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制约因素评析

全球治理的制约因素评析

全球治理的制约因素评析1

摘 要: 全球化深刻影响着人类并塑造了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实事。无可置疑，全球治理研究也是伴随着全球化浪潮而兴起，作为有益幻想的全球治理随着实践的展开，其内在各种矛盾和困境也日益突出，表现在治理的文化价值、合法性、治理规制和内容、治理行动上的滞后等，而这些都成为影响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全球治理；文化；制度；行动

“目的先于思想并造就了思想,使得愿望成了思想之父”。这句话准确表达了人的正常思想的源头。从治理、善治、全球治理、甚至到全球共治，国际政治学中的各种思想理论及体系的形成，也正是适应目前国际关系处于一个历史性变化的关键时期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而产生。 [1]

一、全球治理的依据

英国政府首席科学家戴维·金爵士（sir David King）最近发出警告：气候变化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其威胁程度甚至超过了恐怖主义 不论我们是否赞成这一观点，科学界由绝大多数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全球变暖所构成的威胁不仅是长远的，而且是当下能为我们所切身感受的。此外，国际社会在为消除贫困，医疗，教育供给，阻止艾滋病而达成共识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十分缓慢，国际冲突、核恐怖主义更是人类的一种

严重威胁。

全球化使得我们的问题日益广泛和集中，又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国家在集体和协同合作的行动方面富有成效，于是乎在缺乏团结、社会公正、民主和政策效率的条件下加强全

[2]球治理只能是一种理想的尝试。全球性问题的日益涌现和各种相关因素所形成的合力推

动了全球层面的治理和善治。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全球治理”等词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中十分流行。治理作为一种政治管理过程，其含义与“统治”有很大的不同，“治理从头起便

[3]需区别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而“全球治理”更是指没有统治的治理，是各国政

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与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治理是国内治理在国际范围的延伸。对于全球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出现，不同学者也存在不同的见解。然而其理论的共同要素主要包括：全球治理的价值、制度（活动实体和活动规则）、对象、行动及结果。

二、全球治理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全球共同意识能否形成并发挥多大程度的作用

“全球治理理论的提出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上：既存在着实现

[4]全球治理的共识性文化价值基础。”“全球治理”主张者认为，如果说全球化是“全球

治理”的动力，那“全球共同价值观”就是“全球治理”的基石和理论基础。道理很简单，在治理系统中，世界观和价值观是最重要的“建构力量”，如果没有公认的共同价值观作标准和约束，就很难建立有效的“全球治理”方式。这是显而易见的推论，但是有“全球共同价值观”吗？“全球治理”主张者认为有的，这就是自由、平等、民主、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全球治理从理论上讲应该反映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即全球利益。故此，其表现的全球意识应区别于国家、民族、群体意识，具有整体性和普适性。 然而“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是单一化与多样化，一体化与碎裂化、集

[5]中化与分散化、国际化与本土化有机结合的矛盾的统一体。”任何一种全球化理论如果

忽视了权力、等级以及不平等这些范畴，就难以对全球化本身进行准确的把握。固然，现存的相互依赖、整合、“普世主义”以及趋同等概念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全球化的现象学表 1 论文代写，毕业论文，学术论文，考研论文。有需要请邮：sz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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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但把全球化理解为一个单一世界或者共同体的形成是完全错误的。把全球化与“普世主义”联系在一起也是一样，因为全球显然不是宇宙（the universal）的同义词。全球意识、整体意识显然不完全等同于共同意识，世界毕竟是差异、多样文明的统一，世界各国各地也因发展等各种客观差异对全人类共有的“文明、自由、民主”价值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于是当今国际政治文化还是“洛克式”文化，全球治理所依赖的全球共同文化还是脆弱的、模糊的。“大同式文化”价值基础对全球治理实践支撑必将是限制，且还要谨防被西方“民主和平”理论所利用。“任何层次的治理，无论是国家的还是社会的，都必须依赖于共有的信仰、文化价值观，尤其是共有的认同。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生活在一个全球公民文化里，也很少有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价值观。认同和忠诚仍然是国家的甚至

[6]是地方、种族和民族的。”

（二）是全球治理还是国际合作？地区合作能否代替全球治理？

人类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权威。所以，存在于国际社会公共领域的全球治理离不开权威，事实上全球治理本身也自称是一种特殊的权威，这种权威是对国家和政府传统垄断权力的超越，是多种主体协调、对话、合作的结果，是一系列没有正式授权的约束机制。

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一方面，全球整体性问题超越了各国单个政府的治理能力，因此，各国倾向于建立或强化某些国际机制，或通过直接的国家间合作来共同解决问题、应对危机和风险，以便减少本国单独治理活动的成本（弱小国家表现更为明显）。另一方面，治理需求却无法得到充分的满足。在整个国际社会中，统一的公共权力是没有的，以此导致公共权威的分散性 ，承担全球治理的主体不是一个世界政府、一个管理公共事务的中央权威，而是各国政府、正式的国际组织、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甚至包括国际规制，在没有集中、统一的权威下，各行为体容易产生利己甚至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种全球层次上的治理不具有高度的强制性，以此通过协调而产生的全球性领导、决策和行动又是软弱无力的，也让全球治理在目标的指向、行动的协调和治理的效果上都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所以，全球层次的治理相对于有多种形式和强制性的国内治理，两者的差别是明显的“国内领域被看作是有着有序预期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政府通过提供奖赏

[7]和强行剥夺，通过制定法律和规章制度控制公民的行为，而对外政策问题却不是这样。”

导致全球治理权力分散、合法性与权威普遍缺乏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不像国内社会一样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权威来制定和执行政策、法律，对于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只能通过合作和协商才能得到良好的解决。正如塞纳克伦斯所说，治理首先是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协议与惯例的产物，治理被视为由多数协议形成的一种规范系统。全球治理的性质由此可以理解为国际合作的新形式。

