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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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浅谈中国传统服饰文化

浅谈中国传统服饰

摘要:服饰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载体。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创造的宝贵财富。从古到今,中国服饰走过了漫长的路程,昭显着历代的印记,从中折射出不同文化背景的深刻意蕴。不可否认,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使中国的传统服饰与悠久的文化基因互为表里,形成一派独具特色的东方气息。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具有明快的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其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形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现代中国服装设计要继承中国传统服饰“谐调”、“统一”的审美原则,在创新中实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设计只有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来把握时尚,才能真正拓展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中国传统服饰 文化内涵 审美意蕴 时尚服饰设计

服饰是人类生活的要素,又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它除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外,还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与演变,服装面料的选用与搭配,服装颜色的选择与组合,特定场合着装的选筛与习惯,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状况和科技水平,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和生活情趣,也烙有特定时代的印痕。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三大内涵

服饰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外部特征,故而不同民族的服饰所反映的文化特征也各有差异。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光辉发展历程,其内涵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但从宏观上而言,最有代表性的是其所呈现出的“和谐统一性”文化、“标示突出性”文化和“种类多样性”文化三大内涵。

和谐统一文化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服饰发展史,和谐协调与规矩统一是其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诞生以来,一直在遵循着物理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的统一,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的和谐、协调。情景交融、意象统一的美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品质。

标示突出文化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最基本的元素。这一元素主要表现在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所产生对服饰意念表达中的等级尊卑标示、行业职业标示、行为道德标示以及年龄结构性别的标示上。从原始部落头领与狩猎功臣服饰的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表示,从文官武官的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的标示,从官府制度中常服的礼制到今天的便服,晚礼服等,都彰显了其标示突出的文化内涵。标识显示不单单是一种“制度”(法制)的要求,更将其作为一种社会道德的规范。这种将服饰标识功能的意念推到了一种登峰造极地步的文化,也大大推进了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发展。可以断言,如果没有数千年阶级社会冠服制度的保障,“衣冠王国”的殊荣是不可能获得的。

种类多样性文化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又一特征。从纵向上看,中国历代服饰文化均有较大的差异。就以中国近三千年以阶级社会为形态的服饰“制度形态”演变的轨迹而言,周礼和汉服不同;唐制与清制差别也大,基本上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服饰制度,都有其特定的礼仪要求。从横向上看,由于中国地大域广,民族众多,其对服饰款式的追求上、对服饰色彩的忌讳上、对服饰材料应用的技术水平上,以及对服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场所的意象表达上,都有很大的差异,有时还反映出极大的对立。这种多样性既反映了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丰富多彩,又反映了与其他国家的不同特征。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

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

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扬长避短,突出和谐协调是传承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关键。中国的传统服饰文化受数千年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教“中庸道德”观的桎梏,政治因素影响极大,直到上世纪中期绿色覆盖全国,专衣“军干装”以及激情成“灰”等现象,使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境。这些不利于服饰文化发展的陋习都应摒弃。然而,占数千年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发展的主流“和谐协调”文化应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与社会、与人协调一致的统一美原则;以及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优秀文化都应传承,都应发扬光大。

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现“中西合璧”,是传承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有效途径。服饰文化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先进技术与先进设备的支撑,这一点已被历史所证实。特别是目前国外纺织技术,如非织造布技术的引进,将对我国服饰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起飞推进”作用。

坚持百花齐放的方针是传承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形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也是一个大区域的国家,中国更是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对服饰

文化的追求必然是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任何简单划一都将影响其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由竞争,自由发展,集百家之长,扬百家之优,方能适应中国服饰文化发展之规律。服饰文化是人创造的,服饰文化是动态的,随着人类的进步,以及不同群体间文化交流的不断进行,必将导致新的服饰文化模式的诞生,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大树必将永葆长青。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我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故,我们需要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

