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 - 图文

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

从北京城的初建，到历代不断扩张的城市格局的变迁，从几百年胡同文化的兴衰到现代化建设中四合院命运的沉浮，作者以时间为参照系，结合各朝各代对北京城市布局的改造，探索前人在宗教、建筑、科技、文化等方面，令人匪夷所思的成就，并客观纪录了建国后，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学者，在古城保护、新城建设等方面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引领读者徜徉在文化与历史的记忆片断与思辨之中。该书为配合人文奥运，浓墨重彩地讲述了北京八百年历史，并附有大量的历史老照片。

八百年古城的建筑解密

八百年古城的建筑解密，历史与现实的再度邂逅！ 张洁、刘心武、冯骥才、张承志、冷冰川热力推荐！ ——祝勇 著

北京是一座至今几乎完整保存着中轴线的城市。尽管我们无法目睹这座都城的建造过程，但它的城市格局，却对我们充满暗示。城墙、坛庙、集市、街道以其严谨的对偶表明了中轴线的重要性。它像树干一样滋养了日益繁密的枝叶。这使我想起童年时做剪纸游戏时，先对折出一道深深的折线，那些繁复的花纹才有可能在折线两端以对称的方式依次出现。 “方要中轴圆要心。”

世界上许多城市是从一个中心点，放射性发展而成的，西方这类情况最多。

世界上很多城市是从中轴线两侧铺开形成的，中国这类情况最常见，而北京最为典型。 北京为什么会有如此明确的中轴线？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奥秘？

祝勇以极其个性化的文笔，融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建筑学、宗教学、民俗学为一炉，通俗而生动、贯通而细腻地从中轴线入手，燃一盏心灯，给我们照亮了解读北京的路径。 如此好书，岂能错过。（著名作家 刘心武） 从北京城的初建，到历代不断扩张的城市格局的变迁，从几百年胡同文化的兴衰到现代化建设中四合院命运的沉浮，作者以时间为参照系，结合各朝各代对北京城市布局的改造，探索前人在宗教、建筑、科技、文化等方面，令人匪夷所思的成就，并客观纪录了建国后，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学者，在古城保护、新城建设等方面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引领读者徜徉在文化与历史的记忆片断与思辨之中。该书为配合人文奥运，浓墨重彩地讲述了北京八百年历史，并附有大量的历史老照片。

作者介绍

祝勇，著名青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作品大抵分为两类：思想学术随笔和文化散文，前者多发表于《读书》《书屋》等刊，后者多见于《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刊。已出版个人作品二十余部，其中有《禁欲时期的爱情》《改写记忆》《旧宫殿》等，并有三卷本《祝勇作品集》行世。主编有《重读大师》《布老虎散文》等。

曾担任CCTV2005年大型历史电视片《1405，郑和下西洋六百年祭》的总撰稿人。 序

“中国”的“中”字，是对于古代城市中轴线的最好的图示。从这个象形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一座四方的城池，和贯穿城池南北的中轴线。现在的问题在于，中轴线先于城池，还是后于城池？它在中国人的城市观念中发生过怎样的影响？显然，中轴线为我们进入古代城市提供了一条最便捷的途径。

北京是一座至今几乎完整保存着中轴线的城市。尽管我们无法目睹这座都城的建造过程，但它的城市格局，却对我们充满暗示。城墙、坛庙、集市、街道以其严谨的对偶表明了中轴线的重要性。它像树干一样滋养了日益繁密的枝叶。这使我想起童年时做剪纸游戏时，先对折出一道深深的折线，那些繁复的花纹才有可能在折线两端以对称的方式依次出现。 中国人的房屋、城市以方形为主，这也许与天圆地方的观念有关。而在这个简单的几何图形中，坐标原点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中”的观念由来已久，商代甲骨文中，也透露出当时中国人已经具备关于东西南北中的认识。在所有的方位中，“中”无疑致关重要。它是空间的起点，是所有方向的交汇处，因而，它是最尊贵的方位。无论对于一个家族、一座城市还是一个国家，莫不如是。“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吕氏春秋·慎势篇》）

《周礼·考工记》中对于宫城建设格局有着严格的规定，表明了宫城位于都城中心的原则。此后，随着礼衰典废，克己复礼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选择，并因后世尊儒而成为中国人文思想的一条主线。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周礼》中的建城思想在许多王朝中并没有得到贯彻。即使在独尊儒术的汉代，都城格局也很分散，大多根据自然条件布局，缺乏严谨的规划。这是我们在许多古都无法寻找到一个清晰的城市中轴线的原因。

金朝在北京规划中都时，开始借鉴宋朝的城市规划经验，设置了一条城市中轴线。元朝忽必烈进京，规划元大都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建立一座中心台。关于这条轴线与这座都城的关系，是本书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所幸的是，这条中轴线以其巨大的魅力和严谨的科学性，抗拒了时间的损毁，一直延续到今天。梁思成先生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伟大的中轴线》，《梁思成全集》第 卷，第 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年版）

作为一座曾经浩劫的古代都城，北京的城墙、民居、街巷都曾遭遇灭顶之灾，惟有中轴线保持着原有的完整性，使得我们这些后来者有机会亲历这座都城的秩序和美。进入北京的方式有很多，但从中轴线进入北京，或许是最好的一种。它不仅是空间的线索，也是时间的线索。从元代到共和国，几乎所有的历史都能从这条轴线中找到依据。这也是许多旅行者在抵达北京后，最先踏访中轴线的原因。二OO二年秋天，北京电视台制片人吴群找我，准备投拍一部以中轴线为线索呈现北京八百多年建都史的人文纪录片。这部片子使我有机会悉心打量这座不平凡的城市。从那以后，我用了两年时间为那条七点八公里的中轴线寻找历史证据，访问了许多历史见证人，并把剧本拓展为一部书稿。由于在写作时需要考虑电视受众，因而，即使将其转化为著作，也充其量只是一个普及读本，但我相信面对北京，所有的书写者都不会流露出轻慢的表情，他们会谨慎对待笔下的每一字。这座坚硬同时脆弱的古都将会使所有与之相关的话题显得庄重沉静，小心翼翼。二OO四年十月十八日

印象：贯穿八百年的线索（图）

50年代，北京的一次施工，从地安门地下挖出一只石鼠，从正阳门地下挖出一匹石马。 这两件孤立的文物，在地下埋藏了多久？它们同时出现在中轴线上，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存在着某种隐秘的联系？

景山并不高峻，但高度刚好适宜人们俯视这座古老的城市。景山制高点上的万春亭，是北京中轴线上惟一没有实用功能的宫阙建筑，然而它却被赋予更加重要的意义——这座突起的四角攒尖式古亭却给人们观察这座古城提供了最佳视角。每到重阳，明朝的皇帝都会登临景山，圣驾在山顶升座，俯视他的重重殿宇，和无限江山。

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是北京这座古老都城的几何中心，一颗曾经跃动的心脏，它决定了城市的轮廓，以及道路经脉的方向。这个几何中心，从明代至今，从未偏移。 7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联合进行的一次考古发掘，从在景山北墙外探出一段宽十八米的南北大街，并在景山公园内寿皇殿前探出大型建筑夯土基址，这些证据无疑给历史学家们带来意外的惊喜——这里不仅仅是明清都城的中轴线，元大都的中轴线也自北向南从这里穿过，从而将这条中轴线的历史提前的一百年。当学者们为元大都的中轴线是否穿过北海中的琼华岛而争论不休的时候，这次发掘证实元大都的中轴线与目前这条中轴线完全重合，只不过是起止点不同罢了。

从景山上向北看，最瞩目的建筑便是鼓楼。元朝初年，大画家王冕买舟下东吴，北游燕都，便在鼓楼边的胡同里，隐居多年。

喋喋不休的争论终止以后，学者们已经认定那一带是元朝都城的几何中心，元朝建城时兴建的“中心台”就在那里。它最早确立了北京目前这条中轴线的位置。那么，元朝为什么要选择那里建造“中心台”，而明代，又为什么将城市中心点南移到景山的位置上？ 古人建城，都要建立“中心台”，作为整个城市的几何中心。北京有着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多年的建都史。从西周时期到辽金时期，北京作为地方割区的首府，城市的中心点和中轴线不断漂移。直到元代，蒙古铁骑扫荡了华夏四方，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蒙古骑兵在金朝皇宫内点燃的一把大火中，告别了那个已经瓦解的女真王朝。公元1260年，踌躇满志的忽必烈第一次踏进这座梦境一样的城市。金宫的废墟已无法居住，城外东北方向一片湛蓝的湖水却吸引了他。那片水当时名为积水潭，今天叫北海。两年后，有人把一整块玉石雕琢而成、名叫“渎山大玉海”的大酒瓮进献给忽必烈。也是在这一年，忽必烈批准了著名水利工程学家郭守敬提出的放弃金中都的莲花池水系，引导高梁河水系进入积水潭，为未来的都城取得更丰沛的水源的设想。新城市的中心点，终于在积水潭东北岸，也就是今天鼓楼的位置上，尘埃落定。

中心点确定之后，城市中轴线和城池的位置也自然得以确定。丽正门（今天安门）内的干道，向北穿越皇宫，直抵钟鼓楼附近的“中心台”，正是沿中轴线开辟出来的。中心台仿佛投入平静水面的一颗石子，而宫城、皇城和外城，则如辐射的涟漪，环环相套。 忽必烈或许没有想到，他所确定的中轴线，在八百年中再未改变。仿佛一只沉甸甸的镇纸，压在漂泊的地图上。然而，当一座帝王之城日渐清晰地显露形骸的时候，中心台却悄然消失。如同一个魔术师，在“变”出一系列新奇的事物之后，悄无声息地，收回他的道具。 明代以后，中轴线没有再度漂移，只是城市中心点悄然向南滑动，固定在景山这个位置上。

景山原名“万岁山”，用挖掘护城河和南海的泥土堆筑而成。古代风水学要求宫殿“背山面水”。而都城北面，只有琼华岛上有座土山，这也是有学者误认为元大都中轴线穿过琼华岛的原因之一。但是，让中轴线被水域割断，显然并非理想的设计。用河泥筑山，这项聪明的方案，不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土方堆积的难题，而且符合了古代建筑的山水形制，成为新都城设计施工中的不二之选。于是，景山，就成了宫城背后的靠山，而它面临的水，是同样由人工开掘的金水河。还有一个问题是，都城的中心点为什么出现在现在这个地方？原来万岁山中峰，恰好居于元代宫城最重要的宫殿——延春阁的位置。于是，万岁山的另一层意义便显露出来——用于压制前朝的“风水”，让它永无翻转的机会。所以万岁山也叫“镇山”，而“景山”一名的使用，则是从清代开始。也许我们能够借助想象复原明代中轴线上宏伟的景观。自南向北，分别是：永定门、正阳门、大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神武门、北上门、景山门、万春亭、寿皇殿、地安门、鼓楼、钟楼。它们从永乐、嘉靖时代起，就占据着都城的轴心位置。中轴线是一条抽象的线索，但它因这些建筑而有了具体的形迹，甚至随建筑高度的起伏而具有了跳动的乐感。

清朝时，一位外国公使抵京，要面见皇上，但又拒绝下跪。礼部官员于是“别有用心”地安排他从正阳门进城。这显然是一次不平等的对话，一方是渺小的个人，另一方是规模宏大的东方建筑群落。他走过大清门、千步廊和御道，天安门金色的重檐、深红的城楼、洁白的阶石栏杆、石狮华表，以深远的蓝天为背景，如同梦境里的布景，令他倾倒。走过端门，凹字型的午门，充满东方王朝的神秘力量；而午门后的太和殿广场，却又豁然开朗，节奏变得舒缓，有内金水河弯曲流过，如天国般宁静深远。在太和殿上，他身不由己地跪倒，不仅因为宫殿道路的巨大尺度令他的身体无法承受，更是被中轴线上透露出的王气所征服。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解开出土石鼠和石马的谜团。天干地支中，子为鼠，午为马。这两只分别被埋藏的石雕，暗示着中轴线实际上是城市的子午线。整个城市的建筑都以此为

对称。即使大地上的景物不断被时间篡改，这两只被埋藏的石兽也将恒久述说曾经存在的真相。

如今，北京市政府做出恢复永定门城楼的决定，从而使这条七点八公里的中轴线的完整性得以复原。此后，奥林匹克国家公园设计方案在招标中，中轴线的长度，正随时间一起延伸。

格局：方形城池（图）

这是一张明代的凤阳城地图。 这是一张明北京地图。

细心的人们一定会发现，这两张古老的地图，布局上居然惊人的相似。

凤阳是一座明代都城，但比起西安、洛阳、南京、杭州这些古城，人们却知之甚少。这座从前的繁华都城如今显得空疏寂寞。但是，北京的史学和都城学家们，却时常到这里研究、考察。显然，凤阳的地位，十分重要。

是什么吸引了专家们的脚步？那些倾颓的城廓和被野草遮蔽的小径，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时间的流向永远向前。对于古代建筑上残留的历史记忆，人们已经熟视无睹。一个古王朝的伟大梦想，早已淡出他们的视线之外。

东土城路、西土城路、北土城路。这些地名对于北京人来说并不陌生，然而谁能想到，这些平直通畅的大路，与八百年前雄关高墙的联系？北京市政府决定在北土城路东段辟建元土城遗址公园。仿佛未随时间流逝的只言片语，保留着些许历史的证词。只有细心的人，才能透过残迹中那些雕刻精美的排水孔道，推想这座都城昔日的繁华气派。

明永乐七年，即公元1409年，朱棣到北京巡狩的第三天，“交趾进白象，泰宁侯陈 率文武百官上表贺”。《太宗实录》记载了这一事件。皇帝打猎和外国进贡白象仅仅是一种表象，而背后的秘密，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那就是在北京营建都城，为从南京迁都北京做准备。泰宁侯陈 成为这一计划的秘密实施者，而且与皇帝朱棣保持着单线联系，可以越级请示。 五个半世纪以后，即公元195X年，北京在拆除明代城墙的时候，在西直门一带（？）意外地发现了包裹在城砖里面的元代土垣，从而证明了一个事实：明代城墙是在元代城墙的

