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对义和团态度浅析

荣禄对义和团态度浅析

姓名：张振飞 学号：200840410257 指导老师：吴修申

摘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荣禄被授内大臣，同时节制北洋五军。 1900年正当荣禄处于权力巅峰之时，发轫于山东的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到中国北方地区。围绕着对义和团的政策，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展开过尖锐复杂的冲突和斗争。然而，作为“入枢密，又将大兵”的荣禄在大部分时间保持了沉默。显然，暂时的沉默并不代表荣禄对义和团运动漠然视之，在私下里荣禄一直坚持他的“剿团”主张。 关键词：荣禄 义和团 剿抚 围攻

Remarks on Rong lu’s attitude towards the Boxer

Abstract: In kuang-hsu twenty-six years(1900),Rong lu was appointed as the internal minister and

meanwhile he was in charge of the five Bei yang armies. In 1900,when Rong lu was on the peak of his power,the Boxer campaign was rapidly expanding to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There were actue and complex conflicts and debates on policies aginst the Boxer. However ,as a regular member of privy Council and a leader of forces, Rong lu remianded silent in most of the time. Obviously, his temporary silence was not a sign of ignorance towards the Boxer. Rong lu persisted in his suppression of the Boxer policy firmly in private.

Keywords: Rong lu the Boxer suppression and appeasement encirclement

荣禄作为清政府中掌握兵权的实权人物，但是不论同外国侵略者还是同义和团的多次军事交锋中，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荣禄差不多是置身事外的。这种状况的出现，同荣禄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甚至可以说是出乎常规的，作为主持日常政务的中枢重臣荣禄，绝不可能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置身于斗争漩涡之外，更不可能对这场斗争漠然视之。目前学界对于荣禄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主要有三种观点，在1957年中国史学会编写的《义和团》一书中，提到 “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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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义和团事起，载漪等人称其术，欲倚以排外，荣禄和之”①，即荣禄是主抚、主战派；李德征、丁风麟在《论义和团时期的围攻使馆事件》一文中，提到“以荣禄、袁昶、许景澄为代表的主和派”②，显然是把荣禄看成主剿、主和派；1964年版的《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在书中的按语中指出：“关于荣禄对义和团的态度，前后亦有反复”③。侯斌于1983年发表的《那拉氏、荣禄与义和团》一文认为荣禄对义和团的态度是随慈禧的态度的变化而变化。既然，学界在关于荣禄对义和团态度上莫衷一是，我尽自己力所能及之处着力探寻荣禄当时的实际活动，以检验和判断所有这些说法的是非真伪。

一

从1900年4月初开始，正当义和团运动在各地迅猛发展，并开始大规模向封建统治的中心京津地区渗透以及清政府内部的主剿派和主和派在对义和团态度上激烈冲突的时候。荣禄突然“病手足”，“不能动转”，请假养病。据《京报》载：廿六年二月卅日“请假五日”，三月初五、初十、十五各“续假五日”，四月初一“请假十日”，十一日、廿一日与五月初二各“续假十日”，五月初十“假满请安”。然而，在养病期间荣禄并没有远离政治。在养病期间，在他给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八督府的电报以及写给袁世凯的信件当中，曾反复提到过自己虽然“请假六十余日”，但是“身在斗室而心在直庐”，曾于“病中数上封事”和“假内仍上奏片七次”⑤的事。在这些奏折中荣禄曾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清政府对义和团运动“严办”，“立置重典，绝不宽贷”，“切实剿办”，“就地正法，一昭炯戒”，“相机进剿。”⑥在病假期间，荣禄给直隶总督裕禄以及其下属发了四份电报，都是来布置和商议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在4月6日，他给裕禄致电，要求裕禄“迅速饬查”定兴白河沟等处的义和团运动，“以息乱萌”。在5月29日、5月31日、6月6日，他还接二连三的致电裕禄和聂士成，命令他们发兵对义和团进行“堵御，弹压”，以“迎护铁路，保护洋人”⑦。荣禄给法国主教樊国梁的信中，他表示对定兴等处的义和团运动“闻之惋恨殊深。敝恙尚未大愈，一时不能出门，至为焦灼。刻将原函交总署，速知照直隶总督添派重兵，妥为弹

