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古典学与东方学的碰撞 - 古希腊“东方化革命”的现代想象

古典学与东方学的碰撞：古希腊“东方化革命”的现代想象1

李永斌

《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摘要：希腊“东方化革命”的概念最早于1990年由博德曼提出，伯克特的《东方化革命》一书使其广为人知。“东方化革命”的提出和影响的扩大其实是“东方化”和“东方化时代”这两个话题的延续和扩展。“东方化革命”本身不是一个纯粹历史性的概念，而是在历史的研究中混合了诸多想象的成分，实际上是对艺术史上“东方化时代”的扩大化理解，也是古典学与东方学、古典主义与东方主义在现代政治语境中碰撞的结果。

关键词：东方化时代；东方化革命；古典主义；东方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掀起了一股东方研究热潮。这股热潮在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中也有较为迅速的反应。有学者提出古希腊“东方化革命”的命题，认为公元前750年—前650年这一时期，埃及、利凡特、美索不达米亚等东方文明给予希腊文明革命性的影响，根本上改变并决定了希腊文明的基本面貌。本文通过对具体史料的分析和对“东方”、“东方化”、“东方化时代”以及“东方化革命”等一系列概念的考量，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希腊历史上的“东方化”，是确实发生过的历史现象，但是其范围主要局限在艺术领域；文学、宗教、文字、语言等领域有一定程度的“东方化”。但艺术上的“东方化”并没有引起希腊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因而“革命”无从谈起。“东方化革命”是对艺术史上“东方化时代”的扩大化理解，更深层次背景则是古典学与东方学、古典主义与东方主义在现代政治语境中碰撞的结果。

一、“东方化革命”的提出

希腊“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最早见于1990年，英国古代艺术史家和考古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希腊‘东方化时代’研究”（14BSS035）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重点项目“古代希腊与东方文明的交流及互动研究”（SZ201310028015）的阶段性成果。

1

学家约翰·博德曼（John Boardman）在《阿尔明那与历史》一文中使用了Orientalizing Revolution这一术语。他在该文中指出，“希腊物质文化的东方化始于公元前900年左右，开始是零星的工匠移民和物件的引入。希腊大陆上真正的东方化革命，是公元前8世纪的一种现象，由北叙利亚及其他地方——而非（通常认为的）腓尼基——之技术和产物的出现而产生，东方化革命影响广泛而深远。”1博德曼此文的主要目的是介绍关于阿尔明那考古发现的新成果，以此说明阿尔明那在东西交通中的地位高于腓尼基，顺便探讨阿尔明那这一交通要道在希腊物质文化的东方化革命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但他没有意识到“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会在此后的学术界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和争论，因此也没有对“东方化革命”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阐释。

真正使这一概念广为人知的是瑞士古典学家沃尔特·伯克特（Walter

2Burkert），他于1992修订自己的德文著作《希腊宗教与文学中的东方化时期》并

与玛格丽特·E·品德尔（Margaret E. Pinder）合作将该书译为英文时，直接采用了这一术语并将其作为英译本的书名，即《东方化革命：古风时代早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3实际上，英译本《东方化革命》是一部标题大胆、行文谨慎的作品，伯克特并没有在“东方化革命”这个概念上过多纠缠，主要还是以翔实的史料对具体文化事项加以细致考证——如迁移的工匠、东方传往西方的巫术和医学、阿卡德文学和早期希腊文学的关系等。在全书正文中，并没有提到“东方化革命”这一术语。只在导论与结语中简单地提了三句：导论最后一句介绍性地说，“希腊文明的形成期正是它经历东方化革命的时代”；4结语则总结式地说：“随着青铜浮雕、纺织品、印章和其他产品的输入，一幅完整的东方画卷展现在

1

John Boardman, “Al Mina and History”, Oxford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9, July, 1990, pp. 169-190.

2

Die orientalisierende Epoche in der griechischen Religion und Literatur，最初发表于《海德堡

科学院会刊》（Sitzungsberichte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1984年第1期。

3

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translated by Margaret E. Pinder and Walter Burker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伯克特在其英译本导论的注释中特别指出，Orientalizing Revolution这一术语最早出自博德曼1990年的著作。

4

Ibid, p. 8.

