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汉学界的《论语》英译历史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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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汉学界的《论语》英译：历史与问题

（首发）

崔玉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

［提要］ 《论语》是国外认识中国社会的重要经典，在《论语》最早的8种英译本中，英国汉学界贡献了7种。 目前出版的40多种《论语》英译本中，经常被参考的多数仍是这些汉学家（如理雅各和韦利）的译本。这是英国汉学界为开启和推动《论语》英译和西方的儒学研究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不过我们在肯定英国汉学家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巨大贡献的同时，也要在认识这些汉学家的身份特征及其对其翻译工作的影响，认识到他们的宗教性倾向对《论语》本义理解上的失真与变形，从而对他们的《论语》英译作出客观的评价。当然，我们同时也要承认经典诠释本身的开放性及其限度。

［关键词］ 英国 《论语》英译 汉学 宗教性

引言

最早的《论语》英译本出现在1691年，是从拉丁文转译而来。1582年（万历十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抵达澳门，从而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中西（欧）文化交流的序幕。通过这些耶稣会士，很多重要的中文典籍被翻译、介绍到了西方（欧洲）。1687年，比利时籍来华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2－1692）在巴黎出版了由他和其他三位在华传教士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该书收录《论语》、《大学》和《中庸》三书的拉丁文翻译。1691年，该书被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名为《孔子的道德哲学：一位中国哲人》（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这是《论语》的第一个英文译本。1因为后来爆发的“礼仪之争”引起罗马教廷和清政府的干涉，从1721年（康熙六十年）开始，清政府颁令，除了部分传教士留在钦天监服务宫廷之外，其余传教士被悉数驱逐到澳门。耶稣会士在华传教工作就此告终，这次前所未有的中西（欧）文化交流也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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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于19世纪初的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是由新教传教士来华开启的，第二

次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迄今为止《论语》（及其他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基本规模。可惜因为冷战及此后的中外外交关系的变化，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也被迫中断。就现在的《论语》西译而言，相比起后者，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不大。1691年的这个译本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目前学术界使用的《论语》译本，不管是英文译本还是用其他语言翻译的，都是在19世之后问世的。据有的学者统计，《论语》是除《道德经》之外被翻译成西方语言最多的中国典籍。3迄今为止，《论语》英译全译本有30多种（不包括节译本），另外还有多种英译资料书也收录了《论语》的部分章节或段落。从19世纪初开始，《论语》英译事业绵延不绝，参与译事者除了英美学者和华人学者之外，还扩展到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的中国本土学者，甚至还有东南亚和欧洲大陆地区的学者。4

在考察《论语》英译这一课题时，必须注意到英国学者的贡献。英国学者不但是《论语》英译事业的开创者，5而且他们的译本（如理雅各和韦利的译本）直到目前仍然是影响最大、最重要的参考资源。一方面，他们为中国哲学思想西传作出了最初的、最重要的贡献，正是因为他们的翻译，西方学者才了解到了中国哲学的基本面貌，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译本也主导了西方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理解。西方学界长期以来就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哲学，6以至于会有诸如“中国哲学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7从这一角度看，从学术史上考察这些译本的刊布过程、译者的旨趣以及各译本的主要倾向及其问题，将会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学者何以会有这样的看法。

二、英国汉学界《论语》英译历史：从理雅各到韦利

第二次中西交流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空前的。作为其遗产之一，几乎所有重要的中国哲学典籍都被翻译成西方文字。其中在1950年代冷战局面形成之前，《论语》英译本就有8种，尽管已经过去多年，这些译本中很多仍是国际学术界最常使用的参考书。这些译本中，英国学者的贡献最多、最大。

第一个翻译《论语》是在印度传教的英国人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马氏从未到过中国，但可能是第一位学习中文的新教传教士。他是他在一位华人的帮助下学习中文的，并在1809年在印度出版了他本人翻译的《孔子著作》第一卷，8该书实际上是《论语》的节译，从《论语》的第一章译至第九章。不过马士曼后来并没有完成剩下部分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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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年，英国传教士高大卫（Rev. David Collie，？－1828）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经典〉，一般被称之为〈四书〉》的著作。9这可能是《四书》最早的英译本。高氏在1822年到达马六甲并跟随马礼逊学习中文，1824年开始担任英华书院校长直至去世。1928年也就是他去世的那一年，由他翻译的这本《四书》在马六甲出版。

