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的战争（中国故事）

钱的战争

何帆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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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枚金币打了胜仗

帝国拯救者

欧元散发出一股希腊的味道

加州旅馆希腊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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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枚金币打了胜仗

羽翼初丰的英国与雄心勃勃的法国相逢

149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打算征服意大利。出兵之前，他询问出生于意大利米兰的臣子马歇尔?特里武尔奇奥（Marshall Trivulzio），靠什么才能打赢战争。特里武尔奇奥毫不犹豫地告诉路易十二：“您所需要的就是：金钱，金钱，金钱。”路易十四后来也曾经感慨，只要坚持到最后一枚金畿尼，就会获胜。

战争是如此烧钱，以至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曾经说过，要是著名的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借钱给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就打不起来。这太高估了金融家们的力量。战争的车轮滚滚而来，金融家不过是站在车轮边上的螳螂。战争和金融的确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与其说是金融发动了战争，不如说是战争塑造了金融。

我们要讲的是英法争霸的故事。起初，英国不过是一个孤悬海外的偏僻小国。16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辽阔的帝国，源源不断地向国内输送金银财宝。而直到17世纪中叶，英国还只是零零星星地在加勒比海占领了几个小国，在北美建立了几个种植园，在印度统治了几个城市而已。英国是靠发展海盗业后来居上的。从1585年到1604年，英国的海盗们靠在大西洋抢劫过往的西班牙船只，每年至少能赚取20万英镑的收益。如果他们干得漂亮，还能得到皇室的册封。英国皇室不仅纵容，甚至鼓励海盗们四处抢劫。海盗首领就是英国海军最早的将领。

羽翼初丰的英国和雄心勃勃的法国狭路相逢。从17世纪后期一直到19世纪初期，英法之间进行了100多年的战争，历经英国王位继承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北美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英国的人口只有法国的三分之一，但在100多年的战争中，却能一次又一次战胜法国，这其中金融创新功不可没。

从怎么为战争融资说起

最后一枚金币是怎么打胜仗的呢？我们得先从怎么为战争融资讲起。如果国家需要资金，无非通过三个渠道获取：一是出售国有资产或特许权，二是征税，三是借钱。

皇室有自己的财产，国家有专卖和专营，这些是君主们最直接的收入来源。在中国唐朝的时候，中央政府有一半的收入来自于盐专卖。1460年，法国皇室靠自己的家产获得的收入约占财政收入的3%，后来经过苦心经营，一度能达到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但随后就每况愈下，到1773年，皇室收入所占的比例已经不到2%。拿破仑时期，政府靠出售教堂土地得到的收入，约占收入的12%。

英国皇室原本持家有方，比如在亨利七世时期，国王基本上能做到自给自足，只有一次向国会提出过征税的要求。但后来，因为要与法国和苏格兰作战，英国皇室很快失去了其财产的八分之七。伊丽莎白一世刚登基的时候忧心忡忡，不知道怎么才能维持生计。国王们还可以卖官鬻爵，获得现金。在詹姆士一世时期，要想得到骑士和男爵的封号，需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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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英镑，并且提供30名英国士兵一年的军饷。到1622年，男爵的封号已经贬值到只值220英镑了。

政府也可以靠征税筹资。最容易征收的税收要属在江海口岸征收的关税。但是，关税税率太高，会导致贸易量降低，还会导致走私活动猖獗。

英国是一个清教徒国家，清教徒认为市场体系来自上帝的自发秩序，政府是不能妄加干预的。在欧洲国家中，英国率先提倡自由贸易，并把关税大幅度降低。但是，其他的税收还是要收的，消费税很快就开始盛行。汉诺威王朝时期，英国的消费税在整个欧洲是最高的。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查理一世就开始对衣服、肥皂、淀粉、眼镜、金银丝线和扑克牌征税。

