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

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

提要：美国汉学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业余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以时间点为界限，则可以把美国汉学分成更为清晰的三个时期，即早期( 1877 年前) 、中期( 1877 ～ 1928年) 、后期( 1929 年后) 。就近20 多年来国内外对美国汉学的研究来看，战后的中国学是重点。在这样的现状之下，应该加强对20 世纪前半期以及20 世纪以前的美国汉学史的研究。

关键词：汉学历史分期美国

一、历史分期

美国的汉学研究虽然起步比欧洲晚，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汉学研究的专业化和大量研究机构的建立，美国的汉学研究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今天，无论是在资金投入、学术资源方面，还是在研究模式、人才培养方面，美国均处于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其研究成果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影响也趋增巨大。

任何学术都必然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1963 年，全美国仅有33 人获得中国研究博士学位，而到了1993 年，供职于美国大学、政府、新闻界、企业界的各类中国研究专家已逾万人，其中仅效力于跨国公司、基金会、法律事务所等机构的专家就达到5300 人之多。19 世纪时，美国没有一家专门研究中国的学术团体，汉学研究在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42 年建立)、美国历史学会( 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1884 年建立) 中所占比例均十分有限，而目前仅哈佛大学就有10 多个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机构。

如果将汉学研究限定在大学或学院研究的层面上，那么美国的汉学研究开始于1877年，这一年6 月耶鲁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此后，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也设立了类似的职位。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看待汉学，将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外交官以及其他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士的研究也看作汉学的一部分，那么美国的汉学史则可以追溯到18世纪。1784 年在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商船上，大副山茂召( Samuel Shaw) 写下了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美国汉学伴随着中美直接贸易的产生而产生。但美国汉学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欧洲汉学从此结束了在美国的影响，实际上，19 世纪30 年代以前美国人关于中国的信息主要来自欧洲( 特别是英国)。当代美国学者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 将欧洲汉学的起源划定在17 世纪，他把基歇尔( Athanasius Kircher )、威尔金斯( John Wilkins)、莱布尼茨( Gottfried W. Leibniz) 等人利用来华耶稣会士提供的信息进行汉学研究的学者称之为“早期汉学家”( proto －sinologist) ，把他们的研究称之为“早期汉学”( proto － sinology)。① 如果套用孟德卫的概念，我们可以把美国的建国元勋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潘恩( Thomas Paine )、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 称为“早期汉学家”，他们都曾读过耶稣会士的著作并写下了自己对中国的看法。②19 世纪利用欧洲文献研究儒家思想的超验主义者如爱默生( Ralph W. Emerson )、梭罗( Henry D.Thoreau) 同样也可以归入这一行列，他们虽然人数很少，研究范围也很有限，但却是美国早期汉学一个不应忽视的组成部分。

对于这200 多年的美国汉学史，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分期。一种比较常见的看法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界线，理由是战前美国的汉学研究比较零散，且受欧洲的影响比较大，战后，特别是1958 年通过“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以后，美国政府和基金会( 特别是福特基金会) 开始大量投入资金，美国汉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一分期方法是和将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 看作美国汉学之父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费正清1907 年出生于南达科他州，1929 年于哈佛大学毕业后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在以《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 ～ 1834) 等著作闻名学界的马士(Hosea B. Morse) 的指导下，费正清把中国海关问题定为其博士论文的题目，从而确立了从外交史和制度史入手、以近代中国为课题的研究方向。这一研究方向与传统的汉学———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行文献考证———截然不同，是一种全新的尝试。1936年费正清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并回哈佛大学执教。在此后的40 多年中，费正清以哈佛大学为基地，将自己开创的“地区研究”( regional studies) 模式推广到全美，乃至全世界。1991 年费正清去世后，曾经听过他的课程并和他共事多年的余英时先生给予了这样的论断:“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美国的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哈佛大学历史系正式把中国近代史列为一门课程是从他开始的。他的逝世象征着这一学术领域的一个时代的落幕。”

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地区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关注近现代中国，服务于现实需要;二是在语言技能之外更强调学术训练，特别是各种社会科学方法( 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 的训练;三是在学科分工的基础上强调跨学科研究。其中第二点是最为关键的，费正清曾将“地区研究”简单地归纳为“传统汉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① 结合之后的汉学研究就不仅仅局限在中文系( 东亚系) ，而是进入了各个学科。根据周法高1964 年的实地考察，哈佛大学当时开设中国课程的有东亚系、历史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人类学系、法律系、美术系、音乐系，其他如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情况也相似。② 所以也有人将费正清开创的这种研究模式称之为“中国研究”或“中国学”( China Studies 或Chinese Studies) ，以区别于传统的以语文学和文献考证为特色的“汉学”( Sinology)。1955 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建立可以作为这种新模式诞生的标志，但中国研究的确立并不代表传统汉学研究的退场。哈佛燕京学社的存在和它的广泛学术影响就是一个明证。哈佛燕京学社于1928 年建立后，曾计划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 来担任社长，后来伯希和推荐了自己的学生、俄裔法籍汉学家叶理绥( Serge Elisseeff) ，这非常好地说明了20世纪前半期欧洲汉学对于美国的影响。哈佛燕京学社毕业生的研究业绩同样可以说明这一点。以20 世纪30 年代初期哈佛派往中国进修的学生为例，顾立雅(Herrlee G. Creel)主要从事中国上古史和哲学史的研究，希克曼( L. Sickman ) 专攻中国艺术史，卜德(Derke Bodde) 则潜心研究中国思想史，他们都将研究范围集中在中国古代，且主要从事微观考证工作。③ 值得一提的是，费正清1933 年在中国做研究期间曾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但没有成功，不得不通过在清华大学授课来解决生计问题，这一经历对他日后决心另起炉灶大概产生了某种心理影响。但东亚研究中心的建立并没有取代哈佛燕京学社，而只是通过“促进对现代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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