2

希腊人面前，希腊人在一个‘东方化革命’的过程中如饥似渴地对其加以吸收和改造。”1对于“东方化革命”本身的含义，伯克特也没有进行定义式的阐释，只在一般意义上说明了这样一个时期的变革在文化发展方面的意义，“文化不是一株孤立地从种子里长出的植物，而是一个伴随着实际需求和利益、在好奇心驱使下不断学习的过程。愿意从‘他者’、从奇异的和外来的事物中获取养分，尤能促进文化发展；像东方化革命时期这样的变革阶段恰恰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机遇，‘希腊奇迹’不仅是独特天赋所产生的结果，还在于希腊人在西方民族中最靠近东方这一简单的事实。”2以上几处引文都不见于德文原文，而是在修订和英译过程中添加的内容，伯克特本人也没有就此展开论述。3换言之，作者由于自己在书中所列举的希腊人大量文化借用的事实而认为“革命”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了。

尽管伯克特没有对“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进行论述，但还是引起了巨大反响。41994年，卡罗尔·G·托马斯（Carol G. Thomas）在《美国历史评论》发表关于《东方化革命》的书评。她充分肯定了伯克特严谨、出色的研究，认为伯克特“在没有否认自身天赋作用的同时，展示了这样一种希腊奇迹是在其他文明广泛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事实。尽管我们对他所认为是从其他文化借用来的某些特定实例仍然存疑，但是在伯克特修订自己德文版作品的严谨学术活动中，他已经在自己创建的体系中为我们建构了一座桥梁，使我们得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这一

1

Ibid, p. 128.

23

Ibid, p. 129.

与英文版相比，德文版的导论没有最后两段，德文版也没有结语，英文版的结语将德文版

第三章第七节最后段落单列出来，扩展成一个两页的结语，因此，德文版的最后一句与英文版的最后一句相同（Hellas ist nicht Hesperien= Hellas is not Hesperia=希腊并非“西方之国”）。 见Walter Burkter, Die orientalisierende Epoche in der griechischen Religion und Literatur, Sitzungsberichte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Bericht; Jg. 1984.1, pp. 7-14, pp.114-118.

4

实际上，该书的德文版就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见Günter Neumann, “Die

orientalisierende Epoche in der griechischen Religion und Literatur by Walter Burkert ”(Review),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98. Bd., 2. H. (1985), pp. 304-306; P. Walcot, “Die orientalisierende Epoche in der griechischen Religion und Literatur by Walter Burkert” (Review) , The Classical Review, New Series, Vol. 36, No. 1 (1986), p. 151; M. L. West, “Die

orientalisierende Epoche in der griechischen Religion und Literatur by W. Burkert”(Review),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106, (1986), pp. 233-234.

3

1

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托马斯看到了伯克特刻意强调希腊文明的东方背景，

突出了希腊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全面吸收与改造，意欲凸显希腊文明自身的优越性与包容力。同年7月，萨拉·门德尔（Sara Mandell）也发表了一篇书评，认为《东方化革命》是论述希波战争之前东方世界和西方希腊文化交互作用的作品之一，这些作品还限于较小范围，但是正在迅速增长。2她同样着眼于伯克特对不同文化间相互影响的研究，而没有强调“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

1996年，马丁·伯纳尔写了关于《东方化革命》的长篇书评，他认为这部作品的内容“比其中庸的标题所展示的要更为激进”。3伯纳尔认为，伯克特极力主张东方对希腊的影响主要来自利凡特和美索不达米亚，而非安纳托利亚，并且这种影响不仅仅像一些保守正统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限于艺术风格和字母。伯纳尔以其《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4中的激进观点而著名，他自己的风格本身就是“标题新奇、观点激进”，在《黑色雅典娜》招致尖锐批评，自己与学术界同行进行激烈辩论之时，不免有在伯克特这里找到知音之感。因为实际上，伯纳尔是以自己的后殖民主义话语体系来考量伯克特的论述，他的体大精深的《黑色雅典娜》在古典文明研究领域确有创新之功，其基本观点与伯克特的“革命”是同气相求的。

当然，伯克特与伯纳尔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他认为文明的发展并非遵循简

1

Carol G. Thomas,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by Walter Burkert; Margaret E. Pinder”(Revie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9, No. 1 (Feb., 1994), pp. 202-203.

2

Sara Mandell,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by Walter Burkert”(Review), The Classical World, Vol. 87, No. 6 (Jul. - Aug., 1994), p. 517

3

Martin Bernal, “Burkert's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by Walter Burkert; Margaret E.

Pinder”(Review), Arion, Third Series, Vol. 4, No. 2 (Fall, 1996), pp. 137-147. 笔者前文的意见“标题大胆、行文谨慎”与马丁·伯纳尔的观点正好相反。对《东方化革命》一书风格的界定，正是理解学术界对“东方化革命”这一术语特性界定之关键所在，下文将详加论述。

4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 I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Vol. II The 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Vol. III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2006.

