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新形势下的新兴大国

2010-2011学年第一学期形势与政策课程

期末考试论文

论文名称 看新形势下的新兴大国 年 级 学 院 专 业 学 号 姓 名 任课教师 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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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形势下的新兴大国

内容摘要：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社会的

变革和调整。传统大国虽然相对力量受到削弱，但绝对实力仍占主导且主导国际规则的更新和主要话语权；新兴力量虽表现出很强的崛起势头，但在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有限；力量对比变化、全球新挑战和热点问题推动和加快了国际体系的转型，但迟滞性力量强大；中国作为最重要的一支新兴力量，开始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同时也成为矛盾的焦点和防范的对象。如何在上述背景下，坚持“韬光养晦”并“积极有所作为”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最大挑战。

关键词：金融危机 金融 货币 银行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社会的变革和调整。国际社会当前经历的格局转换和体系转型过程将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一次，有不同于以往的显著特征：第一，金融危机使得美、日、欧等传统大国力量下滑，加速了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新兴力量的方向发展；第二，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相适应，国际社会的合作机制也出现了一系列创新；第三，国际社会面临的新挑战，如金融危机、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核扩散等相互之间高度关联，加深了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第四，世界各主要力量加紧调整变革，传统大国之间、传统大国与新兴力量之间的互动模式都表现出新的特征。第五，中国作为牵动国际形势变化的重要因素，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美元渐暗淡,大国货币露头角。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元一直成为美国掌控国际金融话语权的象征，在国际货币格局中维持了长达六十年的垄断地位。2008年以来，全球股市以及原油、黄金等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暴涨暴跌，国际金融市场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地震，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正面临严峻考验。金融危机发生后，为稳定市场、刺激经济，美国政府发行了天量债券与美元。从长期来看，势必导致美元大幅贬值；从全球范围看，现存主要钉住美元、实行管制的汇率体系将面临空前压力。

同时，强劲挑战者欧元趁机拓展阳光下地盘，日元与英镑为维持既有的国际地位而持续挣扎，人民币等新兴大国货币崭露头角。

此外，海湾阿拉伯合作委员会、玻利瓦尔美洲联盟等都在谋划自己的区域货币，前者明确将以“海元”计价、结算石油，后者要用“苏克雷”主导美国经济

后院。虽然皆非完整意义上的货币，但是都会侵蚀美元霸权的基础。欧洲著名经济学家、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保罗·德格劳威称，目前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仍居主导地位，但纵观美元近年走势，总体呈下降态势，目前可能就是美元丧失独

霸地位、世界货币体系出现两极或三极格局的开始。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最终将失去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世界金融体系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极化。

大银行重洗牌，工行、建行和中行居前三。

金融危机前，美国银行尤其是投资银行叱咤国际金融风云，令世界诸多大银行难以望其项背。金融海啸过后，美国银行业因遭受重创正接受刮骨疗伤，欧日银行受到冲击需要休养生息，而中国银行业全球排名跃升，风头似乎正劲。 金融危机使欧美银行陷入萎缩与困顿之中，令国际大银行重新洗牌。相比危机爆发前，国际大银行市值排名出现重大变化。在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6月底，在全球市值最大的15家银行中，花旗集团、美国银行和汇丰银行位居前三位，其市值均超过2150亿美元，当时位居第15位的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市值也达到930亿美元。而到2009年6月底，中国工商银行以2570亿美元市值高居榜首，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列第二、三位，汇丰银行位居第四，花旗集团一落千丈，市值由两年前的2560亿美元缩水至145亿美元，滑出前15名行列。 金融危机使许多西方金融机构遭受重挫，不得不收缩业务和机构规模，中国金融机构应抓住机遇尽快“走出去”，扩展全球业务和网络。 影子银行萎缩，主权基金增强。

长期以来，西方金融资本主导国际金融，而且一直是私人垄断资本扮演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角。金融海啸重击西方私人垄断资本，在“影子银行系统”力量削弱、大批金融机构被国有化的同时，也正式宣告非西方金融力量尤其是主权财富基金的崛起。

西方影子银行系统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持有结构性融资工具(SIV)而进行杠杆操作的金融机构等。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在带来金融市场繁荣的同时，其高杠杆操作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脆弱性，并成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推手。据IMF统计，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金融衍生产品规模由2000年底的94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683.7万亿美元，金融危机使之出现近10年来首次下降，至2008年12月其规模收缩到592万亿美元。目前，影子银行系统在去杠杆化过程中持续萎缩。

大批西方金融机构被国有化。此次金融危机重创诸多巨型金融机构。为拯救在金融危机中奄奄一息的巨无霸企业，美欧政府不得不采用国有化手段。如美国政府接管“两房”资产、获得AIG79.9%的股权、成为花旗集团第一大股东。英国政府在银行国有化步伐上比美国更快更大。如今，诺森罗克银行的100%、苏 格兰皇家银行(RBS)的95%、莱斯银行的75%、劳埃德TSB银行和苏格兰哈利法克斯银行(HBOS)的40%股份由英国政府持有。