基础和位置上修建的——至少东西两侧是这样。现在回过头来分析，陈 的这一方案，很可能包含着两层目的：一是为了保密，即使施工初期就显示出这座城市的规模比起南京要大得多，但在当时却未必有人推测出这一营建的真实目的；二是保证都城的布局，使宫殿的位置刚好出现在中轴线上。

公元19XX年，在崇文门至宣武门一线的另一次考古发掘同样引起人们的猜测。在这里深达五米的流沙层中，纵横交错、相互叠压着深达十五层的木料。这些木料，彼此间都用铁扒锔钉牢，组成一个整体，木料间的空隙用沙土填实，上面再起各层夯土夹筑碎砖层。 在地面的景物消失之后，地下的埋藏中无疑充满了岁月的暗示。这些出土器物，为明代南城墙的存在，提供了证据。显然，它们都是城墙的地基。

明朝缩减了居民稀少的北部，从元都北城墙向南收缩约五里。南城墙也随之南移了五里，由今天长安街的位置，平移到崇文门—宣武门一线。于是，拆除了元代的南城墙，填平护城河，并在新城墙的位置上重建地基。原来居全城中心的钟鼓楼，偏至城北，成为新中轴线的起点。

如果说此时已退至塞外的蒙元势力对故都的格局还能施加什么影响，那就是蒙古骑兵不断南下骚扰，迫使明世祖朱厚熜采纳大臣建议，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一五六四年），决定在原有的外郭之外，再加筑一圈城墙。于是在南郊，修筑了永定门、左安门和右安门，因财才不济，南城墙修成后，便匆忙北折，形成了北京“凸”字型轮廓，并把位于中轴线南端的天坛和山川坛纳入外城墙以内。

清代以后，新的政权并未对北京的城市格局进行大的改动，只是规定了“内满外汉”、分区居住的等级制度。元明清三代的都城，在中轴线上建立了连线。有别于元代以前各个朝代的巨大颠覆，北京城处于继承性发展的稳定阶段。

然而，当笔者如大多数人一样，习惯于从时间的追溯中复原历史的时候，却遗忘了历代都城在空间上的暗示。显然，从茫漠的空间中搜寻历史的脚步将更加艰难。我们从此看到了精研历史的专家与普通人的区别。

他们发现了凤阳的奥秘，发现了一个遥远而偏僻，绝少被人提及的废都，在北京建都史上发生的重大作用。所有秘密都从这些发黄的地图上显现出来——从来没有一个古代都城，像凤阳这样最大限度地还原着《周礼·考工记》的建城设想，无论宫殿、衙署、千步廊的序次排列，还是左祖右社的位置，都纠正了所有朝代（包括元朝）的“偏差”。《周礼·考工记》是一部成稿于西周时期的著作，讲述了用礼制思想营建都城的设想，制定了“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基本法则。但这一法则在以后的朝代中并未得以准确的实现。

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王城图》被认为是对《周礼·考工记》的图景解析。这个王城图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古人把方形认定为都城的理想格式，而不采用其他几何图形？比如圆形，或者三角形？——实际上，在周长相同的情况下，圆形的面积最大。 方形城池的出现也许与古人对大地的认识相同。他们用“天圆地方”来注解天地的形状，所以祭天的坛丘，一律使用圆形，而帝王的居所，要占据城市的中心，也必将使用“城中城”的模式，而方形城池，最有利于形成对称格局，形成庄严的礼制秩序。

凤阳和北京，如同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一样，保持着密切的血缘传承关系。区别仅

在于当后者在华北平原的万千气象中一天天壮大，前者却如尸体般在时间深处腐烂和消失。 朱元璋称帝后，一度决定把自己的家乡安徽临濠（凤阳）定为国都，让自己的出生地成为世界的中心和时间的起点。不同于汉长安、曹魏邺城、隋大兴、唐长安等都城，他试图让自己的都城最大限度地贴近《周礼·考工记》的设计思想。可惜的是，这项从洪武二年开始的工程，仅持续了六年，就戛然而止。那个偏僻的一隅，显然不具备建都的条件。他只好暂时回到南京，以为京师。

成祖朱棣决心迁都北京。为此他做了周密的安排。他显然知道中都凤阳的地位。他在七八岁时目睹过营建中都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青年时代，他奉命与兄弟诸王在凤阳练兵，又亲历了改建皇陵的工程。决定迁都之后，他多次亲赴凤阳，实地堪察。这两座遥远的都城，又怎能不保持天然的联系？地理交通上的先天不足，毁灭了朱元璋的梦想。XX年后，他的儿子把凤阳搬到了更具王者气象的地方。

明永乐十七年年底，明成祖朱棣在新落成的紫禁城太和殿接见了来自西亚波斯帖木儿帝国哈烈的沙哈鲁使团，并不无炫耀地邀请他们参加了新宫落成的庆祝典礼和新年大赦令的颁布仪式。这一年的四月，也就是在新都建成之前，陈 已经离开人世。

宫城（上）：中央之城（图）

将近40年前的一个夏天，北京植物园一位名叫溥仪的园丁，买了一张故宫的门票。然后，他随同许多游客一起，参观了这座昔日的宫殿。自从一九二四年，他作为废帝被驱逐出这里，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似乎一切都变了，又似乎一切都没变。

紫禁城这座豪华的宫城，在清代末期已经破落不堪。太和殿广场上的杂草已长到一人多高，空旷的风声取代了朝仪的礼乐，百官列队的地方堆满垃圾。我们仿佛看见了一种制度在最终完结时那幅荒凉颓废的表情。

与溥仪记忆中的衰草枯杨不同，整修之后的故宫，在天空的无限背景下，殿宇威武宏伟，如梦境里的布景。我们感受到时间的力量——它既可以破坏一切坚固的楼宇，也可以修复残缺的旧迹。

尽管早在1925年就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但是由于当时财力所限，故宫雉堞圮毁，椽望糟朽的状况直到建国以后才有改观。新中国成立后，几度对故宫进行大规模修缮。那时的溥仪不知是否会想到，三十多年后，国家再度为故宫古建保护拨款数亿元。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组群，故宫将得到更完善的保护。

故宫，就是宫城，通常又叫紫禁城。紫禁城这个名称中，包含着来自天空的某种暗示。紫微星垣（即北极星）位于天空的中央，被群星所环绕，那里是天帝永恒的居所，名叫紫宫。天子是上天之子，他以上天的名义统治人世。于是，明清皇帝把自己的宫城称为紫禁城，来与天帝的宫殿相对应。

中国古代建筑是以群体建筑在空间上的分割搭配见长，通过建筑之间的序列关系，而这所有序列的基点，都是“以天子为尊”。紫禁城，是封建礼序的视觉化体现。它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四合院，其中又包含着无数个小四合院，那些小四合院分别有着各自的中轴线，同时又以紫禁城的中心轴为对称（或大体对称），如同杂乱无章的世界，依靠神圣庄严的礼制思想，建立起井然的秩序。

建筑设计必需遵从礼的规范，表达出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皇宫的设计者们娴熟地运用着礼制的法则，哪怕半点差错都会引来杀身之祸。

紫禁城是中央之城，那么，紫禁城的中心又在哪里？如果我们在前朝院落的四角划一对角线，那对角线的交叉点刚好落在太和殿上。太和殿是举行盛大典礼的场所，一般只有皇帝登基、册立皇后、每年三大节（元旦、冬至和万寿节）等重大活动时，皇帝才能亲临。显然，这里是整个宫殿的核心。

1908年，权力顶峰上明争暗斗的两个致关重要的人物——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一个三岁的男孩被抱到了太和殿的中央，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也许这个孩子还意识不到，他出现在这个位置上意味着什么。他甚至被丹陛上、丹墀中和庭院里整齐站立的臣子们山呼万岁的巨大回音所吓哭，但是，对于他的国家和子民来说，一个孩子在太和殿的朝仪上出现，与他在后宫中嬉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百官们听不到一个孩子哭闹。他们只知道在飘荡的旌旗和缭绕的香烟后面，皇帝端坐在宫殿深处，在三层台基的高度之上，接受他们的朝觐。宫殿是一件真正的龙袍，即使在远处，廷臣们也能分明感到皇帝的威严。

北京城的中心是紫禁城，紫禁城的中心是太和殿，而太和殿的中心，则是皇帝的宝座。只要坐在那雕龙金漆的宝座上，就等于出现在世界的中心。群臣和万民的欢呼，在他的耳中，无疑是最动听的合唱。

被一层一层的宫墙、一重一重的宫殿包裹和庇护的，正是位于核心位置上的那把龙椅。它是所有野心的目标，所有动荡的源头。而它在高大的金銮殿里，却试图成为城市营建的理由和一切秩序的核心。

李自成打进紫禁城，建立了大顺国，但还没来得及坐上这把宝座，就失败了。太和殿中央的这把御座上，总共坐过明清两朝的24个皇帝。解放后，曾一度不知下落，最后专家们根据照片上龙椅的式样，在一个存放破旧家具的仓库中找到了这个破损严重的龙椅。宝座的丢失，仿佛一种暗示，标明着紫禁城这座中央之城权力象征意义的最终瓦解。 不仅宫殿的排列顺序有着严格的规范，人们在宫殿中的行为也有严格的等级约束。 那些左右（东西）平行的路径、桥梁、台阶，分开了人们的行列——皇帝走中路，王公们走右路，大臣们走左路。身份规定了他们一生的道路，超越位置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只有皇后大婚时，可以乘凤舆由午门正门入宫。这是那个幸运的女人一生可以炫耀的资本。慈安皇后（？）就曾因此向从后门入宫的慈禧表露出她心理上的优越感。

这些严格的制度，并没有阻止集权统治的衰落。礼制的辉煌，到了清末，就再也难以维系了。光绪二十五年，即1900年八月初四，对于中国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个惨淡的日子。但是八国联军及其使馆人员无疑都有很好的心情，他们在午门外聚齐，然后在俄军司令官利维涅奇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人去楼空的紫禁城。他们轮流坐到乾清宫的御座上，出现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紫微星垣所在的地方。而300年前的1601年1月24日，他们的祖先利玛窦，在抵达中国十八年后，才带着四十多件珍贵的贡品，艰难地叩开这中央之城的大门。 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20世纪的第一年，各国领衔公使葛络干代表列强照会清廷议和大臣，此后他们取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特权——在呈递国书或敕书时，从过去只有皇帝才能通过的御道上，进入紫禁城。在以前的祖制中，这无疑是杀头之罪。

溥仪再次行走在雕刻着宝山龙纹的御道上。这次是以游客的身份——今天的游人们进

出故宫博物院的时候，一律从正门通过，寂寞的中轴线变得拥挤和喧闹。溥仪微笑着看着他身边的人群。对历史深处的禁忌，他们所知不多，也没有必要遵循。他们站在现在的时空里观察遥远时代的标本，他们纷乱的步伐湮没了皇帝的脚印。

宫城（下）：数字里的密码（图）

当人们沉醉于紫禁城璀璨的建筑时，一位老人用一把皮尺，把辉煌的宫殿变成一组枯燥的数字。这位名叫傅熹年的建筑史学家，把紫禁城的院落面积和宫殿位置进行了测量。（采访：傅熹年回忆测绘情况。）

20世纪4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曾经绘制紫禁城中路建筑和角楼及武英殿的图纸，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建筑学专家们，对紫禁城进行过多次测绘。这一次显然目的不同。除了企图了解宫殿群落的准确尺度外，傅教授还在寻找着什么。他希望从这堆纷乱的数据中，发现什么秘密呢？

正像外国的古金字塔和神殿，紫禁城的建筑尺度中暗藏着许多数字，显然，它们并非随意出现。如果不借助资料，一个普通的游者恐怕很难发现其中的玄奥。在许多人眼中，数学都是一门枯燥的学问，但它却能够同神学、美学等诸多人文学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当我们注目于宫殿建筑高贵的形体，它们背后的数字，却“如同某些位于黑暗深处的神秘法则，正行使着权利，但永不显形。”【1】

老教授选择了一个温煦的日子进行他的实地测量。紫禁城游人如织，人们丝毫没有注意，一个拿着皮尺的老人，正在发现他们眼前这座古代宫殿的营造秘密，从数字中解读紫禁城营建者设置的密码。他首先测出后寝二宫组成的院落，南北长度为218米，东西宽度为118米，二者之比为6：11；而前朝三大殿组成的院落，南北长度为437米，东西宽度为234米，二者之比也是6：11，而且前朝院落的长、宽几乎都是后寝院落的两倍，也就是说，前朝的院落面积是后寝的四倍。接着，他又测出后宫部分的东西六宫和东西五所，长宽尺度与后寝院落基本吻合。

老教授对紫禁城的营造比例作出这样的推测：中国封建皇帝有“化家为国”的观念，所以以皇帝的家，也就是后寝为模数，按比例规划前朝与其他建筑群落。

随着测量的深入，规律进一步显现——明代奉天殿，也就是清代的太和殿，采用的是

宫殿建筑的最高等级形制，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二者之比为9：5；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共处的土字形大台基，其南北长度为232米，东西宽度为130米，似乎没有什么奥秘，但对二者约分，老教授发现，二者之比也刚好为9：5。

古代数字有阴阳之分，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紫禁城中前朝部分宫殿数量皆为阳数，而后寝部分宫殿数量则皆为阴数。阳数中九为最高，五居正中，因而古代常以九和五象征帝王的权威，称之为“九五之尊”。午门城楼、保和殿等正面都是九开间的殿宇。显然，这些数字与那些措辞华丽的颂歌没有区别，都表达了对王权的顶礼膜拜。