篇二:中国传统与近代女性服饰演变

姓名:于欢 班级:服设131班 学号:201360044421 指导老师:王蕴锦

中国传统·近代女性服饰演变

服装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支柱,上古人类用兽皮护身御寒,而这一行动,也便是人类创造衣服所迈出的第一步。之后,随着社会的演替,衣冠服饰的演变,同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生活习惯、各民族之间以及各国之间交往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服饰史是一个国家历史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在思想文化发展史中,也是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中国古人的服饰审美意识深受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深远的本质之源,这种观念把各种艺术品都看作整个大自然的产物,从综合整体的观点去看待工艺品的设计,服饰亦不例外。中国古代等级制度森严,为巩固自身地位,统治阶级把服饰的装身功能提高到突出地位,服装除能敝体之外,还被当作分贵贱,别等级的工具,是阶级社会的形象代言人。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也直接影响到了服装的审美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七雄争霸,各自为政,造成了百家争鸣学术论战,不同派别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服饰美学思想中产生了多种的审美主张。因此有了中国古代女子服饰的变化。

夏、商、周时期的衣着主要是上衣、下裳(裙)。此期妇女衣着与男子衣着差别不大,通常身穿束腰衣裳,宽带束腰,腹前垂“韦毕”,即蔽膝。周代的等级制度以礼仪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后,服饰文化作为礼仪的重要部分,成为“分贵贱,别等威”的工具,服饰制度基本形

成。夏商的奴隶主贵族平时穿色彩华美的丝绸衣服,衣上织绣或绘染各种花纹。到了周代,礼制更加森严,周代王后的礼服与天子的礼服相配衬,分“袆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褖衣、素纱”六服,以应对不同的典礼。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竞相发展自己的实力,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改变了社会山的传统观念,在思想上“百家争鸣”的同时,服饰文化也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深衣是该时期盛行的一种最有代表性的服式。深衣是将过去上下不相连的上衣和下裳连属在一起,上衣下裳分开来裁并在腰节处缝和为一体,它的下摆不开衩口,而且将衣襟接长向后拥掩,然后用腰带系扎,其襟裾随身体缠绕称为曲裾——所以这种深衣叫做“曲裾式深衣”。据《韩非子》记载:“楚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楚国的女服以深衣细长,腰肢纤瘦为特点,后世称楚国女子的细腰为“楚腰”。

此期的马背民族匈奴着“胡服”,崇尚勇武,精于骑射,因此服饰偏便捷。赵武灵王想改穿胡服,以便于骑马射箭,但又有顾虑,据《史记.赵世家》记载,他曾同先王贵臣肥义商议说:“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何奈?”肥义曰:“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的服装改革。

秦一统六国后,不用周礼,废除了六冕,只采用最轻的小祀礼服。汉代延续战国时期 的服饰风格,在图案的追求上更加趋于大气、明快、简练、多变。 在女子服装上,仍以深衣为主,宽袖紧身。衣服几经转折,绕至臀部,然后用绸带系束,衣上还绘有精美华丽的纹样。

汉代袍服可以穿在外面,演变成一种宽袖外衣。另外在这一时期,女子服装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式样,襦裙,上为襦(一种短衣,常与长裙配穿)下为裙,上孺较短仅到腰际,裙较长。 襦裙的风格多样,主要包括直领、交领、高腰、对襟等款式。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社会大动荡的时期,战乱频繁,朝代更迭,南北民族大融合,西域文化大量传入,佛教东渐,中原文化大量南进,促使服装款式、衣料饰纹起了很大变化。体现了民族融合对服饰的影响。中原人接受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将穿胡服视为时尚,乃至妇女习武也成为社会风气,“木兰从军”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佛教文化的影响下,中原服饰突破旧的礼教,不但衣着宽大,不受约束,而且坦胸露怀。这是中国服装史上的第二次变革。

此期的妇女服饰大部分继承了秦汉遗俗,有衫、裙、襦等,但服装以宽博为主,妇女穿帔子,帔子一直流传到隋唐,成为女服的主要装饰之一。

隋代服制只在原有的基础上对个别的衣冠做些调整,崇尚节俭。到了唐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精神和物质生活都极为丰富,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交往频繁,和欧亚各国也有频繁交流,在服饰广收博采异国特色,呈现百美竞呈的特色。

