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第一分编明代文学教案（32课时）

第四编第一分编 明代文学教案（32课时）

教学目的：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旨在使修学者全面了解明代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和特点，并对此时期的小说、戏剧及其他文学体裁和文学现象、以及重点作家及作品有较深入的认识，提高学生理解、分析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能力。

重点难点：本编重点为“四大奇书”及汤显祖的戏剧。另外，明后期王学左派对文学的影响及在有限的课时中讲清楚明代诗文的重多流派、重要作家、作品及其特点，是明代文学之难点。

目录与课时分配：

第一讲：绪论·明代文学概述 2课时 第二讲：三国演义与历史演义的繁荣 3课时 第三讲：水浒传与英雄传奇小说的演化 3课时 第四讲：明前期诗文 2课时 第五讲：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 3课时 第六讲：明代杂剧的流变 2课时 第七讲：明代传奇的发展与繁荣 3课时 第八讲：汤显祖 3课时 第九讲：《西游记》与其他神怪小说 3课时 第十讲：《金瓶梅》与世情小说的兴起 2课时 第十一讲 “三言”“二拍”和明代的短篇小说 2课时 第十二讲 晚明诗文 2课时 第十三讲 明代的散曲与民歌 2课时 教材：

主要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下 周建忠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8 参考教材：《中国文学史》第四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第一讲 明代文学概说

教学目标：

1、了解明代社会的整体状况；

2、明代社会对文学的影响及明代文学的发展线索。 教学重点和难点：明代文学的发展线索。 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本节主要介绍明代社会、思想文化的特点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明代(1368—1644)共历16帝，有国277年。从明世宗嘉靖(1522—1566)元年以后，明代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文史学家大多以嘉靖时期为界将明代社会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明前期，统治者大力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同时设立锦衣卫，屡兴文字狱，并重用宦官，后又增设东厂，强化封建专制统治。

明前期对农业的发展较重视。对手工业工人给予了较多的自由制作时间，使商品生产的因素大为增加。商业活动频繁。

明后期，土地兼并激烈，赋税徭役加重，造成流民大量出现。政治斗争也日趋激烈，严嵩、魏忠贤等先后乱政，遭到东林党人抨击。

明代手工业发展迅速，在官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之外，出现了手工业工场，雇用劳动与资本占有者之间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此同时，商品流通活跃，市民人数增加。

明代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统治，实施了更为完备的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规定以八股文取士，极大束缚了文人的思想。弘治、正德间，出现了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这是明代理学的重要发展。王学在本质上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但在反对程朱理学的束缚和启发大胆思想方面也起了某种积极作用。

王守仁之后，王学的流派很多，其中重要的有泰州学派，其代表人物有王艮、李贽等。他们较鲜明地肯定了人的生存中的物质需求的合理性，代表了明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意识形态中的某些变化。

明后期思想文化界出现了活跃局面。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发展。明前期，除在元明之际出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以及宋濂、刘基等人的诗文之外，在理学和八股文的禁锢之下，文学长期停滞不前。后来，“前七子”发起复古运动，以抵制明朝的正统“儒”道，提倡恢复到宋以前的“儒”道，明代文学由此开始出现变化。

明后期，泰州学派和李贽的出现，带来了文学的巨大变化，形成一股进步文学思潮，代表人物有李贽、徐渭、汤显祖、冯梦龙、袁宏道。这一进步的文学思潮的主要观点是：（1）主张文学要表现真性情，反对封建理学对人性的束缚；（2）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假文学；（3）反对摹拟古人，强调文学应随着时代发展而独具面貌，极大冲击了文坛上的复古主义；（4）重视并提倡戏剧、小说、民歌等通俗文学。在这种进步文艺思潮的呐喊声中，文学获得了巨大发展。

第二课时

本节主要讲明代文学发展概况。 明代文学可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我们大致地把从明初到成化末年（1368—1487）的一百多年界定为明代文学的前期。

可以看到，这是文学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衰微冷落的时期。明前期文学的著名作品几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际。戏曲、小说成就较高，《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小说的问世，以及一些南戏改编作品，为明后期小说、戏曲的繁荣准备了一定条件。但元代末年所形成的自由活跃的文学风气，在明初以残酷的政治手段所保障的严厉的思想统治下很快戛然而止。洪武七年被腰斩的高启，唱出了由元入明的文人们内心中的无穷悲凉。而同样的是由元入明的宋濂，则因积极参与新朝文化规制的设计而成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他一方面对杨维桢保留着若干好评，似对元末的文学不无留恋，但更主要的，是继承程朱理学的“文道合一”说，重新建立了由明王朝的政治权力所支持的、代表官方态度的道统文学观。而后是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的盛行。这种诗歌，以对皇帝的阿谀奉承和道德说教为主要特点，不仅缺乏真情实感，而且缺乏宋人的气节。

