水西村，皆有专祠，称曰“黄司空”者比比然也。香火之盛宜哉。是为考。 徐澈考证了该村花园山司空祠乃为祭祀曾洪立公之专祠，记述了逐步神化的洪立公，并因民间口音不准和传闻不同导致了曾洪立公祠异化。但文章说曾洪立居临川上幕镇并在此安家倒没有很大依据，而他与临川的密切关系是不可否认的。 在危全讽治理抚州的一段时期，曾洪立兄弟及其子女均受到很大的关照，晚唐大顺元年（890年），抚州刺史危全讽领衔铸造了宝应寺钟，该钟的款文还存于世，其中共刻100多名官员民众，除记载曾洪立外，还记有他的两位兄弟，即：节度先锋兵马使，充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曾可徒；押衙充右直将侍御史曾宏立，抚州当时属于镇南节度管辖，曾可徒与曾宏立所任之职，其实只是抚州军院的僚佐，因此，曾洪立兄弟都是在抚州任职，与临川有着密切的联系。

曾洪立有三个儿子，长子曾延福定居于南城水口，次子曾延构定居于崇仁藤山，只有老三曾延铎留在父亲的身边。当然我认为其长子与次子不是简单的迁居，应当是时任南门兵马统领的曾洪立，按排长子曾延福到南城，次子曾延构到崇仁，负责两地的军事，而后才在那两个地方定居下来的。《瑶埔曾氏家谱》载：“（曾）延铎字振之，仕唐授检校右散骑常侍。”

检校右散骑常侍，此官也为军职。

曾洪立先前任南丰县令便选择在南丰县东广慈寺侧立基（一说在南丰县南城瓦子巷立基），后又弃官终老于南丰。总之，曾洪立在唐末五代之际，长期在临川活动和担任官职，为临川及至抚州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因此，很得临川人民的爱戴，当时，被立庙纪念的抚州人物之中，只有危全讽和曾洪立两人。

临川县城香楠峰曾家园应该就是曾洪立兄弟所肇基。临川县城作为抚城所在地，抚属各县的名门贵族往往会在此兴建别墅，一来家庭子弟科考时有个栖身之所，其次，在与抚城的士太夫交游中也提供了便利。危全讽主政抚州之际，其子孙多迁居临川，南宋危稹、危和兄弟，危复之及后属金溪的危素均为其后，危素曾著《临川危氏族谱序》一文叙及了临川与金溪危氏的来源。曾家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根据现有文物，广西贵港市南山寺尚存一口“飞来钟”是全国十大名钟之一，通过铭文可知，该钟实为北宁天圣三年（公之1025年）抚州匠人曾守政为广州光孝寺铸造之物。据《宋史·食贷》记载：“临川、兴隆、桂林之铜工，尤多于诸器。”《江西通志》也讲：“宋代，洪抚信三州铜匠多，制造的铜器也多。”抚州铸造业的繁荣，完全在于危全讽的功劳。危全讽之任抚州刺史，修筑新城，广建寺院，促进经济发展，从而给冶铸造业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宝应寺大钟的铸造就是一例，曾家人极可能从中撑握了独特的制造技艺。1987年5月，南昌铁路公安公局查获一批走私文物，其中一件宋代六弧形铭文镜极为珍贵，该镜平薄，正面光亮呈银灰色，背面左侧长方形框内留有“抚州宝应寺岭上曾家青铜镜”两行铭文。旧时宝应寺在香楠峰脚下，弘治《抚州府志》云：“香楠山，在府治前，今宝应寺据其上”。因此，我认为香楠峰曾家其实主导了当时抚州铸造业的繁荣，曾守政能治铸出千斤“飞来钟”也就不稀奇了。

这曾守政是不是曾洪立兄弟的后代呢？根据《武城曾氏族谱》曾游立（字：可徒）派下如下：

根据以上图形可知，曾游立曾孙，即曾漠之孙，名字都共一个“守”字，因此，可以推论曾守政的父亲应为曾德柔、曾德钦、曾德堔兄弟三人中的一个。也就是说虽然曾洪立三兄弟没人终老于临川，但长兄曾游立的儿子曾漠或者其他孙子曾德柔或曾德钦也或是曾德堔 就已经选择在香楠峰定居。当其中的一部分在不能通过当官养家的时候，他们就选择了冶铸业来维持生活。香楠峰曾家园肇始于曾洪立兄弟是可信的。

曾巩的祖父曾致尧

曾洪立的幼子曾延锋生有五子即：仁敷、仁昭、仁暠、仁旺、仁晃。而其中第四个曾仁昭又生有四子即：致尧、从尧、资尧、佐尧。曾致尧（947—1012），字正臣，是为曾仁旺的长子，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中进士，是榜还有宜黄李简能。抚州第一位进士是乐史，时间是太平兴国五年，也就是说到曾致尧中进士时，抚州也只有区区三个进士。

关于曾致尧的生平资料较多，不仅见载于各地方志，《宋史.文苑传》也有小传。欧阳修

有《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并序》，王安石有《户部郎中赠谏议大夫曾公墓志铭》以及其孙曾巩的《先大夫文集后序》等。但这些文章多涉及曾致尧的官历和政绩，却很少涉及他的生活背景，欧阳修《神道碑》曾说他“少知名江南（一作“少有大志，以文行知名），当李氏时，不就乡里之举。”，王安石《墓志铭》也说他：“李氏有江南，上公进士第一，不就。”曾致尧虽然获得抚州士大夫的认可，并且受到他们的尽力推荐，但由于南唐进士录取的人数极少，因此未能考中，欧阳修、王安石的话虽然是称赞曾致尧的才能，但多少透露了一些他与抚州达官贵人交往的信息。我们再来看看曾致尧父亲的一条线索，据《云林曾氏族谱》载：唐仪凤元年（676年），曾仁旺从南丰迁来。该谱所说的曾仁旺是没有错的。但这条记载暴露出两个问题，首先是时间问题，说唐仪凤元年是极其错误的，抚州之有曾，以曾略为始迁祖，而曾略的次兄曾旧生于唐玄宗天宝无年（742年），换句话说，曾略迁居抚州也是天宝之年后二三十年的事了，这和仪凤元年相差一百余年。而据《二源曾氏族谱》记载曾仁旺生于梁贞明丙子年（916年），卒于周显德丁已上（957年）。倘若其是曾仁旺从南丰迁居金溪云林（当时属临川），那也应该发生在南唐（937-975）年间。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曾仁旺这一代定居临川。那么其曾孙曾巩一代，或再下一代，就直书临川人便没有任何问题，因此，我认为是曾仁旺或曾致尧某个兄弟在云林买有田产或建有别墅，然后辈乃尊曾仁旺为始迁之祖而已。

曾仁旺的家虽然安在南丰，但并不排除曾仁旺这一代成为临川县城常住人口的可能。香楠峰的祖产犹在，曾致尧与临川也有着密切的关联，虽然曾致尧中进士后，大部分时间在外地为官，曾巩的《上齐工部书》中说：“祖母年九十余，诸姑之归人者多在临川，故祖母乐居临川也，居临川者久矣。”据欧阳修给曾致尧所写的神道碑或正德《建昌府志》可知曾巩有姑母四人，但是目前能查证的只有两位，一位嫁于金溪柘冈吴敏，当生于端拱二年（989年）或雍熙二年（985年）；一位嫁黄君，不知何地人，但卒于嘉佑元年（1056年）左右，曾巩的姑母有二至三位嫁于临川，而她们应该是在曾致尧在世时，就已经出嫁，曾致尧中进士后，为官四方，自然很少时间在呆临川。他和临川人交游主要发生在其中进士之前，正因为对临川非常熟悉和了解，才将女儿嫁于临川，曾致尧之妻黄氏乐于在临川居住，固然因为他们的女儿多嫁于临川，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临川早已有了产业，其子孙大都已经在临川居住，曾巩自己说自己与“诸弟循侨居之”；清代著名学者李绂也说，他们七个儿子之中，只有最小的曾易持留在南丰，李绂虽然生活在清代，而当时的资料比我们现在丰富得多，当不是妄谈。如果曾致尧在临川没有房产的话，那么他七个儿子以及诸多孙子往哪里搁呢？有个别学者说，曾巩祖母黄氏是寄居在女儿家里，确实没有经过认真的考量，黄氏不仅乐居临川，而且往在临川已经很久了，最后终老于临川，直到死后第二年才安葬于南丰。按照封建习俗，父母由儿子来养老送终，无特殊原因，绝不可能在女儿家终老。而个别学者的观点，则反衬出曾致尧七个儿子的不孝（当然有些儿子先于黄氏故去），在“百事孝为先”的封建社会，身为官宦人家的曾氏一门，又岂能做出如此不忠不孝之事。由此可见，个别学者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曾致尧与临川王家早有交往，王安石在给曾致尧所写的《户部郎中赠谏议大夫曾公墓志铭》一文透露道：“某视公，犹大父也，其少也，则得公之详，如其孙之云。”少时王安石从长辈中了解曾致尧情况，说明曾致尧与王安石的父亲或祖父早就有往来，后来曾巩之父曾易占拜王安石之父为师，当是曾致尧与王家的朋友关系所致。同时曾致尧还与临川晏家关系密切，据《东轩笔记》载：“（曾致尧）一日，在李侍郎虚己坐上，见晏元献公??曰：‘晏奉礼他日贵甚, 但老夫耄矣，不及见子为相也。’”表达了曾致尧对乡人晏殊才华的肯定与期盼。 曾致尧在当时颇有文名，但诗文多佚，今天流传下来的文章计有：诗6篇，文3篇，多是涉及南丰的，如诗《题刘居士江楼》、《题军山徐秀才居》、《崇觉寺》，文如《春日至云庄记》、《齐方院碑》、《禅祖院记》，这些诗文反映了曾致尧生前常到南丰，在那里他的名声地位颇

高的，但是我们仔细研读他的一些文章也能发现一些端倪。 《二源曾氏族谱》辑有曾致尧的一篇佚文，即《禅祖院记》。曰：禅祖院，昔在南丰县南十五里源头庄，庄即吾家别业也。??仆为儿时多游于此。及冠，与同进士黄简读书于此。太平兴国四年春三月，致尧兄志、弟义、弟肇、弟进士佑尧、赞尧、广州户掾士尧春复游至于此。

该文作于至道二年（996年），禅祖院就是后来的崇觉寺，曾仁旺、曾致尧、及曾易占，曾巩等人的墓均葬于此附近。这篇文章是曾氏在南丰立有产业的最有力的证据，而同游诸人之中，尚有曾仁暠、曾仁晃、曾仁昭之子，说明该产业极有可能是在曾洪立或曾延铎手上立下的。曾致尧除了童年时经常在源头庄游玩外，那就是二十来岁来此苦读了一段时间，及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与诸兄弟来此游玩，当然还有母亲周氏逝世后来此守孝等数次而已。曾仁旺卒时才42岁，时年曾致尧才11岁，大概就是这段时间里，曾致尧在源头庄呆的时间较长，作为长子的他，后来本应该操持起家里的农务，但是他并没有到源头庄干过农活，二十来岁在此苦读，也应该是母亲的周氏安排让他远离城市的喧嚣，一心应付科举。身在南丰而不干农活，甚至不曾去驻足，实在是令人费解，较好的解释是，曾致尧随母在临川居住，甚至有可能在当时临川云林立有产业，曾致尧只要在临川务农便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据《曾氏家谱》记载，曾仁旺的妻子、也即曾致尧的母亲周氏是临川人，她的曾祖父周裕，祖父周羽，父周确，她为周确的四女儿。周家在临川也是有名望的，当曾仁旺逝去，周氏寡母携四子三女投奔本家迁居临川是完全有可能的。临川为周氏培养了长子曾致尧、次子曾佐尧两位进士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清代乾隆《南丰县志》载：曾密公旧宅，在县东广慈寺侧，宋密国公曾致尧世居于此，诸子官达显扬，有司表其地为奉亲坊。

