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

清代文学--------华师谭邦健

第一章 清前期诗文的繁荣与词的兴盛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是清代诗词文创作最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诗人们格外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祧唐还是宗宋。清初，吴伟业诗学唐人，自创新体，遗民诗人顾炎武力持唐音而不阑入宋调；明末清初之际的诗坛盟主钱谦益兼采唐宋，成为清代诗风及学风转变的关键性人物；遗民诗人黄宗羲力倡宋诗，同时的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合辑《宋诗钞》，以专尚宋诗来抑制宗唐之风。稍后的王士禛宗唐，朱彝尊由唐转宋，查慎行成为宗宋的大家。另外，根据诗人对于政权的态度，清初的诗人可以分为两类：忠于明室的遗民诗人和出仕清朝的贰臣。遗民诗人如顾炎武、吴嘉纪、屈大均、陈恭尹等拒绝清室的征召，甚至积极参与各种抗清活动。这类诗人在后世声名卓著，但在当时并非左右时代诗坛风会的巨擘。出仕清朝的诗人有钱谦益、吴伟业等，仕清后，他们也遭到时人斥骂，但由于自觉地致力于新朝的文化建设，识见超拔，为清诗发展导平了先路，成为引领诗坛风向的主盟人。从整个文学发展史上看，清代是词中兴之时，清前期，出现了陈维崧、朱彝尊等人引领一时风气，又有纳兰性德，以婉约、柔美、伤感的爱情词、悼亡词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第一节 钱谦益和虞山诗派

有明一代，诗坛以唐人为宗，至清，风气渐变，人们开始重视宋诗，甚至出现了“诎唐而尊宋”（叶燮《己畦文集》卷九《三径草序》）的局面，钱谦益可以说是诗学宋人的领军人物。《清史稿·文苑传 》评钱谦益云：“以诗文雄于时，足负起衰之责”。徐世昌《晚晴 诗汇》卷十九云“牧斋才大学博，主持东南坛坫，为明清两代诗派一大关键。”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亦自称绛云老人、东涧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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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明末，为东林党魁，指斥时弊，力挽流靡的时风、士风，颇具影响。但不久后，却又依附马士英、阮大铖扶植的南明政权，晋阶宫保，兼礼部尚书。清顺治二年，南明亡，谦益率先降清，授官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任职约五月，即以老病乞归。归后，又转而暗中联系南明政权的抗清势力，如瞿式耜、郑成功等，从事反清活动，并与明遗民黄宗羲、阎尔梅等密切往还，忏悔自赎。其诗作于明者收入《初学集》，入清以后的收入《有学集》；另有《投笔集》系晚年之作。乾隆时，他的诗文集遭到禁毁。 钱谦益一生仕途坎坷，事明时，屡因家事、政事辞官归里，削籍南回；南明小朝廷建立后，他试图藉此成就勋业，以南明的败亡而告终；后降清，仍不得重用，这时，他面临的不仅是个人功名不就的难题，更失去了世人在伦理、道德方面对他的认同，于是钱谦益又转而从事抗清活动。终其一生，他都处在这种进退无措的尴尬状态中。他的诗，也因“深情畜积于内，奇遇薄射于外”（《初学集》卷三十二《虞山诗约序》）喷薄而出，歌哭哀叹，字字真切。钱谦益在诗中，表达了失国后作为遗民的痛楚和屈辱，“秋青树老六陵秋，恸哭遗民总白头”，“水天闲话天家事，传与人间总泪零”；描写了战后民生的困苦之状，“人民城郭总萋迷，华观琼台长蒺藜。几家高户无蛛网，是岁空梁少燕泥”（《吴巨手（万）斋诗》）；倾吐了自己劫后存生的余悸，“抱蔓摘瓜余我在，执手俱为未死人”，唱出了听到抗清前线捷报的狂喜，“老熊当道踞津门，一旅师如万骑屯。矢贯猰貐成死狗，槛收牛鹿比孤豚。悬头少吐中华气，剺面全褫羯虏魂。岁酒盈觞清不饮，为君狂喜重开尊”（《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五）；也咏出了英雄失路，报国无门的沉痛，“东虏游魂三十年，老夫双鬓更皤然。追思贳酒论兵日，恰是凉风细雨前。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检庄周《说剑》篇”（《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以及对忠君这一人生理想的质疑，“人生忠佞看到头，至竟延龄在何许”（《陆宣公墓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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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集》依杜甫《秋兴》韵而作，也被称为《后秋兴》，系钱谦益入清后所作的一组大型联章诗，叙清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张煌言率南明水师由长江而上进攻清廷之事，诗中也述及当时永历政权的形势以及自己和柳如是一道投身抗清之举，时有“诗史”之目。诗作一改往日的“羁囚”哀音，不乏嘹亮响彻、激情充溢之作。如第一叠《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

龙虎新军旧羽林，八公草木气森森。楼船荡日三江涌，石马嘶风九域阴。

扫穴金陵还地肺，埋胡紫塞慰天心。长干女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砧。 杂虏横戈倒载斜，依然南斗是中化。金银旧识秦淮气，云汉新通博望槎。

黑水游魂啼草地，白山战鬼哭胡笳。十年老眼重磨洗，坐看江豚蹴浪花。 诗写郑成功、张煌言水师声雄气壮，如龙虎新军，接下来写战争的激烈场面，郑成功水师的舰船巍峨高大，有如，因此战无不胜，犹如神助，“石马嘶风”的典故，与敌人的厮杀如此激烈，以至于连太阳都似乎被楼船摇动了。接下二句展望郑成功、张煌言的胜利将会开启一个新的局面，将使金陵更加地秀美，使苍天及百姓都得到慰藉。这时，将会是一片和合详乐的场面，金陵城中的女孩子也会唱起胜利的凯歌，河边洗衣女的丈夫也不会再去远征了，她们也不会再一边工作，一边思念远征的丈夫了。他的诗，借助“獭祭”（反复）式的用典而显得深婉有致，但由于博学通变，他的诗并未因为繁复的用典而显得晦涩、朦胧，因其独特的诗风横扫明季诗坛余习。钱谦益的诗语言技巧颇高，善于使事用典，也富于藻丽，这些对于重视雅致趣味的清代许多诗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钱谦益秉持了传统文人以“清流”自居的理想，又承袭了士人热衷于建立功业的传统，也有性格方面的弱点和缺陷，“素性怯懦，迫于时势”（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这诸多的性格侧面促成了他一生的坎坷浮沉，也使他的诗“缘情绮靡，轩翥风雅；不沿浮声，不堕鬼窟”（《答徐巨源书》）而成为当时诗风动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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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与公安竟陵诗人同时，早年犹及见后七子笼罩海内之势，亲见前后七子诗学盛唐及明末竟陵派诗学晚唐的弊病，及至出明入清之时，虽年已六十有三，作为诗坛盟主，他嗤点前贤，试图借宋诗力矫诗坛颓势，所以他的诗唐宋兼取，不主一家。清人郑则厚评其曰：“虞山（钱谦益）学问渊博，浩无涯涘。其诗博大闳肆，鲸铿春丽，一以少陵为宗，而出入于昌黎（韩愈）、香山（白居易）、眉山（陈与义）、剑南（陆游）以博其趣，于北地（李梦阳、何景明）、信阳（李梦阳）、王（世贞）、李（攀龙）、钟（惺）、谭（元春）作者，尤排击不遗余力。萍浮草靡之徒，始稍稍旋其面目。本朝诗人辈出，要无能出其范围。”

钱谦益学诗以杜甫为根本，但却不囿于一家，兼取唐宋，自成一格。他诗学唐人，既有杜甫的沉郁苍凉，又有义山的典丽蕴藉，亦有韩愈的胸次高朗，卢仝的雄放奡兀；诗兼宋人，学苏轼和陆游的踔厉顿挫、沉郁苍老，而又风神散朗，意度萧闲，时功鲜妍清切；杂取元人，学元好问的顿挫钩锁，缠绵恻怆，极其哀怨。如他的《十一月初六日召对文华殿，旋奉严旨革职待罪，感恩述事凡二十首》之十：

破帽青衫又一回，当筵歌舞任他猜。平生自分为人役，流俗相尊作党魁。明日孔融应便去，当年王式悔轻来。宵来吉梦还知否？万树西山早放梅。

此诗作于明崇祯年间钱谦益第四次被革职之时。诗人本怀有入阁主政、大展宏业的豪情，转眼间又沦为待罪之人，不免有积怨在心，但由于已年近半百，在官场虽屡起屡踬，在士林却风动一时，所以对于仕途的淹蹇也并不过份萦怀于心，于是将怨恨化为高期自诩与放旷自适。诗作在风格上颇具唐人的华美流丽、格严调畅之姿，在主体的情志表达上又兼宋人的理性、圆融、通达之气，此诗确为钱氏诗学唐宋的佳作。

钱谦益浮沉于宦海，身历明、南明、清三个时代五个皇帝，主盟文坛五十余年，其诗高居众人之上，也因其通今汲古，识见卓然，才力浑厚，即能学古，又兼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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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明清鼎革之际，钱谦益在文化领域起了承上启下，开创新风的作用。钱谦益力排明晚期浮靡文风，认为“百年以来学问之缪种浸淫于世运、熏结于人心”，致使“近代之文章，河决鱼烂，败坏而不可救”（《赖古堂文选序》），为此，要“建立通经汲古之说，以排击俗学”（《答山阴徐伯调书》）。针对明末文坛积习，他提出重“学问”之说，主张“萌拆于人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题杜苍略自评诗文》），主张要从六经学起，并贯通史学，达到以经为经，以史为纬，然后才能出好诗，出真诗，开有清一代重“学问”之先声。但他并非一概排斥明人，如他接受“性灵说”提出“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气，与人之灵心结习而成者”（《李君实怡致堂集序》），灵心是诗人与生俱来的独特秉赋，是天才、意志和性情的结合，但由于钱谦益对“天地英淑之气”的强调，使他与公安派率性任真与了根本的不同。在“灵心”的基础上，钱谦益认为客观环境如，个人际遇、国家世运对诗歌创作也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必须与时代世运的感荡激发相呼应。“灵心”、“世运”、“学问”作为钱谦益诗学的稳定构架，影响清代后学。钱谦益可以说清代诗歌和学风转变的关键性人物。

钱谦益极其注重文化的整理，他编有《列朝诗集》，选录了有明一代三百年间近两千个诗人的作品，钱谦益还为各个作家作了简明扼要的小传，通过对各家的衰贬、评论阐发自己的诗歌主张。《列朝诗集小传》完整地反映了诗歌的发展轨迹和各个时期、各个流派以及每个作家的创作风貌。