我们大致把从弘治到隆庆（1488—1572）的近百年划为明代文学的中期。

这是明代文学从前期的衰落状态中恢复生机、逐渐走向高潮的时期。这种转变，一方面与文网的松弛有关（洪武朝被杀的高启和永乐朝被杀的方孝孺的遗著，在弘治、正德年间相继刊行，可说明这一点），而更重要的是前面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所致。但这一时期传统势力仍然是很强大的存在，因而文学的进展显得相当艰难。

中期文学的复苏，首先表现于两个文学集团：“吴中四才子”和“前七子”。由祝允明、唐寅为首的吴中四才子，其成员政治地位都不高，影响范围较小，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集团。但他们的文学创作，处于苏州这一城市经济特别繁盛的环境，与市民阶层的思想文化息息相通，具有很多新鲜的内涵，所以是很值得重视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大多科第得志，政治地位较高，活动的中心又是在京师，因而其影响遍布于全国。尤其是李梦阳，他在明代文学中的扭转风气之功，为后来的文人所一致称赏。

在文学观方面，李梦阳、祝允明等人都提出“复古”的口号，其意义与元人提倡“复古”相近，主要是为了切断与宋代文学的联系，进而切断与宋代文化主流的联系。毫无疑问，他们对宋代文学及宋代文化的评价存在偏激之处，但需要注意到，在“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杨慎《文字之衰》）的迂腐卑弱的思想文化风气中，这种偏激也是现实的需要。而且，对于当时人来说，抨击宋代文化，实际也就是反对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而只有摆脱官方政治的束缚，文学才有可能恢复它的生机。

以前七子为主要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给明初以来的道统文学观和虚伪空洞的“台阁体”以沉重的打击，使文学向着表达真情实感的方向跨进了重要的一步。在这过程中，他们对于文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提出了具有新颖意义的看法。如李梦阳力倡“今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将《西厢记》与《离骚》相提并论（见徐渭《曲序》），在当时实有震聋发聩之力。但由于他们过分拘泥于“古法”，也在创作中留下了模拟的痕迹。

当前七子和吴中四子所掀起的第一个文学高潮过去之后，在嘉靖、隆庆时期，出现了以唐顺之、王慎中为首的“唐宋派”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之间的对峙。

所谓“唐宋派”，主要是以强调唐、宋古文和宋诗中所体现的尊道精神，来反对前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所造成的文学与道统的疏隔。他们尽管能够指出文学复古运动的某些弊病，但其努力的方向，是文与道的重新合一，因此对于文学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危害。就当时文坛的情况来看，唐宋派的努力并无多大实效，但他们却代表着相当强大的传统势力。以反拨唐宋派为主要鹄的的后七子，仍以文学复古为理论旗帜，在拒斥“宋学”侵蚀文学的过程中，他们比前七子更强调文学形式——格、调、法的重要性。这一方面继续推进了文学的独立发展，另一方面也放松了对人性和文学本质的深入思考。他们的文学活动中，宗派立场、门户之见，以及在艺术形式上的模拟倾向，表现得更为特出。当时代思潮进一步朝有利于个性自由的方向演变时，后七子的理论和创作更显得落后于时代。因而，在嘉靖后期，徐渭从与“唐宋派”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立场上对后七子提出严厉的批判，要求抛弃“复古”的理论旗帜，这就揭开了晚明文学的序幕。

明代中期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俗文学的兴盛和雅、俗传统的混融。这一时期，顺应着市民阶层文艺需求的增长，出版印刷业出现空前的繁荣。《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小说在嘉靖时期开始广泛地刊刻流传，戏曲作家也陆续增多。就主要从事诗文的作家而言，也普遍重视通俗文学，并从中得到启发。李梦阳倡论“真诗在民间”，已表达了对文人文学传统的失望和另寻出路的意向；唐寅在科举失败以后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典雅规范而力求“俗趣”。在陈继儒的《藏说小萃序》中，可以看到吴中文士文征明、沈周、都穆、祝允明等人喜爱收藏、传写“稗官小说”的生动记载。而《水浒传》刻行之后，受到文人极高的推崇，李开先、陈束乃至“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在两人从事文学的早期——都认为“《史记》而下，便是此书”（李开先《词谑》）。徐渭的晚年，更是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戏曲的创作、评析、传授上来。另外应该注意的是，小说《西游记》也是完成于明代中期。

和元代文人大多因为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遇的变化而投入俗文学领域不同，明代文人对于俗文学的重视和喜爱，更多地带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即认为在俗文学传统和俗文学形式中，人性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这也是晚明时代雅俗文学进一步混融的主要原因。

