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英语2 翻译

Lesson 1 酒吧聊天和标准英语

聊天是人类活动中最社交性的东西。而这种行为仅仅活跃在人类之中。无论动物之间互相交流的方式多么复杂，它们并没有投入到任何值得被称之为聊天的活动中。

聊天的魅力在于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起源，也没有人知道它将会蜿蜒或跳跃或闪耀或仅仅只是喷射到什么地方。好的聊天最大的敌人就是“有正事要说”的人。聊天并不是为了阐述一个观点。争论可能是聊天的一部分，但这时候争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服别人。聊天当中没有赢家。事实上，最好的聊天者是那些准备好认输的人。他们会突然发现一个让他们讲诉他们拥有的奇闻轶事的时机，但是很快聊天进行下去，时机过了。他们也乐于放下不讲了。

也许是因为我在一个英语酒吧里长大，我觉得酒吧聊天本身就有魅力。酒吧朋友不会深入进各自的生活。他们之间互为伙伴，但是不亲密。也许他们的婚姻岌岌可危，也有可能正处于失恋或者出轨，但这些一点儿也不重要。他们就像大仲马笔下的那些火枪手们，虽然彼此生活在一起，他们并不会互相挖掘别人的生活或者深入窥探别人的思想和感情。

有一天晚上，就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分散着聊着天，从老生常谈的话题聊到朱庇特的思想，并没有一个聊天的焦点也没有必要有。但突然聊天的魔法发生了，突然产生了一个焦点。我并不记得到底是什么使得我们的伙伴们聊到这儿的-她显然不是专程来这个酒吧说这句话的，这句话并没有印在她的脑子里-但她的言论很自然地落到了谈话之中。

“有一天有人跟我说了这个词‘标准英语’，这是一个具有批评性的术语，因为它是一种人们不能正确使用的语言。” 聊天的火花迸射成为火焰。人群中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声音，有怀疑的也有肯定的，使得这场讨论能够延续到第二天早上，最终尘埃落定。但聊天不需要得出结果，它可以看似无知地一直延续下去。

给“标准英语”下定义的是一个澳大利亚人，言辞尖刻程度跟人们预期一个罪犯后代说的话一样。我们曾经花五分钟去澳大利亚。当然，在那个社会，我们会对标准英语有抗拒心理。并且在下层社会也往往存在对上层社会试图对“应该被讲的英语”制定规则产生抵抗。

瞧瞧存在于撒克逊蛮族和他们的诺尔曼征服者之间的语言壁垒。他们从十九世纪的澳大利亚囚犯聊到十二世纪的英国农民。谁对谁错并不重要。聊天就这么天马行空地进行着。

有人提出了一个最为著名的例子之一，这个例子总是值得让人反复思考。当我们说到桌子上的肉时我们用法国的词语；当我们谈论制作肉类的动物时我们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在猪圈里它是猪（pig）；在桌子上它是猪肉（pork）。在原野中它们是牛（cattle）；但是当我们坐下来我们又得到了牛肉（beef）。鸡成了鸡肉，而牛仔变成了小牛肉。即便我们出于虚荣不在菜单上使用法语，我们现在使用的英语仍然是诺尔曼英语。总之，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自从诺尔曼人征战英国之后英国便出现了深深的文化断片。

耕耘土地圈养动物的撒克逊农民们并没能够享受到肉类，因为它们通通都到了诺尔曼人的桌子上。这些农民只被允许食用在田野中蹦蹦跳跳的兔子，因为兔子肉很廉价，诺尔曼贵族们自然对之嗤之以鼻。因此到了我们桌子上的兔子仍然被称为兔子，而没有变成被称为lapin的贡品。

而如今当我们听到有关双语教育的争论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回想起那些撒克逊

农民。新的统治阶级通过使用法语对抗撒克逊人自己的语言来制造文化壁垒。他们肯定是怀着巨大的文化耻辱感然后在赫里沃德的带领下作出革命的。如果“标准英语”这个词在那时候就存在了，那肯定指的是法语了。然而900年过去了，如今在美国这儿，我们仍然是这种语言的继承者。