钱谦益性喜奖掖后进，其家乡常熟一带青年文人受他的影响颇广，他“晚岁里居，每集邑中少俊于半野堂，授简赋诗，次其甲乙”（柳亚子《潘节士力田先生遗诗序》），而渐渐形成了虞山诗派。虞山诗派的主要成员有冯舒、冯班、钱曾、钱陆灿。冯舒，字己苍，号默庵，常熟人。著有《默庵遗稿》。冯班（1602－1671），字定远，号钝吟居士，冯舒之弟。“其为人落拓自喜，意所不可，掉臂去之。胸有所得，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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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吟，经行市中，履陷于淖，衣裂其幅，如无见一人者。当其被酒无聊，郁郁愤懑，辄就座中恸哭，人亦不知其何以。班行第二，时称二痴，班亦即以自号”。（《清史稿·文苑传·冯班传》）著有《冯氏小集》、《钝吟诗文稿》、《钝吟杂录》。二冯继钱谦益之后，极力反对明七子仿古之风，其诗论也有个人独到之处，二冯与钱谦益最大分歧在于：宗法晚唐而鄙薄宋人。其中冯班的诗歌自张一军，影响颇广。

第二节 吴伟业和“梅村体”

钱谦益力诋前后七子，兼唐融宋，力倡宋诗，形成一时之风潮，江浙另外一些诗人反其道而行之，“诗拟唐人，意在矫前人（指钱谦益）推重宋元之枉”。（毛奇龄《国朝诗话》卷二）其中，反对最甚的当属吴伟业及其同乡后学“娄东十子”1。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历官至南京国子监司业。南都福王立，召拜少詹事，后辞归。明亡后居住在家乡，顺治十年（1653），吴伟业应清廷征召，前往北京，授秘书院侍讲，后又升任国子监祭。四年后，以母亲去世为借口，南还归乡，之后一直居于乡里。康熙十年卒。有《梅村家藏稿》。

吴伟业虽和钱谦益一样，由明而仕清。但不同之处在于，吴梅村明时深得眷爱，年仅二十有二，即拔为进士，位列清贵；又为复社中坚，名显一时。钱谦益用世之心极其强烈，随风而动，屡遭挫败；相较之下，吴伟业于出处进退，拿捏妥贴有度。清顺治元年，吴伟业三十五岁，正仕盛年，他不依附于新朝，南明政权建立时，也不愿投靠马士英、阮大铖一流，居家不出，不再参与政治性的活动。顺治十年，年逾四十的吴伟业应征仕清。吴梅村在自己的诗文词中反复言及自己的被迫出仕的苦痛与无奈，“天意不我从，世网将人驱。亲朋尽追送，涕泣登征车。??一官受逼迫，

娄东十子有周肇、王揆、许旭、黄与坚、王撰、王昊、王摅、王曜升、顾湄、王忭，他们与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同乡，在今江苏太仓，古称“娄东”，故称娄东十子。吴伟业也生于太仓，故其长篇歌行称“梅村体”，亦有“娄东体”之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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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堪欷歔”，（《矾清湖》）“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至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遣闷》），自悔愧负平生之志，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忧虑之中，“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自叹》），“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过淮阴有感》），但始终止于内心的愧疚和言语上的自悔自责，而不象钱谦益一般付诸于行动。因此，清乾隆时，上谕将钱谦益的诗文集“概行毁弃”，一时之间，钱谦益成了千古罪人，而乾隆对吴梅村则极尽褒奖之能事，特地“御制题吴梅村集”，盛赞其“西崑幽思杜陵愁”。

明时，吴伟业身负清望，但当时钱谦益因力倡兼融唐宋，启开新风，位列盟主之尊；另有陈子龙才力峻拔，别树一帜，倡导尚古，相比之下，吴伟业还算是诗坛后学。直至清顺治十年，吴伟业四十五岁时，始荣列诗坛盟主之席。可以说，吴梅村正是钱谦益“灵心”、“世运”造诗歌的践行者。

清朝既建，文人虽从心理上极难以接受异族入主中原的现实，作诗作文以故国之思、黍离之悲为主调。顺治年间，清廷政权渐稳，士人自感回天无力，对国亡族衰的痛心、起衰拯弊的呐喊开始逐渐转转为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吴伟业许多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诗篇，在关注历史，记录史实的同时，更多地将目光投向具体个人的命运，引起了广大士子的共鸣，一时好评如潮。

吴梅村的叙事诗本着征实的原则，基本上是史有其人，人有其事。他的歌行虽然意在叙事、纪史，但却以人为重心，展现个人在时代兴亡、朝代鼎革之时的悲欢际遇。如《永和宫词》，以田贵妃在永和宫的经历为主线，另有三条副线交强并进，一写田妃的父亲借外戚之势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其“骄奢”、“豪夺”最终使田妃失宠；一写田妃之了悼灵王夭折一事，增加诗歌的悲剧氛围；一写是写农民起义军攻取北京，崇祯自杀。这几条线索交叉混合，将后宫佳丽的宠遇与幽怨放在宏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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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中，超越了对特定个体的关注，由田贵一己之境遇推衍时局板荡之时人的普遍生存状态。《圆圆曲》写了陈圆圆这样一个女性在代际鼎革之时的命运际遇，也写到了左右历史风云的人物作出人生重大抉择时的无奈和痛苦。《圆圆曲》中“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即写出了吴三桂的两难处境：本来“妻子”是与人生大事无关的，但偏偏吴三桂是个“多情”的英雄，不能断然舍弃陈圆圆。更重要的是，吴三桂全部家人都掌握在李自成手中，他如起兵，全家必被杀害，一边是家族的血脉，一边是红颜知已，结果，吴三桂毅然起兵，救出了陈圆圆，而他的家人却成为白骨灰土。“白骨”、“红妆”相映衬，见出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侠骨柔肠；也见出他身为大将，有征战杀伐之勇，却不能救家人性命的无奈，表达了人面对命运和环境的无力感。

吴梅村的叙事诗，意深调畅，婉转有致，可以说，正是这些歌行体诗作，成就了吴梅村的盟主地位。吴伟业的七言歌行吸收了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的因素，以诗歌来叙事，但又不象元白那样，按事件的自然过程来叙述事件，而借鉴了明代传奇叙事手法，增强了诗作的戏剧性和故事性；在创作中，吴梅村往往将个人的身世、心绪寓于其中，以诗兴寄，抒发感慨，诗作呈现出强烈的抒情性，颇具初唐四杰的抒情风范，加以缤纷的藻饰，融以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其诗婉丽绮艳，哀乐交缠，又不乏激楚苍凉、沉雄劲健的气韵，因其自成一格，被称为“梅村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歌行体诗“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前人曾力赞梅村的叙事诗，清人查为仁云：“梅村最工歌行，若《永和宫词》、《萧史青门风》、《圆圆曲》等篇，皆可方驾元、白。”张如哉云：“梅村七古，气格恢宏，开阖变化，大体本盛唐王（维）、高（适）、岑（参）、李（颀）诸家而稍异，其篇幅时出入于李杜，《永和宫词》、《琵琶行》、《女道士弹琴歌》、《临淮老妓行》、《王郎曲》、《圆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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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与元、白名篇酷似处，然非专仿元白者也。至如《鸳湖曲》、《画兰曲》、《拙政园山茶花》、《白燕吟》诸作，情韵双绝，绵邈绮合，则又前无古，后无今，自成为梅村之诗。”

自唐宋以来，叙事长诗不很发达，吴伟业的叙事诗继承了白居易的传统，但白诗很少用典，语言也自然朴素，吴伟业却大量用典，而且词采绮丽。唐宋以来的七古长篇讲究散行散句，以古朴为佳，有意地回避律句，大多一韵到底，换韵也没有一定的规律；吴伟业却大量使用律句，华词丽藻，络绎连翩，用韵大多四句一换，平仄相间，读起来纡迴宛转，令人荡气回肠。梅村的诗语言流畅，蕴藉深厚，以绮丽之辞，写哀惋之思，颇足感人，梅村体一出，清人竞相模仿，但神似者绝少。

诗作极具故事性、戏剧性。与元白叙事诗相较，吴梅村的诗展示出极高的叙事技巧，白居易是歌行高手，但他的叙事诗被苏辙讥为“拙于记事，寸步不移，不得诗人法”，这是因为白居易的叙事诗一般都采用顺叙的记叙方法，很少辅以其他叙事手法，而吴梅村则在线性叙事结构的基础上，辅以倒叙、插叙、分写、合写等多种手法，使诗歌呈现出纵横开阖，腾挪跳跃之势。钱谦益在《梅村先生诗集序》中就称其诗“移形于跬步”。近代学者吴宓指出了吴梅村诗歌的叙事性特征，言“梅村诗如一大部小说”、“梅村诗如《汉书·外戚传》及唐人小说”。

以往的叙事诗基本上采用的是单线结构，按照时间顺序，步步推进，而吴梅村则拓展了诗歌的表现手法，在叙事中，注重多条线索交织并进，增强了叙事诗的艺术感染力，更完整、更真实、更深刻地把握了现实生活的纷繁复杂。从诗歌的性质来说，吴伟业的这类作品本近于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叙事诗，但他却不像白居易那样，按照事件的自然过程来叙述，而是借用了初唐四杰的抒情性歌行的结构方法，在诗人的联想中腾挪跳跃。

吴伟业其他的诗作，也别有风姿。如他早期的《子夜词三首》，以清丽之笔写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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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男女的缠绵之情，细腻生动，清新

人采莲子青，妾采梧子黄。置身宛转中，纤小欢所尝。 忆欢教侬书，少小推无力。别郎欲郎怜，修笺自雕饰。 夜凉入空房，侍婢待除装。枕前钩不下，知未解衣裳。

赵翼《瓯北诗话》说，“梅村本从香奁入手，故一涉儿女闺房之事，辄千娇百媚，妖艳动人”。由这几首早期的作品，也却可看出吴梅村早年习练已久，后来的写儿女之态才把握自如，圆融流畅，自成一格，“虽然在写儿女柔情，风流韵事，但其中常含着深意和哀思，绝不是一味脂粉香奁体的作品所可同日而语”（梁乙真《中国文学史话》）。

吴伟业尚唐音，论诗与钱谦益也多有不同，他不满虞山诗派攻击明七子，指出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实为大家，钱谦益编选《列朝诗集》为了矫时救俗，极力排诋这些名家巨公，有矫枉过正之嫌。但针对明代诗坛流风，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钱谦益的诗论也颇有相合之处，他认为，“诗人之为道，不徒以其才也，有性情焉，有学识焉。其浅深正变之故，不于斯三者考之，不足以言诗之大也”（《龚芝麓诗序》）。