密公即指曾巩之祖父曾致尧，但为什么不说明曾巩之旧宅而说是曾致尧的旧宅呢？如果真是曾致尧手上建造的，说是其孙曾巩的旧宅未尝不可，王安石在临川盐埠岭的房子，是他祖父王用之手上建造的，我们其称之为“王荆公故宅”；本人祖父在老家留下的民房，本人也视为自己的老房子，可见，这旧宅也颇有蹊跷，宋初有个吴绛，为曾仁旺的妻子周氏写了一篇墓志铭，该文是这样写的：

赠沂国公曾仁旺夫人周氏，幼事父母以孝闻。母有疾，不食者累日。及嫁仁旺，同居二百余口，仁爱之如一，有富戚欲分财异居，使其妻阴间夫人以人多为言。夫人曰：“人多则祸者多，所庇广且义，固利之归也。”戚闻言而止。闾里皆尊师以为法。夫人有子四人，长日致尧，乡中无可师者，遂躬自授《经》，致尧卒以文名天下。致尧官梁州假归，置酒东廓为夫人寿，致尧衣朴素，仆马赢劣，或诮之。夫人曰：“儿官而贫，是吾荣也。若抱贷而归，鲜衣怒马，岂吾所以为教哉！”里人因名之荣亲园。

这是荣亲园的来历，周氏在嫁给曾仁旺时，曾家是属于族居，二百余口不分家，几十年后，当曾致尧为母亲办六十大寿的时候，为何要选择到郊外去办酒席？如果是族居的话，那么他们平时吃饭、活动的场所是足够用来办酒席了。很可能早已分家，族人大量“异居”，当然包括他们一家寓居临川的可能。既然曾致尧是来给母亲办寿的，为什么他们中一些人像初次见面似的，甚至笑他做了官还穿得如此朴素。这反映了曾致尧及母亲似乎很少在南丰，因为他们一家人长期住在临川，缺乏沟通和了解才造成了这种现象，这又说明了他们一家已经不在南丰居住。所谓的曾密公旧宅也只是曾致尧之祖留下来的房产而已。关于荣亲园的故事，到了从南丰县志的叙述竟然变了样，说是曾致尧“告归宁，母周氏置酒园中，族戚咸集。”这样就变成了是母亲周氏为儿子接风洗尘了，南丰人便可堂而皇之地说，周氏母子是居住在南丰的了。

时间又过去了十几年，周母年近八十的时候，曾致尧回家探亲，特意到南丰溜了一圈，写下了《春日至云庄记》，云庄大概是淳化二年（991年），南丰划入建昌军管辖，此时曾家

尚有部分人在南丰生活，曾家出于方便的考虑而在南城县城附近建造别墅。

《春日至云庄记》是曾致尧与兄弟、儿子及友人察看南丰春耕情况后写的一篇记文，但奇怪的是文中涉及的黄琮等四位进士，在正德《建昌府志》选举中却找不到这四位进士，不知何故。记文中说“自仲春二月十有二日发军山，季春三月四日至云庄。庄亦吾家之别墅，在麻姑山南，盱江之北。翌日置酒其间，酒阑客醉，因即席 志之。时大宋景德元年，太岁甲辰，三月五日。”曾致尧于南丰的老家是在县城，以他为核心的一次巡游应当从县城出发才对，怎么是从军山出发呢？答案是他们并没有住在南丰，而是住在临川，从临川出发，至宜黄到军山脚下，始入南丰境，在南丰境内转一大圈后，再抵达南城之云庄，在别墅短暂逗留后，他们就从南城回到临川。通过对《春日至云庄记》一文曾致尧一行出发点的考察，我们发现其出发点并不是在南丰“曾密公旧宅”，因为他们一家是住在临川香楠峰上的别墅，曾家人偏爱于临川，这样香楠峰反而成了常住之地了。在与南丰乡友约好了到军山汇合，再进入南丰，只有这样理解才合情合理。

这个曾密公旧宅确实存在，是曾致尧祖上建造的，已经早已是人去楼空了，既然在曾致尧手上都不怎么住人，到曾巩手上那就更不可能了，曾巩在《之南丰道上寄介甫》诗中说：“桑梓得暂还，林僧授馆舍。”曾巩回到南丰住的是僧舍，怪不得南丰从头到尾找不到曾巩的故居了。

第二节、南丰先生临川人

曾巩的父母亲生活于临川

曾巩的父亲曾易占（989-1047）字无疑，在曾致尧七子中排行老五，关于他的生平资料，我们可以通过王安石为其所作的墓志铭以及李清臣和陈师道两人给他作的神道碑进行了解。 王安石的《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铭》云：“公少以荫补太庙斋郎，历抚州宜黄、临川二县尉，举三司法。”曾易占先后担任了抚州宜黄、临川二县的县尉，那时候南丰已经划入建昌军管辖，从地理位置来讲宜黄是与临川接壤，在行政上宜黄也是属于抚州府管辖，这似乎说明曾易占与抚州的关系更密切一些，接着又任府治所在地临川县尉。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政府随意的差遣，同时是结合个人情况，尊重个人意愿的结果。封建时代，当地政府常常会考虑官员需要照顾父亲或尊长的实际情况，而让他们就近任职，比如王安石一家寓居南京后，王安石兄弟及子孙就有多个在南京任职的情况。这一现象正好适用于曾易占，因为最晚在曾易占父母一代已经长住临川了，当曾致尧过世后，就剩下他的母亲住在临川城里了，年纪也大了，需要得到更多的照料，所以之后选择宜黄、临川县县尉更多的原因是为了照顾他在临川的家。 曾易占在临川的任职还小有成就呢！王安石就特意提及他这一时期的功绩，“临川之治，能不威而使恶人之豪帅其党数百人皆不复为恶。”陈师道也说他在临川任期内“轻侠少年戒其党与，毋犯禁。”正因为他在临川政绩突出，在三年一大考中的优异的表现，当地官员举荐曾易占为“三司法”，这是个什么官呢？在李清臣《曾博士易占神道 》却说：“曾易占初以荫补太庙斋郎，历抚州宜黄，临川县尉，举州司法。”看来“三司法”与“州司法”是同一个官职，宋代州级属官体制有诸曹官，分为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司户参军，而后三个合称“州三司”，曾易占所担任的是州三司中的司法参军一职，从他前两任职都是属于抚州府的属地来看，他所担任的是抚州司法参军。也就是说他继续在抚州府治所在地临川任职，只不过是官升了一级而已。

天圣二年（1024）曾易占以现任官的身份考中了进士，朝廷派他去做镇东节度推官，武胜军节度掌书记，崇州军事判官，他都没有去，直到天圣四年（1026）才由临川出发去越州任节度推官，总计曾易占的为官生涯，越州节度推官1年，监真州装卸米仓3年，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3年，泰州如皋知县3年，信州玉山知县2年，共十余年仕宦在外地。1036

年曾易占在玉山任上受人诬告而失官。这样，他面临着一个选择退居的难题，是回到南丰老家呢，而是去临川寓居之地？曾肇在《子固先生行状》中说：“初，光禄（指曾易占）仕不遂而归，无田以食，无屋以居。”这个“归”当是指南丰老家了，因为曾巩在《上齐工部》中说得详细：“巩世家南丰，及大人谪官以还，无屋庐田园于南丰也。”南丰本籍既没有田地，也没有房屋，要回也回不去呀！曾易占只有带着家眷回到临川来，因为临川香楠峰上有其祖上或其父曾致尧留下来的房屋尚可以作一时之安顿，再说年迈的老母亲一直都住在临川。有一篇文章也可以佐证曾易占去官后是回到临川居住，而没有到南丰去，这就是余靖的《曾太傅临川十二诗序》，文中说：

今兹得罪去朝，守土滨江，同年不疑曾兄惠然拏舟见顾，间日共言临川山水之美，因出十二诗以露其奇。其诗皆讽咏前贤遗懿，当代绝境，未尝一言及于身世，陶然有飞遁之想。通哉：不疑不以时之用舍累其心，其吾所尚哉！遂题其篇。

1037年，好友余靖在江西高安任职，曾易占特意前去造访他，并拿出他居住临川时所写的十二诗给余靖赏析，并请为之作序。曾易占此前在临川为官多年，因政务繁忙而无暇游览，这次挂印归田，落得一身轻松，得以访古探悠，虽然他的诗没有流传下来，但通过余靖的文章我们可以洞察曾易占在临川居住。并对临川相当热爱，期间盛赞临川人文渊薮，山清水秀。此后除曾易占在南康有过一段时间小住外，直到他1047年病逝的这十年时光里，他基本上是在临川度过的。庆历四年（1044）曾易占受邀写有一篇《南丰县兴学记》文中说： 县之士刘德纯合同志而谋曰：“吾侯所设修如此，盖相与图记，使永与县宫俱传？然必假之以其言，为来世信。往者，吾县初无隶儒者，隶儒者由曾氏。建隆、祥符间，谏议以文行为海内望，其世寝闻。往请于谏议之子，其可遂来。”予愧之，逊不得也，乃申古之意告之，使学者知有归也。

从刘德纯的话语中可以看出，曾易占当时并没有在南丰居住，曾家祖庐在南丰城，为南丰旺族，南丰县士刘德纯等人是派人到临川来请曾易占，并断言他可能就会来南丰的。倘若曾易占在南丰的话，他也许会参加南丰县学的筹建工作，为那些“同志”的一员，这也是南丰乡亲前来请他作记，令他感到愧疚的原因所在，那么他是不是还住在临川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一年，其子曾巩在写给欧阳修的信《上欧阳舍人书》有“敢自抚州傭仆夫往伺于门下”之句。且在同一年，他年迈的母亲病逝于临川，既然儿子和母亲都居住在临川，这些旁证也能有力的证明了曾易占一直居住在临川。

庆历七年（1047）朝廷忽然叫曾易占到京师复命，其子曾巩随父欣然由临川北上，行前，曾巩作《丁亥三月十五日》诗有“临川城中三月雨。城东大丘泪为渚。”之句。他们由抚河顺流而下，途中经过南昌，吴曾《能改斋漫录》记之：行次，至洪州樵舍僧寺，题诗屋壁云：“今朝才是雪泥干，日薄云移又作寒。家山千里何时到，溪上梅花正好看。”是时庆历七年六月二十日也，人怪其写景不侔。既而行次睢阳而卒，其孙（为“子”之误）子固载柩还乡，复过樵舍，乃腊中雪日梅芳。

