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报任安书

第四单元 浩然正气 司马迁与《报任安书》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司马迁生平经历及《史记》人物传记的有关知识；

2、了解掌握有关《史记·李将军列传》的内容概况及人物性格特征及司马迁对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

3、了解把握司马迁人生际遇与《报任安书》思想感情之间的联系，理解这封书信的巨大震撼力。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1、李将军生平与司马迁思想感情及著书之间的渊源关系；

2、《报任安书》的巨大震撼力。

难点：理解把握司马迁人生遭遇与其著书理论形成的关联。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方法与手段】

预习、多媒体课件讲授、讨论 【教学内容】

1、司马迁生平及《史记》，特别是人物传记方面知识；

2、李将军这一历史人物以及其与司马迁思想情感、著书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

3、《报任安书》所抒泄的痛苦、冤屈与激愤之情以及巨大的震撼力； 4、司马迁发愤著书的事迹及由此阐发的相关理论（即本文的思想意义）。 主要教学内容：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当我们阅读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时，不知你是否想到诗中所吟咏的人物的形象，揣测他人生的命运如何？为什么会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感叹？我们知道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让我们隔开历史的尘封，再一次走进昔日叱咤风云的古代英雄的世界，体验他的悲剧人生，寻觅人生的真谛，获得了些许的感悟。但是深入思考为什么司马迁会带有一种感同身受的色彩去刻画李将军的形象、评价这个历史人物呢？与其自身人生际遇会有多少必然联系呢？今天我们将走进司马迁的世界，走进他的《报任安

书》，去领略他的人生，感悟他的体验与著述。 司马迁生平及《史记》简介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深受道家影响，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深深影响了司马迁。司马迁10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10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19岁为补博士子弟。20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游历生活。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到长安后，武帝对他十分重视，命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著书立说的厚实基础。汉武帝即位，司马淡作了太史令，元封无年（前110年）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封建统治阶级认为是千载难难逢的盛典，司马淡因病沿在洛阳，未能参加，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司马迁适从西南回来，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尚给司马迁，“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三年后，司马迁继伍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他以极大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

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查阅整理历史资料，经过四、五年的准备，正式开始写《史记》，此年42岁。 公元前99年，骑都尉李陵率5000士卒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居延千余里追击匈奴。皇帝的大舅子李广利一遇敌接仗，便大败亏输，逃之夭夭，把李陵的几千步兵，孤零零地扔给了十几万的敌骑。李陵陷入重围，不惧不屈，接连奋战九天，宰杀敌骑五、六千，终因众寡悬殊，粮尽矢绝而被迫投降。时为汉帝刘彻天汉二年。消息传出，朝野震荡。好大喜功的刘彻勃然大怒，把李陵妻儿老小悉数逮入死牢。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

盛怒中的汉武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故意贬低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减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只能受“腐刑”（宫刑）来选择偷生。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曾一度想自杀，但想起父亲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报任安书》）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终于出狱。

五十岁时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大约55岁那年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史记》。共130篇，52万余言。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

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记》有本纪12，列传70，此外还有世家30、表10、书8，共130篇，52，5600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3000年间史事。

“列传”是司马迁首创，为以后历代纪传体史书所沿用。司马贞《史记》索隐：“列传者，谓列叙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张守节《史记》正义：”其人行迹可序列，故云列传。”一般用以记述帝皇以外的人物事迹。“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人物传记类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

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这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

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

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他还把人的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进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一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

“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他的这种见解，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东汉明帝下诏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这说明司马迁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写史书，对司马迁的诋毁恰恰说明了他的伟大。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夫，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 关于李将军

《送李将军》（唐）刘长卿

征西诸将一如君，报德谁能不顾勋。身逐塞鸿来万里，手披荒草看孤坟。 擒生绝漠经胡雪，怀旧长沙哭楚云。归去萧条灞陵上，几人看葬李将军。

《出塞》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塞下曲》 卢纶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 平明寻白羽，没在石稜中。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燕歌行》 高适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枞金伐鼓下榆关，旌旗逶迤褐石间。山川萧条极边士，单于猎火照狼山。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戌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风飘飘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 杀气三时做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背景简介

匈奴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游牧民族，主要活动于北方的草原和沙漠地区。按照《史记·匈奴列传》的说法，《诗经·采薇》中提到的猃狁，就是匈奴的前身。秦汉之际，匈奴族进入奴隶社会，逐渐强大起来。冒顿单于执政时，四面用兵，一连击灭东胡、月氏、楼烦等国家或部落，统一了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匈奴族于是强极一时。

