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

第七讲 为新中国而奋斗

一、教学目的

1．使学生了解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及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认识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定胜负的斗争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的基本内容；

2．使学生了解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及其所面临的全面危机，认识这一政权遭到广大人民反对并迅速走向崩溃的根本原因；

3．使学生了解“第三条道路”幻想破灭的历史必然性，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形成的历史条件，认识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4．使学生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进一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 二、教学要求

1．对比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各自采取的方针及行动，向学生讲清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的真正原因和全面内战爆发的历史责任

2．通过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及其统治的历史事实的分析，使学生认清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独裁本质，从而能正确理解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覆灭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3．通过讲述中国共产党粉碎革命的军事进攻，以及在全面内战中彻底击败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历史进程，通过讲述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及其领导的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从而使学生认清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胜利的原因。

4．通过对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及其政治主张的介绍，给学生讲清各民主党派所主张的“中间路线”，即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从而使学生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才是中国人民正确的历史性选择。

5．通过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过程，使学生明确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等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不符合我国国情，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人民作出的正确的历史性选择，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6．通过对解放战争时期的基本史实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新中国而奋斗的英勇事迹的介绍，通过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的分析，使学生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从而使学生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三、教学内容 问题一：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曾经有过和平发展的机遇，但为什么最终还是爆发了内战？ 问题二：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强弱胜负转化的原因何在？

问题三：中间势力为什么逐渐放弃了“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最终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协商建国？

问题四：为什么说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四、教学重点

1．认清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及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2．分析国民党政权陷入全民包围之中的原因和中国人民革命成功的原因，从中得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3．分析“第三条道路”幻想破灭的历史必然性，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形成。

五、教学难点

1．如何使学生了解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及其所面临的全面危机，认识这一政权遭到广大人民反对并迅速走向崩溃的根本原因。

2．如何使学生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正确的历史性选择。

3．如何使学生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进一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

六、教学时数：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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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正文

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有着历史宿怨的国共两党在合作了八年之后还能否继续合作？中国时局的发展是战争还是和平？战后的中国向何处去？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中，核心、要害的问题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这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定胜负的斗争，就构成了这个时期历史的基本内容。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独裁统治，在战争的中后期尽力观战避战，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他们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到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这方面来。他们的目的是不允许战后的中国有任何改变，要使中国仍是一个黑暗的旧中国，故而坚持独裁、内战。

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则力图避免内战，争取经过和平民主道路，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把落后、贫穷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本讲的历史线索：

这个时期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开始，止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前后共4年零2个月，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Ⅰ、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6年6月底全面内战爆发，是从抗日战争到国内革命战争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共产党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尽力避免内战，争取通过和平途径实行中国社会政治改革；另一方面也为自卫战争作了准备。蒋介石反动集团则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他们一方面进行和平欺骗，另一方面则依仗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加紧准备内战。

Ⅱ.从1946年6月底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到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在这个阶段，解放区军民以自卫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反动政府由此陷入全民包围之中。

Ⅲ、从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到1948年9月战略决战前夕，是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阶段。“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胜利。”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进一步深入发展。国民党当局加紧迫害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镇压爱国民主运动。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迅速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开始初步形成。

Ⅳ、从1948年9月战略决战开始，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全国胜利的阶段。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赖以生存的主要军事力量。随后又粉碎了美蒋反动派的“和谈阴谋”，进行了胜利的渡江作战和向全国的大进军，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从上述简单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性。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的时期。这一胜利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导致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同时，这一胜利也从根本上规定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这一时期的历史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今天重温这段历史仍会给我们以重要启迪。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曾经有过和平发展的机遇，但为什么最终还是通过战争解决问题？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反动派拥有远比共产党强大得多的军事力量，而且它还得到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垄断着原子弹生产的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美国的支持。但国民党政权却陷入全民的包围之中，为什么？战争的结局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彻底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这其中的道理何在呢？抗战胜利后，一部分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和一部分民主人士曾希冀中国走第三条道路，然而历史的结局却是中国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学习这段历史时得到正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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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着重分以下四个问题进行讲授。

问题一：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曾经有过和平发展的机遇，但为什么最终还是爆发了内战？ （一）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时局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翘首望治，期待和平统一。国共两党之间能否相忍为国、和衷共济，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

1．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及其原因

中国共产党当时是真心实意想实现和平，想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革的。为了这个目的，中共中央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就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真。这一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在不放松自卫战争准备的前提下，借助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挫败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力争通过和平途径否定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提出这一方针？为什么要力争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革？ 第一、有历史渊源。战后初期我们党执行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政策是经党的“七大”确定下来的，是抗日时期方针的继续。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主要是为着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前途而制定的。当时毛泽东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是：在国际上，英美苏三大国的团结仍然是主要的，是统治一切和决定一切的；由于存在着这一有利的国际条件，国民党有可能做出让步，与我党取得妥协；中国因此可能在战后走上和平统一的道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革，建立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

