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与主流文化

概念：

主流文化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受到倡导的、起着主要影响的文化。

亚文化（subculture）:又称小文化、集体文化或副文化，指某一文化群体所属次级群体的成员共有的独特信念、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与主文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指在主文化或综合文化的背景下，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一种亚文化不仅包含着与主文化相通的价值与观念，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价值与观念，而这些价值观是散布在种种主导文化之间的。

亚文化的产生过程其实质就是享乐型个人主义最终战胜“英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过程。 产生这个过程的原因：托克维尔认为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人性的趋势，即人心要求“平等”（“条件均等”）。 亚文化有各种分类方法，罗伯逊将亚文化分为人种的亚文化、年龄的亚文化、生态学的亚

文化等。如年龄亚文化可分为青年文化、老年文化；生态学的亚文化可分为城市文化、郊区文化和乡村文化等。由于亚文化是直接作用或影响人们生存的社会心理环境，其影响力往往比主文化更大，它能赋予人一种可以辨别的身份和属于某一群体或集体的特殊精神风貌和气质。

两者关系：

陈霖 笔名林舟，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新闻传播系主任。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新闻传播与大众文化的研究。出版《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 等专著，近年发表《微视频的青年亚文化论析》、

《黑客亚文化的媒介镜像》、《青年亚文化的跨文化解读》、《没有立场的立场》等论文与评论三十余万字。

马中红（简称“马”）：CCCS认为最重要的亚文化特征，我觉得依然被今天的亚文化传承着，比如“抵抗”的特性，只不过，抵抗的对象和抵抗的方式已经改变了。再比如“风格”，今天网络世界盛行的亚文化有没有“风格”化的东西？我觉得有，但是，这种“风格”呈现的状态和表征的意义有了不同。语言文字就是一个典型的方面。不同的亚文化类型有它们自己的语言风格，有一些专门的用词，比如同人文、火星文等等，以此同其他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相区别，确立自己的亚文化身份。所以，我觉得CCCS有关亚文化的理论依然可以用来考察今天中国的亚文化，但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去理解这些理论内涵。

陈：对亚文化的研究或可揭示我们当下的文化困境。我觉着，一方面，可以重视亚文化具有

活力和创造性的文化实践，发掘其意义，丰富我们社会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亚文化作为次文化，依附于主流文化而存在。亚文化通常是些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文化形态，它的兴盛，也昭示着一种总体文化的分崩离析。当主流文化不再能控制其他文化类型，当主流文化对异文化怀有宽容和开放的姿态，或者是当主流文化本身千疮百孔时，亚文化特别容易出现井喷，在侧面将主流文化需要遮掩的东西，被压抑的种种生存状态，撕破并呈现了。

马：的确如此！另外，我们关注亚文化的立场和角度，还可以和媒介结合起来。我们生活在媒介化的社会中，也就是说，我们离不开媒介，媒介彻底地形塑了我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就亚文化而言，一方面，亚文化离不开媒介这个传播载体；另外一方面，媒介也在塑造、再现、建构，甚至是刺激和催生亚文化的诞生。这与CCCS时期情形有所不同，那时媒介与亚文化的关系，更多体现在单纯的再现层面上，并且有意地将亚文化污名化，视亚文化为引发社会“道德恐慌”的诱因。而新媒介语境下的媒介与亚文化的关系显然要复杂多了，媒介力量不容忽视，从媒介技术和媒介文化的立场看待今天的亚文化，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立场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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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文化在一定条件下会向主流文化转化。

蒋原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今日先锋》丛书主编、《媒介批评》集刊主编。研究领域：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学。代表著作：《文学批评学》、《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批评文体论》、《90年代批评》。

从功能主义社会学立场出发，社会主义文化是各种文化在同一个大的系统内发挥各自的作用、承担不同的社会功能，使得社会能够协调运行。除了在社会大动荡、大分化的时期，一般而言，各种文化都是相互对立也是互相协调的。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也不是像人们想象那样，是不同质的、截然分开和分明的。

以火车站为例，原来我们认为，相对于北京站、南京站，北京南站、南京南站都是“亚”的。但高铁出现后，作为一种媒介，改变了社会的交通结构，一路上经过的都是各地的东站、南站、北站和西站，它们在高铁时代成了“主流”站。

再说年轻人，在由成年人管理的社会里，年轻人好像天然是“亚”的。但回想100多年前的洋务运动或者五四运动，以及推而广之几乎所有新思潮、新文化，都是年轻人引入的。年轻人创造了新文化的媒介，相对于当时的社会主流文化，他们引进的文化就是亚文化。这些亚文化，有的失败了，有的则在后来变成了主流文化。