在明代后期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思想界的斗争也显得格外尖锐。这时，以抑制人性、否定人欲为主要特征的传统道德，已经在极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号召力和真实性。于是就出现了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李贽。李贽的学说，吸收了左派王学和禅宗思想的若干成分，但远不能为这两家所包容。和王守仁主要站在统治阶层内部进行道德调整的出发点不同，李贽的思想鲜明地代表了社会变革的要求。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对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提出全面批判的人物，李贽的学说主要包含这样一些内容：

首先是比前人更为彻底的反权威精神。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焚书·答耿中丞》）表现出反对偶像崇拜、要求尊重个性和个人权利的态度。他还轻蔑地评说六经和《论语》、《孟子》，说这些书要么是史官、臣子的过分褒美，要么是迂阔懵懂的弟子的胡乱记录。这种空前大胆的言论，不仅具有打破奴化教育和思想禁锢的意义，而且提出了从根本上摆脱对历史“元典”的依赖而重新建设社会思想文化的要求。

其次，李贽对物质生产相当重视。他认为工商业者开采矿藏、贩运货物，都是对社会对个人有益的事情，说不上什么“可鄙”。与此相联系，李贽对人欲表示充分的肯定，反复论说追求物质享受、好色好货、为自身谋利益是人的天性，是合理的要求。在他看来，一切脱离个人物质追求的高深道理，全是虚伪的空谈。这实际上揭示了私有制社会中最根本的事实，也提出了在这种社会中建立合理可行的道德的基础。而对于禁欲主义，对于假道学，李贽的抨击不遗余力，其言辞之犀利，是历来所罕见的。

另外，他对妇女，也有比较平等的态度。譬如他指出：妇女的所谓“短见”，是因为她们的生活受到限制的结果。

李贽的思想及其表述方式，有着中国文人向来所缺乏的深刻、尖锐、透彻、大胆。在他多年辗转各地讲学的过程中，吸引了许多具有新异的思想倾向的士人。但即使这些人，在敬佩李贽的同时，也难免感到震惊，不敢完全赞同（如陶望龄、袁中郎、袁小修等都有这种表示）。而那些守旧官僚，对于他更是充满仇视，不断加以迫害。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终于被逮下狱，不久自杀于狱中。这表明了正统势力的强大。还有一位与李贽并称“二大教主”的达观禅师，因为设法要求朝廷停止矿税，也于李贽自杀的次年被迫害致死。这对晚明正在兴起的个性解放思潮，是沉重的打击。很多曾追随他们的士人，渐渐由兴奋转为痛苦，由痛苦转为消沉。 自万历到明末（1573—1644）可划为明代文学的后期。

在这一时期中，明代文学进入高潮，随后又遭到严重的挫折。

明代后期文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理论上的自觉性。和元代相比，可以发现：元代文人通常对理论问题没有很高的热情，这是因为社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比较松懈，所以较少发生思想论争。明代的情况与之相反，官方统治思想与反传统思想的斗争随着社会本身的演变日趋激烈，因而理论的表述愈来愈显得重要。

在晚明的文学理论中，李贽的“童心说”也具有重要的先导意义。所谓“童心”，李贽解释为“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就是由人的自然本性所产生的未经假饰的真实情感，与之对立的，则是由耳目而入的“闻见道理”。他提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童心说》）在李贽“童心说”的基础上，袁宏道又倡为“性灵说”。他提出“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袁宏道《敝箧集》江盈科《叙》引），又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 （此）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叙陈正甫会心集》）这实际是对李贽“童心说”的发挥。其实，所谓“童心”或“性灵”，也不可能是什么纯出于天然的东西，它不可能不受到社会意识的熏染。但就其作为人的真实的自然情感的意义来说，总是与社会意识——特别是统治者所建立的道德信条存在距离和冲突，且这种距离和冲突会在社会发生深刻演变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大。标举“童心”和“性灵”，并有意地将它与“闻见知识”相对立，其意义一是强调了将真实情感与个性作为文学的主要基础的重要原则，一是为与封建道德不很合拍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大量进入文学提出了根据（见袁宏道《叙小修诗》），所以它意味着文学的解放。作为一种口号，“性灵”在字面上比“童心”更寓有灵动活泼的自然个性、主观精神的意味，所以被使用得更为广泛。

与前者相类似的理论是尊“情”反“理”。在明代中期，从李梦阳提出“缔其情真”（《林公诗序》），到徐渭提出“古人之诗本乎情”（《肖甫诗序》），对“情”的重视已相当普遍。而晚明文人更多从情、理对立的角度肯定情的价值功用。如袁黄的《情理论》提出：“古之圣人治身以治天下，唯用吾情而已。人生于情，理生于人，理原未尝远于情也。后之学者远情而骛于理??盍亦返而思其情乎？”冯梦龙则对六经提出特殊的解说：“六经皆以情教也。”又说：“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古者聘为妻，奔为妾。夫奔者，以情奔也。奔为情，则贞为非情也。”（《情史》）汤显祖也坚决反对以“理”格“情”，责问：“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题词》）这些论述，哲理意味比较淡薄，而直接地把矛头指向非情的“理”，要求解除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束缚，对当时文学风气的影响也很大。