当然，这只是七大的一种估计。鉴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实行内战、独裁的政策，七大要求全党在争取建立联合政府的同时，还必须有另外一方面的准备，即警惕内战，准备应付内战。如果国民党发动内战，人民就用革命的战争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内战危险加剧。据此毛泽东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在估计时局发展的和、战两种可能性的同时，重点强调内战的严重危险和准备打仗。此后，形势又有所缓和。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3日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和中国政局的发展趋向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指出：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都进到和平建设时期。在谈到我们党今后的斗争道路时，毛泽东指出：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最大困难，现在就要实行了。希腊、法国的共产党人得了雅典、巴黎，但政权落在或主要落在别人手里；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的局面，联合政府的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按照毛泽东在七大《论联合政府》中的设想，抗战胜利后，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根据形势的变化，降低了要求。此后，在政协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关于政府的设置，就比七大设想的国家机构的层次还要低一些，实际上还是一种承认国民党领导地位的联合政府。即便这样，中国共产党也真心愿意实现这个协议，愿意通过迂回的道路达到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目标。上述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力争和平、民主的愿望是真诚的、一贯的。是蒋介石集团顽固地拒绝和扼杀了这种真诚的和平愿望。

第二，中国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战后饱受战争创伤、创痍满目的国家需要恢复建设，人民需要休养生息。避免内战，争取经过和平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这是经历了八年残酷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为此，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都纷纷呼吁和平。1945年8月15日，民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八字口号并提出关于时局的十项主张。成都文化界叶圣陶等200多人，也发出要求和平的呼吁，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无条件保障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人民基本权利；立即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等六项政治主张。如果国民党能接受和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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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的条件下同各方面合作进行建设和改革，那么，即便前进的道路会因此更加迂回曲折，斗争会更加复杂，这样做仍然有利于人民，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所力争的。

第三，战后国际形势的主导方面及美、苏对华政策的某些方面，有利于战后初期中国政局朝着和平方向发展。

战后国际形势，有对中国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总的说，国际局势的主流是趋于缓和。和平、民主、独立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对中国革命是有利的。而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及苏联对华政策中的消极方面，不利于中国革命。当时对中国政局 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美苏的对华政策。

首先，我们看看美国的对华政策。

战后美国成为头号帝国主义强国，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无人可比。于是，它倚仗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外扩张，企图称霸世界。控制中国是美国称霸世界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长期和基本的目标是：推动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亲美政府；

短期目标是：避免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

从这样的战略目标出发，美国的对华总政策是扶蒋反共，这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这些目标一旦实现，美国既能使中国成为远东抗衡苏联的前哨阵地，又能使中国成为它倾销商品，获取廉价原料和进行自由投资的理想场所。 美国政府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面临三种选择：

第一、全面干涉中国内政，甚至介入中国内战——它不敢，因为怕遭到舆论谴责； 第二、撒手不管中国的事情——它舍不得，因为它已经在蒋介石身上投了很多钱； 第三、调停国共关系，遏制中国内战，以保住蒋介石的执政地位。

美国政府权衡再三，最终选择了第三种方式。因为美国政界相当一部分人深知蒋介石独裁政权的不得人心；同时也深知中国人民普遍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心理。从这些考虑出发，战后初期，美国政府也声明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并敦促国民党政府按照英美式的民主实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并要求国民党与中共谈判，用谈判的办法解决中共的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尽管美国的目的是不战而消灭中共，但它的这种态度，也是促使蒋介石提出进行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我们再看看苏联的对华政策。众所周知，苏联是战后唯一能和美国抗衡的国家。它和美国的关系是既争夺又谋求妥协。在苏联的对华政策上也体现了这种关系。它不愿意战后的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但又不敢公开支持中国革命，害怕会因此引发美苏之间的直接冲突，从而导致新的世界大战。上述因素加上苏共和斯大林对中共的偏见，就使它的对华政策带有相当明显的民族利己主义倾向。

抗战胜利后，苏联政府对华政策的长期目标是：帮助共产党发展并最终夺取政权；短期目标是：拉住蒋介石政府，不让它成为美国对付苏联的工具。

其实，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基调是二战后期就定下来的。

1944年8月底，美国大使赫尔利在来华途中，经莫斯科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就中国情况及美国对华政策交换了意见。莫洛托夫向赫尔利暗示：苏联政府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苏联不愿中国有纷争或内战；苏联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赞成美国扶蒋统一中国的外交政策。

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背着中国达成了涉及中国主权的一系列协议。苏联还准备与中国政府签订同盟条约，以使该协议合法化。