《义和团》（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17页。 《义和团运动论文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0页。 ③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38页。 ④

《荣禄集》，见《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四期，第39页。 ⑤

《荣禄集》，见《近代史资料》，第37—39页。 ⑥

转引自李文海《历史并不遥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⑦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135、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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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保护，并将滋事匪徒严拿重惩务绝根株。”①主张对义和团进行严厉镇压，可见荣禄对义和团运动是极其仇恨的。不仅如此，更为有力的证明是荣禄在病假期间还亲自带兵上阵镇压义和团运动。4月中旬清副将杨福同去残酷镇压涞水县高洛村的义和团运动遭到义和团的反击，杨福同被击毙。荣禄调聂士成军五营去涞水，定兴镇压，义和团就又以据涿州，焚芦保铁路、电线相对抗，形势终于突变。此时荣禄虽仍在“病假”中，也亲自出马“率兵队数百名到马家铺，再至丰台，将全村逐家按检，如抄有车站物件，即行斩决。”“飞檄驻南苑之武卫中军马步队廿营，全赴京西相机剿办。”②并且与裕禄聂士成拟定“一由东安赴永固至涿州、自北而南，一由津取道文、霸、雄一道至省，自南而北；联合已扎涞、定之营，三路兜截”③的计划对义和团进行围剿。

1900年6月6日（五月初十），政治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严重，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和帝国主义军事的步步紧逼，使清政府面临着两种势力的双重压力。于是，荣禄终于不得不销假还朝。没过几天，就赶上了慈禧连续四次召开的御前会议，在会上讨论了对义和团运动的剿，抚以及对列强的和，战事宜。在这次御前会议上，“群臣纷纷奏对，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速止洋兵，或言调兵保护”④，争得不可开交。闹得沸反盈天，甚至失去了王公大臣们平日惯有的体统和常态。在6月9日晚，慈禧太后召开了一次亲信会议。佐原笃介在?拳乱纪闻?记载了6月9日亲信会议中荣禄的表现，“皇太后昨晚在宫内召集各大臣，密议拳匪乱事为时极久。旋即议定，决计不将义和团剿除，因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即可成为有用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当议定时，只荣相、礼王不以为然。”⑤，但是由于荣禄怕与主战派公开对立，而没有站出来直接反对。在6月16日下午，慈禧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战派和主和派围绕着对义和团的剿抚，对外的和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战派主张利用义和团对抗侵略者，同时达到以载漪为核心的主战派的小集团的利益。主和派认为挽救目前危局的唯一办法，是坚决镇压义和团。最后连光绪和慈禧也加入辩论，光绪帝认为甲午战争国力已受重创，不能同时与几国开战。而慈禧则声称，民心已变，要顺民意。会议结束时，“和”、“战”仍无定论，但是主战派在慈禧的支持下略占优势。会后，参加会议的的袁昶为了挽回局面，曾先后单独拜见了奕劻、荣禄和载漪，重申了不能与列强同时开战的观点，并且希望

《义和团》（四），第145页。 《义和团》（一），第115、119页。 ③

转引自侯斌《那拉氏、荣禄与义和团运动》，见《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年第二期。 ④