曾易占的尸骨被运回到临川之家，直到皇祐之年（1049）才正式安葬于南丰祖茔。 曾巩的母亲吴氏（993-1026年）是曾易占的第二任妻子，这位母亲在生了曾巩、曾牟、曾宰及一个女儿后不久便病死了。吴氏是临川人，王安石为其母作墓志铭说：“夫人吴氏，太常博士南丰曾君之配，世家临川。”但现存金溪《城湖吴氏族谱》载吴氏为金溪柘岗人。该谱以吴谦为柘冈吴氏始祖，说他生于后唐同光元年（923），吴谦生长子吴德筠、次子吴英，吴德筠生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娶黄氏生七子，长吴敏，次吴畋，三子吴孜，另四子别居。继娶崔氏，生一女吴氏即曾易占之妻，曾巩之母，又云吴谦次子吴英生一子吴表微。 但将吴氏定为柘岗人却有不妥之处，据曾巩本人所撰的《书唐欧阳詹集》一文中说：“舅氏临川人，讳逈，字明远，死时年三十四。”可在吴氏族谱却找不到吴逈这个人。况且吴德筠前三子都有一个“攵”旁而吴逈却是“辶”字底，他们为兄弟的可能小，就是假使吴逈是吴

德筠别居的四子中的一员，我们也会发现其中的不对之处。

首先，吴表微于雍配二年（985）中进士，在不知道他与其父吴英的生卒年的前提下，我们不妨认定吴表微25岁时中进士，这在宋初，绝对是一个很小的年纪中进士了。然后我们又认定吴英20岁时生吴表微，那么他们父子的生年就是出来了，吴英942年出生，吴表微961年出生。而谱载吴德筠949年出生，作为次子居然还比长子大7岁。如让吴英年长一些也可以啊！我们就以他们兄弟相差两岁为准，那么吴英当生于951年，而吴英20岁时生吴表微，则吴表微于970年出生，那距他中进士时仅仅16岁，这有些不符合常理。宋初有一些“神童”，没有经过科考，就被皇帝赐进士出身，如晏殊14岁中进士便是这种情况，但凡像这种拔尖的人才，史书当有零星的记载，吴表微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说明他不具备16岁中进士的可能。

其次，我们以吴逈和吴氏作比较，按吴谱记载，吴氏为继室崔氏所生，其先七子为原配黄氏所生，这样看来吴氏最幼，假定吴逈是四兄弟中最小的，则他应该最少比吴氏大两岁，那他应该是991年出生的了。其34岁而终，则他卒年应该是1023年了。这一年对曾巩来讲虚岁仅仅为5岁，但在《书唐欧阳詹集》中曾巩特意记录了其舅吴逈对欧阳詹所作的一段高深的议论，并说他的议论随同他的文集老早就失传了。“后世者独余知之，而世不得尽知也。”试想，如果吴逈死时曾巩才5岁的话，怎么能记得他评论欧阳詹的一席话呢？因此，我认为曾巩的这个舅舅吴逈比他的母亲吴氏的年龄要小，这又与吴氏族谱形成明显的冲突。 总之，曾巩的母亲吴氏是临川人，但不是金溪柘岗人，这一点是没有错的。

曾巩生长于临川

清代著名乡贤李绂率先提出曾巩生于临川，只因论述过于简略，恐怕让人难以接受，而且我们现在也没有见到确切的文献记载，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推断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果。

前文已述，曾易占“少以荫升太庙斋郎，授抚州宜黄，临川二县尉。”可见，曾易占人生的第一个官职是太庙斋郎，太庙斋郎是办理皇帝祖庙祭祀事务的小官吏。这个官并不是经过曾易占刻苦功读，中举授官得来的，而是恩荫补授的。宋代政策规定，只要自己上一辈官至五品以上都可以荫补。荫补在宋初期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只要孩子一出生就可以荫补，宋仁宗庆历三年始更改荫补法：“长子孙不限年，余子孙过十五、弟侄年过二十乃得荫。”可见，荫补的官刚开始因为孩子年龄小，多是一些挂职的闲官而已，曾易占的太庙斋郎，应当也不例外。其父曾致尧于983年中进士，1001年迁户部员外郎，这在宋初也只是六品官，此后担任过几地的知州，也是属于六品，1008年才迁礼部郎中。据《宋代官制辞典》载该官在宋初为从五品上，可见曾易占荫补太庙斋郎，是在其父任礼部郎中之际，当时他才是20岁。 真正的实职是从曾易占任宜黄县尉开始的，王安石给他写的墓志铭时特意提到他的临川之治，对他在宜黄的情况只字不提，李绂说他先授官宜黄县尉，寻改授临川县尉，根据王安石和李绂所提供的信息，我认为曾易占在宜黄的任期并不长，最多一届，另外我们认为他担任该职最迟是在曾易占为父亲曾致尧守孝期满之后。

现在我们可以理顺一下，曾易占任宜黄，临川二县尉的任职时间了，曾致尧病逝于1012年5月22日，按照古代的守孝时间，说是要三年，其实只需要二十七个月，也就是说，曾易占守孝期满是在1014年8月22日，也就是说1014年8月23日曾易占就可以外出任职了。我们适当地把时间往后推一点，1014年底或1015年初他被授予宜黄县尉，古代任职三年为一届，到1017年底或1018年初曾易占就结束了宜黄县尉的任期，开始接任新的职务，如果官员考核及待命大约浪费3个月的时间，那么曾易占接任临川县尉的时间应该是1018年之内，曾易占中进士前为官情况大致勾画如下：

1008年-1014年为太庙斋郎；1014年底或1015年初-1017年或1018年初为宜黄县尉；

1018年-1021年为临川县尉；1021年或1022年-1024年或1025年初抚州司法参军。

我们知道曾巩于1019年出生，那么曾巩之父与母结合应该是在1018年，这个时间刚好与曾易占调任临川县尉的时间相稳合，也就是说，1018年曾易占到临川任职，经搓合娶临川吴氏为继室，1019年曾易占正在临川县尉任内，故曾巩生于临川自然就没有疑问了。

说曾巩长于临川，也是没有错的。1026年曾易占外出任越州节度推官之前一直呆在临川，也就是说从曾巩出生到1026年曾巩8岁时，父母都在临川，自然是随父母在一起长到8岁了。但当曾易占任越州节度推官，是否曾巩也跟着去了呢？王安石《曾公夫人吴氏墓志铭》曰：

夫人吴氏，...二十四归曾氏，三十有五以病终，子男三：巩、牟、宰；女一。时博士方为越州节度推官。

根据此文可知，曾易占任越州节度推官之际，吴氏可能已经病重，所以当他去任官之际，吴氏及孩子们应该没有跟随一起去，吴氏病逝于临川，说明吴氏没有去越州，几个年幼的孩子怎么能由父亲独自带到越州去呢？曾易占要处理公务，孩子们就没有人带，如果去带孩子那他怎么又有时间处理公务呢？将孩子放在家里是他的首选，一来，起初吴氏病得还没那么严重，多少可以照看一下孩子，其二，他母亲居住在临川，还有兄弟姐妹均安家在临川，孩子们有许多亲人照料着呢！在曾巩的不少诗文里都非常感人地倾诉了对祖母的敬爱之情，可见曾巩对祖母的感情深厚，然而这种感情并不是一两日养成的。可以猜想，当曾巩的母亲病逝之后，曾巩兄弟必然是由祖母黄氏照料。

天圣六年(1028)曾易占赴真州(今仪征市)任知监后，经人介绍娶朱氏为继室，但随后他却迁任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到京师去任职，考虑到孩子们尚年幼，经不起颠簸，因此，这几年曾巩应该都是在临川度过的。

到曾巩十四岁时，曾易占出知泰州如皋，估计他是带着家眷随行的，今人根据《如皋县志》载：“隐玉斋，在中禅寺内洗钵池上，宋丞相曾文昭公肇处，水阁风榭，为邑人觞咏之所。”认为非曾肇而实是曾巩在此读书。根据曾家当时的情况，以及曾巩兄弟的年龄来分析，曾巩此时在父亲身边是合理的。三年后，其父调任信州的玉山，曾巩有《游信州玉山小岩记》称“景佑三年，家尊受诏为是邑宰，仆侍偕来。”等语，可证曾巩是随父在玉山任所，根据文章所述。曾巩兄弟及可能是由叔父带过来的，这说明即使曾巩曾随父亲到如皋，但后来他还是回了临川。等到父亲调到玉山来时，才随叔父一起去玉山来到父亲的身边。但是玉山只呆了一年多，其父曾易占便被人诬告而失官，这样曾易占只好带着家眷重新回到临川了。

总之，在曾巩十八岁成年的这一段时间里，也只是随父在如皋和玉山二地呆了一些时间，其它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临川度过的，因此说曾巩长于临川。

曾巩申请入临川籍

曾巩有《上齐工部书》一文，其中云：

巩世家南丰，及大人谪官以还，无屋庐田园于南丰也。祖母年九十余，诸姑之归人者多在临川，故祖母乐居临川也，居临川者久矣。进学之制，凡入学者，不三百日则不得举于有司。而巩也与诸弟循侨居之，又欲学于临川，虽已疏于州而见许矣，然不得执事一言，转牒而明之，有司或有所疑，学者或有所缘以相嫉，私心未敢安也。来此者数日矣，欲请于门下未敢进也。有同进章适来言曰：“进也。执事礼以俟士，明以伸法令之疑。适也寓籍于此，既往而受赐矣。”尚自思曰：巩材鄙而性野，其敢进也欤？又自解曰：执事之所以然，伸法令之疑也。伸法令之疑者，不为一人行，不为一人废，为天下公也，虽愚且野可进也。是以敢具书而布其心焉。伏惟不罪其以为烦而察之，赐之一言而进之，则幸甚幸甚。

这篇文章是曾巩正式申请加入临川籍直接表达，据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曾巩的祖父曾致尧及父亲曾易占都是南丰籍没有作变更，那么为什么在曾巩祖父和父亲手上没有加入临川籍

呢？这就和地域行政的变更以及科举新政制度有关系了。

南丰其实在宋代以前一直都是归抚州管辖的，五代之际，抚州将南城划出去成立了建昌军，宋淳化二年（991年）又将南丰划入了建昌军管辖，使它脱离了与抚州的关系，但曾巩祖父曾致尧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中进士，那时南丰还属于抚州管辖；曾巩的父亲曾易占于天圣二年（1024年）中进士，但他是抚州现任官的身份参加科举的。这样虽然曾巩的祖父和父亲已经迁居于临川，但他们的籍贯也无需做任何变更，继续保留着他们的南丰籍便可以在临川顺利地参加科举考试了。

户籍和科举是牢牢挂勾的，其实在宋初管理制度并没有那么严格，如果寓居外地的人士只要请一两个命官做担保便可以在寓居地参加科举考试了。曾巩的祖父辈和父辈能在临川顺利地完成科考，自然没有什么波折。但是到了曾巩这一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正如曾巩在文章中所说：“进学之制，凡入学者，不三百日则不得举于有司。”今查《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八《学校科举三制》条云：“仁宗庆历四年三月乙亥，诏天下州县立学，行科举新法。?乃诏?曰：“?其会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旧尝充试者，百日而止。”科举新法规定，本县学子需要持户籍到本地县学学习满三百天才能参加科举考试。因此曾巩只好向有司申请入临川籍，时年曾巩26岁。

