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在《无名女子》中，无名姑妈生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旧中国一个贫穷的沿海小村庄。她在家排行老小，上面有四个哥哥。她的父亲曾经因为喜欢女儿，用自己的小儿子和别人家的女儿交换。虽然由于她母亲的干涉，交换孩子一事最终没有成功，但从中可以看出，她父亲是多么喜欢女孩。因此，完全可以想象，她出生时父亲是何等的喜悦和激动，对她是何等的娇惯和溺爱。作为父母最小的孩子和唯一的宝贝女儿，她不仅深得父母的呵护和宠爱，而且受到家里大部分人的疼爱（除了“我”的父亲，因为当年就是用他交换女孩的）。在无名姑妈嫁人后，她的娘家人对她仍然疼爱有加。在她丈夫出外谋生的日子里， 娘家人很乐意借此机会将她接回娘家，小住几日，以排遣她寂寞的生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旧中国社会里，这是多么和谐的一个大家庭，父母疼爱、体贴孩子，兄长关心、照顾幺妹，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但是，表面的幸福生活下却有暗潮涌动，妇女“三从四德”，“节烈观”等封建道德观念已经深入人们的骨髓，如有人胆敢冒犯，必将落入众人唾弃、万劫不复的境地。因此，人们只能隐藏起自己的个性，小心翼翼地生活，生怕做出出格之事，使自己遭殃，使家人蒙羞，因为周围的人都在窥视，在“提防”，在无意识地维护着封建道德观。虽然姑妈从出生到结婚后，一直都享受着家人的疼爱和关心，但她后来的“出轨”使家人蒙羞，这彻底激怒了她的父母和家人。在“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封建观念的统治下，姑妈被他们彻底地抛弃就在所难免。

女权主义意识形态之阐发。。。 （二）男权意识的支配地位

意识形态批评范式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任何文化都有多 种意识形态存在，并都有可能出现在修辞话语中，这些意识 形态中有的在某种文化中支配另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就会出 现一种居主导地位的世界观（邓，2007），男权意识便是这 样一个产物。在任何一种特定的文化中，多种意识形态或信 仰并存，并在这种文化的修辞产品中得到体现。然而，不是 所有的体系都受到平等的对待，有些得到重视或肯定，有些 被忽视或否定，长期以来，那些被重视或肯定的体系便潜移 默化地与文化交织在一起，它们不仅为人们毫无保留地接 受，而且对其他的意识形态起到排斥和压制的作用，这时 候，它们就处于一种支配地位，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领导 权”（hegemonic）地位。盛行于西方的女权主义所涉及的不 仅仅是性别问题，而是为了消除渗透在文化中不同层次的男 权支配意识所进行的斗争。因此，女权意识主要集中在一个 目标上——消除存在于文化中的压迫与支配之间的关系。 父权制的性别体系自古以来就为两性规定了界限分明的 性别角色，自婴儿呱呱坠地起，家庭和社会便按照他们的性 别而有所区别地对待他们了。作者根据儿时的亲身体验，在 小说中多处指出中国传统对女性的歧视用语，如“女孩是米 里的蛀虫”，“养鹅比养女儿更合算”，“养女孩徒劳无 益”，“养女孩不如养鹅”，“女孩是替别人养的”，“女 人的心天生就是向外的”等等。从意识形态修辞批评角度来 看，

这正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为了保有自己的地位而 采用修辞手段来进行的“劝说”，而且劝说非常成功，因为 书中母亲这辈人对这些说教都全盘接受，毫无异议。 小说中，姑姑由于丈夫远走美国，与人私通而怀有身 孕。愚昧野蛮的村民们在姑姑快要生产之时袭击了她家，对 她围攻羞辱并毁坏所有家当，羞愤之下，姑姑抱着刚出生的 婴儿跳井自尽。多年来，母亲及家人不仅不怜悯姑姑，反而 觉得她罪有应得，甚至在告诉“我”这个故事时，母亲仍不 忘叮嘱：“我要对你讲的事一定不要告诉别人。”姨妈去美 国与三十多年未见的丈夫相见，但却被丈夫“合理”地拒之 门外，神经失常而死。母亲从小对我灌输中国男尊女卑的思 想，处处限制“我”的活动，要“我”少说话，多听话。而 “我”从小生活在华人移民中间，不会说英语，受到种种压 抑，无法适应美国学校和社会现实，长期处于沉默之中。上 述种种，都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权意识的强势让小说中的各 位人物对那些重男轻女、歧视女孩的事情司空见惯，不以为 然，而一切对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反抗反而变成了“不正 常”之举。