《义和团》（一），第47页。 ⑤

《义和团》（一），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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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力阻宣战，以防招致全局败坏的厄运。据袁昶在他的日记中记载，当载漪等人听到这番话以后，“庆（奕劻）神色沮丧，无所言。荣（禄）韪之云：‘非我所能做主’。端（载漪）甚怒。”①与袁昶同时奔走的，还有许景澄。他专程拜见荣禄，希望他统筹全局，设法阻止董福祥军前去挡敌，以免进一步激怒帝国主义。许景澄看到荣禄“亦有说不出的苦”②。17日，慈禧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御前会议。由于“归政”伪照会的原因，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出现了非战不可的气氛，同时促使慈禧作出了宣战的决定。然而，在17日这天，清政府收到了两江总督刘一坤，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的电报。他们坚决反对宣战，力主残酷镇压义和团。慈禧虽然决意宣战，但是见主和派又得到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于是在18日召开了第三次御前会议，强逼会议通过宣战。在第三次御前会议上，主战派占压倒的优势地位。载漪等人不顾国际惯例和许景澄等人的反对，首先“请攻使馆③”，并且得到慈禧的认可，慈禧“以荣禄总师，立调武卫中军及董福祥所统甘军”④ “围攻使馆”。荣禄在给东南八督抚的电报以及给袁世凯的信件中，都明确的表示了自己对围攻使馆的态度：“以一弱国而抵数十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争，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匪所惑，轻于一掷，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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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同时表示，自己虽然曾“婉转其词力陈之”，但却“竟不能挽回一二”，荣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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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现惟有力图补救之一法”，便是利用自己的地位，让围攻使馆的清军“不可力攻”，以便“竭力保护各使臣无伤，尚可作将来转圜地步。”⑦由于主和派得到东南督抚的支持，主和派的力量壮大。慈禧决定在围攻使馆的同时，决定派王文韶等人前去使馆劝阻联军勿进犯北京，暂缓宣战。6月19日大沽沦陷，朝廷内外震动，慈禧惊慌万状，急忙召开了第四次御前会议，不经大臣讨论，就强行决定对外宣战。接下来她又命令许景澄给各国使馆送去照会，限24小时内离开北京，由政府派兵护送到天津。在决定宣战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20日，慈禧撇开光绪，独自召开枢臣会议。在枢臣会议上，荣禄“披沥密陈”不要进攻使馆，以免招致各国“连合一气，致死报仇”，并且强调“以一国而敌各国”，“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仍然听不进去，而且“力言其非”⑧，并发布上谕要求各督抚,共挽危局，作为正式宣战的先声。

《义和团》(一) ，第338页。 《义和团》（一），第338页。 ③

《义和团》（一），第14页。 ④

转自侯斌《那拉氏、荣禄与义和团运动》，见《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年第二期。 ⑤

《荣禄集》，见《近代史资料》，第37、39页。 ⑥

《荣禄集》，见《近代史资料》，第38页。 ⑦

《义和团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38页。 ⑧

《义和团》（一），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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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慈禧召开的几次会议上，荣禄在大部分时间保持了沉默，并没有公开站出来直接与载漪等主战或者说主抚派对抗。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荣禄在会前会后为数不多的发言以及荣禄和东南督抚的信件联系中看出他是对内主剿，对外主和的。对这一说法有力的佐证的，是荣禄在宣战以后的作为。

6月21日，清政府颁布宣战上谕，声言“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①在决定宣战的当天，荣禄就告诉李鸿章，对所谓的宣战上谕“不必”重视，他“正同汉族总督合作并反对端王”②。得知荣禄的这一态度，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随后声明宣战上谕为“矫旨”“断不奉”，以致于后来出现了东南互保。而此时，荣禄正在指挥武卫中军以及甘军围攻使馆区。在第三次御前会议上决定围攻使馆后，荣禄指挥清军和义和团于6月20日开始进攻使馆。清军和义和团对使馆的围攻长达56天之久，然而久攻不下。究其原因主要是荣禄在围攻使馆过程中对使馆的暗保、力保以及对围攻使馆的义和团和甘军的牵制。荣禄在围攻使馆事件中的作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荣禄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