非西方金融力量崛起。金融危机令发达国家尤其是美英金融力量相对下降，主权财富基金力量增强。在金融海啸肆虐之时，西方各大金融机构纷纷寻求主权财富基金注资，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甚至直接请求中国和海湾产油富国增加对IMF的出资，以使IMF能向遭受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国家贷款，阻止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蔓延。据伦敦国际金融服务公司(IFSL)统计，2008年世界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的总资产增加18%，达到3.9万亿美元。据美林证券估计，到2011年，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风险资产(股票和非主权债券)中所占份额将增至16%，成为美英资本的有力竞争者，从而挑战、削弱美国的国际金融主导地位。 FDI流向骤变，中印促成大调整。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即便在“石油美元”大量涌现后，也未能扭转这一格局。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大幅下降。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09年9月发布《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称，在愈演愈烈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中，200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量为1.697万亿美元，比2007年的1.979万亿美元下降14%。据UNCTAD预测，2009年全球FDI将下降30%-40%，不足1.2万亿美元，如若未来全球经济顺利恢复增长、各国力避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及全球金融体系逐步回稳，2010年全球FDI将缓慢回升至1.4万亿美元，2011年将进一步反弹至1.8万亿美元。全球FDI大幅下滑的主因：一是金融危机发端于发达国家，导致不少跨国公司紧急撤资以弥补总部资金紧缺；二是金融危机使得美国金融业务陷于停顿，融资枯竭限制了跨国公司的正常经营。

值得指出的是，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FDI格局。2008年流入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FDI继续保持增长，在全球FDI流入量中所占比例飙升至43%，达到7350亿美元；而引发金融危机的发达国家FDI流入量骤降29%，仅为9620亿美元，但美国由于“返巢”资金的作用而不降反升，继续成为全球最大的FDI目的地。2008年，中国FDI流入量达到1080亿美元，印度猛增至420亿美元。 中印两大新兴经济体的强劲表现促成亚洲乃至整个世界FDI格局的重新调整，中印两国已占该区域FDI流入量的一半，占全球FDI流入量的1/10。在全

球FDI收缩的情况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势而上，作为全球重要投资来源地的地位不断增强。2008年，中国对外投资增长111%，首次突破500亿美元，在全球排名第13位，在所有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中排名第2位，仅次于俄罗斯。今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提高和人民币持续走强，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格局”已变，“秩序”不能不变。

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经济与金融实力的集中体现，同时为维护与增强一国经济与金融地位扮演重要角色。

自从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首号金融中心后，英国一直充当金融体系(制度)输出国的角色，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即是很好例证。危机爆发前，英国还以“原则监管”与美国的“规则监管”相竞争，以吸引更多国际公司到伦敦上市。从当前及未来金融视角来看，欧洲坚持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化是符合历史趋势的举措，欧洲金融中心将成为全球最全面和最严格监管准则的输出地。在伦敦金融城2009年9月公布的第六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伦敦和纽约继续占据前两位，香港和新加坡分列第三、四位，而法兰克福、芝加哥等金融中心排名出现下滑。

香港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全球金融中心新一轮深度调整中赢得新优势，国际地位将不断上升。当美元取代英镑之时，美国产生了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当人民币取得与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匹配地位之时，必将催生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不断扩大的人民币交易、结算网络形成过程中，上海将快速成为人民币新产品研发中心和清算交易中心，香港将成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因此，随着人民币地位的提高以及国际化的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必然绘制新版图。 一、 国际格局转换中的传统大国力量

9·11”事件后，美霸权主义心态膨胀，扩张过度，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使美付出沉重代价，单边主义外交陷入困境，美软硬实力均受损伤。在经济危机背景下，美内外交困，实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提出“多伙伴世界”和“新接触时代”，某种程度上是对美自身实力地位变化及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的承认。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还进行了一系列战略调整：一是重视大国合作。美认识到单凭一国之力无法有效应对诸多全球性问题，需加强大国间协调合作，共同应对。奥巴马调整美对外战略，放低身段，注重运用“巧实力”，改善美同主要大国关系，对外政策中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成分上升。美一些人更是提出“大国共治”、“中美共治”等说法。二是强调责任共担。美等传统大国强调全球性问题需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在极力维持自身优势地位的同时要求新兴大

国分担更多国际责任。美也注意倾听盟国意见，拉其为美战略服务。三是主动引导国际体系变革。在G20迅速上升为应对金融危机主要机制的情况下，美新政府一改以往的冷淡和观望态度，把八国集团放在一边，在匹兹堡峰会上力推G20成为处理国际经济金融问题的主要平台，并压欧盟等在国际金融机构份额上作出调整。