晚明诗歌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以袁宏道为中心的“公安派”。这一派继承徐渭的方向，强调性情之真，力排复古模拟的理论，要求诗歌创作应时而变，因人而异。他们提出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在打破古典审美规范的同时，他们也确实写出了一些优秀的诗篇。但是，公安派在艺术上没有能够发展到足以引导新的诗歌方向的成就，其末流更

偏向于率易浮滑。继公安派而起的“竟陵派”，提倡幽僻孤峭的风格，实已是压抑和郁暗的心理表现，所以缺乏生气。

晚明散文——特别是所谓“小品”，在文学史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种文体并无定制，尺牍、日记、游记、序跋、短论，均可包涵，其特点大致有三：一是通常篇幅不长，二是结构松散随意，三是文笔轻松而富于情趣。广义的小品文可以追溯到很远，唐宋古文家也有不少这方面的佳作，尤其苏轼，更被认为是晚明小品的不祧之祖。但是，晚明小品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潮流出现，则是当代社会生活的产物。它的核心概念“性灵”，与唐宋古文的核心概念“道统”，恰好是对立的；它对道统的背离，使散文得到了一次解放。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散文的艺术成熟最早，就是因为它与古代散文尤其晚明小品有密切的关系，就此而言，可以看到晚明小品在古代散文向现代方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晚明小品也有它的弱点，就是在李贽被害以后，随着封建正统势力的嚣张，大多数作品偏向于闲逸的情趣，其思想的尖锐性显得很不够。

明代后期的通俗形式的文学也取得了重大成就。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和“二拍”，戏剧如汤显祖的《牡丹亭》等，都在各自领域中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这一时期“雅”、“俗”文学传统相互混融的现象，也比前一时期更为突出。不仅大多数从事戏剧小说创作的文人同时也从事诗文创作，不仅出现了冯梦龙这样的以整理、编著通俗文学为毕生事业的缙绅人物，而且，这一时代人们对于文学的基本观念、基本主张，是贯通于“雅”文学和“俗”文学两方面的。这里李贽同样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在鄙薄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同时，却大力推崇《西厢记》、《水浒传》等通俗文学，认为是一种“至文”，而且以极大热情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借以宣扬自己的文学思想和人生观念。这给予当代文人以很大的影响。后来冯梦龙整理小说和流行歌谣，也具有相同的意识。雅、俗的分野，虽然因形式的不同和语言习惯的不同，看起来好像很清楚，内在的情趣，却已不是那样可以截然分开了。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特别复杂的时代。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腐败并存（有时甚至互为因果），专制的强化与个性解放思潮的兴盛同在，造成许多矛盾的现象。一个文人身上同时具有彼此冲突的思想倾向，也不难看到。但在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明代文学取得了与之相应的成就，这是毫无疑义的。而且，不管是这一时期的文学所获得的新进展，或是它所遭到的历史挫败，对于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演变过程，都有很高的价值。

思考题：

1、 明后期进步的文学思潮的主要观点有哪些？ 2、 简述明代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多个阶段的主要特点 3、 李贽的学说主要包含哪些内容？

4、 在晚明的文学理论中，李贽的“童心说”具有怎样的先导意义？ 参考书目：

1、《明代文学史》 钱基博 商务出版社 1934

2、《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明代文学研究》 邓绍基 史铁良主编 北京出版社 2001

第二讲 《三国演义》与历史演义的繁荣

教学目标：

1、了解章回小说的产生及其特点；

2、掌握《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色。 教学重点和难点：《三国演义》题旨及艺术特点。 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3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康熙年间，已有日文译本。至今，日本、朝鲜、越南、泰国、印尼、英国、法国、俄国等都有了本国的文字，并发表有研究深度的专著与论文。《三国志演义》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古典文学名著。

精读作品篇目： 《三国演义》 思考题：

（1）为什么三国故事率先成为长篇小说？ （2）《三国演义》有怎样的艺术特色？

（3）你是怎样认识诸葛亮与曹操这两位历史人物与小说人物的？ 参考书目：

1、《明清小说史》 蒋松源 谭邦和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6 2、《明代小说史》 齐裕焜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7

3、《三国志演义》 [清] 毛伦 毛宗岗评点 刘世德 郑铭点校 中华书局1995年3月排印本 4、《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 陈谦豫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第三讲 《水浒传》与英雄传奇小说的演化

教学目标：

1、了解《水浒传》成书过程及其版本； 2、掌握《水浒传》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 3、掌握《水浒传》的叙事线索。