究竟是在临川入学还是回南丰入学？这个迫切的问题摆在曾巩的面前。临川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很深厚。历史上王義之、谢灵运、颜真卿、戴叙伦、冯延巳等文化名人先后在此担任地方长官，他们对临川的文化教育事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宋初就已经展现出它的繁荣的势头。北宋从这里走出了五大科举大家族，这就是乐史家庭、晏殊家庭、王安石家庭、蔡居厚家族和曾巩家庭，这些家庭都与抚州政治文化的中心临川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王家、蔡家、曾家就居住在临川城内，王家居住在城东盐埠岭，蔡家居住在城南焚书坡，而曾家则居住在城西香楠峰；乐家与晏家故里虽不在城内，但乐史之父乐璋曾任临川县尉，因家临川城内，而后才迁居崇仁，乐史本人后来长期担任在抚州府任职的南唐齐王李景达的临川秘书郎，给他成为抚州第一位进士和状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晏家虽然聚居于临川北乡沙河，但晏殊之父晏固则在抚州府内任手力节级的小官，并在临川城内购置房产，这就是后来的旧学坊，晏珠从小就生活在临川城里，这与他成为著名的神童是分不开的。

同样曾家虽然原居南丰，自从迁居香楠峰后，已经造就了曾致尧、曾易占两代多个进士，如果现在再迁回南丰，必然会失去更为优越的学习教育条件。由于长期寓居于此，已经深深地热爱这片土地了，这从曾易占、曾巩等人关于临川的诗篇可以看出来；再说曾家的亲戚也多在临川，还有已经混熟了的抚州地方官员和乡亲们，做起事情来要方便许多。南丰已经没有了房产和田产，人面又生疏，再回到南丰去恐怕要麻烦很多。考虑良久，曾巩才写了这篇《上齐工部书》，并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临川籍，成为了临川学子中的一员。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对曾巩的“寓籍”提出了异议，研究曾巩的专家李震在他的力作《曾巩年谱》里说曾巩申请加入的不是户籍，而是学籍。李震是中学教师，对当代教育制度非常熟悉，但是他将当今的学籍制度套入古代的科举中去是完全错误的，他对古代科举制度一点也不了解，因为古代根本就没有“学籍”这个概念。

古代科举有其特有的科举户籍制。户籍是用来证明某人居住在某地的身份，户籍要求贯穿科举的整个过程。考生应试报名，首先要向州府递交列有考生姓名、乡贯、三代情况等内容的状纸。地方官根据这些情况进行资格审查，其中的户籍要求审查得更为严格。在宋代的户籍管理制度中，认定个人籍贯的标准有两个，即看你有没有田产（有时地产也可以），再就是看你的祖坟有没有安葬在该处。

杨亿的《武夷新集》载，宋初建州人李夤要占籍洪州，便“买田一廛，筑室百堵，编名户版，输税公上。”他在洪州建立房产，购买田地，缴纳赋税，便可以变更户籍了。曾巩的

祖坟在南丰，通过祖坟加入临川籍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所以只有通过田产这条唯一的途径，这是曾巩家在庆历四年之前于临川就拥有田产强有力的证据，曾巩兄弟及其父辈家人才能顺利地加入临川籍。

第三节 曾巩在临川的生活和交游

景庆年（1037-1047）曾巩在临川的情况

自从父亲曾易占丢官后，曾巩便随父回到临川。从景祐四年（1037）到庆历八年（1047）这十年间，曾巩居住在临川是十分明确的。下面我们依据曾巩的文章来展示曾巩居住临川的真实情况。

康定三年（1040）曾巩22岁，作《以白山茶寄吴仲庶见贶佳篇依韵和酬》，诗中注解说：“初惟此花与杨州后土庙琼花天下一株，近年琼花可接遂散漫，而此花为独出也。”据《临川县志》载：“玉茗亭在府置见山堂西，宋雍熙间郡东院产白山茶一株。康定间州守崔仁冀赋之，名之日玉茗，谓古树奇花天下止此一株，在扬州琼花之上。黄山谷，谢竹友，曾南丰皆和之。”

庆历二年（1042）曾巩24岁，抚州州掾张文叔与其内弟刘伯声在临川跟随曾巩学习。后来曾巩的《刘伯声墓志铭》回忆道：“庆历之间，余家抚州。州掾张文叔与其内弟刘伯声从予游。余与伯声皆罕与人接，得颛意以学问磨砻浸灌为事，居三年乃别。”

庆历三年（1043）曾巩25岁，东明刘希声来临川跟随曾巩学习，三年后，告别之际，曾巩作《送刘希声序》：“东明刘希声来临川，见之。其貌勉于礼，其言勉于义，其行亦然，其久亦坚。其读书为辞章日盛。从予游三年，予爱之。今年庆历五年还其乡，过予别。”同年，抚州司法参军张彦博建寝庐，挖得婴儿秃秃之遗骸，曾巩感慨良多，特为之作《秃秃记》。 庆历四年（1044）曾巩26岁，作《上齐工部书》申请加入临川籍，又作书其师欧阳修，谈及当今之急务，请求欧阳修为其祖父作神道碑，并把王安石推荐给他，其《上欧阳舍人书》云：“先祖困以殁，其行事非先生传之不显，愿假辞刻之神道碑，敢自抚州傭仆夫往伺于门下。”同年，其祖母病逝于抚州，享寿九十二岁。

庆历五年（1045）曾巩27岁，作《送刘希声序》送别弟子刘希声，同年张持（字久中）来临川向曾巩学习，后来在《张久中墓志铭》中，曾巩记录了这层关系“君姓张氏，名持，字久中，初名伯虎。庆历三年来自曲江，入太学。当是时，天子方诏学官岁献士二人，学者以数百千人，独献君，会学散，不报。于是时，予盖未尝识君也。后二年，过予之所居临川，始识之。”

庆历六年（1046）曾巩28岁，吴景初来临川，请曾巩为其兄太初作哀辞。其《吴太初哀辞》云“象先以丧至州下，亦死，年三十一岁。三试于礼部，不中。余与之善。后七年，其第景初来，视余于临川，庆历六年也。”同年五月，潭州兵乱，赵宏率抚州兵往潭州平患，曾巩作《送赵宏序》：“荆民与蛮合为寇，潭旁数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镇，守臣不胜任，为改用人。又不胜，复改之。守至，上书乞益兵。诏与抚兵三百，殿直天水赵君希道实护以往。希道雅与予接，间过予道潭之事。”赵宏受命率抚州士兵三百人驰援潭州之战，去前与曾巩谈及潭州之事。

庆历七年（1047）曾巩29岁，作诗《丁亥三月十五日》云“今年寒气争春来，雪大如掌随惊雷。临川城中泪雨，城东大丘泪为渚。”，并有《喜似赠黄生序》，其时王安石这一年春为鄞县知县，序云：“介卿方为县于鄞，自抚之鄞，不可以舟通行，事逾未合也。”，自言从抚州到鄞县，坐船去不了，因此不方便在鄞县会面。同年，曾巩侍父北上，至南京其父病卒，遂护榇南归。

这十年，我们通过曾巩的诗文能清楚地知道曾巩居住在临川，他这段时期在临川的生活

主要是学习和授徒，曾巩在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也是以书信、送别之类的序言为主，通过这些文章的传播逐渐树立起自己的文名。根据这一时期曾巩文章的特点，我们还可以推知他的《与抚州知州书》、《洪渥传》、《送江任序》、《送蔡之振序》等没有纪年的文章也作于这一时期，前一篇是写给抚州地方官的，后三篇文章都是写给临川人的。

庆嘉年（1048-1057）曾巩在临川的情况

自曾巩父亲去世后到他考中进士这十年间，由于曾巩在这章中已经不怎么会刻意去强调自己在临川，故被许多学者认为他是居住在南丰，既然曾巩的家在临川，并在临川已有了房产和田产。是否他会突然又放弃这些而重新回到原籍南丰去安家了呢？现在我们通过他在这段时期所作的文章以及一些重要的活动来进一步考察曾巩这十年到底是居住在临川还是在南丰。

庆历八年（1048）曾巩30岁，四月作《菜园院佛殿记》，九月作《墨池记》，又有《与刘沆龙图启》、《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益墓志铭》、《张久中墓志铭》。

皇祐之年（1049）曾巩31岁，葬父于南丰，作《宜黄县县学记》及《本朝政要策》、《金山寺水陆堂记》。

皇祐二年（1050）曾巩32岁，娶文柔为妻，有《谢杜相公书》。 皇祐三年（1051）曾巩33岁，作《读书》诗，及《谢杜相公启》。 皇祐四年（1052）曾巩34岁，作《胡君墓志铭》。

皇祐五年（1053）曾巩35岁，作《永安县君谢抵墓志铭》，又有《与子孙司封书》、《亡兄墓志铭》。

至和之年（1054）曾巩36岁，九月作《思轩诗序》，又有《学舍记》、《南轩记》、《祭吴彦弼文》、《答袁陟书》、《先大夫集后序》、《虞部郎中戚公（舜臣）墓志铭》。

至和二年（1055）曾巩37岁，有《与杜相公书》、《永州军事推官孙君墓志铭》。 嘉祐元年（1056）曾巩38岁，作《抚州颜鲁公祠堂记》，有《福昌县君傅氏墓志铭》。 嘉祐二年（1057）曾巩39岁，是年考中进士，9月作《拟岘台记》，又有《抚州金溪县主簿徐洪墓志铭》、《孙公（甫）行状》、《蔡公（充）墓志铭》、《沈君墓志铭》、《金君墓志铭》《章佑妻夫人张氏墓志铭》等。

宋代王明清在他的《挥麈后录》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曾密公?公再娶朱夫人，年未三十，领诸孤归里南丰。?里人有不相悦者，为诗以嘲之。? 这篇文章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假象，就是曾易占病逝之后，曾巩随继母朱氏一家人回到南丰去了，但事实并不如此。

庆历八年（1048）曾巩写的5篇文章，除一篇给刘沆的信与临川关系不大外，其余诸篇都与临川有关，一篇是给好友王安石的父亲写的墓志，一篇是给庆历五年来临川向他学习的张持的墓志，是年四月曾巩作《菜园院佛殿记》曰：“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来乞予文以为记。”九月又有《墨池记》也云：“教授王君盛恐其不彰也，?又告于巩曰：“愿有记。”。菜园院僧人“来乞予文”、教授王盛“告于巩”，表明他们都没有花费什么精力和时间就能找 到他，说明曾巩这一年尚在临川，王安石在给其父曾易占的墓志中说：“后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丰之先茔。”反映了曾巩是将其父停尸于临川之家守孝的，这也不是先例了，其祖母于庆历四年病逝临川，直到第二年才返葬于南丰，他的母亲于天圣四年病逝于临川，二十年后才和其祖母一起安葬于南丰，倘尚此时曾巩身在南丰的话，就没有必要将父亲的尸首停在家里，该早早安葬用不着那么折腾了。那是不是曾巩在安葬父亲之后，又回迁至南丰的呢？从常理上讲是不会的，试想曾巩已经在临川有了房产和田产，同时又加入了临川籍，回迁南丰又要把籍贯改回去，重新购置房产和田产，他哪儿来的那么多精力和才力？当务之急是静下心来，专心学习，应付科考，有其《读书》一诗为证。