1945年4月15日，赫尔利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再次会谈。苏方明确表示支持美国对华政策，原与美英合作，完成中国军队的统一。5月底，斯大林对来访的哈利·霍普金斯声明：苏联将忙于本国的复兴工作，因之中国的事务大部分要依靠美国。并表示：“蒋委员长是中国唯一有资格能负起统一中国责任的领袖；中共的领袖不如他或不够资格负此责任。”至此，苏联的对华政策明朗化。于是在美国的敦促下，开始了中苏谈判。国民党方面由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蒋经国出面。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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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党方面承认了雅尔塔协定的基本内容，苏联则支持国民党政府，同意美国扶蒋统一中国。条约签订的当天，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和谈邀请的第一封电报。与此同时，“斯大林也电致中共中央，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协定，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斯大林还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条件，中国同志应当同蒋介石达成维持正常关系的暂时条款并解散自己的军队。”（斯大林承诺毛泽东的安全由美苏两国负责）9月，苏联从延安召回它的三名代表，连无线电台也一起带走。 从上述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基调是拉蒋压共，即以中共的原则性让步（主要是军队问题），换取一个蒋介石领导下的、有中共参加的、在美苏之间持中立态度的中国的出现。甚至还幻想这个中国更倾向于苏联。这当然是不可能的。随着美蒋联合的进一步紧密，苏联在实践中被迫不断调整其对华政策。（在实际操作中，苏联并未完全按其承诺实行，还是给了中共一定的帮助。）

总之，战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美苏两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的政局有着重大的影响。美苏两国政府出自各自利益的考虑，都曾表示反对中国内战，这无疑对中国政局朝着和平方向发展是有利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平、民主方针时的依据之一。

第四，蒋介石对立刻发动内战还有所顾忌。首先，国际国内舆论均反对内战；其次，他的精锐部队在抗战时期大多退到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到华北和华东一时还有很多困难，至于东北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毛泽东说：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没摆好，兵力分散、内部有矛盾。??国民党本身的这些困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和我们的不易被消灭，内战是有可能避免的。 以上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初期提出和平、民主方针和力争和平局面出现的理由和现实基础。这也是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大背景。

2．国民党蒋介石在战后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及其原因

这个方针也是蒋介石早就定了的。1945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上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就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从峨眉山上猛扑下来摘桃子。他命令自己的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命令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惟独命令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按照蒋介石的主观愿望，他下一步的打算就是要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消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但是，中国共产党此时已不像1927年那样：于横逆之来，无还手之力。由于中国共产党予以及时揭露和警告；全国人民求和、反战；也由于国民党军队完成部署需要时间，再加上国际上美苏的影响，才迫使他没有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而是改变手法，在积极备战的同时，玩起了和谈的游戏。

他在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请其“惠临陪都”，共商国家大计。其真正意图是：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如果毛泽东去了，则可以利用和谈来麻痹共产党，诱使它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还可以在和谈的幌子下，争取时间，调兵谴将，部署内战；如果毛泽东不去，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谈，把内战的责任推到毛泽东和共产党身上。这一计可谓毒耶！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共中央经过慎重的考虑认为，在当时与国民党进行和谈是必要的。1945年8月25日晚，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8月26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态度和主张。

（二）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1．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由先一天到达延安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协同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谈判。在重庆期间毛泽东住在红岩村，与国民党要员的会商则在桂园举进行。

8月29日至10月10日，国共双方就许多问题普遍交换意见，并就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商谈。共产党方面的谈判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国民政府方面的代表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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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子。谈判历时43天，10月10日，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纪要》内容共12条，政治方面包括最多，军事方面仅有三项。

这次谈判双方争执的焦点是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这也是最实质最要害的问题。

蒋介石给这次谈判定的方针是所谓“政令军令之统一”。蒋介石的日记中说：政治与军事应该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而“政令军令之统一”则是一切问题的“中心”。简言之，他是说：在政治上可以搞纸上的或口头的许诺，但共产党的军队和解放区一定要取消，在这一点上决 不“迁就”，否则其政令军令就不能统一。

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是事先就估计到的，但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许诺，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民主，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共在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就明确提出，“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在谈判过程中，中共也确实在解放区土地和人民军队的数量上做出了必要的让步。尽管如此，也不能满足蒋介石的胃口。由于国民党方面执意要取消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以至这两个问题都没能达成协议。 但是，重庆谈判应该算是中共和人民的一个胜利。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蒋介石反动集团就把中共称之为“共匪”、“赤匪”。而今天它不得不和这个“匪”平起平坐地谈判，平等地签订协定并达成一定的协议。毛泽东回到延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个东西（指双十协定），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诚意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

重庆谈判取得的具体成就主要是：

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承认人民的某些权利；同意“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等。

尽管上述国民党的承诺和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口头上的东西。但这样一来它再要发动内战，就会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在政治上陷入被动的地位。同时这次谈判和达成的协议，还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2．政治协商会议