吴梅村的诗风影响了有清一代。吴梅村也喜好广招门徒，广事交游，当时就有众多诗人追步其后，仿效“梅村体”进行创作，其中，声名较著的当属吴兆骞。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江苏吴江人，因殿前罢试致遣戍黑龙江宁古塔，居塞上23年，借诗发抒一腔激愤之情与侘傺无聊的心绪，有《秋笳集》，其中《白头宫女行》、《榆关老翁行》、《浚稽曲》均系仿“梅村体”所作。至清末，习“梅村体”而作的还有王闿运的《圆明园词》、樊增祥的《彩云曲》等。

第三节 顾炎武等遗民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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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民诗人是清初一个很重要的群体，他们身在清朝，心向明廷，不少人力图恢复明王朝的基业，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但同时遗民诗人也和清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顺康朝一门鼎盛，荣登巍科的徐氏三兄弟：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系顾炎武的外甥，遗民黄宗羲、尤斯同、归庄等与其有较为密切的联系。顾炎武往来京城，时常居住在徐家，顾炎武在山东与人结隙，徐氏助其出狱；归庄为自己曾祖归有光文集刻书一事求募于徐氏兄弟。因此，可以说，遗民诗人身上既葆有坚决守护旧朝的慷慨雄豪之气，也不免会有一种尴尬的回天无力之感，表现在他们的诗文中，他们的作品普遍蕴含着劲健悲壮、苍凉沉郁之气。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忠清，明朝灭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清初徒于各地时，曾署名顾圭年、蒋山佣。当时学者多称其亭林先生。明末，他与同乡归庄同入复社，反对庵党，切磋学问，时有“归奇顾怪”之称。入清后，组织抗清武装，失败后，奔走山东直隶、山西、陕西等地，名为考察风土人情，实“通观形势，阴结豪杰”，秘谋反清之事。康熙十年，国史院士熊赐履就曾欲延成炎武佐撰《明史》，顾炎武当面表示“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国屈原之死矣”。（《蒋佣山残稿》卷二）后来任《明史》总裁的叶方蔼也有荐举之意，顾氏致叶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亭林文集》卷四）

顾炎武的作品或感时伤世，或咏物明志，或即兴抒情，突出地表现了反清复明的主题，因此有“诗史”之称。如《大行皇帝哀诗》犹如杜甫的《北征》，详叙明末政权递变，在上位者力图革新，但任政失人，致使清兵入关，朝代鼎革之事，可以说是对明末政治情况清晰的记录。他以诗言恢复旧明之志，如顺治四年《精卫》诗中，有“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之句，以精卫填东海“身沉心不心”比喻自己恢复明朝，矢志不渝的决心。康熙二年，他在《又酬传处士次韵》诗中云：“三户已亡熊绎国，一成犹启少康家。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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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更着花”，表达自己愈老弥坚的铮铮傲气。

由于“性难驯，穷老弥刚梭”（《寄次耕时被荐于燕中》）的个性，顾炎武的诗刚劲质实，他还喜欢从大处落笔，描写宏阔的场面，如“白羽出扬州，黄旗下石头。六双归雁落，千里射蛟浮”（《京口即事》），“日入秋光海气侵，秋光千里处登临”（《海上》其一）等，呈现出凝重、沉郁、劲健之美。其《海上》诗被认为是杜甫《秋兴八首》后的第一人，《海上》四首是一组史诗，作于顺治三年（1646）秋。 长看白日下芜城，又见孤云海上生。感慨河山追失计，艰难戎马发深情。埋轮拗镞周千亩，蔓草枯杨汉二京。今日大梁非旧国，夷门愁杀老侯赢。（《海上》其四）

清人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说，顾氏古近体诗沉着雄厚，深得杜骨，其诗可为前明诗家之后劲，本朝诗家之开山，并评其《海上》七律四首，“无限悲浑，故独超千古，直接老杜。”顾炎武作诗多用典故，也善用典故，如《十九年元旦》一诗连用了苏武流亡十九年终归故国及疱丁解牛所用之刀历十九年而弥新等三个典故，与明亡十九年联系起来，表达作者恢复故国之志。

顾炎武论文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日知录》）从这种观念出发，他批评韩愈“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也恪守“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的信念，他的得意门生李颙母亲去世，请他写墓志铭，恳请再三，顾炎武认为“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与人书十八》）且顾炎武一生志向，并不全在诗文，他认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与人书二十五》）因此，他博涉百家，于经义、史学、文字、音韵、金石、考古、天文、历算舆地、军旅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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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学生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称其“九经诸史，略能背诵，??以世要务，一一讲求”，“凡经义史学、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基谬误”，为清代学者开辟了治学的方向。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余姚（今属浙江）人。黄宗羲自幼不习举业，厌恶科举八股，精研经史百家。清兵入关后，他积极参加抗清斗争，清顺治六年，还曾奉鲁王之命乞师日本以抗清廷，但不果而返。明亡后，黄宗羲专意于讲学著述，他开始由单纯的反清复明转向对整个社会制度和体系的反思，写下了《明夷待访录》一书。黄宗羲潜心著述六十五年，作品120多种，有《黄梨洲文集》、《黄梨洲诗集》、《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涉及文学、史学等领域，其《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开中国断代学术专史的先例。

黄宗羲论诗力倡宋诗，他说“天下皆宗唐诗，余以为善学唐者唯宋”，认为以学杜而自成格局的江西诗派“乃宋诗之渊薮，号为独盛”（《黄梨洲文集·姜山启彭山诗稿序》）。他认为，诗应以性情为主，不赞同文学复古，极力反对摹拟之风，此外，他极其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提倡“以诗补史”。黄宗羲的诗格高韵清，所作多感旧抒怀，表达个人志向节操，风格凄清，情感真挚，有些作品以诗论史，精辟警人，每有议论，亦多识见警绝之处。黄宗羲的文浑朴晓畅，论理辞锋锐利，纵横恣肆，述史则旁征博引，明白生动，写人则逼真传神，如《原君》、《柳敬亭传》等，都是其散文名篇。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中年称一瓠道人，更名壶。因曾隐居石船山，自号船山老人，世称船山先生。先世扬州人，后迁衡州（今湖南衡阳）。明崇祯十五年（1624）中举，因李自成农民起义阻断交通，未能进京会试。张献忠曾以王夫之的父亲为人质，强迫王夫之侍其帐下，王氏毁容以约其念。清军入湘之时，他曾起兵衡山，后又多次参与抗清斗争，以失败告终。康熙十四年（1675）在衡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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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船山筑湘西草堂，避门不出，从事著述。其百余种著作，合为《船山遗书》。王夫之在文学理论上颇有建树，所著《姜斋诗话》对历代诗文作了系统的评述，见解精辟，对清代文论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姜斋诗话》中，王夫之强调诗歌“兴、观、群、怨”的现实内容和社会功用，认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主张以意为师，情景“妙合无垠”，反对“立门庭”，树“死法”，事模拟。王夫之工诗文，亦工词。其诗学六朝初唐，旨趣清高，多写故国情思和身世感慨，哀怨深沉。其词寄托深遥，芳悱缠绵，朱孝臧评为“字字楚骚心”（《彊村语业》）。

第四节 王士禛与清前期其他诗人

清代前期，继钱谦益、吴伟业之后登上诗坛盟主之席的是王士禛。康熙三年（1664），钱谦益卒，七年后，吴伟业谢世，之后王士禛笼罩文坛达四十年之久，声威远甚钱吴。

王士祯（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22岁进士及第，任扬州推官，后累迁官至刑部尚书。王士禛出身于望族，曾祖王之垣为万历年间户部侍郎，伯祖父王象乾明末时为兵部侍郎，从祖王象春和钱谦益同榜进士。王士禛少年即负诗名，15岁时，他的第一部诗集《落笺堂初稿》付梓，顺治十四年，24岁时，在济南大明湖赋《秋柳》四章，文人士子、诗坛名宿、寺僧女尼纷纷唱和，一时声名大噪。后诗名达于禁中，引起康熙的注意，自康熙十七年45岁始，因康熙的上谕，王士禛官运亨通，官至刑部尚书，诗名也达到极盛。赵翼《瓯北诗话》云：“其名位声望为一时山斗者，莫如王阮亭。”康熙四十三年，71岁时，因故罢官，归里后，“葺夫于亭，日事著述，不与闻门外事。四方求诗文者接踵而至，公亦洒然自得，有请辄应。”康熙五十年，78岁时病卒于乡里。有《带经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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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辑有《带经堂诗话》，有词论著作《花草蒙拾》。

王士禛论诗力倡“神韵说”，早年任职扬州时，选编了《唐诗七言律神韵集》，大张“神韵”之说，“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50岁后又选《唐贤三昧集》重举“神韵”的大旗，他认为，杜甫诗歌的色彩过于浓重，缺乏神韵，所以其《唐贤三昧集》只取王维以后诗人的作品，力图以这种偏激的作法纠诗坛之弊。神韵说最早是用来评论绘画，且主要是人物画，至唐宋以降，这一理论才由评品人物画扩大到山水、花鸟，并逐步走向绘画以外的其他领域。南宋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以“神韵”论诗。王士禛的“神韵”说，脱胎于严羽的“妙悟”、“兴趣”诸说，以“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与钟嵘《诗品》“滋味”说以及司空图“自然”、“冲淡”的“韵外之致”有相似之处，认为诗歌不能停留于描摹对象的外在形貌，而要把握其风神气韵，“如禅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蚕尾集》），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进程来说，“神韵说”的出现是一种必然。元明清后，诗人已无力超脱唐人另辟蹊径，唐人的诗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格高调壮的诗歌，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追求通俗，崇尚实用的诗歌，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冲澹诗风，以晚唐为代表的冷峭诗风。明代，七子力倡格调之说，力追李杜的高格，公安三袁的“性灵说”与元白有近似之处，而竟陵派则与晚唐诗风有相通之处，唐人确立的诗歌风格除了王孟诗风外，基本上都成为一时风习，而流弊不小，因此，发现新的诗风革除旧弊成为诗坛的首要问题。王士禛的“神韵说”正是在这个时候应时而出，给当时俱操盛唐之音的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矫正了公安派留给诗坛的纤弱、浅率之风和竟陵派佶屈聱牙、怪诞空虚的流弊。

