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司法制度特点

宋代司法制度特点

摘要：宋代是中国封建法制发展的成熟时期，不仅重视立法，而且建立了一套周密的司法制度，以保证严格执行法律。尽管由于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限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大量问题，难以实现“有法必依”的要求，但在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社会秩序安定方面，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宋代的司法制度的特点揭示宋代贵族、官僚、地主在司法上的特权，及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司法隶属于行政，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权对司法的危害，刑讯逼供、刑罚残酷、胥吏卖法等司法活动中的各种问题。同时宋代在防止司法官员舞弊、防止冤假错案、提高司法效率、防止刑狱淹延等方面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显示出宋代司法制度的特色。

关键词：宋代司法 中央集权 封建法制

一、诉讼意识的觉醒一定程度反映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民事立法和诉讼法的增多。

中国古代立法的一个总体趋向是重视刑法和实体法，却忽视了民法和程序法，甚至民、刑混淆。但宋代的商品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所谓虚市、药市、草市等十分兴旺，甚至土地买卖也实行了合法化，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明显增多。与此相适应的是必须有法律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因此，在宋代的编敕中，较多地制定出了调整这类关系的立法。在田宅交易上，由于宋朝法律允许土地买卖，以至出现了“贫富无定式、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且这类买卖均以契约的形式出现，民事纠纷自然增多。整个宋朝又不断

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人口迁移、田宅易主频繁。其他如典当、赎屋、抵押、赁屋、立继、归宗、遗嘱等方面的民事活动在宋朝也尤为活跃。随着这类民事关系的增多，有关调整这类关系的立法也相继出台，“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①，其中主要涉及到断案准则、诉讼程序和诉讼时效诸方面的规定。如在诉讼时效方面，宋朝即明确规定“应交易田宅过三年而论有利债负准折，官司并不得受理”，“诸理诉田宅，而契要不明，过二十年，钱主或业主死者，不得受理”。②除此之外，宋代在诉讼制度的其他方面如起诉、越诉、上诉、死刑复审与覆核、诉讼管辖等方面均有了较为严格的规定。民事立法和诉讼程序方面立法的增多并逐步完善，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大表现，它表明中国立法正在逐步摆脱民刑不分、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状态。

（二）民间好讼之风形成。

“兴讼”、“嚣讼”、“健讼”等词语在宋代的史料中俯拾皆是，其意皆为善于或喜欢打官司的意思。宋朝，至迟在宋仁宗之后，随着私有制的深入发展及商品经济的繁荣，经济利益多元纷呈，民间善讼之风已初露端倪。《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一》称“登、莱、高密负海之北，楚商兼凑，民性愎戾而好讼斗”。

伴随着民间好讼之风的兴起，一种专门教人打官司的学问与职业也应运而生，这就是讼学与讼师。所谓讼学，即是教人词讼之学，也就是专门教人如何打官司的学问。有了这样专门的学问，就会有专门从事这项活动的人，这就是讼师。讼师的活动需要经济、法律、文化

①

袁 采，袁氏示范，卷3，田产宜早印契割产[M]，中华书局，1987。 ②

明公书判清明集，卷4，王玖诉伯王四占去田产[M]。

三方面条件的支持：其一，经济上必需形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多方财产关系，且这种多元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冲突的；其二，复杂的财产纠纷单凭伦理道德教化无以化解，它需要诉诸于法律，这就必然要求助于通晓法律之人，而此种职业团体又是官府无力提供时，民间讼师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其三，市民文化及民间好讼之风的兴成。讼师在诉讼活动中的活跃发展是和民众的正当需要分不开的。