西汉王朝自立国以后，就一直受到匈奴的侵犯。汉高祖刘邦曾亲率大军三十万攻伐匈奴，结果大败，刘邦本人也差点被匈奴俘获。此后，惠帝、文帝、景帝，对匈奴均采取妥协政策，以赠送大量财物换取边境安宁。然而匈奴并不满足，依然不断骚扰汉地，掳掠百姓。

汉武帝时，由于采取了一系列集权措施，国势空前强大。于是对匈奴发动打击。经过近五十年的大小战争，尤其是经过公元前127年、前121年、前119年的三次大战，汉朝终于击败匈奴，扫除了边境威胁。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军事将领，如卫青、霍去病、程不识、赵充国等，飞将军李广也

是其中杰出的一员。

李广一生基本上与抗击匈奴的战争相始终。他身经大小七十余战，出入沙场，战功卓著。其威名远播，使匈奴闻而丧胆。司马迁之所以为李广作传，首先就是看到了他抗击匈奴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李广一生战功卓著而遭际坎坷，非但未得封侯，反而被迫自杀。这与司马迁一心报效朝廷但却蒙冤下狱被处以宫刑的遭遇十分类似。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作者所以写这篇传记，这或许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李广难封

王勃《藤王阁序》：“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王维《老将行》：“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

李广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国防战略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基后，变“无为而治”而为“有为进取”，一改汉高祖以来在匈奴和战问题上的消极防御国策。对匈奴的侵扰，汉武帝采取积极反击的措施，运用骑兵集团纵深突袭的战法，对匈奴贵族势力实施歼灭性打击。重大战略形势转变情况下，一方面，李广是在对匈奴消极防御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将领，年纪又大；另一方面，卫青、霍去病将领后来居上，建功立业。“人事有代谢”，“长江后浪推前浪”，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无情。可以说，汉朝廷战略方针的演变成为李广难封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呢？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李广：“《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汉书·李广苏建传》为恂恂)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

汉初的边境战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其自然和人文特点决定了这场战争的异常坚苦和残酷。远离后方的长途奔袭，急风暴雨般的仓卒遭遇，以及众寡悬殊的孤军奋战，成为经常作战的方式。李广无疑是适应于这些作战特点的杰出将领。非凡的勇敢、决断和应变能力、忠信正直的磊落襟怀，以及有别于传统的治军方法，使他成为受部下拥戴、敌军闻之丧胆的一代名将。

但是人们对李将军也颇有微词：一是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实际徒有虚

名。二是说李广虽然英勇善战，但只是逞匹夫之勇。三是说李广心胸狭窄泄私愤，不具备大将风度。还有人甚至分析李广动机不纯，有跑官要官之嫌。

老子曰：“自视者不章，自见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但李广却不明白其中道理。不可否认李广很忠诚很爱国，打了不少胜仗，积了不少战功，匈奴对他闻风丧胆，但毕竟李广性格上的缺陷以及能力上（运筹帷幄的大战略能力以及大局意识）的不足，虽然在小规模战斗上，他表现出来的勇猛以及处变不惊的大将气度，但这些只能使李广扬名，而大战斗中李广总是屡战屡败，没有大的战绩可言，因此李广至死难封。性格决定命运！ 司马迁感情因素与列传真实性的内在联系

首先，李广祖孙三代悲惨的结局引起司马迁的悲悯之情。李广由于武艺高超和他三朝老将的资历以及他自杀身亡的结局,使他在武帝时期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有三子,长子当户,二子椒都早于李广去逝,三子李敢也是抗击匈奴军中的一员勇将,并且因军功被提为郎中令,接替李广职位。李广自杀后,李敢为父报仇击伤卫青,虽然卫青匿讳之,但是霍去病却要为卫青出气复仇。“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骠骑将军去病与青有亲,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幸,汉武帝讳云鹿触杀之”。李敢没有死在匈奴人的刀枪下,却丧命于霍去病的复仇之箭。 李陵为李广的长子当户的遗腹子,也是李广的长孙。天汉二年(前99年)秋,汉武帝派宠幸的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汉武帝把重兵交给他是想让他立功加封,又派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居延吸引单于,为李广利的主力部队牵制敌人,结果“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当时作为后援的老将路博德耻为李陵后援,坐视不救。李广利又无能之极,未遇匈奴主力却被打得大败而归。李陵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迫投降匈奴,后他家人又被武帝灭族。