王士禛的“神韵说”对司空图、严羽等人诗论的简单重复，他既包含了七子派对“格调”的讲求，也包含了公安派的“性灵”， 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云：“渔洋先生所讲神韵，则合丰致、格调为一而浑化之。此道至于先生，谓之集大成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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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绳武在《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铭》中，讲得更具体：“自来论诗者，或尚风格，或矜才调，或崇法律，而公则独标神韵。神韵得而风格、才调、法律三者悉举诸此矣。??公于书无所不窥，于学无所不贯，??而或但执诗以求公之诗，又或执一家之诗以求公诗，其亦终不足以语于知公也明矣。”渔洋的“神韵”说要求诗歌必须表现出描写对象的风神气韵，而反对呆板地执着于皮相的形似描摹，所谓“咏物之作，须如禅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称。”（王士禛《蚕尾文》）王士禛的创作实践与他的理论相一致，他的诗作，大都清丽和美，秀逸清真。与钱谦益、吴伟业二人相比，王士禛大多写自然风光，借助于自然景物隐微地透露个人心曲。如他最著名的《秋柳四首》，吟咏济南大明湖垂柳：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念憔悴晚烟痕。愁上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其一）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中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邪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其二） 诗名《秋柳》，但却不粘滞于“柳”这一物象，而是借助“柳”来表达某种情思。在士大夫的文化积淀中，“秋”往往和衰飒、萧瑟相联系，而秋日的垂柳失去了春日的轻盈和生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美的消逝，产生出哀伤和无奈之感。但作者并不直言美的幻灭，在诗中，又选用“春燕景”、“晚烟痕”、梦中的江南、风中的笛声等清丽、淡远的意象，以及“陌上黄骢曲”、“江南乌夜村”等典故，把这种幻灭和感伤处理成遥远的回忆。诗中包含着惆怅孤独、愁思苦恨，但又若隐若现，再加上全诗富于音乐感的节奏、优美的语言，全诗笼罩着一种优美的难以指实的感伤之情。如《秋柳》诗一样，王士禛对“秋”特别偏爱，他的作品中多有直接言秋的诗句，“烟雨秋深暗白波”、“杨子秋残暮雨时”、 “秋雨秋风过灞桥”、“荷灯百尺接秋河”、“垂虹秋色一千里，秋到吴淞思故乡”，既即使写到春景，也不免发出“浓春烟景似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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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慨叹，这样无形增添了诗作的凄凉感，同时，他又多用清丽的意象表达自己的情思，使这种愁思成为提纯了的审美情绪。由此可看出，王士禛所倡的“神韵说”是一种综合之美，他的诗既严格遵循诗歌的法度，又注重格调，符合“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原则。

王士禛作为清康熙几十年间最有影响的诗人和诗论家，执文坛牛耳达五十年之久，他在诗坛上标榜声华，自树坛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竟尚宋元??于是士禛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披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

王士禛虽为一代盟主，但在当时，也不乏对他的批评。如他的甥婿赵执信在诗学著作《谈龙录》中就对他的创作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时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讥刺他“清秀李于麟”，即他的诗作像七子中的李于麟一样，只知摹仿，图有清秀之表，而没不底蕴，而稍后的袁枚则鄙薄他“大师才力薄”。他的诗作，虽有 当在当时，还是无人可以比拟的，袁枚虽然认为他“才力薄”，但也对其有公允的评价，“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惜誉之者既过其实，而毁之者亦损其实。须知先生才本清雅，气少排奡，为王孟韦柳则有馀，为李杜韩苏则不足也。”（《随园诗话》卷二） 在康熙诗坛上，王士禛前后还有宋琬、施闰章、查慎行等人。王士禛《池北偶谈》谓：“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朱庭珍《筱园诗话》说：“顺治中，海内诗家称南施北宋，康熙中，称南朱北王，谓南人则宣城施愚山，秀水朱竹垞，北人则新城王阮亭，莱阳宋荔裳也。继又南取海盐查初白，北取益都赵秋谷益之。号六大家。”

宋琬（1614—1673），字玉叔，号荔裳，顺治四年（1647）进士，任浙江按察使时，因人诬告谋反而下狱，后闲居多年，晚任四川按察使。宋琬诗学杜、韩、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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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骨健举，韵格老成，又因际遇多舛，激成一腔悲愤，故颇多感伤忧患之辞。著有《安雅堂集》。其作品如《渔家词》，“估客不来贱若泥，租吏到门势欲缚。烹鱼酌酒幸无怒，泣向前村卖网罟”，写渔民的困苦，《狱中对月》，“栖乌红树冰霜苦，哀雁横天关寒难”，写羁囚的悲哀。

施闰章（1618—1683），字尚白，号愚山。清世祖顺治六年（1664年）举进士后家居数家，康熙十八年（1679）又举博学鸿词。施闰章诗风平实严谨，王士禛的门生洪昇曾问诗法于施闰章，施云：“子之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余即不然，譬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须从平地筑起”，其意则说王诗难的把握，而自己的诗则朴实严谨。王士禛将宋琬和施闰章并提，但两人诗风迥异，施诗多写平常生活的感受，写自然景物，清新而富有生趣；宋诗困苦的生活，多幽思愁苦感时伤世之作。王士禛对施推崇备至，将此话记入了《渔洋诗话》，更赞施闰章的诗“爱其温柔敦厚，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章法之妙，如天衣无缝”，“清词丽句，叠见层出”。他的诗句，如“野桥沙际滑，山坞雪中深”，“泉闻深树里，山响乱流间”，“孤城春水岸，归鸟夕阳村”等，清词丽句，颇具王士禛所云的“神韵”之风。

施闰章之后的另一江南名家是朱彝尊。朱彝尊（1629—1709）在后世以词而著名，但在清诗坛，他的诗以学力、辞藻见长，正合清人重学问之风，因此，名传一时。朱彝尊本人曾明确地表示自己不喜宋诗，“迩来诗格乖正始，学宋体制嗤唐风。江西宗派名流别，吾先不取黄涪翁。”（《题王又旦过岭诗集》）但在当时宋诗风气的影响下，他还是不自觉地阑入了宋诗，因此，诗作取法唐人而兼两宋之风，或沉痛悲切、或清丽可喜，成为宗宋诗派浙派的发端。在清前期的词一节里，对朱彝尊有详细的介绍。

查慎行（1650—1727），本名查嗣琏，字夏重，康熙二十八年（1689）因洪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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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皇后“国恤”期间演唱《长生殿》而受牵连，为避祸，遂改名慎行，改字悔馀。屡试进士不第，康熙四十一年（1702）入值南书房，时年已五十有三，康熙四十二年中进士。查慎行宗法宋诗，为浙派诗中成就最高者。查慎行诗作尤得力于苏轼、陆游，朱庭珍《筱园诗话》云：“查初白诗宗苏陆，以白描为主，气求条畅，词贵清新，工于比喻，善于形容，意婉而能曲达，笔超而能空行，入深出浅，时见巧妙，卓然成一家言。”查慎行的诗作刻画工细，意境清新，扬宋诗之长，同时又避宋人之短，兼学唐人，讲究音节色泽，追求情韵。查慎行一生，足迹所履甚广，他的作诗也有意识地记录当地山川景物，民俗民情，他的全集即是一部个人生平传记，也是一部旅游纪程。

第五节 清代前期的词

词经过元、明两代的低落后，到清代重又繁荣起来。据叶公卓编录的《全清词抄》，清词人达四千家，成为断宋以后又一个高峰。清代前期的词作家，以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三家最为著名，陈维崧、朱彝尊在词坛影响甚大，谭献云，“嘉庆以胶，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箧中词》），纳兰性德则自成一家，因情思哀婉缠绵、词藻清丽，被况周颐推为“国初第一词人”。

陈维崧（1625—1682），字斯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因多须，人称“陈髯”。其父陈贞慧为明清易代之时的清流高士，与桐城方以智、如皋冒襄、商丘侯方域合称“四公子”。陈维崧早年，家门鼎盛，入清后，家道中落，又屡困场屋，客游四方。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康熙二十一年，病逝。所作《湖海楼诗文词全集》54卷，词占30卷。

陈维崧论词主“词史”之说，认为要以史入词，词能“存史”，与七言四韵的近体诗相比，词更便于抒情言志，更能够表现社会历史的动荡和复杂，并指出“东坡、稼轩诸长调骎骎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乐府”（《词选序》），力图打破词为“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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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科”的传统观念。针对词坛学古的风气，他讥笑说，“多少词场谈文藻，向豪苏腻柳寻兰本。吾大笑，比蛙黾”（《贺新郎·题曹实庵珂雪词》），他反对拘守前贤，摹拟古人，主张革新创造，即使“作达放颠无不可”。他个人的创作也谨守着这一规则，并因此影响了清代词坛，使词风有了极大的转变，词从绮靡婉复，写个人日常生活，扩大为面向时代、面向社会以及广阔的人生，成为阳羡词派的开创者。阳羡词派因陈维崧为阳羡（今江苏宜兴）人而得名，同派作家还有曹贞吉、孙枝蔚、尤侗、史可程等，后期理论代表人物有蒋景祁，亦宜兴人。

陈维崧乃文学通才，他长于骈文，诗与古文俱佳，但其词更胜。陈维崧之弟陈宗石在《湖海楼词集序》中谓其词“不无声华裙屐之好，故其词多作旑旎语。迨中更颠沛，饥驱四方，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榭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甚至里语巷谈，一经点化，居然典雅，直有意至笔随、春风物化之妙”。陈维崧的词面向生活，题材广泛，其《贺新郎·纤夫词》云征发纤夫之事，词以叙事，兼具抒情、议论，“征发棹船郎十万，列郡风驰雨骤”写出官家的威势，“叹闾左，骚然鸡狗。里正前团催后保，尽累累，锁系空仓后。捽头去，敢摇手”，写出纤夫被征的恐慌与仓皇，及官吏的威逼之态，颇具杜甫及白居易“新乐府”关注现实的精神。《八声甘州·客有言西江近事者，感而赋此》、《贺新郎·天畔蚕丛路》敢拈大题材，写清兵于江西南昌等地掳掠妇女入宫之事以及清兵蹂躏妇女的暴行，《南乡子·江南杂咏》等写苛捐杂税、自然灾害下民不聊生的状况。因受其父以及陈子龙等人的影响，陈维崧笔下也极多沉痛的故国之思，如其《夏初临·本意》，上阕写春去夏至的自然景象，下阕则转入回忆，“蓦然却想，三十年前，铜驼恨积，金谷人稀”，“细柳新蒲，都付鹃啼”，词中充满着家国之悲，哀婉缠绵，令人神伤。

陈维崧的词从词风上来说，师法辛弃疾，豪放沉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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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陵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遒。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正是狂放不羁的个性加上苦痛的人生经历凝成了他胸中的悲愤之气，他在词中屡屡表达壮志难酬的悲情，《好事近·夏日史蘧庵先生招饮》：

分手柳花天，雪向睛窗飘落。转眼葵肌初绣，又红欹栏角。 别来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犹昨。话到失路，忽凉风索索。