（三）“女勇士”的反抗

作者以欧美女权主义思想为武器，剖析了在中国传统的 男权意识支配下妇女处于边缘地带的处境，旨在反抗这个意 识的支配地位，并给像“姑姑”那样受传统男权社会迫害、 含怨而死的女前辈们“报仇”，这是这位具有中国文化背景 的美国女作家的独到之处。作者不仅在叙事上以女性为主， 鲜有男性角色出现，表现出鲜明的女权倾向，而且在情节构 建中多处体现出“女勇士”们充满艰辛的抗争历程、表现她 们顽强的反传统和反男权意识。

“我”（汤亭亭）从小就具有强烈的反抗情结，一听到 “养鹅比养女儿更合算”之类的话时就大哭不止；当得知好 成绩只是给未来的公婆添光彩的时候，“我”就决定“再也 不拿A了”；“我坚决不做饭”为的就是反抗男尊女卑的封建 思想；“我”还憎恨母亲对于家族历史的诡秘态度。女儿的 种种叛逆行为都是对体现在母亲身上的男权意识反抗。同 时，对于姑姑的故事，早年的“我”也是守口如瓶，可是对 姑姑的同情和对父权意识的强烈憎恨使她拿起笔将这件“家 丑”公诸于世，公然向父权权威发出挑战。从这个角度来 看，姑姑以死反抗世人对她的不公，是那个时代的她无奈之 举也是她的反抗之举，而“我”（汤亭亭）敢于公布这个所

谓的“家丑”，是“我”的仗义之举也是英勇之举。 同时，母亲勇兰的行为也值得探究。她年轻时的行径颇 为大胆，不但上了洋人办的医专学校取得了助产师资格，而 且在丈夫去美国的那段时间里，自己在村里行医接生，受到 当地村民的尊重。尽管勇兰去美国与丈夫汇合后，一生所学 无处施展，不得不为生活所迫而干起了洗衣房的工作，甚至 在子女眼中变得唠叨而迂腐，因为她在某些方面又成了传统 父权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传递者，我们仍为她所表现出努 力寻求自我的决心和勇气所钦佩。 三、结论

“女勇士”是女权主义理想的形象化。无论是作者本 人，还是书中塑造的母亲、姑姑、花木兰等形象都从不同角 度体现了女勇士所要具备的方方面面，让人印象深刻。本书 自出版至今，受欢迎和重视程度不减当年，被很多欧美学者 当作当代美国文学、女性研究、族裔研究等学科的必读教 材，也是美国中学生的必读书目。从这点看出，文本中女权 意识所要达到的修辞“劝说”取得了成功。书中的主人公 （即“我”）经过挣扎和徘徊，终于超越两种文化，勇敢地 面对种族和性别歧视，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归宿。而现 实中，作者本人亦自强不息，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了一名成 功的职业女性，难怪学者张子清先生认为汤亭亭是最有实力 的“女性主义作家”，因为她“不单为消音了的无名女子争 得发言权，而且使女子成为道德的楷模、冲锋陷阵无往而不 胜的勇士和英雄”（张，11）。

无名女人是《女勇士》的开篇，也是其中最优秀的 一篇。小说借母亲之口,讲述了一段禁止再提起的、关 乎“我”父亲家族名誉的一段家庭往事。在20 世纪20 年代的中国农村，“我”的姑姑的新婚丈夫在与姑姑结 婚后没几天就赴美国淘金，姑姑在丈夫离家多年后，却 怀了孕。在分娩的那一夜, 族人袭击了姑姑的家。无奈 之中，姑妈在猪圈里生下了孩子，天亮后抱着孩子投井 身亡。姑姑是中国男权文化氛围中被压迫妇女的典型 代表，她的悲剧反映了所有“越轨”人的痛苦命运。 三从四德是典型的封建传统文化，它使女人受到 种种束缚，层层压迫。出嫁前被看作父亲的私有财产， 婚后又成了丈夫的人。没有人会把一个女人当作一个 完整而独立的人看待。她从小所受到的教导就是“顺 从”，顺从一切男性。“我”母亲不顾传统男权主义文化

