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研究的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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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研究的文献综述

摘要：

21世纪以来对《李白与杜甫》的研究，一方面承接20世纪末的研究而来，另一方面

又在学界回顾总结百年郭沫若研究历程及其得失的基础上，试图有所深入与拓展。因此，在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上，与第一阶段有所不同。胡可先《论（李白与杜甫>的历史与政治内涵》从郭沫若写作出版《李白与杜甫）的历史和政治背景的考察人手，同样认为“《李白与杜甫》不完全是一部文学研究著作，可以说是一部政治著作，或一部历史著作”，胡文既不满前一阶段“挑刺”式的研究是一种“庸俗的批评”，又认为郭沫若过于紧跟政治形势以至影响其学术观点，是知识分子应该记取的教训。

关键词：郭沫若 文革 李白与杜甫 民族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自1971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来，已经经历了近40个

年头。从近40年的研究情况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该书出版到1981年的前10年，学界经历了从好奇、惊讶到批评的变化，1979-1981年出现了对该书学术观点的批评高潮，一大批论文围绕其扬李抑杜倾向、阶级分析方法、李杜作品误读、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展开批评和争论，而以批评的声音为主导；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近20年间，对该书的关注进入一个相对沉寂时期。21世纪这一时期 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该书的写作动机及其主旨的广泛探讨上，有政治迎合说、情感寄托说、人生总结说、人格解剖说、审美取向说等，众说纷纭。

一、 批评期

1979年第4期）、张德鸿《对<李白与杜甫>中几个问题的管见)（《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79

年第3期）、匡扶《对（李白与杜甫>的几点疑义）（《文史哲》1980年第3期）诸文，则主要通过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杜诗的辨析，说明郭沫若“苛责杜甫”⑦如郭沫若分析杜甫《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二句说：“既认识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矛盾，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嗍’刘世南认为这样脱离时代的过高要求，就是典型的“苛求古人”③。臼上述论文注意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郭沫若在解说李白诗的时候，又特别地拔高其思想意义，最典型的是他对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之三“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的解释，说是李白“看到农民在湖边屯垦，便想到要更加扩大耕地面积” ⑧‘艄批评者认为是郭沫若穿凿附会，并非原义。伪因此，刘世南在其论文中指责郭沫若：“对李白曲意回护，对杜甫深文周纳”。这代表了当时批评者的相似观点。

关于《李白与杜甫》对李杜的评价，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从这两个唐代诗人的不同创作

方法上进行了分析，肖文苑、张殿臣、李保均、陈昌渠、刘夜烽、张式铭、张步云的论文都涉及了这一问题的讨论。多数论者都倾向认为，李杜二人，代表了不仅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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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中国诗歌史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准，由于创作方法不一样，因此，没有必要，也不能对他们作硬性的比较评判，分出优劣，他们用适合自己的创作方法，取得了古典诗歌的辉煌成就，他们的遗产，值得我们继承发扬，郭沫若贬低杜甫现实主义创作的积极意义，是不公正的。陈昌渠的文章虽然是与李保均争鸣的，但他们都认同李杜=人的不同创作方法，陈文则试图从历史上社会和读者更需要现实主义艺术作品的角度，来解释何以杜甫历来受褒扬多的原因。张式铭通过对从古至今李杜评价历史的考察后认为，历来关于李杜优劣的争论，“实质是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如何评价的问题”，之所以多扬杜抑李之论，是因为评论者习惯于用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去衡量李白的浪漫主义艺术作品，他表示非常同意郭沫若1962年写的《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中的观点：“最好把李白和杜甫的结合起来，李白和甫的结合，换一句话说也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宾主义的结合。”18刘夜烽则分析了李杜二人在各自擅场的体裁领域里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说明他们在创作手法上各有千秋，不能随意抑扬。

二、 沉寂期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一个研究动向，是在总结反思学界批评《李白与杜甫》的同

时，开始变换角度对此书进行审视，提出了新的思考与见解。

刘纳《重读<李白与杜甫>》把寻味的重点放在了郭沫若晚年写作此书的动机上，明确

提出此书“不是一本经得起推敲的著作，它缺少学术著作所要求的严谨与郑重”。“在‘人民性’的标准尺度和扬李抑杜的评价表层下面，隐然藏着作者不便明言的衷曲和异常微妙复杂的心绪”。通过重读，刘纳发现《李白与杜甫》研究李白、杜甫二人，重点不是他们的诗歌及其艺术成就，而是他们的“人生”，因此认为郭著是僧李杜在“总结人生”，其所思、所

