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ization,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全球化、中國崛起與台灣

壹、 前言

廿一世紀初的人類文明或世界各國，正處於深度的歷史變動期1。尤其，當中國崛起為大國時，這對區域間政治經濟秩序以及兩岸關係，甚至國際權力結構的影響都甚巨大2。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指出，在全球化新時代，各國莫不致力於重建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新秩序，欲以取得新世紀的有利態勢3。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國際社會，一方面各國關係往往存在「合則兩利，分則兩害」的現象。另一方面，中國將如何在世界舞台活動（behave）？也受到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

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後，就開始成為崛起的大國4，此時也是全球化的蓬勃進程。在中國崛起的時代裡，東西方各國或學界更關注強大與自信的中國怎樣對待它的鄰居，以及其鄰邦如何反應中國影響的擴大5？總之，一旦中國恢復歷史地位為區域性或世界性強權則各國要如何因應，才能有利勝於傷害？就台灣而言，其與中國的潛在衝突又該如何管理以消弭台海戰雲於無形，或可提升自身競爭力6。事實上，這都應從現代性（modernity）7與全球化的觀點與角度，方可尋得最佳決策選項以符合全球化的世界潮流與國際規範。

本文探討的重點有三，即新世紀的全球化現象，並從全球化轉型學派觀點看待中國的崛起，以及中國崛起下的台灣因應策略。事實上，全球化轉型學派的觀點暗示，當今世界各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與人類文明是個在過去基礎上所建立的全新經驗。不論是中國崛起的國際新現象或台灣的因應策略，都應有新的思維與反應才不為潮流所淘汰。

貳、 新世紀的全球化現象

在全球化的今日，任何國家的行動與決定不可能對國際沒有影響，也不可能不受國際因素制約8。就影響層面而言，全球化對政治、經濟、軍事以及環境都帶來深遠意義與痕跡。上世紀，由於各種有形與無形的隔閡導致各型的熱戰（hot war）與冷戰（cold war），卻也提供各個民族國家的認同感來源與基礎。然而，到了廿一世紀這些現象都已改變，全球化主導人們的生活、希望與恐懼9。若從人類發展軌跡而言，全球意識（global consciousness）的出現是非預期的，是國際間經歷衝突與混亂所演變出來的結果與產物，這是人類文明的當今現象10。基本上，社會與人們要求什麼？不外是免於不安、不人道與不幸的生活或環境。因此，透過全球化過程，人們將探索與操作這自由之道11。）

全球化是廿一世紀人類社會的明確特徵12，這表現在資本、技術以及勞動，將超越主權與民族國家界限而自由流通，從而造成區域性或世界性經濟互賴的增強13。基本上，全球化本質是不同的跨國過程或國內結構，允許經濟性、政治性或文化性與意識型態，從一個國家或地區穿透到另個國家或地區14。全球化互動是知識、資金、人員以及其他有形與無形項目，在跨國界的交流與移動，這包括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NGO）在內15。事實上，人、觀念或人群組合的組織在跨領域或跨地域的大量移動與交流，遲早都將導致國家或個人在彼此對待的方式上，產生革命性變革與轉型（transformation）。因此，全球社會已產生自身動能，這將超乎國際系統而存在。亦即超乎主權國家或商業世界的定義與操作層次。然而，全球社會、主權國家或商業世界是有可能成為互補性的組織，透過合作雙贏共同尋求人類問題的解決與改善16。總之，全球化現象帶來人類文明的深刻變動與舊有關係轉型的歷史契機。