因为此前儒家典籍英译的匮乏，马、高两人的翻译在当时算是稍稍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因此他们的译本得到了英语世界一些学者的重视。1836年，美国著名学者爱默生读到马士曼翻译的《孔子著作》时，就对孔子的思想产生兴趣，并在1843年4月号他主编的《日晷》杂志（Dial）上从中选登了孔子的21段语录，题为《孔子语录》。美国著名汉学家卫三畏（S. W. Williams，1812—1884）在撰写其名著《中国总论》时，所用的就是高大卫的译本。10

1815第三个《论语》英译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97年）。1839年，理雅各受派来华传教。早在来华之前，理雅各就已经开始学习中文，此后他的中文水平不但提高。理雅各认为，如果不能理解中国人的思想，就不能胜任在中国的传教，这是他决定翻译中国经典，以使欧洲人和在华传教士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道德、社会和政治思想。从1848年开始，在中国学者王韬（1828—1897）等人的帮助下，理雅各开始翻译儒家经典。1861年，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第一卷，包含《论语》、《大学》和《中庸》）在香港出版。此后他陆续将儒家的其他经典翻译出版，成为有史以来首位独立将《四书》、《五经》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人。11毫无疑问，理雅各的翻译对后来西方学者的儒学研究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莫东寅将理雅各称作是英国汉学界的鸠摩罗什、玄奘。12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如辜鸿铭）认为理雅各“只是一个对中国经书具有死知识的权威而已”，13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辜鸿铭才亲自动手翻译《论语》。

理雅各之后，另外还有几位英国学者翻译过《论语》。如詹宁斯、翟林奈、赖发洛和苏慧廉四人，14其中赖、苏两人的译本后来还多次再版。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一1958）是著名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 A. Giles，1845－1935）之子，生于中国，1900年回英国任职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负责管理东方图书。除了《论语》外，他还翻译过《孟子》、《孙子兵法》、《道德经》以及《庄子》等，父子两人都是著名的汉学家；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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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 年来华，在浙江等地传教。1907担任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其后回国担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赖发洛（Leonard Arthur Lyall，1867－？）是英国政府官员，曾在云南、湖南、上海等地海关任税务司，在华时间超过40年除了英译《论语》之外，他还分别翻译了《中庸》和《孟子》两书并数次再版；四人中最不为中国人熟悉的是詹宁斯（William Jennings）。詹宁斯在译本前面的导言中说，他借鉴了理雅各等人的翻译，但从该书看更多的是他本人独立的翻译。詹宁斯没有使用原来各章的篇名，而是根据他的理解在每一章之前加上了该章内容的关键词，如第一章（《学而》）的题目为“主要讲学习（乐趣、诱导和目标）－孝顺、友爱及其他职责－各色谈话”；第二章（《为政》）则为“仁政－孝顺－“君子”－各色谈话”。詹氏生卒年和生平事迹均不详，从该书的封面上译者的头衔上可推知其人曾经在香港传教过，后来回英国担任某地的教区长（rector）。此前（1891年）他已经出版过《诗经》英译本。从目前来看，四本译作中，只有苏、翟两人的译本偶尔被用作参考文献，其他两本基本上无人过问了。

最后一位翻译《论语》的是被认为是继理雅各之后最伟大的汉学家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15韦利从未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经典思想的理解水平要远远超过其同时代的汉学家。韦利的英译《论语》出版于1938年，韦利的《论语》译本一直是英语世界较为通行的译本，多次再版过，在中国内地也颇为流行。“直到现在他的译作仍是最受英语读者欢迎的少数译作之一”。16

在1950年代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结束之前，共有《论语》英译全译本8种，其中英国学者就占了7席，剩下的一位是中国学者辜鸿铭（1857－1928）。17其1885－1972）后才有其他国家的学者如美国的庞德（Ezra Pound，、道森（Raymond Dawson）、安乐哲和等人，以及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如刘殿爵、黄继忠等加入到《论语》英译队伍中。值得注意的是，最近20多年中，还有很多台湾和大陆学者（如程石泉、丁往道等）也出版了他们自己的英译《论语》。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的《论语》英译本（包括节译本）达到41种，另外还有多种英译中国哲学经典读本中收录了《论语》的部分章节或段落。

三、英国汉学界《论语》英译中的宗教化趋向及其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看，上述学者翻译《论语》的动机和目的。