中的“三从四德”，打破父亲“不准讲”的禁令，把无名姑 姑的故事讲给了“我”，“ 我”则不顾母亲的禁令，用文字

言说的方式把姑姑的故事公之于众。女性言说本身就 是对中国传统男权文化的挑战，作者把语言作为工具， 强烈抨击了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颠 覆了中国传统的男权中心话语，为像姑姑那样受传统 文化迫害、含冤而死的女前辈们复了仇。因此，故事面 世的本身就隐含了汤亭亭对父权文化传统的反叛和抗 议。在故事中，无名姑姑虽然作为受害者但却不能控 诉，因为“某个男人命令她同他一块撒谎———”如果你 告诉你家里人，我就揍你，杀死你。“她的姑姑毫无反抗 地顺从了。她不能向别人说自己是被强奸的，向别人表 白自己的清白。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三从四德的封建 父权制度剥夺了女人最基本的权利———话语权，即使 作为被害者也只能忍受着身心的巨大创伤保持沉默。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名字的作用和力量是巨大的， 它象征着一个人的身份，没有了名字，《无名女人》中的 姑姑也就失去了身份，“无名姑姑”这个名字的本身也 反映了传统文化对女人的迫害。在封建婚姻关系中妇 女没有个性意义，她的全部价值是充当传宗接代的工 具，而且是某一家族特定男子参与繁衍后代的手段，因 此女子的童贞便成为关系某个家庭血脉纯正、荣辱名 节的大计。她的私生子不仅对她个人而言是耻辱，也玷 污了整个家庭甚至整个村子的名誉。无名姑姑的不贞 使全家人恼怒万分，他们要故意把她忘掉，她的名字从 此不再允许被提及，同时也被从家谱中注销，剥夺她的 权利，否定她的存在，禁止讲述她的一切事情, 她似乎 从来就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正如书中所说：“真 正的惩罚不是村民进行的快速袭击和侮辱, 而是她的 家人故意在忘却她。”

水井传统上象征着维护父系子孙繁衍及捍卫父权 制的母体，姑姑以投井自杀的方式来污染家族的饮用 水，达到重新界定自我身份地位的目的。因为无名氏姑 姑抱着她刚出生的女儿投井自杀, 就是不让人们有水 喝, 这也是对村里人包括对家里人的一种报复。 姑姑的死亡是对封建男权制度的无言反抗，婴儿 的死亡则预示着她可以永远摆脱父权制度的迫害，嘲

笑父权制度在此事上的无能。就这样，无名氏姑姑巧妙 地把自己从一个父权制的牺牲品变成一名反抗中国传 统男权文化的勇士。

美国华裔女性形象

二、《女勇士》所体现的女权主义思想 汤亭亭塑造的华裔女性形象表明了她具有浓厚 的女权主义思想和女性的独立意识。她所构建的华 裔女性形象勇敢、坚强、能文善武、具有独立意识,通 过这些华裔女性的行动表明了她们是主流社会不可 忽视的一个群体。汤亭亭写作目的就是想摆脱美国 主流社会中对华裔女性的定势思维和刻板的偏见, 摆脱美国社会对华裔女性的排斥感,为创造出在美 华裔女性的新时代形象而努力,最终在美国社会主流 文化中为华裔女性争取应得的权利。在对《女勇士》的 女性形象分析之后,我们便不难理解华裔女性在美国 生存的艰难,而女性作家同样处于两难的境地。 很多华裔作家在各种场合声称自己是美国人, 写的是美国故事。这说明?身份游离依然困扰着这 些华裔女性作家?[ 2 ] 。虽然她们生活在美国社会, 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如影随行的渗透到她们的 创作中,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她们的作品带有东方 的色彩。在美国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影响下,华人后 裔试图完全抛弃中国文化,而认同自己成长的美国 主流文化。但是无论自己是第几代华裔,中国文化 身份放弃得多彻底; 尽管他们生在美国,受美国教 育,想做美国人,?却由于他们的‘他者’身份和昭示 于主流迥异的外表被排斥在边缘?[ 3 ] 。两种文化开 始在这些华裔身上形成了共存,但是又无法彻底地 融合,于是形成了一种后殖民主义思想家所谓的 ?多元组合文化?[ 4 ] 。她们要想在主流社会中得到 身份认可,但是主流社会一直把她们摆在边缘的位 置。而女权主义便是华裔女性和女性作家用来维护 和争取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女性身份和地位的特 殊使得她们对自己具有很强的感知力。《女勇士》 的创作更是与其女权主义的创作意图分不开。 汤亭亭的创作不仅是自身的真实写照,更是整 个华裔女性群体的真实写照。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传

