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山毕公年谱

弇山毕公年谱

乾隆六年辛酉 1741 12岁 是年，奉母命出就外傅，从毛商岩受业，初见功底。 据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六年辛酉十二岁条称： 太夫人命公出外就傅，从嘉定毛先生商岩受业为制义。根柢经术，渊雅深醇，一洗时下侧媚之习。里中尊宿如沈光禄起元、顾行人陈垿，并老于文，称为后来杰起。 乾隆十三年戊辰 1748 19岁 是年，毕沅从惠栋问学，由是经学日邃。 据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十三年戊辰十九岁条称： 于时惠征君栋博通诸经，著书数十种，至老弥笃。公叩门请谒，问奇析疑，征君辄娓娓不倦。由是经学日邃。 乾隆十五年庚午 1750 21岁 是年，毕沅从沈德潜游。 据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十五年庚午二十一岁条称： 长洲沈文慤公德潜以风雅总持东南，海内翕然宗之。公从之游，每称公诗有独往独来之概，南朱北王不能不让后贤独步。 乾隆十七年壬申 1752 23岁 九月，肄业莲池书院，从张叙受业，学益大进。 据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十七年壬申二十三岁条称： 秋九月，访舅氏宝田先生于保阳。时娄东张助教凤冈先生叙以经术名于海内，主讲莲池书院，与宝田先生为族晜弟，因是留公肄业，切劘最深。吴下经生，首推张、惠，公兼闻绪论，引伸触类，于

汉唐诸儒之说，疏证精核，其学大成。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 1756 27岁 自去年补授内阁中书入直军机处以来，敏于所职，甚得傅恒、汪由敦器重。 据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七岁条称： 公儤直枢庭，目摄手披，才思敏给。大学士傅文忠公恒、汪文端公由敦久筦机地，识鉴宏远，早以公辅期之。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 1766 37岁 是年，陞授翰林院侍讲，兼一统志、方略馆纂修官。 据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三十七岁条称： 春三月，充会试同考官。陞授翰林院侍讲，钦命教习庶吉士，兼一统志、方略馆纂修官。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1772 43岁 十二月十九日为苏轼生辰，毕沅以其曾任凤翔道通判，故招宾客赋诗以祀之，此后遂以为常。 据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四十三岁条称： 公以苏东坡先生曾任凤翔道通判，故于十二月十九日生辰设祀，招宾客赋诗始于是年。公先成七古一篇，和者十有四人。自此岁以为常，凡知名之士来幕中者，皆续咏焉。 乾隆四十年乙未 1775 46岁 是年，毕沅于关中扶持书院，以作育人才。 据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四十年乙未四十六岁条称： 公器量闳深，惟以维持风教、激扬士类为己任，天下翕然归之。关中旧有书院，为冯恭定先生讲学地。公莅任后，谘访明师，必取博通今古、品行方正者主之。妙选俊髦，潜心教

学，共相观摩。后与司道按月轮课，亲赴书院，详加甲乙。并饬各府州县书院，皆实心延访通人，其姓名、籍贯及更换、开馆日期，具报抚藩衙门察核，兼责成本道访查，有不称职者更之，以收实效、励人才。奏入，谕各省建立书院处皆倣之。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 1777 48岁 是年，为表彰黄廷桂、尹继善、陈宏谋、吴达善等人，奏请将其入祀名宦祠。 据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四十八岁条称： 公虽当燕闲，而国计民生无一不熟筹胸次，尤好表章前哲。大学士黄公廷桂、尹公继善、陈公宏谋、总督吴公达善在秦时，皆有善政，奏请入祀名宦祠。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1778 49岁 是年，奏请添设周公后裔为五经博士，部议允行。 据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四十九岁条称： 尝因事经咸阳县北毕原，展谒元圣周公墓，谘访后裔有姬姓奉祀生一人守墓。公以关闽濂洛诸儒后裔皆有世袭之职，至伯禽少子之食采于东野者为东野氏，已于康熙年间圣祖仁皇帝加恩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今咸阳为元圣祠墓所在，宗支单弱，虽有奉祀生之名，实与齐民无异，请加恩添设五经博士一员，准将咸阳姬姓嫡派子孙照曲阜东野氏之例，予以世袭，俾永奉元圣周公及文武成康四王陵祀。奏入，部议允行。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1779 50岁 是年，有感于古都西安山水、掌故之放失，因主持纂辑《西安府志》，成书八十卷，蒐荟群籍，

决疑纠谬，有功学林匪浅。 据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五十岁条称： 西安古称天府四塞，自丰镐宅京，而后秦、汉、隋、唐咸建都于此，因是掌故甲于他省。公来抚兹土七年，名山大川，以暨故墟废井，车马经由过半。于山，则终南、惇物、太乙、华山、武功、太白；于水，则灞、滻、泾、渭、沣、滈、潦、潏，其间存亡分合，虽孔传、班书、桑经、郦注，迄无定论，锥指莫由；其他袭故沿讹，更难究诘。古之纂述，如《关中记》、《三辅决录》、《咸镐古事》、《两京新记》、《两京道里记》，皆散佚不传；幸宋敏求《长安志》，藏书家尚有副本。因属通人蒐荟群籍，凡与秦中文献关涉者，计得千五百种。发凡举例，类聚区分，文成数万，为门一十有五，分类五十有一，合成一百卷，亲加裁削，为《西安府志》八十卷。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 1781 52岁 七月，钱大昕为毕沅所辑《关中金石记》作序，钱坫作《书后》；又洪亮吉、孙星衍亦为之作《书后》，诸人皆推扬毕沅金石之学有功于学林、为政。 据毕沅《关中金石记》（《经训堂丛书》本）卷首钱大昕《叙》称： 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侧葘异本，任城辨于《公羊》；戛狊殊文，新安述于《鲁论》；欧、赵、洪诸家涉猎正史，是正尤多。盖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钞板刻，展转失真。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关中为三代、秦汉、