《论语》西译是中西文化交流中最主要的环节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论语》与中国文化相互表里。因此对外国读者来说，《论语》是了解儒家文化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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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思想的第一步，西译《论语》是这一过程的前提。尽管有很多学者认为在基本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中西方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但在中西方相遇之初（某种程度上现在也是这样），双方的相互沟通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论语》是纯粹的中国经典，它塑造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也在这一文化脉络中被不断塑造。尽管这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文化以外的读者不能理解其精髓与本义，但对异质文化（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环境中的读者来说，难免会出现《论语》理解上的巨大困难，例如《论语》缺少组织性，文本中有诸如重复、简短和没有联贯性，而其篇目也很简短，经常不知所云，因此需要相当地曲折的解释。18因此，《论语》西译原本就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应有之义。

对于19世纪初那些《论语》英译者而言，问题并不如此简单。马士曼翻译《论语》的目的就是要向西方人展现汉语的性质，使这种语言不再神秘，“从而为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学与典籍、为最终向中国人介绍西方赖以强大的科学发现，尤其是将圣经完美无瑕地介绍给他们开辟道路。”19高大卫也是为了帮助英华书院的中国学生掌握英语而译，但更重要的则是要“引导他们反思其至圣先师教诲中的致命错误”， 以唤醒“沉迷其中的异教徒”，20从而皈依基督。21这就明显地凸现出这些译者的身份特征：马士曼首先是一位传教士，负有向基督之光从未降临的东方国度传达天主福音的使命。马士曼是这样，其他的译者诸如理雅各、苏慧廉等人同样如此。

理雅各的主要目的是向即将来华的传教士介绍中国文化和东方哲学，以便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也更加了解自己。理雅各认为，如果他不能够透彻地掌握中国的经典，他也不能胜任他的传教士职业。他的翻译目的是：

［有必要］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真正了解这个伟大的帝国，尤其是

为了保证长久的效果，我们传教士应该具备渊博的知识。我认为假若孔子的著作全部被翻译并注释，那么这将极大地帮助我们将来的传教工作。 22 但不可否认的是，理雅各也把翻译儒家经典当作是传教事业的一部分，这既表现在理氏对《论语》中的一些关键词和核心命题的基督教式的解读，也表现在他对孔子缺乏宗教思想的批评上。理雅各在《中国经典》第一部（含《论语》、《大学》和《中庸》三部经典的英译）中，在《论语》正文英译之前有一长段的序言，除了论述基督教优于孔教，耶稣必将代替孔子之外，另外一个内容就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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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说，我们认为安乐哲“罗马字母化”的建议是有远见的。且不说用西方固有的词汇来翻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概念会出现安乐哲所说的对读者的“两次背叛”，46单说文化交流从来就不是单向的，如果我们一味地迎合西方世界的文化传统而不加选择地使用目标文化的一些词汇甚至命题，这本身就不能保证对外交流中中国文化的完整性和“中国性”。目前国际上已经习惯于用Wushu和Fengshui来表示中国文化中的“武术”和“风水”，这也说明了这种做法的可行性。此前有的学者呼吁用Long而不是Dragon来翻译“龙”，也不失一种合理化建议。

1

1818年该书再版，书名改名为《孔子的生活与道德：一位中国哲学家》（The Life and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参见计翔翔，《金尼阁与中西文化交流》，《杭州大学学报》，24卷（1994年）第3期，以及David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1985, pp.247-99. 2

新教即通常所说的“基督教”或“耶稣教”，系从原天主教中分离出来的、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教义为信仰基础（因信称义）的教派，其信仰被称为“抗议宗“（Protestantism）。后世又称其为”基督新教”，简称“新教”。见何绍斌，《越界与想象》，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年，6－7页。首位来华新教传教士为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 3

Stephen W. Durrant, “On Translating Lun Yu”,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3:1(1981): 109. 4

前者如菲律宾的邱氏兄弟的译本，见John B. Khu et al trans., The Confucian Bible Book1: The Non-Theocentric Code for Concerned Humans(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1997)；后者如法国学者李西蒙（Simon Leys），他曾于1987年出版过《论语》的法文译本，后来（1997年）又将之译成英文出版。 5