二

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使馆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6月20到24日是第一阶段；从6月25到7月23日是第二阶段；从7月14到8月14日是第三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围攻使馆的义和团和部分清军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仅仅攻占了比利时、奥地利、荷兰以及意大利等四国使馆和华俄道胜银行，英、俄、美、法、德等国使馆仍坚守如故。究其原因主要是围攻使馆总指挥荣禄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在这一阶段中，荣禄在吁请慈禧转战为和的同时，荣禄一面密嘱部将“不可力攻”使馆，以“作将来转圜地步”③；一面又怂恿并支持武卫中军对积极进攻使馆的义和团“猛烈开火”，从背后给义和团插了一刀，从而大帮了侵略者的忙。否则，就像被围困在使馆区的中国总税务司赫德所说：“假使在我们周围的军队真的彻底而决心地攻击的话，我们支持不了一个星期，或许连一天都支持不了”。

6月25日，围攻使馆的战斗发生了转折。这一天，慈禧下令停止攻击，并命荣禄去使馆商议和局。荣禄因情况不明未敢前往，但却于下午4时的时候派人在御河桥悬挂白旗，并在桥头竖起“奉旨停战、保护使馆”的大木牌。从此以后对使馆正式采

转自廖一中、李全德《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页。 转自廖一中、李全德《义和团运动史》，第235页。 ③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35页。 ④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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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明攻暗保的方式。围攻使馆从此打打停停，进入了第二阶段。

在第二阶段中，明攻使馆是假象，暗保使馆是目的。荣禄在慈禧的支持下，在暗保使馆这一过程中，费尽心机，充当了主要角色。一方面，他极力控制和阻止义和团围攻使馆，不断以前方军情紧急为由，让义和团赴津沽助战，将义和团撤离阵地，调出北京。在6月25日以后，义和团留下来围攻使馆的已经寥寥无几，同时，荣禄命令武卫中军如果遇到义和团“亦用枪打”。①就这样，在攻打使馆最激烈的时候，就会常常看见一些清军不去攻打使馆，却在拼命追杀义和团的怪现象，连使馆区的外交官对此都感到莫名其妙。另一方面，荣禄又极力约束进攻使馆的董福祥的甘军，一方面荣禄在供应上卡董军，至使经常“子药断绝”，甚至“干脆拒绝批准（甘军）使用他（荣禄）的后备炮”；一方面以震动皇宫为名不许甘军放炮，千方百计阻挠甘军对使馆的攻打。与此同时，荣禄还在使馆周围增派武卫中军巡逻，以便于控制全局。他甚至支持武卫中军向上空施放空枪空炮，或者用木屑等物充当炮弹。这样，虽然每天围攻使馆的炮声不断，但是实际上却未能对使馆造成很大损害。

荣禄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竭力保护各使臣无伤，尚可作将来转圜地步；否则长驱直入，势将灭国矣”③。被围困的各国公使也越来越感到武卫中军和甘军对他们态度的“具有值得注意的差异”，赫德当时就说：“历次攻击并不是由政府所能调动的数目的兵员所发动的——攻击没有一次干到底，总是正当我们他们恐怕要成功的时候就停住了。”赫德进一步指出：清政府掌握这种行动的人，“或

⑤许知道是知道摧毁使馆区将会对这个帝国和这个皇朝带来怎样损失的一位聪明人”。

④

②

载漪等人，对荣禄的作为非常不满意，曾扬言杀荣禄以谢天下，同时，指挥董福祥继续攻打使馆，但是这种进攻又时时受到荣禄的阻挠，并无力改变对使馆的明攻暗保的局面。

到7月中上旬，围攻使馆事件进入了第三阶段。在这期间，随着联军逼近天津、局势日益恶化，慈禧急于乞求列强的谅解，便支持荣禄从暗保使馆改为力保使馆，要求荣禄设法与公使们取得联系，恢复中断已久的外交往来。在7月14日，荣禄把捉到的一个被使馆派往天津送信的教民送回使馆，并托他带去总理衙门自围攻以来给各国公使的第一封信。荣禄在给各国公使的信中，极力利用使馆现在的不利处境，向公

《义和团》（一），第348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249页。 ③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38—139页。 ④