上阕写景，下阕抒情，末句突转萧索，透出词人悲凉的心态及无绪的情绪。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金风亭长、小长芦钓鱼师，浙江秀水（嘉兴市）人。明亡，曾共图恢复，事败远游，文名广播，50岁以布衣应博学鸿科试科试，授翰林院检讨，后以事罢官归里，著述以终。朱彝尊博通经史，诗词古文俱工，开创了浙西词派。有《静志居琴趣》、《江湖载酒集》等。

康熙十七年，朱彝尊选辑、汪森增订的《词综》刊行，浙西派词论基本形成。浙西词派认为词“足以宜昭六义，鼓吹元音”，可以“假闺房儿女之言，通这于《离骚》、变雅之义”，但诗词有别，“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愈工，词由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朱彝尊《紫云词序》）这与陈维崧论词恰恰相反。另外浙西词派尊崇南宋词风，主张学习姜夔、张文英，朱彝尊认为，“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宋末格律词派追求“清空”、“雅正”、“醇厚”，浙西词派大力提倡醇雅。朱彝尊的词和词学，正代表了由明清动荡转向康熙盛世的时代风气，符合歌咏升平的需要。

朱氏50岁才得入博学鸿词科，前半生基本在流离之中，长期过着客居游幕的生活，其于康熙十一年编订的《江湖载酒集》就取名于杜牧诗句“落拓江湖载酒行”，暗示自己生活的困顿，多写个人的落拓飘零。朱彝尊身历故国沧桑，往往将黍离麦秀之思融入词中，以一种极其雅致、婉曲的方式表达出来，如长调《飞雪满群山》（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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髻鸿妻）、《风蝶令》（青盖三杯酒）等表达了明清易代的感慨。其《卖花声·雨花台》被陈廷焯评为“气韵沉雄，却不叫嚣，不流散慢，出苏辛之口。”（《云韶集》）朱彝尊虽在理论上倡“清空”，他也明确指出了自己创作的宗师，“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题词集》），但其词中却不乏沉雄悲壮、气象宏大之作，如《满江红·吴大帝庙》、《水龙吟·谒张子房祠》、《百字令·自题画像》等慷慨激昂，意蕴沉厚。

但朱氏词作不仅风格多样，内容也极其丰富，其登临怀古之作甚多，更有不少写爱情的佳作，他的《静志居琴趣》，一改《花间集》的艳情之风，摒弃个人私欲，纯写爱情，正与其“醇雅”的主张相一致。如其小令《桂殿秋》：

思往事，渡江干。青娥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词作毫无写男女之情常有的脂粉气和庸俗气，完全采用白描的手法，语言浅近，自然清新，词境超脱于男女情事之外，而别有高致，深得谭献称赏，认为“复振五代、北宋之绪”。

纳兰性德（1654—1685），原名成德，因避太子讳改名成德，字容若，别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其父明珠是康熙朝的权相之一。康熙十五年（1676），纳兰性德应殿试，赐进士出身，不久官至一等侍卫，深得宠信，在世人眼中，显赫无比，但纳兰却时时被郁闷与哀伤的情绪所困扰，他“闭门扫轨，萧然若寒素。客或诣者，辄避匿”（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并“惴惴有临履之忧”（严绳孙《成容若遗集序》）。纳兰天性敏感多情、才情富艳，是一个极其理想化的文人，顾贞观在为纳兰所作的祭文中云，“吾哥所欲试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业，百不一副；所欲遂之愿，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面对现实社会，他往往极其容易产生幻灭之感，随驾扈从不得自由的生活，壮志难酬谢的苦闷，身边才华横溢之士遭嫉等等使他处于无尽的烦闷之中，“须知名士倾城，一般易到伤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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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人间厚福，天公尽付，痴儿騃女。”（《水龙吟·题文姬图》）这种性格、气质再加上他富艳的才情，发而为词，则缠绵哀婉，曲折幽咽。纳兰性德著有《通志堂集》，今年流存下来的词有三百余首。

纳兰于词推尊南唐后主李煜，兼学花间、晏辛，陈维崧评其“得南唐二主之遗”，周之琦认为他是“南唐李重光后身也”， 纳兰性德的词天然质朴，写景咏物情感真挚，自然明朗，悼亡词则凄美幽怨，他的虽承婉约之风，但豪无浮艳颓靡之气，真纯自然，清新超逸，被王国维评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从内容上看，爱情词在其创作中占了重要部分，纳兰与夫人卢氏情笃意切，纳兰身为侍卫，不得不经常护驾扈从，夫妻离多聚少，且婚后3年，卢氏既因难产而逝，因此，爱情成为纳兰词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些词作低回幽怨、真挚清淳，感人至深。如《临江仙·寒柳》“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太常引》“梦也不明，又何必催教梦醒”，《浣溪沙》“谁道飘零不可怜，旧游时节好花天，断肠人去自今年。一片晕红才着雨，几丝柔柳乍和烟，倩魂销尽夕阳前”，其《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蝶恋花》等更是哀怨深婉，不忍卒读。因任康熙侍卫，多次奉命出塞，边塞的大漠风光，虽能让人产生无限豪情，但也不免给以荒寒孤寂之感，描写边塞生活，记录边塞的心绪也是纳兰词的重要内容，《菩萨蛮》“朔风吹散三更雪，倩魂尤恋桃花月，梦好莫催醒，由他好处行。无端听画角，枕畔红冰薄。塞马一声嘶，残星拂大旗。”既有雄豪之气，双兼婉约之美。

清词坛的著名作家另有顾贞观、曹贞吉等人。顾贞观（1637—1714），字远平，号梁汾，江苏无锡人。《清史稿·文苑传》将他与陈维崧、朱彝尊并称为“词家三绝”他的词以情胜出，重白描，用笔圆朗，不事雕琢，词集《弹指词》追求出神入化之妙，流传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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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清初的白话小说 第一节 才子佳人小说

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说集群式出现，蔚为风气，形成流派，是明末清初小说界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所谓才子佳人小说，是指明末清初数十年间那些以才貌双全的青年男女之曲折婚恋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以及更大背景的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而在明末清初的特殊文化境遇中蓬勃一时。

毫无疑问，才子佳人小说以其所构造的婚恋类型，所表达的婚恋理想，显示出它是中国婚恋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人类告别乱交杂处的原始群婚状态，走进比较文明的对偶婚姻以后，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演化，出现过许多配偶类型，也不断地探索着理想的婚配模式。由于封建宗法制度的漫长延续和伦理政教型文化的积淀渗透，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婚姻观念长期以来把爱情拒之门外，同时也把当事人双方的自主选择权力加以剥夺，婚姻的原则和动力建立在家族利益、家长权力或金钱、门第之上，当事人本人的条件素质及其相互挑选处于从属地位，社会上流行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千百年来不知酿造了多少婚姻悲剧，爱情意识的萎缩泯灭更是家庭生活的普遍事实。至于女性，则由于封建性别文化受男权中心的封建宗法文化的制约，更以性别整体在两性关系中接受男权的压迫，在婚姻生活中则受夫权的压迫，失去了平等的权利。尽管如此，有知识有灵性的中国人，始终没有放弃过对于更加文明、更加健康的爱情婚姻理想境界的追求。受明代思想解放运动、人文浪漫思潮的影响，人的自主意识逐渐觉醒，读书人的主体精神得到提升和强化，他们在婚恋方面追求才情的自我体认，幻想着才貌俱佳的青年男女自主婚配，终成眷属，过相互倾心爱慕的爱情生活。朱光潜先生《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曾说：“西方受中世纪骑士风的影响，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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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在学问和情趣上往往可以与男子欣合，在中国得于友朋的乐趣，在西方往往可以得之于妇人女子。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女子的地位比较低。夫妇恩爱常起于伦理观念，在实际上志同道合的乐趣颇不易得。”该文又说：“西方爱情诗最长于‘慕’。”而“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看起来，明末清初的文人才士们对婚恋生活的这种传统境界已颇有改造之心了，他们也希望在婚恋生活中能于学问和情趣方面得到如处友朋的乐趣和志同道合的乐趣，他们也不再满足于写“怨”的文学，而要来追求这“慕”的境界了。从这个角度说，才子佳人小说是随着中国婚恋文化的变迁和进步而同步出现的。

中国婚恋文化向来是以文学作为自己十分重要的载体和表达工具的，中国古代文学因而描述过许多不同的婚恋类型，咏叹过许多不同趣味的“情”，例如君子淑女、离人思妇、旷夫怨女、征夫怨妇、村夫农妇、英雄美人、帝王后妃、状元公主、王孙小姐、商人弃妇、老夫少妻、嫖客娼妓、一夫数妾、和尚尼姑，乃至幻想境界中的书生鬼狐、凡人仙女、牛郎织女等等。这些婚恋类型固然也极大地开拓了性爱的广阔领域，但大多数类型显然不是人类较为理想的婚配模式，有些还是畸形变态或腐朽的性爱关系。比较起来，才子佳人的婚配类型显然在自由、自主、平等、相知、相爱、相助、患难与共、讲究文化素养、欣赏气质才情等多个契合点上，更接近现代婚姻观念，因而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是比较理想的婚恋类型，攀登着性爱的较高境界。

才子佳人小说所表达的婚姻理想可以归纳为容貌美、才智美、情爱美三个方面，也是从外表到内心的三个层次。试以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定情人》稍作分析。 先说容貌美。容貌美是才子佳人相互倾慕的必要条件和浅显层次。才子佳人之遇合，必以惊艳而动心，故每部作品都有关于美貌的描写段落。《定情人》中，作品描摹蕊珠小姐的惊人美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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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不肥，柳不瘦，别样身材。珠生辉，玉生润，异人颜色。眉梢横淡墨，厌春山之太媚；眼角湛文星，笑秋水之无神。体轻盈，而金莲蹙

蹙展花笺；指纤长，而玉笋尖尖笼彩笔。发绾庄老漆园之乌云，肤凝学士玉堂之白雪。脂粉全消，独存闺客之儒风；诗书久见，时吐才人之文气。锦心藏美，分明是绿鬓佳人；彤管生花，孰敢认红颜女子。

不但女子要美，男子也必须有英俊潇洒的美貌。《定情人》中的男主人公双星必然是“一个儒雅翩翩少年秀士”，才能得小姐以及岳父母的喜欢。“惊艳”是才子佳人小说必不可少的段落，“双星忽看见蕊珠小姐如天仙一般走近前来，惊得神魂酥荡，魄走心驰”，而“蕊珠小姐初见双星亭亭皎皎，真可称玉树风流，也不禁注目偷看。”值得称道和注意的是，才子佳人小说所倡扬的容貌美不仅仅是外貌的自然美，而是同时注重外貌的气质美。自然美是先天造就，而气质美是后天养成，注重了气质美，青年男女的美貌才有了精神内容和文化蕴涵。