女性服装款式构思开放,风格浪漫华丽。妇女追求时尚,流行时装,时装的源头在宫掖,传至民间,成为时世装,白居易在诗中说:“时世装,时世装,出自城中传四方”描写了当时的盛况。唐代妇女常服的基本样式即襦裙披帛,特点是上襦很短,长仅及腰,裙腰很高,

束至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细长的感觉。裙子以红色最为流行,名为石榴裙。

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据资料记载,最早穿袍旗的汉族妇女是上海的女学生。她们穿着宽敞的旗袍,引起了各界妇女的羡慕,并纷纷仿效。同时,社会舆论对此也大加赞扬。于是,旗袍竟成了当时女子最时髦的服装。

20年代初,旗袍开始普及,其式样与清末的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旗袍的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了。20年代末,因受欧美服式的影响,旗袍式样也有了较大的改变。此时的旗袍,衣长大大缩短,穿着比以前更称身合体,也更能衬托出女性的曲线美。到了30年代,旗袍已很盛行。先是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但不久,又兴起低领来,领子越低越“摩登”,甚至有穿无领旗袍的。袖子的变化也是时而流行长的,长过手腕;时而流行短的,短至露肘。至于衣长,一个时期流行长的,长至下摆曳地;以后又流行短的,短过膝盖。从40年代起,旗袍的式样趋于取消袖子,缩短衣长和减低领高,使旗袍更加轻便、适体。新中国成立之初,妇女穿旗袍的还很普遍。以后由于各种原因,穿旗袍的就越来越少了。但旗袍作为我国的一种传统的民族服装,是具有一定特点的。它线条简练而优美,造型质朴而大方,比较适合妇女穿着,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影响。近年来,我国的服装设计者集思广益,推陈出新,将传统的旗袍式样与现代女装式样揉合起来,使旗袍以崭新的风姿出现在人们的面

篇三:浅谈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时代发展

浅谈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时代发展

中文摘要: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经过上下五千年共同创造的优秀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论文通过服饰文化的三大内涵,贯穿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服饰文化,讨论服饰文化的时代发展。

关键词:服饰文化;传统;服饰形制;时期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the traditional costume culture i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wisdom of all ethnic group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of costume culture, the long history of costume culture and the lately development of costume culture.

Key words: costume culture;tradition;period;custumes and shapes

前言

服饰文化是人类重要的物质文化之一,其中又饱含着人类精神文化的因素。服饰文化随着自身的日益发展,其所富含的精神文化成份也越来越多。服饰能够极为敏锐地反映文化的变迁。从古到今,中国服饰经历了漫长的路程,昭显着历朝历代的文化印记,从中折射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深刻意蕴。不可否认,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使中国的传统服饰与悠久的文化基因互为表里,形成独具特色、富含东方气息的服饰文化派别。 服饰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外部特征,故而不同民族的服饰所反映的文化特征也各有差异。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光辉发展历程,其内涵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但从宏观上而言,最有代表性的是其所呈现出的“和谐统一性”文化、“标示突出性”文化和“种类多样性”文化三大内涵。

一、 和谐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服饰发展史,和谐协调与规矩统一是其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诞生以来,一直在遵循着物理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的统一,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的和谐、协调。情景交融、意象统一的美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品质。

中国素有“衣冠之邦”的赞誉。“上古衣毛而冒皮”,《后汉书.舆服志》如此追叙古代先民服饰。与渔猎、采集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一致,先民以动物皮毛为服饰的“原料”,服饰雏形初现,人类也从茹毛饮血的混沌时代迈出了走向文明的脚步。据汉代学者郑玄等人的推测,最早的先民衣式,可能仅是一块围系于下腹至隐私部位的皮毛。从遮前到蔽后,在御寒、护腹的同时也用来遮羞,“衣冠王国”的服饰便从最初的这块皮毛,开始了漫长的演变。无论生活环境是严寒还是酷暑,遮羞是服饰在起源之际的共通功能。新时器时代,人们开始用麻布缝制衣服。