教学重点和难点：《水浒传》高超的叙事技巧 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3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水浒传》是紧承《三国志演义》的又一部长篇章回小说。该书虽也署罗贯中参与编撰，但却有很大的区别：两书虽都据以一定的历史影迹，但前成者是据史演义，所演是朝代的兴亡，今称之为历史演义小说；后成者的史实仅借名目，所叙是人物的命运，今称之为英雄传奇小说。前者折射出老百姓对明君仁政的企盼，后者反映了老百姓对平等自在富足生活的渴望；前者是实多虚少，后者大多凭空拟造；前者为文言语体，后者为白话语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水浒传》是《三国志演义》的一种嬗变与发展。前者是历史演义小说的代表，引起历史演义小说的勃兴；后者为英雄传奇小说的圭臬，且分化出侠义公案小说等新路。

下面主要介绍《水浒传》版本、成书过程与作者问题。

《水浒传》的版本极为复杂，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加以分剖：若以描写的详略作区别的标准，可分为繁本与简本两大系统－－其关系是简本是繁本的节略，而不是繁本是简本的修润发展。从评者、整理者是否“腰斩”结尾以及记述事件的多寡可分为全本与“缺本”－－全本是指120回本，有征田虎、平王庆的内容。“缺本”之一种指金圣叹评批时将120回全本“腰斩”删除70回以后，改以卢俊义噩梦作结；另一种“缺本”指解放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金批本为基础，将金批本的楔子改成第一回，最后一回“惊噩梦”恢复为“排座次”的71回本。再一种“缺本”，指比120回繁本缺平田虎、王庆的那一类本子。版本的复杂还体现在存本回数的不同，现存有70回本、100回本、120回本，以上为繁本；又有102回本、110回本、115回本、124回本，以上为简本。

今知最早成书时的书名是《忠义水浒传》，是100回本，据晁瑮《宝文堂书目》及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记载，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家即有家刻100回本；今存最早的是清康熙五年石渠阁补修的万历己丑（1589）天都外臣序100回本；繁本120回是由100回本增加平田虎和王庆的故事而成。明李卓吾与明末清初金圣叹均有评批本，犹以金批本更为著名。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也与《三国志演义》颇为相似。其题材也有一定的史实依据。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曾爆发了以宋江为首领的农民起义：“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徽宗本纪》）“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宋·王偁《东都事略·侯蒙传》）“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宋史·侯蒙传》）以上史实涉及宋江起义、拟予招安、使征方腊等，在《水浒传》中俱有影迹。宋江起义的故事迅速在民间流播。在南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所记的目录中，有如下记述：公案类“石头孙立”，朴刀类“青面兽”，杆棒类“花和尚”、“武行者”等。南宋遗民龚开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已经完整地记录了三十六人的绰号，已与《水浒传》中的绰号十分接近，说明了已经有人将分散的水浒故事集中整理。而成书过程中的话本时期的标志即是《大宋宣和遗事》，该书已经初具《水浒传》的胎形，有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张叔夜招安”、“南征方腊”、“宋江受封”等主干情节。与《三国志演义》相同的是，进入元朝，也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水浒杂剧时期，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水浒戏有三十余种。在无名氏作《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有“寨名水浒，泊号梁山”，而《宣和遗事》只有“太行山梁山泊”一语。在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中，梁山英雄由《宣和遗事》的36人演变成了“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在康进之《李逵负荆》中，也由《宣和遗事》中描写的“杀人放火”的草寇，演变成了“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这些都可以看出内容的丰富、艺术的演进、主题的提升。今见的《水浒传》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整理创作起来的。

《水浒传》的作者问题是水浒研究中的疑难问题之一。嘉靖年间最早著录此书的高儒《百川书志》，题为“钱塘施耐庵的本 罗贯中编次”；同时的刻本《忠义水浒传》则印为“施耐庵集撰 罗贯中纂修”。（见书影）郎瑛《七修类稿》亦如此记载。稍后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及王圻《续文献通考》又记为罗贯中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又说施耐庵作。金圣叹则说施作罗续，且视罗续为恶札而腰斩之。

现代学者中颇有人以为施耐庵并无其人，罗贯中也仅为加大卖点的假托。《三国志演义》是雅洁的浅近文言，而《水浒传》则是畅晓通俗的白话语体，语言风格相去甚远，说成同为罗贯中作，实在难于令人置信。而在《三国志演义》所署“晋平阳侯陈寿志传 后学罗本贯中编次”中，“陈寿志传”本属硬拉充数性质，这就十分类似《百川书志》中“钱塘施耐庵的本”一句的性质，偏偏宋末元初的《靖康稗史》的编者亦“耐庵”，这就更增加了“施耐庵”为假托说的理由。

