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与比较优势陷阱

比较优势与比较优势陷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李义平

《人民日报》 ( 2006-04-19 第09版 )

在古典经济学中，比较优势原理是人们作出选择和决策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是分工、交易以及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 比较优势是相对优势。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比较优势原理作了生动形象的说明：在狩猎社会，一个人一开始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发现自己更擅长造弓箭，于是就专门造弓箭换猎物；另一个人一开始也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发现自己更擅长打猎，于是就专门打猎，然后用猎物交换弓箭。如此一来，两个人的“蛋糕”都可以做得更大，整个社会的“蛋糕”也因之更大。

在斯密比较优势原理的基础上，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认为一国只要生产自己在成本上具有优势的产品，然后与其他国家交换即可。例如，甲国较为发达，呢绒和葡萄酒的生产较之乙国都有成本优势，但相比之下呢绒更有优势，于是甲国可以集中资源专门生产呢绒；乙国虽然两种商品的生产效率都不如甲国，但相对而言，生产葡萄酒的效果更好一些，于是乙国可以专门生产葡萄酒。甲国和乙国彼此进行交换，双方乃至整个社会都可以由此把“蛋糕”做得更大。后来，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在其要素禀赋理论中进一步认为，各国之间的贸易缘于各国资源条件的差别，各国、各地区应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根据这些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理论，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成功就在于能够准确把握自己的比较优势，并不失时机地将比较优势转化为市场需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区的成功实践也符合这一理论的基本逻辑：浙江民营企业在起始阶段选择的大多是技术含量不高、资金需求不多、滚动发展能力较强的产业，而这些恰恰是浙江民营经济最初的比较优势之所在；内蒙古的一些知名企业，如伊利、蒙牛、草原兴发的产业特征，也充分反映了当地的资源优势。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的广泛存在，更是体现了我国经济在特定阶段的比较优势，尤其是成本优势。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在创新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甚至有可能使人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是指陷入或者陶醉于自己自然资源、成本或既有能力的比较优势而不能自拔。事实上，以劳动力成本或天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通常都是进入门槛不高的产业，因而会吸引更多的进入者。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地区、国家被这类产业所吸引时，人们很快就会发现，除了优势不断消失之外，还因为过多资产的投入而被套牢，其竞争优势也会日渐削弱乃至消失。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生产要素可以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传统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原理更多强调的是自然资源、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这样的比较优势在产业发展相对粗糙的时候起过重要作用。然而，以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为核心的高级生产要素，则具有创新的功能。创新不仅可以降低成本，发展出可以替代日益短缺的初级生产要素的材料和能力，还可以提升品牌等无形资产，提高附加值和竞争力。这正是荷兰在气候上似乎并不适合花卉生产，却成了世界花卉王国；韩国自然资源并不丰富，但其制造业却相当发达的原因。还有一些国家则是在传统生产要素还具有比较优势的时候，就及时走出了比较优势陷阱，提升了经济增长模式。

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应当在自主创新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些地区在完成了必要的积累之后，应视其产业状况，适时适度地走出传统的比较优势，造就和积累高级生产要素，提升经济增长模式。而在其他地区，比较优势原理依然是在面对市场作出选择时的一个基本原则，但也应尽可能地提升技术含量，打造知名品牌。 《人民日报》 ( 2006-04-19 第09版 )

文章出处：http://www.cass.net.cn/file/2006041958082.html本网发布时间：2006-4-19 9:14:21

近年来关于比较优势理论的探讨及评价

2006-10-18 胡春雷

近年来，经济学者们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是比较优势问题。从讨论的情况来看，不少学者的思维还是集中在当前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什么以及应如何发挥上面。当然这是极有意义的探讨，但笔者认为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如果不用动态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人口众多的中国势必长期只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国，而永远不能攀上以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高端产品阶梯，成为经济和科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古典经济学中，比较优势原理是人们作出选择和决策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是分工、交易以及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

比较优势是相对优势。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比较优势原理作了生动形象的说明：在狩猎社会，一个人一开始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发现自己更擅长造弓箭，于是就专门造弓箭换猎物；另一个人一开始也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发现自己更擅长打猎，于是就专门打猎，然后用猎物交换弓箭。如此一来，两个人的“蛋糕”都可以做得更大，整个社会的“蛋糕”也因之更大。

在斯密比较优势原理的基础上，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认为一国只要生产自己在成本上具有优势的产品，然后与其他国家交换即可。例如，甲国较为发达，呢绒和葡萄酒的生产较之乙国都有成本优势，但相比之下呢绒更有优势，于是甲国可以集中资源专门生产呢绒；乙国虽然两种商品的生产效率都不如甲国，但相对而言，生产葡萄酒的效果更好一些，于是乙国可以专门生产葡萄酒。甲国和乙国彼此进行交换，双方乃至整个社会都可以由此把“蛋糕”做得更大。后来，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在其要素禀赋理论中进一步认为，各国之间的贸易缘于各国资源条件的差别，各国、各地区应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在国际贸易中

获得更多的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李义平教授在回顾了经济学说史上的观点后指出，根据这些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理论，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成功就在于能够准确把握自己的比较优势，并不失时机地将比较优势转化为市场需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区的成功实践也符合这一理论的基本逻辑：浙江民营企业在起始阶段选择的大多是技术含量不高、资金需求不多、滚动发展能力较强的产业，而这些恰恰是浙江民营经济最初的比较优势之所在；内蒙古的一些知名企业，如伊利、蒙牛、草原兴发的产业特征，也充分反映了当地的资源优势。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的广泛存在，更是体现了我国经济在特定阶段的比较优势，尤其是成本优势。