4

单线性的因果论路线，多种文明间的交往是一种互动推进式的开放演进，单纯考察文明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关注其内部与外部的互动与交流，因此他倾向于强调希腊文明产生时期的希腊社会本身，而将东方的影响作为背景来看待，因此将“东方化革命”的时间限定在公元前8世纪到前7世纪，范畴限定在具体文化事项方面。而伯纳尔并不同意这一点，他在另一部作品中批驳伯克特道，“这个世纪或者其他任何世纪，都没发生过东方化革命”1。当然，他的真实观点并不是否定“东方化”的存在，而是认为希腊一直处在东方化过程之中而非只经历了有限的一段革命。他的理由是：没有任何一个阶段存在一个“纯正的”希腊，正如任何一个阶段都不存在“纯正的”利凡特或“纯正的”埃及一样。任何试图标明闪米特和埃及对本土希腊影响的起始时间的努力都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标明希腊对罗马的影响一样。希腊化或希腊本身不可能锁定在任何一个特定的阶段与空间之内——只可能将其视为一种风格或模式的延续，在这种模式下，希腊本土文化的发展与外来文化的介入相互交织或混杂在一起。

然而，“东方化革命”在西方学术界热烈讨论了二十来年，却没有任何一位西方学者对这一概念有过完整清晰的界定。究其原因，多半是因为参与讨论的学者长于史实推考而不擅理论概括，似乎认为只要列出有限的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史料证据，便能自然而然地对这场“东方化革命”予以足够的证明，而无需再做定性分析。

“东方化革命”正是一个以现代术语来表述古希腊社会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概念。虽然现代西方学者没有对希腊“东方化革命”的概念进行系统阐释，但博德曼、伯纳尔、伯克特等人从史料的角度进行具体考证，说明东方对西方的影响，萨义德等人则从另一角度，即以批评东方主义，重新认识东方来揭示历史上东方的影响和地位。我们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概括出“东方化革命”的基本内涵——大约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650年，埃及、利凡特、美索不达米亚等东方文明给予希腊文明革命性的影响，根本上改变并决定了希腊文明的基本面貌。

“东方化革命”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其提出和影响的扩大其实是“东方化”（Orientalizing）和“东方化时代”（The Orientalizing Period）这两个话题的延续和扩展。

1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Writes Back: Martin Bernal Responds to His Critics, p. 317.

5

“东方化”这一词被用作指代古希腊艺术的一种风格始于维也纳大学古典学教授亚历山大·孔兹（Alexander Conze）。他于1870年在《早期希腊艺术史》中提出这一说法，认为“东方化”这一术语可以用来说明19世纪前半期在意大利埃特鲁里亚墓冢中发现的瓶画风格。东方化风格瓶画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早期那种与原型物件没有关系的几何风格，考古学家这些年在意大利中部以及1845年以来在亚述发现，即花卉旋纹和狂野的动物以及奇幻的怪物，都被认为是来自东方，尤其是埃及的表达。这类东方化风格同样出现在希腊艺术中，尽管至19世纪中期在希腊只出现了少数考古证据。1自此以后，学术界对希腊艺术中东方因素的关注越来越密切。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考古实物证据表明，古希腊文明中来自东方的因素不仅限于艺术领域。

1980年，英国学者奥斯温?默里（Oswyn Murray）在孔兹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东方化时代”（The Orientalizing Period）这一术语，他的《早期希腊》

2

第六章即以“东方化时代”为章名3。默里借用了这个艺术史概念并且将其应用

到整体希腊社会的研究。他通过考察希腊语借用的闪米特词汇的数量，尤其是在物质文化领域，例如陶器的形状、称呼服装的语汇、渔业和航海业的术语等，确认了希腊和腓尼基之间接触的密切。默里认为，“与近东的接触，给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650年那一个世纪的希腊社会带来了大量的变化。??不过，这种传播发生的路径，以及它对希腊接受者的影响，最好通过对三个领域——艺术、宗

1

Conze, A. Zur Geschichte der Anf?nge Griechischer Kunst. Vienna,1870，转引自Corinna Riva and Nicholas C. Vella, Eds., Debating orientalization: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change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London · Oakville: Equinox Publishing Ltd, 2006, p. 4.

2

Oswyn Murray , Early Greece, Brighton : Harvester Press, 1980. 此书第一版还有Glasgow:

Fonnata Perss、Atlantic Highlands, N.J. : Humanities Press等版本，另有1982年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重印本。1993年，作者作了较多修订后出版第二版（London : Fontana Press），根据第二版翻译的中译本见：奥斯温?默里著，晏绍祥译：《早期希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3

默里在1993年第二版序言中确认是他自己首次提出“东方化时代”这一术语，“有些章节

变动很小??因为其基本结论似乎仍值得保留，而随后的研究已经从这里开始。我对其中的两章感到特别自豪??第六章即‘东方化时代’，如今已经作为一个重要时期得到认可。首次借用了这个艺术史概念并且将其应用到作为整体的社会，正是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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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和文学——的研究来探讨。”1作者也正是凭借自己所掌握丰富的一手考古资料，在这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默里提出“东方化时代”这一术语之后，西方古典学界的注意力开始逐步集中到东方化论题之上。1987年，马丁·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甫一面世便引起激烈争论，激发了学界对希腊文明中的东方因素的研究热情，相继发表了相关著述。

美国古典考古学家萨拉·莫里斯（Sarah Morris）在1992年出版的《代达洛斯与希腊艺术的起源》中提出，从青铜时代直至古风时代，东部地中海世界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其内部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常态，而希腊也是这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在公元前1100年之后并没有终止和东方的联系。2