统文化中,女性始终缺乏自己的独立意识和主体意 识。女性文学的书写也就跳不出男权中心话语的语 境。?女权主义者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支配群体 通过控制言论来控制现实,他们剥夺了妇女的发言 权,使她们长期处于沉默的状态。妇女没有自己的 话语,因而也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体验重新解释这 个世界。?[ 5 ]因此,女权主义作家非常重视描写女性 的亲身体验,构建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而女性文 学无疑是表达女性体验和思想的最佳式样,成为女 权主义作家偏爱的一种文学形式。汤婷婷在《女勇 士》中抨击和对抗的不仅是西方社会对华裔女性的 歧视,还有她所住的唐人街移民所带来的中国传统 文化环境强加在华裔女性的性别歧视。而汤亭亭所 依据的则是美国文化中平等自主、追求个性独立自 由的人文精神。也就是说,汤婷婷是以女权主义思 想,站在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立场上来批判 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来批判美国主流社 会对华裔女性的歧视,来批判男权社会所形成的男 权霸权主义话语。

《女勇士》共分五章:以离经叛道的?无名氏姑 姑?的故事为开端,依次讲述了?女勇士?、?女巫医 母亲?、弃妇?姨妈?和鬼性女?我?的故事。全书排 除了男性的立场,故事偶而涉及到男性,也都是模糊 不清的。在这个女权主义的文本中男性被有意置于 边缘的位置上。在整部小说中,在男权制压迫下的 ?沉默?的女人令人同情和激愤。?姑姑?在丈夫远 去美国多年后犯下了通奸的过错,被村民和家人围 攻羞辱后怀抱新生的婴儿投井自杀。“姨妈”去美 国与30多年未见的丈夫相见,但却被丈夫“合理” 地拒之门外,神经失常而死。“我”从小生活在华人 移民中间受到性别歧视和个性压抑,由于不会说英 语无法适应美国学校和社会现实,长期处于沉默的 无奈之中。“沉默”在本文中被反复强调,作者赋予 了它深刻的象征意味:它是男权制统治下妇女处于 无言地位和边缘地带的最真实的写照,是对父权统 治下形成的性别歧视和女性歧视的清理和批判。父 权制的性别体系自古以来就为两性规定了界限分明 的性别角色,家庭和社会便按照他们的性别来有所

区别地对待她们。

在华裔女性作家中,很少有人像汤亭亭这样看 到了语言与文化思想观念密不可分的关系,认清了 男权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凭借话语霸权来剥夺女性 话语权力的。正如女权主义者所说:“语言在我们 的社会中是性别歧视的主要载体:必须对它采取某 些措施,否则妇女所体验的社会问题将一代代延续 下去。”[ 6 ]表达女性独特的心理体验,是女权主义文 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作者在解构母亲讲述的故事 的同时,插入了大量的具有女权主义意识的女性体 验。《女勇士》作为一个典型的女权主义文本,它通 过讲述和解读几位华裔女性的故事,表现了被压抑 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向男权话语的挑战与复 仇。同时,也以讲述“我”成长的故事,表现了华裔 美国女性努力适应美国社会,在双重文化的压力下 找到的真实的自我的艰难历程。正如伍尔芙所言: “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种力量支配一切,一个 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宜的境 况就是这两种力量一起和谐的生活。”[ 7 ]而华裔女 性要取得女性应有的人格和权力,只有从男权霸权 话语中解放出来,从男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能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赛珍珠与汤亭亭

3.2汤婷婷的女权主义思想

婷婷的《女勇士》是第一部由华裔女作家创作的女权主义小说。作 为一部传达女权主义思想的后现代自传体小说，它与传统的自传有着明显 的区别。其本质的不同就在于叙述角度和叙事方式的改变，小说不再是单 一的有序的故事叙述，而是在讲述和复述己知故事的基础上，打破时空顺 序和线性叙述模式，对故事内容进行解读和重构，以达到颠覆男权中心的 话语、构筑起女权中心话语的目的。小说主要有两位叙述者和两种不同的

