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态度转变的缘由

浅析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态度转变的缘由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08（1）班 王玮 040801033

【摘要】：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危急！国民

党蒋介石在基本上实现“安内”政策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国内爱国运动的高涨，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侵略野心有了逐步深刻的认识，对国联干涉幻想的逐渐破灭，蒋介石内心中存在的较强的民族主义思想，特别是为了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和个人的独裁统治地位，蒋介石开始了自九一八以来对日态度的大转变，由一再的妥协退让转变为开始决定抗战。

【关键词】：华北事变 攘外安内 削藩 抗日救亡

1932年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之后，蒋介石便抛出了“攘外必先安内”是基本国策。然而，在整个“安内攘外”时期，蒋介石虽然“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却始终没有放弃“攘外”的口号，因而随着时局的变化，1935年以后蒋介石逐步调整其内外政策，将“安内攘外”政策逐步向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变。特别是在华北事变之后，蒋介石于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近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是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1】鲜明的变现出蒋介石抗日态度的逐渐强硬，也是蒋介石决定抗日的开始。本文从蒋介石在华北事变后对日态度的转变进行探讨，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安内”政策的基本完成，成为蒋介石对日态度转变的军事基础

蒋介石的安内政策针对的对象，主要有二，其一为国民党内的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反蒋派别；其二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而“安内”政策也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重点在于消灭国民党内的各反蒋派，后期重点“剿共”。

对于各反蒋派，蒋介石是采取削藩政策。北伐宣告成功，蒋介石并未因此轻松。在同北洋军阀混战期间，国民党内部各派的军事实力大大膨胀，军阀们拥兵据地，对蒋介石的中央政权构成极大威胁，地方实力派均具备对付中央的实力。“这种腿比腰粗，趾与腿齐的外强内弱形势，蒋介石岂能容忍。蒋介石的当务之急，即要进行裁兵减政，以固中枢，削藩势在必行。”【2】二届五中全会和军事编遣会议上的斗争，使蒋介石更坚定了削藩决心。1930年5月至10月，展开了历时近半年的中原大战，蒋介石依靠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利用反蒋各派的矛盾，使用武力和金钱收买、分换瓦解的政治策略，打败了所有同他相抗的对手，在整个国民党军阀势力中，取得了显然的优势。此后，反蒋势力任然存在，但失去了问鼎中原、与蒋一决胜负的形式和实力。在前期，国民党蒋介石虽也“剿共”，但是“围剿”并未投入全力。但是，从1930年底开始，蒋介石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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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兵向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发动进攻。

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和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主要是采取军事围剿。自1930年12月开始至1932年，国民党先后发动了四次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军事“围剿”，但均被共产党粉碎。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但由于共产党“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先后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终使红军完全处于被动局面，只得突围转移，开始长征，长征中红军主力由8万人损失到3万。“蒋以为中共已成强弩之末,不足以与之抗衡,‘安内’行动已完成。”【3】

经过削藩和“围剿”，蒋介石“安内”政策基本完成，这为使他开始由“安内”重点转向“攘外”，准备了军事基础。

二、国内政治形势的推动，成为蒋介石对日态度转变的政治基础。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无休止的侵略，导致了国内政治矛盾的复杂化和尖锐化。无论是蒋介石为了维护自身阶级利益，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国内爱国运动的高涨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分化，都迫使蒋介石转变内外政策。

首先，维护自身阶级的利益，是蒋介石对日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蒋介石统治集团代表的是中国大地主、打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自南京政府成立起，蒋介石把坚持独裁、内战和媚外作为其基本国策，以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4】然而，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并没有达到他“让出东北，以使日本担保中国本部十八省完数”的愿望，反而使日本的侵华野心更加膨胀，使日本认为国民党的妥协是其软弱无能的表现。此外，日本的侵华不仅使中国广大民众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受到了严重的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纷纷抵制日货，拒绝对日贸易，对日本经济进行打击，同时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日益不满，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众也公开斥责国民党“一推二躲三拖四赖”的对日政策。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作用，是蒋介石对日态度转变的重要原因。在民族矛盾进一步加深，国内阶级关系进一步发生新的变动的情况下，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更是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之后，中国共产党先后经历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策略转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更是实现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

此外，国内爱国运动的高涨，是蒋介石对日态度转变的不可或缺的原因 。华北事变后，华北人民深感华北的沦亡已迫在眉睫，华北的广大青年学生对时局的演变尤其敏感和关切。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救国示威游行，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运动”，并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广泛支持，各地工人也纷纷进行抗日罢工抗议，各地爱国人士、爱国团体也纷纷发表宣言和通电，成立抗日救国会，出版抗日救国刊物。抗日救亡的呼声，响遍全国。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到来了。特别要指出的是，一二九运动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严密统治，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计划，打击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政策，有力的宣传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抗日救亡运动已是大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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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人心所向，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蒋介石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再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则他将被反蒋浪潮所吞噬。害怕引起反蒋革命，也是蒋介石不敢在对日外交上走得太远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在蒋介石于1937年11月5日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商谈中日谈判条件时表露出来，针对日本提出的诱降条件，蒋介石拒绝接受。表示欲和谈，必须恢复战前状态，“否则国民政府会被舆论浪潮淹没，因而蒋介石仍然决心抗战到底。”【5】