1997年，英国古典学家韦斯特的《面向东方的赫利孔：希腊诗歌和神话中的西亚元素》面世，作者考察了爱琴地区与东方的来往和交流，系统阐述了西亚文化对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早期希腊文化的影响。他认为，“在事实的冲击下，读者应该放弃、或至少大大减少对于早期希腊文化独立性所保有的任何幻想。我们不能把“近东”的影响贬低为边缘现象，只是在解释孤立的不正常现象时才偶尔援引。它在许多层面、在绝大多数时期都无处不在。”3

1998年，考古学家塔马斯·德兹索（Tamás Dezs?）在《不列颠考古报告》发表单行本长篇论文《公元前9—前7世纪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头盔传统中的东方影响：东方化的模式》，4他将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头盔传统中的东方影响分为四个层次：直接引入、对东方模式的模仿和形式上的重新解释、对东方模式的模仿和材料上的重新解释、塞浦路斯和希腊的头盔受到东方的启发。通过对具体文

1

奥斯温?默里著，晏绍祥译：《早期希腊》，第74-75页。

2

Sarah Morris, Daidalos and the Origins of Greek 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她在《荷马与“近东”》一文中也概括了希腊和东方的密切联系，见“Homer and the Near East”, in Ian Morris and Barry Powell eds., A New Companion to Homer, Mnemosyne, Suppl. 163, Leiden, E. J. Brill, 1997, pp. 599-623.

3

M. L. West, The East Face of Helikon: West Asiatic Elements in Greek Poetry and Myth, Oxford: Tamás Dezs?, “Oriental Influence in the Aegean and Eastern Mediterranean Helmet Tradi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60.

4

in the 9t h-7th Centuries B.C.: The Patterns of Orientalization”, BAR Internationl Series, 691,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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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事项的专题研究，德兹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影响的个案研究样本。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将“东方化革命”的命题纳入希腊与东方文明交流的研究框架下，形成了“东方化—东方化时代—东方化革命”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的基础就是“东方”以及东方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影响，因此，要理解和辨析“东方化革命”，前提是对“东方”、“东方化”以及“革命”等基本概念的考量。

二、“东方化”的史实基础

许多现代语源学研究者将“东方”、“西方”两个词的词源上溯到腓尼基人传说中的卡德摩斯（Kadmos）和欧罗巴（Europa）甚至更为久远，1不过古代希腊人尚无“东方”的概念和意识。2我们在论及这一主题时所使用的“西方”与“东方”（West and East）、“欧洲”与“亚洲”（Europe and Asia）、“希腊”与“东方”（Greece and Orient）这些二元对立概念都是现代的术语。尽管这些术语本身是现代性的，不过所指称的事项却是历史的具体存在。

探讨这些概念首先要解决一个基本问题：“东方”究竟是一个地域的还是文化的范畴，或者其他方面的范畴。关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学者倾向于将“西方”与“东方”和“欧洲”与“亚洲”看做两对同等概念，即东西方地缘文化的区分与欧亚大陆的自然分界线是重合的——从爱琴海到黑海，中间是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3部分希腊人居住的土耳其西海岸和沿岸岛屿被称为“东希腊”，在传统上属于“西方”或“欧洲”的范畴。然而这种地域的划分并不能准确表述文化或观念上的区别。一些学者甚至声称，“东方”是一个想

1

关于这两个词的词源解释及争论，参见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p. 153, note 3.

2

东西方对立的概念始见于罗马帝国时期，后被基督教拉丁文学采纳。直到十字军东征的时

代，“东方”（Orient）才作为概念和术语，实际进入西方语言中。见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p.1; p. 153, note 2.

3

Ann C. Gunter, Greek Art and The Ori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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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地域，1或者“东方”在地域上是不存在的。2本文认为，地域上的“东方”概念是探讨其他范畴“东方”之基础，因此需要有较为明确的界定。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地域上的“东方”也有不同的范围，本文大致以欧亚大陆的自然分界线作为地域上的西方与东方分界线。以此为基础，在涉及其他范畴的“东方”概念时进一步加以界定和阐述。

从希腊人的认知角度来说，尽管他们尚无“东方”的概念，但是文化认同范畴的“东方”在古典希腊时期已经出现了。波斯的入侵使得希腊人产生了一种联想，开始把波斯人和希腊人传说中的敌人联系起来，把他们一概视为来自亚细亚、对希腊产生巨大威胁的宿敌，因而也是对立于希腊方式的典型蛮族。正如默里所说，希波战争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但也终结了一个旧时代。希腊文化已经从东西方富有成果的交流中被创造出来。东方对抗西方，专制对抗自由，希波战争中创造的这种二元对立，在整个世界历史中回响。3希腊和波斯的对立与冲突从根本上改变了希腊文化的特性，希腊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特性。因此，从文化和民族认同的角度来说，“希腊”与“东方”的对立实际上是希腊人关于“他者”的一种认识范畴，这一范畴中的“东方”可以泛指在文化方面与希腊人有一定联系但是又相区别的其他民族及其文化。