嘉祐元年，曾巩的《抚州颜鲁公祠堂记》中说：“二君过予之家”，说明是顺便到曾巩家里去，假若曾巩在南丰，这二位官员需要先后或同时到南方出差，并要花一番精力才能找到曾巩的住所，只有曾巩身在临川县城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嘉祐二年曾巩的《拟岘台记》中云：“ 与州之寓客者游，而独求记于予。”这句话说明了曾巩是身居在临川的寓客，但是州官唯独选中了曾巩这个寓客来给拟岘台作记。虞集在《书拟岘台记后记》一文就说：“南丰先生以嘉祐二年九月九日作此记，先生是年登进士第，而归乡之时也。”九九重阳节，曾巩带着亲人与郡守裴材及朋友们一起登高游览之际写下此文。另外在《南轩记》文章结尾属“南丰曾巩”也能说明这两篇文章写于他在临川的家里，假如他是在南丰，又是在自己家里，文章结尾署名常见的有“后学某某”、“里人某某”或直书某某人，用得到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南丰”二字，以此画蛇添足吗？

综观曾巩这十年所作的能确定写作时间的文章，这33篇文章中涉及曾巩自家的有4篇，除此之外，与临川有关的人和事有7篇，这还不包括他在临川认识的其他人物，另外涉及抚州其它县的有4篇。但这些文章却没有一篇关于南丰及建昌军的，充分说明曾巩在这十年中是居住在临川的，这一时期，曾巩的文章已趋于成熟，在士大夫心中树立了很高的地位，以前是他主动给别人写文章，而这十年往往是别人来请他写文章，角色发生了转移，所以墓志铭、记文一类的文章居多。因此我认为没有记年的《鹅湖院佛殿记》、《归饮享记》等文章当写于这段时期。《归饮亭记》中有“以书走临川，请记于予”之言，就能明确地反映曾巩是家居临川而不是南丰了。

曾巩与王安石在临川的交往

曾巩在临川的朋友甚多，但与其交往深厚，又同为名人的要数王安石了，他们生平诗文唱和甚多，这里择取他们在临川会见的一些情况，简要叙述。

庆历三年（1043）23岁的王安石进士及弟，荣归故里，这次归乡，还要完成一件人生大事，就是迎娶青梅竹马的表妹吴氏为妻，其《上田正言书》、《上徐兵部书》有回家的经历，他的《忆昨诗文诸外弟》云：“暮春三月乱江水?却指舅馆排山扉。”这次相见，曾巩随王安石拜见过他的祖母，王安石也拜访过曾巩之父，王安石的《答段缝书》有“某在京师时，尝为足下道曾巩善属文，未尝及其为人也。还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父在困厄中，左右就养无亏行，家事铢发以上皆亲之。父亦爱之甚，尝曰：“吾宗敝，所赖者此儿耳。此某之所见也。”王安石离开时，曾巩特意送他到洪州，方才告别，并作《怀有一首寄介卿》，王安石作《同学一首赠子固》以回曾巩。 庆历五年（1045），王安石要进京交任，故将妻子吴氏及刚满一岁的儿子王雱送至老家，但这次恰巧碰到曾巩回南丰安葬祖母及其母亲，通过《喜似赠黄生序》一文可以看出这次曾巩和王安石不曾见上面，后来曾巩作《之南丰道上寄介甫》，王安石也作《答子固南丰道中所寄》一诗。

皇祐二年（1050）年，王安石知鄞，秩满离任，再次带家人回到老家，曾巩与王安石第二次相会于临川城。王安石有《还自舅家书所感》，曾巩因作《酬介甫还自舅家书所感》。并作《喜似赠黄生序》历数中途未能相见之因，云“因其然也，故历道之，作《喜似赠黄生》而示介卿，且将自省焉。”，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皇祐五年（1053）王安石祖母病逝回乡，曾巩得以和王安石第三次相会于临川城。王安石作《闲居遣兴》：“惨惨秋阴绿树昏，荒城高处闭柴门。愁消日月忘身世，静对溪山忆酒樽。南去干戈何日解，东来馹骑此时奔。谁将天下安危事，一把诗书仔细论。”其中言狄青、余靖、孙沔等讨侬智高事，王安石手持诗书，也不忘谈论国家大事。曾巩至王安石家后见到该诗，因作《秋日感事示介甫》云：“秋日气已盛，阴虫朝暮声。烟云断溪树，风雨入山城。沙碛有遗虏，旌旗多远行。生民苦未息，吾党耻论兵。”曾巩认为民生疾苦没有解决，不愿

意谈兵论战，当时曾巩生活于社会底层，体会很深。其中之“荒城”与“山城”，都是指抚治所在地临川城。皇祐六年初，周敦颐到南昌任知县，王安石尚在临川，常与曾巩、潘延之二人相聚谈佛，谢逸《清逸墓志》云：“荆公、子固在江南，二公议论疑而未决，必曰：‘姑置是，待他日茂叔来订之。’”茂叔即周敦颐，潘延之即清逸居士。 曾巩不仅和王安石是朋友关系，他们两家还有姻亲关系，曾巩的三姑嫁王安石之伯外祖吴敏为妻，王安石的母亲吴氏是吴敏弟吴畋的女儿，后来吴敏之子吴苪成为王安石的岳父，也就是说王安石是曾巩之姑的孙女婿，另外，曾巩之妹又嫁给王安石之弟王安国为妻，曾巩继母朱氏之从弟朱明之，又娶王安石之次妹为妻子。曾巩在给王安石弟王安国所写的祭文云：“念昔相逢,我壮子稚,间托婚姻,相期道义。”反映了王安国的婚姻是曾巩与王安石兄弟密切交往的前提下促成的，也只有曾巩身在临川才有机会见到年幼的王安国，甚至可以说曾巩是看着王安国长大的。 庆历八年（1048）曾巩为王安石之父王益所书《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志铭》中说：“吾闻乡里长老言，公为人倜傥有大志。?，先人尝从公游，其言亦然。而吾又与安石友，故得知公事最详。”他在《祭王都官文》说“公于先人，实欢实厚。”，后来王安石在给曾巩的父亲曾易占的墓志铭又自称“公之故人子王某”。看来，曾巩之父曾易占还是王安石父亲的学生，两人关系密切，这两家可谓世代交好。而文中的“乡里”可不是指南丰之乡里，实实在在是指临川之乡里了。

皇祐五年（1053）曾巩为王安石祖母所书《永安县君谢氏墓志铭》中说：“余既与夫人之诸孙游，而尝得拜于堂上。”，文中说自己与王安石兄弟好几位关系甚为密切，并因此曾经拜见过王安石祖母谢氏。曾巩曾经到王安石家里所论也不为虚。

嘉祐八年（1063）曾巩为王安石母亲吴氏所书《仁寿县太君吴氏墓志铭》中说：“此夫人之德见于行事之迹，而余以通家，故熟于耳目者也。夫人之考讳畋，畋之配黄氏，两人者皆有善行，乡里称之。”，通家之好，不仅世代是亲戚关系，而且世代是朋友关系。文中再次出现“乡里”二字，这都是曾巩对临川的亲切称谓。

王安石不仅与曾巩关系特别铁，与曾巩几位弟弟的关系也非常不错。当王安石变法之际，就曾经重用过曾布，使曾布成为变法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也成就了他的宰相之位。曾巩的另一位弟弟曾宰也和王安石关系很好，今存曾宰唯一一首诗就是写给王安石的。诗云：“官居隐几望灊山，不似茅檐旧日闲。顾我尘沙添白发，怜君道路失朱颜。江涵秋老鲈鱼美，岸入春风荻笋斑。此味纵佳吾不乐，惟思一马返乡关。”，想来曾宰与王安石也是以同乡挚友相称，而诗中的“乡关”，虽然没有明指，我却认为是指临川。只有他们心目中那个共同的乡关，才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加深彼此的情感。李壁的《王荆公诗注》卷二十九《次韵曾子翊赴舒州官见贻》诗题下注称“子翊，名宰。余居抚州，访遗文于其孙极，止得其寄公诗云云。”这么说“乡关”在临川才是对的。

第四节 曾巩在临川的财产

曾巩之临川田产 曾巩在临川是有田产的，他的诗有不少描写他耕作的情况。如《喜晴赴田中》、《田中作》等等。

关于曾巩在临川的田产，现在可以认定的有两处，即：后湖（或作后湖田）和南源（或作南原），元代虞集在《南丰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记》中说：

（曾巩）官爵不过于郡守，奉入无逾于常僚，然犹悉其财力，置义田于临川郡之后湖，与属邑金溪之南原，立为规约，以惠利其族。 李绂也说：“文定置义田二庄，一在后湖，一在南原，以族众多也。”南丰的《二源曾氏

族谱》还特意强调了他的家人，文中说，曾巩“营义田于临川之后湖田与金溪之南源，以廪家人族属焉。”这三篇引文虽然只说了“义田”，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些义田是由家田演变而来的。庆历四年，曾巩申请加入临川籍，而前提条件则需要有田产，但这个田产尚不清楚是曾致尧手上的，还是曾巩父子手上的，因为从志书登科记录看，这次申请临川籍除曾巩兄弟外，还有他的伯叔及堂兄弟等一班人，但根据其《读书》一诗“渐有田数亩，春秋可耕莳”来看，在其父致仕后及到逝世前即1036-1044年这一段时期内，曾巩父子还是买了一些田产的；曾巩第二次买田是在1047-1048年间，他的父亲逝世后，在临川守孝期间，洪州知府刘沆周济了他，曾巩在给《与刘沆龙图启》一书云“且使受田之获安”，通过这次买田，数量上增加了许多，因此靠田里的收入便基本上能养活家人了，不需要再去做其它的努力，这为他专心读书打下了基础；曾巩第三次买田是在其为官之后，即虞集所说的，他用微薄的俸禄，尽其财力，增加了不少田产，这些田产与此前所购买的田产已经达到相当的数量了。这些田产合起来统统作为义田交给曾家这个大家庭。其三次购买田产无外乎都是在后湖和南源两个地方，没有发现其它地方。但曾巩居家之时，尚有一些地产，对一个用农田养活家人的家庭，不得不考虑的方便之举。他们用这些地种植一些蔬菜和果树，《种园》、《庭木》二诗就能得到反映，《橙子》一诗与他另一首《抚橙》有异曲同二之妙，也可即证这些诗写于曾巩的临川之家。宋代，临川的柑桔很有名气为全国三大名品之一，并被列为贡品，作为柑桔同一品系的橙子在当地自然也很盛产了。

关于南源，清代《南丰县志》却记载：“南源庄，在四都”，四都共有12个村子：邓坊、铁炉前、南源、磔下、大熊坊、井坊、源头、排头、操坊、梁坊、汤坊、孔坊。这些村庄地处南丰县北，现属于沙岗乡，居县城20来华里。而1984年《南丰地名志》也记载：南源村，在沙岗北6公里，14户，91人，北宋初曾姓建村，因农田水源位于村庄之南故名南源。 曾巩有诗《舍弟南源以稻》《南源庄》二首，南源地处偏远，崇山峻岭，难道虞集，李绂等人及《二源曾氏族谱》记载有误，南源不是在金溪而是在南丰吗？