显然，数字在这里成为衡量等级地位的尺度。作为最高的阳数，“九”更是在紫禁城的建筑中频繁出现。然而，也会发现例外。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今天的太和殿，面宽并不是九间，而是十一间，无法印证以上说法。实际上，这是因为奉天殿在李自成进京后被毁，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重建时，老技师梁九亲手制作了模型，却因找不到上好的金丝楠木，只好把面阔改为十一间，以缩短桁条的跨度。【2】

宫殿檐脊上的走兽数量通常为单数，也就是阳数，最多为九。而太和殿檐脊上的走兽，却有十个。

宫殿庭院的巨大尺度，常使脊兽这样的细节极易遭到忽略。宫殿的营造者，给在这里设下的谜题。太和殿脊兽的排列顺序是：龙、凤、狮子、海马、天马、押鱼、狻猊、獬豸、斗牛、行什（猴）。多了一个行什。古代建筑上的脊兽，行什仅出现过一次，就是在太和殿上。这是为什么呢？（采访傅熹年）

与高高在上的脊兽相比，门钉数量的“错误”也许更容易被发现。帝王宫殿的门钉通常都是每扇九路，每路九颗。而午门的左右掖门，以及东华门的中门和左右侧门，却都是每扇只有八路。显然，这并不是营造者的粗心造成的。【3】

众所周知，“黄金分割比率”在古希腊建筑中得到普遍运用。那么，从东方建筑的数量关系中，是否会发现这一神秘的比率？这一个据说被古希腊人最先发现的数量关系被视为最美的比率。在伊苏斯战役中，亚历山大大帝因在波斯军队的左翼和中央结合部作为攻击点，而大获全胜。有人把这视为“黄金分割率”在战争中的运用。

我们不妨从一种长方形实验中，感受这种比率的神秘与和谐——我们先按照（1+ 5）/2的比例，即黄金分割比，制作一个长方形。然后，从它的短边上去掉一个正方形（见图示），剩下的部分，又刚好是一个具有黄金分割比的正方形。于是，这个游戏就可以永远循环地进行下去，我们就能得到无数个渐次变小的、长宽比例相同的长方形。这一现象似乎暗示了长方形与正方形之间的一种神秘的数学姻亲关系。这种姻亲关系可能足以使一位真正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心潮澎湃。但是，真正神秘的事件还没有结束，如果我们用弧线将这无数个长方形的顶角连接起来，我们会惊讶地看到一条完美的螺线——

一条在想象中可以永远旋转下去的优美螺线，居然蕴藏于端正稳定的方形之中，数学在不为人所知的暗处与美学神秘相连。现在让我们想象的目光从古代神殿以及中世纪哥特式建筑中收回，投注在那个紫禁城中孤独的测量者身上，看看他倒底发现了什么。

他测出太和门庭院的深度为130米，宽度为200米，其长宽比为：130：200=0·65，与0·618的黄金分割率十分接近。

从紫禁城最重要的宫殿——太和殿上，暂时还没有找到与黄金分割有关的证据。但是如果我们把太和殿放在中轴线上从大明门到景山这个尺度上衡量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审美视点是庭院中心。从大明门到景山的距离是2·5公里，而从大明门到太和殿的庭院中心是1·5045公里，两者的比值为1·5045：2·5=0·618，正好与黄金分割率等同。这组数据让我们突然悟出了明代设计者为什么把大明门放在距离紫禁城如此遥远的地方，甚至不惜拆除元大都的南面城墙。以前我们总是直觉地认为这是为了延长宫殿的序幕，使进入宫殿的人产生一种期待值。但是，数字却成为建筑的位置的详细注脚。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美的比率在中国古代宫殿中的运用是受到了西方建筑的影响，只能说明人类对美的追求有着共通的成分，验证了黄金分割率的天然合理性。

也许傅教授并不是最早发现紫禁城建筑中神秘的数字关系的学者。面对紫禁城这部深奥的著作，他只是为数众多的解读者之一。古代文明遗产中布满了谜题，专家启示我们这些难题有着众多的解法。而所有的公式，最终却通向一致的结局，那就是礼制、秩序和美。 【1】周晓枫：《上帝的隐语》，见《鸟群》，第18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此殿在康熙十八年又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太和殿，乃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再度重建。

【3】有人认为清代帝后死后经过此门出殡，属于“鬼门”，所以用阴数。

皇城：门的名义（图）

天安门的匾额失踪了几十年之后，于1987年在北京市房管一公司木材厂的露天仓库被发现，此时，这块木匾已是破烂不堪，刀痕字迹与木质裂纹相混杂，仔细辨认，才能依稀看出匾额中心书写的是满文，左为蒙文，右为汉字篆书“天安之门”，并从四周镶着的莲云边，想象它从前的庄重精致。民国后，政府将天安门城楼上的匾额换成汉文“天安门”三字匾额，那么，这是清代匾额显然无疑了。没人知道这块旧匾被换下后放于何处。它的意外再现，却使有关李自成退出北京时曾烧毁天安门的记载，成为不实之辞。

天安门是皇城的正门，如同午门是宫城（紫禁城）的正门。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建都城时就已建成，当时叫承天门。在不大太平的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在各地反清的喧嚣中改建旧宫，才将宫城三大殿一律改为“太和”、“中和”、“保和”，而将皇城正门命名为“天安”，并将皇城的其余三门分别改称“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以祈求“外安内和”。 天安门前有一对著名的华表。柱周盘绕飞龙，柱上横卧云板，柱顶盘蹲犼兽。华表四周环以汉白玉石栏板，四角各有角柱，柱头为一小坐狮。华表在古代是给皇帝贴意见书的地方，俗称“谤木”。传说始于尧舜时代。天安门东西这两只华表是永乐年间跟天安门一起落成。 一个封闭的“T”字型广场出现在天安门前，成为皇城的前沿。这个封闭的广场是皇家禁地，百姓在华表上贴谏书，显然是绝无可能。华表的雕刻越来越精细，但它的现实功用却在发生转移，由表明朝廷“纳谏如仪”的广告，沦为皇城门前华丽的摆设。

“T”字型广场的三个端点上各开一门，东翼是长安左门，西翼是长安右门，正南是大明门。大明门再往南，就是棋盘街了，是商贾云集之地。并不高大的大明门，分割了皇权的肃穆谨严，和尘世的生动喧哗。

这是一幅拍摄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的照片（图23）。苍穹下的天安门清晰可见。只是那个企望“外安内和”的王朝，刚刚寿终正寝。皇帝的退位诏书，恰恰是在不久前的1911年12月25日，由隆裕太后从天安门上颁布的。广场两侧的千步廊，连接着长安左右

门和大明门，东西各144间，使中间的汉白玉石御道显得狭窄和漫长，仿佛没有尽头的仕宦之途，令人感到压抑和绝望。

在皇城门前设立一个封闭的皇家广场，并将左祖右社、官僚机构并立两边，如此紧凑的布局在过去是少见的。在中都凤阳，朱元璋尝试了这种格局。营建北京时，明成祖朱棣不顾路途遥远，多次亲往凤阳实地踏堪。此时，帝王的雄心不再，百官上朝，以及举子们齐聚“龙棚”，在长安左门前争看“黄榜”的热闹喧哗，早已如烟云散去。只留下空寂落寞的广场，石缝间生满杂草，如旷野般荒凉。

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一位读书人出北池子向南行走，遭遇了军警马队的呵斥驱逐。他惊恐万状地从天安门往南，沿千步廊，穿中华门，到达前门，才长吁一口气。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名叫《前门遇马队记》，讥讽那马“是无知的畜生，他自然直冲过来，不知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谈虎集》）而今天的读者却从中不经意地感知到中华门的存在。这个弱不禁风的读书人名叫周作人，他走在已向公众开放的皇家广场上。这一天，距离五四运动刚好两个月。

中华门就是大明门，是皇城正门天安门的外门，又称“皇城第一门”，永乐时期营造。南向五楹正中三阙，单檐歇山，飞檐重脊黄琉璃瓦顶；有左右石狮、下马碑立于大门南侧。在清代又叫大清门。民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当局在换大清门匾额时，打算将匾额翻转过去，并在背后刻上“中华门”三个字。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换匾人取下匾额后，发现它背后居然刻有“大明门”三个字，说明同样的办法已被清人使用一次。我们会在想象中看到换匾人狡黠的暗笑。他意识到自己在重复三百年前某个人的动作，这种暗笑中包含着跨越三百年的某种默契。而王朝的兴废，以及与其伴随的血腥搏斗，也在暗笑中被轻松解构。

岁月变换着大地上的景物。除天安门外，皇城的另外三门，即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连同皇家广场上的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大明门早已无存。一百年时间，已是沧海桑田。连皇城的城墙，都消失无踪。

人们喜欢把北京人称作“皇城根下的子民”。这个称谓随着皇城的消逝而瓦解。甚至作为地名而保留下来的“皇城根”三个字，也被改为“黄城根”。XXXX年，一座“东黄城根遗址公园”出现在市民面前，皇城东段的一截城墙得以保护，使我们得以通过这截短短的城墙，想象那道不可逾越的界墙。

2001年初，又有一段皇城墙址在西段显露出形迹。这一年，北京市文物部门在清理西黄城根明清皇城城墙遗址时，发现一段明清皇城墙基础，以及一处明代涵洞及沟渠。与此同时，明清皇城为什么不是距形，而是西南缺一角，再度引起关注。我们从清代吴长元所辑《宸垣识略》卷三“皇城图”中，发现了皇城西南这一折角，而这次文物清理，使得西皇城城墙的形貌清晰起来。已出土的南墙约有三点五米，西墙七点八米，外侧墙体为残壁，内壁保存较好，露明部分距现地表零点二米，残高一点三米，采用磨砖对缝、一顺一丁的砌法。 除始终被赋予特殊意义的天安门外，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只作为地名存在，人们在走进新东安市场的时候，很少想到它的名字里与从前皇城某个城门的联系。充分敞开的商场大门表达着永不拒绝之意，而那门禁森严的古城门，已经消失在通往现代的道路上。

内城与外城：砖彻的盔甲（图）

1957年，永定门城楼、箭楼同时拆除。 2003年，北京市决定重建永定门城楼。

重建引发的争议并不亚于拆除。有人认为这是在制造假古董，有人则认为重建总比不重建好，恢复传统中轴线最南端的标志性建筑，至少可以保持古老的中轴线的完整性。有报道说，这好像是“一个离家外出很久的人突然踏上回家的路。”

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之前，北京城最早的南大门，不是永定门，而是正阳门。在外郭城修建以前，没有内城和外城之分。正阳门，实际上就是北京城的南大门。它以高俊挺拔的姿态出现在中轴线的南端，如同一个高大的武士，把它所捍卫的帝王宫殿护佑于身后。而那层层叠叠粗糙的砖石，则如他甲胄上蒙尘的鳞片。

豪华的宫室需要坚固的城池来保卫，这表明了权力与武力的互生关系。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踌躇满志的明成祖朱棣完成了都城城墙的营建。这一年十一月初四，他正式颁布迁都诏书，诏书中以华丽的修辞赞美了营建北京这件盛事：“爰自营建以来，天下军民乐于趋事，天人协赞，景贶骈臻，今已告成。”并于第二年新年，在新都城举行盛大的庆祝典礼。然而，他所修建的北京城垣，许多都是在元代城墙旧有基础上加砖修葺，月楼、楼铺也不完备，显露出他定都建都的匆忙。帝国的都城显然不能如此敷衍，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正统皇帝就命令太监阮安、督都同知沈清、工部尚书吴中平率领军匠夫役数万人，重新修建北京九门城垣、城楼，用了三年时间，最终完成。

作为军事上的致高点，正阳门一直是北京城最高的城门。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 一场大火烧毁正阳门。重新修建势在必行。万历时期，吏治腐败，宦官专权，这件肥差，很快落入太监手中。当时提出预算需用白银十三万两。管理工程的衙门工部营缮司郎中陈嘉言，在当时王朝里是比较开明的人，他认为这个预算开支太大、结果只用了三万两白银就报销完工，正阳门的重修成为他触怒太监的导火索，不久，他便被朝中太监清洗出局了。

170年后，又一场大火烧毁了正阳门箭楼。这一回，王朝已经颠覆，紫禁城的主人，已是大清皇帝乾隆，惟一不变的，是无论拥有多么英明的君主，大规模的建设，照例赋予贪官污吏们以权谋私的机会。箭楼重建时，乾隆皇帝曾经命令换用新的砖石，可是当时管理工程的大臣们却阳奉阴违，仍利用旧券洞进行修筑。修成后由于砖石过于沉重，原来旧洞出现内裂现象。按清代的规制，负责督工的大臣英廉、和 等只能自己请求赔修。乾隆当时准将修建费用一半由英廉等负担，一半由政府国库开支。算是对英廉的惩罚。这件事记录在《乾隆实录》中，没有记录下来的，是英廉、和 等人，会把对自己的惩罚，一点不少地转嫁到黎民百姓的头上。

正阳门为重檐歇山三滴水之楼阁，灰筒瓦绿琉璃剪边顶，气质素朴庄重，与它身后的天安门、午门等宫殿建筑的红墙金瓦形成鲜明的反差。让人联想起关隘的月夜弓刀，与深宫的歌舞升平。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正阳门，是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重新兴建的。这一年1月7日，外逃两年的慈禧老佛爷由保定府启銮，坐火车至马家堡，乘轿至永定门还宫。是时，正阳门城楼早已被八国联军英军中的印度士兵在取暖时引燃烧毁，在一片破败的景象中，只好在城台上临时搭建一座“彩牌楼”，多少算是装点些脸面。内城的正门再一次面临修复。可惜，原来的图纸连同工部的工程档案一起被八国联军烧掉了，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它最初的影像。由于它是按崇文门、宣武门的形式修建的，只不过根据地盘广狭，将高度、宽度酌量加大一些，这反倒使我们可以推测已经消失内城南面的另两座城门——崇文门和宣武门的轮廓。 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给事中朱伯辰的上言，再次改变了北京城的格局。他要求在原有的城池之外再环绕一圈城郭，以抵挡蒙古俺达部铁骑的骚扰进攻。是年闰三月兴工，却因工费高昂，朝廷无力支撑，在南墙建成后便匆忙北折，与原有城池衔接，形成凸字形城墙。于是，位于外城南垣正中的永定门，就取代正阳门，成为北京城的南大门。外城的城楼以永定门最高，城楼高约廿米，与正阳门遥相对应。需要指出的是，新筑的外城把原来古代所谓行祭祀之礼的天坛、先农坛围在城区中了。这是突破周礼制度的都城规范的一次较大的变化。