次言才智美。双星十五岁成了秀才之后，媒婆盈门，多有显宦求亲，亦不乏美貌女子，但双星却一概未允，说是“天地既生了我一个双不夜，世界中便自有一个才美兼全的佳人与我双不夜作配。况我双不夜胸中又读了几卷诗书，笔下又写得出几篇文字。两只眼睛，又认得出妍媸好歹，怎肯匆匆草草，娶一个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丑妇，朝夕与之相对？”又说：“有女如玉，怎说不美。美固美矣，但可惜眉目间无咏雪的才情，吟风的韵度，故少逊一筹，不足定人之情耳。”为了寻找他理想中的“才美兼全的佳人”，他远离四川家乡，漫游江南，终于找到了满意的“定情人”。 才子佳人小说不但写青年男女的学识才华，还往往描写其智慧和胆略。如《玉支玑》中的管小姐，不但才美过人，而且胆识高超，当恶少卜成仁仗势求婚，彤秀不是简单回绝，而是以赛诗相难，败则不从，使之望洋兴叹。后来卜成仁又诬指才子长孙肖送给管小姐的定情物玉支玑是官库之物为其父私吞，强令追回，企图使长孙肖与管小姐之婚约失去凭据，而管小姐却巧妙地以一支假玉支玑顶替，反使卜成仁把妹妹卜红丝也嫁给了长孙肖。再后来卜成仁恼羞成怒来抢亲，管小姐竟仗剑吓退，又伪装自杀惨状，把卜成仁吓成了痴病，再也不敢妄想。管小姐终于以自己的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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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胆略，保卫了自己的美满姻缘。

三说情爱美。外貌美与才智美的内外融合，还必须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深挚而强烈的情爱美，才是理想境界的婚姻。情爱美是才子佳人小说所追求的婚恋理想的深层内容。《定情人》中双星曾誓言：“若不遇定情之人，情愿一世孤单。”表示决不“委曲此心，苟且婚姻”。他的婚恋主张是，第一，婚姻不能没有爱情，无情即不定。第二，定情必须慎重选择，不能轻易为之。第三，一旦定情，就要海枯石烂而其情不移。他说：“夫妻和合，则性而兼情者也。性一兼情，则情生情灭，情浅情深，无所不至，而人皆不能自主。必遇魂消心醉之人，满其所望，方一定而不移。若稍有丝忽不甘，未免终留一隙。”如其不然，倘此生再遇更中意之人，“却如何发付？欲不爱，则情动于中，岂能自制；若贪后弃前，薄幸何辞？”持着这种观念，他耐心等待，千挑万择，才与蕊珠小姐定情终身，从此他就守爱不移。当一恶人捣鬼，贿买太监把蕊珠选入宫中以后，双星即恪守盟约，誓不再娶。先是点了状元以后拒辞当朝附马爷招婿之请，后知蕊珠遇害，虽因蕊珠亲笔遗嘱而与二小姐彩云结婚，却分床而居，以示忠贞不二之心。后来蕊珠得救，终遂定情之缘。在封建婚姻观念还相当顽固的明清时代，《定情人》等才子佳人小说所倡导的婚姻观是具有相当程度的超前意识而难能可贵的。

不必讳言，才子佳人小说既反映了中国婚恋文化在明末清初时代突破传统的进步，也表现出中国婚恋文化受制于传统的局限。

才子佳人小说的婚恋观，似乎要破除门第观念，但却留着明显的痕迹，恰如林辰先生所言：“实质上多数作品仍未跳出门当户对的圈子。男多谢世清官的后裔，只是由于父亲居官清正早逝而未给儿留下遗产可依，无贵戚可攀；女必退归林泉的廉洁重臣之女，只是由于父亲疾恶忌佞而不嫁权门。所谓不求门楣，只不过是主张忠奸不联姻，善恶不结亲，唯清高与庸俗之分而已。”（林辰《明清小说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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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佳人小说似乎要把才智举到婚姻选择的较高位置，而与一般的功名富贵保持距离，但事实上才子佳人之“才”起初只不过表现在诗词歌赋的写作方面，“诗赋之才”与“举业之才”相比，有超尘脱俗的意味，表现了文人才士不为科举制度所驭使的节操，但“诗赋之才”轻事功实用，脱离现实，往往又给人庸肤浮华之感。而且，大多数作品中的才子最后还是通过科举而获取功名，终于不能久居人下，则科举功名还是成了“才”的最后衡量标准。

才子佳人小说又倡扬“定情而不移”，但我们却在作品中一再看到二女共事一夫的结局，并渲染“佳人”的礼让而美化“才子”的“艳福”，则至少“才子”对“佳人”爱情的忠贞与专一实又流为空谈，或者说仅成为女子单方面的义务，一夫多妻制被描成一幅美妙的画图。

才子佳人小说又几乎一例都采取了夫荣妻贵的大团圆结局，而且往往由皇帝御准良缘，好人坏人重又欢聚一堂，则才子佳人小说冲击腐朽传统和黑暗现实的思想力量又磨钝了锋芒。

明代末年出现了一批中短篇通俗才子佳人小说，如《鼓掌绝尘》中的“风集”和“雪集”，就是两个较长的才子佳人故事，已堪称身形完备的才子佳人小说。大约在清顺治初年及南明尚存时期，第一部标准的长篇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问世，从此开始了才子佳人小说在明末清初约七八十年的繁荣发展，形成一个势力强劲、影响广泛的小说流派。大约到了乾隆、嘉庆时代，才子佳人小说逐渐衰微，但一直到晚清和民初，还能在鸳鸯蝴蝶派小说中见其余绪。

天花藏主人是才子佳人小说及其流派的奠基人，也是才子佳人小说创作最多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其姓名、籍贯至今尚无定论，故生平不详。现知与天花藏主人名号有关的小说有16种之多，或署“著”、“述”，或署“编次”、“新编”，或作“序”，分别是：《玉娇梨》、《平山冷燕》、《两交婚》、《定情人》、《画图缘》、《金云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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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乐》、《玉支玑》、《锦疑团》、《幻中真》、《飞花咏》、《赛红丝》、《麟儿报》及《梁武帝西来演义》、《济颠大师醉菩提》、《后水浒传》，多为才子佳人小说。《梁武帝》、《济颠》、《人间乐》未必是他的手笔，《金云翘》、《幻中真》、《后水浒传》则已考定非其所作，已能肯定为其所作的是《玉娇梨》、《平山冷燕》、《两交婚》，《定情人》也极有可能出其笔端，余则待考。

《玉娇梨》、《平山冷燕》及《定情人》都是才子佳人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品。 《玉娇梨》（又称《双美奇缘》）是长篇才子佳人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才子佳人小说情节模式的开创性作品。书名取自女主人公白红玉（后改吴娇）、卢梦梨的名字。全书二十四回，写正统年间太常正卿白玄有女名红玉，美貌善诗，佞臣杨廷昭御史欲娶为媳，而其子杨芳不学无术，遂遭拒绝。于是杨御史阴谋陷害白玄，荐其出使番邦议和，并欲强娶红玉。白玄毅然出使，不接受要挟，将红玉托给妻弟吴翰林。吴翰林改其名为吴娇，养为亲生，告假避祸还金陵。偶见才子苏友白题诗，爱慕其才情，欲招为婿，不想苏友白误将丑女吴颜认做吴娇，不肯屈就。白玄出使归来，亦告病避还金陵，以考诗方法择婿。苏友白赋《新柳诗》应考，却被居心叵测的张轨如掉包，幸被红玉查明真相，又请苏友白题了《送鸿》、《迎燕》二诗，约为婚姻，然后让其进京求吴翰林保媒。另一书生苏友德冒苏友白之名，求得翰林作媒信，到白府骗婚，又被红玉识破。苏友白应试进京遭劫，另一才女卢梦梨，慕苏友白之才情，女扮男装，与之相会，并以嫁妹名义与之暗订婚约，且赠金助其进京赶考。苏友白中了进士，只选了杭州推官，访梦梨、红玉皆未见，却被抚台杨廷昭逼婚，遂挂冠而去。后改称柳生，与改名皇甫员外的白玄相遇，白玄爱才，欲招为红玉、梦梨之婿，二女不知柳生即是苏友白，守情不嫁。后来苏友白改授翰林，终与二佳人成就“双美奇缘”。

《玉娇梨》中的正面形象具有不畏权贵、坚守人格的思想品质，在忠奸斗争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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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分明，正气凛然，追求婚姻幸福的男主人公宁失功名前程，挂冠辞官，也不屈从苟且上司的强迫婚姻，始终追求自主自由的美满爱情和婚姻。《玉娇梨》所创造的试诗择婿、小人捣乱离间、功名成就团圆等情节，为后起的才子佳人小说不断摹仿而成为模式。

《平山冷燕》二十回。署荻岸散人编次，荻岸散人亦即天花藏主人。书名取自男女主人公平如衡、山黛、冷绛雪、燕白颔四人的名字。因叙四人婚姻故事，故又名《四才子书》。《平山冷燕》通过文臣才士诸男子皆被比败等情节，颂扬了女子的才华和智能，冲击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文化。作品中又颂扬皇帝圣明、社会升平，并御赐才子才女成婚团圆，这种结局方式影响了后来很多才子佳人小说，成为一种模式。

《定情人》，十六回，不署撰人，首序署“素政堂主人题于天花藏”，天花藏主人各序多题“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唯此序特别，一般认为，此书当即天花藏主人所作。《定情人》是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上乘之作，特别是它集中地表现了才子佳人小说所追求的婚恋理想，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艺术方面也能细腻曲折，较耐品味。 才子佳人小说题署中另一个常见的名号是烟水散人。现已知题署烟水散人的小说有九种，即“古吴烟水散人演辑”《后七国乐田演义》，“鸳湖烟水散人著”《女才子书》、《珍珠舶》，“槜李烟水散人编次”《合浦珠》、《鸳鸯配》、《梦月楼情史》，“烟水散人编次”《桃花影》，“烟水散人新著”《春灯闹》，“烟水散人校阅”《赛花铃》。学术界对三种不同籍贯及三种不加籍贯的“烟水散人”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皆是“秀水徐震字秋涛者”，一种则认为《女才子书》所题署的鸳湖烟水散人可能是徐震，而《桃花影》、《春灯闹》、《赛花铃》等，则非“秀水徐震字秋涛者”所著，迄今尚无定论。徐震，字秋涛，别署烟水散人，浙江嘉兴人，生卒生平不详，约生活在顺治、康熙年间，康熙末年尚在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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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署“鸳湖烟水散人著”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女才子书》（又名《美人书》、《闺秀佳话》、《情史续传》），十二卷，每卷演一女才子故事，这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反映妇女生活的专题小说集，作者热情赞美女才子们“胆识与贤智兼收，才色与情韵并列”，同情他们的婚姻悲剧和生活遭遇，控诉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抨击封建礼教，鼓吹妇女婚姻自主，思考了私奔、从良、再嫁、多妻等多种妇女问题，具有积极和进步的意义。从小说史上看，《女才子书》并非一般所谓才子佳人小说，但其中的十二个故事，约略概括了明末清初婚恋小说的基本类型，对才子佳人小说影响很大，因而具有重要的资料及研究价值。