《南丰县志》所云南源庄与《南丰地名志》所云之南源是为同一个地方，但南源村距离南丰县城二十余华里，北与南城里塔镇交壤，西与宜黄神岗乡交壤，而曾巩之《李节推亭子》一诗中，关于李节推这个人，为李觏堂侄李山甫，原居建昌军南城县长山（今资溪高阜镇港口村），迁居南城县龙溪保（今资溪县高田乡龙荫村），此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与曾巩同年。他与王安石交厚，王安石归乡曾多次到他家造访，并写了《访山甫龙溪新居题壁》、《访山甫入长山不遇》、《题长山山甫故居》等诗.。宋邓润甫的《银青光禄大夫作坊使山甫李君墓志铭》云：“皇祐元年，天子临轩，试天下贡士，君操笔为文，最先成，中一科，授抚州临川县尉、移鼎州武陵县令、调山南东道节推、知邵武军建宁县、改著作郎、知潭州（今长沙市）牧，未行。”又据李山甫有《初任临川县尉诰词》一文，知李山甫在皇祐元年任临川县尉，至和二年（1055年），李山甫调任山南东道节推，曾巩此文当作于至和二年至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之间。

资溪县高田乡，就位置而言，属于当时南城的东部，其地东与金溪左坊镇相连，东北与金溪黄通乡交壤，与曾巩诗“盱江郭东门”相符合。如果曾巩有在南丰南源村买田的话，那两地交壤必然在南城地里塔镇一带，这与李山甫故里相背。但也许李节推不是李山甫而是另有其人，这人就在里塔附近，里塔又在南城之南，南丰之北，怎么也跟“盱江郭东门”联系不到一块去，从地理位置上讲是不合理的。

曾巩还有一诗《寄子进弟》其中有“客送书一纸，翰墨子所挥。上言山居恶，梦寐接庭闱。”又云“子行何时反，我眼日已晞。应须毕秋刈，相见慰依依。”根据诗意曾巩居家，弟曾牟在田照顾庄稼，曾牟尝日思梦想回家，曾巩也非常期盼弟弟的归期，可知二者相距较远，而假定曾牟居南丰之南源而曾巩成南丰县城，（曾巩家庭条件好转，在临川买房买田，又到南丰买房买田）而南源与县城相距二十来里路，完全一天之内可以回来，曾牟又何必如此想

家呢？回家一趟小住几天，再跑到田里去看看不就解决相思之苦了吗？

我认为此南源非彼南源，地名相同的比比皆是，在深圳有两个大浪，两个水围，两个河背等等，仅南源，抚州宜黄有个南源，临川河埠也还有个南源，南丰县可能有一个南源。但是曾巩买田之地金溪南源应当和南城交壤，与抚治临川县城曾巩家居所在地较远。虽然金溪南源一地名现已不存在了，但它是可靠地存在着，据《江西通志》记载，曾巩二弟曾宰之长子曾经，为避“党籍三祸”寓居金溪，其裔孙为宋末知名的曾鸿子，曾渊子、曾冲子三兄弟当居住在南源之地。家居黄通乡的危素与其家族是姻亲和师友关系，危素还数次经过南源的曾氏祠堂，并留下《南丰曾氏祠堂记》云“素世居临川，熟闻曾氏故事，况南安公尝受业先曾大父仁和府君，其伯氏参政渊子，则素族祖姑归焉。素尝数过南原之祠，瞻拜遗像，而读中书舍人文定公、翰林学士文昭公之书。”，可知当时南源还存在，并有曾氏居住和曾氏祠堂存在，而作为危素同时代的名人同乡，抚州崇仁人虞集所记载的自然没有差错。宋末佚名《异闻总录》云：“建康（当为建昌之误）黄袭甫与抚州金溪曾鸿子联姻，黄性好静，每过曾，必假寓，其居旁僧舍，僧每扫官房待之?”此寺是否就是南源寺呢？据《抚州府志》及《观涛奇禅师语录》记载临川有南源寺，南宋初期临川隐士韩驹的弟子范季随还作有《南源寺》一诗呢？那么南源到底在哪里呢？据清代《金溪县志》所载乡村分布情况，仅有一个南源的记载，它位于古时白马永和乡四十六都，而今之何源镇。其中说：

四十六都辖1图13村：源里、城上、山背、超川、左区、中河、张湾、上下湾、河源(今何源)、北源、王家山、南源、江夏。（圩一：三港）

南源一村现在虽然已经湮没，但是北源、王家山、何源等地还存在。我们可以根据已知的地名推知南源的地理位置。此地有三港水，水之北为北源，水之南为南源，《清史稿志四十一地理十三江西》：“三港水出崖山，合青田港、仙岩港，入东乡。”南源就在黄通乡一带，地近天门岭、笔架峰诸山，我们发现此地西南与黄通乡曾家一村非常接近，这与此前推测曾巩祖辈在黄通乡曾家一带买田很吻合，正是由于祖辈在此有田产，曾巩一家熟悉这里的情况，才会有曾巩在其附近的南源买田的事实。而西北又与危素故里黄通乡高桥近邻，危素祖父由本县邑的梯云坊迁居高桥，符合两家联姻和世代较好的条件，也方便危素曾经“数过南原之祠”的实情；除此之外，曾巩之《李节推亭子》一诗 “东南望群峰，连延倚天壁”，所望之地即为金溪之黄通乡一带，而曾巩与李节推二人的田产又“相望在阡陌”，金溪之黄通与资溪接壤，符合曾巩所述。明末傅占衡的《女生刘母徐志铭》有“妇人从夫子奉舅姑避居云林山之南原”之句，可知南源在现今黄通乡无疑。

曾巩在临川之故居

曾家园作为抚州的地名，至今仍然为我们所熟知，这里一直被认为是曾巩的故居，根据府县志的记载也很吻合。

曾家园的旧址，就在老地委坡的地委宿舍上，地处古代临川城内的五峰之一香楠峰上，李绂在《兴鲁书院记》中说：“抚城中香楠峰为先生（曾巩）兄弟久居。”，其实曾家园是在曾巩祖上手里建造的，为曾巩大家族所居，这里在宋代曾是抚州铸造中心之一，今天流传下来的宋代铜镜其背面便印有“宝应寺岭上曾家镜”字样，并在宋初出了曾守政等铸造名匠，唐末五代之际，曾洪立兄弟随危全讽在抚州任职，曾家园便开发出来了，那时候也只被曾家人作为临时性的居所，到了曾仁旺一代或曾仁旺父辈一代，随着曾家族居的分裂，一些曾家人选择到曾家园长住，这样曾家园便慢慢地由暂住转变为长住的居所了，南丰的源头庄的田产很可能被分给了曾氏的其他宗亲，只留下祖坟山和房产共同使用，而曾仁旺这一支应该是分得临川曾家园房产以及在临川田产的一部分。曾家园位于抚州香楠峰西北侧（今市委宿舍区），地势宽阔平坦。由于历史的变迁，这里渐由庭院演变成广场。在抚州市新的广场建成之前，曾家园一直是全市的公共会场和体育场。

曾易占丢官之后，其父子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居住在曾家园，曾巩的学舍和南轩就建在这里，李绂在《清风门考》云：“ 清风门，即盐步门，旧为卸盐之地，故俗以盐步呼之，而门内小峰亦曰盐步岭。----至于晏元献（殊）、王荆国（安石）、曾文肃（布）三相国故居并在清风门内。荆国文公坊，在盐步岭前，曾氏兴鲁坊，在盐步岭迤西，元献旧学坊，在文公、兴鲁二坊之间。”兴鲁坊，即在香楠峰上，因曾巩的兴鲁书院得名。据此，兴鲁坊和曾家园均在香楠峰上，两地紧临，实为一个整体。可清代《南丰县志》却记载： 子固学舍：在城东，即密公旧宅，巩读书其中，自为记。 南轩：在学舍旁，曾文定公燕息处，自为记。 这两条记录欺骗了不少学者，他们凭着这个记录便武断地认为曾巩自父亲丢官之后便居住于南丰，也有的认为自其父病逝之后，再返迁回南丰的。其实我们已经通过《庆嘉年（1048-105）曾巩在临川的情况》一文能确定曾巩这段时间是居住在临川，现在有必要围绕这两篇文章做进一步讨论。

《学舍记》和《南轩记》作于至和之年（1054），这段时期正是曾巩发愤苦读的时期，但这年九月，曾巩为抚州通判林慥所作《思轩诗序》，这个思轩为林慥所建，抚州学士多有题诗，曾巩特为之作序，按文意所载，曾巩此时当在临川，那如果他是在南丰闭门苦读，又怎么有闲暇到临川来呢？

在《南轩记》的结尾，却题有“南丰曾巩记”字样，曾巩在临川写的不少文章如《秃秃记》、《送江任序》都署有“南丰曾巩记”的字样，这个我们能理解，当一个人标榜自己为哪里人时，身处异地，署名中加上籍贯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曾巩把自己看作南丰人，却在南丰的家里为自己的房屋作记，还要加上“南丰”二字，实在是个例外，所以只有把南轩放在临川时，我们才会觉得合理。

我们再来根据文章的内容作一下比较。《学舍记》云：“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扰，多事故盖甚，予之力无以为，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说明了曾巩的学舍是在他家里旁边的一个草舍，南丰县志所说的子固学舍就是曾致尧旧宅，那说明曾致尧的旧宅只是：一个草舍。曾家作为一个兴于五代的望族，自身又作为宋初少有的几位进士之一，也不至于穷到搭一个草舍作为家了，而且这好像还不是曾巩的家，根据南丰县志就必须理解成他的家在曾致尧旧居的旁边！曾致尧旧居不能说是曾巩的家，这与曾巩家旁边的草舍完全相悖。《南轩记》也说：“得邻之茆地，蕃之，树竹木灌蔬于其间，结茅以自休，嚣然而乐。”，这南轩是建在树木蔬菜地里的茅草轩子，如根据南丰志，曾巩将曾致尧旧宅做学舍，另做一个茅草轩子做安息之所，本末倒置，完全有背于常理，其实这个南轩只是一个临时休息及读书之所。除此文之外，曾巩尚有《南轩》及《南轩竹》二首，其《南轩》云“久无胸中尤，颇识书上趣”云云，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些事实参考。

除香楠峰故居外，曾巩还有一处重要的故居，这就是后湖。因田而居往往是古人的一个选择，曾巩选择后湖定居大概在中进士之后，后湖前身为南湖后废为田，故称后湖，即今人所说的后湖田。曾巩有《南湖行》二首其一方：“家住横塘散时晚，分明笑语隔溪闻。”他在外地当官时作《城南二首》诗云“水满横塘雨过时，一番红影杂花飞。送春无限情惆怅，身在天涯未得归。”他大概是觉得此情此景与南湖相近，感叹“身在天涯来得归”来表达对后湖之家的思念之情。在一些流传下来的族谱中，也反映了曾巩后来迁居于后湖田，《二源曾氏族谱》载清代曾琟玢《本支单吊并略祖迁徙考》：“考公生长子绾在嘉佑元年丙申，公登进士在二年丁酉，生次子综在三年戊戌，晁夫人殁于七年壬寅，而纲生于治平四年丁未，是纲为李夫人出也明矣。又稽公于迁抚之明年始生子纲，则公携子绾、综之抚之临川后湖田也，为治平三年事又明矣。”，《南丰二源曾氏族谱》记载：曾巩携二子曾绾，曾综，居住于抚州临川后湖田。《本支单吊并略祖迁徙考》又说曾巩于治平三年再迁抚州而后生曾纲。“再迁抚州”是说曾巩由临川曾回迁南丰，后又由南丰迁回临川。这个反反复复的迁居过程本人自然