中国传统建筑通常避免门门相对，即使寻常人家的四合院落，也有照壁、垂花门，将宅室与院门相分隔。只有北京中轴线上的门阙，遥遥相对。《马可·波罗游记》描述道：“那城中的街道是非常的宽阔，可以由一端看见它们的另一端。它们是特为如此布置，可以由这门看见对面的门。”从永定门、正阳门、大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到太和门，一条通衢穿越重重城墙，从市井民间通往豪华的太和殿。当然，只有帝王是这条直抵金銮御座的大道的法定通行者。在帝制时代里，城楼和箭楼正中的门闸，对百姓永远不会敞开。

古人在大地上制造的巨型景观中常常包含着特别的寓意，只有上天了如指掌。由于没有人能够取得上天的视角，也就不可能从一鳞半爪间，读懂这些专门为天空呈现的图画。2003年（？），一组在北京上空遥感航摄的照片引起了人们的格外关注。人们发现中轴线上的古代建筑群的整体设计形貌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地质矿产部地质遥感中心的科学家，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他们将遥感照片与历史资料相互印证，最终惊奇地发现，明代北京城的设计建造中，暗含着两条巨龙的造型—— 一条是水龙，另一条是陆龙。

古代建城者的图纸早已消逝，学者们试图依靠科技手段，勾勒出古人最初的想象——

南海是水龙的龙头，湖心岛恰好是龙眼，中南海和北海构成龙身，什刹海则是龙尾，颇富动感。陆龙俯卧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天安门宛若龙吻，金水桥为龙的颔虬，东西长安街仿佛龙的两条长须，从天安门到午门一带是龙鼻骨部，太庙和社稷址如同龙眼，紫禁城恰似龙的龙骨龙身，四座角楼好象是龙的四爪，伸向八个方向，景山、地安门大街和钟鼓楼构成龙尾。而龙头前方的宝珠，正是正阳门。通览北京中轴线上的古建筑，呈现出巨龙锁珠之势，演两仪、四象、八卦之象。

也许是有意的设计，也许天然的巧合，但这一发现都揭示了城台门阙间某种神秘的联系，引导我们从一条新的路径，进入这座古老的城市。

苦海幽州（图）

叫卖声悠扬清冽，像远方的泉水。老舍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卖水人的形象。每当城门刚刚打开，他们就推着木制的水车从郊外进城，在微明的天色中走街串巷，或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坐下，等待人们来买水。老北京儿买水的习惯，在今天看来颇为费解。北京人喜欢喝茶是出了名的，城里到处可以见到各种茶馆和茶棚，然而，在这种喜好的背后，潜藏着某种矛盾，那就是——北京这座喜水的都城，很早以前，就面临用水的危机。

在中轴线两侧，我们可以和很多河道湖泊不期而遇——北护城河、后三海、前三海、紫禁城筒子河、内金水河和外金水河、菖蒲河、永定门外南护城河、南苑的凉水河等等。还有许多河流消失在时间深处，比如前门外的护城河。刘半农20年代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北大河》的文章，记载了一条流经沙滩红楼北京大学门前的无名小河，这条小河，唤起了他关于江南水乡的某些回忆。穿梭的河流，使这座用城墙围起来的都城显得飘逸和灵动。 无论是从实用还是从风水角度考虑，都城的建设，显然不能把水源置于不可企及的距离之外。北京的城市史印证了这一原则。无论是战国时期的蓟城，还是金朝的中都城，都把莲花池水系作为生命之源。

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忽必烈抱着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勃勃雄心，从原来的都城和林（今外蒙古哈尔和林一带）来到燕京。最初的日子里，他一直住在金中都西北郊的金代离宫中。显然，被这片湛蓝的湖水所打动，时常在楼台上，沐临太液秋风。他看到了在蒙古草原没有看到的景象。从他所居住的琼华岛广寒殿刚好可以取得俯视湖水的最佳视角。汉人从陌生的蒙语发音中第一次听到了一个有些夸张的称谓——海子。 “海子”在蒙语里是“花园”的意思，但忽必烈从湖光山色中得到的，并非吟花弄月的雅兴，而是征服更大水域的野心和勇气。每到阳春三月，这位意气风发的蒙古大汗都要离开宫城，“向东北方向行进，一直走到距离海仅两日路程的地方……当大汗向海滨前进时，会有许多富于趣味的事件伴着狩猎活动而出现，这真可以说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游戏所无法比拟

的。”——马可·波罗在自己的游记里写下这样的话。

十四年后，这位缔造了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的元世祖，派出了第一支东征日本的海军。颠簸的战船取代了摇晃的马背。但是，在1281年第二次东渡之后，这一计划宣告彻底失败。黄仁宇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 不管怎样，北京接纳了这位草原英雄。定都北京几年之后，一座新的都城围绕海子在大地上展开。从上一集中，我们知道北京城的设计中隐藏着两条龙的造型。那条水龙，就是今天的前三海和后三海。前三海在元代被称为太液池，而后三海则称为积水潭。把湖泊纳入都城版图，并把湖泊东北岸的钟鼓楼—后门桥一带作为城市中心点的设计者，是一个儒释道、天文地理历法样样精通的汉族僧人，忽必烈给他赐名为——刘秉忠。

就这样，莲水池水系的衰落，使城市的版图漂移到水流更丰沛的高梁河水系。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太液池与积水潭相距咫尺，在当时却不相通。显然，这是营建者有意为之。 一条古船能否载着我们返回岁月的彼岸？这条长达17·5米的明代古船，1998年，在通州被意外挖掘出来，斑驳的船身如同一片凋零的树叶，终止了时间的延续。但这只巨大的船舶却分明透露出大运河昔日的繁华。

一位名叫郭守敬的官员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二环路旁的这座祠堂，是元代的都水监，相当于水利部，郭守敬曾在此办公，但他更多的时间却是在野外勘察和实测。他为北京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主持开通大运河的最后一段通惠河，大运河终于伸入了北京城，积水潭成了“船舻蔽水”的运河北部终点。这一工程中包含着一项巨大的奇迹。

北京地区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如何使船只由低处的通州张家湾驶向高处的积水潭呢？这道难题几乎取消了将大运河引入都城的中轴线上的可能。然而，郭守敬顺利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他的方法是：沿河建造了24座水闸，通过上下闸的互相启闭来调节水位。这个设计连元世祖忽必烈都有茅塞顿开之感，亲临巡视时，这位金戈铁马的统帅露出孩子般的笑意。显然，他喜欢这样的创造。兴奋之余，他为这条闸河赐名为“通惠河”。

《红楼梦》中关于林黛玉进北京的的描述只有廖廖几句：“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国府打发了轿子并拉行李的车辆久候了……”林黛玉会在哪里登岸呢？那时候南方人北上，通常都有京杭大运河，而林黛玉登岸的地点，很可能在漕运的终点：积水潭。 此前，郭守敬刚刚完成了另一件大事——在昌平东南找到了流量大，含沙少的白浮泉，作为都城水源。但这里海拔与北京接近，中间还有两道谷地，落差太小，甚至还有负落差，同样无法直接引水。郭守敬反复测算，最终决定将泉水向西引，在西山脚下汇合诸泉再南引入瓮山泊（昆明湖），经金代的旧渠道“金河”、万寿寺附近的广源闸、和义门附近的高梁闸导入城内，流经宫城注入太液池。这一工程中同样包含着一个奇迹：它与700年后在精密仪器辅助下修成的京密引水渠的路线极为相近。

两大水系顺利开通，他们的终点——太液池与积水潭——彼此相邻，却互不相通。秘密在于：太液池的高梁河水系是宫廷的专用水道，而积水潭的通惠河水系则是民用水道，两者必须独流入城又互不相混。

开挖的河道确保了都城与外界的联系。然而，它的大部分水域，都被统治者独享。明清以来，帝王嫔妃去苑囿游玩，一律从水道通行。这是天安门外的金水河。皇家的御用河道。凡在此取水者，都将面临杀头之罪。

明代以后，淤塞的河道显然无法成为市民饮水之源。玉泉山泉成为宫廷水源。每日清晨，由专用的水车从西直门入城，直抵宫中。百姓只好打井取水。于是，除了“河”、“桥”之外，北京有了许多与“井”字有关的地名。但城内的多数井水质差味苦，因此在民间传说和古典小说中，又把北京叫做“苦海幽州”。便有了百姓买水的一幕。

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1908年的3月18日，农工商部的大臣傅廷就给慈禧太后写了奏折。恰逢当时京城火灾迭起，救火无水，傅廷就在奏折中说到“京师自来水一事，于卫生消防关系重要”。慈禧问袁世凯，袁世凯说解决消防就得用自来水。所以根据这个奏折，慈禧就批准了兴办自来水（公司）。慈禧死后两年，这家京师自来水公司才在东直门外正式建成。从此，古老的京城拥有了一条看不见的地下水系。

桥的命运（图）

210路公共汽车，从海户屯出发，中途经过永定门、天桥、珠市口、正阳门、天安门、沙滩、景山东街、地安门、鼓楼，最后抵达祁家豁子。它的主要路段从中轴线上穿过，于是，它便把许多古老的事物串连起来，像一部辞典，我们可以根据分类来排列出不同的事物，比如古建筑、胡同、河渠，或者，桥梁。

由于水道纵横，北京是一座多桥的城市。“二十四桥明月夜”描述的是江南的扬州，但北京的名桥，亦是不胜枚举。那些横亘水上的桥梁，使城市的街衢空间变得生动和灵秀。有

的桥几百年未曾改变，像金水桥；有的桥沉埋多年之后重新出现，像后门桥；有的古桥已被新桥取代，像永定桥；有的桥随河道一起消失了，变成了平整的公路，但名字却留了下来，比如天桥、正阳桥，如同历史中未被涂抹掉的字迹，暗示着某些曾经存在的事物，以及过去的时间与今天的联系。

尽管慈禧太后曾经恩准洋务派可以修建铁路，条件却是只能以驴马拖着车厢在轨道上跑，但是光緒XX年（公元年），一条正规的铁路还是从武汉延伸到京城脚下，这条京漢鐵路的终点，就在永定門外的馬家堡車站。风尘仆仆的旅客们，首先要经过架上护城河上的永定桥，才能穿过城门进入繁华的京城。永定门外的这道护城河桥虽然并不雄伟，却成为沟通城内城外的交通要道。

进城的旅人们，大多聚集在永定门内天桥一带。 元明之際 这里是河溝縱橫 港汊交錯 的水鄉澤國。河溝兩旁 楊柳夾岸 水池相連 頗有江南水鄉的風韻。春 夏 秋三季景色宜人。加之會館 旅店 商業大都在前三門以外 距離這一帶風景區最近，这里因而游人杂沓，车马如织，形成驰名中外的天桥民间文化。对此，本系列片还另有专门的介绍。 天橋的名称并非凭空得来。这里真的曾经有一座桥。橋身選用漢白玉石料砌成 兩旁的橋欄雕刻精細 遠望此橋 潔白如玉 庄重秀丽。

外地的官员进京朝奉，都要经过这座桥，进入皇宫。每年冬至、正月上辛日以及夏季首月，明清两代帝王都要到天坛举行祭天和祈谷、祈雨的仪式，浩荡的队伍也从这座桥上经过。天桥因此得名，意为“天子之桥”。公元1883年7月，恭亲王奕訢决定把电报接进北京，慈禧太后并未反对，但由于朝中重臣的抵制，电报只能通到天津，再派快马奔驰百里，送到北京。于是，在永定桥和天桥这两座永定门内外的桥上，递送文书的快马又掀起缕缕尘烟。 “天子之桥”显然是平民不能涉足的。天桥两端，平時有木柵欄對擋 这样，在天桥两侧，又搭建了两座木橋，供百姓過河行走。

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因修建道路 把高拱石橋改為低拱石橋。1927年，南中轴线上营建了有轨电车，鋪設路軌时又將低拱石橋改為平橋。（采访：王永斌谈对这座桥的记忆）1934年拓寬馬路時又將橋欄拆除 至此，天橋蹤跡全無 空留了一个地名。有戲言稱 “天橋有天無橋。”而橋下原有的河道也逐漸變成了后來同样出名的“ 鬚溝”。 如同永定桥一样，正阳桥架在护城河上，连接着内城与外城。正阳桥是一座单券石拱桥，桥面分三路，中为御路。19XX年，护城河被填平，正阳桥也消失于新修的道路中。 北京的河道桥梁自20世纪初开始没落，而铁路公路交通，也恰在这个时候艰难起步，并很快以加速度行进。从同一时间段，这两种事物的反向运动中，我们似乎觉察到某种内在的联系。中国人最早发明了轮子，他们从这个圆满的几何图形中发现了行走的奥秘，但他们的思维却沉浸于某种轮回之中而没有再进一步，始终没有把它变成汽车和火车。上千年中，水路交通一直是中国人的主要交通形式，集镇闹市，也大多围绕着水面展开。这在无意中为我们保留了农业文明的诗意。但是这一切在20世纪初悄然改变。师夷长技的中国，开始出现西方文明的成果。机械代替人力兽力，火车、电车、汽车代替飞快的奔马、豪华的轿子，水上的舟楫，出现在中国古老的街市和山川背景中。而它们的出现，宣告了河流的终结。桥梁的作用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削减。随着河道被填平，它们成批地埋入土中，不再复现，桥身上那些繁复的雕饰成为水上交通的修辞华丽的墓志铭。