对于蒋介石来说，谈判只是一种欺骗手段和权宜之策，他的主要打算仍是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在重庆谈判期间，他就命令傅作义部和阎锡山部分别进攻察哈尔解放区和上党地区。《双十协定》签订后，他又发布剿匪令，调集几十万大军进攻解放区；与此同时，还镇压国民党统治区的反战民主运动，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此后，由于中共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各民主党派纷纷敦促召开党派会议，推进民主政治；美国派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关系（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来华，在上海、南京、重庆等地频繁地与各方人士接触，经过多方努力，马歇尔协助中国订立了停战协议，成立了以马歇尔为主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的三人小组。1946年1月5日国共两党代表经过几度商谈，达成停火协议）；1945年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上发表反对中国内战的公告。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被迫同意执行双十协定，召开“政治会议”。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提出加上“协商”二字，颇得各方赞赏，于是中国就有了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实现停战。当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同盟、无党派社会贤达五方38人出席。经过数十次会议，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改组政府、整编军队、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案。其中，政府组织、宪法草案有所突破。

关于政府组织，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改组后的政府作为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政府。

宪法草案则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的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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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中央政权这种体制相当西欧一些国家的议会制和内阁制，这蒋介石的独裁政体是一种限制。宪法草案还规定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可以制定省宪法。这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保障。 关于整编军队，会议通过了《军事问题案》，规定了“军队属于国家，军人的责任在于卫国爱民”，“军队教育应依建军原则办理，永远超出于党派系统及个人关系以外”的建军原则，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整军原则。会后，根据政协会议精神，成立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具体谈判军队整编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国民党坚持其军队的合法地位，只提出改编共产党军队。在共产党力争和马歇尔的压力下，1946年2月25日达成了《军队整编及统编共产党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于18个月内逐步实施完成。先在12个月内，全国陆军编为108个师，每个师以1.4万人为限，共产党军队共计18个师，双方编余人员即行复员；再以6个月的时间，将全国军队缩编为60个师，国民党军队50个师，共产党军队10个师。国共双方保留军队的比例定为5:1。

政治协商会议规定设置的政府和其他的一些规定，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民，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准备严格履行这些与新民主主义政权尚有相当大距离的协议。毛泽东就声言，准备住到南京附近的清江浦，在国民政府中做个委员。

但是，即使这种基本上属于西方式的民主主义，也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所不能接受的。早在1931年，蒋介石就明确表示，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不合中国国情和固有道德；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会造成“高唱自由，各据议席、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共产党坐大”的局面，故也不可取。他们信奉的实则（力量）是封建法西斯主义，他们担心，实行民主，哪怕是西方式的民主也会使他们丧失一切。因此，蒋介石压根儿就没打算实行政协协议。而是在美国支持下，不断扩大内战行动，很快使政协协议成为一纸空文。

政治协商会议给苦于战火与独裁的中国人民带来和平民主的新希望。2月10日，重庆各人民团体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协胜利闭幕大会，近万名群众踊跃参加。就是这么一个人民欢庆的活动，国民党特务竟大打出手，殴伤大会主席台成员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打伤群众60多人，还有不少人被捕。

原来国民党后悔了。

3月1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决议以一党意志修改政协决议。3月20日，国民党召集共产党拒绝参加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公然否定政协议案。周恩来严正警告：“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

可是，国民党已经决心撕毁民主契约。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出动22万军队大举进攻共产党中原解放区，从而挑起了全面内战。

问题二：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强弱胜负转化的原因何在？ 在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权由于腐败无能、大发国难财等，曾经激起大后方人民的严重不满。但在战后，在美国的支持下，它接收了在华日军120万人的武装，美国还用新式武器装备了它的50万军队，其军事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由于蒋介石集团在八年抗战中没有脱离抗日营垒，收复区（原沦陷区）的许多人是对它抱有希望的。

内战初期，国民党挟抗战胜利之声威，依美国支持之实力，怀独霸天下之雄心，真是不可一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突飞猛进，共产党解放区数十座城池纷纷陷落。由此，国民党政府对内战的前景十分乐观。以为可以速战速决。蒋介石的参谋长陈诚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即能整个解决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然而，战局的发展却走向了他们愿望的反面。战争的结局是：人民解放军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摧毁了它的反动统治。为什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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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样的结局呢？

（一）国共双方所从事的战争的截然相反的性质是决定胜负的客观因素

我们应该看到，国民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国民党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这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具有爱国主义正义的革命性质，必然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全国解放战争为什么胜利发展，国民党政权陷入全民的包围之中，人民为什么抛弃国民党，选择了共产党的根本原因。

1．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反民族性、反革命性（失民心）

首先，国民党进行的战争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具有明显的反民族性质，是一场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打杀中国人的战争。国民党不仅不敢反对帝国主义，而且严重依附于美帝国主义，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尊严。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是蒋介石的主要支持者。战争初期，美国给了蒋介石大约2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帮助国民党运送了54万军队到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各地。为国民党装备了45个师，训练各类军、警、特人员15万人。1946年3月，美国还组织了官兵达2000余人的军事顾问团，直接参与蒋介石的内战策划。大量事实表明，蒋介石敢于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内战，同美国政府对他的支持和援助有直接关系。

对美国的支持，蒋介石以出卖国家主权作为回报。为此，国民政府和美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公开或秘密的丧权辱国的协定和条约。其中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就是一个典型。说它是新21条是毫不夸张的。条约规定：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及通商的权利，美国的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水域内自由地航行，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几个口岸停泊。条约表面上规定“互惠”，实际上，中国人不可能去美国享受这种权利，所以这种规定