最后，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是蒋介石对日态度转变的内部原因。华北事变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发表言论攻击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孙科等人也加强了对亲日派的攻击。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汪精卫遇刺受伤，亲日派力量受到打击。由于国难严重，国民党内外要求“利息内战”的呼声日高，国民党五大也表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五大后，在国民党内部，抗日的力量在上升，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矛盾在扩大，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开始发生变化。

因此，在上述形式的推动下，为使蒋介石开始由“安内”重点转向“攘外”，准备了政治基础。

三、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侵略野心有了逐步深刻的认识，对国联干涉幻想的逐渐破灭，成为蒋介石对日态度转变的国际条件

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侵略野心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早在1927年蒋介石访问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并与他详谈日后之抱负时，蒋介石便得出“中日绝无合作之可能，且起笔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更灼然可见矣！”【6】的颇具远见的结论。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曾一度想拉拢日本,鼓吹“中日亲善”,附会日本“所盛倡共存共荣之理论”,欲图以日本作为自己统一中国的靠山。但是,由于日本不愿放弃吞并中国的野心,致使日蒋矛盾无法调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次次升级,蒋介石也一步步看清了日本军阀的真实面目。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对日本的妥协，蒋介石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一文中写到“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一问中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订割地之约、不签丧权之字”。然而，日本侵占全中国的既定国策是不会因为蒋介石的妥协和言论所改变的，与之相反，日本进一步加紧了对华侵略，随之不久的华北事变，使蒋介石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野心，在国民党五大上，蒋介石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之时与牺牲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之后蒋介石在五届二中全会上对五大的外交方针作出了解释：“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在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这就是为我们所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 【7】“1936年6月，在同英国财政顾问李兹罗斯的谈话中,蒋介石明确提出,“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9月,针对日本在中日谈判中的蛮横态度,蒋介石感到了日本发动战争的决心，断言‘察倭寇素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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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暴,决不能避免战争”，并表示，“启衅之后，决无和谈之时，非我亡，即彼亡’”。【8】最为可贵的是，蒋介石对中日战争的分析也较为透彻，并得出“敌国以不战而胜为丄着，其次则速战速决；今久战而不能决，是其致命伤也。”【9】

蒋介石在日本侵华初始，便对国联抱有很大幻想；特别是对英美的依赖，更是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始终。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决定的对日方针是不抵抗，而依靠国联的力量一支日本的侵略行为。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日本于11月6日以前撤兵，日本投反对票，否决了决议，蒋介石依赖国联的希望破灭。不可否认，国联的决议有它一定的积极作用，它表明日本的行为是侵略行为，是非法的，使日本当局一度感到不安。但国联仅仅局限于口头上，这对于侵略野心膨胀的日本来说，显得软弱无力，日本根本不予理睬。“一二八事变后，国联派调查团到上海、东北等地进行调查，但是，调查的结论却是国联共管东三省，设立‘自治政府’”。【10】1934年12月，蒋介石又在《外交评论》上发表《敌乎?友乎?》中写道：“对于日本，以为国联会加以制裁、各国会起而作有力之干涉，但未见事实。”显然，蒋介石已对国联不再抱幻想。

四、蒋介石内心中存在的较强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蒋介石对日态度转变的重要主观条件

“蒋介石出生于社会大动荡年代,早年受到过民族主义反抗意识和救国图存的思想影响,内心中存在较强的民族主义思想,只是在后来他权力达到顶峰时,民族主义思想被逐步弱化了。”【11】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早在北伐战争中便有体现，他在《讨吴宣言》中讲到：“值此国族存亡之交??所望全国农工商学兵各界，??视革命为国民人人之责任，以主义为唯一之良谟，一致对外，共谋国难。”【12】但是到了后来，由于他本人的独裁统治，民族主义思想逐渐淡化，一党专政以及个人专权思想愈演愈烈，虽然后来由于日本侵略的加剧，民族主义思想再次燃烧，一党专政以及个人专权思想退居第二线，但是即使在抗战时期，也未曾放弃过。九一八事变后，虽然他对日进行妥协退让,但其始终没有越过民族界线,没有丧失民族气节。华北事变后，蒋介石于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近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是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七七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侵略之势，为了中华民族不至于亡国亡种，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更加明显，他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讲到：“这几年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13】同时,在与中共合作的谈判中,蒋介石也作了许多让步,并放弃了一些苛刻的条件。在民族危难之际,蒋介石顺应了历史潮流,照顾了民族的根本利益,客观上推进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

结束语

总体上来看，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态度的转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分析这些原因，对全面了解全面抗战前期国际国内的背景和蒋介石个人以及他在抗战中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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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7】《国闻周报》，第13卷第28期。 【2】杨波《论蒋介石的“削藩策”》，《鞍山师范学院学报（综合版）》1996年9月第17卷第3期。 【3】【4】【11】贺梁林，《在抗日与反共之间游移——抗战时期蒋介石心态剖析》，《沧桑》，2008年4月。

【5】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1937年11月7日。 【6】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1927年11月5日。

【8】杨木武《论七七事变前蒋介石的日本观和抗战观》，《培训与研究——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11月，第20卷第6期。 【9】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1938年7月3日。 【10】吴珍美《“一二八”到“八一三”蒋介石对日态度变化之客观原因》，《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12】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1926年8月16日。 【13】张秀章《蒋介石日记揭秘》，1937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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