与那些大量消失的古桥形成对照的是，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始终没有任何改变。这显然与它显赫的地位有关。皇城内太和门广场上的五座金水桥为内金水桥，天安门前的则是外金水桥。金水河与金水桥的营造，是出于风水（背山面水）、造景及实用（排水防火）的多重考虑。但从视觉上看，湛蓝的河水与洁白的望柱栏板，无疑使红墙黄瓦的灿烂宫殿具有了天国般的神异色彩。

令人不无惊异的是，金水桥在三个半世纪中始终没有大修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金水桥，基本保持着初建时的样子。金水桥建于明代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当时只修了三座桥，48年后的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才改成现在的五座石桥。史书记载，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曾大修金水桥。然而1983年，北京市政二公司对金水桥进行整修，古桥专家孔庆普教授对桥下结构进行检测，意外发现许多成化元年的石件，认定顺治年间的那次大修，主要是修了栏杆和桥面，未动及桥身。孔教授说：“因为当时没有进行做旧处理，很有可读性。”这很有趣，顺治年间的修缮方法，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修缮古建时，新的材料要与旧有材料分开的原则不谋而合。“由于前人修桥做到了纪实性，所以给现在留下了可考性。”

孔庆普先生呼吁对金水桥进行维修。20世纪90年代，从历史的迷雾中走出来的北京，已经懂得如何珍视自己的城市记忆，充满感情地回望自己留下的每一步脚印。1998年3月24日，在这个阳光和煦的春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张福森主持的市委市政府中心组学习会，请来了一位九十岁的老人讲课。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北京历史地理学家、北大教授侯仁之先生。那天的侯老心情很好，但即使如此，他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名为《从莲花池到后门桥》的演讲，竟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它使市里的领导立即做出决定，让沉埋上百年的后门桥重现人间。

一座体量不及卢沟桥十分之一的小桥，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只要我们回溯一下北京的建都史，一切就都清楚了。后门桥在元代积水潭（今后三海）的东北角，鼓楼正南。刘秉忠规划北京城的时候，最初的注意力便集中在这里。在他眼中，这里是确立城市中心点的绝佳选择。

多年以后，刘秉忠的学生郭守敬修建了通惠河，由南方沿大运河北上的漕运船只，经通惠河可直接驶入大都城内的积水潭。后门桥又成为积水潭的入口。这座桥原名万宁桥，始建于元代的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开始为木桥，后改为单孔石桥，因地处地安门外，地安门又俗称皇城后门，因而万宁桥又被称为后门桥。漕船要进入积水潭，必须从桥下经过。 这两件事，确立了这座桥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地位。这里一度商肆画舫云集，丝竹悦耳，酒香醉人，好一派江南繁华景象。从今天后门桥附近的遗迹中，我们还可以依稀想见当年的景象。

随着时间的流逝，京城的水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河道淤塞，水路不通，后门桥一带失去了盛时的喧嚣，渐渐地被人遗忘了。至上个世纪末，后门桥桥身下半部已埋于地下，仅露出桥两侧的石栏板，但也毁坏严重。

侯老的课结束后四个月，恢复和保护后门桥的工程就开始了。1999年元月，几块巨石被挖了出来，文物部门考证为古河道堤岸。2000年1月，又有六只雕凿精美的石刻出土，这这六只龙身龙爪，却有几分狮虎相的石刻，细看起来，又非龙非虎，经验丰富的施工者，

也无法辨认它们究竟为何物。

谜底很快揭晓。原来，它们是古河道南北两岸的镇水兽，名字叫作叭嗄，都是元代和明代的古物遗存。平时所能见到的叭夏通常是在故宫台阶边做排水口或者是桥拱中探出一头，少见全身模样的，后门桥的叭夏非常少有。然而这六只石兽有的被弃为填塞河道的渣土，有的被用做排污暗沟的石料。文物部门一一清理，如获至宝，反复核对，原样恢复。保护工作持续了半年，后门桥一点一点地显露出隐匿在时间里的形迹。

六组镇水兽全部复原在原来的位置上——桥两面中孔拱券上各有一个仅伸头的为两组，东西两侧的南北河沿上各有一组，每组两只，合起来共10只。河沿上各组的镇水兽雕又分三个层次，最下面一层是一只从浪花中探出头来往侧上方看的镇水兽。那镇水兽周围的云纹、水纹、波浪、漩涡雕刻得相当精巧，动感十足，似乎就在涌动回流。中间一层很简单，仅一颗龙珠跃起在水上。最精彩的是最上面那只镇水兽。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龙头龙身龙爪，龙爪中还抓着两团水花，可细看其龙头却有几分狮虎相，龙身很短，带龙鳞的尾巴也很像虎尾，整个形象乍看就像只大虎。它趴在河沿边的石块上，歪着头看侧下方的龙珠和玩伴，一反龙高高在上、威猛唬人的样子，显得憨态可掬，顽皮淘气，。其目光与下面玩伴的视线相接，以龙珠居中，上下呼应，正是一幅“二龙戏珠”图的完整场面，活灵活现，充满生活气息。

2000年12月20日，后门桥工程竣工。侯老先生迫不及待地坐着轮椅赶到现场。从古桥下的水流中，他看到了时间的影子，感受到七百多年的那根鲜活跳动的都城脉搏。 2002年2月25日，孔庆普教授向《北京晚报》披露，北京沉埋地下的明代古桥，还有12座。

风雨神坛（图）

著名的万历十五（公元1587年）是一个旱灾之年，连耽于声色，久疏朝政的万历皇帝，也终于沉不住气，从紫禁城徒步行，沿南中轴线走到天坛圜丘祈雨，又步行回宫，希望以此来表示对天神的虔诚。由身披蓝屉的四头导象和戴着精美象鞍的五头宝象引导的数千人仪仗队，缓缓地穿过繁华的街市，锦云缎海如浓云飘过，在干裂的土地上荡起阵阵尘烟。 天坛是明清帝王祭天的场所，也是迄今完整保留下来的惟一一座古代祭天建筑。明成

祖朱棣在营建北京时，天坛便和先农坛、社稷坛、太庙等坛庙建筑一起规划，并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建成。以后历代又不断进行改建和完善。第二年春正月“甲戌”日，朱棣“大祀天地于南郊”。这是在天坛举行的第一次祭祀活动。

以天之子的身份自居的皇帝，必须与上天保持密切的联系，而祭天建筑，无疑是皇帝与上天对话的平台。在这里，帝王得到上天的授权来统治万民，并传达上天的意志。开朗宏阔空间背景，级级升高的祈年殿和圜丘，似乎真的在天子与那并不存在的天帝之间建立了沟通渠道，使他们能够穿越遥远的距离，听到彼此的秘语。

即使今天，人们站立在圜丘中央仰望苍穹，也会感觉到与天堂的接近。我们不能不为古代建筑对主题氛围的烘托击节赞叹。这座明嘉靖年间建成的圜丘，也使其督造者、首辅大臣严嵩越发受到明世宗朱厚熜的赏识。不难想象一心改革祭祀礼仪的嘉靖皇帝站在“天心石”上，面对上苍发出第一个词语，内心最大限度地接受天堂之光的照耀时，感受到的那种真实、虚幻和永恒。

圜丘上层台面中心凸起的这块圆石又叫“太极石”和“亿兆景从”石。人站在上面讲话，会感到一种奇妙的声音共鸣。难道真能听到神的声音吗？

清末人士金梁著文，破解着困扰了几百年的奥秘：“圜丘台中心圆石?天心石?的位置，是圜丘台的中心点，人站在上面讲话，声音通过空气向四面八方传播，圜丘台下面有高度不同的护栏及形状不同的围墙，声波传递出去遇到远近不同的障碍返回的时间不同，因此不是一个回声。站在中心圆石上讲话，发出的声音遇到四面圆形护栏时，同时返回，形成好像不止一个人说话的现象。如果不站在中心圆石上讲话，则声音发出后涣散不集中，没有回声。” 古人们把声音的秘密藏匿在冰冷的石头间。天坛的许多古建中，都蕴藏着同样玄妙的声学设计，以呼应天人对话的主题。我国有四大声学建筑，天坛居于首位。另三处是：河南蛤蟆塔、四川石琴和山西莺莺塔。而天坛中最有名的，恐怕就是回音壁了。

回音壁是皇穹宇的围墙，它们同样建造于嘉靖年间。围墙用山东临清的城砖对缝砌成，这种砖质地极佳，敲之有声，断之无孔。人们站在墙下的窃窃私语，即使相隔很远也能彼此听到。在古代，这无疑是一种声音的游戏，它增加了天坛的神秘气氛。也许古人从山间的回音中，最早掌握了声音的踪迹，并在他们营造的坛庙建筑中，将声音的传播直线巧妙地弯曲——回音壁光滑的圆形围墙，使人们的说话声连续反射，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

游人们兴味盎然地验证着回音壁的声学原理。有些人近于呐喊的音高，表明他们并没有完全了解几何上的奥秘。让回音壁传递声音的最好位置，是在东西配庑的后面，庑殿遮蔽了彼此的身影，但声音却能跨过六十多米的间隔神秘相聚。

比天心石和回音壁更奇妙的声学奇迹，出现在皇穹宇的甬道上。站在甬道的第一块石板上击掌，可以听到一声回声；站在第二块石板上击掌，可以听到两声回声；站在第三块石板上击掌，可以听到三声回声——那台看不见的“录音机”，究竟藏在什么地方？

“三音石”的营造中，暗藏着古代天、地、人三才的观念。顺序排列的三块路石，分别为“天石”、“地石”和“人石”。站在“人石”上发出私语，能够被惊人放大。古人以“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来形容它。它们刻意制造的效果是：人世间无论多么微小的声嚣，都能被上天捕捉到。冥冥之中，上天掌握着人世的一切信息。

营造者通过石头的排列组合间轻松自如地施展着魔法，而对它们的破解却持续了几百

年，直到科学发达的当代，仍然没有终止。有趣的是，随着破解过程的深入，新的谜题又层层涌现。1993年，天坛公园与黑龙江大学合作，对天坛声学建筑进行系统测试研究。就是在这次测试过程中，又发现了一处“对话石”——东配庑东北角（或者西配庑西北角）的声音，也能清晰传到皇穹宇内中心甬道从南向北数第三块石板上，两人可以旁若无人地交谈，嘈杂的人声可以湮没它们的交谈，但声音的传递却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仿佛彼此伸手可及。 深谙科学原理的设计者掌握着一切秘密，他秘而不宣，并把所有功德记到上天的头上。科学的奇迹使得俗世众生越发相信那并不存在的神灵——它办到了许多人间根本“办不到”的事，无边的“法术”使它享有无尽的威严。科学服务于迷信，不知这是否聪明的设计者预先料到的结局？

祈年殿是天坛的主体性建筑，也是北京的主体性建筑。皇帝每年都要到这里祭祀两次，每次祭天之前先要斋戒三天，并在祭天前一天来到天坛，住在西门东边不远处的斋宫里。祭天时，有一套繁冗的礼仪，来祈求“浩浩苍穹，赐我年丰”。

除天坛外，中轴线两侧的坛庙建筑还有与天坛东西对称的先农坛、以及皇宫两侧的社稷坛和太庙，分别祭祀先农太岁、土地五谷和先帝祖先。“左祖右社” 的布局依据是《周礼·考工记》，而将天坛、先农坛置于中轴线之南左右两端，则是明代的发展。至此，北京这座古都形成了严谨的坛庙布局。

对天地神灵的三拜九叩，并不能为国家的平安提供安全系数。然而，神祗的“存在”，多少使尊贵的皇帝保持了某种敬畏之心。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发生强烈地震，康熙将此归结为“一切政事不协天心，故招此灾变。”中秋节这一天，朝廷里毫无喜庆气氛。康熙派遣官员告祭天坛。地震却仍在持续，一个月后，仍无减缓的迹象。九月十五日，康熙大帝开始斋戒，并亲自到天坛圜丘告祀，倾听上天的旨意。三天后，又在清早来到天坛祈祷，请求上天宽恕，并开始检点自身。虑无缥缈的天空，竟然成为制约皇帝的一种力量。

民国时期（图）

帝都北京最辉煌的建筑出现在中轴线上。这是这座城市最重要也最显赫的位置，然而百姓们几乎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里是永远不能涉足的禁地。一圈深红的墙垣阻挡了他们的视线。

从大清门到地安门，从东安门到西安门，巨大的皇城把都城中心最优美的空间隔离成帝王的乐园。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普通百姓从东向西或者从南向北穿越城市所走的路径——从东单到西单，最方便的路便是出崇文门，沿护城河到宣武门进城，再到西单；如果由鼓楼去

前门，则需从地安门外向西，经西四、西单，出宣武门，沿护城河到前门，差不多要走上大半天。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京师劝工陈列所”在前门廊房头条开办。也是在这一年，一名巡警开始终日游走于京城街巷，然而，他关注的并非治安，而是城市布局，这个人就是时任京师巡警厅厅丞，后来对北京城市格局的变化起到关键作用的朱启钤。也许这位年轻的清廷官员还意识不到帝王制度只剩下不到五年的寿命，但他也许是最早对这座都城的未来走向进行思索的人。

七年以后的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朱启钤成为袁的支持者，并因此当上的中华民国的内务总长。这一段经历，成为梁思成一度不愿与其合作的重要原因。然而，正是这一要职，使改造京城的权力落到了朱启钤的手里。

他把“洪宪皇帝”由紫禁城太和殿请入中南海，把中南海南侧的宝月楼下层改建为“新华门”，在门内建起一座大影壁，遮挡内部景象，当在门外路南建起一长溜儿西式花墙，在美化街衢的同时，挡住路南的外国兵营；他拆除大清门内东、西千步廊，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汉白玉石槛以及两侧宫墙，在红墙瓦解之后，寻常人的身影，终于出现在昔日的皇家广场上；从东西交通上，他打通天街，使东、西城贯通；而在南北交通上，打通修建了府右街、南长街和北长街、南池子和北池子，并在南街口设计了拱形街坊门，既在形色上与皇城红墙统一，又使东西长安街一览平直；他将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使国人有了第一座公园。所有这些繁复的工作，基本上都在1914年完成。战争的硝烟正在欧洲蔓延，许多古老的城市遭受着灭顶之灾，而这一年，一位民国官员悄然地推动着一座封闭的东方古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即使在今天，朱启钤对旧京的一系列出神入化的改造依旧被奉为经典。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到东四八条寓所，听取这位老人对北京建设的意见。