古典主义学者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特定的地域或民族，而是人类知识的一部分，4故而我们在这里探讨的“东方”不仅是一个地域和文化的范畴，而是建立在地域、文化和民族基础上的综合研究领域。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东方化”的界定。论及“东方化”时，必须考虑何种程度的性质或状态改变能够称之为“化”，还要考虑到“化”的过程、结果和状态。正如珀塞尔所诘问的：“东方化”是否包括了关于程度和完整性的判断？是否意味着一个稳定但不断改变的时期，或者是完全的改变？换句话说，如果“东方化”

1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1978, pp. 41-52.

2

Nicholas Purcell, “Orientalizing: Five Historical Questions”, Corinna Riva and Nicholas C.

Vella, eds., Debating orientalization: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change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p. 25.

34

奥斯温?默里著，晏绍祥译：《早期希腊》，第290-291页。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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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过程，是否意味着结果就“东方化”了？若不是，为什么不是？1早在1973年，博德曼就以黑格尔关于东方和西方“精神”对立的模式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东方化”是希腊人主动地、有自主意识地转变他们所接受的知识，还是被动地、因袭陈规地接受来自东方的产品？2

直到伯克特的时代，严谨的西方学者仍然侧重于从具体文化事项入手进行分析，拒绝在没有确凿证据之时贸然建构文明互动与交流的模式。伯克特在《东方化革命》前言中就明确表示：“我有意侧重于提供证据，证明希腊与东方文化有相似之处，以及证明希腊可能采纳了东方文化。某些时候，当材料本身不能提供文化迁移的可靠证据时，确认文化间的相似也将是有价值的，因为这能使希腊和东方的文化现象摆脱孤立，为比较研究搭建了一个平台。”3而我们能够据以为证的主要是艺术、宗教和文学领域的比较研究。

在古风时代早期希腊艺术的“东方化”过程中，腓尼基人扮演着先驱的作用，尽管他们在艺术层面只是中转和媒介的角色。4亚述帝国和埃及的艺术被认为是希腊艺术最重要的原型。5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在东方对希腊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有特殊地位；罗德岛在公元前8世纪时也十分重要；所有在公元前8世纪兴盛起来的重要朝拜地，如提洛岛、德尔斐，尤其是奥林匹亚，都发掘出了数量可观的东方工艺品；紧邻厄瑞特里亚的雅典也值得特别关注。6

希腊艺术中的东方因素首先体现在手工产品方面，最早的无疑是金属制品。从公元前9世纪后期起，克里特的腓尼基金属匠人已经开始生产锻造的青铜器物用于献祭，考古学家在伊达山的山洞中、奥林匹亚、多铎纳和伊达拉里亚地区都发现了他们的产品。同时腓尼基的金匠正在克诺索斯工作，可能也在雅典工作。腓尼基的青铜碗和银碗普遍被作为贵重物品交易，不仅在塞浦路斯，而且雅典、

1

Nicholas Purcell, “Orientlizing: Five Historical Questions”, p. 26.

234

John Boardman, Greek Ar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3, p. 19. 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p. 8.

Glenn Markoe, “The Emergence of Orientalizing in Greek Art: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nterchange between Greeks and Phoenicians in the Eigh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B. C.”,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No. 301(Feb., 1996), pp. 47-67; Ann C. Gunter, Greek Art and The Orient, p.65.

56

Ann C. Gunter, Greek Art and The Orient, p.66.

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p. 19.

10

奥林匹亚、德尔斐，甚至意大利南部的普勒尼斯特、伊达拉里亚等地都发现了这样的碗。上述地区发现的碗中至少有三个刻有阿拉米—腓尼基（Aramaic-Phoenician）铭文，一只法拉里（Falerri）出土的碗上还刻着楔形文字。

1

“东方化”最为显著的是陶器。默里认为，陶器的东方化风格首先于公元前

725年左右出现于原始科林斯陶器上，稍晚出现的雅典陶器也具有同样的倾向。

2

不过现在已经有学者确认其时间更早，几何陶后期即公元前750年左右，东方

艺术的影响逐渐清晰起来。这一点在底比隆画家和他的工作室里装饰花瓶的动物

3图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装饰对我们关于东方化主题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不仅在于他们对动物形象的描述，而且在于他们包含了特殊的主题：正在捕食的猫科动物，经常以正在攻击其猎物的姿态呈现。4这些动物中最常见的就是狮子，不管是单独出现还是出现在捕食场景中的狮子，都在阿提卡陶瓶中能够看到。

