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汉代彩绘陶壶装饰艺术 - 图文

洛阳汉代彩绘陶壶装饰艺术

郭画晓

2011-11-27 20:39:30 来源：《中原文物》(郑州)2001年03期第47～50页

【作者简介】郭画晓(1963.5)，女，河南省洛阳市人，洛阳博物馆馆员。洛阳博物馆，河南 洛阳 471000

【内容提要】 洛阳地区出土的汉代彩绘陶壶数量多，图案精美，题材丰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本文从造型、图案和色彩三个方面分析了彩绘陶壶的装饰艺术风格。

The painted pottery vases unearthed in Luoyang have theexquisite designs,and rich contents.The article analyses thedecorative art style of the vases by checking their shapes,designs and colour.

【关 键 词】洛阳/汉代/彩绘陶壶/装饰艺术Luoyang/Han dynasty/painted pottery vases/decorative art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731(2001)03-0047-04

彩绘陶是在烧成的陶器陶坯上先涂一层白垩或黄衣作底色，然后再在上面墨勾线条，填色涂绘而成。它一般制作精美，多为殉葬明器。

我国的彩绘陶始于春秋时期，战国以降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不仅产量大，形制多样，而且彩绘线条流畅，图案优美，色彩也较前代更为丰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93年河南洛阳西工区战国墓出土的多件彩绘陶器中窥见一斑（注：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西工区东周墓》，《文物》1995年第8期。）。汉代彩绘陶器在继承战国传统的基础上达到了极盛，这和汉代“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注：《后汉书?光武本纪》。）的厚葬之风是分不开的。文帝时，又规定殉葬之物“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注：《汉书?文帝本纪》。），

由此极大地推动了彩绘陶器的发展。

洛阳素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注：《读史方舆纪要》。）之美誉，“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严阻，扶二崤之崇山”（注：东汉?傅毅《洛都赋》。）。汉高祖刘邦慕其形势天成，以为“背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也”（注：《汉书?娄敬传》。）。西汉末，王莽篡权，称洛阳为“中市”。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定都洛阳。洛阳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两汉的400多年里，洛阳一直是达官贵人和富商大贾的云集之地，也是他们的安身长眠之地。唐王建诗曰：“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这也许就是洛阳出土众多彩绘陶器的历史缘由。

解放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洛阳烧沟、中州路、涧西等地发掘了2000余座汉墓，出土了众多的彩绘陶器，其中尤以彩绘陶壶最为精彩。彩绘陶壶是“汉墓盛装粮食等物品的一种随葬陶器”（注：苏健：《洛阳汉代彩画》，河南美术出版社，1986年。），它大致可分为粉绘、朱绘和彩绘三种。其造型敦厚、朴实，图案精美，色彩绚丽，表现题材也极为丰富、多样，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想象混沌而丰富，情感热烈而粗豪的浪漫世界”（注：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下面就从洛阳汉代彩绘陶壶的造型、图案和色彩三个方面来谈谈它的艺术特色。

一、彩绘陶壶的造型艺术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艺术品都受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洛阳汉代彩绘陶壶在造型上抛弃了秦代造型艺术中拘谨呆板的风格，而将楚艺术中生动的一面与北方朴实气质相融合。它既饱满又宏厚，体现出汉代社会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和审美风范。

我们知道，线条是任何器物造型的基本元素，即由线组成面，由面构成体，而各种线条（如直线、曲线、弧线、折线）和体面的组合与变化，空间的虚实与

体量的大小又共同构成了器物的整体造型美。就洛阳汉代彩绘陶壶的器形演变来看，汉武帝时期的壶，形制多为盘口，壶颈近乎直筒，鼓盖大于口部，圆腹上下作两道凸弦纹，足作束腰覆盘状。昭帝以后壶的形制不尽相同，但外轮廓线多呈弧圆状，壶形似一个束腰葫芦，有一种充盈扩张之势。如1992年洛阳西工区邮电局372号汉墓出土的四神纹彩绘陶壶（注：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邮电局372号西汉墓》，《文物》1994年第7期。），通高46.5厘米，口径16.8厘米，腹径30.4厘米，底径17.6厘米。折沿，口外敞，筒形高颈，球形腹，折曲状假高圈足。该壶腹部庞大，接近圆球形，器身显得丰满硕壮。（图一）而构成该壶腹部两侧的曲线，则是采用了一条富有韵味的自由曲线，它贯穿整体，气势连贯，强调了壶形的整体感和优美感。同时，在造型结构上表现出的形体比例适宜，空间虚实对比和谐，整体体量对比匀称，使得整个器物形体之间充满了力度，隐含着一种扩张力和收缩力的平衡。