隋唐都会之地，碑碣之富，甲于海内。巡抚毕公以文学侍从之臣，膺分陕之任，三辅、汉中、上郡皆桉部所及。又尝再领总督印，踰河陇，度伊凉，跋涉万里，周爰咨询，所得金石文字，起秦汉，讫于金元，凡七百九十七通。雍凉之奇秀，萃于是矣。公又以政事之暇，钩稽经史，决擿异同，条举而件系之。正六书偏旁，以纠冰英之谬；桉《禹贡》古义而求汉瀁之源。表河伯之故祠，道经之善本，以及三藏五灯之秘、七音九弄之根。偶举一隅，都超凡谛，自非多学而识，何以臻此？在宋元丰中，北平田概尝撰《京兆金石录》六卷，其书虽不传，然陈氏《宝刻丛编》屡引之。揆其体例，仅纪撰书姓名、年月，初无考证之益；且所录不过京兆一路。岂若斯记，自关内、山南、河西、陇右，悉著于录；而且征引之博，辨析之精，沿波而讨源，推十以合一，虽曰尝鼎一脔，而经史之实学寓焉。大昕于兹事笃嗜有年，尝恨见闻浅尠，读公新制，如获异珍。它日桉籍而求，以补藏弆之阙，则是编为西道主人矣。辛丑岁七月钱大昕序。 又据毕沅《关中金石记》（《经训堂丛书》本）卷首钱坫《书后》称： 彝鼎之显由二汉，则许洨长言之矣；志碑之著由二魏，则郦中尉详之矣，皆以金石刻核考古事古言，用资洽闻。然或代易物湮，始存终轶，往往不可得征。老沙勒之犹不能久，宁论易殄耶？《唐史》载乾元中京师坏钟像，私铸小钱，会昌中李郁彦以钟铎纳巡院，充鼓铸用；《宋史》载姜遵知永兴

军，太后诏营浮图，遵毁汉唐碑碣，以代砖甓。摧败之事岂特前世，后或甚之矣。巡抚公监兹放失，欲永其传，讲政之暇，日采集焉。又用真知，条证肆考，傅合别否，务得故实。取其片羽，可用为仪，盖菿然于洪、薛、欧、赵之上矣。令坫校字，得审观焉。点次卷目，谨识其尾。时乾隆重光赤奋若岁相月，后学钱坫撰。 又据毕沅《关中金石记》（《经训堂丛书》本）卷首洪亮吉《书后》称： 魏郦道元撰《水经注》四十卷，凡引汉碑百、魏碑二十、晋及宋魏称是。窃尝谓金石之学，惟道元能见其大。今读其注，如华阴载祠堂碑，钜鹿载神坛碑，则祀典可定也；荥阳石门之铭，沛郡石坡之颂，则水利可兴也；洛阳南界，冀州北界之石，则区域可正也；曲江泷中碑，新城大石山碑，则幽远可通也。魏收仿之，故撰《魏书·地形志》，于郡县下每引汉魏以来石刻。巡抚毕公再涖陕西，前又两摄兰州之节，凡自潼关以西，玉门以东，其道路险易，川渠通塞，及郡县之兴废，祠庙之存否，莫不画然若萃诸掌，今记中所散见是也。夫欧、赵、洪、薛之撰集金石，仅藉以考古，而公则因以兴灌溉之利，通山谷之邃，修明疆界，厘正祀典。既非若道元之注托之空言，又非若欧阳诸书仅资博识，则所得实多焉。公既尝以案部至咸阳，读周文公庙诸石刻，为守墓之裔请于朝，增置五经博士；近又欲考定临晋河伯之祠，郃阳子夏之墓，皆公经世之务之获于稽古者也。读是记者，可以观其概焉。后学洪

亮吉跋尾。 又据毕沅《关中金石记》（《经训堂丛书》本）卷首孙星衍《书后》称： 雍凉之域，实曰神皋，吉金乐石之所萃也。尔乃竹书纪异，昆仑树王母之眉；韩非著书，华岳勒天神之字。休与藐哉！其详轶矣。若其列侯尸祀，铭业乎奇器；汉将扬武，纪威乎绝域。……今陕西巡抚毕公，江左之望，蔚矣儒风，汉庭之才，褒然举首。逮乎为政，其学益敦。开府乎咸林，摄节乎凉肃。外传有云：“夕而序业，周公之美，读书百篇，公其体之，斯为大矣！”时则郑白之沃，互有泛塞；公厮渠所及，则有隨便。子谷造象得于长安，唐尔、朱逵墓碣得于郃阳，朱孝诚碑得于三原。临洮之垣，亘以河朔。公案部所次，则有唐姜行本勒石得于塞外，梁折刺史嗣祚碑得于府谷，宝室寺钟铭得于鄜州，汉鄐君开道石刻、魏李苞题名得于褒城。公又奏修嶽祀，而华阴庙题名及唐华山铭始出焉。公释奠学校，而开成石经及儒学碑林复立焉。自余创见，多后哲之未窥，前贤之未录。公受之以藏，是云敦素；获之有道，乃惟贤劳。其知者曰：“可以观政矣！”重光之岁，月移且相，武橐有缄，嘉禾告瑞。公始从容晨暮，校理旧文，考厥异同，编诸韦册。且夫欧、赵之书，徒订其条目；洪都之著，弟详其年代。公证古之学，奄有征南博闻之才，通知荀勖，此之造述，力越前修。谈经则马、郑之微，辨字则杨、杜之正，论史则知幾之邃，察地则道元之神，旁及《九章》，渊通《内典》，承天谱系之学，

神珙字母之传，固已夺安石之碎金，惊君苗以焚砚。君子多乎？于公未也。公既理其打本，藏诸名山，刊其嘉言，诒之来学。谬承校录，略悉源流。若公惠政之列，国勋之章，方与往刻，共不朽焉，非所及也。后学孙星衍撰。

九月九日，新校《山海经》成，毕沅自序作此书之原委。 据毕沅《山海经新校正》（《经训堂丛书》本）卷首《山海经新校正序》称： 《山海经》作于禹益，述于周秦，其学行于汉、明。晋而知之者，魏郦道元也。《五藏山经》三十四篇，实是禹书。禹与伯益主名山川，定其秩祀，量其道里，类别草木鸟兽，今其事见于《夏书》、《禹贡》、《尔雅》、《释地》及此经《南山经》以下三十四篇。《尔雅》云……《夏书》云……二书皆先秦人著，夏革伊尹又皆商人，是故知此三十四篇为禹书无疑也。《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周秦所述也。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桉其文，有国名，有山川，有神灵奇怪之所际，是鼎所图也。鼎亡于秦，故其先时人犹能说其图以著于册。刘秀又释而增其文，是《大荒经》以下五篇也。《大荒经》四篇，释《海外经》、《海内经》一篇，释《海内经》当是汉时所传。亦有《山海经》图颇与古异，秀又依之为说，即郭璞、张骏见而作赞者也。刘秀之表《山海经》云：“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郭璞之注《山海经》云：“不怪所可怪，则几于无怪矣；怪所不可怪，则未始有可怪也。”秀、璞此言，足以破疑