1643年，英国国会开始对烟草、红酒、苹果酒、啤酒、皮毛、亚麻和丝绸征税。1660年，英国开始对盐、藏红花、蛇麻草、铁器和玻璃征税。消费税逐渐成为英国税收的主要来源。到拿破仑战争时期，在英国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需要上税。有意思的是，在汉诺威王朝时期，英国正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工业尚处在刚刚萌芽的阶段，但政府对这些新兴的产业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关怀，照征不误。政府之所以喜欢征收消费税，主要是因为这种税收更加隐蔽。

瑞典财政大臣奥林森谢东纳曾说，消费税既能取悦上帝，又不得罪人民，而且不会引起造反。遗憾的是，这只是官员的幻觉。在近代欧洲，民众反抗消费税的斗争此起彼伏。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曾经谈到，严苛的税收是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所得税的征收要晚得多。人头税具有累退的性质，会让穷人的生活雪上加霜。征收土地税和收入税的主要困难在于难以得到准确可信的信息。直到1798年，英国首相皮特才开始征收收入税。对于平民百姓来说，1798年真是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年：在这一年，英国发明了所得税，而法国发明了征兵制。

亚当?斯密曾经说过，战争支出总是迫不及待的，而征税则是缓慢的，所以必然会出现赤字。直到17世纪晚期，英法两国的财税结构都非常相似。决定英法成败利钝的是借债的能力。政府举债久已有之，但近代以前，政府借债更像私人之间的借款，君主们常常是以自己的名义向富可敌国的大银行家借钱。而且，国王们的信用要比私人低得多，借债不还的流氓行径举不胜举。唯独公债是一种新事物。

汉密尔顿曾说，公债是并非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少数现象之一。公债的创新最早源于北欧国家。北欧国家发明了永久公债。购买这种公债的投资者可以永远领取利息，但是拿不回来本金。如果不愿意持有这种公债，投资者还可以在市场上将之出售。这真是一个奇迹啊：国家不偿还债务，债权人却能随时要回来钱。荷兰还发行终身年金，投资者只要身体健康就可以申购，只要还活在世上就能从政府领取利息。

光荣革命之后当上英国国王的威廉三世原本是荷兰王子。他到了英国之后，很快就开始用荷兰的方式发债。伦敦很快就超过了阿姆斯特丹，成为金融中心。通过发行公债，极大地提高了政府汲取国民积蓄的能力。随着资本市场的壮大，政府债券的流动性增加，进一步提高了政府债券的吸引力。过去，投资者有了钱只能投资土地，如今，投资者有了更加便利可靠的投资渠道。财富变成了资本，这才真正出现了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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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不仅从荷兰照搬了公债市场，而且进一步将之发扬光大。除了政府发行的债券，在伦敦的金融市场上交易的还有公司的股票。在这一时期最臭名昭著的要数南海公司的股票。南海公司创建于1711年，表面上这是一家专营英国与南美洲等地贸易的特许公司，但实际上是专门为分担政府因战争欠下的债务的私人机构。1720年，南海公司透过贿赂政府，向国会推出以南海股票换取国债的计划，引起投资者疯狂追捧其股票。其股票在1720年初值120英镑，到同年7月已经飙升到1000英镑以上。

是泡沫就一定会破灭的。英国国会在1720年6月通过了《泡沫法案》，本意是为了打击到处冒出来的和南海公司竞争的皮包公司，但使得投资者对南海公司也产生了怀疑。南海公司的股票在半年之内跌到124英镑。事发之后，为了救助损失惨重的投资者，英国政府决定将南海公司股票转换成利息为5%的年金，后来又降低到3%。由于处理及时，南海公司的泡沫并没有给英国的金融业带来沉重打击。从荷兰带来的种子，在英国的土壤里慢慢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与此同时，法国也在进行金融创新，但更加刺激，更加富有戏剧性。1716年，来自苏格兰的传奇人物约翰?劳在巴黎成立了一家私人银行，两年之后这家银行更名为皇家银行，成为法国的央行。1717年约翰? 劳取得了在北美路易斯安那的贸易特许权和在加拿大的皮货贸易特许权，后来又兼并了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公司，垄断了法国所有的欧洲以外的贸易。1719年约翰? 劳的公司又接管了法国的直接征税事务。