显然，在政局动荡、财力紧张的局面下，朱启钤主持的旧京改造，集中在城市最核心的部位上。如同一位手法高妙的中医，打通了关键的穴道，赋予一座旧都崭新的生命力。他的改建，又绝非一味破坏，而是将古都胜迹巧妙地容纳于新的都市图景中，使它们具有新的含义。

朱启钤在1915年主持改建正阳门城垣的开工典礼时使用的那把银镐，至今在朱家收藏。初夏的细雨中，他手持大总统颁发的那把特制银镐，率先刨下了第一块城砖。银镐的红木手柄上刻着如下字样：“内务总长朱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于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在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完成以后，正阳门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

正阳门位于北京的城市中轴线上，内城九门南垣的正当中，取“圣主当阳，日至中天，万国瞻仰”的意思，是“国门”，也称“前门”。这组结构严谨、气势恢弘的城池建筑，包括正阳门、箭楼、瓮城、正阳关帝庙、正阳观音庙、正阳桥和五牌楼诸多部分。在内城九门中，正阳门规模宏大，至高无上，门禁严格。正门终年不开，只供皇帝出巡，或到天坛、先农坛祭祀时才开启。平时车马行人只能从瓮城两侧的“闸门”进出，而闸门是”向夕即闭”。闸门关闭后，无论多么紧急的事，也要等到第二天开城才能出入。

明中叶以后，一个发达的城市商业区在正阳门外悄然形成。鲜鱼口、肉市、粮食店、

煤市街、珠宝市、布巷子、猪(珠)市口这些商业街道，出现在原本空旷的御道两侧。为进京应试举子修建的会馆仅正阳门外就达百余家。清初朝廷下令，茶园、戏楼、妓院只准在外城开设，就连热闹的灯市也从东城搬到了前门外。城外成为闹市，而城内一片肃然。正阳门处在这两个迥异世界的衔接点上，它森严的门禁在涌动的人流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比这更紧急的是，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和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京汉和京奉两条铁路延伸到正阳门瓮城东西月墙的跟前。来自远方的熙嚷人群会在瞬间出现在前门楼子跟前，交通“愈形逼窄”。

城市改造必须谨慎进行。特别是这座规划无比完美的古都，容不得半点疏忽。任何败笔都将在岁月中永远陈列。朱启钤正在进行的，是一场考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比赛，他的对手是他所看不见的古人。

朱启钤拿出的方案是：拆除环联正阳门与箭楼瓮城的东西月墙；搬迁月墙外的东西荷包巷两个占路小市场；在正阳门两侧打开两个大门洞，是东进西出的单行线；修筑了两条宽20米的马路，路边开辟人行道，修排水暗沟，导入护城河，防止雨季积水。

从这两幅拍摄于同一角度的照片中（图35、36），我们可以看到正阳门改建之前和改建之后的景象。1915年之前的正阳门，城墙马道清晰可见，而在1915年之后，马道就从我们视野里消失了——它实际上是被包在了城台里，两侧的门洞，使进出交通更为方便。 除正阳门外，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和德胜门的瓮城也在1915年相继消失。一条环城铁路，从这些城楼和箭楼中间穿过。失去了瓮城月墙的正阳门箭楼，在它的防御功能消失以后，是否变成了一个多余的存在呢？

一位法国工程师成为改建的设计者。京汉铁路的工程师罗斯凯格尔将他的图纸摆在朱启钤的面前，立刻引起了这位总长的惊叹。90年后，当我们仰望这座中西合璧“大前门”，依然叹服于这位法国专家的大胆设想和高超水准，不难体会到朱启钤兴奋的心情。 在箭楼东西两侧，他增筑弧状月台，并在外墙饰以三重垂幔式水泥浮雕。在箭楼94孔箭窗上楣均添加了白色半弧形遮阳华盖，每扇窗户都装上了明亮的玻璃。登楼的阶梯曲折别致，东西各82级，全用磨光的大条石砌成。护楼与护梯的汉白玉石栏杆，采用传统造型，玲珑剔透，不失皇城风韵。他还购置了三对大石狮，摆放在箭楼东西楼梯口和正阳门前。如今，旧城墙已遭到毁灭，箭楼已脱离了整体环境氛围，但在中轴线建筑群落中，“大前门”依旧是不可缺少的角色。1958年，在对天安门广场进行综合设计时，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正阳门和前门，不能拆除。

1919年，朱启钤受北方政府总统徐世昌的委托，赴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路过南京时，在江南图书馆意外发现一部建筑史上的重要著作——宋代《营造法式》（抄本）。11年后，他把亲手创建的研究和保护中国古代建筑的民间学术团体定名为——“营造学社”。

新中国时期（图）

罗哲文老人至今保存着《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这份由他的老师梁思成组织清华建筑系师生编制的目录，共有四百五十多个条目，在1949年的解放战争中，发给各路解放大军，成为部队在战火中保护文物的重要依据。

朱启钤曾经说过，历代宫室五百年一变。看来北京也是凶多吉少。梁思成从清华校务委员会出来，一枚炮弹就落在他身前不远处的小桥边。1949年的建筑学家们对古都北京的保护持普遍的悲观情绪。

只有梁思成胸有成竹，因为此前的1948年12月底，他已同中共有了接触。在张奚若

带来的神秘客人的军事地图上，梁思成对北京重要文物建筑的位置作了明确的标注。解放军十三兵团政治部联络处的这位负责人，是梁思成在认识龚澎之后结识的第二位共产党人。就是这两位共产党人，决定了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灵归属。

194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向平津前线指挥部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城问题的指示》电，要求攻城时“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

曾为日本奈良免遭轰炸而亲赴美军指挥部的梁思成在默默等待。他隐约感觉到自己大展宏图的时间不会遥远。

这是梁思成绘制的新北京规划图。绘制时间是1950年（？）。这幅图纸集中体现了梁思成“保护古城，另建新城”的整体思路。

北平解放后的1949年5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中央领导同志曾委托他组织清华营建系师生对北京规划进行研究。营建系的四位年轻教师程应铨、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成为梁思成的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此后梁思成和这四位年轻人频频出现在与北京城市建设有关的各种会议上，宣传呼吁城市规划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们经常同意见相左的人士，尤其是决策者争得面红耳赤，有人开玩笑说这四名骨干是梁思成的“四路野战军”。这个戏称在“文革”期间成为梁思成的“反党”罪名。

1950年2月，新中国成立不到半年，梁思成就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在这份《建议》中，他指出在旧城区内兴建政府中心的不可操作性：“第一，北京原来布局的系统和它的完整，正是今天不可能设置庞大工作中心区域的因素。”“第二，现代行政机构所需要的总面积至少要大过于旧日的皇城，还要保留若干发展余地。在城垣以内不可能寻出位置适当而又具有足够面积的地区。”而巨大的皇宫，又增加了机关之间的交通距离，降低了办事效率。显然，“政府机关的中间夹着一个重要的文化游览区，也是不便的。”同时，他还指出两种“解决办法”的缺限。第一个“办法”就是沿街筑高楼，对此，梁思成说：“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的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这就是基本产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这样模仿了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则，在体形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第二个“办法”是“按中国原有的院落原则”兴建办公建筑，“虽略能同旧文物调和，办公楼屋亦得到安静，但这样的组织如保持合理的空地和交通比率，在内城地区分布起来，所用面积更大。”【1】

梁思成这篇洋洋万言（？）的建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在城外选择一片理想位置兴建新城，即能解决新旧城混杂带来的种种混乱，在建造时节省人力物力，又能保护古城，可谓一举三得。梁思成称之为“新旧两全”的安排。他为政府行政中心选择的“理想位置”，在“西郊月坛与公主坟之间”。

笔者在采访时，在北京市规划设计院档案库中意外发现一份由日本人设计的北平城规划图。日本规划师佐藤俊久和山崎桂一于1938年提出了北京都市计划大纲草案，由伪建设总署于1941年3月颁布。这份制作于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之后的图纸，同样采用新旧城分开的原则。与后来梁思成的思路不谋而合，不同之处仅在于，它所选择的新行政中心区，以

颐和园佛香阁为标志点划出一条南北中轴线，其中轴线位置大约在今天的西四环一线。这不仅使新城区的正北方有了一座“靠山”，附合“背山面水”的风水理念，而且在新城中轴线上，利用了现成的水域（昆明湖和长河）。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营造学社已经解散。梁思成南下昆明，在那里恢复了中国营造学社。加之这份图纸是日本人的绝密，梁思成不可能看到它。这份图纸除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占领中国的野心以外，验证了古城保护的某些基本原则。它的设计者XXXX亲自把这份图纸送到北京市规划设计院院长柯焕章手里。 百废待兴，各机关纷纷利用城内原有建筑办公，这似乎是使一个新兴的政权迅速运转起来的最简洁办法。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有许多古建筑被机关占用。

不同规划思想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古代城池与现代城市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对立——这才是北京这座三千年古城、八百年都城历史困惑的真正根源。城市在古代象征权力，城池的规制如同权力的等级一样有着明确的刻度，它随时可能成为他人的目标，因而防守成为城池的第一主题。在它的各种设施中，障碍，成为最重要的构成因素。而现代城市的主题则是舒适、畅通和高效，它取消了障碍的价值，因而，城墙壕堑终将被通衢大道取代，它们在劫难逃。

在古老的北京刚刚开始转型的时候，朱启钤曾做过一些努力。但那仅仅是个开始。梁思成站立在新旧北京的交叉点上。大匠的困惑也是整座城市的困惑。他试图用在旧城之外另建新城的办法，回避这个矛盾。但是八百年的腥风血雨都未能涂改这条中轴线，永恒的中轴线必将成为新历史的见证人。

领袖在登上天安门城楼时，说他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苏联专家说，北京应该发展成一个工业大城市，要提高工人阶级人口的百分比。梁思成说，我们将来认识越提高，就越知道古代文物的宝贵，在这一点上，我要对你进行长期的说服。50年后，有人会后悔的。

行政中心区最终在中轴线两翼展开，而古城墙的命运，此时已经埋下了伏笔。

天安门的意义转型（图）

清代顺治皇帝第一次进入北京时，天安门城台上的城楼已经毁于炮火，只剩下了光秃秃的五个门洞。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清世祖福临下令重建皇城正门，并将这座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的承天门，改名为“天安门”。

三个世纪以后的1949年，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即将在北京建立时，天安门城楼依然是遍体鳞伤，在整理城楼时，还在XX上发现了三颗未爆炸的炮弹，从弹体上的英文字母，可以准确地推断它们是八国联军在庚子年送来的“礼物”。

实用美术家张仃在这一年应周恩来总理之邀住进中南海，他的主要任务有：勤政殿和怀仁堂的装饰设计、首届政协会场和会徽的设计，以及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设计。此后，他又参与了国徽的设计。在他的国徽设计方案中，果断地将天安门城楼作为国徽的主要构图。 人们通常认为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国徽的设计者。半个世纪之后，我们终于能够比较准确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张仃领导的中央美院设计组的这一国徽设计方案在一开始就得到以林徽因、梁思成为首的清华大学设计组的反对。这是林徽因、梁思成等写于1949年10月23日的《拟制国徽图案说明》，在这份说明中，他们制定了以璧（或瑗）为主体的国徽设计方案，而坚决反对张仃以天安门为主要构图的方案。反对的理由之一，是他们认为天安门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不能用作新中国的国徽。

与后来的天安门不同，最早的“承天门”， 不过是一座黄瓦飞檐三层楼式的五孔木牌坊，牌坊正中悬挂的匾额上，书写着“承天之门”四个字，暗示着门内的这个朝廷“受命于天”的合法性，理应万世为尊。

清朝初年建造的天安门，城楼殿宇面阔九间，进深五间，象征着帝王的九五之尊。皇帝率兵亲征，要在天安门颁诏、祭旗，以求马到成功；凯旋归来，则从天安门中门入城，以示社稷安固。这座城楼上出现的每一幅图景，都关涉着宫廷深处的风雨波澜。

1900年，八国联军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以表达他们的“成就感”，以及对这个末世王朝的蔑视。十三年后的又一场阅兵式的主人是已经窃得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一场突如其

来的雨，使得这个仪式刚刚开始就草草收场，就像不久之后由这位“洪宪皇帝”主演的闹剧。 天安门虽然曾是封建帝王们展示权力的舞台，但是它同时是爱国民主运动的发生地。它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以及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的见证者。

张仃参与了对天安门的第一次设计装饰。有材料说，天安门的装饰设计，是由两个名为肖野和森茂的日本人完成的。笔者在采访中，认定这一说法并不能成立。这一设计由当时中央美院及其所属的美术供应社完成，张仃是天安门装饰设计的主要创意者。他提出了城台正中门洞的上方悬挂毛泽东同志巨幅画像，将中国传统的对联加以变化，以横幅的方式排列左右，在城楼上悬挂大红宫灯的设想，以突出天安门的革命主题和喜庆气氛。

张仃在他的《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中坚持认为它是“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国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对这座古老城门内含的这一解读，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肯定。

1950年6月，国徽设计稿正式定稿。天安门这一位于北京城市横纵中轴线交叉点上的古老建筑，这一开启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城门，从此成为新中国的象征性标志，成为全国人民心中涂抹不掉的精神图腾。

开国初年对天安门的装饰虽然算不上一次大的改造，但却完成了它的意义转型，使它由帝王统治的象征变为人民民主的象征。

1959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天安门广场进行扩建改造，

广场改造（图）

北平解放后的行政区划中，第七区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城墙，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1949年，北平第七区区长沈勃到任第三天，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眼中的广场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昔日的皇家禁地已经破败不堪。