《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十八回，题“名教中人编次”，“游方外客批评”。作《好逑传》取《诗经·关雎》诗意，颂扬君子淑女之情，试图调合爱情与礼教的矛盾，宣传伦常甚于美色，廉耻于婚姻的观念，有其迂腐的一面。但这一对才子佳人却有着一般才子佳人难敌的优秀品格，他们绝非只是风流美貌、莺声燕语、软弱无能，论才也只止于吟诗作赋，而是刚烈勇毅，练达沉着，足智多谋，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两个刚柔并济、才智相兼、文武双全的形象，表达了作者健康的人格理想，具有积极意义。作品故事精采，结构紧凑，才子佳人玩显官恶少歹徒于掌心之中，使得喜剧色彩比较浓厚，增加了阅读的趣味。《好逑传》对后期才子佳人小说影响很大，并且早在18世纪就被译介欧洲，歌德读后曾赞赏不已。故它跟《玉娇梨》、《平山冷燕》等作品一样，也是产生了世界影响的中国古典小说之一。

上述作品之外，写得比较好的才子佳人小说还有《宛如约》、《飞花咏》、《春柳莺》、《驻春园》、《金云翘》、《吴江雪》、《两交婚》、《铁花仙史》等等。

才子佳人小说的发展大约经过了初起期的重“情”求“真”阶段，中盛期的“情”“理”调合阶段，和晚衰期的杂糅变态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表现为理想色彩较浓富于浪漫气息的情性品格，第二个阶段主要表现为既追求理想又维护名教的温柔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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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理性品格，第三个阶段则已渐渐徒具躯壳，往往只是要借一个婚恋故事框架，来混装历史、神怪、宗教、战争、讼狱、侠义等多种情节，反映生活已由情事扩大到家事、世情、国事，渐渐轶出婚恋小说的范围，才子佳人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小说流派类型也就渐趋消亡。至于才子佳人小说中健康积极的营养，则将进入那些意义更加深沉艺术更加精湛的人情世态小说之中，进一步发展变化。

才子佳人小说的初起期表现了可贵的艺术创造性的，但继起的作品却转相摹拟、陈陈相因，逐渐走进了模式化的窄路。曹雪芹曾经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借石头之口批评了这种倾向，他说：“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词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又在第五十四回中借贾母之口说“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子，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曹雪芹是在写小说，不是作文学评论，且又是借人物说活，因而未必完全公允周到，但他的批评却道出了才子佳人小说模式化倾向的基本事实。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指出过才子佳人小说“以题诗为媒介”、“始或乖违，终多如意”、“又常是奉旨成婚”、“团圆”等“蹈袭”之病。

才子佳人小说形成了相当稳固的艺术程式，可以从情节模式与人物模式两方面来稍作分析。

情节模式一般都是“三部曲”：（一）、一见钟情，私定终身；（二）、小人拨乱，情人分离；（三）、功成名就，赐婚团圆。情节的流向是“遇—分—合”。这三个阶段在表意方面有积极因素，第一个阶段说明婚姻有情，婚姻自主，第二个阶段说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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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婚姻能够经受考验，第三个阶段是期望理想能够变成现实，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遇—分—合”的情节演变模式，确实也适应了小说的艺术需要，显得波澜起伏，悲喜交替，富于变化，能够满足读者的阅读心理，增加了作品的审美情趣。中国婚恋文学结局方式很多，病亡、自杀、化蝶、化鸟、化树、成鬼、成仙，还有私奔、隐居等等，多以悲剧落幕；也有仙界团圆、人鬼夫妻、异类结合，充满幻想。才子佳人小说却写爱情在现实生活里成功，不但得到家长支持，而且还得到最高统治者御准玉成，皆大欢喜。这固然难逃美化现实的讥评，但也未尝不是一种有创意的结局方式，一种有进步意义的社会理想。所以，才子佳人小说情节模式的开创者应该说是富于创造性的作家。只是后来十几部、几十部的才子佳人小说都来套这个模式，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就令人生厌了，因为并不是天下的情人都是才子，更不是天下的才子都能金榜题名。

才子佳人小说的人物设计随着情节的模式化，也必然走上概念化的道路，而且还表现出极端化的倾向。女主角必是名门闺秀，才貌无双，男主角必是天下第一才子，而且外貌也俊爽风流，男女主角又无不是出口成诗。而与他们为敌的小人则无不是粗俗庸劣，即令金堂玉马之臣也要甘拜下风。男主人公还必然天生就是“举业”之才，所以状元进士，尤如探囊取物，总是伸手即得，从不落空。小说中出现的皇帝则必是圣明天子，爱才之主，必由他出来曲终奏雅。

才子佳人小说情节与人物的模式化，忽视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影响了作品思想的深刻性和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才子佳人小说因而没能攀上更高的美学境界。

才子佳人小说虽然本身没能攀上更高的美学境界，前不如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优秀作品，后不如以《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红楼梦》为代表的清代杰作，但它在小说史的发展过程中，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自有其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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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才子佳人小说的开创之作和比较优秀的代表作品，在小说史上有其不可取代的存在价值，它们是小说林自然生态中一种独特的类型，异彩流光，仅读几部代表作绝不会产生厌弃之情。它在反映和表现明末清初历史状况以及社会意识、士人心态、婚恋文化变迁进步等方面的认识价值，也不容忽略。西方学者曾经以它所展示的独特文化景观，来作为观察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窗口，也是其独特存在价值的证明。

其次，才子佳人小说在明代优秀小说峰群与清代优秀小说峰群之间，是一个良好的过渡地段，特别是它在世情小说由《金瓶梅》到《红楼梦》的进步中间，充当了连接的桥梁。

《金瓶梅》之后，世情小说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把《金瓶梅》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王六儿等女性的淫乱生活片断，膨胀扩张成小说作品的全部，出现了一批专写淫夫荡妇糜烂性关系的“淫书”，如《肉蒲团》、《欢喜浪史》、《浓情快史》等，就是这类小说的造极之作。这类小说沉溺陶醉于趣味低劣的肉欲，把世情小说引向泥塘污浊之中。

才子佳人小说却代表了另外一个方向。它们以才情浪漫、品德高尚的才子佳人，取代了那些性情庸俗、人格糜烂的淫夫荡妇，一反淫秽小说溺于“肉”欲的低级趣味，转而追求爱情生活中比较高尚的“灵”境。在表现两性相互吸引方面，更加注重文化修养和精神因素的魅力，用优美的文字去表现才男才女的才情美、人格美和气质美，自觉地有意识地以弃绝淫秽笔墨的方式，来显示自己与那些淫秽之作的距离和截然不同的写作态度。曹雪芹在批评才子佳人小说时，就很有分寸地把它与那些“淫秽污臭”的“风月笔墨”区别开来。尽管才子佳人小说在思想上有空疏、浮浅、文化态度妥协等弊病，在艺术上有简单化、公式化等缺点，它们还是为世情小说、婚恋小说开辟出了一条新的路径，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场面描写、小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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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等各方面探索和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艺术经验。

才子佳人小说因其作家群体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功力相对平庸，故其思想艺术风貌似在《金瓶梅》与《红楼梦》这两部杰作之间徘徊。它与《金瓶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都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好多作品都采取了《金瓶梅》的命名方法，即取小说男女主人公的姓名组合而成。这种方法能够产生一种形象聚合的美感效应，对《金瓶梅》那种写“丑”的小说似乎并不恰当，有些名实不符，而对于才子佳人小说却显得比较合适，如同给作品系上了一条美丽的纱巾，《平山冷燕》、《玉娇梨》、《吴江雪》、《宛如约》等书名就能给人以这种美感。才子佳人小说意识到了《金瓶梅》写“丑”、写“欲”之路的弊端，因而选择了写“情”、写“美”的新路，但不幸地却也同时丧失了《金瓶梅》那种暴露黑暗的巨大力量。不过才子佳人小说写“情”写“美”之路上的探索，无论其经验还是教训，都成为了《红楼梦》写作过程中的思想艺术营养。《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思考社会批判现实的思想艺术传统，又接受了才子佳人小说描摹爱情理想的经验与教训，沿着写“情”写“美”又深刻地思考历史社会人生的艺术道路前进，以伟大作家的精微哲思和深湛才情，终于攀上了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的顶峰。 第二节 家将小说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及明末清初，小说世界里涌现出一大批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其数量之多，足可与正史分签并架而自成谱系。这些作品或者承《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意旨，严格依循史实而敷衍其事；或者效法《水浒传》，仅以历史为影子更着意于英雄传奇。一个颇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是，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水浒传》的交互影响下，产生了不少描写家将英雄的小说，如“薛家将”、“罗家将”、“杨家将”、“岳家将”、“呼家将”、“狄家将”，等等，不妨称之为“家将小说”。家将小说是以将门英雄作为描写对象的，一般来说仍可视为《三国》、《水浒》以来英雄崇拜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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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续，但又有其独特的文化蕴涵。

家将小说通过塑造将门英雄的系列人物群像，表达对于外敌入侵时英勇抗战保疆卫国的民族英雄们的崇敬和爱戴，英雄崇拜心理的背后，反映了人民恢复和重建民族尊严的强烈民族意识。