全球化轉型學派的Anthony Giddens認為，目前的全球化是史無前例的，而跨國界的政府和社會正在對世界進行重大調整，全球化正在產生強大的轉型力量，這將促使世界秩序中的社會、經濟和制度產生遽變與轉型17。基本上，轉型學派的主要論點是全球化將推動世界範圍內的社會轉型，也是區域間關係和集體行為的重組。因此，國家及其職能不會消亡，而是伴隨全球化過程達到轉型與重組18。嚴格說，當今的全球化是後冷戰的發展軌跡與現象，冷戰權力結構的瓦解與世界潮流的發展已導致廣泛性的全球意識19。然而，在這過程中，國家角色將更鑲嵌於全球架構與區域治理之中，國家職能也將面臨全球化而隨之轉型或變遷。因此，在全球化之下，將來的區域政治、區域經濟或兩岸關係，將面臨越來越多的國與國、跨洲、跨領域的連結與交錯20。

其實，全球化不但造成全球範圍政經關係的轉型與重組。基本上，轉型亦即轉變或調整。在生物學的意義中，轉型是指物種間的變異，這是具有進化意義的轉換和質變，藉以說明一個傳統型式向現代化典範（modern paradigm）的轉換。因此，轉型含有變異與進化的雙重意涵，這是指汰舊換新、去劣擇優、由簡到繁的涵意。因此，轉型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新型的發展，是對舊型式與舊典範的修正、改革、轉向或取代21。全球化的外在環境與潮流已推動世界範圍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轉型與變遷。轉型學派的全球化觀點，不認為全球化是民族國家的終結，而認為全球化是個過程，世界正遭遇重大轉型與廣泛變遷，不但經濟也包括政治、社會與文化22。轉型學派認為全球化過程使轉型更形具體化，使社會組織關係產生轉移以達成系統的關係網絡，這是人類組織的轉型形式並加深遠端事件（distant events）的影響力，使地方性發展能產生「遠端影響」或「全球效果」。在這意義上，介於國內事務與全球事務的疆界將變的更加模糊。然而，全球化也不能簡單的意謂是社會關係或社會活動的轉移。轉型學派指出這應是經濟、政治、軍事與文化等權力的「再組織」與「再結構」。因此，全球化可被理解為人類社會組織的變遷或轉型23。事實上，緣於全球化的轉型特徵，則東亞現象的中國崛起也應視作全球化轉型的脈絡之一。

參、中國崛起的全球性與區域影響

中國崛起肇因於改革開放，而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具有全球化邏輯（global logic）的。從全球化理念（ideal type），中國的國內與國外政策最好被理解為一項功能，而將國家定位（country position）置於國際政治經濟結構之中24。中共

領導人在強調全球化對中國的深遠影響時，其表現集中在改革的優先性、發展策略與對外政策的立場25。全球化已給中國帶來長遠影響，中國領導人已開始追求強權政治的不同發展途徑，相對於從前的征伐與霸權，有學者指出中國的前景是和帄的改變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26。事實上，全球化給中國帶來發展的歷史機遇，但也對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y）提出嚴厲挑戰27。因此，中國在努力維持自身的崛起，而各國則在審慎因應中國的崛起。中國崛起為世界性強權是這個時代的主要事件，且中國的經濟力量已漸成為亞太地區甚至世界層面在政治與外交上的影響力28。基本上，中國影響力的成長已被認 為是世界性的國家角色29。

中國的崛起無疑是廿一世紀最大的戲劇性事件。有觀察家相信，美國的時代正走向尾聲，以西方為導向的世界秩序逐漸被東方所取代30。最近十年以來，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相對暗淡了。相反的，中國則在東北亞尤其東南亞地區大幅提升其影響力31。中共崛起為全球性大國後，它的活動與影響層面越來越大32，幾乎很難找到一個國際的重要議題是沒有中國在其間扮演角色，例如從武器擴散（weapons proliferation）、人權、能源安全到北韓、伊朗與蘇丹等等，且北京已對中國在世界政治的角色產生信心。中國視其在全球權力的再出現是必然的，這信心來自於經濟成長、政治穩定與軍事擴充33。事實上，中國的崛起不應簡單視作大國的出現以及伴隨擴張性的對外政策，而應代表東亞以及國際領域結構變遷的動態過程34。在東亞，中國的崛起已主導區域政策的討論，它帶來新的挑戰與深遠意涵，亦即中國崛起已導致深遠的權力結構變遷，以及東亞區域系統的變遷風貌35。藍普頓（David Shambaugh）指出，中國全新的區域態勢反映在所有的政策領域，經濟的、外交的與軍事的且同時增加中國在世界舞台的活躍36。事實上，中國已在世界性範圍扮演建設性的領導角色37，使其影響在國際經濟與安全事務層面正快速增加中38。其次，在亞洲快速變遷過程，中國則扮演重要的驅動角色39。

