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植物说话的男生

第六十号男生，在英国念一个很奇特的学院。

那个学院没有电，天黑以后就点蜡烛。那个学院的学生都不准开车，只能走路，或者搭陌生人的便车。

那个学院的学生除了上课以外，每天早上都要到田野当中吟唱中古时代的欧洲僧侣经文，同时做一些介于膜拜、呼吸和舞蹈之间的舒缓动作。

那个学院的学生，还要种一块自己的田。

六十号男生，既然是这个学院的男生，这些事当然他都遵守，而且乐在其中。只是，他是在城市长大的，他没有种过田。

到了英国，他当然也不会忽然就会种田了。英国这家学院的老师。叫大家到田里去收晚上要煮成晚餐的马铃薯，大家都在天未亮的大清早去田里用手翻寻马铃薯。一人拎一麻袋回来交差。六十号男生拎回来的那一袋最重，因为他摸来装在袋子里的都不是马铃薯，是石头。

他的手分不出来马铃薯跟石头的差别。

但六十号男生还是很爱到田野里去唱歌跳舞，跑来跑去。那所学院的老师叫他们要常跟植物说话，安慰植物，鼓励植物，也从植物身上得到回报的温暖、善意。

这个习惯他保留下来了。六十号男生离开那所学院以后，也就回到文明世界，重新又用电、又开车，也不再每天早上去田野吟唱舞蹈、不再摸黑找马铃薯了。但他保留了跟植物说话的习惯。

我认识六十号男生的时候，他教我怎么跟植物说话。

他带我到嘈杂马路边的公园里，去安慰那些一直忍受车声废气的可怜的树。

他叫我抱抱那些树，拍拍它们，称赞它们，鼓励它们。

六十号男生，是我所认得的人当中，唯一常常跟植物说话的男生。

我和同事说过，在我们所工作的师大的后门附近，有众多的小贩，他们之中实在不乏高人，可她不信。偶尔和我一块去碰碰，也真巧，第一次就给找着了。

那天下午不过五点半，我们各自提着买来的手抓饼、果子煎饼及鹌鹑蛋，一边啃着饼，一边悠闲地往回走。同事问要不要买点水果，我提议买小西瓜——那种一人吃一个刚好，就用汤勺舀着吃的。半路上，看见前头几米处刚停下一辆脚踏车，那板上堆的正是一个个小小的比拳头稍大的口口脆。

我们便走过去。同事问西瓜怎么卖之类，专注于一个个将要挑选的西瓜。我倒是把注意力给了卖西瓜的贩子：矮矮的个子，脸膛黝黑黝黑的，手脚干练地把有点散的西瓜一个个码好。这也好象没什么特别，说得上特别的是他鼻梁上架的那副金边近视镜，还有种一般小贩所不具备的炯炯的眼神。我等他答完同事的询问便像天线宝宝似得问开了：“你怎么卖起西瓜来了？”

也许我的口气特像多日不见的老友，也许是小贩本人已看出我也不像是寻常的顾客，所以他抬头看看我，挺温和地一笑：“我怎么就不合适卖吗？”我说：“没什么合适不合适吧，你使我想起了陆步轩。他卖肉，你卖西瓜。你们怎么都这样呢？”小贩有点羞涩地笑笑：“啊，这事说来话长啊。”一听这话就是没打算好好地讲，我也不好强求，毕竟是初次见面。我转而问：“没卖多久吧？”他一边翻弄他的西瓜，一边似感叹地说：“两三年了。”我边挑西瓜边似不经意地问：“生意比起同行来，算怎么样？”他摇头：“实在不怎么样——从我这卖瓜都两三年了还踩个破车就该看出来了。”我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境况不是越来越好吗？”他呼气，停止手中的翻捡，手肘撑在木板上，看着我们：我深刻认识到了，爱读书写写的文人离开他的原位，进到社会来，那就什么都不是！我周身一振，没想到是这样的事实啊。

同事拉拉我，小声地问：“你早看出他是个文人吗？”我点点头，向小贩说：“那怎么不继续好好地做你的文人呢？”他摇头：“有时，命运的事，谁说得清楚呢？安静读书的日子，不知道那是福，总以为外面的世界精彩，想去闯闯，又总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出去也能像驾驭文字一般掌握所有，而事实不尽然，那碰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亏得一塌糊涂，回头才发现，原来的路给堵了，回不去了。”我无语，回味着这般心路，也是只能感叹。

默然良久，我问：“那就做起了这个营生？”他笑笑：“没办法，要活命啊，一家几口要过日子呀。”我点头，表示认同。为缓解他的压力，我说：“估计收入不会低。”他笑：“够糊口的。”我顺着问：“家里开支大吗？”他点点头：“孩子上学所有的学费生活费，老人的生活费，自己的生活，还有房租水电，是紧绷绷的。”我想起文人的天职，问：“还能看看书写写字什么的吗？发点东西可能还可以增加点稿费收入。”他摇头：“没那个精力了。每天天未亮，三四点钟就奔水果批发，然后各个点地转卖，卖完回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洗漱打理，已累得只想躺下了——没那个福气了。”

我沉思，想着现在的生活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多少人吃着生活的苦，虽然只挣一日三餐，却还是这般的孤苦。这是为什么呢？他也不是一文不名，也不是不学无术，可怎么就走到这样的地步？说放错了地方吧，但他曾经也在他乐意呆的地方，可他还是走到这里来了。我真的很费解，还好我们、他们都没有停下，都还在继续，都还走在路上。