宋以来的历史本来是封建政权的失败史，但是家将小说却饱蘸浓墨地描写家将英雄们边关退敌的一次又一次胜利。家将英雄们始终保持着战斗者、牺牲者和胜利者的崇高形象。《杨家将演义》描写了杨家将世代忠勇卫国的壮烈家族史。宋太宗驾幸昊天寺，被辽兵围困于幽州，杨令公父子拼死保驾，智勇退敌，二郎被射死，三郎遭乱剑，四郎被擒，五郎失踪，乃保得太宗解围。狼牙谷杨业孤军陷于重围，撞碑殉国，英勇壮烈。杨业死后，杨六郎镇守三关，扯起杨家金字旗号，辽兵就不敢进犯。六郎被奸臣谋害，朝臣计以犯人代而救之，但须藏匿不出因而不得报效边关，于是真宗又有幽州之危，又得六郎复出，兴兵救驾，杀退辽人。后来辽兵摆出七十二座天门阵，与宋兵决战，朝廷其他战将皆不识阵，此时杨家将满门出征，老有杨令婆，中有杨六郎、杨五郎、杨八娘、杨九妹等，少有杨宗保、穆桂英等，同仇敌忾，连续作战，近一月时间打破了七十二座天门阵，大获全胜。此后杨家将又打破幽州，生擒辽国太子，萧后自缢而亡，北辽得以平定。六郎病故后，其子杨宗保，宗保之子杨文广，文广之子杨怀玉等，又平西定南，屡建奇勋。每有“边患”，都是杨家将奋勇对敌。杨门数代，前仆后继，成为民族脊梁，国家柱石。在《说岳全传》中，岳飞精忠报国，指挥岳家军抗击金兵，打过许多次漂亮仗，因而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威声，岳家将旗指处，金兵闻风丧胆。岳飞、岳云等被奸臣害死后，岳雷等儿辈继承父志，重举岳字大旗，直捣黄龙，完成了抗金大业。其他家将英雄，也大都有保国御侮的英勇表现。

在家将小说中，还有一批英姿飒爽的将门女英雄形象，尤以《杨家将演义》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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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门女将最具风采。杨家将每一代豪杰中都有足以与男将媲美甚至武艺超过男将的女英雄。杨老令婆佘太君勇谋双全，足以匹配杨老令公；儿辈中杨八娘、杨九妹与辽将比武，技压群敌，后来又驰骋疆场，屡建战功；孙辈中女将也层出不穷，穆桂英之武艺甚至超过杨六郎和杨宗保，在大破天门阵中神勇无敌，大显巾帼女英雄威风；宗保子辈中女儿媳妇也多有将才，如杨宣娘曾为征南总督，率兵解文广被围柳州之急；第五代杨家将中更多女性，文广困于白马关时，杨宣娘率十二寡妇出征，挽狂澜于既倒，何其悲壮！《说呼全传》中也有不少女将驰骋疆场，《说岳全传》中岳家女将虽不如杨门女将显赫，但岳母刺字的情节广泛流传，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的故事也足显巾帼雄姿。家将小说中这些女英雄冲破封建礼教，走出闺房，横枪立马，与男儿们共同保家卫国，对传统性别文化也是一种反叛。

家将英雄们雄威浩荡，大长民族志气，极大地满足了异族统治下或者懦弱无能的汉族封建政权统治下，汉族人民期望民族振兴的强烈民族心理，家将英雄们遂成为人民的崇拜偶像。

家将小说还通过家将英雄们的种种不幸遭遇，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边关危难，对封建王朝的失败史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反思。家将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一边描写家将英雄威镇边关的浩荡雄风，以证明人民有足够的保家卫国的军事实力；一边描写家将英雄们在朝廷内部遭受奸臣乃至昏君的种种迫害，致使忠臣良将不能报效边关，造成国家民族灾难。以今观之，家将小说实际上总结出“内耗”乃是民族衰败的根本原因。由此，形成了家将小说的两对基本矛盾，一是民族矛盾，一是忠奸斗争，这两对矛盾又互相渗透，互相制约。既然封建王朝并非没有忠臣良将保家卫国，那么忠奸斗争的胜负就成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忠臣良将在朝廷得势，边关之危不难化解；反之，忠臣良将如果家破人亡，则民族国家也将遭灭顶之灾。忠奸之争，往往同时就是爱国者与卖国者之争，抗战派与投降派之争。杨老令公在狼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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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被辽兵重重包围撞碑殉国，看似倒在辽兵的围困之中，实则死于奸臣潘仁美之手，因为潘仁美作为主帅而公报私仇，逼杨业在不当出战的情况下出击，又不按预定战略在陈家谷布置伏兵接应，被围之后又拒发救兵，且以七十二箭穿胸，射死杀出重围回来搬取救兵的杨七郎，方有狼牙谷杨业之难。《说呼全传》中，呼家将遭奸相庞文陷害，满门抄斩，被杀三百余口，仅侥幸逃脱呼守用、呼守信兄弟二人。《说岳全传》里奸臣卖国贼秦桧陷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这位抗金英雄杀害在风波亭。家将小说对这些奸臣卖国贼极为痛恨，所以《杨家将演义》中奸臣（也是辽邦奸细）王钦被万剐凌迟，《说岳全传》中奸臣卖国贼秦桧、张俊皆不得善终。张邦昌、王铎投降金人，为虎作伥，却被金兀术当猪羊宰了祭帅旗。作者还借胡秀才醉后吟诗骂地府有私，其诗尾联云：“愚生若得阎罗做，定剥奸臣万劫皮！”以此惊动阎罗，派鬼吏来请他游览地狱，才知秦桧及历代奸臣都在地狱被“阴刑”油煎火炼，来世还要变牛羊猪犬，被人烹剥食肉，使胡秀才知天地无私，鬼神明察，奸臣自有恶报。这种写法，虽把忠奸斗争投入了因果报应的俗套，但却表达了普通百姓对奸臣卖国的普遍仇恨。

家将小说不仅追究奸臣卖国的罪行，而且客观地描写了忠臣良将的蒙冤遭屈多半也是昏君所致，昏君误国是比奸臣害国更深刻的反思。这方面，《说岳全传》虽以“遗恨高宗不鉴忠”的诗句点出了昏君的责任，但更多的笔墨却是描写秦桧如何矫诏害人。《杨家将演义》比《说岳全传》成书为早，且保持了民间形态，故对昏君的罪责较少回护，而多有揭露。王钦妄奏杨六郎欲反，宋真宗不辨真假，即令取六郎首级，旨意一下，群臣愕然，还是寇准与八王等计议，拣选狱中死囚貌似六郎者之头冒充复旨，方救得六郎性命。但六郎救活性命，却只能伏藏地窖，若非昏君有难，则六郎终不能出见天日。后来奸相张茂妄奏杨文广投降西番，宋神宗即下令金瓜武士五六百人前往无佞府，把杨家无问大小男女尽行拿赴法曹枭首示众。及至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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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寡妇征西，杨文广班师凯旋，张茂也未受严惩，正如周王所议：“此贼子圣上甚是宠爱，今日又被他夤缘复了相位。”比较起来，如果说岳飞忠君胜于爱国卫国，因而置抗金大业毁于一旦而不顾的话，杨家将却在昏君奸臣的不断迫害下终于觉悟过来了：真宗被围，以赦书寻六郎解救，六郎被令婆从地窖中唤出，命其出征，六郎谓曰：“朝廷养我，譬如一马——出则乘我，以舒跋涉之劳；及至暇日，宰充庖厨。儿欲拜别母亲，云游天下，付理乱于不闻也。”不想再为朝廷卖命。老令婆以“家声”相逼，这个孝子才又去为“国”尽“忠”。杨六郎已初步觉悟，到第五代的杨家将则将此觉悟付诸行动。杨家所剩孤儿寡妇征西归来，虽得封赏，但张茂却也复了相位，第四代的杨文广痛感王法不公，国事日非，邦家渐危，而第五代的怀玉兄弟则对昏君完全绝望，他们黑灰搽脸，夜闯相府，杀了奸相张茂，然后举家上了太行，与皇室决裂。怀玉说：“朝廷听信谗言，我家屡屡被害，辅之何益！且佞臣何代无之？??走上太行山，岂非斩断愁根乎？”后周王来请他们下山，怀玉直言宣布：“非臣等负朝廷，乃朝廷负臣家也。”并历数昏君奸臣迫害几代杨家将的罪行，表示坚决不再辅佐宋朝，他叹道：“一贼灭，一贼兴。谁能辅佐人国而使万世之永安乎？”这里面不仅包含了对杨家世代忠勇抗敌史的深刻反思，且似已触及封建专制制度昏君接昏君、奸臣复奸臣，恶性循环，不可救药的本质规律。家将英雄既已成为封建政权立国保疆的栋梁，家将英雄与朝廷离心离德就意味着封建政权只能走向崩溃。在家国同构的宗法封建社会里，杨怀玉们的决裂行动具有很可重视的文化意义。

家将小说里还描写了一些异姓家将，他们与家将英雄亲如兄弟、情同手足，多以结义方式与家将英雄联为一体，他们又多曾是草莽豪杰，归附家将旗下以后仍保持着草莽气质，因而洒脱豪放，并不唯皇帝之命是从。正统家将英雄应该忠义双全，忠君爱国，异姓家将则多尊崇江湖义气，爱国而未必忠君，如《说岳》中之牛皋，《杨家将》之孟良、焦赞等，他们因此而比正统家将英雄如岳飞、杨业等要少些迂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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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正统味，而多些江湖气和喜剧色彩，成为家将小说中颇富情趣的审美对象。 由于家将英雄们已被尊为民族力量、民族气节的象征，成为一种偶像崇拜，所以家将小说也染上了神化色彩，出现一些能飞善变显灵的神异情节，以制伏敌手的兴妖作怪。作品往往还给故事安装一个因果轮回报应的解释性外壳，使作品带上了宗教色彩，有了更复杂的文化内涵。

家将小说在民间广泛流传，并被添枝加叶地不断改写或重印，形成许多不同的版本。《杨家将演义》版本繁杂，现存刊本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文台余氏双峰堂刊，姑孰陈氏尺蠖斋评释，绣谷唐氏世德堂校订的《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南北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简称《南北宋志传》，二十卷一百回，其中《北宋志传》十卷五十回述杨家将故事。这种版本明末及入清以后多次翻刻或以《北宋金枪全传》、《杨家将传》、《天门阵演义十二寡妇征西》等名目出现。另一种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卧松阁刊印的《镌出像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又题《杨家通俗演义》、《杨家府演义》、《杨家将演义》，八卷五十八则，题秦淮墨客校阅，烟波钓叟参订。从体例和内容来看，卧本虽年代较晚，却更接近原本面貌，且是纯粹的杨家将故事，而《北宋志传》则已扩衍为一朝一代故事，不复是纯杨家将演义了，如其前八回说的即全是呼家将故事。

呼家将故事与杨家将故事实为同树异枝，故能同时出现在《北宋志传》中，后又独立出来并敷衍扩展，而与杨家将故事并传。今存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金阊书业堂刊本《说呼全传》，大略情节为呼家兄弟为救民女而拳打权相庞文之子庞黑虎，遭庞文陷害，被满门抄斩，诛杀三百余口，呼必显之子呼守用、呼守信幸免于难，分别逃往北国投亲避难。后结婚生子，又学成高强武艺。多次潜回东京祭扫祖坟，闹得庞文奸相心惊肉跳，日夜不宁。后来冤案昭雪，奸佞遭诛，骨肉团聚，保国立功。《说呼全传》似未经文人整理，比《杨家将演义》文字更为粗疏，但说书味甚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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