此外，考虑到全球经济与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不完全同步，且弥合差距尚需相对长的时间这样的现实，地区主义作为从国家主义向全球主义的过渡将是个现实、可行的办法。于是，有学者提出：加强地区内各国的协调、合作与一体化，可以弥补国家主义政策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种种缺陷，特别是可以较好地起到迎接全球范围的地区组织竞争的压力。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方兴未艾恰好可以看作是全球治理的替代形式。

（三）全球规制的弱化及其挑战

制度是全球治理结构的核心。全球治理的制度分为两种：活动实体和活动规则。所谓实体指的是各种组织和机构，包括各国政府、跨国公司、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各种各样非政府组织（NGO）和网络。“活动规则即（global regimes）全球规制，是指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的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

[8]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标准、政策、协议、程序。”国际机制较为权威的界定是：

“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组合，围绕这一组合，行为者的

[9]期望在特定国际关系领域内相互融合。”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传统国家基于绝对

利益之上的制度合作不同，全球治理主张在共同价值、共同利益之上实现治理主体多边、

协商合作。通过国际规制能否实现全球治理，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首先，现存的国际治理规制还很不完善。全球治理的主体都没有足够的普遍性权威 用以调节和约束各种国际性行为，规范合理的国际秩序。此外,多层次的治理是很复杂的,在超越国家范围内实现“世界主义民主”是建立、规范、遵守国际制度的前提。能够在民主国家外部实现责任性吗？全球治理各种主体能否实现在治理结构中的平等地位？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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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中各种非政府组织发展及其地位合法性的承认？治理模式又能否摆脱以大国为中心的多边合作？对于这些问题如不能通过实践加以解决，全球治理只能说是理论简单的重复和美好的设想。

其次，集体行动的困境。作为集体行动的一种，全球治理也存在着治理规则、制度的难以制订与协调一致的困境。“一个团体的成员愈多，利益愈分散，其采取集体行动的

[10]能力愈弱。”即所谓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一个集团范围

内，集团收益是公共的，对于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共享性和不可分割性，使得集团中的每个成员都能从中获益，而不管他是否为之付出了成本，因为阻止集团的其他任何成员使用公共物品是困难的，所以从这种物品中获益的人都具有避免为其承担成本即付费的动机，这就是公共物品的“搭便车”问题。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促使集团的每个成员都想“搭便车”而坐享其成，其结果就是没有一个集团成员愿意提供公共物品，导致集团行动困难。国际舞台上经常出现的“免费搭便车”问题，是因为各种行为者在没有更高一层的权威来实施控制，行为者把个人利益建立在集体利益之上，互不信任，尽力谋求个人利益，以避免成为利益上的受损者。集体困境反映国际制度的难以统一遵守、执行，原因是各行为体具有理性、自私的道德价值。

最后，大国对国际制度的控制。当今国际舞台上，尽管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展和加深，但大国权力中心结构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中心与边缘的价值分配

[11]结构，即统治与依赖的结构依然是全球政治的根本实质和内涵。”西方大国主导下的国

际规则和国际制度正在向全球规则转化，把既有的等级结构和不平等关系带入新的全球体系中，有利的维护了西方大国的利益，因此对于数量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显然是不公平的。 （四）治理内容的泛化与行动统一的滞后

全球治理的内容结构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在纵向上不仅仅是全球性问题的治理，还包括区域层次、国内层次（国内带有全球性的问题）甚至公司层次、家庭层次也可以包括进来。在横向上，主要解决带有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由于无所不包的国际、国内问题，在治理的过程中很难做到协调、统一。所以全球治理甚至受到全球共治理论的挑战。

全球治理在行动的认同、协调、授权上难以统一。根本原因在于参与治理的主体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因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等客观条件上的差异所产生的需求是分散和多样的。各主权国家、全球公民社会和国际组织各有自己极不相同的利益和价值， 很难在一些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上达成共识，这一现状对全球治理的行动效益造成了内在的制约。此外，全球问题虽然在涉及的范围上具有“全球效应”，可在具体国家、地区和领域表现的特性、程度又不尽相同，一个国家所期望的全球治理在另一个国家看来可能是不甚重要的。因此，全球治理的效率在某些场合、领域可能要大打折扣。

三、总结与评价

总之，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之上的全球治理是走向“善治”的一种途径，是超越霸权合作、制度合作、大国均势模式之外的一种理论设想与实践尝试、是在已有国际社会结构基础上的新的管理方式的突破。“全球治理”主张者出于在历史转折关头对人类前途的关心，为了给世界提供更和平、更公正的远景，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倡议。有的倡议和理论虽好，但离政治现实相去甚远，其理论太庞杂，几乎无所不包，甚至被西方有的学者称之为“现代乌托邦”。无论是基于国家及其人民中间一种尚且有限的合作愿望与目的现实，还是作为理论本身的内在逻辑演变特征，全球治理作为一个新生的、发展中的理论由于在概念及其本质内容上的不确定性，行动和具体操作程序上的孱弱，使得该理论有待走向充实、完善和实践检验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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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的制约因素评析

[3] 让—彼埃尔·戈丹：现代的治理，昨天和今天：借重法国政府政策得以明确的几点认识，国际社会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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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星野昭吉.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Comment The Global Management’s Restricting factors ZHANG Qi-Che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Globalization deeply affect human society and shap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terdependent seeking. Without doubt, global management research is accompanied by globalization arisen. As beneficial fantasy global management as practice development. Its various inner contradictions and predicament also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erformance in the management of cultural values, legality, management of regulation and content, management actions lag and so on, have become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 governance effects.

Key words: Global Management; Culture; System;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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