今天的电子文化和网络文化也是由年轻人带头引入的。总体来看，相对于印刷文化等既定的主流文化，我们仍然要把电子文化和网络文化看成是亚文化。而网络文化中最有影响力或者说对社会舆情构成冲击力最大的，目前是微博。微博的出现引发了一个不太被人注意的文化现象，就是微博在悄悄改变社会的人际交流文化，开启了个人公关的新时代。公共关系学本来指的是研究组织和公众之间沟通行为规律方法的学科，但是，有了微博，公共关系学有了变化，微博文化是个人处理和一部分公众之间如何传播和沟通的文化，是一个个人自我形象塑造的文化。每一位博主都拥有若干粉丝，在这些粉丝面前，他要好好打理微博，保持某种形象，保证粉丝的数量，并扩大粉丝的队伍。这些现象其实已经改变了今天的社会文化。

在外国的历史上，著名的爵士乐与摇滚乐都曾经是亚文化，但随着专业人士与文化学者的不断介入，它们到后来都成了正规文化的一部分。这也表明，所谓正规文化总是在吸收亚文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近年来，在世界的范围内，已经出现了研究都市亚文化热的趋势。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前不久日本一家美术馆不惜花巨资筹办了一个介绍日本都市亚文化的当代艺术展览，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亚文化对主流文化有冲击（两者经常会有相互排斥的状况）。 这里可以加入伯明翰等的抵抗观点??blablabla 主流文化对待亚文化的态度：短期内|长期内

两者都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

伴随着亚文化发展导出的新问题而来的是新的技术和新的思想，由于亚文化的发展带动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可以这样说，主流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所以亚文化将会促进社会的发展。

抵抗·风格·收编——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

关键词解读

内容提要 亚文化(Subculture)是通过风格对主文化

进行挑战从而建立认同的特殊文化方式，往往涉及边缘文化、弱势群体对主文化和权力的抵抗，一直以来都是文化研究的重点所在。如何看待亚文化的抵抗？亚文化以何种方式对社会产生影响？亚文化的风格究竟该如何估量？亚文化如何被主文化收编？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国内学术界目前研究亚文化大都误用或滥用某些概念，致使一些相关研究每每带有“失语”和“错位”之感。因此，梳理、考察并剖析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关键词就显得不可或缺。 关键词 亚文化理论 抵抗 风格 收编

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指聚集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为CCCS)周围从事文化研究工作的学者，如霍加特、霍尔、赫伯迪格、威利斯、费斯克等。伯明翰学派高度重视亚文化研究，“流行音乐及青春文化”位列CCCS1964年成立后的首批研究项目。[1]CCCS的主干课程“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有5个研究方向，亚文化研究占据了两项：“文化、亚文化和阶级”和“支配文化、附属文化和独特文化和反文化”。[2]伯明翰学派崇尚小组探究和集体合作，重视个案研究、民族志调查和文本分析，多方借鉴西马、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人类学、女性主义等理论，研究了欧美自195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

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如无赖青年(teddy boy)、光头仔(skinheads)、摩登派(mods)、朋克(punk)、嬉皮士(hippie)等；从197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伯明翰学派出版了《仪式抵抗》、《学会劳动》、《世俗文化》、《亚文化：风格的意义》、《监控危机》、《帝国反击》、《躲在亮处》、《共同文化》、《女性主义与青年亚文化》等十多部亚文化专著，多已成为文化研究的经典。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路数和成果构成了亚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理论库和风向标。考察其亚文化理论，可以为国内青少年亚文化研究提供一些理论资源，而且能为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提供一些研究路数和方法论的参考。

一、抵抗

在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中，亚文化对主文化(主导文化、主流文化、主体文化)和霸权的抵抗是一个核心问题。伯明翰学派的领袖斯图亚特·霍尔在第一部著作《通俗艺术》(1964，与沃内尔合著)里这样描述亚文化的抵抗：青少年形成了特别的风格(特殊的交谈方式，在特别的地方以特别的方式跳舞，以特殊的方式打扮自己，和成人世界保持一定距离)，他们把穿着风格描绘成是“一种未成年人的通俗艺术??用来表达某些当代观念??例如离经叛道、

具有反抗精神的强大社会潮流”。[3]霍尔敏锐地指出：青少年亚文化形成特别的风格，其目的就是为了“抵抗社会”，这种抵抗有可能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