因此第二天早上，这个话题结束了，有人查阅了这个词。这个短语在十六世纪的某个时间里开始被人使用。“标准英语（Queen’s English）”在1593年就被纳什写进了他的“截获信函奇闻”中，而1602年迪克在描写某个人的时候书名就是“thou clipst the kinge’s English”。难道这是来自莎士比亚的短语？如果是的话那就证明这个词曾经被广泛使用过。莎翁用过一次这个词语，在“温莎的风骚娘儿们”里，快嘴桂嫂在讲到她的主人满带怒气地回家的时候，说道：“这对上帝的耐心是一种考验，也是对标准英语的践踏”，事实证明她说得没错。 我们可以认为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这个词语被创造出来。经过五个世纪的与来自法国的诺尔曼民族，安如望族，金雀花家族等等的争斗，盎格鲁民族最终吸收了这个词语。被征服者最终征服了征服者，英语成为主流。

有“标准英语”可以为之自豪，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们通过蒲公英唱片将其记录下来，随着这枚蒲公英的种子开始繁殖并且飘散到世界各地。“标准英语”这个词就不再被当做种族歧视的一种表现了。

虽然原本澳大利亚人提出这个词的时候是有另外一层内涵的。这个词语往往被下层阶级贬损且戏谑性地使用。人们会觉得即便快嘴桂嫂-一个佣人，也会说到克劳斯先生-她的主人，会有失去控制大声跟老百姓讲话的时候。如果说“标准英语”是一种“人们应该说的语言”，那克劳斯先生的言谈肯定会被他的属下嘲笑，他们提到“标准英语”的时候肯定是带着讥讽的。对文化专制的反抗仍然存在。

正如卡莱尔所说讲的“词语会被强化成物质”一样，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词语本身不是真相，但它们代表着真相。例如像诺尔曼人讲的盎格鲁式法语这样的标准英语，就是一个经典的代表真相的例子。也许这种语言是值得被人们使用的，但它不能用法令规定下来并且让那些最底层的免疫者接受。

我对字典有着无穷的喜爱-奥登曾经说过一个作家需要的仅仅是一支笔，大量的纸和“他买得起的最好的字典”-但我只能认同他所说的字典是查阅常识的工具。标准英语是一种模型-丰富且极具指导性-但它不应该被当成基本原理来使用。

所以我们得回到最初上来。虽然标准英语是最具教育性和文学性的，它经常溜进聊天当中。强调他说的话就像是在写作一样的聊天者跟那些仿佛在用他们的词汇创作供于发表的聊天者算是最糟糕的了。当E.M.福斯特写下“我们这个灾难性的时代走廊”，我们在这个明亮的词语还有他所描绘的有魔力甚至可以说有点恐怖的景象面前坐下。但是如果E.M.福斯特坐在一个客厅里说，“我们都在互相跟随彼此走下时代的罪恶走廊”，我们会义正言辞地请他离开。

伟大的作家们常常会被一些愚蠢的人们请求像他们写作一样来说话。也许有的人会赞美十八世纪巴黎的沙龙里伟大想法迸发的崇高聊天，然而另一些人就会觉得他们会八卦并且对食物和红酒的质量评头论足。艾诺， 客厅或者餐厅里是没有字典的。我们应该在第二天早上查阅资料而不是在聊天当中。否则我们的聊天会受限；我们就不能天马行空地聊来聊去了。如果我们那天晚上就把“标准英语”这个词的定义确定下来的话我们的聊天也就结束了。我们就不会聊到澳大利亚，也不会回想到诺尔曼征服时期。

并且第二天我们也少了可以接着讨论的话题。也许总的来说，可能就没有人会提起这个话题的火枪手所吸引，也就不会对她有诸多猜想。教黑猩猩们讲话的无聊之处可能就在于他们会试着去讲道理然后毁了所有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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