李敢为父报仇反被霍去病射死,汉武帝因宠幸霍去病,不但不追究他的责任,还居然替他打掩护,这种徇私枉法,明显的袒护和不公本来就激起了司马迁的义愤,李陵投降匈奴后,朝廷上下指责之声四起,一些人借机落井下石,对李广利之败绩却无人敢说,司马迁出于义愤和正直,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因此被下狱并受了宫刑。司马迁的命运就这样与李陵的荣辱联系在了一起,与李广一家联系在

了一起。这种特殊的关系使他对李广一家有了更多的同情,同情弱者和同病相怜之感使他感情的砝码向着李广一家倾斜,加上他横遭牢狱宫刑之痛,对武帝充满怨愤,因此他在《李将军列传》的写作上自觉不自觉地更多地注入了自己的个人感情,造成了《李将军列传》文笔多于史笔,情感多于理性的结果。

其次,在司马迁的情感意识中有着强烈的悲悯情结。这种情结的产生源于他个人悲惨的人生遭遇,使他对于历史上那些影响重大,卓尔不群却结局悲惨的人物,如项羽、陈涉、吴起、屈原、韩信等有着天然的认同感与同情心,他们的人生仿佛是一面镜子,司马迁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同病相怜之感油然而生,于是在这些人物的传记叙述中自然地渗透了司马迁强烈的感情色彩,饱含着他鲜明的爱憎。也正因为这些人物浸透着他强烈的感情色彩,所以他们一个个才如此鲜活生动,跃出纸端。作为文学著作,这自然无可厚非,但是作为史学著作,会影响到对历史人物的公证评价,如此书写的历史有可能只是作者个人眼中的历史,而非真实的历史,《李将军列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李将军兵败，愤愧自杀是不理智的表现。司马迁的鸣冤叫屈则是感情用事，失却理性态度的曲辞。其情可悯，其理实难喻。可见，李广的悲剧不是时运不济，而是自身弱点造成。对他的分析和评价，要少一点道德上廉价的同情，多一些历史的冷峻的思考。

李广难封也许有统治者的刻薄寡恩，但我们应更多的看到在人物身上所存在的致命弱点。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有多高的功绩，都不应该居功自傲，藐视法律，任意胡为。做人宽宏大量，不计前嫌，方显大将风范。有匹夫之勇，而无将帅之深谋远略也是不能成大器的。历史人物应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关于《报任安书》 任安其人：

据《史记·田叔列传》后所附的《任安传》（禇少孙补）记载，任安是荥阳（今河南郑州西）人，少时家贫，后到长安，投在大将军卫青门下做舍人，与同为舍人的田仁交好。不久，汉武帝派赵禹到卫青家从舍人中选拔官吏，卫青推荐了好多富家子弟，赵禹都看不中，说他们是“衣绣之木偶”，惟独挑中了任安和田仁两个人。汉武帝问

两人有何能耐，任安说：“决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无怨心，安不及仁。”田仁说：“提桴鼓立军门，使士大夫乐死战斗，仁不及安。”于是，汉武帝派任安到北军（禁卫军之一）任职。汉武帝征仁和二年（前91年），戾太子刘据发动兵变，想拉拢利用任安，到北军给任安符节，命令他发兵。任安接受了符节，却闭门不出。后刘据兵败自杀，仇家把此事向朝廷告发。汉武帝说：“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于是判处任安死刑，投入监狱。此前，任安曾写信给司马迁，要他推贤进士。司马迁既因公务繁忙，更因心有隐痛，未及时回复。眼看临近冬末，任安死期将至，再不回复，恐怕永远没有机会向朋友陈明心曲了，于是，写下了这封长信。 内容述评：

《报任安书》近四千言，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清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清人包世臣因而说司马迁这篇文章“二千年无能诵者”。浦起龙《古文眉诠》认为，《报任安书》的主旨“大致在自白罪由，自伤惨辱，自明著史??总纳在‘舒愤懑’三字内。”这个揭示比较中肯。

《报任安书》抒泄痛苦，冤屈与激愤；表达发愤著书的原由。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关于发愤著书的理论。

