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语言文字比较与中西文化走向

中西语言文字比较与中西文化走向 辜 正 坤

1. 挑战索绪尔：语言文字原来并非任意的

那么，语言文字作为一种纵向的诱导或者暗示的因素又是怎样对文化产生作用的呢？它在很多场合，是如何表现为一种制约性因素的？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面临着对语言学本身的一些权威观点的挑战。什么挑战呢？大家都知道，西方语言学界现在占主流的观点（即以索绪尔为首的西方语言学家的观点）是认为语言（包括文字）从根本来说具有任意性。就是说，它的产生涉及的必然因素很少，主要是任意的。比方说，按照这种语言任意性的观点，我们对周围事物的命名行为都是偶然的任意行为，例如我们把男人叫作男人，把女人叫做女人，都是随心所欲地叫的，没有必然的联系因素在里边。西方的主流语言学家们从这里边推导出一个公理：语言在本质上具有任意性。所有的教科书，至少是现行的通行的教科书，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通常都把这个作为一个公理来看待。西方语言学界的某些权威语言学家还认为这个公理是语言学的拱门顶石，是语言学的基础，如果它站不住了，意味着语言学最基本的东西就被推翻了（具体论述请看拙著《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一书）。 1.2. 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

我个人的看法正好与这种主流观点相反。我认为语言、文字，从本质上说来主要不是任意性的，而是必然性的。语言文字的产生过程，昭示出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就是它们都是在特定场合、特定时间、特定主体、特定目的等诸多因素的交相作用下必然要产生出来的。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而产生的大量命名行为也是具有必然性的。中国人的姓名必然是中国式的，印欧语系国家的民族的姓名必然是印欧语系文字模式所规定了的。当然，它们也有任意性因素，但它们的任意性因素是相对的。它们的非任意性因素，也就是它们的必然性因素，当然也是相对的。可是，任意性和必然性毕竟有一个何为主何为次的问题。那么哪一个是主，哪一个是次呢？这个问题不能笼统地回答，这中间有一个序列关系。根据我的研究，语言文字的必然性因素随着时间流逝，早期往往是必然性的因素占主要，后期慢慢地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主体因素的增强，它的任意性才逐渐增强的。我把这种情形叫作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见下图示。）这恰恰与那种“人类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哲学观

点相呼应。从逻辑上来看，越是远古的时候，人类越不可能具备太多的语言运用任意性，随便地去创造一种语言或文字。不同的人类只可能就当时的智力条件创造出一种就他们的能力能够创造的东西。换句话说，至少在创造文字的时候，他们只可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地进行模仿性创造。他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象大脑智力已经高度发展了的当代人这样随便地创造一个数字、或者一个声音来代表抽象的含义、抽象的内容。要知道这种能力是我们的大脑思维能力经过若干万年的演进、强化之后的结果。最初的人类不可能有这个能力，他们的能力应该是很简单的。就拿象形字的起源来说吧，象形字往前追溯，是什么呢？是图画文字。为什么会产生图画文字？因为语言学家们发现，全世界的许多文字推到极端、终极上去，它们往往都是产生于图画文字，或者说都要经历这么一个阶段，然后才演变为象形文字。汉字也一样，先是图画文字、然后演变为象形文字、再后是形音字，慢慢地演化成我们今天的文字。这个过程体现了人类本身的的智力发展过程。文字越来越脱离它原来的实物特点，慢慢地从具体的物象越变越抽象化，越变越符号化。 语文 必然性 语文 任意性

1.2. 图示：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

图中左面蓝色三角形表示语文的必然性因素；右面红色的三角形表示语文的任意性因素。由图所示，可以看出，语文必然性因素的总趋势是递减的，而任意性则是递增的。当然，在实际衍变过程中，各种语文的衍变趋势不是这么规则的。这里只是就其总的趋势而言。其衍变的速度与规模是与具体社会环境所制约下的人对语文本身的具体需求行为的强弱相对应的。也就是说，人的干涉作用可以延缓或加速衍变进程。如果没有特别强烈的语文改革整肃行为，在一般情况下，这两种演变趋势呈不可逆态势。当语文的必然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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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降低到最低限度时，语文的任意性因素上升到最高程度。换句话说，在通常情况下，语文的必然性因素与时间成正比，语文的任意性因素与时间成反比。