那么，青年亚文化抵抗的到底是什么呢？伯明翰学派对此的回答是：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不是代际间的矛盾，而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和集体经历的问题(贫穷、失业、住宅拆迁等)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亚文化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如工人阶级、黑人、亚裔、女性的特殊抵抗方式，不仅不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而且恰恰相反，青年亚文化表征了一种反霸权的意识形态，是与他们生活真实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青年亚文化用引人注目的风格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共识的破灭和瓦解。”[4]

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和主导的价值和文化。更为准确地说，亚文化可能产生于经济混乱的地方，或产生于由于再发展引起的社会迁移的语境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生产确实发展和生活条件确实改善的条件下，英国社会所允诺的“富裕”和“中产阶级化”，并没有给青年们的生活带来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并没有消失，阶级差别和贫富分化等不平等依然严重，青年们依然要面对低

微的薪水、令人厌烦的的周期劳动和不能接受教育的现状。菲尔·科恩曾精辟地指出：“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母体文化所产生的接踵而至的亚文化都可以被视为基于这一核心主题的不同变体——在传统工人阶级清教徒主义和新兴的消费享乐主义之间的矛盾：部分变化中的社会精英或新出现的游民之间的经济层面上的矛盾。摩登派、帕克族、光头仔、克龙比族，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5]科恩的话意思是：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源于持续不断的社会结构矛盾、阶级问题以及相应产生的文化矛盾，抵抗是为了提出一个“集体解决办法”(collective solution)，以极端的方式具体再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一观点或许可通俗地概括为：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

亚文化的这种抵抗是对资产阶级的霸权的抵抗。霍尔等人指出：“在与统治阶级的霸权的联系中，工人阶级被限定为附属的生活和文化形式??当然，有时霸权是强大和坚固的，附属阶级是虚弱的、不情愿的和被强加的。但它不会通过限制就消失，它作为附属结构依然存在，经常处于分离和不可渗透的状态，虽然仍然被统治阶级的无所

不在的规则和领导所容纳。”[6]这就是说，尽管工人阶级的抵抗在历史中潮涨潮落，但是它永远不会完全消失，因为它位于一种阶级结构和对霸权文化的反抗的位置中——亚文化就是最明显的表征。

以英国的1950年代出现的无赖青年亚文化为例。无赖青年都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在街头惹是生非，被称为最初的“具有反叛精神的民间恶魔”。他们时常穿着改装过的爱德华式服装在街上闲逛。爱德华(Edward，Teddy是其昵称)式的服装本是为贵族青年所设计，包括一件狭长的掐腰夹克衫，一条窄腿裤，一件时髦的马甲，圆领的白衬衣和打成温莎结的领带，爱德华式服装被无赖青年挪用和改造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紧身直腿裤、厚底鞋、缎子领或斜纹布领的宽夹克、系成“鞋带”式样的领带，服装颜色也进行了大换样，变成了大红大绿的颜色。奇装异服的无赖青年把自己装扮成想象中的贵族青年的模样，以弥补战后工人阶级社区文化被破坏后的失落心情。无赖青年出现在战后英国沉闷的，毫无生气的时期，他们主要来自非技术阶层，被关在英国战后繁荣的大门之外，缺乏学校教育，不能进白领阶层。他们的服装风格“实际上掩盖了从事体力劳动的无技术、半游民的真实生活与周末晚上衣冠楚楚却又无处可去的经历之间的差距。”[7]

值得重视的是，伯明翰学派把亚文化的“抵抗”视为一种寻求“认同”(Identity)。这样，他们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对抵抗也作出了了阐释。霍尔等人认为：流行音乐亚文化——歌曲、杂志、音乐会、节日活动、滑稽戏、与流行歌星见面、电影等等——可以帮助青年人树立一种认同感。[8]“亚文化风格的组成不仅包括团体可以利用的物质材料——为了建构亚文化认同(服装，音乐，言谈)，也包括他们的语境(行动，功绩，地点，咖啡馆，舞厅，迷幻剂，晚会和足球赛)。新闻报道在宣传时牺牲了这些东西的用途，记者们特别想弄明白的是：它们怎么被借用和被转换，借此可以开始行动的活动范围和空间，铭刻着东西和物体的风格的集体认同和外表??”[9]。伯明翰学派所谓的“认同”，即“个体将自我身份同至少另外某些身份相融合的过程”。[10]和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著名的“认同”学说大体相近。埃里克森认为的“认同”是指的是“个人独特性的意识感”，“经验连续性的潜意识追求”，是“青春期自我的最重要的成就”，[11]简言之就是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回答“我是谁”、“立于何处”、“何去何从”等问题，包括自我认同、集体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性别认同等。埃里克森认为，青少年亚文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青春期聚集了早年尚未解决和整合的“认同危机”，存在着对成人承担义务的合法延缓期，是最容易发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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