民国成立后，天安门广场就开始对公众开放。这张照片（图23）为我们留下了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天安门的景象。东西两侧千步廊的远端，天安门和两边的华表清晰可见。广场空旷无人，只有几只羊在啃着砖地缝隙中的杂草。

第二年，广场的景象就发生了变化。千步廊被拆除，百臣上朝的场面消失之后，与之相关的布景和道具也随之不见踪迹。寻常百姓的身影出现在广场上，象征着皇权的消解。正因内务总长朱启钤对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第一次改造，爆发于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展开。

禁锢瓦解了，混乱随之开始。从天安门广场的处境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国家的状况。仅仅30年时间，这座布局端庄的广场就沦为肮脏荒凉的原野。

开国大典前一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时，整个广场已被清扫一新。从开国大典的新闻纪录片中，我们大抵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当时的形貌——

广场北起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南到中华门，东西南三面都有围墙，仿佛一座巨大的院落，长安街上的左右两门依然完好无损——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在1952年被同时拆除，它们的拆除引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强烈不满。

1958年，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改建。三年前，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就已经成立了以张 、陈干为负责人的规划工作组，并在苏联专家格·阿·阿谢也夫的指导下对广场进行规划设计。这次改建的主要内容包括：拆除中华门，使广场范围向南扩展到正阳门下，为迎接建国十周年而兴建的“十大建筑”中，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被选定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建设，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已于1949年9月30日奠基——它距天安门和正阳门城楼各440米，位于这个方城广场的对角线交叉点上，同时也位于城市的中轴线上。 设计在进行到第五稿时，专家提出几个问题，其中包括：大会堂正门中心是否正对纪念碑的中心？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是否完全对称？设计组请示了市委，市委对前一个问题的答复是：大会堂正门中心不必正对纪念碑。而后一个问题，在周总理审查了第六稿方案后做出了明确答复：革命历史博物馆可以和大会堂基本对称，但建筑面积要少一些，做到一虚一实。

建筑大师张开济先生在设计革命历史博物馆时，在馆前设计了一个空廊，使空间变得灵动和剔透，丰富了建筑的空间语言，使宏伟建筑不陷入沉重和呆板。人们进入博物馆的时候，内心有一个节奏的调整，笔者曾问张老：这一奇思，是否也受到了中国传统的庭院式建筑的启发？

张老的回答出乎意料——设计这个空廊，完全出于迫不得已。在天安门广场出整体方案的时候，人民大会堂的总建筑面积为17万平米，而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的建筑面积只给7万平米，跟人民大会堂比起来相形见绌，只是个小弟弟，而在空间格局上又不能不对称，只好来了这么一手，打肿脸充胖子。这反而成就了这项设计，张老说这是“因祸得福”。 周恩来在看方案的时候，曾经对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方柱提出意见，认为人民大会堂的圆柱粗，历史博物馆的方柱细，不对称，希望您加粗方柱。张开济坚持己见，认为圆柱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透视效果都是一样的；方柱则不同，正面看最细，四十五度角看最粗，因而，不能再加粗了，否则就显得很蠢。周恩来最终没有干涉张老的设计。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纪念碑在1949年9月30日奠基，并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1952年5月10日，成立了以彭真为主任，郑振铎和梁思成为副主任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同年夏天，委员会开会，决定采用梁思成的设计方案，只

对碑顶设计暂作保留。1954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彭真市长指示碑顶采用梁思成最初的设计。碑高37·94米，安放在有汉白玉栏杆的双层平台上。碑顶为类似传统建筑的小庑殿顶。碑身下部有两重基座，下层基座四周有浮雕，浮雕作品由刘开渠主持设计。碑身正面朝北，与天安门相呼应，这一点突破了中国传统建筑面南前北的传统惯例。这一工程直到1958年“五一”劳动节才建成揭幕。

一代才女林徽因没能看到纪念碑的最终落成，她因病于1955年4月去世，梁思成以悲痛的心情设计了林徽因之墓。墓碑下方，安放着一块汉白玉花圈浮雕，它是林徽因生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一个样品。

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由原来的11·3公顷扩建到50公顷，能容纳100万人集会。从南池子南口到南长街南口的游行大道，也被拓宽到80米，可以180人横排通过。方案设计之初，梁思成就针对天安门广场及相关建筑的巨大尺度提出异议，认为天安门广场过大，不合比例，置身其中，“仿佛人掉在了沙漠里”。

林徽因辞世一年之后，已遭受批判的梁思成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公开检查。几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检讨自己成广场的问题上，只考虑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尺度，未考虑“五千、一万乃至百万人集体活动的尺度”以及“?政治的人?、?新社会的人?所要求的伟大集体的尺度。”

作家冰心也写道：“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毛主席纪念堂的兴建是天安门广场第三次重要改建。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使纪念堂的兴建迫在眉睫。当时除了天安门广场外，还有香山、故宫和景山几个选址方案。香山的方案借鉴了南京中山陵的做法，香山不仅是1949年毛主席进京后最先居住的地方，那里山水秀美，颇具气象，适宜成为一代领袖的安息之所。故宫方案，将纪念堂地址选在现在天安门和太和殿之间，有的方案要拆除紫禁城端门，有的方案则端门、午门全部拆除。景山方案则建在山顶，有高高的台阶逐级而上，景山五亭全部拆除，景山南坡几乎全部被纪念堂建筑占满。这些方案全都规模宏大。天安门的方案也不例外，甚至有的方案建筑面积达十几万平米，把广场的南半部全部占满。设计者认为只有体量宏大的建筑，才能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和敬仰。

197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建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

纪念碑以南”的决定。六天后，正式确定了这个建筑面积不到三万平米的二层高建筑，其位置在中华门原有的位置上。

经过改建的天安门广场，使北京的城市中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旧北京的中心是紫禁城，城市的主题是“帝王至上”，随着一个人民广场成为新城市的中心，宫殿被推到后院的位置，仿佛一道深远的背景，而新时代的主题，则在这个开放阔大的呈现出来。

城墙兴衰（图）

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一份修复城墙的报告摆到了市长叶剑英的桌案上。这项报告的起草者是当时的市建设局。他们对千疮百孔的城墙作了实地勘察，并且拟定了修复城墙的简要方案。叶剑英立刻批准了这个报告，责承工程总队予以修复。

1950年，国务院批准了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关于“拨专款抢修北京市各城楼以策安全”的呈文，财政部拨人民币15亿（相当于今天的15万）元，对安定门城楼及箭楼、德胜门箭楼、东直门城楼、阜城门城楼、东便门城楼等进行了全面维修。两年后，北京市政府又拨专款对正阳门箭楼进行了大修。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内城的主要城楼和箭楼进行大修，在开国之初财力紧张的状况下堪称奇迹。北京这个华北平原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其古老的城池居然在数百年的烽烟中完好无损。

城墙是古城北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林徽因说：“城市是一本石头的书。”她把保护古代城墙，同学习历史的必要性相提并论。由于新北京的行政中心区从选定旧城，那么，城墙就不可能像梁思成所说的那样成为“中国的颈环”，相反倒可能成为城市发展中的紧箍咒。尽管梁思成为了保护城墙而苦心孤诣地设计了美好的方案，比如把城墙和城楼改建成人们登高望远、饮茶休憩的环城立体公园，但是对“紧箍咒”的破除，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了。 关于城墙存废的讨论从新城市诞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应当说，这座古代都城完美无缺的平面设计，给它的新主人留下了一道难题，它将一座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城市置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中。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连巴黎、伦敦这些西方古城，也同样走了不少弯路。新北京自诞生后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始终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痛苦抉择。甚至，早在民国初年，这种抉择就无可回避了。

除了兵火之灾给城墙带来的破坏以外，1915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就主持了对正阳门瓮城的拆除，以解决日益紧张的交通问题，从而启动了对旧城墙的改造。同年，北京拆除了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瓮城，以修建环城铁路。1921年，当局拆除了危残失修的德胜门城楼，这一时期，皇城的东、北城墙也被相继拆除。

1949年5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刚刚成立，就城墙的存废问题就展开的激烈的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梁思成和华南圭。后者在《北京城墙应该拆除》一文中列举了四条理由：一是清除城郊隔阂，二是内外城建筑风格统一协调，三是整体规划一条环形大路，以城基土壤为路床，省时省工省钱，四是以拆下的城砖六层高楼，可得70万间的建筑面积。 梁思成的数学功底丝毫不逊于华南圭，他同样认真地为“主拆者”算了一笔账：“北京的城墙，除去内外各有厚约一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就是石灰黄土的混凝土。这些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据约略估计，约有1100万吨。假使能把它清除，用由20节18吨的车皮组成的列车每日运送一次，要83年才能运完！请问这一列车在83年之中可以运输多少有用的东西。而且这些坚硬的灰土，既不能用以种植，又不能用作建筑材料，用来筑路，却又不够坚实，不适合用；完全是毫无用处的废料。不但如此，因为这混凝土的坚硬性质，拆除时没有工具可以挖动它，还必须使用炸药，因此北京的市民还要听若干年每天不断的爆炸声！还不止如此，即使能把灰土炸开，挖松，运走，这1100万吨的废料的体积约等于十一二个景山，又在何处安放呢？”【2】

然而，这个苦口婆心的书生显然低估了群众的力量。移山填海在那个年代里已不再是神话。1958年8月9日，《人民日报》登出署名王启贤的文章《束缚城市发展的城墙》，号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形式”，“拔除”城墙“这个障碍物”。

1958年的最高指示曾经涉及到城墙问题：“张奚若批评我?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后进的问题，古董总落后一些嘛。总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3】

多米诺骨牌依次倒下。从1950年5月开始，至50年代末，出于筑路需要，北京陆续拆除崇文门瓮城，朝阳门城楼和箭楼（瓮城已于1915年拆除），阜城门瓮城，永定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左安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右安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广渠门城楼和瓮城（箭楼已于30年代因过于残破被拆），东便门瓮城、城楼和箭楼、西便门瓮城、城楼和箭楼，以及东北角楼城台（箭楼已在1920年因残破被拆），西北角楼的箭楼和城台，西南和东南角楼的城台（箭楼均已于30代年因残破被拆）。

永定门瓮城消失于1951年，取代它的是一条宽阔的马路。现存于清华大学的一份档案记载：“梁思成先生曾对市政府表示极大的不满。”梁思成设计出一个方案，即将城门作为环岛，以方便交通，并在城墙上置花池、建凉亭，但这一方案未被采纳。

拆除这些城楼和城墙的时候，它们的确大都残破不堪，拆城工作本着先拆危倾部分，后拆残缺部分的原则，有条不紊地进行。1959年7月，为防止因夏季暴雨带来塌方导致伤亡事故，北京市决定拆除工作暂停。

余下的城墙和城楼，本来已经做出保护的决定。如果不是国际形势的演变对北京的城市格局产生微妙的影响，我们今天还会看到许多城墙和城门遗址。1960年2月，市文化局向市人民委员会呈文称：目前本市城墙正在拆除，为今后研究北京市城市建筑发展史和城市建设形制，我们建议将内城西直门的门楼、箭楼、瓮城、闸楼，安定门门楼，东直门门楼，东南角楼，正阳门门楼、箭楼，结合绿化保存下来。其中西直门、正阳门、东便门角楼，文化部已决定将它们列入国家级保护单位。

然而，这些城墙和城门最终还是失去了得到保护最后的机会。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使战备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在首都北京修建地铁，并非仅仅是城市交通的需要，更有“准备打仗”的战略意义。 要在“文革”中实现“多快好省”的目标，必需减少拆迁居民的负担，城墙一带显然没有居民，而拆下的城墙土石又可以就地填入护城河，不需要搬运。内城城墙地带，显然成了地铁选址的不二之选。）（括号内内容可由柯焕章院长谈。）

家住前门、当时北京宣武门小学的学生王鸿年曾经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拆除城墙的劳动，亲眼目睹了工人用吊车吊着直径一米的铅锤子撞击城墙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他们只是做些清理和搬运的零散工作。大凡两年38到40岁的北京人，都在学生时代参加过拆除城墙的义务劳动。那时的王鸿年不会想到30年后，这座城市会发起“爱北京捐城砖”的活动，而自己，又成为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可用采访代替此段）

这一轮拆除工作至六七十年代之交全部完成，只有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古观象台，在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干预下，才得以保留。而东南角楼和崇文门东大街一段城墙，以及西便门的一段残垣，因不影响地铁建设，终得幸存。

从崇文门三角地至东南角楼，断断续续的城墙被湮没于挤挤挨挨的居民中。正是这些居民长期倚墙而居，才使这些城墙得以保存下来。而居民们就地取材，挖用城砖搭建简易厨房等，又在一点点地蚕噬着城墙。2002年，北京市政府对崇文门东大街的房屋进行拆迁，被那些破旧房屋包裹起来内城南城墙的东段裸露出来，与东南角楼连在一起，成为明城墙遗址公园。老年人在这里捡拾旧梦，从未见过旧城墙的年轻人，从这段残墙中，推想帝都往昔的风姿。

瑞典学者奥斯瓦尔德·喜仁龙在他1924年撰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这样描

述古老的城墙：“内城城垣，雄伟壮观，初看起来，它们也许不像宫殿、寺庙和店铺、牌楼那样赏心悦目，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

1948年底，那个意外地出现在梁思成面前的解放军说：“请放心，为了保护我们民族的文物古迹，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1】《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梁思成文集》，第 【2】《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梁思成文集》，第

【3】申予荣：《北京城垣拆除始末》，见《文物天地》，2003年第1期。

街衢交通（1）（图）

梁实秋先生曾经写道：“从前皇城未拆，从东城到西城须要绕过后门，现在打通了一条大路，经北海团城而金鳌玉冻，雕栏玉砌，风景如画。是北平城里最漂亮的道路。向晚驱车过桥，左右目不暇给。”【1】