不敢苟同，但曾巩在续娶李夫人之际，由香楠峰迁居后湖田安家却是个事实，故三子曾纲生于后湖田。后湖田成为宋元之际曾氏重要的聚居之地。

此外，曾巩还有一个故居在南源，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居住场所，由于地处偏远，出于收割耕耘之便建造的房屋。他的《舍弟南源刈稻》有“新堂置岩幽”，以及《南源庄》有“床上不废看青山”之句，便是指曾巩在南源建造新居及到此居住的一些情况。南源后来主要是其第曾宰之后裔在此居住，但由于太偏远，他们在明代之后逐渐搬离，最后连这个村子也不存在了。

曾巩临川讲学之所

曾巩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59岁时由洪州移知福州军州事，元丰元年(1078)60岁召判太常寺，未至京师而改知明州。在这段调任的过程中，曾巩在故乡临川有一段小憩。他利用这些时间，穷其为官多年的积蓄，办了三件大事：一是到南丰祭祖并为祖坟展墓；二是在南源和后湖再购一些田产将其变更为义田，以惠其族；第三件事情是将此前的学舍扩建成书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兴鲁书院，

据道光《临川县志》云“兴鲁坊，曾南丰兄弟读书地”，同治《临川县志》亦云“曾子固读书处在兴鲁坊。”又云“兴鲁书院在香楠峰，今县学明伦堂左，曾文定公就所居侧建书院为讲学之所。”兴鲁坊因兴鲁书院而名，兴鲁坊所处的位置也就是兴鲁书院所处的位置。 曾巩建学舍起初只是供自己和家人在此就读，中进士后，它的使命也算完成了，就象将自己的家田改成义田一样，将学舍和南轩扩建成兴鲁书院以惠泽临川子弟，这个善举也在情理之中。当初学舍并不大，后来曾家子弟多了，同时曾巩也为了回报临川的养育之恩，才将它扩大规模，并面向社会招生。此前的学舍成为书院的主体，而南轩呢？曾巩为了不忘恩师的教诲，将其改建成了“梦欧亭”。南轩本来是曾巩读书之余的休憩之所，传说曾巩在午睡之际，曾经梦到业师欧阳修向他传授古文。 曾巩早年的故居曾家园，即在现市委坡下宿舍处。曾家园背靠兴鲁书院，旧时有路可通。以前有条兴鲁坊巷是经临川六中贯通赣东大道与荆公路的一条小巷，巷内从前矗立着一座青石碑坊“兴鲁坊”，今兴鲁坊巷已经拓展为兴鲁坊路。从位置来讲，这一点和他的《学舍记》、《南轩记》二文所述的情况是相符的。

关于“兴鲁”之名，清代《临川县志》记载：“周公孔子，鲁（山东）人也。盖五帝三皇之道，尽在鲁矣！孔之道传于曾子，曾子之后文定公子固。先起于抚州，抚州城香楠峰为先生兄弟故居，并建有书院，为曾巩先生讲学之所。实传孔子之道，曾子之学，故称他为兴鲁先生，为院名即由此而得。”曾巩把书院取名“兴鲁”，含有“上承曾子之家学，以继周公孔子之传者”之意。

曾巩亲自校订二万多卷藏书作为讲学资料，并制订了学规，考量经费，他的《学规》中记有：“院长束修银二百四十两，供膳银八十四两，聘仪银四两八钱。年节三次共银十四两四钱，跟班工食银六两。每年监院书办银二两，本府书办笔银十两，馆僮工食银六两。”兴鲁书院建成后，有不少名流在此讲学，如他的恩师欧阳修、同乡挚友王安石、以及后来的陆九渊等，兴鲁书院是抚州最著名的私立学校，历代成为培育才子的摇篮。

兴鲁书院座北朝南，原规模宏大，房屋错落有致，内有讲堂学馆，彩亭后院，名花异草，绿树辉映。大殿与后段连接形成一四合大院，为砖木结构。但随着朝代的更替，兵祸的无情，兴鲁书院也几经兴废。至清朝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由抚州知州刘永锡又主持重建兴鲁书院，还聘请清代名臣、理学家李绂担任书院院长，他的《兴鲁书院记》记载“抚为大郡独无讲学之地, 因以修旧。”又描述道：“惟子固（即曾巩）先生兴鲁书院，在郡城景中，居雄胜之势，左环林木，右依县学，绝纷嚣，宜讲习。”他说：“孔子之道，传于曾子，曾子之后，有文定公子固。先生起于抚州，实传曾子之学。抚城中香楠峰，为先生兄弟故居，有书院曰

‘兴鲁’，先生尝讲学于其中，东近盐埠岭建坊，亦以‘兴鲁’名，今石础犹存。余少时，以试事至郡城，必由香楠峰，慨然望古，徘徊遗迹，而后去焉。”1781年，抚州知府陈朗为纪念曾巩、鼓励学子，又重修了梦欧亭；1882年，抚州知府郑祖琛、、知府耿维佑、郡人礼部郎中杨护署、临川知县刘绳武等人又捐资重修。咸丰六年寇毁，同治元年知府吴祖昌移建于刘公义学。1901年，抚州知府何刚德遵照清廷书院改学舍诏令，将兴鲁书院改名为抚郡中学堂，成为江西最早的新兴中学堂之一。辛亥革命后，抚郡中学堂更名为抚州中学校，并迁往清代知府所在地，即今天的抚州一中。而在原来的兴鲁书院的基础上兴建抚州市六中和市实验小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能见到一座很壮观的木亭屹然矗立在实验小学校园内，亭旁古槐粗有双抱，大约也有几百年的高龄了，这就是当时重修的梦欧亭。亭是在当年校门的左侧，建立在高土台上，土台的斜坡面种有许多花草和树木，参天的青松翠柏环绕在亭的四周，亭上有六根圆木柱，每根木柱都写有诗词，诗词的内容现在无从考证了，亭子两边有条石台阶上下，每边的石台阶都有50多级。大约70年代中期，亭子被拆除，亭台也被彻底清理成为平地。兴鲁书院历经沧桑，原貌面目全非，至今它的残体还掩藏在抚州六中里，学馆大殿、后殿及少数学房遗迹犹存，书院雄姿仍依稀可辨。

现在兴鲁书院的残体被列为江西省抚州市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之一。

第五节、曾巩及历代文人对曾巩临川籍贯的认识

曾巩入仕后对临川的感情

南丰是曾巩的老家，他的文章往往在自己的姓名前冠以“南丰”二字，在曾巩的《麻姑山送南城尉员君》“我行送三思故园，引领南望心长悬。”这是曾巩居临川之际，游览麻姑山，送别南城县尉写的一诗首，表达了他对老家的思念之情，另有《与王向书》有句“吾子与吕南公、黄曦皆秀出吾乡，一时之后，私心喜慰，何可胜言？”这个“吾乡”就是指建昌军，当时管辖着南丰，另外《之南丰道上寄介甫》也有“桑梓得暂还”之句。南丰即是曾巩心中的老家，那么，临川在曾巩心中是不是他的老家呢？

曾巩生于临川，长于临川，青年时期加入临川籍。在他中进士前，他往往承认自己客居临川，是一个寓客，但他中进士之后，在外地当官了，这种观念却发生根本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曾巩入仕前，南丰是故乡，临川是寓乡，但他入仕后，二地都是故乡，相比之下，曾巩对临川的思念却比南丰要深厚得多。

曾巩在京师任职时，应晏珠之子晏知止之请而为晏珠所作《类要》写了一篇序言，其中就是最直接的坦白：“公之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书属余序。余与公仕不并时，然皆临川人，故为之论次，以为公书诸首。”，便明确地承认自己也是临川人。

熙宁九年（1076）曾巩五十八岁时充任江南西路兵马都钤辖，权洪州军州事，曾巩有《洪州谢到任表》“抚临便郡，获奉于亲闱；总制属城，实兼于故里。”这个“故里”，就江西而言，指南丰也未尝不可，但南昌与临川素来接壤，指临川似乎要实际一些。如果说这个故里不够明朗的话，那么他的另一篇文章就说得很清楚，即《洪州到任谢两府启》有云：“兹蒙补郡之恩，俾遂便亲之请。望故乡而接壤，与仲弟以连城。”当时他的弟弟曾布正在知饶州的任上，洪州与饶州府治只隔着鄱阳湖，因此说“连城”，但在与洪州相“接壤”的只有临川，而南丰中间隔着临川与南城（或宜黄）两县，根本谈不上土地相连，因此曾巩所说的故里和故乡实是指临川。

我们再来看看曾巩为官之后写得一些诗。其《送抚州钱郎中》云：“名郎元是足风流，得郡东南地更优。翠幕管弦三市晚，画堂烟雨五峰秋。黄柑巧缀星垂槛，香稻匀翻雪满瓯。应与谢公资健笔，邦人才薄讵能酬。”，钱郎中自然是抚州人，当时临川县城有“三市”与“五

百五十余人坐责有差。降布为廉州司户，并依旧衡州安置。’”宋末元初的刘壎，其《水去村稿》卷一一《与丹徒陈教谕书》云：“南丰先生曾文定公，有弟文肃公布，尝为右相，出判润州，既薨后不复归里，留葬京口二百年矣。烦为传询葬何乡村，坟墓存否？其家子孙田宅，犹有世守者否？敢望详报。如有后裔，宜与之言。南丰先生位下，子孙久已零散，有别位仅存其一，亦甚凄凉，惟累世坟墓庵寺俨然无恙，岁时官为修祭不废也。南丰文集曰《元丰类稿》，郡守新报刊甚整，谩知。”

曾巩家族旁系在临川的情况

曾致尧有子七人：易从、易知、易直、易简、易占、易丰、易持。曾易从，致尧长子，曾巩大伯，官舒州军事推官，配吴氏。曾易知，致尧二子，曾巩二伯，他的第四子曾凖，行五五郎，登章冲榜进士，配吴氏，易知之孙、凖长子曾崇，行三九，宣和六年进士，官朝散郎，曾任抚州判官。曾易直，字体愚，号不屈，行十四，致尧三子，曾巩三伯，登咸平庚子陈尧咨榜进士，官麻城主薄，易直长子斝，字成之，行十六，天圣甲子宋郊榜进士，官吉州军事判官，因家庐陵北郭里，葬郡城北门。配吴氏，金溪籍。易简，致尧四子，曾巩四伯，配吴氏，有俊才，誉为神童，年十三，国子监举宋礼部，召试舍人院，早卒于京师。

据此我们发现不单是曾巩之父曾易占娶临川吴氏为妻子，他的兄弟子侄辈也有多人与临川、金溪吴氏通婚，并有在临川任职，安葬等情况，可以佐证李绂所说的，曾巩父辈，除小叔易持回南丰外，其余都生活在临川，居住在临川。洪迈《夷坚丙志》有记临川李浩所述“生肉劝酒”一条“南丰曾氏，为临川李氏婿”云云，也能说明曾氏与当地人通婚广泛，早已融入临川的生活。