叙述视角，一个是代表着中国男权文化的“新女性”—母亲，一个是深受“母亲”的中国故事影响而又成功地融入美国社会文化的“我”。在小

说中，“母亲”既是一个主人公，又是故事的讲述者。她在孩子们的成长 过程中，不断地讲述一些家族中的不幸的历史和自己喜爱的女英雄花木兰 一类的女勇士的故事。而“我”又对“母亲”讲述的故事做了带有强烈女 权主义色彩的解读和重构。因此，可以说母女俩是这部自传性小说文本的 共同完成者。

汤婷婷之所以采取自传体这种文学体裁，也是与女权主义的创作意图 分不开的。从文学史上看，直到20世纪，西方女性作家才开始写自传， 内容大都表现她们的内心世界和狭小的生活空间。在世界文学史上，与男 性相比而言，女性很少写作，写自传的更少。因为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文 化中，女性始终处于被动低下的配角地位，缺乏为自己立传的主体资格， 而且既便写了，也往往跳不出男权中心话语的环境，不过是传达男性化了 的女性声音罢了。现实常常被男性话语支配着，女性习惯于接受常识、成 见和被告知的现实，很少去独立地思考自己的真实处境。正像有人所指出 的那样:“女权主义者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支配群体通过控制言论来 控制现实，他们剥夺了妇女的发言权，使她们长期处于沉默的状态。妇女 没有自己的话语，因而也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体验构筑女性话语。自传体 无疑是表达女性体验和思想的最佳体裁，成为女权主义作家偏爱的一种文 学形式。

汤婷婷在《女勇士》中抨击了中国男权社会的性别惯例，她所依据的 是美国文化中平等自主、追求个性独立自由的人文精神。也就是说，汤婷 婷的作品是“基于西方话语，适合西方读者”。她的动机是以欧美女权主 义思想为武器，颠覆中国传统的男权中心话语，为的是给像“姑姑”那样 受传统男权社会迫害，含冤而死的女前辈们“报仇”〔8J。

《女勇士》以离经叛道的“无名氏姑妈”的故事为开端，依次讲述了 “女勇士”、“女巫医母亲”弃妇“姨妈”和鬼怪女“我”的故事。在这个 女权主义文本中，男性被有意置于边缘位置上。在整部小说中，处于男权 制度压迫下的“沉默”的女人们的故事，如同一个低回哀怨的旋律时时奏 响，令人同情和激愤。“姑妈”在丈夫远去美国多年后犯下了通奸的过错， 被村民和家人围攻屈辱后，怀抱新生的婴儿投井自杀〔引。“姨妈”去美国与 30多年未见面的丈夫相识，却被丈夫“合理”地拒之门外，神经失常而死 〔’。」。“我”从小生活在华人移民中间，受到性别歧视和个性压抑，由于不 会说英语，无法适应美国学校和社会现实，长期处于沉默的无奈之中。“沉 默”在本文中被反复强调，作者赋予了它深刻的象征意味:它是男权制度 统治下妇女处于无言地位和边缘地带的最好写照。

对中国传统社会封建父权统治下形成的性别歧视和女性歧视用语的 清理和批判，是作者女权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位具有中国文化背 景的美籍华裔女作家的独到之处。父权制的性别体系自古以来就为两性规 定了界限分明的性别角色。自从婴儿侈山呱坠地之后，家庭和社会便按照他 们的性别来有所区别地对待他们了。在美国唐人街中国人的聚居区里，还 较完好地保存着中国父权制社会形成的传统文化观念和风俗习惯。像小说 中揭示的那些重男轻女、歧视女孩的事情也就司空见惯，不以为怪了。作 者基于自己少女时代的经历，在小说中对歧视女性进行了揭露和清算。她 历数了中国人对女性的歧视用语。很少有人像汤婷婷这样对中国人歧视和

压迫女性的用语作如此全面和深刻的清算。她看到了语言与文化思想观念 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认清了中国男权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凭借话语霸权 来剥夺女性话语权力的。正如女权主义者所说:“语言在我们的社会中是 性别歧视的主要载体，必须对它采取某些措施。否则，妇女所体验的社会 问题将代代延续下去。”

《女勇士》是一个典型的女权主义文本。它通过讲述和解读几位中国 女性的故事，表现了被压抑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向中国男权话语的挑 战与复仇。同时，这部小说也以讲述“我”成长的故事，表现了第一代华 裔美国女性努力适应美国社会，在双重文化压力下找到真实的自我的艰难 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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