但李义平接着警告说，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在创新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甚至有可能使人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是指陷入或者陶醉于自己自然资源、成本或既有能力的比较优势而不能自拔。事实上，以劳动力成本或天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通常都是进入门槛不高的产业，因而会吸引更多的进入者。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地区、国家被这类产业所吸引时，人们很快就会发现，除了优势不断消失之外，还因为过多资产的投入而被套牢，其竞争优势也会日渐削弱乃至消失。

事实也是这样，近些年我国一些矿城的衰落证明了这一点。仅靠发挥现有资源优势而不注意培养未来优势，势必导致原有优势发挥殆尽之日即是此地或此国衰落停滞之时！而且从低技术劳动力生产优势来看，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处在这种“比较优势”阶段，这就难免造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低成本激烈竞争，利润低下也就不言而喻。所以，从国际视角全面看，这样的比较优势还是否属实就很难说了。

魏杰教授也认为我国是一个劳动密集产品优势生产国，但他强调了比较优势学说成立的条件，那就是自由贸易，所有国家的商品都可以自由地交易，没有进口限制，没有配额，只要世界人民需要，我们想卖多少就卖多少。如果这一假设前提不能满足，那么比较优势学说也就不能成立。应当说，在一般情况下，这一前提是满足的，现在我们加入了WTO，关税大大降低，外国的商品可以更方便地进来，而我们的商品也可以更方便地出去，贸易还是比较自由平滑的。

魏杰认为，问题在于，我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贸易足以产生对整个世界市场的冲击，影响世界市场上某些产品的供求状况，直至引起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我国有高达40％的储蓄率，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7万亿元，劳动力每年仅新增就有1000万人，这些投资和劳动力如果都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能力相当惊人，足以对整个世界市场同类产品造成严重冲击。2004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95,539亿元，很多产品产销量世界第一，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安。中国商品在国外也屡遭反倾销等各种贸易壁垒的伤害。随着我国贸易量的继续增加，这种问题将会越来越多，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比较优势学说将因失去前提条件而失效。

另外，魏杰也注意到了资源禀赋的变化问题，尤其是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在资源禀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性。林毅夫也曾经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资金严重匮乏，因此只能是选择那些劳动比较密集的产品来生产，他们的这些产品由于成本较低而具有竞争力，也就能够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进而拥有最大的利润，资金很快积累起来，于是他们的资源禀赋开始发生变化，资本从稀缺转为充裕，它的比较优势就转化为资本密集型产业了。事实上，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资源禀赋确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一些原来单纯或较多使用劳动力的企业开始提升其资本和技术水平，从手工业作坊变成了现代化的企业，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具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再从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来看，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多数地区资本是匮乏的，可是并不排除在某些地区资本相对丰富一些；多数地区技术是非常落后的，也并不排除在某些地区和某些领域存在十分先进的技术，这样我国的产业发展也就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虽然就整体来看我国的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如果某些地区确实具有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条件，我们也同样应当给予支持。

从讨论中的情况看，有些学者特别强调比较优势的自然演化，即由市场来决定比较优势，政府和社会只是在国内经济表现出某种比较优势之后再去做些辅助工作，而不需或不能去主动培养潜在的比较优势，这是笔者所不能同意的。法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在其成为发达国家之前，无不经过一个有意培养本国比较优势时期。各国的自然禀赋相差较大，开放之初，各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是必然的，否则你就没有竞争优势，但仅止于此肯定就会遭受

相对发达国家的剥削，造成大量财富的转移和损失。相对后发国家有意培养未来竞争优势确是必要和现实的。由劳动力资源优势向资本和技术资源优势转化是人为加自然演化结合的结果，完全放弃人为因素或一味地拔苗助长都不是科学的做法。

来源：《中国改革报》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

比较优势，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发展

时间：2007-09-16 02:09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经济日报 进入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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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改革二十余年来，东中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差距总体上说来是处于“U”字型走势之中。1980年东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于中部的192%，1990年这一比例迅速下降到164%，但之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进一步加速，再次拉大了与中部的差距，到2002年东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中部的232%（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4）。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变化趋势呢？

对于上述问题，目前大致有三种观点：（1）不平衡发展战略应该对区域差距的扩大负责 （Aguighier；胡鞍钢，1995等）。（2）市场是导致区域差距扩大的根本因素，如Kim等利用Theil系数研究各产业的地区差异，结论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沿海地区农业、工业、建筑业和交通业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就明显地大于内陆地区，但这并不是区域政策作用的结果。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8)通过对各省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差异的考察，认为地区差距越来越表现在利用市场和发展机会的差距上。（3）市场与政府共同负责。胡鞍钢等(1995)认为市场失效自发促进地区差距扩大，政策向发达地区倾斜加剧了经济资源不平衡的格局。

事实上，即使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相关经济理论也存在很大分歧：从报酬递减的假设出发，会得出区域经济将趋向于平衡的结论；而从结构主义和报酬递增的思路出发，则会得出区域间经济发展势必日趋不平衡的结论 （缪尔达尔，1957；克鲁格曼，1991；Venables，1999等）。这些结论显然都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国的发展变化。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的提出就显得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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