转自《义和团运动史》，第299页。 ⑤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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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们表示同情和与之友好的心愿，请求公使们携带家属和随员“暂寓总署”，“以全始终睦谊”，保证“检派妥实兵牟严密防护”。在遭到拒绝之后又于7月19日，转而请求各国公使“暂避天津”，清政府将派大军护送，“务保万全”。①各国公使认为这个建议“是有某些道理的”，但最终还是决定以予拒绝。与此同时为了争取时间，对于迁移天津一事，“在原则上既不接受也不拒绝”,只是“要求获得更多详细的情况”，进行拖延。荣禄等人在各国公使不断拖延离京的情况下，决心保证使馆的安全，以向帝国主义讨好。荣禄等人把围攻使馆的责任完全推给了义和团，而且对公使们说：义和团和人民群众“其势汹汹，遏无可遏，甚至欲攻破使馆而后快。”②与此同时，他们又把使馆未破，各国公使如今平安无恙，归功于自己的保护，并且表示今后一定要“加派队伍”，继续保护使馆的安全，并且厚颜无耻的认为各公使平安无恙是“中国之幸”

③

。荣禄等人为了进一步寻求的谅解，不断把政府保护使馆和上谕抄件，请求和谈的

国书和反映中国政府态度的京报送往使馆，并请他们转告各国政府。然而随着联军逐步逼近北京，各国公使虽然没有拒绝清政府的好意，但却并不理睬清政府的恳求。为了讨好各国公使，荣禄在清政府支持下进行了两次休战。第一次是从7月18日到20日，第二次休战是从8月3日到8月4日。虽然各国公使认为：“无论什么动机支配下的休战都是受欢迎的”，都是“友好善意”的表现。然而，同时他们也证实了“以前的进攻是怎样全面地处于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从而增加了对清政府的不满，可又觉得今后使馆的安全还要依靠清政府来保证。于是，他们继续保持和清政府的接触“加强那些反对过激手段人们的力量”，并通过他们来减少中国军民“攻击的劲头，以增进我们坚持到底的机会”。④可见，两次休战都未能换取公使们的谅解，只是被公使们利用，以利待援。可以说清政府在外交接触中完全失败。

从6月20日到8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围攻使馆长达56天，久攻不下。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围攻使馆过程当中，荣禄的对内主剿，对外的主和的态度促使他对使馆采取暗保、力保的措施，并且不断采取各种措施的讨好各国公使，又在围攻使馆的最后阶段直接为侵略者提供喘息时机和各种物资的补充，致使使馆久攻不下。8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列强经过四个月的争吵，于12月24日正式照会清政府向清政府提交了议和大纲，并提交了一份义和团运动中的祸首的名单要求清

转自《义和团运动史》，第300页。 转自《义和团运动史》，第301页。 ③

转自《义和团运动史》，第302页。 ④

转自《义和团运动史》，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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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进行严惩，但是其中并没有把荣禄列入名单。张之洞曾特别向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法磊斯询问“各国对荣禄抱有什么意见”，并代替荣禄辩解说：武卫军士兵参与攻击使馆，并非荣禄的责任，一则武卫军中也有义和团，二则董福祥不受荣禄的约束所致。法磊斯对此回答说：“上海的报纸指责荣禄，正向他们指责很多中国高级官员一

①样，但我们没有得到关于他的任何正式消息”。言外之意，就是报纸上对荣禄的指责，

并不代表各国政府的意向。官方并没有提出对荣禄的任何惩办要求。这也说明了，帝国主义从来没有把荣禄与载漪、刚毅等所谓“首祸大臣”同样看待。

小 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荣禄义和团运动的敌视态度是一贯的。但是当他得知载漪等主和派日益得势的时候，为了避免同载漪等人发生直接的对抗，荣禄并没有公开表达自己对义和团的态度，在绝大多数时间他保持了沉默。但是沉默并不代表他放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实际上他主张并指挥一些军官镇压义和团运动，荣禄在围攻使馆事件中为了保护使馆从背后对义和团进行阴险而残酷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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