但是用这个道理来解释西方占主流地位的语言文字，例如英文等语文的演变规律时，我们要注意到一些特殊情况。这就是，印欧语系中的若干文种，例如英语中的很多东西并非是完全整体地从自身衍变而成的，它们往往是借鉴过来的，不是一步步直接地从图画文字、象形文字发展出来的。比方说古希腊语，它就不是自己先从象形文字独立演化出来的，而是借鉴了腓尼基人的已经是现成的那一套字母，之后在这个基础上，把字母拼合起来符合它自己的需要，慢慢地形成了一套语文体系。这种应用面较广、文化承载量较大的语言文字，因为已经越过了图画演变阶段，从外形上看，已经没有多少象形特点可言，其直观的象形暗示特点太少。因此，这就会产生一种误导机制，诱使西方语文学家不往那个方向考虑问题。于是许多西方语文学家就很容易误以为所有的语言文字从本质上来说都肯定是任意的了。其实，既使将腓尼基人原来的那种字母再往前追溯，它也一定会追溯到具有象形特点、图画文字特点那种阶段的。从语言文字的起源看，最初的语言文字不外就是这个世界本身的一种缩写、一种

缩影，一种抽象凝结象征。它们是外部世界与人类的大脑等等感知器官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原始人试图表达什么东西的时候，最初最有可能也只可能直观地表达，特别是用一种简单的图象来表达。因此自然界实际上等于是依据人类的感知器官所能接受的程度在按比例地减缩、减缩、直到减缩成一种图画的式的东西，一种象形的东西，一种后来能被方便地附加上声音符号的表意系统。这种简化过程越来越加剧，以致最后人类终于发现，实际上人类只用几个点或几组线条的排列组合形式就可以表示任意一种文字。当然，当人类发现这一点时，他已经不是原始人类，而是抽象思维能力有了高度发展的人类。印欧语系语文中的许多语文都是借鉴而来的，因此这个经由自然界、图画文字、象形文字、符号文字的衍变的全过程并不一定在每种单独的文字生发过程中出现，因此其演变的必然环节便很容易被忽略。所以有些西方语言学家得出语言文字在本质上是任意性的或者说是偶然性的结论，这就不足为怪了。

因此，我可以说，语言的任意性问题构成索绪尔语言学的误区。我认为：只有存在两种以上并存的异源（谱）符号时，语言才被看成是任意的。每种语言就它自身的单独的发生学的意义来看，其产生只可能是必然的。因此，语言具有相对任意性，即区别性任意性。也就是说，只有在相对于他种民族语言的时候，它才可以被看作是具有任意性。同理，语言具有相对必然性，即相对民族自身而言，其语言是必然的，具有排他性必然性，而不是任意的。语言文字本身的产生和存在方式首先是必然的，不是任意的，但随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提高，语言文字的必然性降低，任意性升高。但从本质上来说，语言文字（包括其音义关系和形义关系）是必然的，不是任意的。[1]

对语言文字任意性观点的挑战在我国可以上溯到北宋时期的大学者王安石。他在1076年的时候就提出，说字形、字音都是符合天地万物之理的。他说汉字“其声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其形之横从、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义，皆本于自然，（非人）非人

私智所能为也。”[2]用当代人的话来说，就是指语言文字最初的产生发展有它自身演变发展的规律，不是某些人自个儿想怎么改变就怎么改变它的。王安石认为字音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皆本于自然，非人私智所能为也”，这种观点暗寓音义同构、合于自然之道的思想。可惜的是，王安石并未从理论上进一步系统探讨这个问题，也未从实践上真正解决这个难题。我以为，人类只可能利用自己当时的智力条件，即在当时其大脑的创造能力允许的范围产生出某种合于人类需要的东西。人类当时所处的环境提供给他的条件能够使他产生出的什么样的语言和文字，他就只能产生出那种语言文字，而不可能是非常充分地创造演变出一整套系统的、有内在联系的语法系统、词法系统、语音系统等等。要达到这一步，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人类还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任意地创造出语言文字来。所以王安石的观点很值得重视。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在中国语言文字发展史上提出了语言文字不是任意的而是必然的这种观点。因此西方主流语言学家的观点早在９００多年前就受到中国学者的挑战了。不过王安石总共就只说过这么几句话，没有具体论证，所以他的观点没有人重视，也没有人把它看成是一种有说服力的理论。我个人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阐述这个问题，叫作《人类语言音义同构现象与人类文化模式》，登在《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六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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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本书第四章），从语言文字的音义具有同构特点这个角度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1.2 1语言文字衍化的最优模式论