《山海经》者之惑，而皆不可谓知《山海经》。何则？《山海经》《五藏山经》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图，《周礼·大司徒》用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邱陵、坟衍、原隰之名物；《管子》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皆此经之类。故其书世传不废，其言怪与不怪皆末也。……海外、海内经八篇，多杂刘秀校注之辞，详求郭意，亦不能照郦道元注《水经》，多连引其文，今率细书以别之。沅不敏，役于官事，校注此书凡阅五年，自经传子史、百家传注、类书所引，无不征也，其有阙略，则古者不著，非力所及矣。既依郭注十八卷，不乱其例；又以考定《目录》一篇附于书。其云“新校正”者，仿宋林億之例，不敢专言牋注，将以俟后之博物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九日。

十月十五日，毕沅自序所补正《晋书地理志》，以志其缘起。 据毕沅补正《晋书地理志》（《经训堂丛书》本）卷一《晋书地理志新补正卷一并序》称： 《晋书地理志》二卷。案：新、旧《唐书》为房元（当为玄，避康熙讳改）龄等二十人所撰，今核其书，大要以晋武帝太始、太康中为定，自惠帝时已略焉，至东晋则尤略。盖唐初诸儒于地理之学，非所研究，故颜师古注前《汉书》以京兆南陵为今宁国府南陵县，章怀太子注《后汉书》以九江当涂为今太平府当涂县。案之乐史《太平寰宇记》，汉南陵县故城在万年县东南二十四里白鹿原上，当涂县故城在钟离县西一百

十七里，皆无缘至江右，二人盖误以东晋侨县为汉旧县也。此类尚多，非可详矣。夫晋世册籍可据者，如《太康地志》、《元康定户》、《晋世起居注》等，见于沈约《宋书》。撰《晋书》者，王隐、虞预、臧容绪、谢灵运、干宝诸家。其王隐《晋书地道记》，及不著姓氏《晋书地理志》与《晋地记》，见于郦道元《水经注》，类皆搜采广博，十倍今书。他如《郡国县道记》、《圣贤冢地记》、黄义仲、阚骃皆有《十三州记》，以迄杜预、京相璠之注经，徐广之注史，皆引近世州郡以证古名，多可采择。姑即一二言之，……是唐初修《晋书》，不特不旁考诸书，即王隐地道之编，沈约州郡之志，亦近而不采，殊可怪矣。然使能一以武帝时郡县为定，而尽录《太康地志》所有，勒成一书，虽非典午之全编，亦可悉金行之首运，未为失也。今又不然，……是县省设不同，一也；……是郡废置不同，二也；……是州罢立不同，三也。以卤莽之群材，承史志之重寄，而又不资校众籍，证引他书，固亦其纪传所列既与志殊，志之前所列又与后殊也。夫晋世版舆，上承三国之瓜分，下值南朝之侨置，建罢沿革，所系非轻。盖马彪撰郡国，既不详安顺以后；沈约志州郡，又难究徐兖以西。使诸贤能据贞观见存之图籍，述太康混一之山川，可採既多，用功亦易。而今之撰录若此，则唐初诸贤不究地理学之过也。沅官事之暇，嗜博观史籍，间以所见校正此志讹漏，凡数百条；又采他地理书可以补正阙失者，皆录入焉，

分为五卷。升元注作大字，则从刘昭补注《郡国志》旧例也。时乾隆四十六年岁在辛丑孟冬月十五日。

十月，毕沅自序所著《道德经考异》，畅发其对老子及其所作《道德经》之见解。 据毕沅《道德经考异》（《经训堂丛书》本）卷首《老子道德经考异序》称： 太史公作《史记》，为老子立传云：“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为周守藏室史。西出关为关令尹喜著书上、下篇而去，莫知其所终。”又云：“或曰周太史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沅案：古聃、儋字通，《说文解字》有聃字云“耳曼也”，又有聸字云“垂耳也”。南方聸耳之国，《大荒北经》、《吕览》聸耳字并作儋。又《吕览》老聃字，淮南王书聸耳字皆作耽。《说文解字》又有耽字云：“耳大垂也。”盖三字声义相同，故并借用之。郑康成云：“老聃，古寿考者之号。”斯为通论矣。老子与老莱子是二人，老子苦县人，老莱子楚人。《史记》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艺文志》作十六篇，亦为道家之言，且与孔子同时，故或与老子混而莫辨。沅又案：古有莱氏，故《左传》有莱驹，老莱子应是莱子而称老，如列御寇师老商氏，以商氏而称老义同。当时人能久生不死，皆以老推之矣，亦无异说焉。《庄子》云：“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往见老聃。”又云：“孔子南之沛见老聃。”又云：“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是孔子问礼之老子，即著道德书之老子，不得以其或在沛或在周

而疑之。汉时以黄老为道家言，故《艺文志》道家中有《黄帝四经》等篇，《列子》以谷神不死是谓元牝为黄帝书，而《庄子》有焱氏颂有“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云云，正与“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说合。黄帝号有熊氏，古者熊、焱声相转，疑有焱氏即有熊氏。然则老子本黄帝之言，大率多述而不作焉。道书有太上老君，亦即老子也。徐坚案《高上老子内传》曰：“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又有太上道君，出本行经；太上丈人，出《隋书经籍志》，则与老君实别。”《史记》老子之子名宗；宗子注；注子宫；宫元孙假，仕于汉孝文帝；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太傅，家于齐。《魏书·释老志》有收圭师李谱文云：“是老子之元孙。”《隋书》作李谱。合之唐宗室世系表所载，是老子亦犹夫人耳。《庄子》称：“老聃死，秦失弔之，三号而出。”明老子亦死。《水经注》：“盩厔有大陵，世谓之老子陵。”明老子有葬地。生而为圣，殁而为神，不足为异。必如葛洪《神仙传》及崔元山《 乡记》老子为十三圣师云云，未免好奇行怪，盖后世虚造之词，不足征矣。《艺文志》有老子《邻氏经传》四篇、《傅氏经说》三十七篇、《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四篇，却无《河上公注》。《隋书·经籍志》云：“《老子道德经》二卷，汉文帝时河上公注。梁有战国时河上丈人注二卷。”考《高士传》：“河上丈人不知何国人，明老子之术，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当战国之末，诸矦交争，驰说之士，

