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诠释及其命运

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诠释及其命运

郑异凡

[内容提要]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原因、实质和内容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说法。俄共一些领导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抓住列宁的某一说法，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辩护。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并不新，只是1918年春政策的继续；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强调新经济政策仅仅是退却，是对农民的暂时让步，要求转入进攻；布哈林则认为新经济政策中的决定因素是运用市场机制。这些不同诠释直接影响新经济政策的命运，但都可以在列宁的言论中找到依据。有些解释属断章取义，无视列宁思想的变化和发展。科学的研究需要对列宁的不同说法联系具体的时间环境进行分析，找到本质的东西。 [关键词] 新经济政策；诠释；命运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5)06-0135-05

[作者简介] 郑异凡，中央编译局世界所研究员。

20世纪20年代是新经济政策的年代，或者按照列宁的说法，是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新经济政策展开激烈的争论。大体上存在两派：以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派对新经济政策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把它看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念念不忘限制直至取消新经济政策。另一派以布哈林等人为代表，主张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还有一些动摇于两者之间的派别。这些 派别的政策主张都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各有所本，都能够从列宁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言论中找到根据。

一、新经济政策在1918年春已经存在

一种诠释是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对军事共产主义而言，是一种新的政策，实际上是回归1918年春天的政策。列宁曾持此观点，他的举证是，早在1918年春天，他已经指出当时的俄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宗法式的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里，主要的斗争是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和 私人资本主义的斗争。在1921年初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重申了这一观点，主张社会主义同国家资本主义联手反对其余的经济成分。1921年4月的《论粮食税》表达的就是这种观点。

这一说法被斯大林紧紧抓住。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斯大林没有发表过涉及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和文章，直到1921年12月18日的《前途》一文才首次粗粗谈及新经济政策。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在谈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都在前面加上“所谓”两字——“所谓新经济政策”，强调新经济政策并非新政策，只是1918年春政策的重复和继续。1928年7月5日，斯大林在《论共产国际纲领》中说：“如果以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工作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那就不对了。??恰恰相反，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工作不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而是从宣布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开始的。大家知道1918年初出版的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列宁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1]

这种说法否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创新。虽然列宁在实行粮食税政策的初期曾经表示过类似的看法，但是在承认了商品买卖之后，曾明确说明1918年春的政策同新经济政策之间存在原则区别，他说：“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 同商业的关系问题。??提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并没有说我们要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是说我们俄国如果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2]正是市场机制的提出和运用，使新经济政

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使新经济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的经济政策。所以，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诞生的日期定在实行商品货币和市场机制之时，而不是实施粮食税的时候。

二、“退却”和“进攻”

1921年春迅速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各地农民对军事共产主义，特别是它的余粮收集制严重不满，甚至举行暴动，进行武装反抗。喀琅施塔得的暴动只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最后通牒。关于农民起义的因素，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的起因时很少谈及，通常只提喀琅施塔得暴动，这可能是因为农民暴动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不过斯大林的著作中却多次提及。例如，1925年1月26日斯大林在《关于“得莫夫卡事件”》一文中写道：“??或者是农民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起来以致发生暴动。请你们注意，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经济政策下，新的坦波夫暴动或新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决不是没有困难的。南高加索的 格鲁吉亚暴动提出了一个严重警告。如果我们不学会割开我们的脓疮并且把它们医好，如果我们还要在表面上装得太平无事，那么这样的暴动将来还是可能发生的。”[3]

当时许多领导人都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退却，是对农民的让步，以拯救苏维埃政权。

这也是实施粮食税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就整体而言，新经济政策确实是由军事共产主义向后退却，用当时的说法，由直接进攻改为迂回。就同农民的关系而言，也确实是一种让步、妥协。但是，这样理解是不够的。有退却，就有进攻。因此，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特别是农民造反的威胁略为减轻之后，停止退却、举行进攻的呼声就不断高涨，逼得列宁一年之后，不得不在