司马迁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已发愤着书、创作《史记》的决心。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曲折地写出了自己对荣辱、对生死的深刻思考，把不甘受辱、想引决而终未引决的痛苦选择讲得清晰而动人。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是个有血性的人，他赞成有价值有骨气的舍生取义，反对只怕受辱的无意义的死。为了死得重于泰山，有时就要忍受比死还要难堪的奇耻大辱，以图曰后之功业（“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连精神都有点恍恍忽忽了。他的内心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悲愤，“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如果怕受一时的污辱而放弃理想、丢下事业去死，那是轻于鸿毛的。司马迁的生死、荣辱观充满了辩证法：是宁死不辱，还是忍辱求活，这

要综合主客观多种因素分析权衡，要看怎样做才对社会、对后世更有价值，更有贡献。他在《伍子胥列传》中说过：“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他用这个尺度来衡量古人，也用这个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假令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他的这种为了实现自己尚未实现的理想、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事业而坚韧不屈的求活精神，是更为令人感动，令人钦佩的！作者还从生命历程与创作的关系上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愤怒出诗人”的文学创作规律。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写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正应了他在《报任安书》中的名言——“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说明他们都是经历了苦难、遭受了屈辱而“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他正是以这些仁人志士来自比和自励，“述往事，思来者”，决心用写历史的办法，“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贼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这些总结性的观点不仅揭示了文章著述批判现实、启发后人的意义，而且也揭示了作家的生活道路、生活遭际与其文章著述的必然联系，强调了“言为心声，有感而发”的原则。尤其是“发愤著书说”，高度地概括了封建社会里遭受压抑、排挤的失意文人大多都是因自身生活道路的艰难坎坷而写诗著文来排解郁闷、抒发悲愤的普遍现象，因此被后世的许多文人学者所接受、发挥。韩愈说：“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欧阳修说“穷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直至清末的龚自珍，也还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之一，就是“泄天下之拗怒”（《送徐轶孙序》），这些观点，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脉承传，有着非常明晰的“血亲”关系。后人也有“愤怒出诗人”的说法，也是异曲同工。 艺术赏析：

《报任安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借题发挥，反客为主。表面看来是向任安说明

自己为什么不能推贤进士的原因，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反客为主，藉此诉说自己横遭惨祸的不幸遭遇和内心的无限悲愤，控诉汉武帝宠庇亲信，任意加祸于人的残忍行径，并剖白自己无视“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礼教束缚，隐忍苟活，发愤著书，为实现完成《史记》的宏愿而不懈奋斗。

其次，抒情激切，陈辞婉转也是本文很鲜明的特点。“能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任安的信件触发了他的隐痛，给他回信便是为自己抒发愤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因由。在信中反复倾诉“抑郁而无谁语”、“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失，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的伤痛，抒发了“亏形为扫除之隶”、“深幽囹圄之中”、“乡党戮笑，污辱先人”的悲愤。时而如泣如诉，低回掩抑，时而如歌如啸，慷慨激昂，一任自己的情绪奔突流淌。至如“悲夫，悲夫”、“嗟呼，嗟呼”、“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的反复喟叹，则更是直露激切，感慨淋漓。但是因为身为刑余之人，处于汉武帝淫威之下，尽管心中有无比的委屈，无尽的痛苦、无限的悲愤，也不能畅所欲言。否则，将授人以柄。于是，作者迂回婉转其辞，把文章重心巧妙地坐落在抒写自己为什么遭遇大祸的事实和如何遭受大辱的情实上，以此为基点来抒发幽愤。整篇文章只是反复表白自己欲“纳忠效信”、“拾遗补阙”、“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的主观愿望，只是反复陈述自己“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的悲惨遭遇，而把这两者之间荒谬的因果关系，把自己因此而必然会发生的委屈、伤痛、愤懑，含蓄在其中，袒露在其中。如此，既让人能了然其言外之意，又令人无以捕捉拨弄是非的头绪；既吐出了卡在喉咙口的“骨鲠”，又避免了“诬上”的嫌疑，的确是高明无比。

小结：

司马迁为完成《史记》，身被宫刑，面对专横的汉武帝，仍能“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一身正气。人，应当有一身正气，人的一生，应当是正气浩然。愿同学们学习古典的精华，见贤思齐，不断完善自我，提高素质能力。 讨论、练习、作业：

1、李广难封，除了君王刻薄寡恩之外有无个人原因？ 2、 《报任安书》为什么具有摄人的思想震撼力？ 参考资料：

1、《史记》《汉书》司马迁纪念http://www.lifeall.com/mem/849/main.ahtml 2、太史公祠——司马迁 http://www.ldbj.com/shiji/simaqian.htm 3、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评》[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4、汉之飞将——李广http://liguang.memsk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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