欧盟作为特殊的国际行为体，长期以来依赖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和一体化模式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软实力”的作用。但欧盟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的过程中，受制于传统的社会福利政策模式，其各项改革进程受阻，经济增长一直在较低水平上徘徊，失业率居高不下。此轮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了欧盟内部的经济形势。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的经济报告显示，欧盟国内生产总值今年将萎缩4.1％，欧元区将减少4％。更为严重的挑战是继续上升的失业率和增加的财政赤字将严重影响欧盟的社会稳定。除了经济、社会面临上述的挑战外，欧盟2004年“大爆炸”式的扩大，使得欧盟内部原本多样化的利益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欧盟内部27个成员国对内、对外都无法实现有效协调，严重削弱了其以“软实力”为基础的影响力。面对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力量对比的加速变化，欧盟危机感进一步加深。欧盟当前亦处于重要的调整和转型阶段，如何利用《里斯本条约》和欧盟新的10年经济战略，将直接决定其一体化的深入程度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

除了美国和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相对力量下降以外，日本多年来由于政局不稳，经济不景气，在国际中的地位也相对下降。作为当前国际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在自身地位相对下降，新兴力量崛起的国际现实面前，他们的互动模式出现了新的特征。一方面，传统大国在维护其主导地位、应对新兴大国挑战方面有共同利益，正积极协调立场、加强合作。但另一方面，美、欧、日等在应对金融危机及国际体系改革、气候变化、阿富汗以及伊朗核等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欧洲对奥巴马政府借大国合作外包责任的做法保持警惕，对美国压欧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为发展中国家让渡投票权不满。日本则要求美日关系进一步走向平等，与美也有矛盾。

二、 国际格局转换中的新兴力量

新兴力量的崛起是近年来国际格局转换中的一个重要特征，金融危机加速了新兴力量的崛起。新兴力量崛起的主要表现为：第一，与传统大国近年来经济增长迟缓相比，新兴力量普遍表现出较好的增长势头。２００８年“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５０％，预计今年中、印两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５０％。“金砖四国”整体崛起是世界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以来

第一次非西方国家的整体崛起。有专家预测，到２０５０年“金砖四国”的GDP总量要超过Ｇ７的总量，将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第二，新兴力量之间的合作渐呈机制化。新兴力量之间目前已建立多种对话机制，主要包括中、俄、印三国对话机制，8+5 对话机制和金砖四国峰会。第三，在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安全以及核不扩散等高度关联的全球性挑战面前，传统大国力量日益显得力不从心，对新兴力量的借重显著增加，提升了新兴力量的地位。

当然，新兴力量的崛起在未来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是新兴力量自身面临的结构性缺陷。俄罗斯是以高油价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巴西的低储蓄率造成经济自我生长能力较弱，印度的投资环境差使得各产业难以全面发展。如果不及时转变发展模式，新兴经济体很难取得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其次，新兴力量之间利益多元化，立场难以协调，因此合作机制的可持续性难以保证。除了属于“非西方”世界，新兴力量在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战略目标、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利益诉求也不完全一致，彼此间还存在矛盾甚至竞争。例如，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国经常以国内产业及就业安全为由限制进口中国产品。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能源需求逐渐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对稀缺资源的争夺也成为对新兴力量联合的一种考验。最后，新兴力量还面临着西方大国的分化和瓦解。

三、国际格局转换中的热点问题

国际社会不同力量之间相对实力变化只是国际格局转换的一个方面，国际社会中的热点问题及其性质也对国际格局转换和国际体系转型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国际热点问题在格局转换以及体系转型中的作用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表现出来：首先，国际热点问题和全球性挑战加深了彼此间的相互依赖。全球化使得任何国家都无法在危机和挑战面前独善其身。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和热点问题，无论是金融危机、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还是恐怖主义和核不扩散，都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与协调。其次，一些危机和热点问题加速了国际格局转换和国际体系转型的进程。国际力量对比时刻都会发生变化，但作为一种态势的国际格局以及具有机制惯性的国际体系，其变革则通常表现出一种滞后性，而危机和国际热点问题的出现则可以推动变革，缩短滞后时间。金融危机的出现便是一个典型案例。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新兴力量的方向发展；金融危机催生了G20的产生并直接推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第三，改变了国家之间的作用模式。虽然危机和挑战是全球性的，但由于不同国家受到危机和挑战的影响程度不一，也拥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因此会产生不同的应对方案。由此决定，他们在协调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组合，从而促进“多中心”的出现。最后，国际热点问题会赋予一些国家特殊的“权力杠杆”，

增加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如核扩散和恐怖主义问题的同时存在，使得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小国获得了超过其实力的影响力。再如，气候变化问题的凸显，赋予了很多小国在“国际机制”构建过程中的交换价值，显著地提升了他们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国际格局转换和体系转型的上述特点可以概括为：传统大国虽然相对力量受到削弱，但绝对实力仍占主导且主导国际规则的更新和主要话语权；新兴力量虽表现出很强的崛起势头，但在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有限；力量对比变化、全球新挑战和热点问题推动和加快了国际体系的转型，但迟滞性力量强大；中国作为最重要的一支新兴力量，开始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同时也成为矛盾的焦点和防范的对象。如何在上述背景下，坚持“韬光养晦”并“积极有所作为”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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