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著名记者简介

民国初年的著名记者

黄远生、邵飘萍简介

姓名：林星星 学号：100102250 班级：10级广电2班

黄远生简介

1、平身简介

黄远生，中国近代新闻记者。黄远生，江西九江人，原名黄为基，字远庸，远生是他的笔名。1885年1月15日生于“文彩秀发”的书香门第之家。21岁时中光绪甲辰进士，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位。但他无意仕进，以新进士之资格赴日本留学，1909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回国后先在清政府邮传部任职，辛亥革命后脱离官场，从业新闻，成为蜚成于世的著名新闻记者和政论家，是中国第一个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的人，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 2、新闻思想

黄远生在新闻工作方面有许多独特的见解，对于我们中国新闻从业人员来说可以说都是无价瑰宝。

黄远生宣称，新闻“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又强调，记者当具备“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的“四能”功夫，也称为“四能说”。一能，“调查研究，有种种修养”，是谓能想；二能，“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三能，“闻一知士，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四能，“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简单的说就是脑子要活，要快。要勤于跑动，没有实践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还要触类旁通，举一反三，马上就可以有这件事联想到另一件事上去。同时写出的文章还要具有耐读性，对新闻事件的描述要清晰、生动，这样才可以吸引受众。

黄远生的办报目的是主持公理、指斥时弊、为人民奔走呼号。对于民国初年的报纸言论，正如他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所说：“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不足以表现国民真正之精神。”针对报界堕落的状况，他主张“主持政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他指斥一些不良报人：“袁总统以马为鹿，我亦不敢以为马；袁总统以粪为香，我亦不敢以为臭。此其人，除为袁氏之家奴或走狗外，有何用处!”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屏绝因缘，脱离偏依”。对最大权势袁世凯的态度应是“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在他许多的通讯中，上至总统袁世凯，下至各级官僚，他都敢指斥揭露。他把辛亥革命后的政坛斥之为“循私弄权，无异于前清”，“乃弊不革，而反加甚”。“政治之日趋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之自为之也”。说袁本人是“扶植个人之势力而为不能执行国家之权利也。”

黄远生新闻工作的原则是客观、真实、公正、全面、超然。在新闻工作上，他主张写实。他说：“吾人皆自述其思想，且以最诚实单纯之感想为限，而决不假于造作与劝化的口吻。以吾人今日之思想界，乃最重写实与内照之精神，虽其粗糙而无伤也。”1914年他在《本报之新生命》一文中，系统地阐发了对新闻真实、客观、全面、公正的理解。他讲到，“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对政局时事乃至一切事物，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的主张，但决不以自己为唯一主张，或以一种主张排斥他者，而是综合事实来判断，反对“凭恃理想发挥空论”。事实不足以作判断时，就仅仅提出事实，供社会参考，不急于妄发主张。他主张记者要与党派划开界限，成为“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

“予以忠告”，“无所偏倚”。努力超越现实政治，坚持报纸的公共性，避免使舆论成为私利的工具。

3、历史贡献

后人总结中国新闻史，常常谈到“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 ，确定是他开创了通讯这种新闻文体。“通讯”一词，此前已见于报刊，但仅指由外埠邮寄传来的新闻，称为“某地通讯”，以区别于电讯。黄远生的通讯因为富有特色，他白描式刻画、极具现场感的文字，广受读者追捧，而且深受欢迎更慢慢变为一个专有名词，甚至是一种新闻体裁的名称。

“远生通讯”指的是比消息更加详细和生动的报道事物或人物的新闻体裁。此文体始于1912年初的《申报》上以“远生”署名的“北京通讯”专栏，故称“远生通讯”。这种通讯特点有：○1、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2、报道重要的人物事件○3、抓住具体的场景细节，嬉笑怒骂，涉笔成趣○4、语言通俗生动。

黄远生就凭借着他“远生通讯”中幽默讽刺的文笔，吸引着众多读者的关注。当年的他可谓年少风光，时人赞为“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

黄远生的政论也很出色，它继承了“时务文体”的特点而又以深刻见长，如《游民政治》就揭露了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中国社会就是人吃人的社会。此文还指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官僚之侵蚀如故，地方之茶毒如故”，今天不过是“去皇帝而代之以大总统”而已。这就是说早在1912年黄远生就论述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这是很不容易的。

不过，如果你以为黄远生的历史贡献仅是表现在新闻工作当中的话，那可是大错特错了。他在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作为一位新文化先驱者的形象而存在的，也许这才是他能在中国新闻史中站立着公认的“第一人”的位置的原因所在。

他的文化活动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正是中国文化觉醒前最黑暗的时刻。这时比其年长一代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几乎都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从19世纪末活跃在时代潮头的思想先驱变为“不进则退”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五四”一代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此时大都尚处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国文化觉醒的突破口，也还未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庞大阵势。旧的已去未去，新的将生未生，黄远生在这古与今、旧与新、中与西转折的焦点时刻，以其奔放的激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填补了时代的一个空白。这表现在他首倡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启蒙运动。在《忏悔录》一文中他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要改革国家，则必须改造社会，而欲改造社会，最终必须“改造个人”。这无疑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先声。