如果我们知道了语言文字衍变的必然规律，我们就理所当然地试图运用这一规律来解释现存的语言文字。照我看来，在最抽象的表意总功能上，语言文字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在具体的表现手法上，语言文字是有优劣之分的。一种语文互生互构于一种文化系统中，它无疑是能够充分表达该种文化需要它表达的形式与内容的。当没有别的文化系统冲击的时候，汉语、古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等等，都无疑完美完成了各自的文化系统交付的承载任务。但是，当我们对各种语文的表达功能进行具体分析比较的时候，我们发现，不同的语文对不同的表达对象具备不同的表达特点或表达优势。例如在营造诗歌的艺术感染力时，我们发现汉语言文字在总体上无疑优于印欧语系语文。关于这一点，我在拙着《中西诗鉴赏与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中进行了论证。而在抽象几何形式逻辑表达方面，印欧语系语文优于汉语。但是，在具体的象形直观逻辑表达方面，汉语文优于印欧语系语言文字

那么，最优秀的语言文字究竟应该具备哪些起码要求呢？要知道这一点，只需知道语言文字本身具有什么基本表达特点就知道了。这就是：地球上的任何一种语言文字都具有语形、语音、语义三种特点。显而易见，最优秀的语文指的是够在表达形、音、义三个方面都能够相对达到最佳效果的语文。一种语文要在形、音、义三方面都达到最佳的表达效果，就要求该语文具备尽可能完美的语形、语音、语义形式。 所谓语形，指的是文字的外显形式，例如图画文字、象形文字或拼音文字。 所谓语音，指的是语言的发音形式，包括语音、语调、轻重音节等等。

所谓语义，指的是语言文字表达的含义。含义分为形式含义和内容含义及引申含义等等。

在语义问题上不用多解释，因为一切语文归根结底都是要能够表达含义才能够存在、才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要讨论的要紧的两项是语形和语音。 那么，判断这两项的优劣条件是什么呢？

我认为，既然语文的根本任务是要表达某种对象，那么，从纯理论说来，显而易见，表达方式越与被表达的对本身联系越紧密越好。比如说表达“门”这个概念，如果从文字的外形和声音两方面都能够有助于让我们直观地理解被表达的门本身这个物体，那么，这样的语文有资格被称作是最优秀的语文。不言而喻，这样的语文就是象音语言、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

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如果图画文字和早期的拟声语言（象音语言）是最优秀的语文，何以人类的语文中的图画文字和象音语言几乎都逐步被符号化的拼音语言和形音文字所取代了呢？原来这里还有一个表达的简洁性经济性问题。如果表达一个信息需要太累赘的表达手段，人们便趋向于愿意牺牲表达的直观精确性而获得表达的简单快捷性。人类生活频率的增高与其追求高效率是息息相关的。而这种高效率便不可避免地驱使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日益向符号化方向演变。这就是印欧语系语文得以高度抽象符号化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内在原因。这一原因我把它定义为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见前）。 然而，如果人类听任一切语文的流变服从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那么，一切语文都会最终走向自我否定，彻底割断与表达对象本身任何直观联系。这是一种好的现象吗？人类应该遵从这一必然律吗？