周代是我国历史跨入文明时代之后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纺织技艺大为提高。随着生产力的增强,国家出现了专门为贵族生产丝绸的作坊,表明规模性生产丝绸的开始,丝绸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得到确立。

随着张骞出使西域,服饰文化伴随丝织物传播于中亚、西亚乃至世界各地,中国亦获“丝国”盛誉。经济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推动着汉朝服饰风尚的变化。人们对服饰的要求越来越高,穿着打扮日趋华丽,尤其在一些贵族之家,服装锦绣绮纨,配饰珍异,金银错缕,无不穷极。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服饰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时代。战争频繁、王朝更迭,东汉中期以来的地方割据、军阀混战,断送了汉王朝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战乱和随之而来的灾荒、疫疾,一方面使得民众背井离乡、迁转流落,另一方面却以大规模迁徙的方式,打开了各民族文化传播与融合的渠道。中原人民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相互影响,服饰风尚为之一变。其中既有自上而下的变革,也有来自民间的服饰审美变化。 隋唐时期帝国国力强盛,尤其是初唐至盛唐一百多年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顶峰时期。社会的安定富裕,文化的开放交流,使得唐朝政府一度表现出了兼收并蓄的胸襟与气度。此时期的服饰文化,异彩纷呈,远播海外。至今中

国东临地区的一些国家,仍将隋唐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礼服,可见影响之大。

唐代丝绸生产达到历史高峰。开元天宝年间,庸调收入丝织品七百四十余万匹,为中国历代丝绸贡献最高值。1长安就有少府监织染署,掖庭局、贵妃院以及内作使等机构下设官营丝绸作坊。全国的丝绸生产空间空前扩大,无论在织造技术或是图案纹样上都有新的、重大的变化,其品种之丰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历经了盛唐的绚丽之后,服饰在宋代走向了质朴、洁净和自然。宋王朝在初期短暂的繁荣过后,便陷入了与辽、金、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局面。南宋更是偏安江南。内忧外患的政治现实之下,宋王朝不断调整服饰礼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张“存天理,去人欲”的程朱理学也确立了在当时的主导地位。整个社会舆论主张服饰不宜过分华丽,崇尚简朴,尤其妇女服饰“惟务洁净,不可异从”。同时,不同民族间的服饰文化交流也在延承。

五代十国后,宋王朝之外,先后由少数民族建立起多个政权。契丹族建辽,党项族建西夏,女真族建金,蒙古族建元。伴随仅是对抗频繁,政权屡番更替,禁令宽紧张弛,此一时期不同政权统治下的服饰文化表现出了较大差异,其间亦有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渗透与融合。

二、标示突出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最基本的元素

这一元素主要表现在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所产生对服饰意念表达中的等级尊卑标示、行业职业标示、行为道德标示以及年龄结构性别的标示上。从原始部落头领与狩猎功臣服饰的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的标示,从官府制度中常服的礼制到今天的便服,晚礼服等,都彰显了其标示突出的文化内涵。标识显示不单单是一种“制度”(法制)的要求,更将其作为一种社会道德的规范。这种将服饰标识功能的意念推到了一种登峰造极地步的文化,也大大推进了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发展。可以断言,如果没有数千年阶级社会冠服制度的保障,“衣冠王国”的殊荣是不可能获得的。

随着国家机构的完善,冠服制度开始确立。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证实,

夏商之时中国冠服制度已初步建立,商代的冠服已相当完备。随着战国时期激烈的社会变革,一方面出现了各诸侯国“各殊习俗”的多样性格局,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商代服饰制度已名存实亡。周时期,宗法制的产生决定了服饰的尊卑,如冕服、弁服等,出现深衣(衣裳相连)。冕冠是帝王群臣参加祭祀典礼时最贵重的礼冠。周代以前,君王所用的衣裳之上,绣有十二种纹样,后一直延续至清。此时人们便遵照“露体失礼”的标准来规范自己。

