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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梦想的阴暗之面 艾力克斯? 哈利 许多人怀有美好的愿望，期望能成为作家，但是能够梦想成真的人不多。艾力克斯? 哈利也想成为作家，可是他成功了。阅读下面这篇文章，看一看他成功的原因。

许多青年人对我说，他们想成为作家。我一直鼓励这样的人，但是我也向他们解释“成为作家”和写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多数情况下这些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是财富与名誉，从未想到要孤身一人长久地坐在打字机旁。“你们渴望的应该是写作，”我对他们说，“而不应该是当作家。”

事实上，写作是一项孤单寂寞而又收入微薄的工作。有一个被命运之神垂青的作家，就有成千上万个永远无法实现梦想的人。即使那些成功人士也经常受到长久的冷落，穷困不堪。我便是其中之一。

我放弃了在海岸警卫队做了二十年的工作，为的是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这时，我根本没有前途可言。我所拥有的只是一位住在纽约市的朋友，乔治? 西姆斯，他和我是在田纳西州的赫宁一起长大的。乔治为我找了个家，位于格林威治村公寓大楼中的一间腾空的储藏室，而他是那幢大楼的管理员。房子里冷嗖嗖的，没有卫生间，不过这没什么。我马上买了一台旧的手动打字机，感觉自己颇象一位名符其实的作家 。

然而，大约一年后，我的写作生涯依然没有任何起色，我开始怀疑自己。卖出一篇小说是如此艰难，以至我几乎填不饱肚子。但是，我清楚的是我想写作，我已梦寐以求了许多年。我并不准备成为一名到死时还在想假如的人。我会坚持把我的梦想付诸实践 -- 即使这梦想意味着不稳定的生活和对失败的恐惧。这是希望的阴暗面，任何心存梦想的人都必须学会在这阴暗面下生存。

后来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由此改变了我的一生。这并不是一位代理人或编辑打来电话，主动要求与我签大的稿约。恰恰相反 -- 是一声鸣笛，诱使我放弃梦想。打电话来的是海岸警卫队的老熟人，现在在旧金山。他曾经借给我几美元，喜欢催我还给他。“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到那十五美元，艾力克斯？”他逗我说。

“等我下一次卖出作品吧。”

“我有个好主意，”他说，“我们这儿需要一位新的公共信息管理员，年薪六千美元。若想干，那就是你的了。”

年薪六千美元！这个数目在1960年可真是值钱啊。我可以有一套上好的公寓，一辆二手车，可以还清债务，也许还可有些结余。另外，我还可以业余写作。

当这些美元在我的脑海里晃动时，某种东西却使我神志清醒起来。我的内心深处升起一个坚强的信念。我曾经梦想成为一名作家 -- 一名专业作家。那才是我的追求。“谢谢你，但是我不去，”我听见自己在说。“我会坚持到底来写作。”

后来，我在蜗居里踱来踱，开始觉得自己象个傻瓜。我打开橱柜 -- 一只钉在墙上的桔黄色板条箱 -- 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弄了出来：两罐沙丁鱼。我把手伸进口袋，只摸出十八美分。我把罐头和硬币一起塞进一个皱巴巴的纸袋中。你看，艾力克斯，我自言自语道，你迄今为止努力的结果都在这里。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曾经情绪如此低落过。

我希望自己能说，情况马上开始好转。但是并没有。感谢上帝，幸亏有乔治帮我渡过了难关。

通过乔治，我结识了另外一些正在艰苦奋斗的艺术家，象乔? 德拉尼，一位来自田纳西州科诺科斯威尔市的老画家。乔经常常没吃饭的钱，于是就去光顾附近社区的一位屠户和一个食品商。屠户会送给他一些带点肉的大骨头，从食品商那里他可以弄到一些 枯萎的蔬菜。乔做南方炖汤需要的就是这些。

村里另一位邻居是个年少英俊的歌手，他惨淡经营着一家餐馆。据说，如果有客人点牛排，这位歌手会火速冲到街对面的超市买一个。他的名字是哈利? 百拉芬特。

德拉尼和百拉芬特这样的人都成了我笔下角色的原型。我懂得了，若要一直奋斗实现梦想，就得作出牺牲，创造性地生活。那就是生活在阴影里面的含义所在。

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我逐渐开始卖出我的文章。我写的都是当时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人权、美国黑人和非洲。不久，我的思绪象鸟儿南飞一样回到了我的童年时光。在静寂的房间里，我仿佛听见了祖母、乔治亚堂兄、普鲁斯姑妈、利兹姑妈和提尔姑妈的声音，听见他们在娓娓而谈我们的家族和奴隶制的故事。

这些故事是美国黑人以前尽量回避的，因此多数时候我并不对外人说。但是

有一天，在与《读者文摘》的编辑们共进午餐时，我讲起了我的祖母、姑妈与堂兄们的那些故事，我还告诉他们，我梦想追溯我的家族史，一直追溯到第一批戴着手镣脚铐被运到美国海岸的非洲黑人。午餐结束离开时，我手中多了一张足以供我从事研究和写作长达九年的合同。

那是为摆脱阴影进行的一次漫长而缓慢的攀登。然而，1976年，也就是我离开海岸警卫队十七年后，《根》出版了。立刻我拥有了那种唯有少数作家有幸体验的名望与成功。阴影此时已变成了令人眼花燎乱的聚光灯。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是如此富有，第一次享受到处处受欢迎的礼遇。电话铃响个不停，带来了新朋新友，新交易。我收拾行装，搬到了洛杉矶。在那儿我可以协助制作《根》的电视 短篇系列片。那是一段令人困惑，又令人欣喜若狂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被成功的光芒照花了眼。