1720年，约翰?劳似乎达到了事业的巅峰，他一手把持法国的财政和货币发行，同时还垄断了法国几乎所有的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约翰?劳通过发行货币鼓励大家买他的股票，法国的通货膨胀率很快开始暴涨。盛衰转换，就在一线之间。约翰?劳的股票突然开始暴跌。因为他的公司是从经营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的特许权发家的，这场危机就被称为“密西西比泡沫”。密西西比泡沫之后，法国的金融业发展进入了长久的停滞期。法国的私人信贷回到了传统的圈子内贷款，政府借债回到了传统的短期贷款。法国在之后的100多年，连“银行”这个词都不敢再谈。

成就英国的最后一枚金币

正是英法在这一时期金融市场的发展开始分道扬镳，才使得英国最终能够战胜法国。英国三分之一的军费是靠借款。在1756—1763年之间爆发的七年战争，战火烧遍了欧洲、北美，甚至波及非洲、印度和菲律宾。这是一场世界性的大战，也是英法之间的一次决战。

由于英国有发达的债券市场，当时英国的皮特内阁以更低的利息向国民发债。1752年，英国的公债利率是2.5%，法国是5%。七年战争之前，英国发行的公债规模为7400万英镑，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公债规模可以达到13300万英镑。

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是英法之间的又一次决战。为了筹措战争经费，英国发行了一笔巨额债券，规模超过当时英国经济总量的10%。很多人担心惠灵顿将军难以战胜雄师一般的拿破仑，所以这笔债券卖得很不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独具慧眼，他倾尽所有，大量购进英国债券。另外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是李嘉图的好友，他在李嘉图的鼓动下也买了5000英镑公债，但又担心得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第二天就匆匆抛掉了。英国战胜之后，这一批政府债券立即飙升，李嘉图这一笔交易就赚了近百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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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尘埃逐渐落定。英国已经成为霸主。英国的海军称雄全世界。英国的工商业独执牛耳。英国的金融制度也大行于世。由于英国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和英国经济联系密切的国家，如葡萄牙，也陆续实行了金本位制。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一直采取金银并行的复本位制。为了保住它们的货币制度，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瑞士在1865年召开了国际会议，成立了拉丁货币联盟。

但是，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了。法国又一次输掉了战争，并被迫向德国支付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德国马上用这笔收入积累了大量黄金，也开始实行金本位制。同时，德国大量卖出白银，这导致国际上的银价暴跌，引起了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实行复本位制的国家被迫改弦更张，也逐渐加入了金本位制的阵营。到20世纪初的时候，除了中国、印度，世世界上大部分大国都实行了金本位制，这就是所谓的国际金本位制。

被黄金炫目的光彩所迷惑，很多人认为只有黄金才是充当货币的最佳候选者。但历史上能够充当货币的金属并不仅仅是黄金。白银充当货币的历史比黄金更久远。铜也当过货币。1625年瑞典曾经实行过铜本位制，因为瑞典王室拥有一个大型的铜矿。铜的价值只有白银的1%，所以要付钱的时候，人们不得不拿马车来运铜币。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曾经谈到，瑞典的公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修得格外坚固。

所谓的国际金本位制，也并非真正是由黄金主宰。在国际金本位期间，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跨境黄金流动。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也不是都有十足的黄金储备。很多外围国家因为缺少黄金，实际上实行的是黄金汇兑制度。英镑汇票成为其他国家的替代货币，伦敦的金融中心牢牢决定着英镑的利率，也左右着那些遥远小国的命运。英国的央行英格兰银行在近两百年的实践中，逐渐学会了如何管理国际储备和操纵贴现率。所谓的国际金本位制，其实就是英镑本位制。而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的中心，是因为其相对发达的金融市场，支撑了100多年艰苦的称霸战争。成就英国和金本位制的，不是把所有的黄金都搬进自己的储藏室，而是要紧紧攥住手心里的最后一枚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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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拯救者