5

然而对希腊人来说，狮子和豹子同斯芬克斯、塞壬、戈尔工以及其他有翼的怪

物一样神奇。已经有学者精确地指出了这些动物模型的来源，例如，从形态上说，狮子首先是赫梯的，后来是亚述的。6

还有一些在希腊发掘出来的东方艺术品也值得注意。象牙雕刻毫无疑问是来自东方，虽然这种技艺后来被希腊人采用。公元前7世纪出现的鸵鸟蛋和来自红海的砗磲贝壳也是如此。珠宝则更常见，如各式金饰、彩陶珠以及玻璃珠，荷马史诗中所提到的赫拉的三串桑椹状耳饰当属此类。宝石、印章的使用和传播更有力地证明了与东方的联系。伊斯基亚岛（Ischia）发掘出了近百枚叙利亚—西利西亚的印章。莱夫坎迪的陵墓中发现了叙利亚和埃及风格的类似护身符的饰品——葬于厄瑞特里亚英雄祠（Eretria Heroon）的王子佩戴着一枚镶嵌在黄金上的圣甲虫形护身符。此外，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圆柱形印章在希腊的萨摩斯、提洛岛

1

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p. 19.

234

奥斯温?默里著，晏绍祥译：《早期希腊》，第77页。

Glenn Markoe, “The Emergence of Orientalizing in Greek Art”, p. 47.

Schweitzer, B. Greek Geometric Art. Trans. by P. Usborne and C. Usborne, London: Phaidon, Glenn Markoe, “The Emergence of Orientalizing in Greek Art”, p. 47. 奥斯温?默里著，晏绍祥译：《早期希腊》，第77页。

11

1971, pp. 186-200.

56

和奥林匹亚都有出土。1

希腊艺术的“东方化”，不仅是商人将东方的货物辗转贩卖到希腊，使得东方的产品在希腊出现，而且还有来自东方的工匠直接向希腊人传授技术，同时，希腊人也直接向对方学习。对此的直接证明就是希腊人在制造中吸取了种种新的技术性工艺，这不是简单地通过购买成品就能做到的。希腊手工业者们旅行到了靠近东方的某些地区，并在贸易据点建立起作坊。在那里，他们可能方便地见到东方的工人。艺术家的这类迁移从他们自己制造的物品中可以发现一部分，但主要是以专业的制作工艺传播到希腊作为假设前提，因为那些技术只能通过直接接触才能学到。金丝细工饰品和粒化技术、宝石的切割、象牙雕刻、赤陶模的使用和青铜的失蜡铸造法等，都是这类技术的例证。2这些技术都不是彼此进行远距离的接触能够学到的，而是至少有一段学徒过程，其间彼此曾密切合作，交流过种种细节问题。并且，工匠因有一技之长，与定居的农民和拥有土地的贵族截然不同，其流动性有着现实的基础，这就为希腊手工艺者或者艺术家与东方的学习和交流提供了条件。

当然，我们还需要注意希腊人对东方艺术的改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再创造。面对各种外来模式，希腊工匠的反应是改造多于模仿。3浅层次的改造体现在技术层面，如东方失蜡铸造技术中的蜡芯以沥青为芯被改成了以树脂和麸糠作芯。

4

更多改造过程则在对近东图像主题的转换中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到。例如，东方

主题的牛或牛犊，在希腊的环境中则转换成马和马驹。同样，阿提卡艺术家借用了近东复合生物的观念，但是随即创造了希腊特有的风格。同样的借用和改造也体现在希腊艺术家对东方生命之树的描绘，将其以本土的几何陶形式展现出来。

5

这一改造过程还体现在对某些特殊主题的选择性借用，如围绕一个中心主题相

1

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p. 19; pp. 162-163. note 2-8.

2

John Boardman, The Greeks Overseas: Their Early Colonies and Trade, 2nd edition, London: John Boardman, The Greeks Overseas, p. 78, 81; Benson, J. L., “On Early Protocorinthian

Thames & Hudson Ltd, 1980, p. 71.

3

Workshop and the Sources of its Motifs”, Babesch: Bulletin An-ticke Beschaving, vol. 61 (1986): 13-14.

45

John Boardman, The Greeks Overseas, 1980, p. 57.

Coldstream, J. N., Greek Geometric Pottery: A Survey of Ten Local Styles and Their Chronology,

London: Methuen, 1968, p. 67, note 2.

12

对立的群组图像，是典型的东方风格，但是在阿提卡的后期几何艺术家那里，变成一种独特的风格——一位马夫被群马所包围，群马按两级或三角排列，然而又有两个人坐在中间的凳子或石块上面，这又是典型的本土风格，很少发现有近东的原型。1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东方原型的出现和影响主要体现在排列的顺序或形式结构方面，而在场景的风格和具体图像方面的影响则少得多。正如默里所说，希腊艺术从来不是东方的派生物，借鉴和采纳都是创造性的。正是几何陶的叙述与东方自然主义的结合，让希腊的艺术，因此也是西方的艺术，具有了它独特的风格。