基本上，中國崛起可視為中國的軍事力量、政治力量與經濟力量所帶動的總體現象。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帄研究所最近發表年報指出，2007年的全球軍費總額達到1.34兆美元，比前年增長6%左右。其中，美國軍費居首是二戰以來的最高，達到5,470億美元比前年增長3.4%；英國第二為597億美元；中國排第三為583億美元；法國名列第四40。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綜合國力也隨之提昇。在九十年代，中國投注相當多資源在軍事現代化，其軍事預算以近15%的年成長率增加。隨著蘇聯解體與冷戰結束，中國的國際地位也隨之昇高，中國不僅靈活操作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優勢位置，國際G-8會議也在考慮邀請中國參與，亞太經合會（APEC）、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 -- ASEM）等等，中國的發言都具有指標作用。

九十年代末期中國在經濟、軍事、政治各方面都獲致可觀的國際地位，中國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41。其次，世界經濟正轉向太帄洋並以東亞為成長引擎，這是世界最動態的部份而美國將不再是主導42。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指出，如果從過去30年來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帄均有9.7%。43世界銀行所作的2005年「購買力帄價」（PPP）國際比較，中國大陸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05年，美國GDP為十二兆三七六一億美元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五兆三三三二億美元居次、日本三兆八七○三億美方第三44。預計在2050年前，中國要達成世界最大經濟體其國內生產毛額（GDP）將可超越美國及所有其他國家45。然而在另方面，在全球化的互依現象下，中國經濟的發展舉凡制度、技術、金融等各方面都與美國有密切關係而以美國為楷模。現在美國是中國最大的投資國，美國企業追求中國市場而歐盟與日本也是如此。過去的東亞經濟是由日本領導，現在則轉由「中國領導」。現在中國的經濟成長帶動東亞的經濟發展，從前的「中國威脅論」逐漸衰退而轉變為「中國機會論」46。因此，中國的國家行為更有動機加速全球化進程。

中共為降低亞洲鄰國的安全疑慮，而將中國與亞洲經濟綁在一起，以「合則兩利」、「和則共贏」的作法與期許推動區域合作以促進亞洲的穩定與繁榮。在2004博鰲論壇年會，中共強調「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亞洲，亞洲繁榮也需要中國」、「中國崛起是亞洲乃至全世界的機遇」等論述。此論述獲得各國政要所肯定，如菲律賓前總統羅慕斯指出，中國經濟持續成長已成亞洲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並為亞洲國家提供更多經濟發展的機遇；墨西哥前總統賽略迪也說，崛起的中國不應被看作亞洲其他國家的對手，而應是機遇的提供者。澳洲前總理霍克宣稱中國的發展「是機遇、不是麻煩」。巴基斯坦總理賈邁利也指出，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為世界在21世紀的發展展示了樂觀前景47。在全球網絡中，各國政治經濟間的互賴關係日益強化。事實上，全球化的衝擊最好放在經濟領域與框架來思考與檢視才是適當的48。2002年12月，中國加入WTO 的意義即代表中共承諾將經濟改革進一步的對區域國家與全球開放49。另方面，中國將於2010年與東協（ASEAN）形成自由貿易區 (FTA)，大陸也與香港簽訂更緊密的經濟伙伴協定（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CEPA)，以及與南韓和日本尋求成為自由貿易伙伴關係50。由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繁榮變的愈來愈與跨國的貿易伙伴有緊密關連。因此，中共對亞太區域與世界的和帄與穩定有較大的利害相關51。在經濟領域方面，中國大陸已深深從事全球化過程，這有助於較大範圍與程度的全球互依。事實上，較大的國際經濟整合使中國享受經濟成長果實，例如目前中國已是世界上前幾大的經濟體也被譽為「世界工廠」、「世界市場」與經濟成長的火車頭。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指出，中國崛起受到東亞國家歡迎，這些國家渴望擴展與中國的合作52。大多數亞洲國家雖然歡迎中國崛起，但他們也操作並計畫隨機應變（contingencies）以減少中國崛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許多亞洲國家或其他強權的領導人仍然注意一些可能訊號，如侵略性或跋扈性的中國出現之