图一 四神纹彩绘陶壶

二、彩绘陶壶的图案艺术 1.纹样的分类与内容

洛阳汉代彩绘陶壶的纹样主要有几何纹、云气纹、鸟兽纹、狩猎纹、人物车马和神怪形象等。几何纹包括三角纹、S形纹、菱形纹、点纹、锯齿纹、波折纹，具有较强的形式感；云气纹有卷云纹、流云纹、锐角云纹、涡云纹和变形云气纹。鸟兽纹主要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纹。狩猎纹有猎牛、猎虎图。洛阳西汉墓（编号CIM35）出土的狩猎纹彩绘陶壶（注：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主体纹饰以朱、墨二色绘骑马戴冠武士二人，一人张弓搭箭，射一犎牛，一人举弩待发，瞄一猛虎，间有花鹿和大雁，形象生动，富有意境。（图二）图中人兽相戏的画面是艺术家“乘物以游心”的自由追求，也是艺术家把美置于人与动物、天地之间的真实写照。此壶是目前国内已发表资料中的唯一一件，足见其珍贵。人物车马出行虽然在汉代壁画中经常作为表现的内容题材，但出现在彩绘陶壶上还是首次发现（注：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金谷园小学IM1254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9期。）。洛阳金谷园小学IM1254西汉墓出土的1件车马出行彩绘陶壶，通高49厘米，口径18.4厘米，腹径33.6厘米，底径19厘米。（图三）主体纹饰丰富，壶盖及壶身通体用红、黄、紫、绿、褐等色绘制成9组图案。其中，一局部为一红鞍绿马和一红鞍紫马，均四蹄腾空，飞奔向前，车上有一绿衣御手，面容漫漶不清。神怪形象主要有人首兽身、人首鸟身。如洛阳烧沟M126出土的人首兽身朱雀纹彩绘陶壶、洛阳市29工区M425出土的人首豹身青龙纹彩绘陶壶。（图四）此类形象可能就是《山海经?中山经》所说的伊洛一带的神怪，其似虎身且有翼的人首兽身形象与传说中的“马腹”、“化蛇”极为相似，有辟邪、守护之意（注：宫大中：《洛都美术史迹》，湖北美术出版社，1990年。），是

汉代升仙思想的具体体现。又如1958年洛阳专区粮库21号汉墓出土的彩绘仙人戏龙虎陶壶；腹上主体纹饰为二仙人分别戏一龙一虎和人面兽、人面鸟各一，并间以流云纹，同样是汉代神仙思想的反映。

图二 狩猎纹彩绘陶壶局部纹样

图三 车骑出行彩绘陶壶

图四 人首豹身青龙纹彩绘陶壶局部

2.装饰图案的组织结构

洛阳汉代彩绘陶壶装饰图案的整体结构通常采用一种比较固定的构图格式：器壁一般是用多条平行线环绕并作横带分层，以红色或黑色线条作为组与组之间的分隔，在平行线上下填绘二方连续纹样和主题纹样。纹样每组一种，组数少至四组，多达九组，通常以腹中部的一组最大。彩绘陶壶这种以横带分层的结构形式，既与器物造型相得益彰，加强了器物造型的美感，又在装饰形式上建立了一种令人悦目的视觉样式，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

洛阳汉代彩绘陶壶的图案组织主要有二方连续纹样、四方连续纹样、适合纹样以及单独纹样等组织形式。二方连续纹样多为横式左右连续，最多见的基本组织形式为S形、折线式、几何式、散点式等，其单位纹样的构成主要有对称和平衡两种。四方连续纹样的基本构成方式有散点式和斜方连缀式。适合纹样运用的也比较多，其构成有三分回旋式和十字形四分结构，主要用在彩绘陶壶的器盖上。而单独纹样多为壶的主题纹样，或作青龙、白虎、朱雀相追逐于云气间；或作人面兽身羽翼的神异形象遨游于彩云中；或猎虎、猎牛，或车马出行。总之，洛阳汉代彩绘陶壶图案组织的连续、重复、回旋、辐射等方式，体现了我国装饰艺术的对立与统一、均齐与平衡、节奏与韵律、协调与秩序的内在原则。 3.装饰图案的构图