有关施耐庵的事迹资料更为渺茫稀少，明时的笔记偶叙他为南宋人、元人、钱塘人，罗贯中为其门人等片言只语。从上一世纪20年代起，出现了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今属盐城市大丰市白驹镇）的说法。在现存的辗转传抄《施氏支谱》上，有元至顺辛未进士施彦端字耐庵，元末自苏州迁来占籍；明初征书下至，坚辞不仕，隐居著水浒自遣等语。（以上文字在别的支谱为下左角后添）在江苏江阴与大丰市白驹镇的民间调查中，有施耐庵辅佐张士诚及创作水浒的传闻。（本节史料均见《明清小说研究》第四辑《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惟自明嘉靖至清咸丰年间的四种《兴化县志》均不载施彦端其人其事，只在20年代传言产生后的民国三十二年修的《兴化县志》上始载其人其事，且经查核，元至顺辛未无科，等等。鉴于民间修谱，每有牵拉名人为远祖的习俗，故一些学者对施彦端即施耐庵，且是创作《水浒传》的施耐庵的结论持谨慎态度。总之，《水浒传》的作者问题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的学术问题。

第二课时

本节主要介绍《水浒传》的思想内容与主题。

《水浒传》叙写了北宋末年贩夫走卒、猎人渔夫、官佐胥吏、和尚道士、农夫工匠、绿林好汉在官奸逼迫之下

聚义梁山、替天行道，嗣后接受招安、报效朝廷，最终又被权奸残害毒死的故事。

作为长期民间流传而累积起来的长篇小说，题旨比较复杂。小说流行至今，不同的阶层、相同阶层的不同视角对其主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小说主题是通过人物形象表达的，而小说塑造的不同的形象也折射着迥然相异的题旨。

《水浒传》最早版本的名称为“忠义水浒传”，明杨定见《忠义水浒传全书小引》中说：“《水浒》而忠义，忠义而《水浒》也。”这里把小说的主题认定为“忠义”。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认为，梁山英雄不是造反的强盗，而是被驱逼的“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他们“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并且指出“乱自上作”，“逼上梁山”；把小说描写的斗争归结为“贤”与“不肖”即“忠”与“奸”的冲突，强化了主题的忠义性质。

《水浒传》大概是最早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禁毁的小说，崇祯末年，山东梁山发生以李青山为首的农民起义，刑部给事中左懋第奏请禁毁《水浒传》：“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始于《水浒传》一书。??青山虽灭，而郓城、钜、寿、范诸处，梁山一带，恐尚有伏莽未尽解散者。《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清代禁毁小说的三大罪名为“违碍”、“诲盗”、“诲淫”，《水浒传》之遭禁，即为“诲盗”，这表明了广大封建统治阶级对《水浒传》主题的看法。就是对《水浒传》的艺术美推崇备至的金圣叹也持相同的观点。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二》中写道：“若使忠义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且夫忠义而在水浒，国家无忠义耶？”这句话好象是专门回答杨定见与李贽的，表明他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还这样写道：“（若如《水浒》之）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这就完全是“诲盗”观了。民间谚语“少不看《水浒》”，正表明百姓对统治阶级观点的认同。

而“文革”前长期流行的观点是把《水浒传》的题材看成是描写农民起义，把题旨归结为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罪恶及分析农民起义失败原因的小说。而“文革”以后，有学者根据梁山好汉出身成份认为是描写市井细民心态的小说。

鲁迅先生与毛泽东主席的主题观倒是十分接近。鲁迅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毛泽东主席则是这样说的：“《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以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人民日报》1975年9月4日）两人都敏锐地看到小说叙写的招安问题，“奴才”与“投降派”在这里的内涵是相近的。以上可以看出由于阶级、阶层以及视角的不同导致认识主题的差异。

小说的主题是通过人物形象展示的，小说的第一主人公宋江确实是忠义的化身。他在小说的前半部分着重体现“义”，他时时处处地仗义疏财，济困扶危。他仗义，私放朝廷钦犯晁盖；为防不测，杀了自己的妾阎婆惜；被迫上了梁山，又把第一把交椅让给卢俊义。这三件事表明他为朋友之义，能以生死相许，不求权位名利。宋江的忠主要集中写在后半部中，体现在忠君报国。宋江犯事以后，无处可去，就是不愿上梁山，因为上了梁山，就是“不忠不孝”；既上梁山，则无时不挂记招安。所以，一上梁山，即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为接受招安作准备。而作为第一层面小说人物的李逵、武松、鲁智深等则是明确反对招安的。李逵说是“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武松则说“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鲁智深则说“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去寻趁罢”。从小说的描写，宋江的“招安论”在梁山好汉中是很少有市场的。用现在文论观照第一主人公与第一层面主人公群体的观念，确实看出小说折射题旨的矛盾性。

