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后感

常怀生命之感

今日阅读了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著作中的许多部分都对我有所触动，引我思考。思考数日，觉得最为受益的便是：生命之感。

生命之感，在贾老师讲解中国哲学，讲解梁漱溟先生的哲学过程中，有过多次的介绍。同时，生命之感在我个人的生活学习过程中也有过体验。生命之感是由生命个体体验到的，倘若进行概括定义，恐怕就会改变本意。但为明确生命之感，我将自己认为的生命之感描述一下。生命之感，主体自然是人。感，感触，真情实感。感的对象既可以是本体，也可以是源于本体的万物。故生命之感即人对万物及本体的真情实感。但是这里的真情实感必须加以界定说明。生命之感并非单纯的人受外界刺激而产生的情绪变化。感，必须与生命联系起来，生命之感应是人对万物的最真实流畅的回应。如果一定要对这种回应有个概括，勉强称之为生命直觉的情感（此处直觉非生物学之直觉），也可以说是儒家讲的“性”。

生命之感是人所固有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孟子所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皆是生命之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说明这一点。但生命之感并非本能。

生命之感表现在人对所感对象的态度或方法上。人对所感对象的态度方法有两种：一为直觉感应，一为理智认知。真正的生命之感是同所感对象的共鸣，既是对所感对象的生命直觉之感，也是对人的生命存在状态的开显。这并无主客之分。但是一旦带着认知的态度或者功利的思想，那就不再是流畅真实的生命之感，而是死板的主客二分的物我关系。孔子因宰我认为服丧期间食稻衣锦可心安，而叹“宰我不仁”。“不仁”即为无生命之感，这全因宰我“情感薄直觉弱”，不能通达一体性。宋代朱熹的话“存天理，灭人欲”便是对人与所感对象关系，人对所感对象的态度做了很好的阐释。“天理”即中国哲学之本体，本体是人生命开显的最完满阶段，是生命之感不断累积发展的最终结果。“‘人欲’即私心之欲，它不一定是声名利的欲望之类，更是理智的一切打量，计较，安排，不由直觉去随感而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因而“存天理，灭人欲”是要让人回到直觉下的绝然一体性状态，而不是理智下的主客分离状态。

生命之感之所以不能运用理智，而需借助直觉，是因为倘若用理智去判断，形容，对比等，就是将所感之物对象化；而直觉是把所感之物纳入自己的生命中来，与所感对象产生共鸣。借助这样直觉的生命之感，可以将人与所感对象的关系极大松动，使人的生命拥有无限之开显，进而获得生存的真正自由。而在理智思考下的物我关系，只

是死板的工具化对象化的关系，一切可能的开显状态，都被一个固定概念封死。在这种狭隘的生存视野，生存状态下，人类的危险性也是很明显的了。因而常怀生命之感，算是很重要的事情。

常怀生命之感应是通达形而上学最高本体，到达“圣人”最基本的道路。《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率性：遵循人的本性，即遵从人的生命之感。人的绝然一体性就应该是基于生命之感的。不能做到常怀生命之感，那么就不可能证得本体，达到至善。

因怀生命之感以至至善，达本体，孔子与释迦牟尼可谓典范。孔子固然是随感而应，“喜怒哀乐皆发而中节”，但我认为孔子的人生态度或者情感倾向，应是“乐”居主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也能寻出这种看法。相比较，释迦牟尼则是其生命之悲过于强烈，才导致其寻找出世之路。（个人认为，悲乐同喜怒哀惑恶惧忧等情感是不同的）

孔子的生命之乐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有这样的描述：“他原不认定计算而致情致系以外，所以他毫无所谓得失的。而生趣盎然，天机活泼，无入而不自得，绝没有一刻是他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所以他这种乐不是一种关系的乐，而是自得的乐，是绝对的乐。”“叶公与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儿子让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初看孔子所言，觉有待商榷，实际上孔子所言极是。孔子所言“直”正是不计算打量，单靠直觉的生命之感。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就是因为巧言令色遮蔽了本应顺应本体的真实情感，自然就“不仁”，就失去了主客合一的一体性，而落入计划打量的二分状态，理智状态。孔子常怀生命之感，因而其情感皆为真实流畅的，发而中节。孔子的生命之感虽以“乐”为主，但也不免悲时——“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子之恸，而谁为？’”孔子因高足之逝而悲，也是孔子怀生命之感的一个表现。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详细论述了释迦牟尼出世的原因，即深感生命之悲苦。书中将释迦牟尼的四次出行归为两种问题：一为众生的生活都是相残的，二为众生的生活都是无常的。因这四次出行，两种问题，释迦牟尼深感生命之悲苦，这种悲苦之感不是理智作用后的结果，而是纯粹直觉的。梁先生有言：“印度人之怕死，非怕死，而痛无常也。于当下所亲爱者之死而痛之，于当下有大哀哭其亲爱之死而痛之，不是于自己的未来之死而虑之。”此种情感唯有出世可以平息。而释迦牟尼最终修得正果，与他这超人的生命之感是有很大关系的。虽然儒家是要从现世生命解放，实证本体；儒家是从现有生命中，来证到生命的绝然一体性，但他们基于的都是能达主客一体的生命之感。

佛教言众生皆苦，而这苦根本源于二执：我执，法执。一切苦都是有所执着，执着既是情感也是态度。而这执着粗略理解起来，便是理智的判断，打量等，都是将所感之物对象化导致心生执著。对象只有依赖人的生命才能得以显现，而人却将这必不能分的所感对象置于

生命之外。因而这一切理智作用下的执着之感都是不真实的。

然而反观今日，且不说一体性的生命之感，就连基本的人的理智情感（理智情感，道德情感，生命之感应该各有不同）都很缺乏了。同样是面对生命，孔子“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现在社会之人，在面对一个生命的消逝时，有的却是笑眼围观的态度，何等残忍。对人如此，对动物，对植物，对建筑，对实物更是肆无忌惮。《中庸》有言：“小人之反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这直接指出了现实社会如此之原因——人类早已远离生命之感，不是中庸，不是本体。所有行为，乃至所有感触皆要有所回报，一颗心忙于算计比较打量，全然不顾自己所走之路实为死路！

因而，要想唤醒人类本善的心性，就必须使人常怀生命之感。只有常怀生命之感，才能真正将人类生存的狭隘局面打破。设想一个人若能做到怀生命之感，那他绝不会视其他生命之痛而不动心，绝不会残害他物而不洞然，因为这痛就是自己内心之痛，有物被残害实为自己被残害，没有外于心的物，也就没有外于心的痛。同样，因为没有外于心的物，何来苦苦执着？于此可见，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非从生命之感入手不可。不然单纯的提倡道德，依靠法律，只能是表面的敷衍，一时的自我麻痹。并非是要人人来做哲学家，但是不能做到常怀生命之感，纯靠理智去计算打量判断，只能是固步自封，绝无生存自由之希望。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后感

田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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