来自欧洲战场的消息越来越让人揪心。法国溃败了，英国军队刚刚从敦刻尔克仓皇溃逃回来，希特勒的飞机就追着屁股飞到了伦敦上空。这是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最危急的关头。这一年的11月，英国新闻部的官员把一份来自德国的报告交给了凯恩斯勋爵。这是纳粹德国的经济部长沃尔特?冯克提出来的“欧洲经济新秩序蓝图”，史称“冯克计划”。英国新闻部希望凯恩斯对美国人和英帝国自治领地的人民发表一个广播讲话，批评纳粹的计划。凯恩斯很快回信了，但回信的内容让英国新闻部的官员们大吃一惊，凯恩斯说：“这个计划非常好。这正是我们自己应该考虑去做的事。”

为什么凯恩斯会对希特勒的经济方案如此推崇呢？“冯克计划”的构想其实来自纳粹德国的前任经济部长沙赫特（Schacht）。沙赫特是欧洲公认的金融天才，他曾经做过德意志银行的总裁，后来又给希特勒做经济部长。1939年因为得罪了希特勒被免职，改派为德国驻土耳其大使。二战之后，盟国曾指控他犯有战争罪行，后来被无罪释放。据说，最初盟国裁定要处决他，但要求他在上刑场之前，先写出一份报告，介绍消除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经验。

冯克计划的基本构想是建立一个欧洲清算同盟。简单地说，就是借助央行间的合作，直接易货贸易。两个贸易伙伴国可以在各自的中央银行分别设立特别账户，用本国货币进行国际贸易结算，如果两国之间的贸易是平衡的，那就不需要货币兑换了。

到1938年，德国已经和27个国家签订了这样的协定。这种做法的实质，是用汇率管制的方式保住了德国的对外贸易。凯恩斯在内心深处是信奉自由经济的。和别的学者不一样的是，他随时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出版之后，凯恩斯大加赞赏。他很认真地和哈耶克讨论，为了保住“核心阵地”，应该放弃那些“外围工事”。在凯恩斯计划看来，沙赫特的设想当然不是最优的，但却是次优的。这不就是放弃“外围工事”，保住“核心阵地”吗？凯恩斯觉得是划得来的。

随着战争形势的好转，凯恩斯一直在思考战后的经济秩序重建。他深知英国将会遇到严重的危机。往日几乎统治了大半个世界的大英帝国很快就要分崩离析了。英国将会有严重的贸易逆差，而且将不得不低三下四、苦苦哀求美国的贷款。是采用沙赫特的办法，用资本管制的方式构筑一条防护线，在保护英国经济的同时也保持英国的贵族气质呢，还是低下高傲的头，向美国臣服，以国际合作的方式建造国际经济的新神庙？这两种选择，哪一种更高贵？这是困扰着凯恩斯的难题。

1941年秋天，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哈罗德先生在财政部的走廊里见到了凯恩斯。凯恩斯正靠着一个柱子沉思。哈罗德走过去对他说：“你必须降尊纡贵，和美国人站在一起。”凯恩斯表情木讷，眼神呆滞，他摇摇头说：“我还没有想清楚。”两种思想正在他的头脑中激烈斗争，非凡的凯恩斯勋爵，也变得像哈姆雷特王子一样优柔寡断了。

凯恩斯不知道的是，在大洋的彼岸，就在几乎同一时间，美国人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珍珠港事件爆发不久，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就授意他的手下哈里?怀特，制定战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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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和怀特是一对最不般配的谈判对手。凯恩斯是上世纪享有最高盛誉的经济学家，怀特是现代经济史上最神秘的人物。凯恩斯有着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怀特是一个出身贫寒的第二代美国移民。凯恩斯少年时代在伊顿公学练习划船和辩论，怀特则在父亲的五金店里打工。凯恩斯30多岁的时候就写出了《和约的经济后果》等著作，成为妇孺皆知的名流学者，怀特29岁才上大学，他一生中发表的学术论文寥寥无几。凯恩斯行文汪洋恣肆，引经据典，他喜欢用神话人物比喻各国的领袖和精英。