仅是保证美国人在中国单方面享有种种特权。凭借这些条约，美国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都取得了独占地位。廉价的美国货（包括大批战时的剩余物资）充斥中国的城乡市场，以至当时上海永安等百货公司货架上80%是美国货，当时人们形容说是“无货不美，有美皆备”。美货的价格，据上海1946年的统计，一般均较国货低3~5倍，有的竟达10余倍。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工商界被挤得无立足之地，中国人民的血汗也被其吮吸殆尽。因此，人们说美货就是“美祸”。在全部外国在华资本中，美国资本占80%，此外驻华美军还利用其特权大肆走私。这就使本来就处于困境的中国民族资本遭到毁灭性打击。中美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还规定，驻华美军肇事只由美国宪警处理，这就更加纵容了美军在华的暴行。1946年12月24日发生的美国军人强奸一名北大女生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事实逐渐使人民认识到蒋介石打的这场内战的卖国主义实质，也认识到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是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一个重要根源。

其次，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不仅是反民族的，也是反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社会基础是封建地主阶级，其经济基础则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

在中国农村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却占有70~80%的土地，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剥削制度，是广大农民遭受苦难的根源，是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障碍。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在农村主要就是要维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这一点就突出地表现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反人民、反革命性质。因此，它必然遭到广大人民特别是你农民的反对。

而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是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着的一种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主要是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掠夺广大劳动人民，无情地兼并民族资本而形成的。它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解放战争时期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除利用超经济的特权，从事金融投机和商业投机外，主要的敛财手段就是滥发纸币。随着全面内战的持续，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已占财政支出的80%。为了弥补由此造成的巨额赤字，国民党政府便无限制地发行纸币，从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法币大幅贬值，物价飞涨。1945年3月，美元对法币的战时汇率1:20被改为1:2020；8月变为1:3350，1946年2月上升为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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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抗战前到抗战后，物价上涨了1800倍，到1947年7月，上涨了60000倍。1937年6月到1948年8月，法币的发行量增加了470704倍，物价指数上涨了72555862倍。法币的购买力逐年大幅度下降。据美联社1947年7月24日上海电讯，“法币100元在1937年可买2头牛；1938年可买1头牛；1941年可买1只猪；1943年可买1只鸡；1945年可买1条鱼；1946年可买1个鸡蛋；1947年可买1/3盒洋火，1948年，“只有天知道能买什么”。这种情况，也使民族工商业日益走向破产，近乎于奄奄一息。从1946年10月至1947年2月，上海、武汉、广州等20个城市工厂商店倒闭达27000家。失业人数激增。农村经济也急剧衰退，广大农村中饥民遍地，饿殍载道。严重的经济危机，把各阶层人民推上了饥饿和死亡的绝路，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生存而斗争。 1946年12月底，以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为导火线，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史称一二三○运动）（详见教材P178页）。

1947年5月20日，南京、北平等地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史称五二○运动）。随后这个运动扩大到60多个城市，形成学生运动的高潮。而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1947年间，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中，先后有120万工人举行罢工。5月到6月，饥饿的城市居民的“抢米”风潮席卷江、浙、皖等省的40 多个大小城镇。在农村，农民也不断掀起反抗国民党当局抓丁、征粮、征税的浪潮。

上述事实表明，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爱国民主运动同 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逐步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这样，无论在军事战线上，还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蒋介石政府已处在人民的包围之中。

通过上面的事实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政府的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许战后的中国有任何改变，蒋介石就必然要坚持独裁。为了独裁，他就必然要发动内战以期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而单靠国民党的力量又决然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为发动和进行内战，他就必然要勾结、依靠要把中国变为独占殖民地的美帝国主义，而换取美援的代价则是出卖国家主权。这就是蒋介石的发动的这场内战的反民族性、反革命性的由来。蒋介石发动这样的战争，就势必使自己站到了全国人民的对立面，也注定了他必然失败的命运。

2．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人民解放战争的爱国主义的、进步性、革命性（得民心）

就中国共产党来说，人民解放战争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进行了公开揭露；（抗战胜利后，中共曾经希望战后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同美国发展关系。毛泽东还对美国驻华使馆人员说过，为了弄清美国的对华政策，他甚至愿意亲自去一趟华盛顿。中国共产党也曾告