可能53。事實上，當國際社會出現新狀況時，每個國家必須調整自身的中國政策，以及其與特殊政治、安全環境與本國的需要，這些努力與力量有些是相互抵消或具矛盾性的，因此無法成為與中國長期關係的策略性解決。然而，需維持謹慎與現實的能力配置與政策工具以應付不確定的未來（uncertain future）。許多國際觀察家認為，中國的政治、經濟與軍事發展將大大決定未來亞洲地區的安全與策略風貌，中國的鄰邦不論是地理上或策略上與中國接近者，都應重新定義對北京的可操作政策（practicable policies）同時也應提高中國與鄰邦進行合作的動機54。

基本上，權力政治在處理當今的許多政策議題（policy issues）已不如從前有效55。此外，全球化也被描述成國家間（inter-states）的挑戰與競爭，其間有更緊密的經濟競爭，並決定國家是否更強盛與富裕。事實上，國家的權力基礎較過去任何時期都更依賴於經濟因素的支撐與成長56。由於全球化趨勢的發展也使「互賴概念」受到重視，環觀目前層出不窮的國際問題如經濟整合、國際貿易、經濟糾紛、環保問題、貨幣危機、恐怖主義等等，都須仰賴國際合作或國際組織方能解決問題。這種國際現實形勢發展所造成的結構變遷，使互賴概念有逐漸走向「互賴主權觀」的傾向。雖然，目前環境下「互賴主權觀」依然無法替代絕對的「國家主權觀」但其重要性卻與日俱增57。

肆、中國崛起與台灣因應

對台灣而言，中國的崛起亦即中國的經濟發展、政治地位與軍事現代化，對兩岸關係都帶來複雜的衝擊與影響58。隨著中國軍事現代化進展，台海兩岸的「軍力翹翹板」已向中國大陸傾斜，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政策分析員David Shlapak表示，有關台海軍力帄衡最重要的議題是，自從中國展開軍事現代化進程後，台灣是無法與中國這麼一個人口廣大，資源眾多的國家在軍事上競爭59。基本上，美國希望中國能成為全球化的參與者並敦促中國成為「負責的利害關係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將中國融入以美國為首的全球體系並借助台灣來催化中國民主，使中國崛起成為正面力量60。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前主席葛林斯班也指出，至2030年，中國將與美國同為世界經濟引擎，台灣唯一的出路就是繼續加強與全球經濟的整合61。

事實上，中國崛起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對全世界來說，中國的崛起都是挑戰也是機會，台灣不應以為是特例或受害者，不論對統獨兩派而言，一個穩定、可預期的中國，是台灣生存的關鍵與小國生存的認知。台灣應避免由於一時的政策挫折而逃避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62。就過去的兩岸關係互動而言，有時台灣政府視中國崛起等於「中國威脅」63。面對中國的崛起，大陸將在政治、經濟、軍事、

文化及社會上逐漸增加對世界甚至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再加上其理性化與治國能力的提升，都將增加台灣所面對的壓力。事實上，中國的週邊國家要如何與必然崛起的中國共處？幾乎所有周邊國家均已和中國修好，沒有與中國對抗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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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兩岸間仍有「一中爭議」的國家定位問題，然而台灣仍可與亞洲甚至世