当然，英国学者的汉学贡献不仅仅限于儒家经典的翻译和研究，他们同样还是道家、佛教文献的主要翻译者。 6

2001年秋，来华访问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与王元化先生的一次谈话中，很坦率地说了一句，“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虽然他马上做出解释，说他并无褒贬的意思，哲学和思想也没有高低之分，并说他的论断也丝毫没有文化霸权主义的意味，但是他的一席话还是让让在座的人愕然。参见王元化，《关于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对话》，《文史哲》，2002年第2期。实际上，到底是否存在一种可以称之为“中国哲学”的学科至今仍没在学术界得到共识。到底是否存在一种可以称之为“中国哲学”的学科至今仍没在学术界得到共识。这种争论的背后固然有很多原因上，但中国哲学经典的西文译本中存在的问题显然是其中之一。 7

Carine Defoort,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Chinese philosophy? Arguments of an implicit debat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1.3 (July 2001): 393-413, 以及Carine Defoort, “Is ‘Chinese

Philosophy’ a Proper Name? A Response to Rein Raud”, Philosophy East & West 56. 4 (October 2006):625–660. 8

Joshua Marshman, The Works of Confucius, 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 with a Translation, Vol.1 (Serampore: the Mission Press, 1809). 9

David Collie 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Malacca, 1828). 10

见S.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New York and London: Wiley and Putnan,1848), p.654. 11

理雅各另外还翻译并出版了《竹书纪年》、《周易》、《道德经》和《庄子》、《太上感应篇》等。 12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年，上海：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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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页。 13

参见辜鸿铭，《英译〈论语〉序》，《辜鸿铭文集》（下卷），三亚：海南出版社，1996年，345页。 14

四译本分别是William Jennings trans., The Confucius Analects, A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 and An Introductio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895); Lionel Giles trans.,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onfucian Analects( London: John Murray, 1907); Leonard Arthur Lyall trans., The Saying of

Confuciu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1909);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tran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Shansi, 1910). 15

“如果理雅各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中文翻译家的话，那么二十世纪上半叶袭其衣钵者则非其同胞韦利莫属。”见David B.Honey, Incense at the Alte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New Heaven, Con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p.224. 16

Elva Huang, Translation Literature Culture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1999), p.132. 17

Ku Hung-ming trans, The Discourse and Saying of Confucius(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898). 18

Raymond Dawson, Confucius: The Analect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 p.5. 19

Joshua Marshman, 1809, xxxiv. 20

David. Collie 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1828, p.3. 21

Ibid, p.3. 22

原文见香港大学出版社1960年再版的五卷本《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第1卷1－25页，转引自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er, 2001, pp.207-208. 23

James Legge 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56-112. 24

James Legge, Confucianism in Relation to Christianity (Shanghai: Kelly & Walsh, 1877), p.10. 25

James Legge 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s, 1960, p.214. 26

Ibid, 1960, pp.109-110. 27

Ibid, 1960, p.288. 28

Raymond Dawson, Confucius: The Analect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 p.3. 29

［美］赫伯特·芬格莱特著，彭国翔、张华译，《孔子：即凡而圣》，“序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30

陈荣捷，《美国研究中国哲学之趋势》，载陈荣捷著，《王阳明与禅》，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108页。 31

同上。 32

James Legge 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s, 1960, p.111. 33

Eugene Chen Eoyang, The Transparent Eye: Reflection on Transl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212. 34

侯且岸，《从学术史看汉学、中国学应有的学科定位》，《国际汉学》，第10辑（2004年）。 35

E. L.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 Economic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1), p. 45. 36

Robert Kern, Orientalism, Modernism, and the American Po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p. 159. 37

David Collie 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1828, p.20. 38

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见姚金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46页。 39

B. I.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Cambridge, 1985), p. 62. 40

南怀瑾，《论语别裁集》（上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50页。 41

Chichung Huang tran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Literal Transla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9. 42

钱穆，《孔子与论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5年，63页。 43

［美］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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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美］安乐哲、罗斯文著，余瑾译，《〈论语〉的哲学诠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92页。 45

不过他们在译文中并没有将这些关键词罗马字母化，而是新创造了此前的《论语》英译者很少使用的词汇，如authoritative conduct（仁）、(observe) ritual propriety（礼）、exemplary person（君子）、counselor（儒）等。 46

安乐哲说，如果求助于使用所谓的“客观的”辞典，因为这种辞典“自身就渲染着严重文化偏见的油彩”，所以这样的译文“不是背叛了他们的读者一次，而是两次。”见［美］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2002年，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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