在艺术领域以外，学者们研究得较多的是文学和神话方面的“东方化”。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作品与东方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荷马史诗虽于古风时代才最终成书，不过口头传颂已经有了数个世纪，在其传颂过程中，无疑吸收了多种文明元素。自古以来就有学者将荷马史诗与希伯来圣经相比较——二者都是在以宗教和语言为基础形成的社会单元中传播的历史、神学和叙述传统；二者在悲情主题（如以女儿献祭）、诗歌技巧（如明喻修辞）、宗教范式（如发誓与诅咒）等方面都有诸多共同之处。2布鲁斯·卢登在《荷马的<奥德赛>与近东》一书中通过对《奥德赛》与《创世记》、《出埃及记》等近东文本的比较，得出结论：《奥德赛》融合了多种不同的神话传统，所有这些传统都能在近东找到对应物。尽管从近东内部来说，这些神话或传说又分属于不同地区，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乌加里特等地，但大量故事都集中在旧约圣经中。3默里认为，赫西俄德的《神谱》，其核心组织原则是“继承神话”，其结构和许多细节都与东方的继承神话严密对应。赫西俄德的《劳作与时令》，虽然其中详尽的建议完全是希腊式的，但该诗篇的总体设想让人想起东方著名的智慧文字，核心神话的某些部分与东方类似。4伯克特也对希腊的宇宙神话与赫梯的库马比神话进行了比较，他还比较了

1

Glenn Markoe, “The Emergence of Orientalizing in Greek Art”, p. 49.

23

Sarah Morris, “Homer and the Near East”, p. 599.

Bruce Louden, Homer’s Odyssey and the Near E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奥斯温?默里著，晏绍祥译：《早期希腊》，第80—83页。

13

2011, p. 314.

4

希腊神话传说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赫拉克勒斯形象与诸多近东神话的相似之处。1荷马颂歌与赫西俄德作品中的很多故事也被证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有着很多对应关系。2奥林帕斯12主神中，狄奥尼索斯、阿芙洛狄忒、阿波罗、阿尔忒弥斯都已证明与东方有着密切的联系。3关于其他希腊文学作品，包括其他史诗、抒情诗、寓言，尤其是涉及神话传说的作品，都有学者从不同角度与东方传统进行了比较研究。4

三、“东方化革命”的想象

但是，“东方化革命”研究面临一个核心问题：如何证明这些相似性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影响，而不是按照自身的规则独立发展起来的。当然，学者们可以根据地理空间上的相互连接、年代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做出一些推论。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视希腊文学所具有的希腊本土性特征。荷马史诗的英雄传统是希腊社会的独特产物，其中人神同性的自由神学，体现的是希腊人独特的人文伦理观。5尽管赫西俄德借鉴了外来的模式，但他的思想有自己内在的逻辑，在希腊人的背景下，有它自己的关键之处。他对社会的关注如何让他通过创造世代的观念将神灵的世界和人类世界联系起来，并从神灵那里派生出抽象的政治概念，这种思想模

1

Walter Burkert, “Oriental and Greek Mythology: The Meeting of Parallels”, in Interpretations of Greek Mythology, ed. by Jan Bremmer,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10-40.

2

Charles Penglase, Greek myths and Mesopotamia: Parallels and Influence in the Homeric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Vol. III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pp. 453-464.

除了伯克特的《东方化革命》和韦斯特的《面向东方的赫利孔》以外，主要作品还有：

Hymns and Hesio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 64-165.

34

Finkelberg, M., “The Cypria, the Iliad, and the problem of multiformity in oral and written tradition,”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95 (2000): pp.1-11; Bollinger, R. “The ancient Greeks and the impact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Textual evidenc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750-650BC),” in Mythology and Mythologies: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 Intercultural Influences (Melammu Symposia II), ed. by Whiting, R. M., Helsinki: The Neo-Assyrian, 2001, pp. 233-264; Haubold, J., “Greek epic: a Near Eastern Genre?”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vol. 48 (2001), pp. 1-19; Carolina López-Ruiz: When the Gods Were Born :Greek Cosmogonies and the Near East,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等。

5

Sarah Morris, “Homer and the Near East”, p. 599.