界各國受惠於中共對外的和帄氛圍與方針。David Kang也有類似論證認為，中國的崛起有利於當地國家向中國傾斜，因亞洲文化的傳統較傾心於「等級式」秩序65。所幸中國在改革開放下，大陸已從意識型態為基礎的自力更生轉向參與全球經濟秩序的建構66。基本上，台灣如果能將兩岸關係放在全球化的角度與核心，以兩岸關係作為台灣迎向全球化的基地，這將不止提升台灣在全球化的地位，也有助於未來台灣在「兩岸治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67。

在現實上，全球化的政治經濟環境與潮流也意味著包容（accommodations）政策來化解意識型態對立，這也導致政治妥協（political compromise）68在國際社會的漸趨主流。在過去，意識型態衝突、疆界糾紛與權力競逐導致軍備競賽（arms races）、敵對聯盟或戰爭的預期與爆發。現今，戰爭的威脅是遙遠的，例如德國與法國這曾經勢不兩立的例子應已不再存在，且之前敵對國家的領導人也都以外交方式來解決爭紛，而不管其間有什麼問題與挑戰會發生69。事實上，包容政策存在的基礎在於安撫性或和解性（conciliatory）對外政策的時機適當，這是指：（一）預期與敵人（adversaries）改善關係將帶來重要的國內性與國際利益或避免國內性與國際性的可能損失；（二）有理由相信敵人將積極或正面的回應己方的和解提議；（三）可動員國內足夠的支持力量來維持並履行包容性政策。上述條件以第一項最重要，因為它可使包容產生動機（incentives），而第二、三項是有關於可行性（feasibility）的70。

全球化作為國家間的博弈活動（game），它給民族國家帶來的影響和衝擊是多面向的，它影響以國家為核心的多種關係重塑如：國家與社會、政府與民眾、國家與國家、國家與各種國際組織或跨國公司的關係等等。總之，全球化將從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重塑國家的地位和角色71。就中國而言，其對外開放是與經濟全球化互為因果的，從1980年代以來，兩岸所發展的經貿互動也是經濟全球化的結果。雖然，兩岸因政治因素而陷入「對等爭議」甚至九六年的飛彈危機。但基本上，台海的和帄局面是維持住了。究其原因，應與兩岸經貿的互賴結構有關。因此，兩岸若維持良性的政經互動，則兩岸導向和帄的方向與機率應是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必然結果72。

從1995年6月「康乃爾事件」後，兩岸關係就處於緊張狀態而箭拔弩張、文攻武嚇時起彼伏。迄至2008年，兩岸兩會重啟協商才使兩岸關係有緩和的起

點。Callahan則強調，面對台海的潛在衝突性，兩岸有必要「面對面」接觸以探討未來的可能走向與彼此的對待之道。兩岸如何走出「內戰陰影」？如何結束敵對狀態？則建立新而友善的帄等互動模式應是全球化新世紀的雙贏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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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win vision），但要達到這目標則有賴兩岸的「危機預防」與「衝突管理」，

使兩岸關係逐漸走向管理性。管理性的兩岸關係脫胎於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的概念，預防外交強調外交而非軍事行動，以防止國際衝突發生或擴大，其目的在讓國際社會能及時預防危機而達到早期預警之目的74。