诫美英政府，“不要使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当美国政府无视中国人民的警告，成为蒋介石内战政策的实际支持者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毫不犹豫地对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地揭露和斗争。一位美国人对毛泽东说：“你们要听一听美国人的话，否则，美国蒋介石撑腰。”毛泽东说：“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的。”毛泽东的回答有力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的浩然之气和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中国还领到了抗暴运动，并对美帝国主义可能的干涉做了准备。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又是反封建、反官资本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切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在解放区广泛实行民主，在农村实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改革。众所周知，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农民问题，首要的是土地问题。毛泽东指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1946年5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五四指示》，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使大量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从根本上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在“保田参战”的口号下，成千上万的农民参军参战，组建民兵，支援前线，保卫解放区。这就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足以战胜敌人的取之不尽的人力、物力资源。淮海战役胜利后，陈毅元帅曾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其实，何止淮海战役，离开广大农民的支援，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都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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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实行依靠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进步分子，并注意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分子。形成反对美蒋反动派的广泛统一战线。在城市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千方百计地解决工人的各种困难，同时坚决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得到了包括民族工商业者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的支持。

总之，人民解放战争的鲜明的对帝、官、封的性质，突出体现了它的爱国主义的、人民性、进步性和革命性。中国共产党是为推翻三大敌人的反动统治，为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而战。正是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迅速溃败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

（二）国民党的腐败和暴政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1． 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立即着手对中共内战的准备，这时它要求内部团结一致，一切服从蒋介石的指挥，然而，由来已久的党内派系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在党政系统中，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首的CC系，以张群、吴铁城为首的政学系和以陈诚为首的黄埔系三派力量均衡；在财政系统中，孔、宋两大家族各据一方，不分伯仲；在军事系统中，李宗仁、白崇喜为首的桂系，阎锡山领军的晋系，旧东北军、冯玉祥旧部、川军、粤系旧属与国民党嫡系黄埔系杂处一体。由于各派利益不同，出发点不同，彼此之间常常出现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现象，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国民党的形象，也阻碍了政治、军事、经济的运行效率。在与中共军队作战时，不同派系军队互不支援，坐山观虎斗的事例不胜枚举。再加上国民党发动内战师出无名，士无斗志，其部队的装备再好、再先进，也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

2．国民党官员的腐败

尽管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在抗战中后期执行的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但毕竟他们还是抗了战的，抗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明显提高。因此，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一部分人民曾经对国民党抱有很大希望，但国民党自己充当了教育人民的反面教员，很快人们对它感到极端失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胡作非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实行由其一党垄断接收敌伪资产的方针。结果是各类接收机关林立。许多国民党党、政、军大员从重庆飞临收复区，把接收变为“劫收”。他们趁接收之机，贪污盗窃，敲诈勒索，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收复区的群众称其为“三阳开泰”（爱东洋、捧西洋、要现洋）、“五子登科”（竟相抢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在拘捕、审判汉奸时，也出现了收贿减罪的现象，民众称之“有条有理，无法无天”（条指金条，法指法币）结果使一些汉奸摇身一变而成为“地下工作者”、“地下军”，趾高气扬，无恶不作。所以老百姓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天上来、地下来，就是老百姓活不来”。时任中国战区统帅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国民政府的胡作非为已经引起接管区当地人民的不满，此点甚至在对日战争一结束后，国民政府即严重地失去大部分人的同情”。就连当时负责接收的重要人物邵毓麟，也不得不向蒋介石进言：“象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认为，这样等于“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此外，国民党利用接收之便，将巨额敌伪资产转归官僚资本集团控制的部门占有，其中很大部分被官员个人侵吞。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

其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到100~200亿左右。抗战前夕，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全国工业中仅占10%，抗战胜利后增长到50%，到1946年底，已占到70%。

综上，国民党内信仰危机和组织结构瘫痪，使其政治无力，行政失效，贪污腐化成风。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承认：“自抗战胜利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已一落千丈。??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3．国民党拒绝实施社会改革，对广大人民横征暴敛

在对日伪资产的接收中，国民党获得了不少的补偿。加上广大的东南地区被收复，丰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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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源得以开辟。此后美国又提供了数额相当可观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因此在内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在财政上虽然十分吃紧，但并未到举步维艰的程度。而国民党发动内战，不仅把中国重新投入战火，还导致了其财政因军费沉重而陷入危机。

为了支持内战，筹措军费，挽救财政危机，国民党采取了发行内外债、征收捐税和增发纸币等各种措施。

仅就征税而言，国民党政府不仅调整原有各税征收办法，而且还大量开征全国统一新税和地方性新税，结果，各地税项五花八门，“漫无标准，毫无预算，官吏上下其手，层层剥削，比如专员、县长下乡之招待费，官吏用之一分，民间负担十分，怨声载道，忍痛忍受，失去民心，莫此为甚”。

上述措施仍然无法填补军费的无底洞，国民党就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比，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使得广大人民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洗劫，他们挣扎在死亡线上，对国民党从失望进而到绝望。

4．国民党坚持独裁，反对民主，镇压反对内战的学生和民主人士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军警特务在昆明镇压反内战的学生，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1946年2月10日制造“校场口事件”，打伤李公朴、郭沫若等60余人。6月23日晚，国民党在南京下关火车站殴打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成员，团长和代表多人受重伤，此为著名的“下关惨案”。7月，国民党竟在5天内接连暗杀了著名的民主人士和学者李公朴和闻一多，制造了李、闻惨案。此后，国民党对其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更是不胜枚举了。正是国民党的这些暴政，擦亮了人们的眼睛，认清了谁是谁非。正因为如此，下关惨案后，当周恩来前往医院看望马叙伦时，身负重伤的马叙伦才拉住他的手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从主观上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对解放战争的正确领导是使这场战争迅速胜利的关键。表现在：