党的十一大上宣布停止退却，开始进攻。就列宁而言，提出“进攻”可能出于两种考虑：第一，迫于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压力，提出进攻的口号以安抚党内的激进派、“左派”。第二，当时已经退到国家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从传统的观念看来，已经退无可退了。不过，这个时候宣布进攻是大可质疑的。因为实行粮食税仅仅一年，而承认市场机制(即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政策)才半年，作为完整的政策体系在许多方面还有待具体化，有待进一步完善。诸如发挥市场作用，调动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发挥私商的作用等等问题都有待解决，在这个时候发动“进攻”必然摧毁尚在形成中的新经济政策体系，达不到新经济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

斯大林论述列宁主义的著作是不提新经济政策的。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两本专著都闭口不谈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一个与中农问题并列的“具体问题”。1926年1月他在《列宁主义问题》文集初版序言中为自己辩解说：“同样很明显，我们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中农问题等)也不是这本‘扼要叙述列宁主义基础’的小册子所能完全阐明的。”[4]

在这一点上，季诺维也夫要胜过斯大林，他在《列宁主义》一书中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谈新经济政策，其标题分别为：第11章“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第12章“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这两章都有副标题，从中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关注的重点。

季诺维也夫的论点始终围绕阶级斗争、退却和进攻、国家资本主义展开。他写道，新经济政策，“这是列宁主义经过最广泛的深思远虑的退却运动。”“这是其历史意义迄今尚非所有人都清楚的退却。”“我们现在应当清楚明确地跟着

列宁说，新经济政策是个退却。”[5]退到哪儿去呢?退到国家资本主义。因此新经济政策等于国家资本主义。季诺维也夫写道，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不是简单地消除“军事共产主义的极端性，不，我们做的不是这件事——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经济政策。我们根本不是从军事共产主义退向社会主义，而是退向无产阶级国家中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这是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他还问道，“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在哪一点上比“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好听一些呢?[6]

季诺维也夫的这种说法，把市场机制的作用完全排除出新经济政策之外了。列宁确实曾经寄希望于国家资本主义，但在实践上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发展，列宁生前已经看到并多次指出过。在季诺维也夫书写《列宁主义》一书的时候(1924年)这一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了。其次，列宁说的退却是退向国家资本主义，退向自由贸易做买卖，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而后者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季诺维也夫只讲国家资本主义，这就完全忽略了市场经济这一面，大大缩小了新经济政策的范围，也大大贬低了新经济政策的意义。

既然强调的是退却，而且是在农民造反逼迫下的退却，那么一旦造反的威胁消失，就会要求转入进攻。斯大林在后期论述新经济政策时就不断强调进攻。

1924年12月在俄共十四大上斯大林首次给新经济政策下了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7]斯大林这个定义的重点是同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

1926年11—12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声称，要“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8]。一年后斯大林已经宣布：资本家正被排挤出商品流转的范围，工业正和农民经济直接结合起来，投机的中介人再不能从工业和农业中攫取利润。苏联已经没有交易所、营业所、价格操纵情形等等。在这方面，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在我国都不存在了。[9]稍后，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党的任务是 “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10]。要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这根子就“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11]结论很清楚，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农民这个小生产者。

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用一章的篇幅谈阶级斗争。他强调，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阶级斗争仍在继续。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农村存在严重的富农危险，必须把打击的火力对准城乡的资本主义成分。他说，城乡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增长，“谁要是说我们已经没有资本主义，或者几 乎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富农，我们的政策对富农和对贫农都同样有利——他就是有意无意地修正列宁主义。”“对我们来说，农村的富农——真正的富农——要比城市的耐普曼危险得多，因为我们在农村的阵地是薄弱的，而富农成为农村舆论领导者的可能性却要大一些。??农村百分之二、三的‘富农’，总是巨大的力量。”[12]