问题的核心就在这儿。我的回答是：不！如果人类发现了某一规律，却仍然只能被动地完全屈从于该规律，成为规律的奴仆，那么人类倒不如根本就不发现这些规律的好。人类发现规律的目的，不是为了强化自己成为规律的奴才的决心，而是为了趋吉避祸，至少是为了能够延缓、甚至相对阻挡某种进程，降低事物发生的频率。比如说人类对各种不治之症的疾病的抑制就是这样一种延缓措施。人类可以对抗必然律，甚而至于改变它。人的生命进城是一个更为明显的例子。尽管人必然走向死亡，但是人类能够延缓这一进程。 那么，人类要把这一进程延缓到什么程度最好呢？如果以人的生命进程为例，人类最理想的进程延缓点是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困难。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都遵循由弱而强、由强而盛，由盛而衰这个模式。一般说来，最早的和最晚的，都不是最理想的。一个人最理想，最值得保持的生命阶段是中年（或盛年）阶段。这是人类的生命力、知识、智慧、创造性与道德自律能力都达到顶峰的阶段。所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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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进程长期延缓在这个阶段是人类的理想。这个理想阶段大体上符合黄金分割律：0.618。也就是说，在人的生命的假设为一的线段上，0.618处将是最佳的生命段。

将这个问题引入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座标图，我们会很快发现语言文字的符号化进程应该被适当加以延缓的地方（如下图）。 语文必然性与任意性衍变进程中点 佳停止点 语文必然性与任意性衍变最佳停止点 语文 必然性 语文 任意性

0 0.5 0.618 1 图画文字阶段 象形文字 形音字 拼音化文字 6.1.2. 图示：语言文字衍化的最优模式

根据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座标图为基点建构的语言文字衍化的最优模式这一座标图表明：１）图画文字阶段太必然性太强，过分依赖直观表达；２）象形文字阶段必然性大于任意性，有较大的优势，但是符号化（拼音化）程度还不高，表达的经济性偏低；３）形音字阶段，兼有了语文的必然性因素和任意性因素，符号化因素略大于象形因素，可以说是兼得二者之长，同时略趋近现代符号化经济原则，所以应该是语言文字衍化最好的阶段。人类应该设法尽量延长这个阶段；４）拼音化阶段，任意性太强，基本割断了人类与外部世界物象的直接联系，过分抽象，虽然是外形最经济的文字，但是在达义上未必最经济（见后文，此不赘）。

1.3. 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与汉语言文字的关系

从6.1.2.节的论述，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证明汉语言文字是现存人类语言文字中最优越的语文。根据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座标图（6.1.3.），汉语言文字正好处于语文必然性与任意性衍变最佳停止点上。这是因为汉字的构成百分之８０以上是形音字，它没有演变成拼音文字。由于汉民族祖先的智慧，对汉字的构成进行了强力干涉整肃，强化了汉语言文字系统的抗拼音化趋向，使得汉字在近２千多年来相对稳定。尤其是汉字的书写构成的形声结构反构了语言结构，造成汉语言文字的超稳定结构。汉语言文字成为当今世界语言系统中表达最丰富、最有人情味、最直观、音节最少、最有形象性的语文。汉字不拼音化道路，但也不妨利用拼音系统作为辅助系统，增强其表达功能。关于汉语言文字没有走上频化道路的具体构成分析，请参阅本书第五章。关于汉语言文字的具体优越性、例如视象、音象、义象的优越性，请看本书有关章节及拙著《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1.4. 根据语言文字的必然性原理推测思想发展史及文化走向

依据以上的阐述，我想要说的是，西方语文学家必然要得出语文是任意的而非必然的结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难以摆脱他们所使用的语文结构为他们模塑成的思维结构的束缚。根据语言文字具有必然性的原理，我们可推论预测某一民族的思想发展史及文化走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持某种语文的民族头脑中将要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在历史背景中展开的宏观的层面上，有时是可以预测的。换句话说，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的思想成果的整体框架，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无非是他们所使用的那种语文形式的投射形式。它们尽管有一定的区别，有对立，但那种区别与对立也是他们所使用的那种语文所能容纳的区别与对立。这种模式一旦成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部影响（尤其是与该种语文形式差别极大的语文——例如汉语言文字的影响），往往可以几千年、上万年地存在下去。所以语言文字对于文化走向具有历时纵向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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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模塑作用是不用怀疑的。语言文字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它产生出来之后，反过来互构文化，互构外部世界。这之间有一种必然性联系，和语言文字本身具有必然性是相通的。我们这里不多谈了。明白这一点你就容易明白我在后面讲语言文字是怎么样潜移默化地纵向地影响我们文化的发展方向或确立我们文化的总的走向了。你到了任何一个国家，有时候你只要听一下那个国家的官方语言的声音，你就会发现它的发音和它那个国家的整体文化的状态在精神面貌上有某种契合的东西。你感到很奇怪。你不管是念日语也好，希腊语语也好，念英语、德语也好，都会发现这种东西，发现文化做为一个整体，其精神风貌怎么和它的语言的发音都那么同步呢？这是非常奇特的。我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已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今天在这里则是在那个基础上进一步来系统化和延伸，把论述的面展开得更大一点儿。我试图解释清楚这么一个问题：语言文字是如何必然地不同程度地制约文化发展的。我这里的文化，当然包括人类文化整体，包括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