咸以权势相倾，唯丈人隐身修道，老而不亏。”是谓战国时人也。《神仙传》：“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汉文帝时结艸为庵于河之滨。”是谓文帝时人也。志画为二人。沅所见老子注家不下百余本，其佳者有数十本，唯唐傅奕多古字古言，且为世所希传。故就其本互加叅校，间有不合于古者，则折众说以定其是。字不从《说文解字》出，不审信也。近世多读书君子，然浅近者有因陋而无专辨，或好求异说以讨别绪，则动更前人陈蹟，在若信若不信之间，沅不敢为之也。倘考之不得其精，亦唯曰我过矣！我过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 1782 53岁 十二月，卢文弨叙毕沅所辑《关中金石记》，赞誉其在金石之学方面的成就。 据毕沅《关中金石记》（《经训堂丛书》本）卷首卢文弨《叙》称： 余生平未尝至关中，闻有所谓碑林者，未由见也。数十年前，有人从长安来，叩之，则大率在榛莽中，雨淋日炙，不加葺治，甚且众秽所容，幾难厕足。盖未尝不慨然兴叹也！镇洋毕公，前抚陕之二载，政通人和，爰以暇日，访古至其地，顾而悚息。于是，堂庑之倾圮者，亟令缮完；旧刻之陷于土中者，洗而出之。开成石经多失其故，第复一一加以排比，于外周以阑楯，又为门以限之，使有司掌其启闭。废墜之久， 然更新，儒林传为盛举。及公之复莅秦中也，乃并裒各郡邑前后所得金石刻，始于秦，讫于元，著为《关中金石记》八卷。考正史传，辨析点画，以视洪、

赵诸人，殆又过之。夫人苟趣目前，往往于先代所留遗不甚爱惜，而亦无以为后来之地。儒生网罗放失，亦能使古人之精神相焕发，而或限于其力之所不能，必赖上之人宝护而表章之，以相推相衍于无穷，其视治效之仅及于一时者，相什伯也。公之于政也，绵有余力，故能百废具兴，即此亦其一也。自国朝以来，为金石之学者多于前代。以余所知，若崑山顾氏炎武、秀水朱氏彝尊、嘉兴曹氏溶、仁和倪氏涛、大兴黄氏叔璥、襄城刘氏青芝、黄冈叶氏封、嘉兴李氏光映、郃阳褚氏峻、钱塘丁氏敬、山阳吴氏玉搢、嘉定钱氏大昕、海盐张氏燕昌，皆其选也，继此者方未有艾。得公书而考之，庶几古今人之精神命脉，不至中绝也乎！乾隆四十有七年季冬，杭东里人卢文弨叙。

是年，著《乐游联唱集》，幕府中人吴泰来、严长明、洪亮吉、孙星衍、钱坫等和之，称一时之盛。 据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五十三岁条称： 公著《乐游联唱集》，时在幕府者，长洲吴舍人泰来、江宁严侍读长明、阳湖洪孝廉今翰林院编修亮吉、孙文学今山东兖沂曹道星衍、嘉定钱明经今乾州州判坫，皆吴、会知名士。门人伏羌令杨芳灿序之。 又据《乐游联唱集》卷首杨芳灿《乐游联唱集序》称： 原夫桂苑之游，篇章并美；兰台之聚，文笔皆工。荆潭有酬和之诗，汉上有题襟之集。命俦啸侣，则凤德有隣；散采摛华，则鸿文无范，斯

并矜奇藻府，擅誉词坛者焉。至于联唱以成章，尤属谐声之至妙。汉代则柏梁兆轨，晋年则曲水扬波。絺章绘句，梁说何刘；洪笔壮词，唐推韩孟。自兹而降，尠有专长。盖勝地难逢，良知罕睹，咫闻自自拘，何以皋牢五际？么絃独抚，亦难挥绰三雍。其有材全能钜，体大思精，含万汇以吐辞，包众妙以为质，鹑分虎位，河山则三辅之雄，鹰扬翰飞，才畯则一都之会，于以激扬声律，杼轴襟灵，宜乎迈古无前，冠时独出矣。《乐游联唱集》者，我灵岩夫子与同幕诸公之所著也。夫子文章圭臬，神化丹青，东阁琴尊，南楼风月，每诗酒流连之会，适筹谋闲暇之初，捧袂言欢，旧手原推，莫敌倾衿，得侣逸才，更是无双。……古体今体，五言七言，标骨气之端翔，极音情之顿挫。乃若荥河九曲，龙门竹箭之波；神岳三峰，玉井莲花之掌。考遗经于太学，尚有残碑；寻故物于昭陵，惟余石马。温泉荒址，骊宫旧墟，韦曲风花，灞桥烟水，莫不陈之华简，纬以雄辞。今风古辙，当歌对酒之余；远迹崇情，范水模山之外。以至蠡钟篆鼎，断瓦零缣，品题华实之毛，搜罗水陆之产。如承天之识威斗，如文成之辨哑锺。可以补子云之《方言》，可以废郇公之《食宪》。探幽索隐，殚见洽闻，银湧而金鸣，鸾歌而凤舞。兰荃之气同岑而共馨，蠪蜃之珍量谷而且溢。……洵学海之洪澜，艺林之秘宝也已。芳灿飘飖覉宦，零落缣缃。忆绛帐之清严，慨素交之睽阔。闻玉敦珠盤之会，不觉神移；睹挟辀拔戟之材，

能无色动？喜一编之入手，写万本以难停。属以绪言，命为喤引。过元圃之瓌奇，侈陈燕石；听宫悬之嘈囋，滥列齐竽。未知所以裁之，多见不知量也。门生梁溪杨芳灿谨序。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 1783 54岁 自去年十一月十七日始，至是年二月二日止，与幕中文士为“消寒之会”，诗酒唱和，成《官阁围炉诗》二卷。 据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五十四岁条称： 公以去冬关中年丰人乐，因与吴舍人泰来，及幕中文士为消寒之会。自壬寅十一月十七日始，每九日一集，至癸卯二月二日止，分题拈韵，成《官阁围炉诗》二卷。