过渡时期存在阶级斗争，这是当时的共识，并不奇怪。但是就发展经济和抓阶级斗争这两方面的任务相比较而言，对当时的苏联来说，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全力抓经济，发展生产力，为落后的俄国 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条件。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深层次原因，正是俄国落后，不具备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需要运用市场来改变资源配置的方法，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而害怕资本主义，害怕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发展资本主义，想借助于阶级斗争的方法，靠专政的力

量来消灭资本主义成分，消灭小生产，只会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的后果。这是苏联的历史所证实了的。

长期以来，列宁对小生产是不放心的，把小生产看作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和源头。1921年3月列宁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今天是同谁进行最后的斗争中的一次斗争，惟一正确的回答就是：同我们自己家里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进行斗争。”[13]

实行新经济政策一年以后，列宁重申：“我们确实是在进行‘最后的斗争’，不是同国际资本主义(同它还要进行多次‘最后的斗争’)，而是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资本主义进行这种斗争。”[14]

列宁放弃了“最后的斗争”的提法没有呢?没有看到正式说法。不过我们在《论合作社》中看到，列宁把合作社看作是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过渡到新制度的机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合作社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而不再是 同农民进行“最后的斗争”了。

有两个人的回忆涉及列宁对农民问题的最后看法。

1922年列宁对时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的弗拉基米罗夫说过，我们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领域。第一个是商业，这就是学会经商，为的是首先同农村，同农民结合。不这样做，有一天农民会让我们去见鬼的。老实讲，农民并不理会谁，什么样的领导坐在城里，谁在克里姆林宫统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城市得到什么，克里姆林宫给他什么。他会使用这样的试金石：同沙皇时期相比，他生活得好一些，还是变坏了。如果看到用自己的产品换来比过去多的印花布、砂糖、鞋子、器皿、农具，如果还看到赋税减少了，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他们痛恨的警察和警察局长，庄稼汉对新制度就会感到完全满意。而如果不满意，对付数

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安东诺夫运动、坦波夫以及其他省份的叛乱，都是对我们的严重警告。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便长期生活在和平之中，同中农友好相处。[15]列宁去世前在同布哈林的谈话中总结出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可以不再对农民使用暴力而达到社会主义。[16]

布哈林记住了这一点。在1928年7月全会上，布哈林在谈到非常措施引发的各地农民风潮 时提出警告说：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却要用暴力把庄稼汉赶进公社。这样你们就会遇到庄稼汉的起义，富农组织他们，领导他们。结果是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消失。你们从这里得到的是什么呢?[17]

三、运用市场机制来发展经济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只想通过实行粮食税对农民作出让步，以拯救苏维埃政权。但任何政策都不是孤立的，这种退却必然引发连锁反应。实行粮食税，农民手头就会有余粮，纳税后剩下的粮食怎么办?列宁的最初设想是允许农民在地方范围内交换。但是，限制在地方范围的实物交换(当时也叫“商品交换”)恰如“蜉蝣”(布哈林语)，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广大的农民以自己的实践冲破了人为的樊篱，“产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这就把市场机制引进了苏维埃经济，进入了真正的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列宁发现了这一点，把这时候的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区别开来，指出区别就在于现时的经济已经建立了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这是新经济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

所以，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出现的时间向后推迟了半年左右。他写道：“我们起先打开了一半；我们说：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但是发展中的经济不可抗拒地要求扩大经济流转的范围，于 是我们“再打开一半，打开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所堵塞的东西。我们这样做了，于是就有了新经济政策”。[18]在布哈林看

来，新经济政策不是始自实施粮食税，而是始自承认和运用市场关系。为打通堵塞的渠道，1925年初布哈林写文章作报告，呼吁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

正是在运用市场机制这个意义上，列宁在最后时日赋予合作社以巨大的意义。列宁对合作社的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列宁把合作社看作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温床。在新经济政策初期，把合作社看作国家资本主义，打算以国家资本主义去对付分散的无法控 制的小生产。直到在新经济政策中引入市场商品经济成分之后，列宁才彻底改变了对合作社的看法，认为这是可以使农民的私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的机构，是可以通过农民对利益的关注而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机构。列宁强调，正是由于有了新经济政策，才使合作社具有前所未有的重大意义，“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像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19]。在《论合作社》中，列宁把合作社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说“文明的合 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20]。“在我国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21]