作为长期流传于坊曲街巷、瓦舍勾栏的民间小说，逐渐消融积淀了底层百姓的朦胧的理想。《水浒传》的题旨，应当是表达了长期压制下的底层百姓渴望摆脱羁绊、束缚，企求自由、率性生活的的理想。这里说的所受的“压制”与“羁绊、束缚”，既有封建思想的束缚，又有封建制度的桎梏，还有具体的苛捐杂税的搜刮、官府豪绅的欺凌压榨。底层百姓在长期生活的实践中，已经失去了对“明君”、“仁政”出现的希望。于是，他们渴望无拘无束、无人管制、自由平等、率真任性、自由自在而又丰衣足食的生活，他们希望的物质生活是“大秤分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他们希望的人际关系是“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他们最大的目标即是落草为寇、占山为王！至于“落

草”、“占山”以后干什么，就是为了“分金”、“吃肉”、“喝酒”，就是自由自在的没有欺诈压制的生活！很少人说是谋大事、建政权、开朝代的－－因为“政权”、“国家机器”与率性、自由的生活是很难相容的。也显然，梁山好汉的生活理想与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他们明确的改朝换代的要求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即便这样地去定位《水浒传》的题旨，并不妨碍我们通过小说看出所反映的广阔的社会画面与深刻的思想内容。 小说通过梁山众好汉不同的遭遇，被官府、恶霸逼迫下无路可走而只能投奔梁山的故事，深刻地揭露了上自朝廷皇帝，下至贪官污吏，及至土豪劣绅巧取豪夺、草菅人命、强抢民女等罪行，展示出阶级矛盾不断尖锐激化下底层百姓纷纷走上反抗道路，封建统治的国家机器摇摇欲坠的社会大背景，揭示了“官逼民反”的朴素的道理。王韬在《水浒传序》中说：“使观一百八人中，谁是甘心为盗者？必至于途穷势迫，甚不得已，乃出于此。盖于时宋室不纲，政以贿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赏善罚恶倒持其柄，贤人才士困踣流离，至无地以容其身。??呜呼，谁使之然？当轴者不得不任其咎！”小说的笔触直接指向执掌朝廷大权高俅、蔡京、童贯、扬戢一批高官显宦，揭露他们把持朝政、搞乱朝纲、鱼肉百姓的罪恶，客观却犀利地反映了历来百姓反抗均“乱自上作”的本质原因；小说还叙写了欺压一方的州府大员蔡九、梁世杰、高廉等人的贪婪凶残，揭示了封建社会处处赃官，“洪洞县里无好官”客观真实；小说还描写了地方恶势力如西门庆、蒋门神、祝朝奉、毛太公，以及走狗帮凶陆谦、富安等助纣为虐、横行乡里的罪恶行径，形象地表明当时的社会矛盾暗无天日的情景。这就不但展示了宋、元、明三代的社会场景，也艺术而本质地折射了整个封建社会的概貌。而民间广为流传的“逼上梁山”一语，典型地概括了108条好汉的相似的遭际命运，从而形象真实地告诉人们深受封建的思想、礼制、官府、恶霸欺压下无路可走的底层百姓只能铤而走险的必然。而宋江他们接受招安再去征剿本是同路的兄弟，尽管有违题旨的一致和人物性格逻辑，却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付反抗百姓所惯用的两手；而宋江李逵等最后被药死这一悲剧结局，再次深刻地反映了统治阶级的阴险凶残。这从客观上也总结了梁山英雄乃至历来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失败的教训。

第三课时

本节主要介绍《水浒传》的叙事线索，人物塑造的艺术，本书的深远影响。

《水浒传》的叙事线索是纵向进行的，以第71回“梁山英雄排座次”为界限，上半部以各路英雄的“逼上梁山”为线索，依次环连扣结地叙述各位（路）英雄的不同遭遇，殊途同归于梁山水泊大聚义的故事；下半部则是梁山义军迎击官军、接受招安、奉诏征辽、（120回本有征田虎、王庆）平定方腊、期间众英雄次第阵亡、病死、回家、出走，宋江卢俊义等班师受赏、权奸下毒、被害致死，完成悲剧结局。使读者觉得线索清晰，情节连贯，故事完整。为此后的英雄传奇类长篇小说提供了一定的范式。