忆、所悟，都在书中有脉络可寻。关于郭沫若厌恶杜甫的原因，刘纳也给出了与众不同的

解释，“与其说郭沫若厌恶杜甫，不如说他更厌恶道貌岸然的‘圣人君子’形象，不惜以很多难以使人宾服的夸张之辞去做逻辑颇奇的辩争，同时，他又不得不绕开厌恶杜甫的更真实因由，而将论争置于‘人民性’的尺度之下。”[28胡可先《论（李白与杜甫>的历史与政治内涵》从郭沫若写作出版《李白与杜甫）的历史和政治背景的考察人手，同样认为“《李白与杜甫》不完全是一部文学研究著作，可以说是一部政治著作，或一部历史著作”，胡文既不满前一阶段“挑刺”式的研究是一种“庸俗的批评”，又认为郭沫若过于紧跟政治形势以至影响其学术观点，是知识分子应该记取的教训。 129J

三、新阶段新发展

21世纪以来对《李白与杜甫》的研究，一方面承接20世纪末的研究而来，另一

方面又在学界回顾总结百年郭沫若研究历程及其得失的基础上，试图有所深入与拓展。因此，在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上，与第一阶段有所不同。与此同时，由于互联网使用日益普及，通过网络发表意见，越来越成为流行形式。近十年见于网络的关于郭沫若及其《李白与杜甫》的各种言论，不再局限于学者，各种社会身份的读者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体现出盲说者身份多元化的特点，有人根据这种情况划分出学院派和草根派，或者主流言论和民间言论。作这样的区分未必合理，但它揭示了网络给学术行为和话语方式带来的巨大改变，却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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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杜甫》写作动机和书的主旨成为近些年来人们热议不衰的话题。稍作

梳理，圭要有如下观点：政治迎合说、感情寄托说、人生总结说、人格解剖说、审美取向说。 此外，关于李杜评价问题，谢保成《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审视“李杜并称”和“扬杜抑李“两种文化思潮——兼论郭沫若的李杜研究》认为，从中国古代、近现代历史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发展演变过程看，关于李杜的评价问题，不是“扬杜抑李”与“扬李抑杜”的对峙，而是“李杜并称”和“扬杜抑李”的消长，认为《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性情和理智交融的产物，因此，该书主观上有感情寄托，客观上又具有不容抹杀的学术价值。N程凯华《郭沫若论李白与杜甫》认为，郭沫若“文革”中作《李白与杜甫》所表现出扬李抑杜倾向，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思想逆转”，有其复杂的原因，并不能代表他对杜甫的一贯评价。“文革”结束以后，他又回到了肯定杜甫及其诗歌的正确立场。【4

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以来，当人们联系“文革”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和郭

沫若的身世遭际思考作者写作《李白与杜甫》的动机与主旨时，开始对此书的纯学术性质产生了疑问，随着种种疑问的蔓延，研究者觉得郭沫若对李杜的评价，可能不是简单的学术标准与尺度的当与不当的问题，中间也许包含着作者某些隐晦曲折的情怀和寓意，迄今的诸“说”未必就是郭沫若写作动机的正解，但毫无疑问，这样开阔和深入的思孝，有利于深化和拓展《李白与杜甫》的研究，有利于人们对该书真实动机和主旨的全面认识，有利于研究者对该书价值与不足的准确评价。显然，这一进程远未完成。首先，《李白与杜甫》是不是学术著作，学界尚无一致的结论；其次，如果它不适合用学术著作的尺度来进行评价，又用什么标准和尺度来评价此书的得失，研究尚未涉及这一层面的问题；第三，关于此书的写作动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有利于人们开阔思路，但究竟接近真实的写作动机是什么，尚未提出得到学界信服的依据，中间既有对“文本”全面分析把握不够的问题，也有可资使用的“背景”材料不充分的问题；第四，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研究评价《李白与杜甫》，我们怎样看待该书本身的得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需要深入思考那些隐藏在文本中间及背后的种种“所以然”，作为我们的借鉴与启迪，应该更有现实意义。

[1]匡扶，对，《李白与杜甫》的几点疑义【J】．文史哲，1980(3)

[2]刘世南．对《李白与牡甫》的几点意见【J】．文史哲．1979(5)．蒋选雪．<

李白与杜甫）一书读后【J】．扬州大学学报．1980(2).

[3]郭沫若．《李白与杜甫》【M】．郭沫若全集-历史嫡44卷【M】，北京：人民

出版社，1982.

[4]张式铭．《关于李杜优劣论》【J】．湘潭大学学报，1981(3). [5]刘纳.《重读李白与杜甫》【J】，郭沫若学刊，1992(4).

[6]胡可先，论《李白与杜甫》的历史与政治内涵【J】，杜甫研究学刊，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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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萧涤非．关于《李白与牡甫》【J】．文史哲，197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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