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马克思主义与制衡文化精神的比较

儒家、马克思主义与制衡文化精神的比较

儒家指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文化精神。

制衡文化精神指国家管理框架人事制度的理论。它诞生于东方，发达于西方。 ——孔子和孟子的文化精神。孔子的文化精神具有永恒价值和强大生命力的部分主要体现在《论语》和《周易》中之中。认不认同孔子文化精神的现代意义，关键在于如何给孔子语系和人格定性定位。孔子的文化精神集中表现在个人人格的塑造上，也就是说，孔子的学说是“伦理人格学”。有的人把孔子的学问看作“政治管理”之学，是有失偏颇的。在孔子的语言系统中，直接谈治理国家的有一部分，但占的比重不是很大，核心的部分是讲人的建设和人的发展。孔子的很多话语都是不朽的。人类创造的文化有些是速朽的，有些文化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后就消逝了，但高度抽象的真理性哲学话语是万古常青的。因为这是哲人们对客观世界本质的科学认识，除非人类去到另一个世界。富兰克林认为人区别于兽的主要标志是人能制造工具。其实这只是一个仅限于生物学范畴的概念。对人进一步作出科学解释还需要社会学概念，值得中华民族骄傲的是，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揭示了“社会人”的真谛：“人者，仁也，亲亲为大。” (《礼记·中庸》)什么是人呢？孔子说：人就是要温、良、恭、谦、让，首先要做到的是亲爱和睦。现在看，孔子对“人”的定义是很科学的。一个人不讲亲爱和睦，不讲温、良、恭、谦、让，说明他的进化还处在兽的水平上。这样的人只不过是一个生物人，而不是一个社会人。孔子这个命题是伟大的真理性命题。这在西方思想、哲学中似乎难以找到。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社会和世界交往中，按照孔子这个标准实践，何愁人类社会不和睦、不和平呢！孔子的人格修养学说适应于世界范围内的每一个人，有极强的广泛性。由于我在其它地方对孔子和孟子多有论述，①此处不再赘述。

——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主张社会公正公平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为弱势群体讲话，马克思主义的矛头直接指向罪恶的剥削大多数人利益的资本家阶层，有非常强烈的正义感；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理论。在人类历史处于极度不公正的时期，政治哲学要么维护一小撮统治阶级的利益，要么维护大多数贫困群众的利益。马克思主义者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的利益，为绝大多数人鼓与呼；再次，马克思主义是战斗性很强的理论。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的

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不平社会的反，造黑暗社会的反。

人类历史尽管漫长，但进入统治者的视野，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精神不过四个文化系统，第一是宗教文化系统，第二是儒家文化系统，第三是人文主义文化系统，第四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系统。

上述四个系统谁最优秀和先进？笔者来比较一下。

宗教文化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无疑是最落后的。因为宗教产生的历史最早，那时候人类处于蒙昧原始的状态，科学技术文化和其它各类文化还刚刚萌发。这给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一般宗教主张世界的本源是“神”，这就是比较原始和臆断的认识。我翻检过世界几大最著名的宗教的一些著作，虽然宏富，但很杂乱，许多地方前后矛盾，论述的文辞简陋粗糙，明显感到很多故事都带有编造的痕迹，简单甚至荒诞，难以令人信服。我们不能认为现在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很多就肯定宗教文化精神是科学的精神，只能说人类社会发展还处于“幼年”时代。人们是否看到，当今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将宗教作为统治国民的思想，但这些国家都相对落后。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由于有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传播，或者说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传播，宗教文化在中国从来都没有登上政治舞台。如果现代社会还有人企图利用宗教或将宗教推上历史舞台，将是中华民族的不幸。这里我说宗教不科学，比较落后，并不是对宗教文化的否定，也没有亵渎宗教的意思，宗教文化的传播有它的历史合理性。我这里主要是从国家管理文化的角度认识宗教文化。在现代社会，也不能将宗教文化一笔抹杀，他未来的生命力取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水平。但从统治思想的角度看，宗教文化显然没有儒家文化、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先进和优秀。

儒家思想尽管是优秀的文化，但儒家思想产生于小农经济时代，政治管理比较封闭，以“人治”为主。何况，孔子的文化主要是伦理人格文化而不是政治管理文化。所以不适应现代社会登上政治舞台了（但作为一般人格修养还有很大的意义，还应大力提倡学习）。