邵飘萍简介

1、平身简介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笔名阿平、飘萍等。1911

年参与创办《汉民日报》，开始职业报人生涯。1914年流亡日本，组织“东京通讯社”。1916年，担任上海《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同年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创办《京报》。1926年，被反动军阀杀害。身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熠熠闪亮的明星，邵飘萍的新闻业绩是卓越的：他首创新闻编译社，为中国最早通讯社之一；创办《京报》，为北京最进步之日报；培育人才，著书立言，为中国新闻教育之发端。他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歌颂者和宣传者。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 2、新闻思想

邵飘萍在新闻事业上改革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他毕生积累的新闻思想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邵飘萍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在14年的新闻事业生涯中邵飘萍形成了一种既具有时代特点，又有独特风格的新闻思想。

1）一、独立的办报方针

邵飘萍认为新闻事业具有不同于其他事业的特殊性质，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他认为新闻事业传递消息要面向全社会，“对于人类间相互传达意志、感情、趣味、知识与一切利害有关之消息”，它与全社会发生联系，是“国民舆论代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报业，应该能基本反映出国民的思想要求，同时，新闻舆论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的标准。此外‘他还认为报社公职人员应该“保有职务上精神上之自由”，要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独立的思想和纯正的道德品质。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众人”，是“居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因此，记者应该“保守客观的态度”，持正确的立场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基于上述认识，邵飘萍确立了独立的办报思想和办报方针。即一是监督政府，“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二是唤醒民众，教育民众。他认为挽救纷乱时局的力量是国民。“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因此，报纸要“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百年大计治本之策”；三是“顺时代进步之潮流”，表达报纸“对于解决时局的意见”。

邵飘萍还赋予独立办报思想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邵飘萍及其《京报》的言论，不受帝国主义报刊言论所左右，敢于独树一帜，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同时积极主张并创建中国自己的独立的新闻事业。 2）、强调记者的品德修养

邵飘萍的新闻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他1923年出版的《实际新闻应用学》一书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最早明确提出“品性为第一要素”的新闻道德思想。虽然在邵飘萍之前或同时代，已有许多报人和学者论述过记者的品德修养对报纸的重大影响，从梁启超到徐宝璜都在自己的著作中阐述了记者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但是，明确提出“品性为第一要素”的道德命题，并将记者的地位资格等伦理问题列为著作的开篇，邵飘萍是第一人。 邵飘萍之所以如此看重记者的品德修养，一方面是受了已有的新闻伦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他自己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得来的认识。他不仅指出了记者容易失足的客观性，而且指出了记者丧失品格的危害性。

邵飘萍还借孟子论述“大丈夫”的语言来表述记者完全独立、不受社会恶风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的特性。既表现了对传统优秀道德的继承，又体现了新闻道德的独特内涵。新闻记者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虽然也会有血与火的考验，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虚荣利禄的诱惑与挑战。因此，邵飘萍主张新闻工作者应该“艰苦卓绝”，“虽幽囚受辱而安之若素”。应该“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苟见有强凌弱，众暴寡之行为，必毅然伸张人道，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服于舆论之制裁”。 3）、致力于新闻改革

邵飘萍在新闻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十分出色。他不仅是一个著名的新闻记者，也是一个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报刊政论作家、新闻理论家和新闻教育家。他一直主张要按新闻规律从事新闻实践，改革新闻业务。

在新闻业务的实践上，邵飘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他从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从开始办报的第一天，他就致力于新闻改革，在新闻写作、编辑、采访和报纸经营管理方面，邵飘萍都有不少的建树。邵飘萍的采访思想和采访技能，曾经使新闻界同行为之叹服。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十分重视采访的艺术，每次采访都能做到“发问不多，使言者无所遁饰”，“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在总结采访经验时，邵飘萍提出记者必须细致、机警、敏捷，有很强的观察力、推理力、联想力；在新闻通讯写作上，邵飘萍使用的是一种夹叙夹议、虚实结合的体裁，他的文章生动活泼，耐人寻味。 在编辑工作上，邵飘萍也有不少改革。他非常注意标题和版面的安排。他所主办的《京报》，栏目众多，新闻通讯和评论结合紧密，标题多行多层次，在当时报纸死板的情况下，《京报》的异军突起，对报纸编辑工作的改革起了一定的带头作用。 3、历史贡献

邵飘萍始终坚守独立进步的新闻立场，在新闻实践中思考和探求民族振兴的道路，为我国新闻事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16年7月，邵飘萍创办了当时北京最有影响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当时外国通讯社左右着我国政闻，编译社成立后，每日都有一二条引人注目的特殊新闻，常被中外报刊所采用，北京各报纸面貌得以整改。到1924年，北京的通讯社达到20多家，政府要闻无一遗漏，打破了外国通讯社在京的垄断地位。这一变化与进步，不能不归功于邵飘萍的引领。

而且邵飘萍根据自己讲课的内容和对欧美日本学者专著的参考，以及从业近20年的经历感受，邵飘萍撰写了《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两本著作。他的新闻学著作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徐宝璜的《新闻学》并称为中国本土新闻学的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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