梁实秋所说的后门，是指地安门，而令他陶醉的“北平城里最漂亮的道路”，就是指现在的文津街。这条道路的改造，依旧归功于朱启钤。它不仅沟通了北京城东西的交通，而且，道路从中海和北海的碧波琼岛中穿过，对历史景观予以巧妙运用，成为北京道路改造中神来之笔，即使在今天，我们从这条道路走过，依然觉得心旷神怡。

元大都的道路系统，参照《周礼·考工记》原则，为“九经九纬”，是一种棋盘式结构，其布局、其功能、其规矩、其尺度、其形状，都十分严谨。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写道：“城中街道系统，以各城门为干道中轴，故北京各大街莫不广阔平直，长亘数里。其内城干道以南北向者为多，而小巷或胡同则多东西向；至于外城则干道在城中相交作十字形，北半小巷以东西向者为多，而南半小巷则多南北向焉。城中街道相交处或重要地点往往以牌坊门楼属为饰；而各街至城门处之城楼，巍然高耸，气象尤为庄严。皇城诸门，丹楹黄瓦，在都市设计上尤为无上之街中点景饰。” 【2】

除了紫禁城仍然是个封闭的巨大庭院之外，民国年间，皇城已经消失，道路穿越而过。基本上使北京的道路网络成为一个彼此勾通的体系。尽管朱启钤在民国初年对旧京的改造，给东西交通打开了方便之门，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由于行政中心区的位置安排没有采纳梁思成的建议，使得旧城街衢越来越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50年代初，就在城墙存废的讨论开始之时，关于道路改造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些诉求最初集中体现在地安门、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以及众多牌楼等古建筑的拆除问题上。

林洙至今还保留着梁思成当年写给中央的信，信中除了阐明牌楼的历史文化价值外，还谈到他向汽车司机进行的调查，提出了解决交通问题的具体办法。在是否拆除牌楼的问题上，梁思成与副市长吴晗之间进行多次激烈争吵，以至于周恩来总理不得不出面干预。梁思成和周恩来谈了两个小时，并以帝王庙牌楼为例，充满诗意地描绘了古代牌楼在夕阳和远山映衬下的美好画面，周总理借用古诗回答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拆除天安门两侧长安左门、长安右门的呼声由来已久。梁思成与其夫人林徽因教授，想方设法阻止拆除行动。今天，文化界仍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林徽因说，如果要拆三座门，她就到那里上吊！ 北京市曾经组织一个由几百名人力车工人、三轮车工人和汽车司机参加的集会，列举在这里发生的交通惨案，从一开始就把梁思成等古建专家推到了劳动人民对立面的位置上，但梁思成还是发表了意见：“三座门的拆除会使天安门显得大而无当，破坏了紫禁城统一的封闭格局。一个完整的紫禁城，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不应当破坏。”【2】由于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处于城市的核心地带，除了交通问题外，它还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含义：

当年的一份档案这样写道：“每年有几十万人民群众雄壮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在东西三座门没有拆除之前，它们在交通上妨碍了这样重要的活动。”“节日游行阅兵时，军旗过三座门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前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三座门，看不着毛主席。”

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北京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议题之一即讨论长安左门与右门的存废。参加此次会议的原北京日报记者杨正彦，于2000年5月在《北京纪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此事：林徽因代表梁思成发言。当时会场设在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这里没有固定座位，只能运去大批的软椅，为了代表便于出入，不得不留出若干条通道。林徽因一上台，就以她雄辩的口才先问各位代表：台下的椅子为何要这样摆？还不是为了交通方便！如果说北京从明代遗留下的城墙妨碍交通，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她这番话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因为当时矗立在天安门前东西两座“三座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不太方便，每年都在此处发生几百起车与车相撞或者车与人相撞的事故，市委市政府早

已下决心先将这两座“三座门”迁移，施工力量都已准备好，单等代表会议一举手通过，就立即动手。彭真同志考虑到那天会场的情绪，怕一时很难通过，便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的决定，举手同意先拆除天安门前的两座“三座门”，由于代表中党员居多数，这项决定便这样被通过了。一夜之间这两座三座门就不见了。

孔庆普先生当年参加了拆除长安左门与右门的行动。那天下午4时，他正准备吃饭，突然接到通知：市里的各界代表会议开完了，决定拆了。他们就立即动手，用了一天一夜拆完。听说拆的时候，梁思成、吴晗、柴泽民等都去了。梁先生当场流下了眼泪。

1957年，梁思成有限度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的错误在于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交通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把东西长安街向南推出一个小弯，绕过三座门。金水桥的水也不是笔直地流过，不是也绕了一个弯吗？为什么我们的马路就不能像金水桥的水似的拐一个小弯，这样三座门就成为路边的点缀而不影响交通了。”梁思成为当时没有想出两全之策而痛悔不己，以后在面对拆建问题时，他都会设计一套交通方案，比如准备拆除中轴线上的永定门和地安门时，他都将古建设计成环岛。

这张照片（图30）拍摄于30年代中后期的一个夏天。它的视角我们并不陌生，站在景山万春亭向北眺望，就会看到相似的景象。但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在辉煌的寿皇殿和威武的鼓楼间，有一座并不高大的地安门作为过渡。地安门是中轴线上重要的文物建筑，庚子之变中慈禧太后仓皇西逃，以及逊帝溥仪被逐出皇宫，都从地安门离开皇城。为保留它，梁思成提出交通环岛方案。1955年2月，地安门被拆除，迁建到天坛，作为其北门。19XX年，贯穿东西的平安大道又从地安门原址上穿过。地安门已在这里消失，但地安门以北直至鼓楼前那条大街仍叫地安门外大街。这种情况在北京普遍存在。每一个古老的地名，都牵动着北京深远的历史根脉。

梁思成后来自我解嘲说，他成了“废协”副主席。所谓“废协”，就是“废话协会”，老舍是主席，他和华罗庚是副主席。【3】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悲观。团城的保护，梁思成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本节开头引用了梁实秋先生对团城所在的文津街的描述，然而这条道路却成为北京东西交通的瓶颈。拆除团城似乎已是箭在弦上。当时的文物局长郑振铎甚至已请工作人员罗哲文为团城拍下最后的资料照片，作将来研究用。梁思成认为团城是尚存无几的一个帝王“高台”，请周恩来实地堪察，使团城得以保留。

1955年，梁思成和华南圭共同参加了北海桥的改建设计。最后形成了将团城南端切去一个月牙形，以增大汽车转弯半径，同时不拆旧桥，而是利用旧桥向南一面展宽的做法，成为解决方便交通和保护景观的矛盾的经典范例，也使这条街道真正成为梁实秋所形容的“最漂亮的道路”。

也许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并不构成必然的对立关系，技术的无限进步可能轻而易举地使这对所谓的“矛盾”轰然瓦解——假设地下铁路无限发达，它们完全能够在不可逾越的古代城池下面再造通衢大道；如果为汽车装上翅膀，还需要拆除牌楼和城门吗？但是，现代化绝不像梦境一样在哪一天突然降临。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步履维艰，每一天都伴随着来自过去和未来双重压力。也许将来人们有办法既保住这座古城原封不动，同时获得快捷和高效。但这座城市却不可能在静止中等待那一天。显然，这是一个悖论，是任何一个古老城市在面临保护和发展问题时都要面对的两难。没有朱启钤敲下正阳门瓮城城砖的第一镐，想象中的现

代化可能永难到来。因此，我们对道路改造的必要性应有充分的理解

即使在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区的设置问题上采纳了梁思成的意见，这样的街道改造也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它必须有一个限度，那就是不破坏原有的道路体系，要给这座独具魅力的古城加分，而不是减分。从技术角度上看，文津街的变化、北海桥的改造，可称为北京旧城道路改造的经典范例，但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在城市功能上，将旧城街衢布局的合理性彻底消解掉了。

首先，北京城内交通系统，既体现了中国古代礼制思想，是中国传统典章制度的视觉化体现，是一部十分珍贵的历史教科书。北京城街巷的尺度，是按照一定的规矩设计的，并非随意形成。《日下旧闻考》记载：“街制：自南至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小二步阔。”

其次，北京城内道路是一个完备的系统，街坊同胡同组合排列，街坊口有的有坊门或者牌楼，街坊与街坊之间以大街或者小街相隔。在经过民国时期的改造之后，已经趋于人性化，完全可以与现代化对接。对此，梁思成有准确的描述：

这个系统的主要特征在大街与小巷，无论在位置上或大小上，都有明确的分别；大街大致分布成几层合乎现代所采用的“环道”；由“环道”明确的有四向伸出的“辐道”。结果主要的车辆自然会汇集在大街上流通，不致无故地去窜小胡同，胡同里的住宅得到了宁静、就是为此。

街衢交通（2）（图）

他又具体举例说：

所谓几层的环道，最内环是紧绕宫城的东西长安街、南北池子、南北长街、景山前大街。第二环是王府井、府右街，南北两面仍是长安街和景山前大街。第三环以东西交民巷、东单东四，经过铁狮子胡同、后门、北海后门、太平仓、西四、西单而完成。这样还可更向南延长，经宣武门、菜市口、珠市口、瓷器口而入崇文门。近年来又逐步地开辟了第四环，就是东城的南北小街、西城的南北沟沿、北面的北新桥大街、鼓楼东大街，以达新街口。但鼓楼与新街口之间因有什刹海的梗阻，要多少费点事。南面尚未成环（也许可与东交民巷衔接）。这几环中，虽然有多少尚待展宽或未完全打通的段落，但极易完成。这是现代都市计划学家近年来才发现的新原则。欧美许多城市都在它们的弯曲杂乱或呆板单调的街道中努力计划开辟环道，以适应控制大量汽车流通的迫切需要。我们的北京却可应用六百年前建立的规模，只须稍加展宽整理，便可成为最理想的街道系统。这的确是伟大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余荫”。

有许多人不满北京的胡同，其实胡同的缺点不在其小，而在其泥泞和缺乏小型空场与树木。但胡同是安静的住宅区，有一定的优良作用。在道路系统的分配上也是一种很优良的秩序。这些便是以后我们发展的良好的基础，可以予以改进和提高的。[5]

第三，在表达中国儒家文化精神，并尽可能具有实用性的同时，北京城街巷透露出中国古典的秩序之美。除了街巷宽度的变化体现出秩序和节奏以外，房屋与街巷亦有匀称的比例关系。城市的决策者在改善市民生存环境和保存城市传统风格之间，艰难地寻求着平衡。平安大街的建设曾为人称许，这一方案，是在拓宽道路的同时，道路两旁的房屋以传统院落房屋形式为主，不建高层，色调一律统一为北京民居特有的灰色。同其他方案一样，它并不

是一种万全之策，但在老北京的城市特点日渐被高楼大厦湮没的时候，它似乎是为数不多的可选方案之一。它的缺陷在于改变了街巷和房屋的比例关系。在旧京的城市规划中，房屋的高度一般为街巷胡同宽度的X倍，这种数字关系中隐含着古代人的一种实用美学原则，我们可以对它不以为然，只有在拓宽胡同，使胡同街巷与两旁房屋的比例关系出现失调甚至倒置之后，我们才会对先人的设计生敬意。

第四，北京旧城街巷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人伦关系。院落与胡同，即是生活空间，也是公共活动空间。这种空间有分有合，既有利于家庭生活，同时有利于家庭之间的沟通，人们朝夕相处，街谈巷议，这一点是今天的高楼大厦不能比拟的。现在到处拓宽马路，商业街也一律是通衢大道，看上去似乎更加现代化，实际上却丧失了北京城特殊的生命记忆和历史沉淀，人们如果试图过马路进一家店铺，还要走上半站地，过了过街天桥，再走回半站地，才算走到对面的街上，恐怕早无购物的心情。街巷的巨大尺度凸显了人类自身的渺小和城市的冷漠。相反，道路不宽，商号货物却各路杂陈，沿街叫卖，这座城市的历史个性便会一下子鲜活起来。

前些年，北京一家旅游公司开设了一个“坐板车逛胡同”的生意。三轮板车一袭的红色凉棚，年轻的车夫兼导游，身着黄马甲、足蹬青布圆口鞋。这个生意很快成为老外看北京的首选节目之一。胡同是北京城的毛细血管，只有深入其中，才能深切体味这座古城的脉博律动。

在来北京的外国人手中，流行着一张印制精美的“北京胡同地图”，随着胡同的逐渐消失，指示它们经脉走向的地图也日益失去实用价值，而成为一种史料。

胡同的拆除，因其对北京城固有的城市风貌和文化特色的消解而备受指责。有个意大利人把北京的胡同比作威尼斯的水街。他说：“拆胡同和填平威尼斯的水街一样都会有理由，可谁会动脑筋去填平威尼斯的哪怕是一条水街？”

随着北京的城市“发展”，大量的胡同则伴随着城区房屋的改造而成片消失。元代规划的城区胡同宽度约为9.24米，但后来产生更多胡同的肌理，却是相当独特的，与现在的单元房加排楼不一样，并不十分规则。元代的《析津志辑佚》记载:“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到明朝，据张爵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一书中记载，当时共有街巷胡同约1170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459条。据清朝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一书中提到的当时胡同名字可以推出，清朝大约已有街巷胡同2077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978条。解放前的1944年，据日本人多田贞一在《北京地名志》一书中所记，当时北京共有3300条胡同。解放后据1982年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古今北京》一书说:“至今，北京城区的胡同约有4550多条。”而1986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实用北京街巷指南》一书所记，四个城区有胡同3665条。90年代后，旧城改造运动开始，很多胡同的形态已经改变，仅留下了旧有的名字。显然，是保存历史记忆和满足现实需要方面的矛盾，导致了胡同的消逝。 当然，传统街巷内部的确存在设施落后的问题。埃菲社在一份专电中说：“保留了清代风貌的北京胡同是迷宫一样的小街道，现在它们面临着两难的抉择：为现代化让路，还是翻新改造成旧中国活的见证而加以保护。有些胡同建于200多年前，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卫生条件差，是传染病的孳生地。旧胡同与要举办奥运会的首都、与摩天大楼、与政府想要赋予的新形象，是那么的不协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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