人文主义精神起源于欧洲，和宗教文化针锋相对。宗教信仰神，人文主义否定神。与此同时，大力张扬人的力量，相信人主宰世界。特别是主张个性解放，把人的精神生活从宗教的籓笼里拯救出来。人文主义催生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否定了以宗教作为统治思想的封建制度，带来了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深刻变化。用发展的眼光看，人文主义优于宗教文化（指作为统治阶级的文化）。人文主义和孔子文化有个共同点，即都相信人的力量。但是，人文主义催生的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家，带有血腥的剥削行为，只顾自己赚钱，不顾大多数

工人的利益。造成了社会的严重两极分化，少数人极度富有，多数人极度贫困，导致失业和动乱。从2005年法国的社会骚乱中，我们仍然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不安定的火种。严重不均衡的世界必然是一个失去了道义和公正的世界，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除了我上面说的三个特点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构建了人类将来的理想社会，指明了人们奋斗的目标。这个理想，过去东、西方的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尽管都或多或少谈到，但没有马克思主义完备。10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地球在逐渐变小，经济逐步全球化，信息网络和交通枢纽把全世界各个角落紧密地联系起来。文化逐渐融合，政治管理体制必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只要经济、文化、政治全世界充分的融合，就为消灭战争创造了条件，就为民族和国家的消亡奠定了基础。细心研究的人会发现，人类社会正在朝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缓慢前进。

从上面的比较看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作为统治阶级最优秀的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也许，今后人们会创造出比马克思主义更科学、更优秀的文化，但是在未来，而不是现在。

中国由于传统的“根文化”是以“仁爱”、“温和”、“水性”、“忍让”为内核的文化精神，即以“柔性”为“根底”的文化精神，加之历史上一些封建统治者压抑阳刚文化精神的张扬，所以中华民族的总的文化精神表现出“阴柔有余、阳刚不足”的特点。上个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给暮气沉沉、灰暗衰微的中国社会注入了能使中华民族刚健奋起的极其新鲜的血液，使中华民族获得了新的精神力量并从新站立起来。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国际政治十分复杂，中国不能排除强大外敌的再次入侵和被再次宰割的危险；国内管理系统中腐败分子的集群化、阶层化也大大削弱了国家的战斗力量。社会物质财富分配和占有极不均衡化，贫富悬殊在加剧，社会不安定的深层矛盾在激化。解决这些问题，不论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有弘扬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的必要，都需要以勇敢地、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面对矛盾的挑战。因此，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阳刚精神和公平、正义精神来说，中国是很需要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的。 ——西方发达国家管理制衡文化精神。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是国家管理体制的构建具有“物理结构稳定”性，第二是领导管理者的产生实行民众“直选”式。对于管理运作发挥效果来说，这两种方式缺一不可。前者产生管理机构的相对科学，后者体现了决定领导管理者的民众意识。 下面着重谈第一个重要特征。

国家管理机构的组织形态带有自然性、哲学性、模型性、物理性。

我们说国家管理机构的组织形态带有自然性，是因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为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也就是说，物质的存在形式是多因素的，至少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不可能有物质的生存和发展变化。

我们说国家管理机构的组织形态带有哲学性，是因为国家管理机构虽然与人紧密联系，虽然建立在社会人群之中，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但人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人的创造实际上是对自然的模仿。自然界的结构含稳定原理，人类创造具有稳定性“东西”也要遵循稳定原理。这里，用老子的“道法自然”很贴切了。现代比较系统和成熟的国家管理体制没有产生在中国而产生在西方，不是因为中国没有产生平衡稳定哲学思想，而是因为其它方面的因素。中国比较原始的哲学著作《周易》就是非常典型的以“两点论”为基础的理念；孔子的“中庸”里包涵着“多元”的哲学因素（有“中”必有“两端，多点论）。但中国的哲学思想很复杂，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朱熹继承老子这一说法，讲“理一分殊”。这些理论，混杂在一起，难辨真理与谬误。我想这是中国没有诞生制衡管理机制的哲学原因。中国“单极”政治时间极其漫长，从“夏传子，家天下”开始，数千年来，一直延续这种封闭的、“单极的”、宝塔式的管理模式。历史的贯性作用和权力极度自私的行为阻碍了制衡管理机制的诞生。我想这是中国没有诞生制衡管理机制的历史、文化、人格原因。当然，这种原因是复杂的，难以看清的，这只不过是作者的一些粗浅认识。