后来有一天，在打开包着的东西时，我偶然发现了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我数年前在格林威治村的全部家当，其中有一个棕色纸袋。

我打开纸袋，里面有两罐腐败的沙丁鱼，一枚五分硬币，一枚一角硬币和三枚一美分硬币。霎时，往事巨浪般地奔涌而来。我又一次看到 自己在寒气逼人、冷冷清清的单室公寓里蜷缩在打字机旁的情景。我自言自语道，袋子里的东西也是我的根的一部分，我永远也不能忘记。

我把这些东西送到鲁西提，用框架装起来。我一直把那个透明的塑料盒摆在天天能看得到的地方。现在它就放在科诺科斯威尔我的办公桌上，与普利策奖放在一起，还有一张《根》的电视制作 获得的九项艾美奖的照片，以及斯宾卡奖章 - NAACP(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最高荣誉。很难说哪一个对我最重要，然而，仅有一件能提醒我在阴影之地坚持下去所需要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精神。

这是每一位拥有梦想的人都必须汲取的教训。

第四单元：潘伯敦街上的女士 艾伯特?迪巴特罗门

作者与妻子搬到一条叫作潘伯顿的小街上居住后不久,就结识了一位特殊的邻居 -- 梅布尔?霍华德。为了使社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她一生都在与乱扔垃圾、腐朽、混乱的现象作斗争。下面是梅布尔?霍华德,这位广受爱戴的街

区监督员的动人故事。

多年来,我和妻子苏一直想住到费城的中心城区附近。按收入状况，我们只能住在一条叫做潘伯顿的小街上的联体房屋。房子需要修理，但我手工活做得不赖，所以不担心修缮的事。

让我们担心的是这个街区。一些房屋已经失修。这儿的犯罪比我们过去见过的要多得多。但我们的街区似乎还可以，所以我们决定把房子买下来。一切收拾停当后，我们搬到新家。街上空无一人，但我感到有人在注视我们。苏在楼上测量尺寸，好装窗帘，我听到叩门声。

您好？”一个又高又尖的声音喊道。

我打开门，看到一位妇人，明亮的双眼既犀利又透着愉快。她至少65岁，清瘦，但 一点也不虚弱。恰恰相反。 她肌肉强健，看上去像只老鹰盯着它的猎物。

“对不起，打扰您了,亲爱的”，她说，“我是梅布尔?霍华德，这个街区的监督员。”

我对街区监督员的含义所知甚少。但我很快意识到街区监督员的作用就是提出城市的公益服务要求，向警方汇报纠纷以及组织力量保持街区的清洁与安全。

我把梅布尔介绍给下楼来的苏。“我是街区的监督员，”见我忘了提及她的头衔，梅布尔对苏说。

“星期二倒垃圾，”梅布尔继续说道，“星期一晚上七点以前不准把垃圾放到外面。动物有时会钻进垃圾堆，弄得一团糟，实在有碍观瞻。我得设法保持街区清洁。”

“我们注意到了，” 我说。 “你们从事什么职业？”

我们告诉了她，我还顺便提到，我兼职做些手工活。

“喔，很好。”她拉长了声音说出最后一个词，语气就象是看到了美味的蛋糕似的。

我们继续客套着，直到我和苏不得不继续工作。我把梅布尔送到门口。 “看到那个牌子了吗？”梅布尔指着一根告示杆问道。只见在一张停车标牌下面刻着“梅布尔?霍华德 - 街区监督员”几个字。

“很不错，”我说。

十分钟后我们离家时，梅布尔正在打扫人行道。 清扫街区

住在潘伯顿街的第一天，一大早我们就被扫地的声音吵醒了。我向窗外望去，只见梅布尔正挥动扫帚沿街扫地。

第二天早晨也是如此，此后天天如此。 不久，我知道梅布尔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开始的。细雨中，她仍在扫地；落叶飘舞的风中，她在扫地；大雪天，她在扫地。这样的天气里，我们只能对她摇头。

然而在搬来的第一天早上，这一切对我来说还都是陌生的。 我睡不着，于是就起床开始换前门的锁。不久梅布尔过来了。

“早上好，亲爱的，”她先开口说。“多好的一个工具箱啊，”她似乎真喜欢它。“我有把锁需要换一下，也许你能帮我？”

“当然。”

梅布尔回去继续扫地。我听到她一边扫着破碎的小瓶子，一边嘟囔着。她说，“渣滓”，厌恶地摇着头。

后来，我帮梅布尔换了锁。第二天早上，我发现门口走廊的地板上有个信封，里面有三美元和一张致谢的便条。便条的最后潦草地写着“爱你的，梅布尔。”

我知道梅布尔想付给我钱，但是我不想收。所以当她在教堂做礼拜时，我把信封投进了她的信箱里。

当天下午，信封又回来了，我再次迅速地退回。很快，梅布尔的丈夫贾维斯出现在我家门口。

“你必须让她付给你钱，”说着，他把那个信封交给我。“要不，她晚上会睡不着觉的。”我不想对梅布尔的失眠负责，于是就收下了那三美元。

小巷的门

一个夏天星期六的早晨，不到七点半我就带着工具箱离开家，朝街道拐角附近的巷口走去。

“早上好，梅布尔,”当我赶上她时说。 “早上好，亲爱的。” “我正要去修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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