二月二十六日，孙星衍为毕沅所著《山海经新校正》作后序，推扬毕沅于《山海经》之订讹惕弊之功。 据毕沅《山海经新校正》（《经训堂丛书》本）卷首孙星衍《山海经新校正后序》称： 秋帆先生作《山海经新校正》，其考证地理，则本《水经注》，而自九经笺注、史家地志、《元和郡县志》、《天平寰宇记》、《通典》、《通考》、《通志》，及近世方志，无不征也。自汉以来，未有知《山海经》为地理书。……先生开府陕西，假节甘肃，粤自崤函以西、玉门以外，无不亲历。又尝勤民洒通水利，是以《西山经》四篇、《中次五经》诸篇疏证水道为独详焉。常言《北山经》泑泽涂吾之属，闻见不诬，惜在塞外，书传少征，无容附会也。其《五藏山经》，郭璞、道元不能远引，今辅其识者，奚啻

十五，恐博物君子无以加诸。星衍尝欲为《五藏经图》，绘所知山水，标今府县，疑者则阙，顾未暇也。先秦简册，皆以篆书，后乃行隶，偏旁相合，起于六代，六书之义，假借便亡。……后世字书，乃遂取经俗写以广字例，其有知者反云依傍字部改变经文，此以不狂为狂。先生若……其类，引据书传，改正甚多，实是汉唐旧本如此，古今读者不加察核。又如凌门之为龙门，……此则声音文字之学，直过古人。星衍夙著《经子音义》，以补陆氏德明《释文》；有《山海经音义》二卷，及见先生，又焚笔砚。若《海外经》已下诸篇，杂有刘秀校注之词，分别其文，降为细字，其在近世，可与戴校《水经》并行不倍。……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二月卄六日，阳湖后学孙星衍书于陕西节院长欢书屋。

三月，毕沅自叙所著《说文解字旧音》，阐发作此书之旨。 据毕沅《说文解字旧音》（《经训堂丛书》本）卷首《说文解字旧音叙》称： 唐以前传注家多称《说文解字音》，《隋书经籍志》有《说文音隐》，疑即是也。因摭录之，以资考证。并为之叙曰：汉许君慎作《说文解字》十四卷成，其子召陵万岁里公乘冲，以安帝建光元年上书献之。且云：“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考《后汉书》许君本传，但云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洨长，卒于家，不及太尉祭酒者缺也。《汉旧仪》曰：“丞相设四科之辟，弟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补西曹南阁祭酒，又曰太尉。东西曹椽秩

比四百石，余椽比三百石。”然则，南阁祭酒为太尉西曹椽史也。《百官志》曰：“太尉椽史，属二十四人。”《汉书》称周泽为太尉议曹祭酒，所谓比三百石者是欤？《玉海》曰：“后汉太尉六十四人。”许君自言其书成于永元困顿之年，为和帝永元十有二年，是时，则张酺为太尉也。冲又云：“先帝诏侍中骑都尉贾逵修理旧文。”慎本从逵受古学，《逵本传》逵以章帝建初元年承诏入讲北宫百虎、南宫云台，《本纪》载其事于四年，合《儒林传叙》云建初中，则四年为是。许君之书，大略皆以文定字，以字定声。其立一为耑者，皆文也；形声相益者，皆字也。故云：“文物，象之本字，言孳乳而生。”其例有云从某某声，从某某省声，从某从某某亦声；又云读若某。其时，如郑众、郑兴、杜子春及康成之徒，注诸经礼，高诱注吕不韦、淮南王等书皆然。自反音而读若之例，遂变反音，仿自孙炎，李登作《声类》亦用之。晋吕忱依托许书，又作《字林》，其弟静因《声类》则作《韵集》，韵书实始焉。是编《隋志》次在忱书之下，但云有四卷，而不详撰著姓名及时代。……则是编为沈以前人所作无疑。唐世言文字声音者，每兼采许及忱，惟颜籀则文字用许，声音用《声类》，故所著《汉书》急就章注及《匡谬正俗》，皆无许书音。由可见是编之流传更尠，更足贵矣！今考其音荼为徒，……此皆舌音之正。……其音剽为数妙反，……又皆唇音之正。……其音汔为巨合反，挺为达鼎反，又皆送声之正。……然据此

而论，则是编亦南人所定者矣。反音之法，如正之与乏，因射为应，但古今语有所殊，或致音有所别。然推厥由来，皆可究知其义，故学贵考其原也。许君之书今所存者，有徐铉等校定音，并唐韵也；有徐锴系传音，朱翱所加也；有五音韵补音，则锴所加也，然皆唐以后所改更。唐所用解字书既不行，其音仅一见于戴侗《六书故》， 字训注，及宋鼂说之《芥绝之荃》，荃字论下，亦于古音无涉。是编所辑虽寡，要为探本之谊，后之人不知珍重者，陋也。癸卯岁乾隆四十有八年三月日。

四月，毕沅自叙所著《夏小正考注》，阐发自己对《夏小正》的见解和取向。 据毕沅《夏小正考注叙》（《经训堂丛书》本）卷首《夏小正考注叙》称： 《大戴记》八十一篇，今止四十篇，其篇自三十九始，无四十三、四、五，及六十一、四篇，有两七十三，或云两七十四，《小正》盖其弟四十七篇也。案《汉书·艺文志》：“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礼》百三十一篇。”别无大、小戴之目。今所记《小戴》有四十九篇，《大戴》有八十一篇，合之正得百三十篇之数，较《艺文志》所说止少一篇，并此二书，即后学者所记欤？……《小正》于天象时制人事众物之情，无不具纪，洵为一代之巨宪。故夫子称之曰：“欲观夏道，吾得夏时焉。”又曰：“行夏之时。”司马迁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此书之所由来欤？作者之圣，言辞简要，后儒为之

训注。……经注不分，则习之或误。《小正》经为禹启所製，历二千余年而戴德始作传，不加之条晰，必有以传为经，以经为传之弊。沅所见各家，自今所行《大戴记》外，其专本有宋朱子本、有关浍本、有傅崧卿本、有王应麟本、有元金履祥本，本朝有故尚书大兴黄叔琳本、有故尚书无锡秦蕙田本、有今学士钱塘卢文弨本、有故编修休宁戴震本、有今主事曲阜孔继涵本，皆分经传，亦并有异同。案：引者又有郑康成、郭璞、孔颖达、欧阳询、徐坚、李善、一行诸人。因遰加参校，附以鄙释，名曰《夏小正考注》。《小正》有戴氏传之于前，又有北周卢辩注之于后。今经既残破，传复讹乱，辩注又不传，若据考不精，各以私意类分互证，是诬之矣。沅于诂训，信好雅言，文字默守许解，经礼则专宗郑学。戴之说是，必曲证以申明之；偶得一间，又求之诸经，以附合本旨，庶得尊经后传之义。夫由今以溯传，既二千年矣，由传以溯经，又二千年，历四千余年之久，而通之者卒不多见其人，盖信古者少矣，可不深叹哉！癸卯岁乾隆四十有八年四月日。