赵武灵王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重要人物。因传统的上衣下裳在打仗中不便捷,宽大的两袖不利于射箭,围裳不利于跨骑,因此,赵武灵王决定采用“胡人”的服饰,主要有窄袖短衣和合裆长裤。虽然是出于军事的需要,但他引进胡服的魄力,确为中国服饰变革带来了新气象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强大繁荣的时期,作为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朝代,秦王朝之建国伊始,即兼收六国典章之长,创立了各种制度,从而改变了战国时期车途异轨、衣冠异制的杂乱局面。秦始皇笃信阴阳五行学说(五行各自对应的五种颜色:青、黄、赤、白、黑),认为周属火德,能克火者为水,秦则属水德,所以国家以黑色为尊。赵武灵王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重要人物。因传统的上衣下裳在打仗中不便捷,宽大的两袖不利于射箭,围裳不利于跨骑,因此,赵武灵王决定采用“胡人”的服饰,主要有窄袖短衣和合裆长裤。虽然是出于军事的需要,但他引进胡服的魄力,确为中国服饰变革带来了新气象。

其后刘邦建立的汉王朝采用休养生息政策,社会出现了繁荣昌盛景象。公元59年,汉明帝时期议定车服制度,礼服之制有章可循,服饰的职别等级,尤其体现在冠帽和配绶之上。上周时期的冠饰已具雏形,汉代冠制日趋完善,此时的冠已不单单是昭名分、辨等级的一种符号,还标识着文武官员的级别,甚至还表达在这个职分下的某种精神价值。配绶制度产生于秦代,到了汉代被沿袭下来,并在其基础上衍生出更加具体的规定:身份越高,绶带越长,编制越多,就越紧密。

魏晋南北朝的著名人物北魏孝文帝,可看做是拓跋族的“赵武灵王”。他的服饰改革是整个汉化政策的一部分。他全面推行汉化政策,鼓励鲜卑和汉族同化,禁止鲜卑士

民穿着胡服,并颁布了大规模的胡服改革法令。在祭祀朝会上,他着汉族衮冕衣裳,以身示法,并参照汉魏服制,制定了五品以上职官的各种礼服及配绶制度。

唐代的“黄袍”具有等级意味,有明确规定,除天子外,各色人一律不许着黄。黄袍是皇帝的专用服饰。在袍服的色彩上,除去对黄色的限定外,对官袍的颜色也有定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下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唐代的将帅平常穿袍,军士穿袄,称为“战袍”、“战袄”。将帅的战袍上,有时还绣有狮、虎、豹等图案,以助军威。出战时的铠甲一般由金属、皮革或绢布制成,用于实战的主要是铁甲和皮甲。

隋唐时期的幞头,到宋代已成为官吏的主要首服,上自皇帝,下及百官,除祭祀庆典、隆重朝会使用冠冕外,其他场合都用幞头。

五代十国后,在同一政权下,特别是与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相连,服饰制度也多经调整变化。辽服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由遂古之风走向冠服制度的创立,但其制采汉、辽两种不同体质,分别适用于契丹和汉族,因而体制不甚统一。金国在夺取宋朝半壁江山后参照宋朝服制一一定明,从皇帝臣僚到庶民,均有章可循。西夏从臣属到建国,一方面衣冠服制是表征国家关系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受到文化因素影响,变为“汉服”与“番服”之争。从游牧到入主中原,蒙古人建立的元代帝国,在服饰上受汉族影响日深。

自宋之后,中国政权长期掌握在非汉族之手。明朝从蒙古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对整顿和恢复传统的汉族礼仪制度相当重视。为标榜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明帝国废弃蒙元服制,取法“正统”,历时三十年制定新的服制。种种法度依据汉族的传统习俗至1393年基本确立。中原服饰由此得到复兴,但一定意义上的回归也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相应变异。除了来自统治者的服饰规定外,最为典型的,是江浙地区江南人士的服饰逾越名分,逐渐趋向华丽鲜艳。

明代皇帝之服主要是冕服和常服,冕服通常在祭祀天地、宗庙、册立以及登基大典时穿着,衣用黑色,裳用黄色;官吏服装分为公服和常服两种,重大活动时穿公服,在本官署处理日常事务时则穿常服。常服在胸前及后背各缀一方补子,文官用禽,武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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