1．中国共产党能适时地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政治、经济、军事）

中国共产党始终考虑到广大人民对和平、民主的强烈愿望，一直努力争取和平和民主，曾经希望通过和平途径对中国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逐步向新中国这个目标迈进。为此，抗战胜利初期，中共及时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同时不放松自卫战争的准备。这使我们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军事上又立于不败之地；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又适时提出“武装自卫”的口号；到了1947年10月，当蒋介石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实行“戡乱总动员”后，我们才提出了“打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三大战役后，当美蒋反动派企图以和谈阴谋获得喘息之机时，我们党又及时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从而保证了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在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原则，从而团结了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形成了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伟大力量。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后，毛泽东又提出集中抓政策和策略问题，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为此，他要求全党必须掌握党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在军事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制定了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为核心的十大军事作战原则。在战争的具体准备和指挥上，过渡时期确定的以争夺东北为重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战略防御阶段的西北战场和华北战场的胜利；刘邓大军的挺进大别山；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都是反映我党军事上的成熟，指挥艺术高超的事例和战例。

2．中国共产党注重党的自身建设和军队建设（保持党和革命队伍的清正廉洁）

中国共产党注重自身的建设，不断进行整党整风运动，使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清正廉洁，绝大部分共产党人都是为革命献身、为人民服务的战士。

从党的最高领导毛泽东到一般共产党员都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解放区基本上没有贪污腐败现象。早在抗战时期就盛传革命圣地延安十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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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真实写照。这与国民党统治区的严重贪污腐败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同时，解放军也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党和军队的素质，并靠党员和人民军队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1949年5月，陈毅将军率部攻打上海时，在《入城守则》中规定：“不入民宅。没有找到营房之前，一律睡马路。”解放上海的战斗结束后，上海市民清晨出门，发现成千上万的解放军指战员抱着枪支整齐地睡在马路上，他们在极大感动之余，一下子就把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优劣区分清楚了。美国《生活》杂志就此撰文称解放军的这个行动“宣告了国民党时代已经结束” 。

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之后，其谈判代表团团长张治中留在了北平。6月20日，他在《对时局的声明》中说：“我居留北平已80多天了，以我所见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20多年来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之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员行动的，是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态度。”他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为此“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从危机中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

上面这些点滴的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是必然的。

问题三：中间势力为什么逐渐放弃了“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最终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协商建国？ （一）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及其政治主张 1．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中国的民主党派大多成立于抗日战争后期和抗战胜利初期，其主要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战后初期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中的一些党派以超逸于两党之外的“中间派”立场自居，积极鼓吹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关于各民主党派的历史沿革详见教材第180~182页） 2．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的主张及其实质 关于第三条道路（即中间路线），张东荪和施复亮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946年6月22日，张东荪在《再生》杂志上发表“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文。指出，无论就国际间（主要指美、俄），还是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他都主张走中间调和路线。“详言之，即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他认为，以这样的路线立国，“英美与苏联双方都可以放心。在英美看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虽然在经济方面偏于社会主义，而绝不是赤化，不是加入苏联的赤色集团，不足以对资本主义国家有经济威胁。在苏联看中国虽采取民主主义，却并不建立在资本主义上，这样的民主主义没有反苏性，他用不着害怕”。关于国共两党，张说：“姑假定国民党为右，共产党为左”，中间派的责任在于“要把他们中稍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的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而得到统一。”

1946年7月14日和8月3日，民主建国会的一位领导人施复亮分别在上海《文汇报》和《周报》发表“何谓中间派？”和“两条道路，一个动力”两文，系统地提出了“中间路线”的主张。他认为：中间阶层（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国共问题及中国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间派在政治上起着积极的甚至决定的作用”；“国民党固然不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还不能打倒国民党”，因此，中国的出路“既不能走旧式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只有走我们自己的中间的改良道路。这条道路，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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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当实行英美式民主政治，但必须使政权掌握在多数平民手里，决不可为少数特权阶层所独占；在经济上应当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的优点去发展生产力。”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中间路线的实质就是要在保留国民党政权的前提下，通过改良的办法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3．如何看待“中间路线”的主张

首先，应当肯定它的历史作用。从一般政治斗争的经验和规律来看，在强弱对峙的政治格局中，中间派往往意味着对弱小者的某种支持或同情。所以当抗战后期和胜

利之初，中共的政治实力及地位相对弱小，其政治主张尚未赢得广泛认同的时候，中间派与第三条道路主张的存在显然有积极意义，因为，它们首先意味着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否定。它们在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政策，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方面，在反对官僚资本操纵国计民生，保护民族工商业方面和中国共产党有许多共同点。所以，中国共产党与之进行了积极的合作。