洛阳汉代彩绘陶壶的构图美主要表现在构图的完整性和画面空间的节奏与韵律。构图的完整性，是指既要求整体结构是一完整的统一体，又要求画中的形象特别是主要形象，在画面内完整地表现出来。这在汉代彩绘陶壶的适合纹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陶壶壶盖纹饰，其主体纹样为漩涡云气纹，其骨架结构由三组单个云气纹呈回旋式组成，云纹抽象而几何化。整个图案自身结构严谨，形成了一个统一体。又如西汉墓出土的狩猎纹彩绘陶壶高43.50厘米，口径18.50厘米、腹径34厘米。纹样上下共分为四组，一、四两组为锯齿纹，二组为云气

纹，三组为猎牛、猎虎纹主题纹饰。主题纹饰所表现的武士与犎牛、猛虎展开搏斗的惊险场面，扣人心弦，气势非凡。极富表现力的形象塑造，使得画面上形成了一个视觉中心，突出了画面构图的完整性。

另一方面洛阳汉代彩绘陶壶的装饰图案又具有节奏感和韵律美。以二方连续的涡云纹为例，它以涡云纹为基本单元，以二条长平行线作为单元涡云纹的起始和结尾的连接线，并以此平衡地挑起了飞动的涡云纹。它左右伸展，连续出现，既显示出变幻多端、圆润流畅的云纹的神韵，又展示给人一种特有的节奏。而洛阳烧沟出土的西汉云纹霏雨纹彩绘陶壶，壶体纹饰由折线式云纹、S形云纹、锯齿纹和霏雨纹组成，它们上下有序地排列展开，显示出汉人对韵律的深刻感受。同时，图案中那反复出现的曲折盘卷或流动飞舞、粗细相容或刚柔相济的直线、曲线、折线和弧线，如同音乐一般，构成了一个自由奔放、飞动的气韵旋律。

三、彩绘陶壶的色彩艺术

色彩作为绘画的本体语言，可以说是构成洛阳汉代彩绘陶壶艺术风格的基本要素。洛阳汉代彩绘陶壶除沿用战国彩绘陶的红、黄、黑、白四色外，还增加了橙、赭、青、绿、灰、褐等色，从单纯的原色扩大为复杂的间色的配置，加强了色彩之间的对比关系，使画面色调更加丰富和谐。如在白色底上，用黑色勾画轮廓，红色作点缀；或用红色作主纹，以黑色框外缘；或以黑色为主纹。如洛阳烧沟出土的白虎云气纹彩绘陶壶，以暖色为主调，间施部分石青色，与暖色形成强烈的对比。其间的褐、棕、红、棕黄等大面积邻近色与同类色的运用，更使得彩绘陶壶的色调明亮而又富于变化，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层次和多姿多彩的视觉效果。此外，以黑色为地的彩绘陶壶，纯朴典雅，颇具神秘色彩，也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方性。

洛阳汉代彩绘陶壶以其独有的造型，绚丽华美的色彩，飞扬流动的线条和丰富的想象力，展示出了汉代以大唯美，非写实因素浓重的艺术风格，渗透着汉代

特定的社会思潮。众所周知，汉代国家富庶，国力强盛，汉人的自信达到了一个高峰。而与此同时，汉代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逐步形成了无拘无束的文化心理。在文化领域内，汉人仍保持了楚文化特有的乡土本色。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念支配下，“以儒学为标志，以历史经验为内容的先秦理性精神也日渐濡染侵入文艺领域和人们观念中，逐渐溶成一种独特的南北文化的混同合作。楚地的神话幻想与北国的历史故事，儒学宣扬的道德节操与道家传播的荒忽之谈，交织陈列，并行不悖地浮动、混合和出现在人们的意识观念和艺术世界中”（注：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因此我们认为，洛阳汉代彩绘陶壶在艺术风格方面既保持了楚文化中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色彩的遗风，又延续了楚艺术中的一些奇异怪诞内容，造就了一种人神共处、人神共乐的梦幻图景。同时，楚文化的因素又纳入到中原本土文化之中，使得洛阳汉代彩绘陶壶富于地方特征，表现出磅礴的气势，充满着自信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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