14

型在东方并无对应。1

神灵起源的问题更为复杂，尽管某些希腊神灵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确受到东方的影响，但是其源头显然并不只是唯一的，并且在最终成型之时，已经完成了对其他文明元素的吸收和改造，所彰显的主要是希腊特性了。以阿波罗为例，阿波罗显然是一个起源于希腊以外的神灵。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论证了阿波罗神名起源于北方，其神职主体起源于亚洲，这两种外来文化元素在传播和融合的过程中也吸收了希腊原住民族的某些崇拜成分。在人们对阿波罗崇拜的某一发展阶段，还吸纳了许多不同宗教元素和小的神祇，这些众多宗教元素和小神祇逐渐汇聚到“阿波罗”的名称之下。2关于这些汇聚到“阿波罗”名称之下的宗教元素和小神祇的具体情况，我们至少可以明确知道有三种成分：一种西北多利斯希腊（Dorian-northwest Greek）成分，一种克里特米诺斯（Cretan-Minoan）成分，一种叙利亚赫梯（Syro-Hittite）成分。3然而，希腊古风时代以来的艺术中，以阿波罗为原型的雕塑艺术形象的发展一直远胜过其他神祇，这种发展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勒洛斯的阿波罗神庙铸成那些青铜塑像之时（约公元前750年）。这些阿波罗塑像一般都是以年轻人形象出现，随着希腊艺术的不断成熟，这种形象逐渐上升到理想高度，经过后来的进一步净化和提升，这种理想明显具有神圣性，赋予希腊文化一种特殊的气质，而代表这种文化的神就是阿波罗。甚至有学者说，“阿波罗是希腊精神的具体体现。一切使希腊人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特别是使之与周围野蛮民族相区别的东西——各种各样的美，无论是艺术、音乐、诗歌还是年轻、明智、节制——统统汇聚在阿波罗身上。”4同样，其他与东方有着密切关系的神灵，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逐渐融合了多种文明元素，最终形成了希腊人所特有的奥林帕斯神系及与其崇拜相应的宗教。

还有一个领域是文字和语言。希腊文字的基础是腓尼基字母，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希腊字母的形状是对腓尼基字母的改写；两种字母表的顺序基本一致，

1

奥斯温?默里著，晏绍祥译：《早期希腊》，第84页。

2

李永斌，郭小凌：《阿波罗崇拜的起源及传播路线》，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79

页。

3

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Archaic and Classical, translated by John Raffan, Oxford: Basil W. K. C. Guthrie, The Greeks and Their Gods, New York: Beacon PR Ltd., 1985, p. 73.

15

Blackwell, 1985, p. 144.

4

是“精神”发展上一个主要的时期，加之印度人并非能够有所行动的“个体”，印度文化的分布只是一种无声无息的扩张，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的行动。印度人民从来没有向外去征服别人而是自己常常为人家所征服。概而言之，“亚细亚帝国屈从于欧洲人便是其必然的命运”。1紧跟黑格尔论调的是琼斯、穆勒、沃德、马克思等人，他们笔下“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的东方世界，充塞着浓烈的“东方主义”色彩。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发生了剧烈变化，多数原殖民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斗争之后获得了独立，但是他们后来发现自己并没有最终摆脱殖民统治。西方国家，特别是前殖民统治国家，继续以种种方式对独立的国家进行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出版。萨义德指出，西方世界对东方人民和文化有一种微妙却非常持久的偏见，并决意以人文主义批评去开拓斗争领域，引入一种长期而连续的思考和分析，以期打破这一偏见，为东方正名。2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话语体系，通过对东方和东方人进行整体化、类型化、本质化和符码化，形成关于东方的集体观念、专业权威、话语体系和社会体制。其实它是一种想象视野和过滤框架，是对东方的“妖魔化”和“东方化”，是西方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和意识形态。3以《东方主义》的出版和对该书的讨论为契机，学术界出现了东方研究的热潮。

带有浓厚孤立倾向的古典主义和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东方主义的合流，也曾在在西方学术领域引起质疑。19世纪的几大重要发现，4使得西方部分研究者找到了克服古典主义和东方主义话语体系内在缺陷的重要工具，得以重新认识“东方”以及东方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影响。“东方化—东方化时代—东方化革命”这一话语体系正是这种重新认识过程的具体体现之一。这种重新认识自19世纪末开始，在20世纪晚期的后殖民主义时期由涓涓细流成为学术潮流，反映了西方

1

同上，第141页。

234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preface, xviii. Ibid, p. 3.

伯克特认为这些发现一是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破译让近东文明和埃及文明重新浮现，二

是迈锡尼文明的发掘，三是对古风时期希腊艺术发展中东方化阶段的确认。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p. 2.

21

学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自我反思与自发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化革命的提出具有合理的、积极的意义。伯克特是这一倾向在当代的代表人物，他的《东方化革命》，目的就是正本清源，抛弃传统观念：“窃望拙著能充当一名打破藩篱的使者，将古典学家的注意力引导到他们一直太少关注的领域，并使这些研究领域更易接近，甚至非专业人士也能理解。或许它也能激励东方学者（他们几乎同古典学家一样有孤立的倾向）继续保持或重新恢复与相邻研究领域的联系。”1

然而，澄清希腊与东方的联系程度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黄洋教授正确指出，希腊和东方世界的联系仍然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研究领域，更为充分的研究极有可能进一步修正我们对于早期希腊历史的认识，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艰深的研究领域，不仅需要掌握古代希腊文献，而且还要有比较语文学的训练，掌握古代西亚和埃及的文献以及多种语言之余，也要对考古材料有着充分的了解，目前只有少数学者有条件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 虽然他的告诫对象是中国学者，但是笔者认为，这也同样适用于西方学者，适用于所有正在或者将要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

2

1

Ibid, p. 8.

2

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第191—192页。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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