九月十五日，毕沅自叙所著《经典文字辨正书》，志其作是书之缘起与用力所在。 据毕沅《经典文字辨正书》（《经训堂丛书》本）卷首《经典文字辨正书叙》称： 作是书有五例：一曰正，皆《说文解字》所有也；二曰省，笔迹稍于《说文解字》。……三曰通，变易其方而不盭于《说

文解字》。……四曰别，经典之字为《说文解字》所无者也。……五曰俗，流俗所用，不本前闻，或乖声义，乡壁虚造，不可知者是也。……或因仍而改，或卓见而离。盖举一以概余，勿兼该而争辨矣。至于经籍之文异传异写，叚借之恉不明，偏旁之义遂晦。……如此之类，虽非马豕之讹，或致兖渽之谬，是贵于考之详而审之谛也。余究思典籍，求迹籀斯，每慨《艸木篇》多变旧文司马相如作，诂训书积生诡字《尔雅》十九篇多俗字，若不折衷南阁，曷 探本彼仓？故从五百卄部，穷九千余言，遍讨别指，以示专归。其义取之魏江式、齐颜之推，其文则较之唐陆德明、颜元孙、张参、唐元度，周郭忠恕，宋张有诸家为正矣。然元孙自谓能参挍是非，较量同异，立俗通正三例定字，而舛失偏多。……张有则以宋徐铉刊定《说文解字》为真本，凡徐所参入及新附字，概指为许书。……余少居乡里，长历大都，凡遇通儒，皆征硕学。初识故元和惠征君栋，得悉其世业。继与今嘉定钱詹事大昕、故休宁戴编修震交，过从绪论，辄以众文多诬，纠辨为先。既能审厥时讹，必当绍其绝诣。门生嘉定钱明经坫，向称道吴江处士声能作通证书，欲以《经典》异文尽归许君定字，是犹余之志也。夫处鲍居兰，薰莸易剖，生麻入缁，形色弗蒙。若使岐多路惑，则靡所适从。谅彼归异出同，则自逢指要。爰因暇景，既竭愚才，日省月记，杀青斯竟。举纲举目，愿无背于往制；去泰去甚，事始契于宿怀。引之

能伸，用亦无爽。如云未尽，殆其谓之；或有■陈，亦无隐焉。乾隆昭阳亶安岁九月望日。

十二月，毕沅自叙所校《墨子》，就《墨子》一书的悬疑问题提出己见，于深化《墨子》研究甚为有功。 据

毕沅校刊《墨子》（《经训堂丛书》本）卷首《墨子叙》称： 《墨子》七十一篇，见汉《艺文志》。隋以来为十五卷，目一卷，见隋《经籍志》。宋亡九篇，为六十一篇，见《中兴馆阁书目》，实六十三篇。后又亡一篇，为五十三篇，即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讳字，知即宋本。又三卷一本，即《亲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应麟、陈振孙等仅见此本。有《乐台注》，见郑樵《通志·艺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备城门》诸篇，《玉海》云《后汉书》注引《墨子·备突篇》，《诗正义》引《墨子·备衝篇》，似亦未见全书，疑其失墜久也。今上开四库馆求天下遗书，有两江总督採进本。谨案：亦与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见，皆以意改，无《经》上、下及《备城门》等篇，盖无足观。……因遍览唐宋类书，古今传注所引，正其讹谬，又以知闻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岁而书成。世之讥墨子，以其节葬、非儒说。墨者既以节葬为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则由墨氏弟子尊其师之过，其称孔子讳及诸毁词，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称孔子，亦称仲尼，又以为孔子言亦当而不可易，是

翟未尝非孔。孔子之言，多见《论语》、《家语》，及他纬书传注，亦无斥墨词。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又云：“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盖必当时为墨学者流为横议，或类《非儒篇》所说，孟子始嫉之。故《韩非子·显学》云：“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韩愈云：“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其如此也。”今惟《亲士》、《脩身》及《经上》、《经下》疑翟自著，余篇称子墨子，《耕柱篇》并称子禽子，则是门人小子记录所闻，以是古书，不可忽也。且其《鲁问篇》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是亦通达经权，不可訾议。又其《备城门》诸篇，皆古兵家言，有寔用焉。书称中山诸国亡于燕代胡貊之閒，考中山之滅，在赵惠文王四年，当周赧王二十年，则翟实六国时人，至周末犹存。故《史记》云：“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班固亦云：“在孔子后。”司马贞按：“《别录》云《墨子》书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如此，则墨子者在七十子后。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时人，或云在其后。”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后。若《史记·邹阳传》邹阳曰：“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司马贞云：“《汉书》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颖曰：“子冉，子罒也。”《荀卿传》云：“墨

翟，孔子时人，或云在孔子后。”又襄公二十九年《左传》宋饥，子罒请出粟，时孔子适八岁，则墨翟与子罒不得相辈。或以子冉为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选》亦作子冉，注云：“文子曰子罒也，冉音任。”善曰未详，沅亦不能定其时事。又司马迁、班固以为翟宋大夫，葛洪以为宋人者，以《公输篇》有为宋守之事。高诱注《吕氏春秋》以为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本书多有鲁阳之君问荅，又亟称楚四竟，非鲁卫之鲁，不可不察也。先秦之书字少假借，后乃偏旁相益，若本书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皆传写者乱之，非旧文。乃若……，实足以证声音文字训诂之学，好古者幸存其旧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岁在昭阳单阏涂月，叙于西安节署之环香阁。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 1784 55岁 二月，毕沅自叙所著《音同义异辨》，表明作此书意在与《经典文字辨正书》相发明，阐发其中所蕴含的“通假借之道”。 据毕沅《音同义异辨》（《经训堂丛书》本）卷首《音同义异辨叙》称： 既作《辨正书》，每念《经典》之文多通假借之道，非必古人字少，以一字而兼数以之用，皆缘隶写转讹、避緐文而趋便易所成。《说文解字》所有其音同、其以异者，据形著训，杂而不□，分观并举，式镜考资。因另为一编，附于《辨正》之后，庶不偝郃陵之恉云尔。沅再识。