1.4.1. 毕升与德国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与文字文化的关系我这里提一个问题：中国的毕升早于德国的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很好利用这一技术、而西方人却一经发明就拼命地利用呢？我认为，这和中西文字的区别，尤其是中西文字字形的区别很有关系。西方文字、比方说印欧语系的文字，只有二、三十个字母，因此，只需要雕刻二、三十个不同的字钉就行。然而，中文则不行。中文需要雕刻几千个不同的字钉来支持上万个字才行。因此，如果印书的时候印刷量太少，就不划算；只有印刷得越多才越有用。而在古代中国，对书籍的需要和需要量，没有现代社会那么急迫和数目庞大。加之古代的中国书一般比较短，就是说，分量不太大。一般的中国文章，也写得比较短。因此，印书的人就宁愿用雕版的办法，而不是用活字印刷的办法。西方人的书既然都是用字母拼写而成的，例如英语，使用二十六个字母就可以拼写出所有的文字，因此，只需要雕刻二十六个字母就可以了。由于二十六个字钉，也就是说２6个字母的排列组合，可以产生大量的文字，印刷起来，重复率较高，所以也就适合于用活字印刷的办法。我想这就是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在中西发展的程度不同的基本原因。西方人潜在的西式科学能力并非一开始就能得到全面发挥，它还需要一些必要条件。而活字印刷术之类就是这样的必要条件。

1.4.2. 从中西语文代词的使用看中西方人价值观举个例来说，英语中有代词你（you），他(he)，我们(we)，他们(they)，男的他(he)，女的她(she)等等，这些代词都是不大写的，只有一个代词我（用字母I表示）是大写的。单从这个简单的事实可以推导出什么东西来呢？这就是可以看出西方人具有自我中心主义。在人际关系中，西方人认为“我”是最重要的，要大写；而其它那些代词则不是那么重要。这么一推导，你发现西方的主流文化在价值观方面往往围绕着这个东西，都很注重自我，把“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因此它有众所周知的individualism，这个词有人翻译成个人主义。我想还可以补充一些意义，例如自立主义、自强主义或自利自重等。大写的我，无疑强调了这种以个体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所以单从这种非常平凡的大写现象就可以窥视到西方人典型的价值观。西方文化中一定会产生一整套的个人主义理念这种东西，它的语言本身就已经暗示

它向这个方向发展了。大写就是一种强调。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汉语的情形如何呢？刚好相反，同样是称呼“我”，中国人就不会大写它（强调它）了，当然汉语没用拼写的大写形式，它可以用黑体字或加点的字或划线等方式来表示强调，但是它没有用这种方式。相反，传统中国人称呼自己（我）时往往会说：在下、鄙人，不才，贱人、奴婢，等等。就是处在皇帝的位置上，也称自己是“寡人”或者是“孤”，就是把自己置于一种不那么受尊重的位置上，一种克己的心态下，尽量去尊重别人，尽量处于自律的心态。它跟西方文化中一味强调“我我我”的那种情况一下就区别开了。单是这一个代词的使用，就可以看出这两种文化是分道扬镳的，它在很多方面在极性上是相反的。因此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要想在各个层面上，真正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当然结合的可能，还是存在着的，不是说完全不存在，因为除了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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