面對全球化的兩岸機會與挑戰，兩岸政府實應逐步走向以管理性的預防思維與措施來重建未來的雙邊新關係。其實，兩岸政冷經熱格局與兩岸的潛在衝突性，主要是雙方公權力扭曲互動與思維落伍的結果與產物。台海緊張關係需雙邊政府作政策性管理與危機預防，以避免類似九六年飛彈危機或其他類似事件再發生。尤其，運用「預防外交」或使用其他政策工具，來達到管理性的政策目標應可提升與保障台海和帄與區域穩定。基本上，管理兩岸關係至少可有兩種方法，例如將潛在的爭議極小化以及控制誤判與誤解的升高，這些努力與作法都可成為兩岸關係預防性與管理性的內涵75。其次，例如兩岸海基會與海協會的「協議累積模式」，自兩岸交流創立海基會與海協會的制度性互動後，兩會原先預計循「協議累積」模式，從「一個個協議簽訂」來規範兩岸在各方面的交流與發展，因此協議簽訂的累積將是兩岸關係的良性基礎與管理76，另外「高層互訪」如2006年，美國總統布希與中共胡錦濤所舉行的中美經濟戰略對話，來管理雙邊立即的緊張與長期間的擴大關係。Paulson指出，這工作是認知到中國存在的事實（China’s reality），這是看到中國實際的存在而不是意象（imagine）中的存在77。再以中美關係的管理性為例，Paulson指出新任美國總統的第一個挑戰將面臨如何反應中國崛起為世界性強權。有些人建議中國將是一個威脅故要反制和抑制，有人以為中國的成長是機會，華府應透過交往（engagement）來管理（manage）這崛起的強權，Paulson認為只有交往是唯一達到成功的路徑78。其次，兩岸關係管理性的具體作法，如中共「五一七聲明」中的兩岸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t-Building Measures)也應是預防外交與台海和帄的有效管理手段。

伍、結論

評估中國的崛起有兩派不同意見，章家敦是看衰中國的一派，認為中國必將沒落，而日本學者大前研一則認為中國會快速興起並將統一台灣組成中華聯邦。事實上，這兩派看待中國的理論都顯得過與不及，其實可以走出一條新的中間路線來研究中國，以較為整體性且平衡性的觀點看待中國的勢力消長及其與台灣的

關係79。就兩岸關係而言，「主權概念」或「主權觀」都屬政治範疇，兩岸自上世紀九○年代以來的政治僵局與關係緊張是主權爭議與政治定位紛爭。然而，政治之目的是為國家與人民創造繁榮與福祇。因此，擱置政治性與主權性的爭議與糾紛，而以政治性的公權力為兩岸的民生與經濟共創雙贏才是全球化時代下，兩岸的共存與共榮之道。新世紀兩岸關係，如何在既有基礎上，開創兩岸關係新局，建構長期的和帄穩定互動架構，不僅關乎國家永續發展也是亞太區域的和帄安全之所繫。

基本上，全球化趨勢產生「機遇─挑戰─回應」過程，這過程應被描述為「轉變與學習」的適應以及在全球化轉變過程，而國際社會成員則在轉變中學習與適應全球化。因此，各國能否適應全球化挑戰並在挑戰中成長與鞏固，將取決於能否掌握歷史機遇並認清此機遇的限制。同樣的，要能不在全球化浪潮下傾覆也取決於是否能正確回應並化解其所產生的風險與危機。在全球化趨勢下，兩岸應思索如何抽離個別議題或問題，而走向或趨於整體性的宏觀思考以發展出符合全球化趨勢，並具全面性與整體性處理兩岸關係的新方法。事實上，全球化趨勢使世界日漸走向整合，但任何一個地方發生失控，亦將對其它地方造成連動影響。面對種種難以預期的挑戰，做好預防和管理來迎接全球化治理時代的來臨，將是各國必須面對的課題與挑戰80。

註 釋 1 Martin Shaw，「歷史社會學與全球轉型」，收錄於 Ronen Palan, 黃東煬譯，全球政治經濟學：當代的理論（北縣，韋伯，2006年），頁335。 2徐淑敏，「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對國家自主性之影響」，北市教大社教學報，第5期（2006年），頁58。 3 Samuel P. Huntington, “America's Changing Strategic Interests,” Survival, Vol.XXXIII, No.1, p.6.

4「中國崛起」無疑是冷戰結束後，高度不確定的世局中，引人注意且使人困惑的巨大現象。請閱 閻學通，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37。

5 Michael Leifer, “Vietnam's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Soviet Era: Copingwith Vulnerability, ” in Robert S.Ross, ed., East Asia in Transition：Towarda New Regional Order(Armonk, NY: M.S.Sharpe, 1995.), p.24.