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凯恩斯甚至不厌其烦地描写了每个国家元首的手。但是，他几乎没有评价过他真正的对手怀特。有趣的是，怀特其实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就服膺凯恩斯的学说，在美国财政部工作期间，更是曾因被贴上凯恩斯主义者的标签，和其他几位年轻的官员一起遭到排斥。

凯恩斯的计划和怀特的计划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他们都想避免30年代的货币战和贸易战，他们都想重建一个汇率稳定、贸易自由的世界。他们都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全球经济动荡源于金本位的消失，而在战后，要想消除贸易障碍，应该从消除货币之间的障碍入手。选择货币问题为切入点的另一个好处是，货币问题太玄妙、枯燥，正好可以避开无聊政客们的纠缠，如果要谈论贸易问题，那就一下子把政客们的激情和偏见全部点燃了。

当然，凯恩斯和怀特的计划也各有特色。凯恩斯计划构思更加精巧，他继承了英国金融中心伦敦城的传统，怀特计划则更加理想化，隐约可看出威尔逊总统国际合作思想的微光。凯恩斯和怀特计划最大的不同在于英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作为贸易逆差国和债务国，凯恩斯力主对贸易顺差国施加压力，要强制贸易顺差国把赚的钱花掉。债务国最需要什么？当然是钱、钱、钱。所以凯恩斯坚持把讨论雏形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模做大，最好能直接发行货币。怀特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他只同意给贸易逆差国一些喘息的机会，最多只能适当地提供短期贷款。

在谈判桌上，怀特不是凯恩斯的对手。凯恩斯口才出众，周身围绕着耀眼的光环。怀特则言辞笨拙，声音嘶哑。他最怕和凯恩斯公开辩论，因为每辩必输，这给他带来了巨大压力。每次和凯恩斯辩论完，怀特都会感到像害病一样。但所有的牌都在怀特手中。怀特的身后，是一个强大的美国。凯恩斯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会帮助英国重建帝国，因为只有英国才是美国真正的盟友，但是他显然高估了美国支持英国的力量。美国人不喜欢英国的帝国。罗斯福总统对英帝国深恶痛绝。新政反对的就是像英国这样的以银行为中心的资本主义。

20世纪30年代英美之间频繁爆发货币战和贸易战。1931年英国退出金本位制，引起美国人的强烈不满。美国国会1931年通过了《霍里-斯莫特贸易保护法》之后，英国旋即在1932年渥太华协定中用帝国特惠制加以报复。大多数美国人的感觉是，英国人太狡猾、世故，美国人一不小心就会中了圈套。罗斯福总统就曾经说过，不能让美国成为英国“那顶风筝的尾巴”。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态度极其鲜明：他支持英国和德国作战，但不支持英国的世界地位。摩根索见到来访的英国官员时，坚持要求英国人把“上下口袋都翻个底朝天”，要把所有的情况都向美国汇报。他一定很享受这种感觉，就像一个有钱的老色鬼，让无知少女围着自己的钱袋子转。

怀特本人既反英，又亲苏，跟亲苏比起来，他似乎更反英。有一种传言说怀特是苏联间谍，真实的情况是，怀特和美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紧密的联系，经常给他们提供情报。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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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亲苏态度，是出于他的爱国主义。怀特敬佩苏联的计划体制，他相信苏联唯一一个可以抵抗纳粹的可靠堡垒是共党分子。英国呢，在军事上是一个靠不住的盟友，看看英军在东南亚节节败退的窝囊劲吧。经济上呢，英国是美国能看得到的竞争对手。苏联实行的是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当时美国人并未把苏联视为直接的威胁。