但是，《水浒传》毕竟是中国小说史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在结构艺术上还呈现着草创、初始形态。一、上半部分各位（各路）英雄故事的相对独立性，是《水浒传》结构艺术的一大特色，这固然有利于集中酣畅地写足一个人物，却不利于情节主干间的有机系联。从写人的角度说，在集中描写的这几回里，那个人能光彩照人，而在描写他人的回次中则黯然失色。小说中除了宋江、李逵等的性格在整部小说中尚能保持一致外，其余则不然，如在上半部分极为重要的林冲、武松、鲁智深等在下半部就比较苍白。从叙事的角度说，由于人物描写的相对独立性，从甲人物到乙人物的过渡中，只是顺笔交待连接，缺少有机联系与伏笔。以集中写林冲的那几回为例，作为林冲恩人的正面主要人物有鲁智深、柴进，作为林冲仇人的反面主要人物有高俅、高衙内等。本来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人际关系，埋下伏笔，精心结撰，必能使林冲与他们再相遇时爱恨恩仇，勾连照应，云谲波诡，然而小说却未能如此。二、似乎作者还没有自觉的角色地位意识。一般说来，作品的第一主人公应当首先出场，至少是较早出场。然而《水浒传》最早出场的却是梁山英雄中的一般人物史进。作为第一主人公的宋江则在第18回才出场，而此前出场的主要的梁山英雄已经有林冲、鲁智深、柴进、晁盖等七好汉、杨志等。而在108好汉中排名第二的卢俊义则在小说过半以后才出场，宋江还偏要将梁山的第一把交椅让给他，无论从那个角度说，都觉得缺少必要的逻辑铺垫。造成这些欠缺的原因，除了因为缺少成功经验的借鉴以外，还因为《水浒传》本身就是连接原先勾栏瓦舍、戏曲舞台上相对独立的水浒故事的缘故。

《水浒传》最大的艺术贡献是创造了超群绝伦的英雄群像和个性鲜明的各色人等，以及为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一系列成功的艺术手段。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写道：“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这自然是文学作品，特别是凭人物形象定高下的小说最成功的地方。武松之勇义而精细，鲁智深之威猛而细实，李逵之蛮猛而率真，花荣之神勇而文秀；林冲之忍中有狠，宋江之义中有术，石秀之猛中有智，燕青之勇中有情；刘唐在暴，秦明在急，阮小七在快，呼延灼在烈；杨志不失旧家子弟，关胜写成云长变相；??这些人物，在中国文学殿堂里排成了形象各异的群英谱。《水浒传》还塑造了各阶级、各阶层，各行各业中的艺术典型，贪官污吏如高俅、童贯，土豪劣绅如祝朝奉、毛太公，帮闲泼皮如陆谦、牛二，虔婆淫妇如阎婆、潘金莲，再如何九、郓哥、董超、薛霸、西门庆、蒋门神、李鬼、王伦都在那一类中能看到他们的影子。《水浒传》在人物塑造的可贵之处，还在于把性格相近的一类人，写出他们中的相异之处来。明末的批评家叶昼评论道：“《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性急的，渠形容刻划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三回回评）而金圣叹的评述则更具体：“《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束，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这就是“同与不同处有辨”。

《水浒传》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首先是自觉地遵循了生活与艺术的的规律，《水浒传》容与堂本卷首托名李卓吾评道：

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劈空捏造，以实其事耳。如世上先有淫妇人，乃以杨雄之妻、 武松之嫂实之；世上先有马泊六，然后以王婆实之；世上先有家奴与主母 通奸，然后以卢俊义之妻贾氏、李固实之。若管营，若差役，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陆谦，情状逼真，笑语欲活，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

其次是《水浒传》在人物塑造方面深得典型化的神髓，还是那托名李卓吾的指出：

说淫妇就像个淫妇，说烈汉便像个烈汉，说呆子就像个呆子，说马泊六就像个马泊六，说像个小猴子就像个小猴子。但觉读一过，分明淫妇、 烈汉、呆子、马泊六、小猴子等光景在眼，淫妇、烈汉、呆子、马泊六、 小猴子声音在耳…… （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二十四回回末）

《水浒传》已经注意到了性格的发展及其过程，从而演绎事态变化的必然。林冲从恶势力最初加害于他到最后逼上梁山乃至火并王伦，就经历了性格上从忍到狠的转变，随着性格的转变完成了一位禁军教头到义军头领的角色身份的转变。武松只潘金莲对他的挑逗一节中，细致入微地逐步展示了他从真心感怀、心有察觉、低头隐忍、最后发作的心理过程；武松从“筛一杯酒递与那妇人吃”到掷地有声的一句“武二眼里认得是嫂嫂，拳头不认得嫂嫂”，无论是情节过程还是心理变化，都是上佳的艺术渲染。这些，应当是《三国志演义》人物“出场定格”式描写人物的进步。

《水浒传》的艺术手法，前人从传统的角度就总结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敷粉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不省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横云断山法、鸾胶续弦法等等。（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水浒传》形象生动乃至纯净规范的白话语言，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成为后来长篇小说的规范。叙述时准确、干净，描写时生动、形象，而作对话语言时，则是符合说话人的职业身份、性格特征、语言场景，无论是故事的叙述还是到人物的塑造，几乎到了完美的境界。

下面介绍《水浒传》的深远影响。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本身虽然是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演义》蜕变而成的英雄传奇小说，而其审美娱乐功能遂开辟出英雄传奇一类小说，而这一类小说在艺术上超出《三国志演义》影响下的历史演义小说，而更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一些历史演义小说开始向英雄传奇小说靠拢，这些小说常常是借演历史为名，而行传英雄人物之实。如以《杨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5fl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