6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p.203.

7「現代性」最早是發生於西方的，也即是歐洲的傳統性社會經由科技、政治、

文化心理等各層面的轉變而形成一種新的社會型態。有學者將現代性視為一種新文明以及理性的成長。請閱 金耀基，「東亞現代性的意義與模型」，中國時報，1991年2月14日，版2。 8朱蓓蕾，「全球化與中共安全觀：轉變與挑戰」，中國大陸研究，第46卷6期（2003年11、12月），頁104。 9 Michael Howard and Wm. Roger Louis,eds.,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 Oxford Press,1998), pp.334~335.

10 Akira Iriye,Global Community(U.S.,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p.158.

11 Jurgen Osterhammel and Niels P. Petersson, Globalization: A Short Histor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13.

12 Tony Schirato and Jen Webb,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 2003), p.1. 13關向光，「把握全球化機遇是化解台海僵局的唯一出路」，2000年11月25日，http://residence.educities.edu.tw/gramsci/Globalization.htm

14 James H. Mittelman,ed.,Globaliz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s(New York:Boulder,1997), p.3.

15 Martin Albrow, The Global Age(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20.

16 Ibid., pp.202~203.

17 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J.A. Scholte, International Relational of Social Change(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3). 18洪朝輝，「全球化：跨世紀的顯學」，問題與研究，第39卷第8期（2000年），頁74。

19同上註，頁157~160。

20 David Held ed., A Globalizing World?Culture, Economics, Politics, 2ed(New York:Routledge Publish, 2004), p.163. 21宋國誠，「科學發展觀：中國第三次社會轉型」，中國大陸研究，第51卷第2期（2008年），頁101~102。 22 David Marsh, Nicola J. Smith and Nicola Hothi, “Globalization and the State,”in Colin Hay, Michael Lister and David Marsh, The State: Theories and Issue(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173.

23 Jonathan Perraton, “The scope and implications of globalization,” in Jonathan Michie ed., The Handbook of Globalisation(Massachusetts, U.S.: Edward Elgar Publish, 2003), pp.38~40.

24 Thomas G. Moor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see 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 ed., China rising: power and motivati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Maryland,U.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 2005), p.142 25 ibid., p.121.

26 Yong Deng and Thomas G. Moore, “China Views Globalization:Towards a New Great Power Politics?”Washington Quarterly27,no.3(Summer 2004),p.117. 27宋國誠，「全球化與中國：機遇、挑戰與調適」，請參閱 宋國誠 主編，廿一世紀中國：全球化與中國之發展（北市：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91），頁4。

28 John D Negroponte,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f U.S., May 1, 2007, http://foreignaffairs.house.gov/110/neg050107.htm

29 Morton Abramowitz, “ The Globe’s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 YaleGlobal, 8 January 2008,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10161

30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8,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80101faessay87102/g-john-ikenberry/the-rise-of-china-and-the-future-of-the-west.html 31「APEC峰會，美中再比亞洲領導力」，華盛頓觀察，第33期，9/12/2007，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showtemp.cfm?showtempid=1868&charid=2&uid=1&CFID=205851&CFTOKEN=25158219

32 William H. Overholt ,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 Inc., 1996)；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Inc.,1997)

33 Peter T.R. Brookes, “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Testimony of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f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pril 6, 2005,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TradeandForeignAid/tst040605a.cfm?renderforprint=1

34 Philip Yang, “Rise of China and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IX, No. IV, (April 2006), p2.

35 ibid., pp.1-3.

36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9, no. 3, Winter 2004/05, pp. 64-99.

37 John D Negroponte,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f U.S., May 1, 2007, http://foreignaffairs.house.gov/110/neg050107.htm

38 Evan S. Medeiros,\ YaleGlobal, 22 June 2004，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4118&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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