二、皇帝在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示宋代空前的中央集权

(一)御笔手诏断罪。

皇帝在宫中决断事务，直接交付有关机构执行，称为“内批”。崇宁、大观年间，则称为御笔。徽宗便于崇宁五年下诏规定:“出令制法，重轻予夺在上。比降特旨处分，而三省引用敕令，以为妨碍，沮抑不行，是以有司之常守，格人主之威福。夫擅杀生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何格令之有?臣强之渐，不可不戒。自今应有特旨处分，间有利害，明具论奏，虚心以听。如或以常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论。”第二年进一步规定:“凡断罪，不许诣尚书省陈诉。如违，并以违御笔论。”即不按《宋刑统·职制律》论罪。同时又下令:“凡应承受御笔官府，稽滞一时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论。”皇权之威，可见一斑。

(二)朝廷屡兴诏狱。

北宋后期，诏狱成为权臣打击敌对派的工具。“诏狱之兴，始由柄国之臣藉此以威缙绅，逞其私憾，朋党之祸遂起，流毒不已。”南渡之后，高宗“治王时雍等卖国之罪”，将多人下御史台狱，数人流

放沙门岛等地。此外，高宗还诏杀民族英雄岳飞父子等人，与秦桧等人炮制了一起历史上的特大冤案。从此以后，秦桧“权愈炽，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名曰诏狱，实非诏旨也。其后所谓诏狱，纷纷类此”。可见，诏狱完全体现了皇帝的意志，是皇帝司法权膨胀重要的表现之一。

(三)录囚制度。

北宋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南宋的高宗、孝宗、理宗等八朝皇帝躬自折狱虑囚几成制度，史不绝书。其他皇帝亲决大狱甚至修订法条的事例也不胜枚举。皇帝制度化的虑囚和经常化的亲决狱讼活动，表明皇帝是最高司法审判官。

(四)赦宥罪犯。

恩宥之制是皇帝的司法特权。宋朝有“大赦”，有“曲赦”，有“德音”。此外，皇帝每年自录京师系囚，畿内则遣使。如及于诸路，则命监司录囚。《刑法三》中提到，如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二十六次，曲赦十四次，德音三十七次。南渡后，光宗绍熙五年内就达四赦，故史称“刑政紊而恩益滥矣”。

(五)皇权监督司法。

中央采取组织措施，层层设立司法及监督机构。皇权是封建政权的集中体现，是最高的专制权力。宋朝一切政务活动，都是在皇帝名义下进行的。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权，不但亲自审决重大案件和发动诏狱，并且对全国的司法活动进行控制和监督。皇帝的司法监督作用，不同于中央和地方监察机关的法制监察。皇帝则直接控制和掌握全国

的司法审判。除了上述提到的录囚制度外，皇帝还通过裁决疑狱和增设机构来监督司法。全国的疑难案件，交两制与宰执及台谏杂议，最后由皇帝参考各方意见裁定。同时，司法机构的多元化分散了司法权力，便于皇帝直接控制操纵，行使最高的终身权力。

(六)重视对司法官吏的选任和渎职处理。

在宋代，州为地方重要的治民单位，州府受理的狱讼主要由司理参军审理，所以宋代皇帝尤为重视对司理参军的选任。对路级主要司法官员提点刑狱使，也多由皇帝亲选。另外，对用刑惨酷的司法人员一般也不再授予司法官职。

三、以敕代律的立法特点导致司法权威的孱弱

宋初，在立法中居正统地位的当属《宋刑统》，它是宋初宋太祖鉴于五代法纪紊乱而命窦仪等人仿《唐律》而制定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宋刑统》越来越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要，也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故在宋太祖时，就不断颁布敕令以满足新的需要。以后历朝历代均有大量的敕、令、格、式颁布。

所谓敕、令、格、式，据《宋史·刑法志》解释，“禁于已然之谓敕，禁于未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据《宋史·艺文志》所载的刑书共221部，7955卷，而以敕、令、格、式颁布而集成的刑书就占了146部。大量的敕、令、格、式的出现，使宋朝的立法出现了空前的浩繁现象。“宋法制因唐敕、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因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③同时，编敕

③

宋史，刑法一[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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