在这种背景下和美国谈判，对凯恩斯来说是一种锥心的折磨。他跟友人说，每次去美国旅行都像是大病之后卧床不起。他抱怨美国人如此苛刻，“想要把大英帝国的眼珠子挖掉”。他受不了美国人的粗鲁无礼，居然在跟他谈话的时候突然出去接电话。1943年9月，英美之间就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进行了谈判。凯恩斯本来以为只要一个周末就能搞定，怀特觉得大概需要一周，结果凯恩斯在美国足足待了6个星期，两国专家的正式声明到1944年4月才正式对外发表。

先是漫长的谈判、激烈的辩论、无奈的妥协，然后是闹哄哄的大会。1944年7月，45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山酒店召开会议，建立了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什么要选在布雷顿森林开会呢？因为凯恩斯致信给美国财政部说，请不要在华盛顿开会，那会让英国人感到颜面尽失。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说，那就在华盛顿附近的山里找个避暑胜地吧。怀特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讨论货币基金的问题，一个讨论世界银行的问题。怀特自任货币基金委员会的主席，他故意把凯恩斯调到银行委员会做主席，这样就可以更多地牵扯凯恩斯的精力，省得他过问基金的事情，给怀特找麻烦。

这场会议沉闷而又冗长。会上讨论的都是各国官员们从没有听说过的技术性问题，而且一开就是20多天。在怀特的邀请下，苏联派了个代表团参会，会议期间，苏联代表基本上都在睡觉。中国作为美国的盟国，也派出了代表团。中国代表们听会听得太闷，干脆溜出去爬山。附近居民的政治觉悟极高，他们听说正在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又看到几个长得很像日本人的家伙在山上转悠，差点没用猎枪把他们击毙。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给凯恩斯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郁闷和痛苦。一个正在衰落的文明，在面对一个蒸蒸日上的文明时，必然会激起一种说不出来的嫉妒和屈辱感。一个秉承理性传统的经济学家，却不得不在政治的泥潭中弄脏了自己干净的羽毛。他为这个国家殚精竭虑，最终得到的却是国内政客们的猜忌和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凯恩斯只手创造的。在1946年3月这两个机构的成立大会上，凯恩斯发表演讲。他说，刚刚诞生的基金先生和银行小姐会得到仙女们的祝福，他希望这两个孩子得到的礼物是“普世主义”，“勇气”和“智慧”。接着，他说，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一个邪恶的精灵会给两个孩子带来诅咒：“你们两个臭娃娃长大了就是政客，你们的每个思想和行为都将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你们所决定的每一件事情都将不是为了其自身的目的或根据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另有隐情。”

和美国人旷日持久的谈判消耗了凯恩斯的体力和精力。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凯恩斯的一位朋友这样评价他：“他太聪明，太咄咄逼人，到最后也太劳累。”1946年4月21日是复活节，凯恩斯躺在床上离开了人世。

凯恩斯去世的时候，他的妻子莉迪娅53岁。莉迪娅和凯恩斯的出身、性情迥然不同。她原本是俄罗斯的芭蕾舞演员，在凯恩斯的朋友们看来，这个女人是“没受过教育的”，但凯恩斯恰恰喜欢她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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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死后，莉迪娅又活了36岁。没有凯恩斯保护她了，她慢慢学会了自得其乐。除了看戏、买东西，莉迪娅基本上过着隐居的乡村生活。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她会在花园里的刀豆、卷心菜之间半裸体地跑来跑去，或是在灌木丛中几乎一丝不挂地享受日光浴。有人问她，要是被人看见是否会觉得尴尬。她说：“没有关系的，反正他们看见了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凯恩斯曾经说过：“文明是少数几个人的个性和意志建立起来的一种单薄、脆弱的外壳。人们只能通过巧妙的制定和不择手段的维护规则和习俗来维持文明。”文明就是凯恩斯，他充满激情但内心脆弱，需要不断的勉力维护自己。历史却像莉迪娅，即使人们看到了，也不会认为她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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