六月，毕沅自序重刊《三辅黄图》，表彰此书之重要性。

据毕沅重刻《三辅黄图》（《经训堂丛书》本）卷首《重刻三辅黄图序》称： 《隋志》云一卷，记三辅宫观、陵庙、明堂、辟雍、郊畤等事，即所谓旧图也。如淳、晋灼注《汉书》，郦道元注《水经》，宇文恺议立明堂，王元归议上帝后土坛，并称之。此本作六卷，盖唐世好事者所辑，故杂用晋以后书，并颜师古说，又多与淳等引据不同。考宋敏求、程大昌、陈振孙、王应麟诸辈所见，即今本是也，知唐以后旧本已佚久矣。大昌云：“渐台、彪池、高庙、元始、祭社稷仪，皆祖本旧图，今渐台、高庙无旧图云云。”恐今本更非宋旧焉。今并加校正，而以今本所无者附载于后。以乾隆四十有九年六月刻成，是为序。

八月十五日，毕沅自序所掇集《晋太康三年地志》、《晋书地道志》，表彰此两书有益于实事实学。 据毕沅所集《晋太康三年地志》（《经训堂丛书》本）卷首《晋太康三年地志王隐晋书地道志总序》称： 《晋太康地志》，不著撰人。《旧唐书》五卷，云太康三年撰；《新唐书》十卷。其称《太康三年地志》者，一见于《宋书·州郡志》会稽郡始宁令下，一见裵松之《三国志注》孙皓起显明宫下。考《晋书》武帝太康四年徙辽东，王□为东莱王，而是志于东莱尚言郡；《水经注》太康五年改信都曰长乐，而是志尚云信都，则书成于太康三年无疑。惟《晋书·地理志》云罢秦州亦在三年，而是志尚列秦州，或书成后州始废矣。晋初舆地之学最

著者裵司空秀，继之以京相璠、摯虞，是书或成于数君之手。同时杜预注经，晋灼注史，其精核皆有所不及。今复其旧名，曰《太康三年地志》。若沈约止称之为《地志》，郦道元称为《地记》，司马贞、张守节称为《地理记》，《新唐书》称为《土地记》，其实一也。《晋书·地道记》，晋王隐撰，在《晋书》九十三卷之中，不知卷数。今观其所列青州下有北海郡，暨都昌、安邱诸县，西河郡有穀远县，义兴郡有阳羡县等，皆与今《晋书·地理志》殊。考杜预《左传注》北海郡有都昌县，《地形志》下密晋属北海，剧、都昌、平寿、胶东四县皆云晋后属北海。……准是数条，则处舒所编，足正唐人撰述之谬，非仅与《太康地志》相为发明已耳。盖二书作于晋，而盛行于齐、梁、北魏之时。沈约撰《宋书》，刘昭注《续汉书》，魏收述《魏史》，所征舆地之书不下数百，然约之州郡，惟准《太康》；昭之注郡国，收之述地形，则一本《地道》。他若郦道元等，又皆悬其片言，视若准的。今观沈约之论曰：“州郡一志，唯以续汉郡国校《太康地志》，参伍异同，用相征验。”魏收之序曰：“班固考地理，马彪志郡国，魏世三分，晋又一统，《地道》所载，又其次也。”足知当时言地理者，自两汉地志之外，于三国及泰始之际，则征《太康》；于晋之东西，则征《地道》，不以别书参之，亦信而有征者矣。至唐而《艺文类聚》、《史记注》、《文选注》所征引，始觉寥寥，则是书已不显也。宋初修《太平御览》，尚述是

书，故乐史《寰宇记》亦间引之。厥后阙如，盖亡失可知矣。余年来官事之暇，好搜讨地理之书，以为有益于实事实学。兹以旧所掇集者，各分为卷，付之剞劂。其《元康地志》及不著姓氏《晋地志》、《晋书地理志》数条，亦附录焉，庶嗜古者有所采云耳。时乾隆四十九年岁在甲辰八月十五日。 是年，孙星衍为毕沅所校《墨子》一书作《后叙》，表彰毕沅之有功于墨学。 据毕沅校刊《墨子》（《经训堂丛书》本）卷首孙星衍《墨子后叙》称：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既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涉于诸子之学，命作后叙，星衍以固陋辞，不获命。叙曰：墨子与孔异者，其学出于夏礼。司马迁称其善守禦，为节用；班固称其贵俭、兼爱、上贤、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长，而皆不知墨学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训》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识过于迁、固。古人不虚作，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韩非著书，亦载棄灰之法。墨子有节用，节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吾无閒然。”又曰：“礼与其奢，宁俭。”又曰：“道千乘之国，节用。”是孔子未尝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义；兼爱，是尽力沟洫之义。孟子称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而庄子称禹亲自操橐耜，而襍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风，栉甚雨；列子称禹

身体偏枯，手足胼胝；吕不韦称禹忧其黔首，颜色黎墨，竅藏不通，步不相过，皆与书传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过其门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同。其节葬，亦禹法也。尸子称禹之丧法，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当为月，见《后汉书》注。《淮南子·要略》称禹之时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又《齐俗》称三月之服是绝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诱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礼。”《韩非子·显学》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而此书《公孟篇》墨子谓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谓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曰当为月之丧亦非也。”云云。然则三月之丧，夏有时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则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又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之礼尚文，又贵贱有法，其事具《周官》、《仪礼》、《春秋传》，则与墨书节用、兼爱、节葬之旨甚异。孔子生于周，故尊周礼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势则然焉。若览其文，亦辨士也。《亲士》、《脩身》、《经上》、《经下》及《说》凡六篇，皆翟自著。《经》上、下略似《尔雅》，释诂文人不解其意指。又怪汉唐以来通人硕儒，博贯诸子，独此数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传写讹错，更难钩乙。《晋书·鲁胜传》云：“胜注《墨辩》。”存其叙