同事要称西瓜，我也就称一个，算是给这个文人开个利市。在接我1.7元的一把散钱时，他问我是在这里工作吗？我说是的，就在这校园里。他笑笑说：“一看就是教师呢。”我笑笑，带半点安慰的性质说：“是什么呢，收入是没法和你相提并论的。”曾经的文人憨憨地一笑：“哪里哪里。”

同事给他西瓜钱，因为没有零钱,而他也找不开，这带来个小小的麻烦。我找自己的，除了10元，也没有零钱了，就帮不到他们了。同事便翻硬币袋，把所有的都翻出来，可也只有1.5元了。文人说，也可以。同事很不好意思，她说：“本来是一块八毛呢，这样平白少了你三毛。”文人笑笑：“无所谓了。”

我们各自提了自己买的瓜，准备走，那个文人却在背后喊：“等等。”我们转过来，他从装散钱的小盒子里抓起2角钱递过来：你的。我当然不接：我的是1.7元嘛。他解释：“这怎么行，你的要小一些，还要多收两毛——这太不公平。”我说：“这不存在，她的本是1.8元，是你大度让了她三毛，我嘛，刚好有那个零钱，你就不用让了——没有的话，相信你也一样地让的。”文人点点头，把两毛钱放回去了。我们祝他利市，转身走了，他还在后边喃喃地谓“真是的真是的”。

不几日，我们又到后门去买吃的，又碰到他，便又各自称了一个口口脆。我想起他的生活，便又问：“你这样的生活，难道仅仅是忍受吗？没有点主动的想法吗？”他笑笑说：“我也想啊，等我某一天卖不动了，或是生病，改行啊什么的，就会从头到尾把这段生活如实地记录下来，应该是部辛酸史。”我很鼓励：“写好了出版去，名字就叫《卖瓜文人的辛酸史》。”他豪爽地哈哈大笑—— 声音洪亮，可真不像他这个个儿发出来的。

随后又有几次见到他在后门附近卖瓜，有时也买，有时不买。无论怎么说，见到人了，也就知道他那辛酸史还没开始动笔呢。

学者的坐标

每次翻书,看到写书的人自我介绍的部分,心里就忍不住纳闷—— 这些家伙,除了从一个大学毕了业、再从一个研究所毕了业、再进了另一个大学去教书之外,他们这辈子就什么好玩的事都没发生过吗?

对很多爱写书的学者来说,事实的真相,恐怕正是如此—— 他们的人生,除了分别用a大学、b大学、c大学来当坐标之外,的确没有更理想的标点符号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人会这么心甘情愿、理直气壮、与有荣焉地,勇敢地把以大学为坐标的人生地图,公布在大家的面前,一定是因为—— 这么几所大学的名字,总能够代表或证明些什么吧?

是啊!大学的名字,到底能够代表些什么?

我有位好朋友,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他在爱情上过得不顺利,大家就总会努力帮他找些合适的对象。

可每次到了要安排见面的时候,他就会很干脆地回绝:“算了,人家不会对我有兴趣的!”

这时必定有人会加油打气:“没兴趣?!你是哈佛的博士哎!怎么可能没兴趣?!”

我这好友就必定会回答:“哼!博士又怎么样?!哈佛又怎么样?!”

大学不对劲

我自己从一进大学开始,就觉得这个地方不对劲!不对劲的,是我遇到的大部分学生,还有大部分老师,都不知道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地方。

我的同学,多半表现的态度是:大学,是人生第一次没有人盯在后面管的地方。

我的老师,多半表现的态度是:大学,是老师唯一不用盯在后面管的地方。

这并没什么不好,不过,我会感到不对劲,是因为这种“大家不管大家”的局面,竟然就是“大结局”了。

你被当掉也没人管,你不好好教书也没人管。连人格展示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人格的养成了。你有机会展示的,是打桌球的技术、避孕的花招、摆地摊的口才。

偏偏我认为,大学的一项重要目标,应该是养成人格,而不只是“养人”而已。

大校的风范

我在向好莱坞周边的学校索取研究生申请书的时候,就开始发现各校不同的理念。

拿我后来进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来说,我发现他们在筛选时,并不重视拍电影方面的经验,而是以你的创作潜力做最优先的考量。

这种标准,使得我入学后,发现同班的研究生,具备了各式各样的有趣背景——有念经济系的、有念法律的、有念人类学的。

加州大学这样做的企图很明显——拍电影这件事,应该登得上学术殿堂,但你从创设期开始,就必须构思:如何扩大电影人的视野,如何使电影的人文基础更深厚,如何使一家电影摄制的研究所,不至于落为“职业训练班”?

在加州大学的求学过程,还让我见识了各式各样的大校风范:像天方夜谭般请到影史上第一大师奥森威尔斯驻系指导;或者是全力协助学生实现自己不知多古怪想法的教学态度;或者是以制度逼迫学生必须担任电影业中各类职位,并与所里各色人等共事的强硬原则。

我的性格,受困于体制的可能,远超过受惠于体制的可能。可是在加州大学的体制下,我很扎实地受了惠,因为那个体制,是一个敦促人良性竞争、成全人自我实现的体制。

大学之所以能“大”,大学之所以能“学”,都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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