列宁的说法没有为当时的多数领导人所理解。托洛茨基看到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同意运用市场机制，但无可奈何地称市场为“魔鬼”。斯大林不承认新经济政策是一项崭新的经济体制，而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具体政策”。季诺维也夫不承认列宁的《论合作社》一文对合作社的看法有一个飞跃，认为同1921年关于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是一回事，到1923年初，合作社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

布哈林敏锐地看到列宁思想的发展变化，指 出在合作社问题上列宁有两个不同的战略计划。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在《论粮食税》中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加上大资本，组成经济联盟，对付分散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

在这里，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环节”。而在1923年1月写《论合作社》的时候，列宁的提法变了。合作社已经不再被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了。这里的战略计划是“和组成合作社的农民结成联盟，反对大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的残余”[22]

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23]没有商品的商品生产和没有市场的商品生产都是不可想像的。“如果我们搞商品生产，那么完全可以理解，最重要的就是市场关系。”[24]“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25] 斯大林所下的新经济政策的定义中基本上不提市场和商品经济。本文所引他在俄共十四大上对新经济政策所下的定义就是如此。

直到1928年七月全会《论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中，斯大林才承认要利用市场，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26]。但是这时候实施他采取的非常措施已经半年多，正在逐步消灭市场，离废止新经济政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斯大林发表这一谈话，目的不是要利用市场，而是企图规避取消新经济政策的指责。

1929年底，斯大林终于抛出了新经济政策的“新提法”。他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宣布：“现在，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应该有新的提法。”[27]这新提法是什么呢?斯大林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见鬼去。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28]

几个月之后，斯大林对“见鬼去”作出了明确的解说：“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让新经济政策见鬼 去’。”[29]

这时候斯大林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建立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了。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措施、国家计划来维持这种联系，实际上又回到通过计划调拨进行实物交换的军事共产主义时代。

从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诠释、不同理解以及所导致的后果，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任何一种政策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需要在执行中根据具体情况、群众的反馈，不断完善和修正。列宁当年就是遵循这一原则办事的。在列宁的领导下，新经济政策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完善，逐渐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

列宁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对新经济政 策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侧重面，同时由于列宁领导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总共不到两年，不可能提供解决经济政策问题的所有答案，这就给各种不同的理解提供了所需要的根据。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列宁的言论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解释。退却和进攻的说法、国家资本主义的说法、市场机制的说法，统统可以在列宁的言论中找到根据，得到支持。这就需要对列宁的各种不同的说法联系具体的时间、地点进行分析，找到本质的东西，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

新经济政策夭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关键的问题之一是领导层对这一政策没有取得共识，各 人有各人的理解，谁执掌最高权力，就按照谁的主张办。更重

要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同步，经济体制得不到政治体制的保障。在政治上高度集权的状态下，斯大林一旦大权在握，就在他信誓旦旦要坚持新经济政策，把取消新经济政策斥为“反革命谣言”后不久，就凭他个人一句话，轻轻松松地送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

注释：

[1][11][26]《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9页，第195—196页，第128页。

[2]《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1页。

[3][7]《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3页，第302—303页。 [4]《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页。

[5][6][12]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184页，第183、189、205页，第220—221页。

[8]《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2页。

[9][10]《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92页，第256页。

[13]《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30页。

[14][19][20][21]《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82页，第362页，第365页，第366页。

[15]瓦连廷诺夫《新经济政策和列宁逝世后的党内危机》斯坦福1971年俄文版第186页。

[16]《国际共运史研究(布哈林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8页。

[17]《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

[18][22][25]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主编《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页，第361—363页，第441页。

[23][24]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主编《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2页，第392页。

[27][28][29]《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7页，第150—151页，第163页。

[责任编辑：文义]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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