曾易从次子曾庠，字盟淑，一字盟升，行三，登嘉祐己亥刘辉榜进士。官邵州司理参军，旋任福建福清县丞，荐升衡州常甯县令，迁秘书著作郎。生子五名：綡，缙，绅，绰，绶。曾庠之孙曾慧，绅子，字沅成，行仲十，葬临川西乡楂林。配黄氏，生子俊良公，宣和庚子年，由临川后湖田徙居临川高坪镇渣林村，其世系是：易从--庠--绅--慧--俊良。吴澄《赠兰谷曾圣弼序》载：“临川西乡查林曾氏，惟斋翁专门治周官、六典??”其中曾旦初（1317-1386），本名旭，庠之裔孙，世居楂林，在至正年，,三举为解元，因战乱隐居未仕，明初被启用为文林郎。曾庠的其他子孙则可能继续居住在后湖田，今据重庆市大足县弥陀场曾氏，其祖籍地是江西省抚州府临川县南门外三都地名后湖田曾家村，康熙二十年，始祖曾如春奉家君庭训，惠然入川，定居重庆市大足县弥陀场，子孙由此繁衍。其家谱世系是：庠→綡→愬 →诗→安民→邦宁→知和→昌权→瑾→森→云从→大忠→文如→谦益 →彦方→玄紫→胜三→如春（弥陀场开基祖）。曾胜三家居江西临川后湖田，娶妻袁氏，所生四子：如春、如龙、如进、如舜。长子曾如春公奉父命来川，而曾胜三、袁氏二老仙逝，仍葬原籍金山寺坎下。

又据上顿渡西邓曾家，其《曾氏七修族谱》云：“曾胜二于明隆庆己巳年(1569年）由后湖田肇迁于此。”这个曾胜二是否为曾胜三之兄，如果是的话，那么他们的生存时间为何相差上百年？肯定是后人回顾时间上的失误。但是他们均是由临川后湖田迁过去的，这一点是没有错的。其实，临川等地多有记载曾氏是由后湖田迁出去的，如上顿渡杨林下曾村 ，家谱也说，其祖由抚州后湖田迁宜黄河圩堤边，初得名挡下曾家；后大水冲毁房屋，清光绪年间迁现址，因名下曾。温泉城陂村开始居住的曾氏也是后湖田迁过去的，据《城溪曾氏族谱》“曾睿原居抚州后湖田，宋宣和元年（1119年）徒居城溪之柏树下。”秋溪镇大路村山头铺家谱云，曾氏从抚州城后湖田迁此，距今已历经33代。河埠乡曾陆村曾家，其《曾氏六修宗谱》云，南宋淳熙年间(1174-1190)，曾寿卿从抚州城后湖田迁此。龙溪镇金坑村丰山，其《续修曾氏族谱》云，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1)，曾乃璋从抚州城后湖田迁此。崇岗镇曾家村，其《曾氏七修族谱》云，元大德年间（1297－1308），曾有明从抚州城西后湖田迁此。

钟岭办白岭村下曾，其《曾氏家谱》云，曾氏于元延祐年间（1314－1321）由抚城后湖田迁此建村，村名曾家，后曾氏子孙分迁此处建村，该地低洼，故名下曾。

通过我们对曾庠后代及后湖田外迁情况的考察，我们发现曾庠其实也随着曾巩兄弟搬迁到后湖田了，当然还有其他族人居住于此的可能。由此看来，后湖田曾家不单单居住着曾巩兄弟的后裔，还有他们旁系兄弟的后裔。

再看看曾巩另一位从弟曾阜，他字子山，是曾巩的叔父曾易丰之子，嘉祜二年并与曾巩、曾牟、曾布等人中进士。当时吕陶有一篇《送曾子山序》云：“临川曾子山，识明气劲，以名节自砺，一命为尉铜梁，而处己虑事，外虽混混于流俗，中则莹然以清，每语及当世利害，必感慨引论，有爱君援民之意，岂非所谓有待者耶?夫行植于初，必裕于终，诚发于言，必着于事，予乃知子山将有立于今也。”吕陶言曾阜直书临川，而不言南丰，说明他也是长时间生活于临川，包括就学于从兄曾巩创办的曾家学舍即后来的兴鲁书院，只是后来为官各地，晚年才定居于襄阳。

而且我们还可以往前代再追溯，除了金溪黄通乡曾家村家谱，即《云林曾氏族谱》“曾仁旺从南丰迁来。”之外，还有琉璃乡东源村曾家，据《东源曾氏族谱》载，曾洪立六世孙曾卓，于北宋时期迁居金溪上富钱塘，即曾洪立曾经驻兵之地，为金溪钱塘之始祖，其世系如下：洪立→延铎→仁暠→仕尧→易朋→卓。始迁祖曾卓为曾巩之堂弟，后其八世曾人英由元代迁居于今东源址，据说是为了纪念曾洪立葬于南丰之东源而取的名。而曾延铎还有个儿子曾仁昭，其后裔则迁于石门乡长兴村。 据元代黄溍所撰《金溪曾君墓志铭》一文：“按《曾氏世谱》：曾子后十四世，当王莾时避地豫章之庐陵，凡六世始徙临川，今抚州也，又十二世至康刺史司空洪立乃徙南丰，洪立生散骑常侍延铎，延铎生仁昭仁旺，宋中书舍人巩尚书左仆射布翰林学士肇皆仁旺之后，仁昭生赞尧，赞尧生易祥，易祥生千复，居抚之金溪。”这是一篇写给曾坚之父曾严卿的墓志铭，却非常清楚地记载了石门乡长兴村始迁祖的世系，最早迁居于此的是曾巩的堂兄弟曾千复，元末明初之际，这个村子出了曾子良、曾坚等知名人物。到南宋祥兴年间，曾文仲从石门乡长兴迁居临川藤桥，因村前有条小溪叫锦溪，故村取名溪头曾家，这个村子在明末出了曾栋、曾亨应及曾筠等知名人物。

通过对曾巩家族旁系亲属的考察，我们发现上至曾巩的曾祖父那一辈都存在与临川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辈以及曾巩祖父那一辈可能是临川曾家园的常住人口，但是到了曾巩那一代，他们就开始大量往临川、金溪乡村迁徙，临川方面，往往讲他们是由曾家园迁出去的，金溪方面，往往讲他们是由南丰迁居过去的，这个误差，可能是由于金溪方面后代在修家谱时，只知道他们的根在南丰，而忽略了曾家园这个中转站的缘故。今查临川曾家族谱我们发现有三个村子是由香楠峰曾家园迁出去的。钟岭办上张村曾家家谱云，曾氏于宋末由抚城曾家园迁此建村，村名曾家。高坪镇东源村南源，其《南源曾氏八修族谱》曾龙桥于明嘉靖初期从抚州城香楠峰迁此。上顿渡镇杨林村曾万家谱云，曾氏由抚州曾家园迁此至80年代初期已经13代了，此村又名曾湾。由此，我们知道当曾巩那一代往抚城后湖田迁居的时候，曾家园作为曾家的族居之所依然存在着，以上顿渡镇杨林村20年一代计算，曾氏由曾家园迁居于该村应该是在1720年左右。也就是说，曾家园直到清康熙年间依然还有曾氏居民存在，如以25-30年一代来计算，那么，曾家园消失的时间甚至更晚。

正因为曾巩家族通过抚城曾家园和后湖田不断迁居于临川、金溪一带的乡村，才在元明清三朝造就了曾氏名人辈出的局面，而留在南丰曾氏由于不多，均已默默无闻矣。

余 论

综合上述，曾巩之祖经历了一个：临川——南城——南丰——临川的反复回迁过程。曾巩之于南丰是祖籍、原籍所在地，他的祖墓及其自身安息之处也在南丰；曾巩之于临川是其始祖居地，祖父寓居地，父母出生地，更是他自己出生之地，养育之地，寓籍之地，其子

孙均居于临川，后代居住也多在临川。但曾巩认为自己是南丰人则要普遍一些，这是由于受唐宋观念的影响，当时一般是以曾祖父的籍贯作为自己的籍贯准则，除此之外，认定乡贯的因素还有两个，一个是看田产，一个是看祖茔。曾巩的祖茔又在南丰，临川与南丰相距不远，于殡葬也不是难事，落叶归根是当时的传统，这是他祖茔一直在南丰的主因。因此，在界定曾巩的籍贯也是一件难事，说他是南丰人没有错，说他是临川人也没有错。在介绍他的生平，如果不提南丰是不对的，而如果不提临川也是疏忽。我个人认为对曾巩的介绍，应该说他“祖籍江西南丰，寓居江西临川”或“原籍江西南丰，生于江西临川”似乎更为妥帖一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江西临川是曾巩的故乡”这个事实是不会改变的。

古人常以望郡和祖籍自署，北宋江西南城人李覯在文章中称“陇西李覯”，而晏殊之四世孙南宋江西临川人晏袤则在文章中称“临淄晏袤”， 陇西是李氏之望郡，临淄是晏氏之望郡，或许他们的祖居地也源于此地；南宋名臣李纲，自祖父起便由福建邵武迁居江苏无锡县，而李纲本人却生于松江府华亭县 (今上海)，但其文章中称“邵武李纲”，临川人王安礼的四世孙王厚之，因祖父王榕迁居于浙江诸暨，王厚之本是诸暨籍，但文章中还是称“临川王厚之”，这些自署都是指祖籍。宋代理学家朱熹在其文章中署称“邹訢朱熹”、“吴郡朱熹”、“丹阳朱熹”、“平陵朱熹”以及“婺源朱熹”、“新安朱熹”、“紫阳朱熹”等，则清晰地展现了朱氏从山东迁徙到江苏再迁居到安徽的过程，然而朱熹却生于福建尤溪，１４岁时其父朱松病故，即随母从建瓯来到崇安（今武夷山市）。旧版《辞海》朱熹条称其为“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2009年版《辞海》在编篡过程中，经有关部门申请，将朱熹条正式修改为“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其实在抚州当地也有一个很好的成例，这人就是虞集。虞集祖居四川仁寿，生于湖南衡阳，正当宋末兵戈扰攘，为避战乱，12岁时随父虞汲迁居于江西抚州崇仁。故虞集在其文章多署称“蜀郡虞集”，同时代的人也这样称谓，如傅若金在《故奉训大夫临江路总管府判官袁公行状》云：“董氏勋臣，世清白，多贤者，所荐用率文武才能士。其尝在馆中，若清河元公明善、临川吴先生澄、蜀虞公集父子、清江范先生梈，其道德文艺，与所施用，皆暴自当世者。”然而虞集平生大半居于崇仁，并终老于此，故虞集生时也自认为“江西之人”并视 “临川为故乡”。因此，抚州人及江西人乃至国内多数学者也是把他看着是“江西抚州崇仁人”，曾巩这个人呢，我们也应该公允地对待。

所幸的是，现在有少许著作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对曾巩与临川的关系有所提及。在由白寿彝主编的大型官方史书《中国通史》中，就这样介绍曾巩“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西)。”，这种提法显得还要保守了一些；而由马积高、黄钧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在介绍曾巩时则是书其是“临川人”这一提法又太激进了些；还是周文英教授的《江西文化史》相对公允一些，说曾巩世家南丰，生长于临川；并将其与王安石同称为“临川才子”。 北宋社会《经济发展与散文创作之微观透视》（下编）一书也认为，曾巩祖籍建昌军南丰县，但其却出生于临川。这些书虽然阅读的人不是很多，但是能认识到曾巩与临川的密切关系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必将推动曾巩及其创作的研究，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人通过这一类书的阅读增进对曾巩的了解，人们迟早会发现“南丰先生曾巩其实就是临川人”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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