曰：“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其学以正刑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词，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又曰：“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苐，故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略解指归，以俟君子。”如所云，则胜曾引说就经，各附其篇，恨其注不传，无可征也。《备城门》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脱误难读。而弇山先生于此书，悉能引据传注、类书，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声音训故之原，豁然解释，是当与高诱注《吕氏春秋》、司马彪注《庄子》、许君注《淮南子》、张湛注《列子》，并传于世。其视杨倞、卢辩空疏浅略，则倜然过之。时则有仁和卢学士抱经、大兴翁洗马覃溪及星衍三人者，不谋同时共为其学，皆折衷于先生。或此书当显，幸其成帙，以惠来学，不觉僭而识其末也。阳湖孙星衍撰。 乾隆五十年乙巳 1785 56岁 正月初一，洪亮吉为毕沅所掇集《晋太康三年地志》、《王隐晋书地道志》作后叙， 据毕沅所集《晋太康三年地志》（《经训堂丛书》本）卷首洪亮吉《晋太康三年地志王隐晋书地道志后叙》称： 灵岩山馆丛书大类有三：小学家一，地理家二，诸子家三。地理自《三辅黄图》至宋敏求《长安志》，凡若干种。先生以亮吉粗知湛浊，梢别广轮，成志地之书，辄预校讐之役。阏逢执徐岁壮月所校《太康志》、《地道志》

二卷刊成，授简宾筵，命书后序。谨桉：太康三年者，晋平吴后苐二年也。日南之地甫入舆图，建业之宫裁为郡治，于是潘岳著关中之记，摯虞成畿服之经，王范上交广之书，徐氏作都城之录。唐李善注《文选》称《太康地志》曰：“都卢国，其人善缘高。”是知州郡之外，又志八荒；风土之余，兼详异俗；拓地万里，成于二纪；刘石未兴，扬益既灭；今甲之所载，典午之最盛云。厥后，贾耽之述四夷，乐史之详百国，盖灌舆于此。与王隐以作史之才，著承家之美，时则五马渡江才逾三主，羣龙战野已没八州。而史氏区区，欲桉伊洛之图，举秦函之界，虽寰中百县曾隶方舆，而海外十洲同夫飘渺。抚剑及伊吾之北，而□裳阻天限之汇者焉。今观所述，姑臧、穀远，辨方语之讹；大夏、令支，补职方之阙。采声罔实，或见诮于郦元；绾籍陈图，庶亟登于刘氏矣。以此编摩，推其绍述，则仲远一记，既导美于《太康》；彦季全编，殊有功于处叔。饮水知源，抚柯求叶，亦沈约、魏收之祖也。昭代右文，坤舆日闢，皇帝复撰灵河之纪，著滦水之源，舆书归于乙部，卢牟资天宸断。巍乎大哉！莫以尚矣。先生才为命世，学既专家，每集一编，期乎匝月焕绿字赤文之采，补兰台石室之藏，茫乎莫测，兴望若之。惊疑者勿言，守阙如之义。亮吉不敏，遂不辞而序之云尔。元月朔日，门生阳湖洪亮吉书于中□仙馆。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 1787 58岁 九月，王鸣盛为毕沅新校正《长安图志》作序，表

彰毕沅“静察乎考古之足以证今，披图案牒以兴革利弊”之为学精神。 据毕沅新校正《长安图志》（《经训堂丛书》本）卷首王鸣盛《新校正长安图志序》称： 秋帆先生抚陕，陕，故长安也，搜得宋敏求《长安志》二十卷，校正刻之，附以图三卷，问序于予。予向求此书未获，今始一读焉。既卒业，作而叹曰：美哉！先生才之大，而思之深，超出乎流俗绝远也。《周礼·天官》司会掌国之官府、郊野、县都之百物，凡在书契版图者之贰；司书掌土地之图，以周知入出百物。《地官》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夏官》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然则欲知舆地，必藉图志，周公已言之，章章明矣。萧何入秦，先收图书，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彊弱，民所疾苦。盖儒者不出户庭，而能周知方域，此读书之所以可贵也。以此涖政，则能先时豫筹，因地制宜，恢恢乎游刃有余焉。可见，图志之裨益于政事，似缓而实急，夫岂俗吏所知哉！唐以前地志存者寥寥，宋元人作存者不下二十余，然皆南方之书，北方惟有此志，与于钦齐乘耳！而长安汉唐都邑所在，事迹尤夥，纪载尤亦加详。宋氏此编，纲条明折，赡而不秽，可云具体。厥后，程大昌、雍录好发新论，穿凿支离，不及宋氏远矣。先生既刻此，又于其间纠正蹖驳，

疏释蒙滞，附于逐条之下焉。夫以军民政务之填委，文檄簿牍之旁午，他人竭蹷应之日不暇给，先生乃能以余力表扬墜典，斯其才之大，诚有过人者。若其静察乎考古之足以证今，披图案牒以兴革利弊，其补助化理最切，则尤先生用意之深也。先生本名儒，为文学侍从臣，出掌封圻，治绩茂异，固宜卓识之度越流俗绝远。与图每卷署河滨渔者，实出元李好文撰《古人地志》，必与图倶。司会、司书等职所谓版图、地图者，此物此志也。先生汇订以传，亦犹土训、诵训之道地图、道方志云尔。乾隆五十有二年岁次丁未季秋之月，嘉定王鸣盛西庄氏再拜谨撰，时年六十有六。

是年，成《中州金石记》五卷。 据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五十八岁条称： 自关中移节，迄今三载，公暇蒐罗金石文字，考其同异，聚而拓之，编为《中州金石记》五卷。 乾隆六十年乙卯 1795 66岁 是年，与阮元商议修纂《山左金石志》，定其义例，因奉命补授湖广总督，属阮元继成其事。 据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乾隆五十九年乙卯六十六岁条称： 公与学政阮公元商议修纂《山左金石志》，搜罗广博，考证精核。会有湖督之命，谆属阮公继成其事。书成凡若干卷，其义例皆公定也。 嘉庆二年丁巳 1797 68岁 是年，刊毕生精力所萃之《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鸿篇巨帙，有功艺林。 据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嘉庆二年丁巳六

十八岁条称： 公自为诸生时，读涑水《资治通鉴》，辄有志续成之。凡宋元以来事迹之散逸者，网罗搜绍，贯串丛残，虽久典封圻，而簿领余闲，编摩弗辍，为《续通鉴》二百二十卷。始自建隆，讫于至正，阅四十余年而后卒业。复为凡例二卷、序文一首，毕生精力尽于此书。 七月三日丑刻，卒于辰州行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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