我们说国家管理机构的组织形态带有物理性，是因为任何组织机构设计和建立都要遵从物质结构稳定原理。国家管理机构实际上是人群的相互结构，人是自然物质和生命精神、文化精神兼具的活体，所以本质上也是物质结构，只不过一般物质结构不具有动态性，而国家管理机构具有动态性，因为组成这个机构的是活生生的人。国家管理机构的建设犹如人们建设高楼大厦，建设高楼大厦要讲稳定，建设组织管理机构也要讲稳定。

我们说国家管理机构的组织形态带有模型性，是因为一种与一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科学的管理体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张三这个国家可以用，李四这个国家也可以用。“模型”带有机械性。机械的东西是可以移动的。人类不同的地区创造的文化尽管有差异，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完全一致，但优秀和先进的文化是对历史和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有强大的生命力，人类创造的不同的文化最后终同归海洋，融为一体。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文化的相互借鉴和相互吸收的问题。社会政治体制不同、某些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同、发展历史进程有先有后，这些都不能成为吸取别国先进管理文化的理由，这是因为管理体制的模型性和机械性。而模型性和机械性与这些差异并非是不可分割、不可游离的东西。体

制属于形式，具体政策措施属于内容。形式是“碗”，这碗可以装山珍海味，也可以装粗茶淡饭。既然都是人类，其基本的生存、发展方式没有本质的不同。优秀的文化完全可以相互为用。在制衡管理机制框架下仍然可以建立公有制。“公有”与“私有”不决定于国家管理体制，而决定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和占有比例。管理体制和分配方式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相对而言，前者是非物质的，能动的，后者是物质的、不动的，后者受前者的支配。

西方先进国家管理文化精神有一个重要特征是领导管理者的产生实行“直选”式。即由民众直接选举领导管理者。其基本方法是由下而上。它与领导事先定候选人，有目标性的组织群众选举完全不同。前者体现的是民众的意志，后者体现的是领导的意图。用事理的科学性评判，前者更加适应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

任何一种管理模式都是有缺陷的。西方的民主选举中也有很多肮脏的东西。人类正处于野蛮与文明交错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非常漫长。西方先进国家建立的管理体制适合于这种状态。要说道德和科学，中国远古那种“禅让”制是很纯朴的，因为那时候是公有制，“家”的概念很弱，人文朴直，人的权力私欲比较道德。后来人们抛弃这种方法，是因为国家权力的私有化。未来，有可能回归到这种美好的方式，但它是道德文明的人文性的返归，而不是自然原始的简单返归。但这个回归不知需要多长时间，前提是全社会的人绝大多数公心战胜私欲，家庭解体，必须有高度的道德文明等。

西方一些国家的强大主要得益于管理文化适应了野蛮与文明交错的社会现实。其主要作用保证了领导管理层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保证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保证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清新与刚健，避免了严重的政治腐败行为。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在治与乱中循环，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缺乏这种稳定的管理机制。中国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必然有几个道德高尚、管理能力卓越的“明君”出现。一旦继承王位者人格修养差，道德低下，管理昏庸，国家就会迅速衰落，最后发展到动乱。

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学习、吸收、运用的文化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就象生命机体，需要多方面的营养，才能生存发展。生命机体会阴阳失调，阴虚则补阴，阳虚则补阳；人格修养不足，补以道德；精神气势不健，补以刚强；管理“营养”不良，调整膳食结构。当代中国或未来的中国最需要综合运用上述三种文化精神。用孔子的文化精神拯救和医治人们道德的沦伤，从而“修身立人”；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张扬正气、抗击邪气，从而“护道扬义”；用制衡文化机理创新我们的管理体制，从而“治政强国”。

① 参见《文化的分类及评价》、《对伦理道德文化的补充》、《论文化精神》、《我对孔子“中庸”的新解》、《孔子和孟子的比较》、《谈各类文化的协调平衡发展》、《谈文化的孔子与政治的孔子》等著作。

（200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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