其次，中间路线的倡导者们不仅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而且是明确地反对进行彻底地土地改革，否认进行暴力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合理性，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企图通过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建立一个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的这些主张不切合中国实际，因此，只能是一种幻想。抗战胜利后，随着国共力量日趋均衡。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时机的到来，中间党派与第三条道路存在的某种合理性就不复存在了，再要坚持这样的主张，就只能对历史的发展起消极阻碍作用了。实际的政治过程也是如此，随着政治关系的变幻，中间党派营垒急剧分化，其右翼青年党、民社党相继投靠国民党；其左翼民盟等则加强了同共产党的合作，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汇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之中。

（二）各民主党派最后放弃“中间路线”，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协商建国的原因

为什么就西方国家来说，于封建社会之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顺理成章的事，在中国就只能是一种幻想呢？究竟道理何在呢？

1．中国是一个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是首要的任务 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发展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对于它们来说，政治上、经济上不独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乃是理想的倾销商品的市场、自由投资的场所与廉价原料、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就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这是它们不能容忍的。它们既不愿意失去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更不愿看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它们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五四以来的情况，仍然是如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前提条件是，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更重要的是还要反对帝国主义，即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

2．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

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密切关系，使他们提不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从而也就得不到中国革命主力军农民的支持；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又使他们不敢进行彻底的反帝斗争。这样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就无力完成反帝反封建这两大任务。何况，代表这个阶级的民主党派始终没有自己的军队，他们只是想劝说国民党接受其主张，或者利用国共两党在战后处于的均衡情势，促使国民党对他们的主张作出让步。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当局，政治上十分脆弱，他们不可能作出这种让步。所以，无论是从这个阶级的本性看，还是从他们主张的改良主义本质看，他们都无法实现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而且“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们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 3．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的迫害彻底击碎了“中间路线”的幻想

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而且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不能容忍。这是它的阶级本质决定的。因此，尽管某些中间派别，中间人士一再声称自己要“以民主的方法争取民主，以合法的手段争取合法地位”，但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地用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直至取缔他们的组织，监视、逮捕以至杀害他们个人。下关惨案、李闻惨案就是最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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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国民党当局在《中央日报》上公布了诡称是从延安搜获，由毛泽东签发的绝密文件《中共地下斗争总路线纲领》。同时发表评论，污蔑“素以独立、和平、合法自诩之民主同盟及其化身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团体，其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其行动亦循中共意旨而行”；并声称他们“受中共之令，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这是国民党发出的取缔和镇压民主党派的信号。10月间，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而予以取缔，对其他民主党派亦一并极尽压制迫害之能事，还训令其军、警、宪、特各级机关，在对民主党派领袖人物严密监控之同时，对其中下层人员则“不必客气”，只要发现，不问情由如何，“一律格杀勿论”。高压之下，民盟于11月6日被迫解散。严酷的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逐步放弃了中间路线的幻想，而站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作出了自己的积极贡献。

4．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争取和团结的政策，使他们使他们迅速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协商建国的道路

1947年5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实现由旧民主主义政党向新民主主义政党的转变。

1947年11月12日至1948年1月1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革命同盟在香港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自由、和平”，并开始进行统一的政治活动。

1948年1月，沈钧儒等在香港重建民盟总部，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宣告，民盟“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指出独立的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民盟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人民的民主而奋斗。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站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并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道路。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8月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热烈响应这一号召，陆续进入解放区，参加召开新政协和建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庄严声明“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至此，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关系中的领导地位正式确定下来。此后，随着新政协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形成。

问题四：为什么说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一）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1．三大战役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时，人民解放军的的实力大增，与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比与战争初期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见教材P186页）。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详见教材P186~187页）。

三大战役无论是真正的规模还是取得的成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政治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 2．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企图借“和谈”之机争取喘息的时间，布置长江防线，以便卷土重来。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共愿意在惩办战犯、改变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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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进行和平谈判。谈判从4月1日开始。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延续了22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人民解放军第一、二、三、四野战军所部各路大军继续向全国举行胜利的大进军，迅速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被赶出大陆，逃往台湾。

（二）人民政协与《共同纲领》 1．为新中国绘制蓝图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日程。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清楚地论述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详见教材P188页）。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来的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为了向全国人民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前夕，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章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了中国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前途的历史必然性；文章系统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内容、任务和组织形式等重大问题，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主张，从而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以及外交政策基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

2．人民政协的召开与《共同纲领》的制定

内容详见教材P189~190页。辅以20分钟的音像资料《协商建国》。 （三）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1．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

（1）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详见教材P191页）

（2）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结果。 （3）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力量。（详见教材P190~191页）

（4）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坚强力量。人民军队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的过程，就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过程。 （5）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赢得胜利，同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详见教材P192页）

2．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地克敌制胜的武器——三条经验，即毛泽东指出的“三大法宝”： （1）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2）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3）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详见教材P192~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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